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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定义大概已经变成了会“作(zuō)”的行家,会“作”,才有眼球。 韩寒主编的杂志《独唱团》近日上市,捧场的和砸场的扭作一团。其间,有几名自称“80后新锐作家”,发表宣言,联名抵制。在宣言中他们称:《独唱团》是一本虚假造作的流水账簿,里面充斥着一些无病呻吟、肆意呻吟、假装呻吟、浪荡呻吟的病 态文字,甚而拿肉麻当有趣,把无知当个性,“粗制滥造”、“低级趣味”…… 《独唱团》杂志的优劣,当然可诉公评,但倘若上述批评占据上风,就十分可悲。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萌芽月刊》上发文《我们要批评家》,有感于好的文艺作品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因此呼吁“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的出现。 如今的文艺创作黄河万里、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和毫无价值的杂陈在书摊上,让寻求真正知识的读者惶惑不安。就青春文学来说,也确有“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出现,因此好的批评家、品鉴者尤显可贵。但真批评家矜于开口、不屑于开口或者缓于开口,“新锐”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猫阿狗”。 文艺批评不同于政治评论、产经分析,它较为轻松,也相对主观,但毕竟不是坊间议论,私相授受。批评者应该具备超我的立场,把是非真伪与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美丑与一己的爱憎分开。公开的文艺批评有其“门槛”。所谓批评者的“门槛”与批评者的身份、地位关系不大,却关乎批评者的操守。 门槛之一,不“向壁虚造”。老饕未必都是大厨,但起码要遍尝珍馐。文艺批评者对文艺作品要有基本的识见、了解,不能做到博览群书,就切莫大惊小怪,指着孔雀大呼“这只火鸡毛色不纯”,是要贻笑大方的。比如“80后新锐作家”们批评《独唱团》,不就事论事,不针对其中的文章,不涉及具体的作者,只是扣帽子,冠名词,下定义,看似风风火火,实则言之无物。这是“捏鼻头造梦”,凭空臆想。 门槛之二,不“故作豪言”。批评者将别人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自己却立上道德至高点,喝一声:“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企图在气势上先压人三分。反问那些将韩寒归于“伪文学”的批评者,究竟是被何人授予了“真文学”的立场?豪言并非全无道理,有时也能说准一星半点,但就像端午节后的粽子,是要大打折扣的。 门槛之三,不做“诛心之论”。炮轰《独唱团》和韩寒的言论中,很有一部分“诛心之论”,这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首先揣摩动机,然后贬损人格,最后糟蹋作品,这种批评于人于己全无半点好处。所谓“道人是非者本是是非之人”,“诛心之论”看似最咬牙切齿,却也暴露了批评者的面目,同时转移了公众对文艺作品的焦点,蒙蔽了作品本身的好坏,空耗了社会资源。 钱钟书先生说:“文盲是价值盲的一种。”我们知道色盲绝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 原载：《光明日报》2010-07-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