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获奖作品揭晓后，引来各方关注。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五位评委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康震，他们就这次评奖的总体印象，怎样体现散文创作的总体走向，如何凸显散文文体创新的意义，怎样理解散文写作的专业精神等问题发表见解。 “在场主义”关注精神在场，关键是要写出真实的感情 记者：请您结合评奖的过程和结果，简要谈谈对这次“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奖的总体印象。 陈思和（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这次评奖的过程比较简单，评委们没有聚在一起开会，也没有在投票前发表各自的意见，都是个人独立阅读后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通信投票的，每个评委对优秀散文的标准肯定不一样，所以投出来的结果，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 丁帆(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评奖过程的最终结果中采取了主动回避制，更加凸显其公正性。要说遗憾，任何评奖都会留下遗憾，问题就在于怎样将遗憾降至最低值，才是大家所要努力的结果。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虽然评委在各省分别投票，就总的结果来看，得奖作者还是比较集中，尤其是一等奖获得者林贤治得到绝大多数评委的认可，这是令人欣慰的。其他两名得奖者周晓枫和龙应台也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至于其他比较年轻的得奖者大致也还是公平的。 记者：一个文学奖项的结果，最能体现它所想表达和呼喊的声音。在场主义奖最终结果公布，您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它的倾向性和选择性何在？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立场？ 刘亮程(散文家)：头奖给林贤治代表了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价值取向。林贤治可能是他那一代作家中最寂寞的一位思想者，一块精神的“硬骨头”。《旷代的忧伤》写作时间跨度数十年，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追问和呈现却一如既往，是一部让我们看见那些伟大灵魂的书。周晓枫的《雕花马鞍》是女性散文难得的收获，其文字有极端的妖娆之美。 在场主义关注精神在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适合所有好散文。我个人还倾向于突破纯文学范畴，在中国传统的文章概念内评选散文，从这个意义讲，那些文字上乘影响非凡的随笔，政论，经济民生论文，哲学宗教著作等都在评选范围，在场主义应该是一个面向天下文章的散文大奖。 康震(北师大文学院副院长)：“在场主义”散文，我的理解就是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不空谈，这就是散文创作的根本所在，关键是要写出真实的生活，要有真实的感情。本来就是不拘形态的。至于我选择的标准，就是尽量让其中有更多的多元的代表。不能选择同一题材的作品。 体现“在场主义”，还是凸显文体创新，这是两难选择 记者：一般来说，一个权威的奖项，或能预见或引领一个时段的创作风潮和走向，我们能从中窥见一种规律性的东西。从这次评选的结果，特别是从分量最重的散文奖和提名奖的名单看，似乎很难找到共同的规律。您是怎么看的？ 孙绍振：我觉得从这次评选结果来看，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大家对于散文的思想锋芒有比较高的要求，这是符合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精神的，林贤治的得奖可能就是跟这一点有关。 陈思和：林贤治先生的散文有着鲜明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获得票数最多也说明了评委们某些一致的态度。同时，评委们是在互不影响的情况下投票的，各自的趣味不同必然会使票数分散，所以首奖与提名奖并不呈现同一种风格是很正常的。 丁帆：这个奖项对于我来说，我不在乎它的钱多钱少，我在乎的是它的价值立场———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管他人怎么投票的，我是尊崇了这个原则的。从投票结果上来看，大家也是不谋而合的。 记者：从个人的阅读感觉看，林贤治的获奖散文，偏重于以一种激情的叙述撞击思想的内核，能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周晓枫和龙应台的散文，则偏重于细节和感觉的叙述，更多包含了一种于无声处叩击人心的意味，相比之下，这更能体现散文写作的艺术水准。当然，这两种写作的方式应该说各有千秋，但其中也能看出一种思想的焦虑。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能见出大气象的思想和精神了吧。您以为呢？ 孙绍振：你说得完全对，从在场主义散文奖来说，我们这一次比较注重在场，但是对于散文这一点还不能说已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果纯粹从散文的发展来看，周晓枫无疑更有文体意义上的突破，在这点上，似乎评委之间还有待于取得共识，可能这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丁帆：我并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如果说周晓枫还有你所说的那种重细节和感觉的特点，那么，龙应台恰恰是要通过细节的表述来表达一种大境界，和她同期的另一部大散文相比，这一部作品显然逊色一些，但是“龙风犹存”（按：指龙应台文风）。更不用说大家对林贤治的看好，正是看中了它的大气磅礴和思想的敏锐，这正是大家对近二十年来散文思想表达下坠的不满的表达和反弹。一个没有激情的散文时代是一个文学悲哀的时代！ 记者：从获奖作品名单看，基本上都是专注写散文的作家获奖。其实，有些跨界写作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上并不逊色，比如韩少功、北岛、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等。这样的评选结果，是否也意味着对散文写作专业精神的肯定与激扬？ 丁帆：你说的这个现象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是只看作品说话的。你说的这些大家，可能散文写得很好，但是，由于评奖的角度不同，所以不在我的遴选范围之内。比如张炜，倘若评选一个浪漫主义的散文大奖，我首推的就是他。 孙绍振：你说的这些散文家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他们的散文已经获得过全国大大小小的奖项，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评委们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更显著的发展的话，一般来说评委们更愿意把票投给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肯定的新人。 记者：这次奖项的新锐奖部分，给我一种庞杂的印象。创作形式的多样化，无疑值得赞赏。但从年龄段上来考量，未免过于分散。通常，我们对“新锐”的理解，是包含了年龄的界定，或许还有文体的创新。该怎么理解体现在这一奖项中的“新锐”？ 孙绍振：新锐就是要杂。以杂来拓开视野。不宜过早地考虑集中。 丁帆：的确，“新锐奖”也是我最不满意的部分，因为终审也只能是“带着镣铐跳舞”，所以就我而言，只是就我的审美观来进行质量的评审而已。要说遗憾，这就是最大的遗憾。 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关键在于它的质量和人心所向 记者：相对于小说所受到的关注，散文写作近年来确实会显得沉寂无序，缺少振臂一呼从者云集的旗帜。您认为当下的散文界最缺乏的是什么，最应该号召的是什么？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对这种文体做真正的推动？对于我们现在所做的各种尝试，无论目的与结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刘亮程：沉寂无序是散文常态。散文本来就是不易轰动的文体，靠一两篇散文引起巨大关注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一个散文作家写数年，数十年，出一个集子，出来时已是旧文，谈何轰动。散文写作注定是沉寂的。这数十年来，中国以散文名世的作家不出两三位，小说名家却很多。说明散文写作难度高，大家不易出。当下的散文写作整体平庸，缺少与大地血肉相连与生活气脉相通的大散文。这也是事实。对当代文学，我们只有在阅读中期待，在期待中阅读。评奖亦如此，奖年年要评，好文未必年年有。平常年代，平常心对待。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奖”，尤其值得关注的，或许还有它如此之高的单项奖金额度。近年，国内各个奖项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奖金额度节节攀升。应该说，奖金的高低，与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丁帆：我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不在于它的钱多钱少，关键就在于它的质量和人心所向。最近我也在参加鲁迅文学奖的终审，我以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评审，这一点才是最低原则，当然，也是评奖的最高原则！ 孙绍振：你的这种提法我不赞同，把奖金的数额和奖项的质量简单地对立起来，在逻辑上犯了轻率概括的错误。 陈思和：关于奖项的奖金额度，总是越高越好，何况现在我们主流社会舆论对文学的重视还远不到“重赏”的程度。民间有识之士能够投资设立奖项，是促使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发展的有力推动，我以为，根据不同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甚至于对文学的不同理解而设的各种文学奖金越多，对繁荣文学创作越有利，因为它消解了独尊一家的文学观念。 对于作家而言，获奖总是可遇而不可求。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不会为了奔奖金去写作。再进一步来讲，高额奖金对获奖作家当然是一种有益的回报和鼓励，但是决不会因为获奖了，作家就变得更优秀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以平常心来看待这类奖项。 原载：《文学报》2010年09月1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