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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根性”:来龙去脉 2003年，诗人杜马兰在《上海文学》第9期“水心”栏目发表“诗观”，重捡草根一词，他写道:“我以为，我们终归要回到诗歌的草根年代。我们还是要像祖先一样，只为着认真的情感，而认真写诗。”草根年代无疑是指《诗经》的年代、“风雅颂”的年代，他提醒诗坛对占典文化菁英的回望，不过他没有对草根性做进一步展开。2003年11月，李少君在常熟沙家汉诗会上提出“草根性”写作，《文学报》曾以“诗歌界呼唤‘草根性’”为题做了报道。而后李少君推波助澜，极力倡导，比如2004年在《诗刊》上，他明确给出界定:“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草根性’并不是乡土性，也不是民间性”，概括起来说:“一首诗歌或者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而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1]显然在这些表述中，草根的原创性大大覆盖了原来的本土意味。与此同时，他着手编辑多辑草根诗歌，几年功夫，草根诗写业己出现一派蓬勃景象。 回顾“草根”一词的源头，是源于“grass roots”的英译而来，出自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盛传在那些山脉上壤表层—草根茂盛的地方蕴藏着可挖掘的黄金。后来词意扩展到社会学文化学领域，衍生为基层、基础、根基、平民化的涵义，也带有底层、弱势的伸展义;同时，山于草根一词的形象化，还喻指了顽强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力。 社会、文化上的草根终于蔓延到了诗歌界，1975年5月台湾《草根诗社》在台北成立，诗社成员有张香华、罗青、李勇、詹澈等人。由屏东太阳城出版社出版《草根诗刊》创刊号，一直办到1980年停刊，总四十一期，前后坚持了五年。创刊号上八千字的《草根宣言》，提出四项基木原则:一是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一是对现实人生的真切反映;二是大众化与专业化的合一而一;四是对传统的拥抱)反响不小[2]。在草根诗社之前台湾己有龙族诗社(1971年)、主流诗社(1971年)、大地诗社(1972年)，之后又有《绿地诗刊》、《小草诗刊》和《阳光小集》表明他们对于过度“横的移植”的厌弃，光扬诗歌在地性的孜孜追求;掀起一股清新的民族主义之风，共铸文学本土的盾牌。 沉寂多年的草根，在世纪初“潜回”了大陆。敏锐的少君借用这一富有活力的老词，添加他理想化的东西。在他的讲话、访谈和文章中，多次提到“个人性”、“原创性”、“中国性”、“本土性”、“日常宗教”、“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前后有些许的改变，也有内涵与外延上的扩展，经过调整、修订，以及结合大量文本，2006年他终于给出了相对稳定的框架:“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一、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二、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3]李少君也躬身力行，写出可称表率的力作《神降临的小站》，全诗一气呵成，有如上帝的使者逐一推开五扇大门，让我们“秘密一瞥”，居住在纵深与神秘之处的“神”性存在。 对于这一诗学的实践，刘复生作出高度评价:“草根所指称的诗歌写作，是当前正在出现的一种革命性的潜在写作趋势，李少君以他的理论敏锐率先发现了这个潜在、隐形的诗歌世界，并最旱对它做出了命名，做出了阐释，而且尽力扶持它的健康生长。”“草根性不仅指称一种写作趋向，同时还是裁量诗歌的一种尺度与标准，指一种和切身的经验息息相关的原创性的诗歌品质。”[4]在同样高度认可的诗学形态中，青年批评家向卫国同时看到某些可商榷的地方:其实草根性所针对的四个问题可以合并为两个。仍然是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汉诗的西化问题，一个是观念写作的问题。四个“强调”也可简化为两个:本土性与个人性(或经验感受性}。因为本土性与接续“传统本身是一而一的问题;经验感受与个人性”同样如此。这两个方而又可以用一个字“根”来概括:一言以蔽之，它强调根，强调来自灵魂的原始的活生生的切身感受、感觉[5]。 在我看来，草根性提法，涵盖了世纪之交以来某些诗歌本相，推进了某种诗歌流向的发展，是颇具本土维度、积极健康的诗歌力量。但某些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似乎使概念有点“法力无边”，仿佛要把当下诗歌所欠缺的东西包拢过来，把诗学上所有重要的基质都给涵盖，以至于溢成更大范围的“泛指”。例如少君特别强调个人的原创性“：草根性实际上是指从自己的土地上、土壤里自然地生长出来，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东西。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6]“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7]毋庸置疑，一切艺术的生命都建立在原创性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必要在特指性概念上，一直大力灌注“原创”这样通用的指令呢？由于“原创”与“个人化”的扩散，容易模糊特指性。而特指性的模糊，概念就显得不那么“专一”——让人对概念的规定也就不那么心悦诚服了。再说，作为前所未有的“打工”诗潮，它积淀下来的众多新鲜经验，不知为何较难进入草根性的“法眼”，凝成细密“纹理”呢？这让我感到有些奇怪。须知打工诗歌的底层体验、经验，它的精神胎记、它的民间、它的泥土、它的顽韧，恰恰非常符合草根的特质。 如果概念的建立和开发，松懈了它的特指性，就方便为商榷提供空隙。固然有时人们需要做较大的“指向”而好包容，但若果强调过头，反而容易掩盖它独一无二的“条形码”。与其做扩大性处理，不如回到更为严密的“识别”标记上。换句话说，从草根的原始义源出发，环绕它的特指性，也就是不要轻易将草根固有、特有的底层、泥土、民间色彩祛除。所以，笔者更愿意把草根性“化解”为具体的“参数”来考量，比如直取自然的“在地”性，根系泥土的原在生命冲动，真切的民间底层经验、伦理关怀，以及汉语原声带的采撷。诸如此类的“纹理”整理，是否有助于我们避开一股脑儿的大概念——中国性、本土性、原创性、民族性的集结，而切分成共享的草根诗写“年轮”？ 下面，设若遵循我们自定的二级“目录”，或许不枉再做一次草根诗写的探寻。 二、自然在地：根系生命 在宁夏一个叫小阳沟的贫瘠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张联，昼耕夜织，写出了几百首同一名称的诗作《傍晚》，每首都是清一色十四行。傍晚在时间上作为一种深入乡村生活的切入口，在空间上则成为具有母题意义的家园。整个乡村书写充满了质朴、拙稚、自然的“在地性”风格。有温馨的氛围，美好的天伦：“人在院落里，忙于晚炊/小儿在等待里打盹。”有关爱中的同情怜悯：“几个驼背的人正走进村去/经过几株碳黑的树身”。有劳作的愉悦与升华：“在柔和的暮光中/搬运彩霞”，“一趟又一趟”。有天人合一般的向往：“成为/一粒暮色/在每个白日的尾里。”还有神秘：“地籁在静静的响/传说着一片白色的芋花”；以及深处里的悲凉与近乎绝望：“在天和地的切口处，我是谁我是谁呀”等等，无不展示家园的原生底蕴。这是真正的“在地”的根系之歌。 草根性，最原始本质的涵义，是指向生命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机勃勃的顽强的生长性。生命源于自然，自然在于生机无限。处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需要用心。需要一颗单纯、非功利的纯洁之心，才可能抛却一切外在羁绊，克服宿命，顺遂天意，生命的景象也才得以在心中的“自然”美轮美奂。然而，我们碰到最棘手的问题是严酷的自然法则与生命尊严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个体生命无法抵御自然律令，犹如小草无法抗拒洪水冲刷，但通过融解、转换和日常审美升华，人的精神还是能得到安顿的。 农耕时日的漫长与停滞，肯定要窒息每个活泼的生命，这对张联是个严峻挑战。凭着本能韧性，他创造了中国新诗史上“单斗一”的奇迹，创造了诗写傍晚的“抵抗”记录。他将周而复始、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魅力无穷的“场”，一个囊括外宇宙与内宇宙的“场”。一切的感觉、思绪、遐想、观察、印象都从这里发酵、繁衍。天与地、词与物、瞬间与永恒、充实与空虚、惰性与活力，一起朝着自洽、自足与和谐的境界敞开。仿佛所有事物、生命，唯有贮存、溶解在天地间，才见出意义。这就是张联带给我们独一无二、生生不息的草根性： 傍晚的牧羊人正背对落日/看着自己的影子/坐在茂盛的草丛中/身旁的羊铃叮当/呼吸身上/一天来/太阳的焦味好香/思索着迎面风的凉意/背对落日/看着自己的影子/草丛里叮当/耳梢里的一丝灼热/羊儿已走远/暮色在赤黄黄的土墙壁上已经很低 ——《傍晚集》第11首 牧羊人坐在草丛中，看着自己长长的影子。听、吸、思三个动作，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剪影了一个有血有肉，栖息于大地的自然之子。吸着自己身上的焦香，耳梢里一丝灼热，是日落回家的召唤，蓦然抬头，“暮色在赤黄黄的土墙壁上已经很低”了。 诗人王小妮曾特地破例为《傍晚集》写了专文，她说：按照自然界的规律，任何一块土地都应当能够抚养和安放生长在它上面的每一个生命，能够寄托生存者的念想，但是，张联像很多今天中国乡村里的农民一样，他不能得到这些起码的安放，在这个时候，他把他自己寄托给诗。傍晚，被赋予了一种张联的“诗意”，它们全都是安宁的，适于安放人的，它没有侵害性，没有绝望感，没有日落而光芒消逝的落寞，那些神圣静谧不可扰乱的，略带神性的，新鲜的傍晚们，像多幅图画，事实上，它们比图画的作用大得多，那是一个农民得以安稳的土地和寄托[8]。 甘美的诗中浸透着匍匐的生命。如里尔克在生命最后一年给友人的信（《慕佐书简》）所指出的，诗人要成为大地的转换者，把这个羸弱的、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不可见”地苏生。我们充当不可见的东西的蜜蜂，无休无止地采集，最后把它们储存在无形而巨大的蜂巢中。诗人张联就是把那个敞开的、到处可见的自然在地，转换为心灵的诗意栖居。在金色蜂巢中，他所歌吟的自然是用以抚慰躁动的灵魂，他所提示的古老的“在地”原理，是对日益膨胀的物欲的疗治。一阕归附自然、依偎大地的生命安魂曲，永远不知疲倦地承续着。如果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种“天籁”，从天边、从寂静、从心的深处环绕你，比如《有一个名字叫簇拥》，将使每一个庸常的日子都擦亮诗意： 一切簇拥的簇拥着我/我在窒息中吮吸着簇拥的馨香/我便认为有一个名字叫簇拥 这是匍匐在大地上的谦恭的生命本真，是汇入其间的微微的生命的张扬，一种实实在在的又不断梦想生长的草根性。 三、底层经验：切身证词 草根，底层的另一种代名和引申义，草根性无疑储满着深刻的底层经验。这里说底层经验，不是为赶时髦话题，也不是迎合公共领域的热门叙述。上亿人汹涌的“打工潮”本身，再次把底层人生的真实境遇推向前台。底层经验诗写，是对纯诗的反拨。底层诗写关键在于经验的原生态呈现。要杜绝俯瞰式的视角或怜悯的施予，那里有很大的虚拟成分。重要的是从在场切身的感受出发，通过不断的返回内心，返回个体的经验，来接近一种自我的真实。底层经验虽无力对苦难进行“拯救”，大概只能充任某种程度的“代言”，但在代言中完成一种见证，就是底层书写的胜利。新世纪以来，有两个文本是值得一提的。 黄土的《错落的时代》，表面上是写城乡差别，通过二十多行排比句来比较“俺们”与“你们”——农民与城市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从而写出转型时期农民的痛苦、底层的悲哀。作者站在中国弱势群体立场上，发出整整一代农民辛酸而又期盼、愤懑而又无助的呼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被现代文明的残酷进程抽打，被权势和城市盘剥，只能在屈辱与苦难中挣扎。谁能为他们代言？谁能揭示真相？表层上是不公与不义，资产与有产、金钱与道义、奢侈与节俭、老土与时尚话语的“对照”，深层上，则涉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动引发的人心剧变，故不单单是一般性诘问。巨大的概括与容量，给予我们历史、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精神上的深层反思，可谓震慑人心。该诗最醒目之处，是对大量生活现象做对比性戏拟：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糖尿了，俺们刚拿白纸擦屁股你们又用它擦嘴了，俺们刚把青菜上的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虫啃过的青菜了，俺们刚把破内裤扔掉你们又开始在裤子上剪洞了，俺们刚存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俺们的娃子春节回家你们又开始出门旅游了，俺们刚能歇会儿不用擦汗你们又去健身房、桑拿房流汗了……戏拟的口气，集结起对全部生活的疑惑、不解。急促的地毯式轰炸，密集的连锁关系后面，的确让我们感到，埋藏在农民弟兄们背后巨大的悲哀。诗到高潮处，连续出现四个“为什么”的反问“，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撼山摇海般的拷问，是对自身悲惨处境、社会不公的挣扎呐喊、也是“天谴”式的控告。 中国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那些触目惊心的税收、医疗、养老、教育，压得中国广大底层喘不过气来。该诗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是诗人对时代重大焦点作出迅速回应。作者始终围绕着“错落”两字展开。以公民的身份，人的身份，主动地、自觉地进入底层，关注国计民生，主动参与公共领域的言说，承担目击者和证人，是底层诗写葆有草根性的明证。 中岛《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也如出一辙： 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像兄弟和无情的敌人/……/为什么你欺骗了别人/他们却还把你当成救世主/为什么你逼良为娼/却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为什么你可以控制我们/而我们却要感谢！/为什么你可以垄断/我们还要高呼万岁！∥……为什么蔬菜都长了一双害人的手/为什么动物也学会了自杀身亡/为什么地球都已经百孔千疮/却还要友情地/承受这群“恶魔”的肆虐/为什么你不反抗/为什么我要投降∥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一直到我死亡 不可否认，两诗都写得有些粗鄙，但它仗义执言，直言取道，它是众多弱势群体沉浮挣扎痛苦漂泊的尖锐感受。几十个问号，问得你脸红心跳、无地自容，其撕心裂肺的震撼力，远远超过艺术上的考究。 支撑这些“呐喊”的，是底层暗淡的原色，浓重的苦难意识，内心深处的苍凉。他们是睡在生锈的铁架床上的人，“躺在下层或上层/都在生活的底层”，时不时“工卡在我们眼里变成泪珠”，“打工的所有岁月都叫试用”“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反复推敲人生占卜命运”。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里的每一个字，都沾满生活的血泪、梦想和叹息，积淤成自身历史的记忆与反刍。所以说，底层经验诗写，是来自真正的在场者而非施舍怜悯的他者：透过光怪陆离的生活表象，感应整个社会剧变，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的创痛，也接受现代都市文明的诱惑，咀嚼那些暧昧的、复杂的、分裂的经验，寻找精神的安顿与解脱的去处。 长期研究打工诗歌的柳冬妩写道：任何社会最深厚的底蕴、最深刻的矛盾，恰恰都蕴藏在底层生活之中。隐没在晦暗的生活底层的人群，本身就是大时代的阴影期，带有来自黑暗的种种斑点。他们在自己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也可以说，他们的诗歌是对于被忽略的、晦暗无名的底层生活的命名，是一种接近原生态的写作。他们沉积在生活的底层，内敛、聚啸、升腾，然后发出真切的声音。那种发乎心性的真情实感，源自本真状态的致命忧伤，不计成败的投入精神，让人惊心动魄。在历史的缠绕与环境的错谬中，在积郁满腹的烦恼苦痛与无法表达的失语状态中，有一种震颤性的体验，像在底层布下的嗡嗡作响的“精神地震仪”，深入个体中交叉、纠缠、反对、怨恨、郁结的部分，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真实的声音与文字的见证[9]。几乎所有的艰难困顿都沉淀在底层，这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精神博弈磁场，尊严与屈辱，崇高与卑贱，忍受与诅咒，追求与幻灭，挣扎与沉沦，提供了带着体温、心跳和浓烈气味的“在场”，非亲历者所能想象的文本，是一份难得的财富。 底层经验的诗写，占多数的是出自具体的感同身受，用原生而粗鄙的笔触，出示“边缘人”的生态和心态。少数“有心者”则超越具体场景事件的描述或倾诉，加入了关乎“人类良知”、“价值选择”、“人生命运”、“灵魂皈依”等的思考，最大限度地打开存在的遮蔽。他们的共同努力，再次证明“生存之外无诗。真正诗的矿藏，就存在于由历史和时代同自己相融合的交接点上；真正诗的灵光，便是自己的生命同现实生活相磨擦产生的火花”[10]。 四、伦理关怀：广披悲悯 底层经验自然引出另一相关密切的话题：伦理关怀。伦理关怀是以“人是目的”作为指向和尺度的，它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经常与伦理关怀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是同情、爱心、悲悯等。 雷平阳和杨键是两种向度。贵州的雷平阳，开始是以“乡村测绘员”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后来，他的音域彻底转为哀歌型。面对家乡的凋敝、灰暗，族群的沦落、蒙羞，他使用低沉的洞箫抒发心中块垒，他自称“我是一个黑暗的人”，的确他就是用这种“卑贱”身份，怀着守灵的焦虑悲戚，介入现实境遇，《杀狗的过程》、《卖麻雀肉的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一扫乡土诗歌长期来笼罩的明丽、温馨的调调，教人在底层生存面前，平添几分绞痛。同时他对某些乡村风土人情特有的灵异成分的渲染，也远远逸出草根上的乡愁。以其冷硬粗粝、拙厚笨重的外表，表达其内在的深刻。 一个牧羊人和一根草 他们的尺寸相等 ——《疑问》 其深刻性几乎构成诗人世界观与人生观，由此视点出发，他发现大写的人在现实社会里被颠覆，牧羊人与草的价值相等，生命完全被异化，这是人的存在悲哀。诗人的忧虑，体现了一种广义的人道主义关怀。且看《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惟一方式。今天早上10点25分/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11点20分，主人开始叫卖/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这样的施虐场面真让我们顿时失语。狗的忠诚、温情、忧伤与人的残忍、阴险、戏耍构成巨大反差。冰冷的解剖、不厌其烦的细节铺开，探讨施暴背后人性的弱点。结尾成功地提升了全诗的立意：主人的行径，无疑宣告它是“死了”——没人性没良心的死，体现主题逼人的锋利。读来，真像鲁迅的“人血馒头”的一次当代版。粗鄙的文字铺陈背后，潜藏着道德化批判，反倒显出某种厚重的伦理冲击。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杨键的诗集《暮晚》，全然是另一副温润悲慈的维度。中国诗人少有信仰，杨键却皈依佛教，做了居士。有别一种精神支撑砥砺着他的整个写作。虽然杨键带有守旧的味道，外表看也没有什么反叛或愤世嫉俗的样子，而且十分谦恭退让，其诗抚触大地上的纤纤草木和弱小人物。但正如他所坚持的“：一首诗应当像农田里常见的耕牛，水边常见的老柳树一样，唤醒人的慈悲、柔和的心。”一切是那样的纯然、敬畏、内敛，表面孱弱的啜泣，其实传递着浑厚大地的声息。这不正是一种百炼钢化绕指柔的艺术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真正包蕴在草根内的悲悯情怀。 杨键说：“写作是我的第二次耻辱，∥第一次我是人。”这样的诗句触目惊心。这样深刻的绝望一直遍布在他写诗的各个角落： 乡村呵， 就像一头驴子， 一根绳子就把它留在了树桩上， 摇着尾巴。 ———《乡村》 但愿我是无穷的菩萨的一小片， 但愿我是一个无生的人， ———《挽救》 对生命的高度关切，有一种彻底的忧郁气质。孤独的精神愿意作抚慰生命的殉道。中国人特别欠缺的“忏悔”，在他那里无微不至。像“我太多的欲望，愧对清澈见底的小溪，/我对一个女人狭窄的爱，愧对今晚疏朗的夜空”（《惭愧》），“万家灯火亮了，/但那已经不是万家灯火。/那是他对她的内疚，/也是她对他的内疚。/那是他们很难平息的欲望的内疚。/那是一条狗的内疚，/在摇着尾巴。/那也是一头牛的内疚，/挨着鞭子，在黄昏的田野上走着。/那是院子里生了锈的/铁管子的内疚，滴着清水，像群山里寺院的钟舌，/敲打着寂静的万家灯火的夜晚”（《眺望》）。几乎每一件事每一种事物，都随时随地伴随诗人做深重的自我谴责。 以此推广到动物界的《母羊和母牛》：“我听见/自行车后架上/倒挂的母羊的叫声，/就像一个小女孩/在喊：/‘妈妈、妈妈……’/我的心融化了，/在空气里，/在人世上。”我看见“那憨厚的十头母牛的眼睛，/那望着江水翻滚的/十头母牛的眼睛会去哪里啊？/我的心融化了，/在空气里，/在人世上。”能波及植物、动物界的伦理关怀，不是强有力地证实诗人的隐忍慈悲之怀？对孤弱者的同情恻隐，构成了他诗歌最动人的力量。 有网友发现，杨键诗里有三条潜规则：良心即真理，悲悯即真理，孤弱者的痛苦即真理。还真说中了几分，所以说杨键具有“草根性”——他给人感觉好像他没经受过“现代文化”的侵袭——这使他能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用一种朴素的心态，静感天地和人世的痛痒輯訛輥。正是因为有宗教信仰，这位诗人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为所谓的草根性提供了不一般的伦理关怀：超越了现世与超越了人生。 当然，底层经验与伦理关怀的诗写，不能因为强调现实、在场、当下就可以牺牲诗歌艺术和审美原则。相反，应体现为如何更艺术性地介入。“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断向存在敞开的特殊的感受力相结合并构成一种互动关系时，才能保证诗歌自身的‘话语’能力。”輰訛輥不能忘记，诗歌的社会道德常常是要以美学道德为前提的。不必讳言，前述的整体打工诗歌在这方面还有待提升，而雷平阳和杨键已做出不同维度的表率。 五、重返源头：母语原声 草根诗写要求永远依偎母语，那是一种带露水的原汁原味，鲜润的、富有朝气的萌生，它与一切枯老、衰退、停顿无缘。甘肃诗人古马的草根特色，不仅立足于地域风土，还隐含着心驰神摇的诉求。一方面是明丽、婉转的风雅颂：“大地上的花朵/循着南风的脚印/却走进西风的家”，另一方面是陡峭、狂放的野性：“大地湾的风/我的身体里除了积雪/就是骨头”，“起风了/鹰是黑色的灯/照亮灵魂。” 古马与张联抱有近似的情怀，不过他不独守“同一”个傍晚，而是更善于返回古老的源头，他用原始的金木水火土，创造许多奇崛的意象，这些奇崛的意象熔铸古意古题古韵，又不失当下情致。如：“一只倏忽消失的老鹰/是一个汉子脸上的刀疤”，“秋风磨亮的锨把/比一天短比一生长”，这些“雕刻”，浸透人世的血汗、人生的盐渍，带着沧桑和风化，质感独特，挥之不去。还有： 杨树尖顶的月 正被一把唢呐吹的下雪 ——《雪月》 月牙泉的木梳 一把断剑 簪在敦煌的发髻上 ——《敦煌幻境》 鸟翅倾斜 太阳的黄铜经纶咿呀旋转 ——《巴丹吉林：酒杯或银子的烛台》 地域色彩、气味、情调，在想象与修辞的双重作用下，平添新的文化底蕴。对于底蕴的追求，许多时候，古马表现出重返源头的努力。在当下诗坛到处充塞假唱、伪唱、洋式鹦鹉唱的混乱中，他用歌谣、俚语、武威民歌的精华，鞣制出了像《生羊皮之歌》这样久违了的“真唱”。《生羊皮之歌》有自然、历史、民俗的深厚意涵，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尤其借鉴四言的形式，纵横开阖，流转自如，见出新象，成为古老诗经的现代版：“白云自白/白如阏氏∥老鸹自噪/噪裂山谷/”“雪水北去/大雁南渡∥秋风过膝/黄草齐眉……拜月祭日/射猎狐兔∥拔刃一尺/其心可诛。”朴真的原音，朗朗上口，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自然乡土景色描绘，而让人触及自然生命的原初和苍凉。 在诗经的现代版基础上，他同时实施对古风的变奏：月如钩/解纽扣∥月如钩/是离愁……∥月如钩/有想头……∥月如钩/水东流（《月如钩》）三十五行诗作，将月下野合的露水姻缘，从开始到结局，写得尽善尽美，有韵有致。而变奏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对民歌民谣、俚曲的精到吸收与改造。 更难能可贵的是，古马在变奏中有不少是出自出机枢的戛戛独造，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古渡落日》： 篝火如鞋，柳丝提着鱼儿 篝火如歌，唱着去会情人 篝火如我，腮边涂满胭脂 篝火如灭，灭了生死你我 四个不同寻常的比喻，带动四个各具异趣的画面，节奏明快，色彩缤纷，相互映衬，动感极强，尤其是在前三句如歌的行板后，发生重大转折，把爱的命运刻画得触目惊心。而其代表作《青海的草》则让古风在地域特征中舒缓成参差不齐的现代情调，形成另一种风格： 二月呵，马蹄轻些再轻些/别让积雪下的白骨误作千里之外的捣衣声∥和岩石蹲在一起/三月的风也学会沉默∥而四月的马背上/一朵爱唱歌的云散开青草的发辫∥青青的阳光漂洗着灵魂的旧衣裳/蝴蝶干净又新鲜 民谣与古风的韵味相交织，再结合现代语词，虽词浅而情深。根植于这样丰厚的文化养分，诗歌的枝叶怎能不丰润青翠？在古马多数诗的气孔里，跳跃着乡土中国、现代都市的节奏，自然神性与日常风物的汁液，奔溅着流向四通的脉络，而古典诗质和现代理念在光照作用下，一起“化为异质混成而别具一格的强烈的形式感”。 诚如韩作荣所评介的：古马对民歌谣曲营养的吸收，既有对古板的形式的突破，又得到了其特有的精髓与神蕴，是一种化入心灵之后的再创造。读他的诗，能让我们想起国风、信天游、爬山歌、花儿，以及西藏民歌的意味，但又是地道的新诗。古朴、率真、火辣辣的情感，语言的鲜活、通透，随意不拘，赤裸、大胆、诚挚，时时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给人以新奇、意外和心灵的撞击[13]。 古马对母语源头的忠诚，表现为对语词锻炼的异常痴迷。即使逃不出双音节的屏障，也依然让人回味古诗词令的味道：“一粒沙呻吟／十万粒围着颂经”（《敦煌幻境》）。在用惯的字眼上，他更不敢掉以轻心，而力求字字打响，像“草浪涌金”（《牧场》）“白雨跳珠”（《西凉谣词》）“灯漂残荷”“人瘦墨淡”（《皮影》）都是“自铸伟词”，频翻新意。 总之，古马的重返源头、原生带发音，放在现代诗的“汉矿”里淘洗，一直都拥有较高的含金量。以古人“气韵生动”的品位来鉴评，是再也合适不过了。他追溯先秦汉魏六朝诗风，从民间谣俚中变造魔法，终于出落成既有原汁原味，又不乏流动变幻的气象。他的奇特处，是把陡峭与静默、野生与古雅、怀古幽思与现代民间气息，巧妙交融起来。他一手鞭驰大漠，一手种玉为月，在现代诗汉化的道路上，堪与陈先发比肩，而在情调、音调上且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以上，综览几位诗人的文本，他们各具特色的写作，加深了笔者对草根性、草根诗写的辨析、理解和补充。笔者希望克服环绕在草根性四周的大树们，对草根诗写所投下的“荫”影，不至于那么浓重。因为这些大词版的术语影射：所谓的中国性、本土性、原创性、民族性，虽不无正确地指向草根方向，但在草根性、草根诗写——具体的“质地”的论述中，似乎还不够“坐实”：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且未能让众多的打工诗歌，纳入其主要视阈，与之做更为密切的“挂钩”，或者说重视不够，这不能不是个缺憾。笔者宁可弃去通用的中国性、本土性、原创性、民族性这样大概念，多一点注视来自切身的底层经验、伦理关怀以及母语原声带的探寻。通过这样较为具体和特指的途径，或许更能靠拢根部？ 注释： [1][6]李少君：《关于诗歌“草根性”问题的札记》，载《诗刊》2004年12期。 [2]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36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3]李少君：《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序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4]刘复生：《李少君与其“草根性”诗学》，载《文学界》2007年第10期。 [5]向卫国：《论李少君的“草根诗学”及其诗歌创作实践》，《滇池》2009年第8期。 [7]李少君：《草根性与新世纪诗歌》，载《诗刊》2009年第13期。 [8]王小妮：《张联的傍晚》，载《文艺争鸣》2005年3期。 [9]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见《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10]柳冬妩：《打工诗歌：一种生存的证明》，见《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 [11]《杨键诗歌虚拟研讨会》，见《天涯诗会》2005年10月8日，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poem&idArticle=58995。 [12]王永：《“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13]韩作荣：《孤独的探求者》，见黄礼孩主编《古马：种玉为月》，敦煌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陈仲义，福建厦门城市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