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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一直处在“中国当代文学至今没能产生巨著”这种焦虑与期待中。文艺批评家王学海虽然长期在基层工作，但他却没有井底观天甚至制造所谓“成功神话”泡沫，而是多方面多层次地探究了中国当代文学至今没能产生巨著这一发展难题。在这种探究中，王学海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病象并初步找到了制约中国当代文学产生巨著的病因。 王学海指出，中国当代文学至今之所以没能产生巨著，关键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想象力的贫乏和不饱满，纵深发展不够。这种自由想象力的蜕化就是有些中国当代作家的想象脱离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正道。而这种想象即使再丰富再奇特再绚丽，也仍然不可能深刻和激动人心。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当代有些作家放弃了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推崇一种只认强弱、不辨是非的粗鄙实用主义文化，既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丑恶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高度科学地概括了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一是采取较残酷的形式，一是采取较人道的形式。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既有较残酷的形式，也有较人道的形式。中国当代一些作家不是从过去汲取诗情，就是容忍有些历史发展采取了较残酷的形式，而不是积极地追求和促进未来历史的发展采取较人道的形式，促进历史发展尽可能地符合人类的未来理想。因此，中国当代这些作家自由想象力必然发生蜕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崛起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本来可以在不断深入地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前途和未来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迎合狭隘需要，发生了骇人的变异，出现了伪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与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相比，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裹足不前甚至倒退的发展软肋。在19世纪俄国社会这个黑暗世界里，新生的力量沸腾着，要冲出来，但被沉重的压迫紧压着，找不到出路，结果只引起了阴郁、苦闷、冷淡。但是，俄国进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不顾鞑靼式的审查制度显示出生命和进步的运动。因而，在俄国，诗人的头衔和文学家的称号早已使灿烂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黯然失色了。而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则无比钦羡灿烂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却对现实生活中新生的力量缺乏深度开掘。王学海透过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表面现象，看到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极大缺憾：陈旧、平庸和不断地重复自己。王学海深入地挖掘了这种畸形文学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当代作家沉湎于“安逸的生活现状以及贪图享乐的现实”，缺乏远大目光，缺乏与历史对话的宏大叙事能力。王学海针对中国当代诗坛好诗难觅的现象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诗人过分偏执地追求自我，导致“沉溺于小我自我的宣泄而无关世事的作品比比皆是，而昔日那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诗歌成了凤毛麟角。”（见“当下的新诗，失落在哪里”《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王学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而关注人类的精神命运的诗歌与那些拘泥于个人情绪的纯粹的诗作是有境界的高下之分的。因此，王学海区分了作家的深情创作与矫情创作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倡中国当代作家沉到生活底层去理解人物内心深处的深情创作，反对浮光掠影追求好看的矫情创作。（见“深情敏识翥文学”《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王学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而中国当代作家自由想象力的蜕化则源于他们的思想倒退。对于这种思想倒退现象，王学海结合个别作家的思想变化进行了深刻的解剖。王学海在比较作家张宇的两部中篇小说《没有孤独》（1991年）和《垃圾问题》（1994年）后指出，作家仅三年就发生了思想的退步。小说《没有孤独》在反映人战胜平庸的过程中提出“平庸的人生就是外壳行动，杰出的人生就是灵魂的运转了。原来人生是从这里来区别质量的”。仅三年的光阴，作家在小说《垃圾问题》中发现了垃圾又时刻把自己当垃圾，而失去了一种从根子上去认识和铲除垃圾的气概和魄力。作家虽然感到金钱“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马克思语）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但还是羞羞答答地承认金钱万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虽然作家较为深刻地认识到和揭露了当前社会的某些阴暗的腐烂的方面，但没有能够认识到和揭示出我们社会的新生的未来的力量。因此，作家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社会的正义力量，人民力量。作家没有勇气面对矛盾，面对丑恶，面对腐烂，而是逃避。在为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面前，作家怯弱到把希望寄托在金钱这种颠倒黑白的力量上，并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参见拙著《眩惑与真美》，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在中国当代文学界，这种思想倒退现象不是个别的，而是较为普遍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中国作家直面现实、精神寻根问题。可惜，王学海没有深入地批判中国当代作家这种思想倒退现象并促使他们努力克服之，而是出现了思想退缩。王学海在评论作家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时指出，我们在《活着》中看到的仅是“两条不死的老黄牛”，理想的追求被人生的悲凉沉重压死了，人的精神被现实撕成一片片碎片，伴着落叶和走去的日子化作了尘泥……这是精神的困顿与生活的绝望，徒剩时光化作一泓水，冲着一堆浮漂腐物向前茫茫流去。因此，《活着》带给人的只是整个世界的丑恶和由此产生的悲痛乃至濒临绝望麻木的感觉。后来，王学海重新阐释了《活着》并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以前对《活着》的批评。王学海认为，人类的本质在一定的环境气候下会出现变质和蜕化，但这种人类的本质之变是暂时的，一定会在一个被扭转过来的社会中又质变为更美更新的光点。《活着》的魅力正是这种揪心撕肺的拷问：人为什么要活？人为什么活着？然而，《活着》所写的一系列苦难大多是偶然发生的，人们看不到苦难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以及苦难人的顽强抵制。麻木地活着的人虽然承受了一系列的痛苦和磨难，但是，这些痛苦与磨难很难激起人们渴念温暖与平安。王学海对《活着》从否定到肯定这种前后认识的不同,不是认识的深化，而是思想的退缩。这种思想的退缩深刻地反映了王学海思想的矛盾，即一方面认为中国当代文学至今没能产生巨著，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乏好作品，甚至出现了杰作。（见“当代文学，在挣扎中抓住希望”《文学前沿：精神与问题》，王学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这种思想矛盾固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但与文艺批评家自身的局限也是分不开的。 有人清醒地看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金子固然会闪光，但一些不是金子的东西闪的光更显得耀眼，并提出“为什么真正透彻的文艺批评总难出现”这一发展难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为什么出现这种正不压邪的局面？为什么中国当代优秀的文艺批评不如拙劣的文艺批评的影响力大？如何扭转这种正不压邪的局面？从王学海的思想矛盾中不难看出，中国当代不少文艺批评不是在已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前进，而是在断裂中反复和“折腾”。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不能在承前启后中前进，不是在接力中发展，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习气严重。中国当代优秀文艺批评在这种反复和“折腾”中很难形成合力，更难形成浩浩荡荡的潮流。因而，中国当代不少优秀的文艺批评往往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既不能对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形成持续影响，也不能引导中国当代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06-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