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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新批评》 已成为了备受文艺界密切关注的栏目，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近读2013年2月21日刊载的石华鹏的 《〈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和唐小林的《〈带灯〉 与贾平凹的文字游戏》分别在不同侧面指出了小说所存在的一些缺失与不足的同时，在总体评价上未免以偏概全，主观武断，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批评的有效性。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长篇小说《带灯》，我略谈浅见，就正于方家。 贾平凹的《带灯》并非如唐小林所批评的是在搞文字游戏，事实上是一部十分严肃地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也不是如石华鹏所批评的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小说的风骨便体现在对于年轻美丽、心地善良、亲民爱民勇于辛勤奔走、解民急难的乡镇干部带灯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上。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必须从作者所描写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氛围入手，设身处地进行周密考察。长篇小说《带灯》 所描写的是陕西秦岭的一个山区大镇，名叫樱镇。事件发生和人物活动的时代背景是：“人都发了疯似的要富裕，这年代是开发的年代。”樱镇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迫不及待地要引进一家大工厂，却遭到了不少街民和村民的反对。他们不能不担心这将是一个高污染的大型企业，必不可避免地会给和平宁静的樱镇带来严重的污染，因而百般阻挠，不停地向上告状。而带灯作为刚上任的综治办主任其基本职能就是维稳。小说作者正是将主人公带灯置身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中，细腻地刻画了她临危受命而又亲民爱民、体恤民情的悲剧形象。 带灯的硬骨头精神表现在从大局上她义不容辞地劝导民众就地化解矛盾纠纷，但绝非盲目地服从书记、镇长的指示和命令；相反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和照顾、维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顶住个别权威人物的政治压力为贫困群众的合法权益而呼号奔走，有些事件和场景达到了令人掩泣的境地。带灯的确不是金刚怒目、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诚如小说所描写：“萤突然想：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于是，第二天，她就宣布将萤改名为带灯。”这是一个绝妙的隐喻与象征，她原名萤，即喻示像萤火虫一样时时刻刻焕发出微弱的亮光，但她又是任劳任怨服务于在暗夜中行走的人们的，她像灯盏一样照亮了黑夜，给苦难的人群展示出光明的前景和希望。 镇长出自对她真心的喜爱，应该说为她的美色所迷醉，想拥抱亲吻她，她不仅冷然拒绝，而且语重心长地指出：你尚年轻，若不为前途着想，便可以随便胡来。镇长俨然触碰到了带刺的玫瑰，狂躁的心灵情感得到了净化。如若真像批评家石华鹏所批评“《带灯》：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年轻美丽且有一定聪慧素养的乡镇女干部带灯，一定得充分利用自己的姿色去巴结讨好上级领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带灯十分鄙视这样的行为意趣，她拥有可贵的独立人格操守，凭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取信于民，能说这样的女主人公没有骨头么？ 至于唐小林指责“今天的贾平凹，早已是一副绅士派头……对他们根本没有多少真正的理解”。甚而认定：“长期生活在西安城里，把玩陶罐，写字卖画，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写小说的贾平凹先生，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贾平凹究竟在怎样过日子，我无法作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凭借诸上对于樱镇现实的生存环境以及干部群众间关系的细腻入微的描写，我敢说一个长期生活在大都市而从未深入底层感受和体验农村生活的作家，施尽浑身解数也是难以“闭门造车”，描绘出像《带灯》这样当代农村的风俗画卷来的。 我不知道批评家唐小林认真研读过小说的《后记》没有？ 贾平凹在《后记》中称：“几十年的习惯了……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就在前年，我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镇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如果说以上文字尚属作者一时难以考证的自述，那么下文谈及他与一位乡镇女干部的密切交往与实地走访，则是难以弄虚作假、令人不可不信的了。贾平凹说：“就是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她和生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给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据此，我们不能不相信贾平凹创作长篇小说《带灯》对当代乡镇农村有着最基本的感受与体验、认识与了解，小说主人公带灯，亦非“闭门造车”，却实实在在的有着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发现的模特儿。 而石华鹏所批评“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这样一些‘碎片’式的‘膏药’和‘西瓜皮’构成——‘膏药’上贴的是樱镇的乡土风情、花草虫鱼、鸡零狗碎等内容……”应该说贾平凹这部《带灯》在结构形式上与他过去的小说，连同时兴的一般小说有着很大不同，那便是他运用了几乎上百个小标题。这些小标题本应是一种创新与探索，意在使每一故事情节，乃至于细节，皆能给读者以清晰的提示。然而从实际操作进行考察，也的确存在过琐过细的弊病，从整体观，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发展演变其脉络是清晰的，如岭断峰连、一波三折、起伏跌宕，饶有情韵。尤其小说中散布其间的几十封情书有似珠宝玉饰，缀满了锦心绣口，焕发出夺目的异彩和诗性的光华。即便是对整部小说持否定态度的石华鹏也不得不承认：“唯一能打动我的，是带灯写的那些没有发出去的情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一个基层女干部的满身心酸力透纸背，可以看出，贾先生写这些情书是动了真感情的。”难道这不也是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探索与创新么？这也顺便回答了唐小林的杞人之忧：“垂垂老矣的贾平凹究竟会不会写小说？” 《带灯》的败笔：滥用噱头。唐小林先生也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贾平凹的软肋，那便是滥用噱头。我仔细地阅读了《带灯》，它的噱头之滥用并不在于“性”描写，即便有所描写多系片言只语，带有细节的性描写仅只寥寥几处。而较为严重的是对于“虱子”过分的几乎是无节制的渲染，在贾平凹笔下，樱镇无处不有虱子叮咬，甚而达到了满天飞的可怕境地，这样的描写于整部小说不仅不能增添美感，反而令读者为之厌烦，这也许是贾先生的一种怪癖，唐小林给指了出来，值得作者从接受美学的视角上和对于细节描写（环境描写）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连同审美效应上认真加以记取。但纵观全书，《带灯》 当不失为一部当代农村风俗的疏淡有致的水墨画卷。 原载：《文学报》2013年04月0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