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07年12月19日至20日在京召开了“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近百名学者围绕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等两个重要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广泛涉猎了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文学文献学以及文学基本理论、文学史研究方法等，视野开阔，论述深入。与会学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它既是对过去百年文学史写作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又对新世纪文学史写作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综括起来，大致涉及到以下四方面重要问题，而尤以最后一个问题最为重要。现将与会者观点综述如下。 1 文学的界定 一百年前，人们在撰写文学史时，总要开宗明义地讨论什么是“文学”；一百年后，我们在谈论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依然还要追问这个最基本的问题。高建平在介绍西方文学观念演变的时候，也谈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出于18世纪以后。因此，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莎翁的创作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陈国球先生由此追问，按照现代的文学观念，那么《诗》《骚》是否也符合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标准呢？刘跃进在从事《秦汉文学编年史》和《秦汉文学地理研究》的编纂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料的收集，而是收录的标准。诸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家”，什么是“文学作品”，用什么样的标准评价文学等，看似约定俗成，细究起来却颇有分歧。历史就是这样，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百年来，相同相近的问题，困扰着我们的研究者。 在中国古代，至少在孔学四门中，文学主要是指学术文章。近代以来，文学的界定发生重大变化。刘方喜《什么“是”文学，抑或，文学如何更好：究竟该如何提问》就从这里入手，探讨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他认为，五四以来尤其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有着一条由“纯”而“杂”的演变脉络：我们曾经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去框定我们的文学史，也曾短暂地从“纯文学”的角度去建构我们的文学史，这些做法的一大问题是文学史的丰富性受到了严重的遮蔽。现在我们似乎走向了另一极端，使文学无限泛化，而这种相对主义的过分泛化的文学观念会给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带来混乱，并且形成其无法摆脱的悖论性的困境：如果一切皆文学，文学无边界，那么文学史写作就几乎无法进行。 由“文学”观念的辨析，学者们又由此寻绎“中国文学”的特质，探讨中国文学的传统。张未民《何谓“中国文学”？》从“中国”这一概念的古今含义演变入手，认为“中国”这一概念在古代东方/东亚所蕴涵着的是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国家理念、国家思想、国家体系实践，我们须由这一概念的独特性去认识“中国性”和“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是数千年来被东方这块土地上的偌大社会人群所不断建构起来的文学共同体。陈国球《“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则以普实克（1906～1980）的名著《抒情的与史诗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TheLyricalandtheEpic StudiesofModernChineseLiterature,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Press 作为探讨的对象，论述了他在该书提出的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精神”。 2 文学史的编纂 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四大增长点之一。根据陈飞《〈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编著随想》所提供的信息，作者亲见和确知的文学史专史著作已逾千种，加上其他具有专史性的著作，达两千多种，可谓洋洋大观，层出不穷。南哲镇先生提交的论文《韩文版中国文学史教材探讨》也向我们介绍了二十多部韩文版的《中国文学史》。我们相信，在台港澳和国外，《中国文学史》著作自然不在少数。 这些文学史著作为什么如此风起云涌地被编纂出来呢？这次会议主要论及了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二是西方科学化观念的影响；三是近代留学生的作用；四是意识形态的影响。 杜轶文《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之考察》向我们展示了日本从明治三十年代（1897）到大正时期（1912～1926）开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侧面。作者选取古城贞吉、儿岛献吉郎、藤田丰八、笹川种郎等四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著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及意义。同时，通过中日两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的比较，更具体地呈现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多样性。而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很快地被译成中文出版，对中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一定引导作用。 关于近代以来科学化观念对于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影响，赵利民《论中国文学史观的科学化特点的形成及反思》、耿传明《文学史的写作与现代性的知识建构特性》、陈国恩《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史观论》等文作了深入的探讨。赵利民从研究中国文学史观的“科学化”特征的形成入手，认为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危局，有识之士别求新声于异邦，向西方寻求救国的真理。科学技术及与之相关的科学精神被作为最重要的技术资源与思想资源进入近代中国。在此大背景下，“新史学”便应运而生，梁启超、夏曾佑的新史学，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都不同程度地以西方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对旧史学进行改造。与近代科学的历史观密切相关，自近代始，文学史观突破了传统文学史观的循环性、复古性的特点，走向以“进化”、“进步”，甚至是“革命”为特征的文学史观。耿传明、陈国恩等沿着相近的思路，反思近现代学术界关于历史观与文学观的形成及其特色。如耿传明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例，分析了作者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学进化观念。文章指出，这种历史观与文学观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统一的世界观、人性观、文学观、价值观基础之上，追求一种普遍化、客观化甚至绝对化的科学知识。这种西方传入的科学观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回过头看，其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在某种程度上说，现代文学史写作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的结合。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人类学的“文学”、“文学史”观———西方文学观对中国本土的知识创新与误导》对此展开论述。从积极的方面说，西方“文学”观套用于中国本土的知识创新，“诗文”正统被小说、戏剧所打破，现代多学科角度的文学批评取代诗话与评点式传统。从消极的方面说，西方“文学”观套用于中国本土的知识误导，最典型的莫过于文学的四分法。 留学生对于西方思潮在20世纪初叶的传入，自然功不可没。周棉《留学生群体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一大残缺》指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过程中，留学生群体可以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更是离不开留学生群体这一主导力量。首先，留学生群体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最早推动者、最主要的倡导者和承担者。其次，发动或推动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期刊的主要编者和作者大多具有留学背景。另外，推动中国传统文学的表现形式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性代表人物，大都是具有现代传播意识的留学生精英。更重要的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以丰富的创作实绩，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过程。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我们更是感同身受。张全之《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中的“五四文学革命”》对此有所论述。 客观地说，一百年来，文学史的编纂，成就是巨大的。唯其如此，在20世纪末叶也应运而催生了中国文学史学这样一门独特的学科。 3 文学史的反思 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新的世纪，学术界在盘点过去成绩的同时，也在反思其中的不足。陈晓明《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史叙事》强调，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在今天依然无法放弃。因此，文学史叙述的整体性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叶舒宪则针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误区，特别提出要清理批判积存已久的的三大症结，即文本中心主义、大汉族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强调要相对地还原固态文学的活态文化语境。在我看来，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对于史实与史料的认知与处理。我们过于恪守既有的常规，而忽略了文学发展的细节和过程。西方史学界强调所谓“碎片” fragments ，认为他们看似毫不相干，但是从中依然可以反映出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对此，扬之水《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一种研究方法的可能、实践与意义》提出一种解诗的途径，即通过对诗（广义的诗）中之物的解读，而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以揭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 其次，综合性的文化研究再一次重新提起。文学史，说到底，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无法摆脱对客观环境的依存和顺应。故钱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指出：“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梁启超则用“史网”加以概括。其实，文学终究是人学，而人，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史、家庭史、风俗史无不浸染其中，更何况与作家有着更加密切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的编纂，就必须照顾到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孟繁华通过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与“农村题材”的演变生动说明，一个题材的变化，一种基调的把握，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场景。石昌渝《清代文学的历史特征———封建专制条件下历史、政治、文化、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就是一次比较有意义的综合探讨。张中良《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态系统”》探讨了还原现代文学的多样形态的可能性，如新与旧、雅与俗、激进与守成、市民文学与乡土文学、左翼与自由主义、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左翼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延安文学的正统与另类、创作与翻译、大陆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等，有些文学形态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冲突的，但实际上相互依存。温儒敏教授将文学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认为逼真地再现文学史原貌终究是一渺不可及的“梦”。文学史研究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寻根”，寻求文学生命之根。因此，文学史的探讨，要在还原与追溯之间寻找一种张力，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和艺术直觉。 过去五十年，学术界在探讨文学史编纂的意义时，往往强调对于历史规律的追寻。在这次会议上，刘汉初和傅刚两位先生对此提出了质疑。从当前探讨的倾向来看，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了对于历史的感觉，历史的印象，还有同情之了解；更多地注重于历史细节的追寻，和对于历史过程的描述，而不津津乐道于观念史的生成。应当说，这是这次学术研讨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当然，强调对于历史的想象和体验，并不是脱离历史随意发挥，恰恰相反，它依赖于作者对于史料的精熟和对史实的体察。此外，李继凯在《寻觅原创性的文学史》，于景祥在强调《文学史写作的真实原则》，丁国旗在呼吁《文学史写作的“生命化”》精神。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学者对于过去文学史编写的反思。 4 文学史的拓展 在与会者所提交的七十余篇论文中，可圈可点的实在太多，这里只能粗线条地归纳出六个方面。 第一，唯物史观的价值。文学史的编写当然可以千变万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依然是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回顾过去一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实践，重温马列经典，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正是这样一种理念和追求，马驰《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学史写作》坚持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唯物史观的标准，即要把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去，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大小，看其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还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对社会进步起阻碍作用。依据这样的历史观，我们研究和写作文学史，就是要回答我们的文学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文学的重大问题。这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 与此相关联，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者，应当从中国文学创作实践中汲取精神的滋养。中国文学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现实生活结下不解之缘。文学扎根于现实的土壤，又通过艺术形像反映、影响现实生活。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及时正确地反映时代生活，就成为评价其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中国文学不仅反映了各自的时代，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也深刻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集中到一点，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坚强乐观，充满理想。因此，文学史研究工作者确实不能回避这些重大的问题。潘碧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历史记忆》通过对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创作的历史梳理发现，凡是与现实生活、现实政治发生重要关联的文学，往往会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迪。文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如何挖掘文学的这种潜质，如何发挥文学的这种功能，“史识”就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李建军指出，在不断地撰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在对文学史发展过程展开描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显示着研究者和编写者的价值标准和文学理想。一切历史的书写，最终决定于研究者的“史识”，决定于他对那些重要历史命题的基本判断。因此，文学史家的价值标准和文学理想，就决定了他的著作的基本风貌。这是每一个修史者应当自醒的问题。 第二，文学史多样化的问题。文学史研究，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它的编写方法，却可以多样化。就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而言，至少应当涉猎三个领域：一是汉民族的汉字文学史，我们以往出版的一千多部文学史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此类。二是汉字文化圈的汉字文学史。陈庆浩《汉文文学史之编纂之若干问题》强调的是古代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人的汉文作品写作，以及现代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东南亚和美洲华裔的文学创作。三是华夏多民族的文学史以及文学通融史。近年出版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就是成功的尝试。这次会议，刘秀美《台湾原住民文学史的观察》介绍了台湾原住民口头文学创作兴起的背景，认为这些文学理应纳入中国文学史考察的范围。 至于文学史研究对象问题，也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文学史编写的目的决定了文学史的取材与评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自是一种不同的文学史。但在通常的情况下，文学史编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映文学发展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现象，并透过这些现象，追寻背后的意义。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政治上、文学上存在问题的现象，也不应当回避，而是探寻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负面现象。这应当是文学史研究的宽广胸怀。譬如这次会议有好几篇论文涉及到近现代的“鸳鸯蝴蝶派”问题。汤哲声提交的论文《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现代性”和怎样入史》以“鸳鸯蝴蝶派”作为探讨的对象，努力恢复他们的“文学身份”，注意到现代通俗文学在整个20世纪具有系统性、完整性、以及现代通俗文学与新文学有着文化上的差异及其媒体性和市场性的两个鲜明特点。而栾梅健《丰赡的文学之河与研究缺位》则比较鲁迅与张恨水的创作。张恨水有中长篇小说百余部，在当时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迷”，但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这类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并无地位，原因就是他们的创作没有社会价值，没有思想性和革命性。作者将目光又转到当代，以《人民文学》和《故事会》为例，尽管前者发行量日益减少，但是依然是当代文坛的标杆，而后者发行量多达五百万册，却从未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是不是他们的创作真的一钱不值？回想中国文学史，明代盛行的大众文化成为当时的盛景，也为近现代的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而且事实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又会转化为文坛的主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五四时期的文坛主将如胡适、郑振铎等人以发掘、表彰历史上的白话文学、通俗文学为己任。但是，他们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着的的通俗文学却保持着距离。面对着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这确实还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不同层次的文学，当然也涉及到乡村与城市。王筱芸《都市文学———文化研究：文学史写作的新方式》从都市文化入手，探讨了这个问题的当代意义。 第三，为三十年文学喝彩。这个话题是由贾雷蒂教授的论文引起的。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界也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诸如学术观念的变化、学者队伍的交替、研究领域的拓展、民族特色的彰显，各个专门学科的深入探索，都在共和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史页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为了及时地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多出版社和杂志社都将出版专书或开辟专栏，就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进行宏观探讨。一些学者在回顾这三十年的历史时，很自然地就想到了20世纪初叶的三十年，但也是语焉不详。而贾雷蒂《三十年代中国对新文学的一种回顾》则以《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为线索，发现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对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怀有特别深切的留恋。他们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文化积累工作，既为已经结束的文化时代留下历史印记，也为自己这一代人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建立一座纪念碑。回想刚刚过去的三十年，我们也应当作一历史的回顾，为这三十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立块碑石，进一步推动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 第四，文学史的分期及评价。蒋寅《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提出一种以文化类型为依据来划分文学史时段的文学史分期法，将20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 商周至东汉末，这是贵族文学占绝对地位的贵族文学时代； 2 建安时代至唐末，这是士族文学逐渐取代贵族文学成为主流的士族文学时代； 3 北宋至清末，这是庶民文学逐渐上升，最终压过士族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的庶民文学时代。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试图打破现当代的界限，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种看法为很多学者所认可。郝明工《文学史的中国断代与现代文学史的中国起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取决于文学运动的现代性向度与年代性维度之间的能否一致，而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历经百年才得以趋向完成。由此，有必要展开“百年断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王一川《论中国现代Ⅰ和现代Ⅱ文学》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朦胧诗、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等）为界，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中国现代Ⅰ时段，80年代中期起至今为现代Ⅱ时段。前者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为目标，后者以中国文学“走在世界”为目标。朱德发《再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理念》强调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同的学科范畴。“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指涉的是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区间的中国新文学，而“现代中国文学”的开端是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同时起步的，应追溯到甲午之战与戊戌变法。 当代文学已经成为热点。张志忠《当代文学史写作方式的有关思考》特别提到历史的标准与文学的标准不能简单等同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政治标准、社会变化来评价过去的文学意义。杨义就此指出，当代文学的史料收集与历史评价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论作品的倾向性如何，他们毕竟反映了记录了那个特定年代的特定精神风貌，应当说符合历史的真实。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认为只有通过不断的“重新提出”，“当代文学”才能获取它历史活力和“真正”含义。这是迄今为止“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仍在这个新兴学科中不绝如缕的一个根本原因。萨支山以柳青研究为例，强调说明了每一种评价的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文学史叙述的角度和评价标准问题。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容易出现偏颇，亦和资料的收集整理不足有关。白烨指出，收集整理当代文学史料，还不单单是把史料作为研究对象，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学批评。宋如珊《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史述评》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全然不同的描述和关照。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同时也很严肃的话题。 第五，文学编年史与文学地理研究。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理念所推动，文学编年研究、文学地理研究成为新世纪的学术热点。陈文新《文学编年史如何建立叙事的整体感》结合其主编的十八卷《中国文学编年史》，论述了他对于文学史叙事的整体感追求。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撰拾得》则与陈文新遥相呼应。文学地理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汉民族不同地区的文学，还应当在民族共同体的视野下，关注华夏多民族的文学发生、发展状况。因此，这是两个相关联而又有区别的视野。前者关注的主要是汉民族不同区域的文学。张泉《试析中国区域文学史的现状及意义》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内地出版的大量的区域性文学史。后者关注的是华夏各民族之间的文学关系，探寻华夏民族文学的性格要素和生命过程。刘跃进从时间的角度编纂《秦汉文学编年史》。这次提交的论文《秦汉区域文化的划分及其意义》则以秦汉文学空间为研讨对象，将秦汉时期的文化分为八个区域，即三辅地区、河西地区、巴蜀地区、幽并地区、江南地区、河洛地区、齐鲁地区、荆楚地区等，并从史传目录的著录考察各个时期的文化发展情况。郭延礼《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四大女性文学群体》则从时间与空间的纬度关注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1900 1919）的四大女性文学群体。安藤阳子《日本占领时期东北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定位问题》以所谓的“满洲国”女作家吴瑛的文学为个案，分析“满洲国”中国文学的特色。 第六，比较文学的新视野及其他。柳晟俊《论〈全唐诗〉所载新罗与唐两国人的交游诗》、琴知雅《中国文学与韩国汉文学———关于韩中比较文学史记述的提言》等论文，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剖析中韩文化交流的渊源及其文化的异同。谭佳《试论晚明文学史的现代性话语建构》试图从现代学者关注“晚明文学”入手，论述了晚明文学史的现代性话语建构与现代中国思想潮流的密切关系。 这次讨论还涉及到文学批评史上的观念问题、编写问题 如党圣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进步观”》、袁济喜《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如何传承与更新》 ；新编专题文学史问题 如李建平《关于编撰〈中国抗战文艺史〉的一些思考》、赵敏俐《关于撰写〈中国诗歌通史〉的几点思考》 ；还有傅刚《传记与传记文学》；徐德明《中国白话小说中的诗词赋赞的蜕变和语言转型》、李怡《教学型文学史：文学史写作的最大的盲区》等，都与文学史编纂的观念、方法密切相关。至于大量的个案研究，更为文学史的编纂提供了具体而微的片段。 综上所述，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经过三十年的反思、探索，正在走向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告别浅层次的历史探索，逐渐步入历史的深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文学史研究者更重要的任务，还不仅仅是解释历史事件，更应从这些众多纷繁的历史叙述中，获取更多的理论上的思考，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学史观。在此基础上，编纂具有新视野、有深度的中国文学通史，便成为了新世纪的期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