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概括了19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体现了人类文化积累的结晶。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被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亿万人民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当然,它也成为我们、成为包括世界许多学者从事科学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最早见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只是由于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它才在我国发生了强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6页)那时,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邓中夏还在北京大学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们不但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激进代表人物,而且后来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主张与当时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偏于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不同,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更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当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也撰文提倡“平民文学”。上述鲜明的平民意识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主张,与他们先后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分不开。也可以说,这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观照文学问题的先声。20年代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文学的提倡,不仅邓中夏、沈泽民、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有关于文学应为革命服务的主张,而且像郭沫若这样的文学家也倡导作家应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并认为“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与文学》)蒋光慈不但自己写革命文学,主张要为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开辟新途径,他还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自然,他们当时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论述中存在某些观点的混乱。值得注意的是萧楚女曾指出,艺术和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一样,同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是建筑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表层建筑物,同是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变迁的东西。因此,只可说生活创造艺术,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1924年第38期)这里,他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学说来阐述文学艺术问题。
30年代初左翼文艺兴起,当时鲁迅已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瞿秋白有段时间住在鲁迅家里,写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艺批评,包括剖析鲁迅创作和思想道路的文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文学研究做了出色的工作。而冯雪峰、胡风、周扬在当时也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家。40年代在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的还有邵荃麟、何其芳、蔡仪等。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从40年代到50年代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使更多人接受这种思想观点来研究文学艺术方面起了相当广泛的促进作用。蔡仪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则是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文艺和美学理论研究的有影响之作。
当然,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特别是他发表于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前半世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并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尽管其中某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不免存在那个时代的一定局限,但整体上仍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研究文艺问题的经典性论著。它所阐述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至今仍然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
应当说,本世纪的前半纪,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广泛的传播,它对于指导中国文学研究不断地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影响时空的限制,在广大学术界或文学研究界,大量的研究工作者仍然沿袭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在广大作家中的影响大于在文学研究家中的影响。
这种情况在新中国建立后产生深刻的改变。
人民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首先是广大人民群众深切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引导中国从民主革命的胜利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胜利,从而大大提高了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术界和文艺研究界也如此。著名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转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后半生是非常刻苦和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努力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许多文艺研究著作有可能系统地被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的广大学者。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普列哈诺夫、梅林、拉法格、卢那察尔斯基等的著作,还有像季莫菲也夫的《文学基本原理》、苏联科学院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等。再次,旧中国在人民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已经成长起一批信仰和通晓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作家、艺术家,在新中国他们起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和带头的作用。这种情况加上政治运动的推动,文学研究界越来越多的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文学,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这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领域。
在文学批评中曾经发生过种种的争论和批判运动。
影响较大的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后来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还有对许多具体文艺作品的批判(例如对电影《武训传》、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戏剧《布谷鸟又叫了》、《海瑞罢官》等)。今天回顾,这些批判越来越严重地存在“左”的倾向,并且大多带来程度不同的负面效果。但争论的焦点往往都在如何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对待和研究有关的问题。因而,它又往往有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面,有助于后人从比较中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避免前人在文学研究中的偏颇。同时,它也有助于确立人们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文学研究的方向。例如由李希凡、蓝翎肇始的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后来产生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这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有价值的长篇论文。1958年还出现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学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著作,这之后才产生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大学由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当时也都是作为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推出,并被国家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的。60年代初由周扬主持组织编写的一百多种大学文科教材,除了上述两种中国文学史外,还包括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杨周翰主编的《西方文学史》等。可以说,这些都代表了那个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60年代初对于“左”的错误倾向有所反思,提倡实事求是和探讨文学艺术的规律。但这个进程很快又被左倾思潮更大规模的干扰所打断。“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引发的新的批判运动直接导向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以至除了极左的文艺批判文章外,任何具有科学意义的认真的文学艺术研究全都消失了。
新时期的到来,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才重新恢复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传统。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严重挑战。首先是要批判由来已久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错误,批判“四人帮”所代表的极左文艺路线,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统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次,要深入总结我国的文艺实践、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认真吸取经验和教训,并升华为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主义及其文艺思想。再次,要正视西方20世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艺术理论方面的新的成果,既要注意批判,又要吸取其有益的见解。由于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二十年来,文学研究导向的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文学艺术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仍然未曾动摇,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包括他的文艺理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针。他关于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又不能脱离政治的思想;关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作家、艺术家必须从人民的生活斗争中吸取题材与主题、诗情与画意的思想;关于要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思想;关于要尊重艺术规律,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要横加干预的思想;关于要反对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倡导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思想;关于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的思想,等等,对于我国文艺的发展和文艺研究的开展都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时期出版的文学研究著作是大量的,无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或文学批评领域都有许多著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然不应忽视当前也确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研究工作者及其著作采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二
那么,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指导作用呢?
我想,这个作用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说。
第一,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虽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在它的三个组成部分中辩证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则是它的全部理论的基础,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在能动的反映论上建立的关于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观点;事物总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永远处于运动的过程中,由量变导致质变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又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观点;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存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历史的前进又是各种合力共同起作用的观点;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把文学研究奠定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
我国对文学开展研究也由来已久。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大体有如下几类:
(一)彰优汰劣的文本筛选。像古代孔子删诗三百,编成了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又如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了《昭明文选》。选集的编选当然需要先做研究,确定作品的作者及其产生的地区与年代,甄别文本的真假,判断作品价值的好坏高下。
(二)对文本进行考释。这种考释往往要引经据典,既要有考据和论证,又要有阐发和释义。像汉代的《毛诗郑笺》(毛亨传,郑玄笺)。清代的经学派便继承这种传统。今天像《唐诗选注》、《宋诗选注》也属于这一类。
(三)评点。像许多诗话、词话,大略都是阅读具体作品时所发的感想、感慨或吉光片羽式悟性见解。小说也有这样的评点。像金圣叹之评《水浒传》、毛宗岗之评《三国演义》、脂砚斋之评《红楼梦》。
(四)归纳、分析的系统研究。这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最突出的成就。钟嵘《诗品》也属于这一类。以大量文学作品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加以仔细的分析、归纳,从中得到新的认识。
以上的研究当然都有它的价值,至少仍然葆有它各自的意义,但其各自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时学术视野的狭窄,不能不严重影响到它们对文学的深刻本质和整体意义的把握。
今天,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不仅把文学看作社会意识形态,看作社会总系统中的一个分支,看作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以审美为特征的艺术系统中的子系统———语言艺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不仅把文学看做反映现实存在的一种意识形态,同时由于它又是人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物,是人借助于实践,借助于自己作为主体的认识力和想象力、幻想力而对于客观世界的一种改造,它实际上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建筑一样,又转化为对于人的一种客观存在。文学由于以语言作为传媒,凡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它都能加以表现,因而,它具有其它艺术所难有的巨大包容性。文学作品不仅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而且能够表现时代精神,表现人们复杂、细微的情感波动和心理反应,所以它又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学中有政治、有法律、有宗教、有道德、有美学、有哲学。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便有如当时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当时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细节,还能看到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人们的想象力和幻想力的特点。可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去全面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文学本质的钥匙,使我们能正确地阐释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文学与文化、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从而使仿佛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捉摸的文学,变成可理解的有规律可寻的现象。
第二,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视角,即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视角。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致拉萨尔的论述其历史剧《弗朗茨·西金根》的信中曾指出自己对该剧本的批评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要求作出的。审美是一切艺术,包括文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从美学角度的批评就是抓住了文学艺术本质的批评。而文学艺术作为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意识的产物,它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总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了解特定社会生活的历史关系和形态,就难以阐释何以会有那种特定内涵和形态的文学。事实上,历史上的伟大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以深刻而广阔地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而见称的。
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论述许多具体作家作品的文章和论断,都为我们提供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批评的光辉的典范。像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论述其剧本《弗朗茨·西金根》的信,恩格斯致哈克纳斯论述其小说《城市姑娘》的信,还有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系列文章,毛泽东论述古今许多作家作品的言论,都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反复领会。在他们那里,确实是把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还为文学评价提供了具有科学性与当代性相统一的价值标准。
每一代人乃至每一阶级在评价不同文学作品时都有他们的评价标准。这种标准总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并深深地刻有一定时代和社会集团的认识水平的烙印,因而也往往带有自身时代和阶级集团的局限。
我们知道,只有人类的解放才能使无产阶级获得解放。在当今时代无产阶级追求进步和解放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曾把“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和对待人民的态度怎样”作为评价文学的重要价值标准,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有普遍性、最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标准。一切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低,确实必须看它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在历史上是否起到促进历史进步、包括文学进步的作用。毛泽东还提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标准,这也是评价文学所不能缺少的普遍性标准。作品的美感正是由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所产生的。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作品所以富于感人的魅力,正是由于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所致。
以上的两大标准实际上正是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的标准。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标准,与当代广大人民的要求是相通的,完全一致的。恩格斯所说的要把“巨大的历史深度和思想内容与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完美地结合起来”,列宁在肯定列夫·托尔斯泰从地主阶级向宗法制农民立场的转变,并指出他创造了“俄罗斯的无与伦比的生动艺术图画”,体现的也正是上述两种重要的标准。这都是今天我们研究文学所应该深切领悟和借鉴的。
当然,要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并不容易。否则,前人就不会犯那么多庸俗社会学的错误,出现那么多“左”或“右”的偏差了。这方面要做得好,根本上还得靠我们自己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并且密切联系实际,包括历史的实际和现实的实际去加以领会。
三
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文学,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无须汲取和借鉴其它学说所提供的观点和方法。提倡辨证逻辑,实际上形式逻辑至今仍然被普遍采用。传统的注释、考据以及评点的方法也仍然见于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的笔端。至于80年代以来,弗罗依德的心理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神话的原型批评的观点和方法、比较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等等,也各有它们一定的特色和长处,对于丰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各有意义,不应一概排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和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54页)但是如果有人因此而排斥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那恐怕是不智的,也是我们需要加以反对的。当前确实存在一股反对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从国外一直刮到国内。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时髦说法叫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消解官方权力话语”,代之以所谓“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民间话语”。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歪曲为“机械反映论”,以唯心主义的“主体论”来代替辨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它们否定文学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切断文学艺术与政治、道德、宗教、哲学等的联系,鼓吹所谓“文学就是文学”的“文学本位”说,极力否定起伟大作用于政治的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而鼓吹“纯审美”、“纯消闲”的文学;他们还把文学的本质归结为“情感的表现”,极力否定文学的思想性和道德陶冶的作用;他们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代之以抽象的人性论、抽象的“人类之爱”;他们崇尚形式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于文学来说,形式是最重要的,而内容、作者以及作者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现实统统不重要,统统可以排斥于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总之,他们妄图把自己打扮成“民间的代表”,而且是“精英的代表”,妄图以“主流意识形态”、以“官方权力话语”的帽子来掩盖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从而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目的。这种伎俩和策略,真可谓是用心良苦!对于这股思潮,我们一定要坚决加以反击!因为,这既是一种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思潮,它如果侵入我们的队伍,与我们要把我国学术界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是背道而驰的。
本文原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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