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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中国多民族的文学现实，我们时常获得的一个深刻感受，即文学乃是文化的栖息地，文化又是民族的栖息地。一民族的文学与文化，实为该民族之命脉所系。 土家族，地处我国版图的华南腹地。然则就其所处的文化生态而言，却又颇似沈从文笔底的湘西苗民，世代被遮蔽在遥远氤氲的“边城”氛围之下。尽管在历史上，土家族与中原主体民族的交往较之其他许多少数民族要多一些，却毕竟距离世间普遍对他们有所了解还相差很远。跟中原社会既有历史联系又具个性差异的状况，或许成为一项重要原因，推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孙健忠、蔡测海、李传锋、田瑛、陈川等为代表的土家族作家方阵，在共和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高歌崛起的新时期，展示出那么令人无法忘却的大作为。我与作家叶梅相识较晚，读其作品也较晚，但近年来对她小说的一些阅读，却使我感到，早就应该把她作为一个突出的个例，归入这个饶有历史地位的民族作家群体当中，去认识，去阐释，去言说。 叶梅为自己新近出版的这部收入她若干种小说代表作的集子，取名“妹娃要过河”。这是个叫人感到亲切、生动和传神的书名。不知有过多少代的鄂西女儿，在道道的江河渡津，怀着期待怀着憧憬，同时也不无焦虑地向人们发问：“妹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么)?” 我有点儿疑问，叶梅为什么要在小说集后记《妹娃为什么要过河》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诚然，书内一些篇什的确紧密扣写着鄂西地域一干少女(即“妹娃”)们的心理与命运，其艺术独到处自不必细说。但是，作为民族文学的研究者，我却不愿轻易接受这是一部女性文学的判断。显而易见，书中的作品远非只是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关注女人与社会。叶梅作为女作家，笔下更多地关切与状写女人，这原本就很正常。不能说较多地写到女人的作品都是女性文学。更何况像《撒忧的龙船河》、《最后的土司》等力作，连其主人公都难说是女人。 我不敢证实作者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是不是虚晃一枪。我敢断定的是，叶梅这书端底是一本关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书。其中各篇无一例外地在摹写与追问着作家的母族——土家族文化的来龙和去脉，优长与局限，特别是她通向人类未来精神家园的可能与路径。 把“妹娃”看作作家笔下女性的统称，在我看来，毋宁将她视作作家心间对于母族文化的一种亲昵的指代，来得更准确。 那么，身为母族文化指代的“妹娃”，生于这方长于这方，却为何要过河呢? 叶梅小说历时地写出来那一道道横在此岸民族眼前或宽阔或急速的江河。野性剽悍的土家文化曾经是一个天然自在的系统，她让每个内置的成员一向感到舒畅和安适，却在遭受强大的异质文化的挑战与冲撞之际，承受了深刻的伤痛与无奈。龙船河上的桡夫子覃老大、末代土司覃尧，都曾深陷于此种炼狱。土家文化也许有点儿“土”，包含了某些原始的成分，但她却葆有天然浑朴贴近人性的面貌。中原文化要成熟得多，但熟透了的东西有时难免变质变味儿。在龙船寨躲战乱的莲玉，以及外乡人李安，或主动或被动地，动摇与瓦解着这方水土上古来存在的温馨跟和谐。当然，民族间的文化折冲，还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当年在山间大溶洞读书的小王子田昆，做着的可以上续久远的天经地义的情爱之梦，转瞬间粉碎在了“改土归流”的大势面前。“老革命”田红军是那眼溶洞保护下来的唯一战士，出洞后却为一日千里的时局所遗弃，他连日常贪饮两口小酒的资格也没有，一旦面对身为高官的昔日战友要替他争待遇，不再是以民族传统思维想问题，他阻止老战友的理由，竟是“什么待遇不待遇，你不要再给我找麻烦”。更有甚者，还是那眼溶洞，到了人欲物欲横流纷至的当下，俨然成了穷汉寻宝、男女偷情、歹人作案的好去处，又怎能不令人感慨一个古朴民族精神文化的迅速陷落。女作家叶梅有一管举重若轻的笔，她把一个民族文化沿革心灵变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们听。 “妹娃”总得要过河，问题是由谁来推她，又把她推向哪里。 昭女和瑛女命中注定地赶上了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她们无须再像太那样，消耗掉大半生，才等来一个世人早就磨破耳根的陈世美的故事结局。民族优秀的文化价值的丧失，在昭女和瑛女身边，已经成了“一把一利索”的现世报。不用再去观察人生征兆的花树如何，人心的天平一旦坠上去赤裸裸的利益砝码，便会毫无悬念地，逐一挑翻掉所有真善美传统。 昭女故事以她“终于坐上了开往山外的班车”收尾。哭嫁歌中“那风筝放到半天的云啊，它脚下连着那线一根”，成了她的宿命。读到此处，我不禁产生一个蹩脚的联想，居然想起鲁迅先生当初提醒人们的“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土家妹娃跟北欧玩偶当然不具可比性，然则抛离乡土去滚滚闹市间寻觅美好愿景的昭女，会有稍好些的遭际么? 作家叶梅显然也在关切着这些“过了河”的妹娃。一篇《五月飞蛾》，说来也怪，是让我多少有些提着心读完的。感性的我，实在不忍心再读到妹娃们的新悲剧;但理性的我，又要本能地提防着作品对妹娃打工生涯的美化或矫饰。还好，小说没让感性的我太过伤痛，也没让理性的我太过失望，这篇小说教二妹对城市生活浅尝而辄止，并分明地披露了妹娃们身上相辅相存的顽强与软弱，她们的未来仍旧存在两种可能。 过了河的这批个体奋斗着的“妹娃”，真的靠上了理想的彼岸吗，怕也不是。二妹、桃子、桔子、安安们还未遇上各自的人生大考。叶梅的打工妹叙事，是留有很大余地的，否则，她是不会将这个并不惨烈的故事，冠以“五月飞蛾”那么惨烈的题目的。人们总是用“飞蛾扑火”来比喻追求与毁灭的同步到来。小说中的二妹，不是早在日记里留下了这样的谶语：“你是一片火，我要扑向你的怀里。”我们注意到，叶梅笔下早已写过土家族传统社会文化体系的层层剥蚀，这已成了不甘堕落的妹娃们进城另寻生机的一个原因，那么，带有土家族精神特质的年轻一代，能否在新生活中闯开一条葆有民族精神优长的生路呢?八十几年前，老舍先生写过一个由乡间进城的满族青年祥子，他起初是个多么叫人喜欢的人物，从身躯到心灵都有着十分的健康;结果呢，却在都市生存中连战连败终告输光。须知，不公正社会的欺压不过只是祥子悲剧的外在动因，都市间铺天盖地的世俗理念的精神戕害，那才是祥子彻底堕落的深层缘由。我一时还难以判断，今日之都市风习，较之于老舍先生那个时代，到底有了怎样的进退。 肯定地讲，“妹娃们”要想不过河，是断断不可能了。套用一句今天90后的调侃说法，许多的弱势民族其实都不是主动要过河，而是“被”过河的。 也许，有良知有担当的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还可以陪伴着我们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去找寻他们那与美好传统相互依偎着的、新型的精神家园。 原载：《草原》2010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