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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小说多以本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间为故事发生地，可以说，地域性是少数民族小说最为显著、独特的特征之一。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一方面要表现本民族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对本族生存空间，尤其是独特的地域空间和富有民族特色的人文空间叙事，书写自身独特的民族性，从而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效果。 如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虚构的是一个处于“落日的余晖”的狩猎民族，有评论指出，他的文学想象全部是关于自己民族的，而不是关于国家的。乌热尔图的文学想象逻辑可以理解为，越是真实地描绘自己民族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越是尊重和赞美自己的民族，就越是将鄂温克族作为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边缘民族镶嵌在国家的总体格局中。 阿来的《尘埃落定》故事发生在四川藏区的几个土司控制地区。文本中多次提到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大片油菜花，崎岖的山谷，以及建在这片土地上的土司的住宅群，主人公傻子“我”常常站在楼上呼叫下人，看远处或想象发生在远处油菜花地里的事情，傻子的活动范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地区。白玛娜珍《复活的度母》以拉萨为中心。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叙事中，藏族聚居区的民族特色也一步步显露。从布达拉宫前面缓缓流过的河是神圣的，是叙事的重要地域空间。故事中的人物琼芨、茜玛曾多次下到河里去游玩，外族姑娘惊奇而拍照，茜玛认为他们大惊小怪并奚落了她，并由此显示自身的民族身份。在哈萨克族贾克斯勒克·萨米提的《故乡》中，赛丽玛什始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乡，故乡情结非常浓厚。这种浓厚的故乡情结实际上也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尘埃落定》中写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描写了伦敦、拉萨等地，那也只是突出主人公的性格，是故事发生的一个小环节，这些地域空间在文本中缺乏具体形象的描述而显得抽象，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符号，民族性特征不会因为异域空间的存在而被冲淡。 少数民族小说空间叙事集中表现为强烈的本土空间意识和地域特色，以历届全国少数民族获奖作品中篇小说为例，蒙古族佳俊的《驼铃》、苗族武略的《麻栗沟》、白族景宜的《谁有美丽的红指甲》、维吾尔族艾海提·吐尔迪《欢腾的小河》、壮族黄钲的《江和岭》、哈萨克族贾克斯勒克·萨米提的《故乡》、朝鲜族江浩的《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回族查舜的《月照梨花湾》，回族石舒清的《伏天》等等，文本所表现的内容多为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生活样态，人物的所思所为也往往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文本所设置的情境大多远离都市，呈现原生态的风貌。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描绘地域空间，来表明其身份，从而隐在地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目的。 地域空间是少数民族小说的重要特征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要素。实际上，少数民族小说在文本空间的表现方式上具有自己比较独特的特点。从叙事方式来看，一方面，空间叙事主要体现为对比、穿插等方法的运用，来表现相对狭小、固定、封闭而富有本民族色彩的空间；另一方面，不少文本在情节上都力图打破既有的线性秩序甚至因果关系，进而构建自己独特的文本表达空间。从文本空间的角度来看，很多少数民族小说正是运用了这些手段才使艺术效果得到较好的呈现。这些在文本空间上的种种手法对人物刻画、主题的表达和深化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民族性的特征得到了表达，在更深一层上，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 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采用的是比较对称的双线结构，一条是关于玉的线索，另一条是关于月的线索，这两条故事主线相互穿插，使得故事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穿梭，形成一种独特文本的空间结构。在这种时空对比、爱恨对比的结构中，伊斯兰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征都比较清楚地展示出来了。阿来的《空山》则聚焦于一个机村，三部曲共六卷中，形成一个花瓣式的结构，每一卷都分别以几个家庭或人物为中心，在每一卷叙事中，地志空间相对狭小，涉及其他村民的数量较少，实际上，按照小说的描述，机村有二百多人，整部小说74万多字较大篇幅叙述的人数不过十多人。虽然叙述空间较小，花瓣式的结构却实实在在地把机村六十年来现代化的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白马娜珍《复活的度母》采用的是多线结构，把不同时代的故事组合在一起，一方面体现出变化与莫测，在时代激流中人不能把握自己，另一方面显示出传承的影响力，如转世甘珠对于施主的影响，从而使这种文本空间有利于民族特性的显现，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作家民族身份认同这一隐在的价值立场。 这种穿插并置的多线条文本空间叙事，在表达复杂而有传承的故事方面有很好的效果，它让人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信息而不显得突兀。少数民族小说的文本空间线索并置是为了故事叙述的需要，是故事意义显现的需要，是展示自己民族文化，树立民族形象，谋求民族发展的需要，而民族身份认同则是其中的重要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