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妹娃要过河》，叶梅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28.00元 最近选编《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重新梳理了一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创作。在此过程中，我感觉不少曾经让我感动的小说，随 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显出斑斑的锈迹，而有些被我们忽略的作品却经受住了时光的打磨，日久弥新。叶梅的创作应该归入“乡土小说”的范畴，她从80年代以来对三峡流域鄂西山地的诗化描述在国内乡土文学中可谓别具一格。而作为“女性”和“少数族”的双重身份又让她的小说超越了乡土的概念，显示了复合的社会学、民族学和女性学的意义。返观叶梅的创作和近几年的发展，我以为她的小说的独特性和文本价值还远没有让我们发现和认识。 收录于《妹娃要过河》一书中的《最后的土司》，在她的小说中是一篇非常特殊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观点进行细读和分析，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说明：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缺少文本细读的传统；二是很多当代作品过于单一、表层化，无法经受文本细读的检验。法国人德里达曾充分肯定文本的独立性、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他说：文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意义是多重的，也是不确定的，它会因时间的改变而发生意义的变化，甚至超越作者的本意。所以，每一种文本阐释都是对文本的解读，同时也可能是一种误读。我重新细读叶梅的作品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也许我的解读有些时候偏离了作家最初的写作主旨，也许我的尝试会被某些人理解为“过度阐释”，但是作为一次阅读和接受的审美过程，我感觉非常地愉悦和惊喜，它让我体验到文本的美妙和文本自身的开放与再生功能。 《最后的土司》故事发生在兵荒马乱年代的长江巫峡边的一个土家山寨。一个逃避兵役的外乡人（汉人）李安，偷吃了土家人祭祀的供品，受到截肢的重罚。之后土司覃尧许诺将“养女”伍娘嫁给他，却在临出嫁前的晚上将其占有，并生下一个儿子。两个男人为了争夺儿子和女人展开了残酷的较量。最后覃尧以咬掉舌头的代价换回了儿子，李安离开山寨，伍娘却死在祭祀的火光之中。小说中覃尧、伍娘、李安三个人物组成了作品的三角关系。覃尧作为末代土司，在小说中代表了族群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小说叙事的主体。李安是外乡人，是主体的对立面，也是我们常说的“他者”，由于他的闯入使宁静的山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所以他又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侵入者”。当他偷吃了供品，冒犯了神灵（规则），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覃与李构成了小说矛盾与冲突的两种不同的力量，它既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冲突，也是两个民族和两种文化之间的冲撞。而伍娘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女性，虽然是这个三角关系的矛盾的焦点，但她的地位是被动的，是被边缘化的另一个“她者”。首先，她是被土司从龙船河中救起的婴儿，或许还是个弃婴。她起初没有名字，身份不清，甚至可能只是龙船河中的过客。其次，她天生就不能说话，就像她天生是个女人一样。这种失语的“静默”（可参考努贝希·菲利普的《她用舌头，轻轻打破了静默》和《寻找列文顿：静默的奥德赛》）状态恰巧是在以男性为统治的社会关系中女性身份与角色的隐喻。在被两个男人的争夺过程中，她是不存在的，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她与孩子的归属问题上，两个男人的谈判和交易从始至终排除了她的意见。最后使她不光先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孩子，而实际上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利拥有这个孩子。 覃尧对伍娘的爱，值得我们怀疑。她几乎应该算是他的女儿，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为何在她要出嫁的前夜突然爱她爱得不能自拔？对他来说，初夜权不过是个象征，而真正的原因，是他将伍娘“物化”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对自己恩情的补偿。所以他的爱不过是对所属女性的私欲化的占有。李安应该是爱她的，但是这种爱比起她对他的爱功利和自私的多。所以当她失身之后，他拼命地报复她折磨她，并不惜用她心爱的孩子作人质，来向覃尧讨回尊严。 孤苦无助的伍娘被两个男人出卖了，在失去孩子和爱情的绝望之后，她终于做出了平生第一次独立的抉择，将自己作为牺牲品献给真正的神。在祭祀舍巴的这一天，她以她的生命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抗，用狂舞至死的悲壮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获得真正的人格上的自由。在伍娘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父权社会被族长和外乡人双重压迫的悲惨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后的土司》是一篇女性作家试图寻找自身“主体性”的女性主义的文本。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叶梅在关注女性命运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艰难的和解过程。覃尧对李安的惩罚，在我们外人看来似乎过于残忍，但是他又不顾自己和族人的安危，从军阀手中解救了李安。可是，即便如此也没有熄灭李安心中的仇恨。当覃尧请求李安把儿子还给他的时候，他提出了两个非常苛刻且具有象征意味的条件：献出“虎钮錞于”或者让覃尧咬掉自己的舌头。“虎钮錞于”是土家人先祖的圣物，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巴人时代。所以献出祖先圣物，等于丧失了族权和尊严，这对族人来说是非常屈辱的事情。而咬掉舌头，就如同剥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土家人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就等于放弃了与世界的交流，甚至可能丧失生存的权利。但是为了儿子，也为了族人血脉延续，他别无选择。 覃尧得到了儿子，却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和说话的权利；李安失去了妻子，却释放了心中积郁的嫉妒与仇恨。当一声枪响过后，覃尧精准的枪法和本可以将外乡人置于死地的子弹，却与他擦肩而过，李安两行热泪终于消解了两个男人甚至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和情仇。在我看来，打偏的子弹不光是一种宽容，其实也是一种警示。 小说中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遥远，今天，已然是全球化的时代，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程度与速度已不可同日而语，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在这种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中，每个民族的独特性———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能否获得尊重？他们的民族精神和意志能否得到理解？叶梅用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叙事为我们再现了一个民族痛苦而又再生的历史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民族之中，而每个民族经过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洗礼，还能够顽强地立足于当代，本身就说明它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它吸收和凝聚了多少生命的能量和源源不息的文化传统。这种交错与共生的状态也证明了人类集体的坚韧和伟大。《最后的土司》价值也在于此，它提示我们应该摈弃让人类或者民族之间曾经付出过血的代价的消极因素：误解、间离，甚至敌对和仇恨，彼此真正倾听人类共通的呼吸、脉动、叹息和笑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