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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同吾]广阔的空间与多彩的星群——诗的创作态势和审美流向

http://www.newdu.com 2017-10-27 《人民日报》 (2000年10月 张同吾 参加讨论

    诗歌伴随着历史的足音,经历了百年沧桑,即将踏入新世纪的门槛。所有的文学样式都难以像诗这样,以鲜活的意象符号灵敏地表现时代的特征和个性风采,也涵容着广阔的历史风云、深邃的哲理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管人们对诗的功能和创作方法有多少见仁见智的观点,都无法否认,真正的诗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象征。我国新诗随着二十世纪的黎明诞生,是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产物,它自身便具有独特的品质和形态。面对着在两千年文化历史中所形成的古典诗词完整的美学体系、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经典的艺术范式,它富有无限生机却又显得稚嫩。不足百年,道路崎岖,时而狭窄时而广阔,其中有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耐人思索: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诗似乎失去了领主的席位,而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的创作现象和发展趋向都一直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近几年,对诗的思虑和议论尤为普遍,而一种近似殊途同归的看法,是认为诗不景气,缺乏引起读者兴味和心弦共鸣的佳作,缺乏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力作。也许这些看法同事实大体相符,但酿成诗歌远离读者或读者远离诗歌的潜因是复杂的,我不在这里具体剖析,只是从诗自身的功能和审美特征着眼,简略地概括近年的发展态势和审美流向。
    我国新诗历史短暂,却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便是以爱国主义、乡恋情结、忧患意识和人格魅力为内核的精神意蕴,构成诗的主体,同时又是以崭新的语言结构和意象营造以及更自由灵动的抒情方式,传达时代精神和抒写心灵世界,从多角度表现当代中国人不断发展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趋向。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诗坛上出现多向度的艺术探索,开拓了诗的疆域,开扩了诗的视野,但由于对继承和借鉴理解的偏颇和肤浅,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疏离现实生活和淡化时代热忱,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出现了拒绝传统盲从西化的倾向。这同观念僵滞、诗意平庸、抒情直白一样,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偏颇。艺术探索之路曲折而漫长,艺术的偏颇只能在艺术实践中得以矫正。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代老中青三代优秀诗人们也像新诗的先行者一样,把诗视为人类的良知和时代的先声,他们以艺术的自觉和不可按捺的激情为真善美歌唱,从而形成诗歌创作的主流。悠远的历史回音、急剧的时代变革、丰富的现实生活、美妙的情感世界和宏奥的哲学天宇,都引发诗人的思索,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喜事频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和建国五十周年的隆重庆典,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引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一大批鸿篇巨制和精致短章,出现在全国的诗歌报刊上。著名诗人李瑛的三千余行抒情长诗《我的中国》,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他以哲人目光的穿透力和诗学文化的聚合力,遐想着共和国第五十个十月“屹立在太阳和大地之间的/光灿灿的一字/是我们远祖手植的古柏/后来化作民族的脊骨/莽莽河山/全靠它的支撑”,这样便把国庆的意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诗人鄙弃那种浅薄的数典自傲,而是去发掘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质,让民族传统与今日辉煌统一起来,让全世界的思想者们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飞跃为人类文明提供新鲜的经验。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普遍缺憾,是有宏大的艺术框架而缺乏新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李瑛具有历史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目光,他让诗的触角伸向历史腹地和灵魂深处,鞭挞那个“丧失理性的时代”,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桎梏和文化愚昧。他从文化形态与政治现象的内在潜连中,评说历史功罪,让一个懂得思辨的民族更加成熟和清醒。
    我国西部不仅幅员辽阔风光壮美,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一片埋藏着无数宝藏和蕴积着无限诗情的土地。西部大开发,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又是中华民族开创新世纪的英雄史诗。中国诗歌学会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在两个月前隆重举办了“西部之声”诗歌朗诵音乐会暨首届中国十月太阳历诗歌节,以诗的激情和魅力赞美西部精神,讴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自画像》、内蒙古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敖特尔沁遗留的灰烬》、青海诗人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或激越豪壮,或沉郁苍凉,或神奇瑰丽,或清新优美,它们以各不相同的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表现了我国西部的灿烂文化,展示了西部各族人民在走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崭新的时代风采。
    从新时期开始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我国诗歌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创作格局,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乃至创作方法更加丰富多样。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在宽广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用自己独特的感觉方式表现世界,同时又是以自己的诗化灵魂呼唤知音。鲁迅说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精辟地阐明了诗是情感的艺术凝聚,是人格精神的升华,诗自身的艺术品质便是含蓄和空灵,而不是直白和泥实。
    时代是发展的,诗歌美学也是发展的。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诗的审美趋向,是淡化题旨的确指性,而让诗的意象容纳更丰富的精神含量和文化涵量,强化感觉而拒绝说教,往往在轻松里含凝重,在戏谑中见庄严。正像里尔克所说,诗歌艺术“是万物的模糊图像,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愿意抛却自己凋谢的意识,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渴求”。诗在淡化语言外部的节奏感,而强化意象的张力和弹性,让哲理溶解在意象群落之中,让时代感体现在语言结构之内,诗就像一扇扇灵魂之窗,或明亮或朦胧,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自己的美学世界。其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审美心理,是拒绝平庸的说教、表象的摹拟和空泛的歌颂,而要求诗人具有一颗平常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真意趣。与之相契合的是语言色调由绚烂归朴素,又往往在朴素中显奇崛,这是对虚假和做作的反驳。韩作荣的《1998年的初雪》仅仅是捕捉到落雪的感觉,不断重复“雪落下来”,“在梦境之外,在睡眠深处”,“不知不觉地落下来”,“在塔松的冷绿之上,白着/在被践踏的泥泞中,黑着”,这似乎并没有更深的寓意,却又或隐或现地在平淡中显新奇。他的《蝴蝶不是蝴蝶》,也仅仅是表现了生命和色彩的美丽,“扑闪的翅膀分裂着我的心跳”,当她失去了踪影,“庞大的世界/因走失一只蝴蝶而空阔”。李曙白的组诗《大野》,在简约中容繁复,平静中含飞动,如《大泽》仅有七行:“藏蛰龙之大泽/藏虫蚍之大泽//清可濯目之大泽/浊可清心之大泽//我掬大泽之水/五千年的星辰/从指缝间滑落”;如《钟声》:“时而悠远/时而凝滞/时而缥缈/时而庄严/听钟的人从钟声里/听出诸多玄机//云山雾海之中/撞钟的人/似睡非睡”,恰如诗人李小雨所深刻感悟的那样:“五千年都把握在双手之中。一字字滴落如石子、如水珠,空灵寂静,诗意浓郁。这是中国人面对宇宙和自然的生命状态,是自然山水与诗人内心感受的辉映。细微和强大,短暂和永恒,都包容在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思辨当中。如果说继承传统,那么从选材、思维到留下大量空白的国画式写法,都较好地浓缩了传统的精华”。
    这是诗歌美学嬗变的侧影,虽然并非全貌,我们或可从中感受一些诗的真髓。新世纪熹微的晨光即将降临东方的地平线,我们相信,从已知走向未知的生命之舟,将会沿着多种航道,寻找诗的彼岸。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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