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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很高的兴致，读完满族作者王安描写满族当代生活的小说《来喜儿》(发表于《民族文学》1984年第2期)。这是10个月前的事。后来我向不止一位满族朋友推荐这篇作品，他们读了也都称好。 说来有点怪，在全国各民族文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有些人竟否认有当代满族文学的客观存在。这种看法未免偏颇。我不想就此辩论什么，只是想请持这种看法的先生，也来读读《来喜儿》这个短篇。 小说写的是“文化革命”前到“文化革命”中，发生在北京某胡同一个小院里的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两户满族人��儿童时代的“我”和爸爸、妈妈，与一位孤身生活的旗籍老太太艾姥姥，住到了一个院里。艾姥姥性情乖僻，却能与“我”家相安无事；艾姥姥会因丢鸟而骂街，却能把心爱的猫崽儿“来喜儿”挺大方地送给“我家”；“文革”中我家遭难，举目无亲之际，又是这位“平日见着叫人害怕的老太太，深更半夜一下子成了我最亲的亲人”，不顾一切地庇护“我”。 《来喜儿》的情节简单到如此而已，作品主题也不算新奇。但这都没影响它的成功。 《来喜儿》是一幅描绘满族生活题材的风俗画儿。故事发生在北京城这个满族在关内最集中的聚居地，随处飘散着北京旗人生活的浓郁气息。 三百多年来的京都生活，造就了北京旗人们的诸多习俗特征。他们注重礼数，尊祖敬老，崇尚艺术，喜好动植物，有着与众不尽相同的情趣和追求。小说《来喜儿》篇幅不长，却能把这系列化的满族风情，从从容容地展示给读者。 抓腾了一整天，总算安好家。晚饭吃了一顿炸酱面，收拾停当后妈妈说：“新来乍到，街坊邻居不能缺了礼，走到东厢房给艾姥姥问个好。” 这是“我”家搬进小院当晚的事，几句话，就把满族人不怕日子过得节俭，就怕礼数讲得不全，这样一个有趣的习性，点拔得清明透亮。 头回举家前去给艾姥姥请安，写得也够传神。艾姥姥那边是既须倚老卖老，又要话出礼儿随，显示老旗人的素养；“我”的妈妈是既要应付场面，又不流于圆滑，把句句话都说得周全熨贴，表现出对老年人的极度耐心。这些，不能不说是旗人们待人处事的“基本功”。 “我”爸爸是个酷爱专业的美工师。为了自己的画儿被弄坏，他“会扑上去拼命”。但他的风格可不像一般美术界人士那么拘谨，竟想拿猫崽儿当模特儿来“画个老虎什么的”，带着几分旗人旧艺术家的“玩票”味道。这里包含着满族人对待艺术的一种惯有态度：脱出一格，不工而工。 爸爸发现了一只小猫儿，连心爱的画儿也在所不惜。这一笔，又把北京旗人疼爱小动物的性格合盘托出。至于父子俩一个爱猫要用鱼儿喂，一个舍不得小鱼儿不让喂的情节，更把这种民族习性描成重彩。 小说中，“我”的爸爸和妈妈，同是满族的普通知识分子，性格上却很有区别。爸爸差不多是一门心思在美术上，“礼节性访问”刚开头，就走了神儿，“全被方桌腿上雕刻花纹迷住”了，对艾姥姥的问话反应迟钝；妈妈可不，她不但能和操着前清老话的艾姥姥对答如流，连艾姥姥为什么忌讳九十岁、街坊们为什么要悄悄凑钱买只鸟送给艾姥姥，也都能解说得头头是道。这二者性格上的差异，不是作者面壁杜撰，而是临摹了传统式的旗人气质：男性往往对生活琐事超脱到近迂的地步，女性却又对人情事故熟习到练达的程度。 正是这些逼真的刻划，把读者引进一个别开生面而又饶有兴味的风俗天地，使小说《来喜儿》所酝酿的满族生活韵味儿，既纯且醇，教人陶醉。 《来喜儿》又是一支表现满人心理与心灵的奏鸣曲。其弦律，在艾姥姥这个人物身上，反映得突出而又明朗。 作品的故事，出自一个孩子的观察与讲述，当然不能深入剖析一位高龄老者的内心世界。但是艾姥姥的心况，还是通过她的作为，得到充分的展示。 艾姥姥“是地球上仅存的几位见过慈禧太后的人之一”，作过晚清贵妃宫中的“常侍”。清廷垮了，她不愿再随着主人，便开始了块然独居的大半生。解放后时来运转，政府包下了她的生活。她对新社会满意，但也还带着旧时代特有经历造成的乖僻性情，她以养花、养鸡、养猫为仅有的生活乐趣，干净以至于有了“洁癖”，生活有序像只“活钟表”，她从不串门儿聊天，更不占人便宜，到了自认为吃了亏的时候，也不乏大兴问罪之师的“气概”，是位典型的满族式的老处女，可敬与可畏之处，都以独特的方式出现，由别人去说道，她可不在乎，而就是这么一个精神世界貌似封闭的老太太，却在故事结尾处做出了出乎读者意料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歹徒们欺凌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时，她奋不顾身，痛斥丑类，甚至以她年迈的生命为代价，保护下孩子。这个结尾虽然有些出人意外，却在艾姥姥性格发展的情理之中。她没有什么“政治觉悟”，更缺乏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灾难的深刻认识，她用一种古朴的善恶观来理解身边的大事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然也没人给她送生活费和瞧病了”，与她相处很好的“我”家，又蒙受了不白之冤……使她本能地找到了自己的立场。她对“我”说:“常歌儿，哪朝忠臣都遭难，没啥，总会时来运转……让他们砸，他砸九十九，咱们收拾一百一。人活一世不为荣华富贵，也要争口气”。 你看，这就是艾姥姥的心理，善良而又倔强的老旗人传统的心理。作品正是从这么一个读者不常触见的角度，表现出一个旗籍平民对“文化革命”的反应。 小说无意于在结尾处过分拔高艾姥姥这个可敬的形象。她被歹徒打得奄奄一息，对孩子说的却是：“文昌阁，圣人……地方，不能咽气在这儿。”还固执地保持着她的迷信想法，让人读来感到可信。临终，她自着一身满族妇女的盛装，又用满族式的伦理道德对“本族同旗”的孩子嘱咐说：“一家子……没红过脸……学好……饿死也不偷……不抢……” 这才是艾姥姥，一位老派满族旗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个性风采。 我赞赏小说《来喜儿》，还因为能从作品中品尝到一种我所熟悉而且喜爱的小说创作格调。这种格调通俗、活泼、传神、幽默。文学巨匠老舍，甚至上溯到清代文坛上的曹雪芹、文康等大家，都是这种格调的杰出代表。这应该说是一种满族小说创作的特有格调，我以为。而文坛新作能光大这种创作上的民族传统，是令人高兴的。 这种艺术格调，当然不是只有满族读者才喜欢，各族读者都欣赏它的审美兴趣。这不也是满族文学界对中华民族文学宝库的贡献么? 198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