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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自反性”是后现代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其思潮的影响下，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自身反思、文化互动的过程。从自身来讲，是一个从语境到创作方式、精神旨归的全面反思；从社会大环境来讲，是对整个世界社会、文化、人生的深度批判。民族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影响，是一个边缘与主流互相渗透、互相越位、矛盾统一的辩证发展趋势。 “自反性”(reflexive)①是一个解放的过程，把个人从对权力的迷信与重负中解放出来重新展现反思与批判的思维能力，重新审视、理解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复杂关系网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系统的反思和认识；一是对社会环境的理解与批判，即一种文化间的互动关系的发生和体现。在这种对内对外的双向审视中获得解放、自由与表达真实的权力和机会。从民族文学创作来讲，主体意识日益增强，不光对自身的创作进行了反思，还对自身以外的环境产生了质疑和批判，在这种发展趋势中，民族文学参与着民族、社会、文化、历史的共同修葺、创造和再创造。故民族文学创作对现代社会亦产生一种巨大的反向影响，在这种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学创作不仅自身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提供了他者的思考角度和借鉴价值。本文力图从语境占有、创作活动、精神旨归三个方面来分析民族文学创作“自反性”趋势和由此产生的“互动”现象，也是一种边缘即主流的辩证发展趋势。 一、语境多层次占有的复杂性与和谐性 对“全球化语境”的关注是研究民族文学一个新的切入点②，然而，民族文学创作的当下语境仅仅关注宏观的“全球化”却是掩盖了其纵深的复杂性。从一些民族文学作家的创作脉络来看，越到后来，其对民族文学的创作、思考越显示出多层语境交融的文化背景。如乌热尔图的创作从《森林的骄子——鄂温克族的故事》（1981年）、《琥珀色的篝火》（1984年）、《七叉犄角的公鹿》（1985年）到《声音的替代》（《读书》1996.05）、《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02）、《发现者还是殖民者》（《读书》1999.04）等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思考力度都在向广度和深度扩展，表现出从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化语境到高语境③、全球化语境的多层占有。 首先是民族文化语境的差异性。民族文学创作是由不同民族身份的作者来完成的，而作者个体的成长、生活的文化氛围给了他们一个本体意义上的写作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奠定了民族文学创作基本的、主导因素，显示了文本特有的民族个性和审美追求，这在早期的民族文学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其次是我国多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情况，历史的发展给了多民族一个传统文化的语境，潜隐在人的内心深处，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起着高语境的作用。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交流讲究含蓄精练、诗意的追求、美感的体悟，高语境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美学追求，是在融合民族差异性的基础上所显示的同一和谐的指向。对高语境的占有预示着民族文学创作反思的深度趋势，民族文学开始走出单一的民族语境向民族融合的大家庭进发，但这并没有泯灭自己的身份感，而是站在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对话平台上，一方面在一个高层次的领域里审视、批判自己；另一方面也在新的平台上拥有更深邃的目光剖析世界范围内的他者，将自己的优秀成果输送出去，完成对话与交流，在一种互动的传播途径中、不断地完成自身的解构与重构，获得更大的发展。 再次，“全球化”语境是由资本追求价值利润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趋势，在此趋势中，欧美希望保有他们原初的、牢固的中心地位，但事实的发展却缔造了诸多的新中心，而这些新的中心又反过来消解了欧美中心。在这种轮回、循环互动的过程中出现了“全球化”始作俑者所不期望的现象：一是多个中心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中心的消失，“全球化”不再是一个集点的扩散型模式，而是一种无中心的网状结构；其二是资本主义在成功的辉煌里培养了自己最为强大的“对手和掘墓人”。其三是批评领域的扩展和批判自由的盛行。就民族文学创作来看，“全球化语境”的到来引起了民族文学创作的三大反响：其一是思维上的革新；其二是创作领域的扩大，视角又由高语境向世界视野转化；其三是对“全球化”的反作用，立足于本民族就是对全球“网状割据”的支持，维持自身发展的主体性，以此反影响全球化。乌热尔图《声音的替代》、《发现者还是殖民者》等就是在一种全球化语境中对非洲和一些殖民地文化情况的思考，并以此来反思民族的问题，以推动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这样的语境下，反思具有跨时空的价值意义。 其实，全球化语境、高语境、民族文化语境这三者是日益融合的趋势，如吉狄马加的不少诗作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等，引起国际诗坛的关注。而吉狄马加在追求民族情怀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作为一位诗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文情怀。叶梅的小说《五月飞蛾》（获第八届骏马奖）就是在一种全球化语境中展示了土家女孩“二妹”对生活的思索与执着追求，也充分体现了语言的精练性、诗意性的高语境特点。故，民族文学创作趋势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语境，倚靠传统的高语境，面向全球化语境的深度写作，这种创作趋势是对中心创作、主流创作的逆向思维，打破边缘主流的界限，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 二、民族文学创作的自主性 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由一维向多维的转化，这种丰富、多样的文学内容涵盖了多层语境下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多角度探讨人类生存境遇、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再创造，这其中隐含了创作主体身份的自我边缘化和自我解放的辩证统一，是创作主体对创作行为方式的反思。 (1)创作主体身份的相互越位。民族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由较单一、固定的民族身份向游离的、多元的身份转变。创作主体不再限制于自己本族的族群，而常常是从自己的族群意识中跃将出来对其进行反观、反思式的超越，或是进入别的民族进行一种他者式的对照、相互映衬，从而双向地凸显各族文化、意识观念、审美取向。“和平解放以后的西藏文学作家群的民族身份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单一的藏族作家群变成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作家群。”④其实不单是藏族文学创作如此，张承志是一个回民的身份，却涉猎了蒙古族题材《牧人笔记》。玛拉沁夫是蒙古族人，其作品创作不光有描写蒙古族题材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在茫茫的草原上》等，也有《相思豆》（非洲散记）等，这都证明了主体民族身份的相互越位创作是一种普遍的民族文学创作趋势，显示了其创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2)创作视角的游离。从民族文学目前的创作情况来看，由于创作主体身份的多重性，语境的复杂性，导致了民族文学创作视角不再是单调的直接从本民族出发，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进行直线的展开，而是采取一种反中心、由边缘层层逼近的展开方式，常常把对民族的刻画置于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关系网中，由各个侧面来分解中心，从而达到更深入、细致、多方位的表达效果。如《尘埃落定》中设定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麦其家的傻子二少爷，这体现了藏族作家阿来的匠心独具：阿来所要表现的中心就是边地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以及文化内涵。阿来为了最大限度地摆脱自身藏族性格对创作的限制，将叙述者进行了“反常化”的艺术处理，这样就消解了自己性格中的民族崇拜心理，使得自己主体意识得以从一种民族中心论中解放出来，从而比较客观、冷静地阐释、表现民族精粹；另一方面，阿来的叙述视角也在不停地游走，加入了诸多他民族（如汉族）的视角，这样在对比烘托中将本民族的精神发掘推向深入，多角度地展现“阿来所属边地民族所特有的与天地鸿蒙、自然万物息息相通的灵性”⑤。 (3)创作活动的深度解放。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由于身份的越位和创作视角的反中心化，表明了他们处于民族身份的边缘，这种表面上的被动状态掩盖了其内在的、深刻的主体自主选择性。《尘埃落定》中阿来精心设计了对自身藏族身份的消隐，而李俊国在谈到《最后一个土司》时说：“我注意到，你在处理故土与外乡冲突的时候并没有狭隘地固守一个简单的价值立场，这一点显示出21世纪的抒写姿态，即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回看自我。”⑥他们都避免了以一种简单、生硬的民族身份和价值立场去处理民族问题，而是在创作中将民族精神营造为文本意义的底蕴，在冷静的事件展开中突显文本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这样不仅突出了民族特性的艺术化显现，也增强了文本感受的亲和力，昭示了创作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在此意义上讲，边缘就是深度的解放，也是创作主体对自身应处位置的深度反思。 (4)民族文学作品的大众化走向。由于民族文学创作对多层次语境的占有和创作活动的解放，实现了民族文学创作的多层表述，意味着其文本进一步走向读者、走向大众。对本民族读者来说，多维的民族展现视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在亲近性的基础上又实现了艺术表现的陌生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阅读诱惑；对他民族读者来说，异民族的文化、生活、风情也产生着巨大的魅力。这使得民族文学拥有了广大的读者市场，暗示着一、自反性的深入：民族文学创作的接收受众进一步明确和扩大，其文化消费性特点趋向明显；二、互动范围的扩大和影响领域的拓展：民族文学拥有的广泛市场和民族文化创造和再造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对流行媚俗的拒绝和抵制。同时，都市文化的肆意背后是心灵的焦虑和空虚，圆融深厚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其梦寐以求的灵魂给养，这也是对文化消费观念的纠正和重新标榜。 因此，民族文学创作的自主性意味着“自反性”的深入，民族文学跳出了“小我”走向了“大我”，积极地参与了社会性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其神圣的民族立场和使命感不是消费的背弃，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呵护与体现，从互动这个角度来讲，无疑具有引导和教化的价值意义。 三、精神旨归的反思与探索 精神旨归的问题就是我们去向何方的问题，而向母族精神皈依是剔除焦虑的理想途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同一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⑦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互相联结，或者是集团与集团之间在一个平面上的网络性的勾连，我们的经历和感觉也被社会化大生产在时空的维度上压缩了，缺少了传统意义上的经由时间演化和空间转变上的文化积累和情感经验。母族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失却了时间的丰厚性和空间的恒定性，从而导致了精神和灵魂的断根和人性的扁平化，造成了主体认同在现实情境下的艰难。 (1)母族意识的现实异化。从外部环境来看，社会大生产的加速度进行改变了地理和地貌，城市的扩张和民族居住环境的改变在所难免，民族气息浓厚的木楼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物，乡间小路变成了宽敞的柏油马路，母族意识传统意义上以环境为依存条件的状况遭到改变，从而造成了母族认同的艰难；从内环境来说，首先是母族意识赖以存在的关键：民族主体的不停迁移和变动使得母族意识发生漂浮，母族意识在人类思维领域不断被质疑又不断被认同的情况下失去了传统经典意义的凝重感；其次是民族意识的开放导致了多种文化、思想的交流，形成了对母族意识中心地位的冲击；三是母族意识受到工具理性的压抑、排挤和消解，人性扁平化的同时母族意识被冷遇。 但是，人类是不可能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失去自己精神和灵魂的纵深度，后现代的“自反”就是在逐渐失去自我之后所产生的对自我和社会的反思，这种反思对民族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紧迫的要求，就是“如何在更深层次上回归母族，最终，真正能成为本民族文明的代言人。”⑧从而实现人性的还原和精神的重构。 (2)母族意识的艺术存储。文学的媒介是语言，民族文学创作强调语言对民族特性的展现，强调语言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步产生、积淀形成的，是民族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主要途径，显示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意趣的总体风貌，占据着人性的诗性领域。如乌热尔图文中屡屡提到驯鹿。鄂温克族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驯鹿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驯鹿的温驯善良、刻苦耐劳、坚韧执着本身就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民族身份的标志。就如《尘埃落定》中对“马”的青睐，《鹰之杯》对“鹰”的钟爱，具象和民族精神形成了一种对应的象征恒定性和原始指称性，具象的不同形象地显示了迥异的民族特性。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语言的民族特性结构了人的主体性深度内涵，熟悉的民族语境制约着人的思维方式，起到文化氛围的烘托作用；一是人类向民族语言不自觉的靠拢以获得阐释自己和阐发社会的能力，是主体精神的栖息地。因此，民族文学创作一方面注重语言的民族特性，使得文本不仅意味绵长，而且诗味隽永；另一方面，民族文学创作行使了自己的神圣使命、肩负起民族文化传承、再创造的义务，就在一个虚拟的艺术空间和一个较为永恒的时间维度为母族意识的存在提供了一方净土，为社会影响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性的艺术资源。 (3)民族意识对社会的反作用。民族文学创作亦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和消费，它与社会是鱼和水的关系。社会现状的经济主导地位对民族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创作提出了大众化的扁平要求，然而又要求文学为社会提供心灵平静的一方良港，为繁忙、紧张、疲惫、晕眩的社会进程提供暂停的瞬间。因此，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回应社会的需要，为民族文化代言，但在客观上对社会产生了反影响，与社会形成了互动关系。如南永前的诗集《圆融》获得了第八届骏马奖，《圆融》是一些图腾诗组成的诗集，以民族的图腾崇拜入诗，并将它系列化，南永前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一人。南永前的图腾诗不光富有文化意蕴和艺术功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就是史诗，是史前民族的理想之诗。如《鹿》：“或为温柔之天使惨惨劬劳／为传虔诚之祈求／为寻觅丰饶之嫩绿／或为角逐之战神猎猎而奔腾／为驱逐邪瘴之恶煞／为建垒幽静之乐居……”南永前的诗歌大体包括五个价值方面：一是对正义的追求，对邪恶的驱逐；二是对和谐的向往，对争乱的反感；三是生活的价值在于奉献，而非索取；四是灵魂的存在应在历史积淀深厚的民族精神，而非浅层的物质享受；五是对小我的超越，对大我的憧憬。这其实是对社会流行的讲究物质享受、超级个性化、单层平面化的人性生活的极妙讽刺。 这些诗文的最基本的落脚点就是对民族精神的赞颂，对民族文化的心理旨归，它对社会的反作用就包含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时间和空间的还原，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客观的空间和时间的物质基础，已经成为人类事务中快速移动而“非固定的资料点”⑨。这些资料点主要是由货物、运输、人群、资讯、传媒等组成，在一种急速的运转中，时间变成了平面的网络结构中的散状点，空间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距离感，而民族文学对民族精神的追溯重新回到了传统时空观念，把时间还原成了历史，空间还原成了距离；二是对人性扁平化的抵制，由于时空的异化状况，人类的身体、灵魂为社会所结构，精神失去纵深维度而被焦虑缠绕，民族文学创作能够提供民族精神作为人类灵魂安憩的理想之维，从而破除社会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使得“人之为人”不但是艺术的真实，还是现实的真实；三是对传媒的反影响，由于传媒主要依靠的是色彩、图片，它对民族生活的展示只是此在的断片表达，不能揭示民族精神的深厚底蕴和历史传承，也不能明了人类文明是人类经验的个体性和集体性的融合体，民族文学对此的宏观把握和微观描写的结合为传媒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传媒演变成了色彩、图片、声音、音乐的艺术合体；四是现代语言的发展是日益符码化，演变成社会关系的指称，民族文学创作的语言精美，是对诗性的本真保留、重现、再创造，语言重新还原为人类的诗性存在之维。在此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故，母族意识的追溯和寻求在现实生活中的难以实现却在民族文学中找到了存在之根，对母族意识的维护就是透析社会、人生、文化的一种反思性的身份认同、精神皈依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在生活的边缘开始的，却牢牢占据了人类主体的中心意志和文学表现的主流位置，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交响和共鸣。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民族文学创作对语境、创作方式、母族认同的探索都有了积极的反思，这种反思是从自身到整个社会的批判和重新整合。这种从边缘启动的自觉的文学创作反省，一方面在文化边界的交接处、交融处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以一种亚文化的身份迅速成长，并以一种勃勃生机宣示着文学创作的新中心；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人类的心灵生存家园的重新叩问，民族文学创作所提供的以民族精神为主体的母族意识不仅抵制了社会化大生产对时空的压缩、人性的异化，而且提供了心灵栖居另一个维度，它还原了历史和人性的本真，重建了人类存在的诗意家园，把生存的价值重新指向审美之维，它处于边缘的位置，却是现代性“自反性”发生之后不可回避的文化、社会、人类精神去向何方的主流中心议题，显示恒久性价值。 注释： ①斯科特·拉什在《自反性及其化身：结构、美学、社群》中谈到：“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自反性阶段——中的进一步个性化还把个人从诸如阶级、民族、核心家庭的正确性的无条件信任等集体的和抽象的结构中解放出来。”周宪、许钧主编《自反性现代性——现代社会秩序中政治、传统和美学》，赵文书译，第145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罗义华：《文化的乖离与重构——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学创作主体性批判》，《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16页。该文以宏观的视野对民族文学研究有独特深入的研究，却对当下语境复杂性有所忽略。 ③爱德华·T·霍尔在《语境与意义》中说：“高语境传播或讯息是：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信息中。”而威廉·B·古迪孔斯特认为：“大部分亚洲文化（如中国、朝鲜、日本）都位于高语境一端”，还可以说“高语境文化的人比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在陌生交谈时更为谨慎。”见史蒂夫·莫腾森编选《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关世杰等译，第36页，第320-3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次多：《藏文创作的当代藏族文学评述》，《西藏文学》2005年第5期，第141-149页。 ⑤张勐：《穿透“尘埃”见灵境——为〈尘埃落定〉一辩》，《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18-20页。 ⑥李俊国、叶梅：《诗性，在生命与文化的碰撞中绽放——叶梅访谈录》，《民族文学》2005年第4期，第36-40页。 ⑦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⑧王延辉：《回归与认知之路——散杂居地区回族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本民族特性之关系》，《民族文学》2005年第6期，第115-118页。 ⑨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38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李志艳，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