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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神话是人类文学最早的艺术形式，具有多种研究价值。中国神话是由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与我国现存汉族神话相比，大多少数民族神话在近现代仍属活形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过加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神话的地位，有利于建构中国多元神话体系，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学向纵深发展。 【关 键 词】少数民族 神话 价值 神话是民族的，也必然是世界的。马克思曾说，今天的神话“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我国以往神话研究中国神话多偏重于汉文典籍中的“凤毛麟角”；而对丰富的少数民族神话却很少涉及。当然，这对中国神话整体研究以及中国神话地位的确定是非常不利的。 一、研究少数民族神话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神话的地位 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不容否认，中国神话也是由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这是我们分析研究中国神话的前提。当然汉文古籍中所载神话也并非都源于汉族，更不是中国神话的全部。大量的神话资料表明，我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保存着自己的神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活”在民间。众多的国内外神话学家和研究者们却忽视了少数民族神话的客观存在，忽视了中国神话的整体性。从目前资料看，对中国神话的判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把中国神话定位于汉文古籍中的远古神话范围，认为神话作品仅存凤毛麟角，资料匮乏，难成体系；另一种则主张广义神话论，把次生神话、拟神话乃至现代新“神话”也列入神话范围。这两种做法的共同之处，就是在研究对象上没有注重汉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双主体，故很难给中国神话一个准确的定位，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神话的发掘、研究与传扬。 汉族神话的缺失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汉文化的早熟以及后来儒家思想“不语神、怪、力、乱”的浸染，使汉文化逐渐远离了神话的思维方式与艺术形态。如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人本主义思想滥觞，重人为而轻虚幻，神话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已不复存在，上古残留的神话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加工乃至批判，导致了大量神话的历史化、寓言化或消亡，使汉族古老的神话作品支离破碎。以西王母形象为例。她作为母系氏族的女性神，本是居玉山，处弱水，与世隔绝的“神性”人物，《山海经·西山经》说她：“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还可看出人兽不分时期神话的原生态；《山海经·海内西经》中就出现了“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的说法，人与神开始交往；《淮南子·览冥训》写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长生“神药”，并被嫦娥偷而食之，神与人的瓜葛更加明显；到《穆天子传》卷三，西王母亲自参加了周穆王特设的宴会并即席颂唱；再到《汉武内传》中，西王母竟变成“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的丽人了，并与武帝相好成了至交，等等。这种神话历史化或“合理化”趋向，使远古神话面目全非，给神话研究带来极大困难。 少数民族神话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据对已出版的40多部单一民族文学史、10余部少数民族神话专集专著及3600余篇相关论文的粗略统计，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都保存或流传着自己的神话，不少作品具有巨大的艺术张力。正如季米特洛夫所说：“在文化领域内，按能力来说，没有大小民族之分，没有够格和不够格民族之分。每个民族，不管它多小，都是有能力的，都能够对共同的文化宝库作出自己宝贵的贡献。”【2】现在搜集、整理出的少数民族神话数以千计，它们不仅就地取材，内容丰富，而且古朴原始，保存完整。有的歌颂劳动，崇尚英雄；有的推究族源，描摹战争；有的揭示社会，反映婚制；有的承载典仪，传扬习俗……这些神话有往往互相渗透，多元一体，以诡谲瑰丽的格调和奇丽变幻的色彩展示出中国神话的强大优势。如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形态不断更替的时代，由于地理地形及人文因素的影响，社会形态的发展相对缓慢，生产力发展水平向对低下，培植了神话生存的肥沃土壤，一些原始思想、神话思维得以长期保留，神话也就未遭“理性”改造的厄运。以1938年一次田野调查为例，调查者发现云南西双版纳巴亚寨基诺族一家父子三人打猎时具有严格的仪式和程序，不仅对待猎物要按族规划分等级，而且狩猎严格遵循着万物有神的信仰，狩猎分十个仪式，每个仪式都要颂唱祷辞，并保留着原始的分配观念，“万物有灵”思想构成神话的天堂，成为研究中国神话包括世界神话最好的“活化石”。 少数民族神话又具有多种存在形态。一是至今仍活在民间口头的神话。这种神话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完整，既有单一型的短篇，也有复合型的长篇，并且未被文人加工藻饰，质朴自然。二是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在文献中的神话。仅以云南为例，就有彝文文献、纳西族东巴文文献以及傣文文献等，所收入神话内容基本保留着原有的背景，使不少神话得到历史性的固定。三是融汇到少数民族史诗及其它体裁中的神话。这种形式的神话内容可以作为神话比较研究的有力佐证，与其它形式记录或保存的神话相呼应。创世神话、射日神话、洪水神话、推原神话以及反映原始生活现象的神话相当普遍，如彝族的《梅葛》、《俄勒特依》、支系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瑶族的《密洛陀》、苗族的《古歌》、拉祜族的《牡帕蜜帕》等有的与史诗交辉相映，有的与传说融为一体，有的以经文典籍的形式载入史册，包罗万象，洋洋大观。其中大部分神话，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叙述了原始人类对宇宙开辟、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生成、民族起源等问题，形成对民族历史的独特记叙，反映出远古时期人类试图通过幻想方式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又企图用幻想方式征服世界的客观史实。既有泛灵论图腾的真诚，又有开天辟地的恢弘；有射日射月的浪漫，又有抗争自然、推原婚姻等对生命意志的思考，虚幻寓于现实，神奇融入瑰丽，动人的艺术魅力与强烈的实用功能合为一体。可以说，“至于神话,汉文史籍上记载的也着实不少,但经过历代文人之手,已看不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而且记述极为简略,已失去了神话本身的具体性和生动性。而少数民族神话一直在口头上世代传承,它们已经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载体,其中凝聚着民族创造力和集体智慧的精华。这也是汉族文学所欠缺的。”【3】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二、研究少数民族神话有利于建构多元神话体系 中国有没有完整的神话体系？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关于中国神话的系统，我国研究者曾有不同的观点。茅盾曾从地域的角度将中国神话分为北中南三部，提出“各自成为独立的系统，但不幸均以各种原因而毁灭，至今三者都存了断片，并且三者合起来而成的中国神话也还是不成系统，只是片段而已。”【4】顾颉刚则提出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说：“中国古代留传下来的神话中，有两个重要的大系统：一个是昆仑神话系统；一个是蓬莱神话系统。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5】还有陈梦家的“虞夏商三系本为一系说”，【6】等等，这些观点由于观察对象的不完全性，许多少数民族神话的内容不能包括其中，也自然难以把握我国神话体系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上古神话系统本质上应该是从属并表现着人类史一个特定文化阶段的综合性系统，它不仅能够体现出先民们最初对世界的认识，储存着重要的文化信息，而且还具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不仅需要研究结果的“质”，更需要研究过程的“量”， 少数民族神话属于中华神话体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建构出不同的体系链条。按民族分，55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神话，每个民族的神话都可以探究其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按所属的文化板块结构分，可分为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神话、西南高原文化圈神话、江南稻作文化圈神话等，每一个文化圈又可以分若干文化区。如北方森林文化圈就可细分为西北、漠南、东北三个文化区，不同文化圈或文化区由于历史发展中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往往形成不同特征的神话，如北方地区的神话常以漫天风雪、茫茫草原或崇山峻岭为背景，善飞的鹰、大力的熊、炽热的火是神话的主调，反映出各族先民勇猛强悍的性格；西北民族神话的底色一般是沙漠和雪山，洁白的天鹅、善跑的狼神、温暖的日月往往受到尊崇；西南地区则显出高山林立、条块分割的神奇，各族神话就地取材，千姿百态，有常常表现出细腻纤丽的风格；而华南地区以洪水雷神为众，又保留了与中原创世神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东南地区神话以高山大海为主调，情节诡秘神奇，风格细腻凝重，蕴涵着一种压抑和坚韧的性格。在这些文化圈的天地形成神话中，森林草原文化圈大多民族认为天地的原初形态为液态，而高原文化圈和稻作文化圈认为是气态，还有极少数民族持固态说。按神话内容分，则有开辟神话、洪水神话、日月星辰神话、动植物神话、推源神话、社会生活神话等类型。按神的名称分，龙、虎、熊、狼、蛙、鸟、蝶、枫、竹、石等也均能成为联结多个氏族的纽带。 神话体系的特征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特定群体基于自身发展的历史状态、生存环境、精神旨向等创作了相对独立的神话,尤其是渗透其中的特定信仰更具个性,而且特定群体的神话随着相应群体的延续而逐渐上升为一种独特精神,凝聚为特定群体的生命象征和历史原型,成为其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标识与经典形象，具有了鲜明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神话的丰富内涵，其神系系谱往往与历史现实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其可靠的原始文化价值成为重构神话体系的重要依据。比如洪水遗民再生人类这类世界性的神话，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一般情节完整，故事曲折，有原因，有经过，有结果，并与葫芦崇拜或生殖崇拜、兄妹血缘婚、人类来源、氏族起源紧密结合，形成一个亮丽的故事系列。“据对116篇洪水神话的分析，避水工具多达23种，其中葫芦占29篇；兄妹婚前问卜多达几十种；怪胎10多种；婚配双方有兄妹、姐弟、人与仙女、人与神女、人兽、化生等多种。”【7】再如若把南方射日神话视为一个系统，更容易归纳分析太阳神话系统的特殊内涵。壮、布依、侗为10日，羌为9日，仡佬为7日，毛难为10日，瑶为10日，苗有16日、24日、196日三说，傈僳为9日7月，布朗为9月10日，阿昌为不落之日，珞巴仅2日等等，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构建某类神话的体系是非常容易的。 三、研究少数民族神话有利于推进中国文学的纵深发展 神话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载体。神话与文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哲学及地理学、生物学等社会与自然科学联系密切，特别是对文学艺术来说，神话研究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通过少数民族神话可以再现古代文化背景，使我们更好地探索艺术起源。如研究艺术起源问题，研究者一般有考古发现、借助儿童心理学、考证史前残存文化三种途径，相比之下，洞穴壁画、岩画、出土文物等属于不可确定的有限资源，借助儿童心理学分析原始初民的心理也往往会大量融入研究者的主观因素。相反，我国少数民族保留的神话则是社会生活乃至艺术的活的化石，特别是从那些解放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中，还能找到大量史前艺术和图腾神话的遗迹，这正是少数民族神话的优势。神话学家泰勒曾指出：“神话是其作者的历史，而不是其本身内容的历史。神话记录的不是超人英雄的生活，而是富于想象力的民族的生活。”【8】由于少数民族神话的极大丰富，在神话的诸表现形态里，“故事”具有突出的地位。无论是意象、观点还是行为模式，它们都具有相当完整的情节，而隐喻、类比和解释等功能便有可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故事”作为表层形态，既是神话的形式，也是神话的目的，通过“故事”形式向族人或周围渗透，并试图强化为独特的信仰与行为模式，就成为神话的深层结构，即使外在的讲述形式发生变化或消失，内在的心理结构也会依然存在，诸如自然环境的险恶、狩猎的艰辛、图腾信仰的虔诚、婚姻选择的变迁等等，都有据可考。这就为我们分析研究远古社会生活及艺术提供了可能。 其次，通过少数民族神话可以激发民族文学创作，促进民族文学作品研究。每一个少数民族的神话几乎都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各类文学作品，许多时候，神话象一把通往艺术殿堂的钥匙，引导着文学的创作。如当代壮族作家韦其麟的《百鸟衣》、《岑逊的悲歌》、《莫一大王》、《寻找太阳的母亲》等诗作，无不是靠壮族神话传说注入新鲜血液的。又如分析哈尼族作家艾札的短篇小说《没有冬天的河谷》和存文学的长篇小说《兽灵》，若不懂得哈尼族的灵魂观和鱼崇拜的祖先原型,就很难理解哈尼族作家笔下的先祖形象以及祖神与活人的关系描写,甚至把作品说成没有多少意义甚至是消极的东西。事实恰恰相反,这些人物和情节表现了作者心灵深处的秘密,体现了哈尼族人民的一种共同心理及其期待，是一种得到本民族普遍认可的文化传统。因此，研究神话的丰富内涵不仅可以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而且对分析鉴赏民族文学作品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途径。 第三、通过少数民族神话可以印证汉族神话的“疑点”，推动神话的整体研究。少数民族神话可以印证、解释汉文学神话作品中的失真之处或某些“疑案”。如造人问题是神话母题之一。虽然《山海经》中有“女娲之肠化为十人”之说，但全无旁证，后来的《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以及补《史记》的《三皇本纪》中出现类似“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文本，从推理上讲，由于古人宁可相信“履巨足而孕”、“感梦而孕”、“食鸟卵而孕”，也不能接受有损人类形象的关于“造人”的说法，而在少数民族中却相当细致完整，如在壮、瑶、苗、布依、水、白、藏等少数民族神话中，有的叙述伏羲女娲是兄妹，有的叙述为夫妻，就其它造人方法而言，藏族、门巴族说是猴变人，傣族、基诺族说是汗泥造人，壮族是尿泥造人，鄂伦春族、苗族是树木变人，朝鲜族、纳西族是卵生人……林林总总，莫衷一是，反映出神话鲜明的本质和真正的内涵，是中华先民原始思维的真实写照。 再如《山海经》中有两处关于“一目人”的记载，；《大荒北经》中也说“有人一目，当面中生”。这种看似怪异的记述在少数民族神话中描写细腻。如彝族原始史诗《查姆》清楚写到：“人类最早那一代，他们的名字叫‘拉爹’；他们只有一只眼，独眼生在脑门心。‘拉爹’下一代，名字叫‘拉拖’；他们有两只直眼睛，两只直眼朝上生。‘拉拖’下一代，名字叫‘拉文’；他们有两只横眼睛，两眼平平朝前生。”【9】还有哈萨克故事《阿勒克蔑尔根》说：“射手阿勒克蔑尔根误入独眼巨人的山洞，跟着羊群混出了山洞，并救出了落入巨人魔掌的其他牧人。……”【10】这里有关 “独眼人”的记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人类神话创造过程中关于人的进化问题的相通之处。 毋庸讳言，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在发掘和研究方面还面临着种种挑战。其中，既有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变化对民族神话生存土壤产生的侵蚀，也有目前知识经济膨胀对神话领域造成的冲击，并且少数民族神话仍处于民间小范围传承的自然状态，抢救整理工作相对滞后。少数民族神话本身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大量遗失及后人改造的情况仍需要认真加以甄别。但无论如何，少数民族神话是中国文学这座宏伟大厦的一块重要基石。倘若研究中国神话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神话作品，必将是偏激和片面的研究。 【注释】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2】 季米特洛夫：《论文学、艺术和文化》，杨燕杰、叶明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3】 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4】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ＡＢＣ》，载《茅盾说神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5】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２期。 【6】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第485—576页。 【7】 梁庭望、黄凤显：《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8】 泰勒：《原始文化》第一卷，1871年版，第376页。 【9】 钟敬文主编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民间文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11 页。 【10】 唐善纯：《中国的神秘文化》，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原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