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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达娃，生于1959年，父亲是公务人员，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人。新中国成立后，甘青、川藏区的许多藏族公务人员调到西藏工作，他的父亲便是其中之一。扎西达娃的幼年和童年基本上在重庆的母亲家度过的。像无数工作在西藏的公务人员子第一样，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童年的他也曾往来于重庆——林芝——重庆——日喀则——重庆——拉萨之间。1974年初中毕业，后他到西藏自治区展览馆学习绘画，同年考入西藏自治区剧团搞舞台美术。1980年在中国戏曲学院编剧系进修一年。这便是作家发表作品前的简要经历。这一经历告诉我们，天资聪颖的扎西达娃在内地重庆生活的岁月中，在他熟悉的嘉陵江畔，在汉语、汉文方面打下了坚实基础，从而使他扩大了视野，有了更多的机会了解西藏以外的祖国和世界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他是带着较广阔的文化观念“进入”西藏的，因而西藏对他是亲切的新鲜的神秘的。这是他自1979年发表处女作《沉默》(《西藏文艺》1979年1期)以来迅速登上中国文坛的重要因素之一。 少年时期的扎西达娃有许多梦和幻想，“他希望天上飞来很美的音乐，在沉闷的教室里飘荡。他趴在课桌上写科幻小说、侦探小说，写自己多么厉害，本事多么大，把一个初中生脑袋所能容纳的怪诞念头全部装进最初的作品中。有时逃学，跟好朋友们一起读书并讨论各种国际性问题。大人不让看的书，说是怕中毒。他只好躲在被窝里看，这时，他觉得自己很像高尔基三部曲中的阿辽沙。”(龚巧明《这片绿色的土地》，《西藏文艺》1983年2-3期)艺术的启迪、熏陶，伴随着色彩斑斓的想象，伴随着作家早期的学习、爱好在行进。读书，是扎西达娃用心的，早期的涉猎对象主要是汉族的现、当代文学和一些苏联的翻译文学，自入八十年代后，颇多渴读于译为汉文的拉美爆炸文学，博尔赫斯、马尔克斯、胡安、鲁尔弗、海明威、福克纳等都是他求教的师长。前期的小说像《沉默》、《朝佛》、《江那边》(见《中国文学》91.2)(英文版)(见《中国文学》91.1)(法文版)等写得朴素无华，清新隽永，是现实主义的，在手法上有借鉴外国，却不甚突兀。此后的作品如《白杨树、花环、梦》写潜意识的流动过程，至于《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则借鉴(模仿)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尤其是《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一经问世，便得到各方关注。实际了解拉美文学(尤其读了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的小说)的人一眼便可看出其中较重的借鉴痕迹，有时读来有似曾相识之感，而到“虚幻三部曲”(《风马之耀》、《世纪之邀》、《悬岩之光》)写得更自如有致，真正触到了西藏社会的生命本体，凝重的悲剧意识和沉重的民族包袱让人灵魂震颤。西藏的其他一些作家也曾效法过这种手法。于是评论界有唱好的，也有谴责或表示不可理解的，然而这种勇敢的学习借鉴，对作者的驱动力是很大的。同时，无论现在的人们如何评论，对于中国文学自身来说，它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现实价值。 在中国(其他国度或许也一样)，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想写一点东西，与他不平坦的生活道路以及在情感上的挫折等有着密切关系。扎西达娃也曾有过苦闷、彷徨。他消沉过，沉默过，但最后并没有随波逐流，而以自己积极、严肃的思考、探索、把握自己，振奋自己。他选择了文学这条艰难而光辉的道路。 扎西达娃的创作路子较宽，早期作品大多描写西藏首府拉萨，以拉萨最繁华并著名的大昭寺为中心形成的八角街的人与事为主要对象，其环境也多为有八角街影子的甜茶馆、小酒摊等；后期领域不断拓宽，笔下可见形形色色的人物，像为扎西达娃最初赢得声誉的《归途小夜曲》(发表于《萌芽》，获该刊文学创作荣誉奖，选入《1982年短篇小说选》、法文版《中国文学》84.2)中藏着意大利眼镜、留着长发，穿着真正的牛仔裤的现代派青年罗珠，《没有星光的夜》中的退伍军人阿格布，《古宅》中命运浮升的农奴朗钦等。作品范围的拓展与作者艺术追求和生活范围的拓展是相一致的，它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今天的藏族社会。 扎西达娃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写今天的西藏人，写八十年代的西藏人，同时侧重于写今天西藏人中的年轻人，写他们对生活的思索，写他们心灵深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新的价值观与旧的价值观的深刻冲突……我以为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恰恰是益希单增(西藏)、降边嘉措(北京)、意西泽仁《四川》、尕藏才旦(甘肃)、多杰才旦(青海)等藏族作家涉笔甚少的领域。当然，从这一角度和视点，别的西藏作家也有多种尝试，扎西达娃之所以获得较高成就，大约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扎西达娃作品中外界的发达(内地的、世界的现代文明)与西藏的现实有强烈的对比度，这对不了解西藏的读者也很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二，扎西达娃的作品中文化差异感不强，他并不着眼于某一种特殊风俗的涉猎而忘记文学的根本使命，换句话说，上二现象的存在说明，扎西达娃自觉不自觉地以“外视”的手段观察这个民族的生活，这对那些长期囿于一隅对本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文化特点已经“木然”了的本民族作家，确乎技高一筹。 其三，前文业已述及，扎西达娃在写作上多效法拉美作家作品和欧美现代文学的一些手法。了解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由于受地域、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中出现过一大批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其中不乏有成就者。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这批用汉文写作的少数民族作者，总感到自己“慢半拍”——如内地汉族作家写“伤痕”文学已将告终，少数民族地区的“伤痕”文学却在兴起；内地的作者写农村改革中某些题材已告一段落，少数民族地区的作者才准备写这些“最新”的内容。这是一种“赶题材”的做法，如此“赶”下去，作者本身就总有落伍之感，因为少数民族作者和内地作者瞄准的刊物多是一样的，刊物自身不可能过多重复那些在读者中已经“过时”了的题材。题材的陈旧和手法的陈旧是相一致的。要获得此二者上的“突破”，与内地作家“共拍”前进，当时的作者们都在摸索自己的出路，因为内地的琳琅满目的探索文学已经提供了让他们采取新的手法描写西藏的条件，而这一条件首先属于懂汉文的藏族作者，扎西达娃便是其中之一。许多内地作者不理解偏僻的西藏为何突然冒出几朵魔幻现实主义异花来，弄得内地的读者，甚至评论界也咋舌相观，生许多新鲜，实际上它出现的过程是如此简单。因此，扎西达娃们便“超越”了题材和手法上的一些烦恼。 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手法一在中国文坛亮相就褒贬不一，这种现象同样伴随着扎西达娃，而我以为尽管扎西达娃的这些尝试与藏民族的主体文学——藏文文学并无瓜葛，但同样是成功的探索，他因此赢得了社会声誉，除《朝佛》、《归途小夜曲》外，像《江那边》、《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作品曾在西藏自治区和全国的文学评奖中获奖，其中一些篇什还被译为外文。其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 之一为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藏区生活的关系。西藏被认为是“香格里拉”，通常被称为“神秘的西藏”，无论国内读者或国外读者，一提到西藏，总睁大了眼睛想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玄妙离奇的事来。我曾在多种场合说过，西藏的所谓“神秘”，是西藏文化的“神秘”，神秘来自于不了解；了解了，一切神秘也就不存在了。作为一个藏人，他从来不感到自己是神秘的，自己的生活是神秘的。由于不了解西藏，众多的读者都认为西藏是神秘的，所以魔幻现实主义中叙事形态的魔幻手法，与读者对西藏的认识欲望可以说一拍即合，产生共鸣，读者所认识和将要认识的西藏在他们心灵深处本来就是如魔如幻的。我以为扎西达娃正是在这一点上引人拉美爆炸文学的魔幻手法，赢得了读者。因为这种艺术策略将描写对象(西藏生活——人与事等)、读者心态和作者心态统辖于同一环境氛围之中。 之二，尽管扎西达娃和其他西藏的探索性作家们并没有十分清醒地把握或者把握准确藏人心态，但可以说从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切入给艺术地认识西藏找到了途径，浓重的宗教生活(宗教的生活化)使藏族社会披上了一层霓虹色，而千百年来藏人自己创造的形形色色的神话、童话、传说，将历史、大自然(山川江河、风云雨雪、蓝天白云、日月星辰)描绘得如梦如幻。归根结底，这是藏族原始信仰、苯教和藏传佛教这三大文化系统的强大作用，尤其是藏族原始信仰的经久不衰等因素，给真正的藏人以外的较发达地区的人们造成一种鲜明的“历史落差”——除了那些真正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学者们，感到这一切平淡无奇外，一般的读者确乎不能不承认那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是个梦。 扎西达娃现在是西藏自治区作协专业作家，作协分会副主席，《西藏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本文是《中国文学》英文、法文版“扎西达娃作品专辑”的序言，载于该刊199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