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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关于口述史的缘起，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说那是由希罗多德《历史》衍生出来的方法，也有学者明言，孔子做《春秋》，将时间上限断在唐、尧、虞、舜，那一段远古的历史只能得自传闻，也就是口述；司马迁《史记》记荆轲刺秦王、秦国灭魏国等史事，也都利用了口述史料。所以，口述史不是什么舶来品，而是地道的国粹。其实，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最早形式，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外国，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根本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不管怎么说，近些年来口述史在海内外方兴未艾，在人类学、史学、妇女学等领域都推出了不少成功之作，乃是不争的事实。[1] 继1998年我和定宜庄写作并出版《中国知青史》以来，去年我又作了一本《中国知青口述史》，将在近期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工作，谈一谈我在知青史的研究中，对口述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曾有朋友问我，现在人类学家和研究妇女史的一些学者使用口述这种方法，是假定他们研究的对象没有文化，不能写字，需要一些学者帮助他们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可是知青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那么，你在对知青史的研究中，为什么要选择口述这样一种文体？ 我说，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当年中断了学业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许多人充其量只有初中甚至小学的水平，他们尽管被冠以“知识”的名号，其实知识少得可怜。不过，我决定以知青为对象作口述史时，着眼点倒并不在于他们知识的有无。过去我与定宜庄做知青史研究，主要是根据文献史料，因为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知青办公室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机构，它在各级政府都有相应分支并形成大量档案和文献，加之相关史料如报刊、书信、回忆录、照片实物等品类繁多，数量宏富，为在这方面运用传统史学方法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写《中国知青史——大潮》，时间截止到1980年，因为上山下乡作为一场官方组织的运动就是在这一年基本落下帷幕的。此书于1998年出版后，本来不想再写下去了，可是后来发现遗留的问题非常多。两年前一位上海知青给我写了一封信，有一句话说得比较尖锐：你在书里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结束了”，对你们是结束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永远的噩梦。后来我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认为应该把知青返城以后这段历史继续写下去。 随之就遇到一个问题，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后，各地的知青办已经陆续撤销，再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可供参考。再者，当年的知青，早已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关于他们的现状，政府基本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因为它不再把知青做为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可以把下岗女工作为关注对象，尽管里面有很多的知青，但是它不会把这部分人单独抽出来考察。所以如果想把这项研究进行下去，就不能不考虑开发新的资料来源，于是我就考虑，在续写知青史之前，是否应该先作一些口述，看看可以搜集到那些新的资料，或者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知青口述史，过去已有一些书籍问世，时间最早的为海外梁丽芳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是书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在对26个中国年青作家（其中多数当过知青）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先后有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王江主编的“口述实录体全景式报告文学”——《劫后辉煌》，田小野主编的《单身女性独白》，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这些书的体例、内容、风格各不相同，或着眼于女性，或侧重于作家，或着眼在“劫后的辉煌”也就是那些成功人士身上。而我则更重于所选人物的典型性。中国有1700万知青，每一个知青，都称得上是一本书，而且内容绝不会重复。从如此庞大的群体中选出几十个采访对象来，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是，你要精益求精，你要从典型中再摘出那最典型的来，就不那么容易了。怎么办？有前面写作知青史的铺垫，选择哪些人心里还是有谱的。 我采访的对象，第一类为当年官方树立的知青典型，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官方大张旗鼓宣传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后来的经历、目前的处境却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我之所以仍把他们作为采访对象，是因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人生轨迹、身世的浮沉、观念的递嬗，在一代人中足够典型。 第二类采访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不是官方树立的典范，而是在“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返城风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的英雄。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的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而且，目前的状况也比较艰难。 第三类采访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说他们普通，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如出一辙，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经历的是一样的人生三部曲。但这样的经历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与苦难中，浓缩的不止是知青、而且是几代中国人的宿命。 口述方法之于知青史研究，究竟有那些价值？ 首先，它给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它使少数人把持的史学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历朝历代的历史、包括文献档案史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了极少数“漏网之鱼”的野史笔记以外，主要是由统治者来写的，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志，而真正来自民间的话语则几乎被忽略或者窒息。口述方法，使普通百姓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领教雷霆万钧的“主旋律”之余，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娓娓絮语。我所采访的这些人、这些事，许多都是文献史料中略而不计的。他们回忆，使我们得以从民间的立场返观历史，而他们的叙说，也难免与舆论的操纵者迥异。换句话说，口述虽然只是一种方法，它的繁荣，却足以给历史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更加宽广的场地。 口述的方法，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也有重要意义。对文献的“偏爱”，可以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本能，不过，对它的局限，我们的理解可能也深一些。我们在跨入史学门槛之初，老师就要讲陈垣老的校书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就是通过多种校勘方法，察知文献真伪，辨明记载正误。但只是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辨，还是不够的。口述方法的运用，有助于发现历史文献的错误。我当年在《中国知青史——大潮》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波三折的新疆农场知青返城风》一节，但是，到那时为止，所依据的还只是文献资料，没有接触到一位在新疆生活过的上海知青，更不用说“阿克苏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欧阳琏本人了。这种局限给我留下了诸多缺憾。信息的单一，直接影响到我对欧阳琏的了解。《知青史》中关于“阿克苏事件”中的欧阳琏，这样写着：“总指挥是十四团的欧阳琏。他是个残疾的青年，已离婚，留下的一个孩子也送给了别人，身体不好，人称‘半条命’。他自告奋勇站出来，要众人听他的指挥……”这段话的前两句，根据的是当时的官方档案，没有想到却错误百出。后来得知，欧阳琏既非残疾，也没离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上海知青，因病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孩子，所谓“半条命”更无从谈起。多年后，当我面对面采访欧阳琏之后，才算弄清了他的身世和事件原委。 长期以来，史学的主要工作方式，是钻“故纸堆”，是人与物的交往。人是活的，物是死的，只要一味钻研下去，能够有所发明，达到所谓“物我两忘”的境地，也会产生一种飘飘然的快感。不过，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对人对事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者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这个道理，是我在做知青口述史的过程中逐步悟出来的。与利用文献治史不同，口述史的工作方式是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感情上是互动的，受访者的一颦一笑一悲一喜，在采访者的心中都会卷起涟漪。 “文革”中间和“文革”以后，官方媒体关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坏则坏得流油，简直千夫所指，臭不可闻。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但那个被打上时代烙印的样板，与坐在我面前接受采访的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又有多少相同之处呢？ 过去我写《中国知青史》，对知青典型，从整体上是把他们看作“政治工具”，从个体上是把他们视为简单的“政治符号”，观念保守、思维僵化、缺乏个性、甚至“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似乎就是他们的共性。这样一来，书中留给他们的就只有揭露和批判了。一旦我作口述，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且成了朋友，就发现以往的看法太片面。典型也是人，有他的喜怒哀乐，优点和缺点，极富个性的方面。 柴春泽，一个极左路线最猖獗年代红得发紫的知青典型，在我的《中国知青史》，曾无情地将他称为“有写信癖”的人。通过与春泽的交往，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朴实而且循规蹈矩的人，思想上的拘谨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到了极点，每天早到晚退，同时当着许多班的辅导员，被人们看作“活雷锋”。他当年领着知青在玉田皋种的稻子，如今扩大到了数万亩，仍在造福一方。采访增进我对他的了解，经历、观念、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不再重要，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吃饭，我开玩笑说：“你是极左，我是极右，咱们现在坐到一块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是一口一个“大哥”，挺亲的。 刘继业、吴献忠，都是柴春泽当年“一个战壕的战友”，辽宁的著名知青典型。“文革”结束后他们同遭牢狱之苦，还被开除了党籍。如今的刘继业，已是一个大型国营企业的中层领导，这里有周围人的宽容与帮助，更有他本人的勤奋与执著。吴献忠至今仍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自称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她最大的一个理想是，将来有机会在沈阳盖一座知青大厦，里面有优质的服务、低廉的价格，有钱的知青来，没有钱的知青也请进来。你可以认为这个理想有点离谱，却不能怀疑她的真诚。在一个铜臭熏天的环境里，这样真诚的想法不是很可贵么？ 张铁生，当年因交“白卷”而名满天下，1976年又在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为此，他在“文革”以后蹲了19年的大牢。出狱后下海创业，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他大龄结婚，孩子的身体不好，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虽然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但他还是惦记着一同落难的老领导，说将来有了钱要去看看他，资助一下。讲义气，重友情，这是张铁生为人很真实的一面，而这一面在文献中又怎么能有反映呢？ 口述方法可以补史、可以证史，可以修正甚至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但是承认它的价值，并不意味忽略它的缺陷和不足。 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溯历史，犹如带着一副变色镜眺望远处的山景。 文献记载是稳定的，一旦形成白纸黑字，就能千古不变；口述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他的口述可以衍化出许多的版本。哪个真？哪个假？哪个假作真时真亦假？除了遗忘造成的失忆外，选择性记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采访吴献忠，是通过刘继业的介绍，献忠特意从抚顺赶到沈阳。第一印象，人很瘦，眼睛大大的，一副饱经风霜、受苦受累的样子。开始的场面比较拘谨，对我送的《知青史》颇“不感冒”，用她的原话：“不用看，也知道里头怎么写的”。这当然是指有关她的部分。关于那段历史，她本来不愿意多谈。我说：愿意不愿意谈，是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成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却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关于那段历史，你说有许多不真实的报道，那么真实的是什么？你不讲，别人又怎么知道？再说了，将来还要有人研究这段历史，你不讲，后人只能根据文献的记载。这番话，可能打动了她。但采访的结果，关于1978年她在政治上最活跃的那段，还是简简单单几句话带过。 这让我联想到知青回忆录中的“失忆”现象。有些失忆，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许多受访者和回忆者，在谈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时，采取回避、推卸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也是人之常情。 我还采访过这样一位知青，第一次采访，他给我讲了一大通故事，很生动，第二次采访，他重提这段历史，却换了另一个版本，我不禁一楞：“您这次说得怎么跟上回不一样啊？”没想他轻轻一乐：“哦，上次讲糊涂了，掺了不少小说的内容”。我只好追问：“那这一次可是真的了？”“那是当然……”还有一位知青，给我讲他被强制送往新疆的经历，在我整理的录音稿里清清楚楚印着这样几句话：“也就是在我去新疆的第二年，我母亲哭瞎了眼。她是45岁时生的我，我是她的老儿子，同年她就疾劳成积去世了。”过了些日子，我和这位老兄还有他的几位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大概是酒精起了作用，在谈到崇文区红卫兵抄一资本家家，女孩子操刀反抗被活活打死时，他嘴里忽然冒出这么一段触目惊心的话：“我到新疆没几天，囗囗囗中学的红卫兵来抄我家，我哥那年24岁，手里抄起一个擀面杖，护着我妈说：谁敢动我妈一根毫毛，我就跟他拼了！没想到一个红卫兵从身后给了他狠狠一棍子。一声没吭，就倒了。一顿乱棍，把我妈和我哥都打死了……”“文革”初期血雨腥风中，红卫兵在北京城里抄了多少人家？打了多少人？死的至少也有几千口吧，能够像他哥哥那样挺身护卫老母亲的能有几人？！我不禁对他死去的哥哥肃然起敬，又不解地问：“你哥哥是英雄啊，应该青史留名的，你为什么要隐瞒那段历史，说你妈是病死的？”他显得很不好意思，指指身边那位跟他共了几十年风雨的老哥们：“我们家的这事儿，对他都没说过。”他还告诉我：哥哥死后，嫂子改嫁，遗腹子送了人，改了姓，如今长成大小伙子，还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死的。领红卫兵抄他家的那人，竟是他发小练跤的跤友，居然不知道那是他的家。这事让他至今悔恨不已：“如果我当时在场，他一挥手就能把那帮小子招呼走。这是灭门之灾啊，就是因为他们把我送了新疆……”我提起这件事，是想说，口述者的虚拟有着复杂的原因，但至少在现实中，专制主义造成的恐惧阴影，仍旧是妨碍受访者实话实说的一个原因。口述者文过饰非，选择性地讲述他想要讲的东西，隐瞒他不想说的部分，这就使口述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口述方法的不足，不仅在于受访者的“虚拟”，还在于有意删去某些真实，从而将变了味的故事讲给大家听。我采访的一个女知青，有一个非常隐私的事儿。她跟农民结婚，按我过去的理解，那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一个是出身不好，一个是生活太艰难，没有别的东西了，可她谈到这个问题，却说那么早在农村结婚，跟当初的性经历有关。可是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她也不好说，我也不好问。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绕着她，她总说：我就弄不明白，这个经历对我怎么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可是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我也不清楚。审核定稿时，她提出要删去这一段。我提出可以换用假名，这样就没必要隐瞒了，但她不同意。最后，对她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个隐私就这么删去了，那么关于她在农村结婚的原因还说得清么？ 还有这种情况，某人口述讲的挺好，我好不容易把它整理成文字，然后请她核实，结果被她大刀阔斧几乎全部改写，该删的删了，该改的改了，改隐讳的隐讳了，受访者担心可能招致的议论、歧视、官司，作出种种删改，当然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核定人名、地名、时间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不真实。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利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替胡适写口述史，胡本人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替李宗仁写口述史，李本人的口述只占百分之十五，其它部分资料都是他搜集并加以印证补充的。可见，即便是撰写口述史，史学家的文献功底也是一大优势。 总之，口述方法与文献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受访者有选择性记忆，历史的编纂者不是也有选择吗？口述史料有失实的地方，文字书写的史书就完成真实吗？至于哪种方法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这个问题恐怕永远说不清。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口述与文献互相补充，彼此印证，两者相得益彰，就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1]在这方面的介绍性文章有《光明日报》2002年7月18日《图书视点》刊登的定宜庄等《口述与文字，谁能反映历史的真相》，钟少华《口述的历史与历史的口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9日杨祥银《中外口述史学概述》；《纵横》2002年第8期杨立文《口述历史刍议》。关于口述历史的规范化要求，可参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2000年铅印本。可供参考的成果有叶宋曼瑛《也是家乡》，三联书店（香港）1994年本；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本。 本文原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