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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与国家话语紧密关联，其意识形态特性极其鲜明。学界一般认为其源起于民间文学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特殊意义，而很少触及“民族形式”论争对于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直接影响及其一脉相承的关系。 关键词：“民族形式” 民间文学 人民性 多民族民间文学 The folk literature discourse of new Chinese has the ideological features , closely related with national discourse. Scholars generally think that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folk literature for the special meaning of revolution in Yanan period, and rarely touch the issue of national style for the directly influences to the discourse of folk literature. 作者简介：毛巧晖，1975年12月，山西襄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她与共和国文学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人民文学”的核心与中坚，是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66)的民间文学话语与学术位置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根源学界一般都追踪到延安时期民间文学在革命中功勋卓著，在梳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时，将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等归纳为“延安学派”[1]。而对“延安学派”或者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的源起——“民族形式”论争论及较少，当然这一论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论述中已较为充分[①]。 一 1939年，延安共产党的宣传部和文化界领导有意识地发起以“旧形式利用”为基础创造“民族形式”的文艺运动。这场文艺运动正式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共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②]，报告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问题。这篇讲话在文艺界引起了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内容涉及了文艺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大众化等问题，其背后隐含着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新审视以及 “如何在语言和形式上具体理解地方、民族和世界的关系”等[③]。 “民族形式”命题来源于苏联斯大林的“民族文化”理论，其核心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以它为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以它为形式。”[2]即主张通过“民族形式”来推行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早在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当时，郑伯奇[3]486-487、郭沫若[3]等对此即有论述，并阐述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是对苏联民族文艺政策的理解与发挥，这一思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直接相关。“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一个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4]663-677 “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4]707。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形式，作为社会化网络，更要依赖以法律、道德、伦理和信仰所构成的文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认同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5]。而这一民族的含义，重视的是其政治含义。安德森将民族看做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不但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而且是一项相当晚近的发明。‘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7]由此可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民族文化认同”，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建构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紧密相连，承载着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她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对新中国文艺产生了直接影响，尤其直接影响了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轨辙。 二 民间文学兴起于清末近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洪流中，关注民间、民众成为当时的社会思潮，进步的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先锋，处于民族革命倡导者的位置，他们关注民间，向民众讲述自己的思想，鼓动民众革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用民间文学的形式创作，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向民众宣扬革命，希望得到民众的响应。因此当时的学者虽然没有从学术意义上创建民间文学、关注民间，但是他们埋下了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一个传统，即自上而下地审视、想象“民间”。 20世纪10年代民间文学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诞生，其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为1918 年2 月 1 日刘半农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但是之前，“民间文学”已经出现在梅光迪给胡适的信中，即 “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poetry, Spoken language)入手”[8]。从其诞生至30年代学人对民间文学从不同视域触及。“亚洲地区盛行民族主义和要求民主的情绪，威尔逊(Woodorw wilosn)的政治理想主义，诸如他所提倡的废止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以及民族自决等，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很大的吸引力。”[9]从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学人关注的重点在于“民间”、“民众”。 首先，文学领域表现出了对“民间”的极大关注。1924年创刊的《民众文艺周刊》(胡也频、项拙、荆有麟、江善明、陆士钮等编辑，后由荆有麟一人主编，为《京报》副刊之一。后更名为《民众文艺》、《民众周刊》、《民众》，1925年11月停刊。)中登载了关于民众文艺的理论文章以及各省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以农村为主，他们的理念与“到民间去”相似。《妇女杂志》1921年第七卷第一号开始专门开辟了民间文学专栏，发表了胡愈之的《论民间文学》的经典之作，后来改刊基本上是按照该文的理念，认为民间文学从创作者是“民族全体”，登载各地的风俗以及民间歌谣、故事、谜语等，包括全国各地兼顾农村与城市，但更多关注妇女与儿童，只是该刊没有引起民俗学研究者的重视。继胡适 “活的文学”和“死的文学”之后，徐嘉瑞在《中古文学概论》中，首次直接使用民间文学的名称，将中国文学划分为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两部分。[④]无论是何称谓，所指的民间都是平民，也就是与贵族相对。 其次，从1919年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个青年学生以及知识分子纷纷走向农村的潮流，其思想领袖是李大钊。他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劳动阶级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境域就是中国的境域，唯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10] 146- 147这一号召首先在北京大学得到响应。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就是“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10] 20很快这一活动逐渐变成了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响亮口号——“到民间去”[11]，即到农村中，强调的是农民的生活空间，这一理念还与中国的国情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向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以农业为本业。很自然的会将“民”与农民等同起来，而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苦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间文化也可以说是农民文化中找到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之根。 另外，“五四”时期在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了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社会改革家陶行知、梁漱溟等，他们在思想上最关心的都是“变革农村”。作家将乡村作为梦想的寄托地，“至今田园思想充斥了全国青年的头脑中”。[⑤]贾植芳也提到了“我国现代文学传统历来重视农业文明，乡土文学是‘五四’以后文学发展的主调，……”。[⑥] 最后，民间文学研究者则认为只有在农民身上保存了人的善良本性。正如顾颉刚所说：……情歌只有在农村才能广泛流传，原因很明显，城市受过教育的人们碍于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不敢承认情歌的合法地位的。[⑦]而且“歌谣大都是农民的文学，是农民生活的反映。”[⑧]这样民间文学研究者就将拯救民间文化看成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从20世纪10年代开始，民间成为各领域知识分子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他们从各个视角出发所关注的侧重点以及层次不同，有的是关心“民，’，农民或平民，但在他们眼里，“民”都是未开化、无知识之民众;有的则是强调民生活的“空间”—农村或城市;有的重视民众的文化知识，但是他们都认为拯救和改造民间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因此他们是在启蒙的道路上意识到并研究民间文学的，他们的立场是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因此他们“提倡‘平民文学’是为了启蒙，而不是为了俯就，……”[⑨]也就是在民间文学的挖掘与研究中，核心理念是“化大众”，民间文学话语重在启蒙。 上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开展，逐步的“化大众”走上了“大众化”的轨道。而“民族形式”论争则是左翼大众化思潮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文学领域阐述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柯仲平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3]3-4陈伯达则认为：“民族形式应注意地方形式：应该好好研究各地方的歌、剧、舞及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形式之特性。特别是个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应注意在自己的地方形式上发挥起来。但这不是说，除了地方形式，就没有别的。可注意的：中国各地方的语言极不一致，而许多地方风俗习惯也有极大的差别，在国内不同的民族中更是这样。”[3]7可见他们虽然没有明确运用民间文学话语，但是他们阐述重点与 “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原始形态的文学”、较低级的群众的文学和群众艺术、“群众的言语”、“较低级的文艺”[⑩]等基本一致。另外在他们的阐述中，还将“少数民族”与“地方性”对等，这表明了“民族形式”讨论中的“民族”概念是与现代国际的概念对等。1939年12月12日至13日宗珏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艺之民族形式问题的展开》，文中直接论述了“少数民族”的文艺问题，他主要指向西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文艺的问题，“这问题，在同一抗战中的今日，并且还有着特殊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大前提下，把他们的民族形式发展起来，使之成为抗战文学中底一支有力的民族部队”，“不论是全国性的民族文艺形式，或是地方性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都必然是以抗战为内容的。这和政治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无疑的正相一致”。 可见在30年代文艺与阶级性的问题，转换为“民族形式”与“地方形式”的关系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中国各个民族和各地共同构建并完成文化的同一性，而文学及其形式成为形成 “民族”认同和进行“民族”动员的重要方式[11]。这一文学形式不是现成的，而是民间形式、地方形式、多数或少数民族形式等共同整合构建“新形式”。所以10-30年代兴起的民间文学学术轨辙到40年代发生了改变。而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话语与其一脉相承，其话语中心落在了“人民性”、“多民族”等。 三 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处于了新型意识形态的前列，其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为例，论述其对“民族形式”论争话语的承继与发展。 “民间文学源头论”是20世纪50～60年代中期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出现了“民间文学主流论”、“民间文学正宗论”的偏至。新中国初期，新的民族国家需要新的文学即——人民文学，学人的眼光首先就落在了民间文学。将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12]就将“人民文学”等同为“民间文学”。钟敬文在1950年在纪念开国周年所作的《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中已经开始用这一名词，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课程改名为“人民口头创作”。民间文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突出它与“人民性”的契合，并努力诠释其内涵。克冰(连树声)《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阐述最为详细。他将人民性表述为“人民口头创作跟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紧密而直接地结合着的，是它们的直接放映，是劳动人民的魅力的生活伴侣，是他们的有益的教科书和恢复疲劳、增强健康精神的高尚娱乐品，是他们的锋利的斗争武器。所以人民口头创作表现着劳动人民的世界观，表现着他们的道德面貌、劳动和斗争，他们的‘憧憬和期望’(列宁语)，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观点。总之，它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反映着劳动人民的外在和内在的生活。这就是人民口头创作的人民性。”[13]他的思想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国内文学艺术领域人民性探讨直接相关。人民性在20世纪50～60年代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我们说某某作品是富有人民性的，这应当是一个很高的评价。”[14]人民性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领域特别强调民间文学作品的直接人民性，及其在人民性上的特殊优势，在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审美与批评中也经常使用“人民性”一词。而在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中，搜集资料，从现代民间文学出现就成为它研究的一个主要步骤，但尚未正式成为民间文学的学术名词，也没有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后，“搜集整理”才正式进入民间文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范围，它最早出现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章程》规定：“本会宗旨，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15]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八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于是各地的调查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有孙剑冰、青林，民间文艺研究会有李星华、陶阳和刘超参加，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调查的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12] 在资料搜集中，民间文学领域注重各地视英雄的传说，这些传说都是“具有战斗性和反抗性的故事”，而且英雄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13]。《白族民歌集》[14]、《纳西族的歌》[15]中搜集了大量阶级意识显著，反映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可见，调查采录中以民间文学的“人民性”为指向，同时兼顾不同地域与民族的民间文学搜集，为新中国多民族民间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不像大部分学人所认为的民间文学学术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突然发生改变。新中国民间文学话语及其内涵的改辙或源起可以说是“民族形式”的论争，民间文学开始由关注“民众”、“民间”走向了新中国成立后与作家文学杂糅在一起的“劳动人民创作”，或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艺学转型”，只是她关注的“口头性”文学或者“口头性”话语的阐释，笔者将另文专门论述。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1949-1966)”(项目编号：13CZW090)阶段性成果。 [①]《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袁盛勇《民族-现代性：“民族形式”论争中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呈现》，《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4期等。 [②]这篇报告于1938年11月25日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于延安《解放》周刊57期 [③]此观点参见《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 [④] 徐嘉瑞：《中古文学概论》第1页，亚东图书馆1924版。 [⑤]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 [⑥] 沈建中：《世纪老人的话—贾植芳卷》第21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版。 [⑦] 顾颉刚：《苏州的歌谣》，《民俗周刊》1928年第5期。 [⑧] 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第61页，上海广益书局1932版。 [⑨] 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上海文化》1996年第2期。 [⑩]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11] 《汪晖自选集》，第343页。 [12] 王平凡 白鸿编：《毛星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4版，第92页。 [13] 李星华记录整理《白族民间传说故事集》，146-1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4] 杨亮才、陶阳记录整理《白族民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5]刘超记录整理《纳西族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2] 斯大林.张仲实译.论民族问题[M].延安：生活书店，1939：342-342. [3]俆迺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3]文学理论卷二. 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 [C].第二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168.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A].毛泽东选集[C].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6-38. [6]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吴叡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7]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 [8] 罗岗、陈春燕编 . 梅光迪文录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62. [9] 〔美〕周纵策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0—11. [10] 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1] 〔美〕洪长泰.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19- 21. [12] 将祖怡.中国人民文学史[M].北京：北新书局.1950. [13] 克冰(连树声).关于“人民口头创作”[A].民间文学[C].1957年5月号. [14] 记哲.略谈文学的人民性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c].959年第3期. [15] 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A].民间文艺集刊[C].1950年第一集. 本文原载《江汉论坛》2014年第8期，经作者授权在中国民族文学网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