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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我随“人文中国行”课题组来到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负责收集土城民众关于“四渡赤水”的红色故事。[2] 故事的背景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红军计划经习水北上。1月24日始，中央红军陆续来到土城，驻扎在这里。国民党川军模范师郭勋祺部追踪而至。1月28日，双方在土城东北方青杠坡一带展开激战，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几乎全部上阵，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各阵亡3000余人，1月29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在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3]红军一共在土城驻扎6天。据说“第二年正月大年过后，红军二渡赤水河，也曾有一股红军从上游开到土城，然后又开往东皇方向。”[4]如今，在土城老街，家家门前钉着一块“红军驻地遗址”的金属牌。 土城的红色故事并不如我预料般丰富多彩，具有完整情节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民间故事”并不多。老人们讲述的，大多只是一些与自己有关的、零零碎碎的“红军传闻”。 据土城老人介绍，尽管这里是红军一渡赤水的主战场，但过去人们很少谈论红军在土城的故事，国民党时期不让讲，文革期间又害怕讲。[5] 老人们介绍说，大家热衷于讲红军故事，大约是2004年之后的事。罗永赋（44）来土城镇当书记，这才开始搞红色旅游。县里成立了“红色旅游办公室”，把土城老街改名为“长征街”，镇政府还把旧办公楼腾出来做了“四渡赤水纪念馆”，大力开展红色文化的宣传。外地游客的要求，使得沉寂多年的红色故事再度回到了土城老人的口头传统之中。 我们田野调查所搜集到的红色故事，大致都指向不多的几个事件，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细节的描述，却大相径庭。每一个细节的叙述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出现频率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在数理统计上，为了确认某参数的可信度，我们常常需要为该参数设定一个置信区间，通过落入该区间的参数值来计算其置信水平，把置信水平高的知识视为确定性知识，而把置信水平低的知识视为可以忽略的小概率事件。我们对于田野知识的评判也常常遵循这一方法，不自觉地把那些出现频率高的叙述坐实为一种确定性的田野知识。但是，土城红色调查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方法。 本文将列举三个案例说明，出现频率高的、由多数人讲述的知识未必就是可信度高的知识。 案例一：何木林在文革期间的遭遇。 红军战略撤退之后，有几名红军伤病员未能跟上队伍，留在土城一带。何木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幸存者，这使他成为土城红色故事中出场率最高的主人公之一。 张恩灿（55）：听说红军留了五个人在土城，被保长带着保丁把他们打死了。有一个是在水塘边打死了，在菩萨岩那里。三个追到赤水河边，淹死一个，一个在铁索桥边淹死了，还有一个被石头打死在水里。他们已经换了马帮的衣服，身上没有武器了。到文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何木林也是红军留下来的伤员，以前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要斗他。 罗明先：红军留下三个伤员，一个是何木林，一个是裁缝，还有个不知道名字。何木林在这个地方卖糖，手挽一个蓝子，这样叫：“卖糖哦，卖烟哦。”何木林长得很高大，一脸大胡子，腿受了伤，走路一瘸一瘸。他人是很好的，很客气，命运不好。 赵德通：赵长兴当时被派去给红军收尸，他那时已经接近60了，就是他看到何木林，把他背回来藏在一个崖洞里，每天偷偷给他送饭，后来又背回家，藏在牛圈上面。何木林伤好后先在乡下住了几年，后来在土城卖针头麻线，生活过得很不好。许多没手没脚的红军伤员在土城摆摊求生，多得很。 郑少成：很多红军从青杠坡抬回来的时候，身上都是血，睡在门板上叫，痛，受伤的人很多。红军有三个伤员留在土城。何木林在街上卖糖，文革时说他不跟着队伍走，是叛徒，其实是受了伤，走不了；还有一个李师，是一个裁缝，我们知道他是红军，住在乡下，不住土城；一个宋家通，在林滩帮一家姓刘的打长工。 一位90多岁的老人说，何木林根本就没有受伤，跟着红军跑够了，不想干了，就装病，很快讨了老婆，成天在街上流浪，就喜欢泡茶馆。更多的人说何木林在文革时期挨过整。但是，这些说法都被何木林的儿媳妇林成英否定了。 林成英：我公公过去常讲这些事。红军撤退后，川军去打扫战场，我公公怕给川军发现了，就把战友的尸体拉过来，盖在自己身上。赵银洲那时还是个小孩，他到青杠坡拣子弹壳，看见何木林还是活的，跑回去告诉家里，赵家就去把我公公救了出来，藏在一个山洞里。他伤好以后，就在街上卖糖果。赵家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两家都还很好，他们救了我公公。 我们在何家看到一张1968年9月由“遵义地区革命委员会秘书处”开出的证明：“何木林同志系江西省汇昌（按：当为会昌）县人，经我处丁世明同志证明，该同志于1929年参加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教导营，经过五次围剿，在长征途中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青杠坡负伤，留在当地群众治疗，因此，脱离了部队。……因此，各级组织应给予适当照顾，不准有任何政治迫害。”一张“北京建筑机械学校红卫兵长征队”与何木林合影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我们一定不忘您们艰苦奋斗的岁月，沿着您们的脚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作一个合格的红色接班人！把红旗插遍全世界！”标署日期是“1966年12月2日”。另外还有一批1966至1976年间全国各地红卫兵寄给何木林的毛主席像或留念照片。 尽管多数老人都说何木林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了，但从我们在何家得到的文献资料看来，何木林在文革期间并没有遭受不公正待遇，相反，他常常充当道具与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一起合影，被他们当作英雄看待。也许是人们对于文革的妖魔化想象干扰了老人们对于何木林故事的构成。 案例二：红军卫生员的性别问题。 习水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记录了一则《红军草的传说》，注明流传地区是“赤水河沿岸”，故事讲述人赵文彬。青杠坡战斗中，有位红军女医生为了给一位农妇解决难产，掉了队。白匪几次想抓她，反被她打死好几个。过了几天，一个穷孩子在青杠坡放牛，发现受了重伤的女红军，双手抱着一个药箱，血和药撒满草丛，于是回家告诉了爷爷。祖孙俩正要去救，突然发现白匪，只好躲在一个岩角里。这时，白匪也发现了女红军，双方交了火，女红军把白匪打跑了。当烟火散尽，祖孙俩走近草丛，女红军已经不知去向。打那以后，那块草坪的杂草都枯死了，中间长出了一些不知名的红花小草，那种红花有五个角，就像红军当年头上的红星，人们都叫它“红军草”，那一带的人无论得什么病，都会来这里采上几束。[6] 我在土城的调查中，几乎所有老人都声称没听过这个故事，甚至连“红军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调查的转机出现在我们第三次去土城老年协会。老区长王利华突然想起：“我看过一个电视，讲一个女红军卫生员，和这个故事里讲的一样。那个卫生员后来被国民党打死了，解放后还有许多人纪念她。” 经王利华提醒，陪同的解说员李宛儒也想起了“红军卫生员的故事”。她说故事主人公叫龙思泉，是一个红军卫生员，男的，他的事迹就和《红军草的传说》一模一样，后来人们把他的坟迁到了遵义的红军烈士陵园，还编了电视和戏剧演他的故事，但是，戏中把他改成了一个女红军卫生员。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有一座“红军坟”，坟的左侧有一尊女红军卫生员给婴儿喂药的铜像。当地百姓把这尊铜像称为“红军菩萨”，传说吃了菩萨像前的香灰可以治病、摸摸铜像的脚就能消灾，因此，铜像的双脚被当地百姓摸得锃光发亮。 关于“红军菩萨”故事，有许多大同小异的故事版本。[7]大致是说，1935年1月，红军来到遵义，一位家住松木岭的农民赶来请红军去给他父亲看病，红军派了一名卫生员去他家，消息传出，来找红军看病的村民越来越多，当红军卫生员要赶回部队的时候，部队已经离开驻地，结果，红军卫生员在桑木桠村遭到地主武装伏击，英勇牺牲了。当地群众自发地把他安葬在路边的松树林里，由于不知道姓名，只在墓碑上刻了“红军坟”三个字。 红军坟建好后，附近的群众三三两两以古老传统的方式前来上香烧纸，后来，红军卫生员治病救人的事迹不胫而走，越传越神，人们传说他本是神医，用的是神药，红军坟会显灵，拜后不仅病症全无，还能消灾避难。 1953年，遵义市修建红军烈士陵园，将桑木桠的红军坟迁入陵园。由于桑木桠一带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位红军卫生员的真实身份，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就想当然地把卫生员想象为一位女性，铸了一尊女红军卫生员的铜像安放在墓前。[8] 1995年，原红三军团十三团军医钟有煌致函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提出他对红军坟里是女卫生员的质疑，并介绍了红十三团最后撤离遵义时二营卫生员龙思泉为农民看病而没归队的情况，要求遵义党史部门深入调查，弄清究竟，以慰先烈。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调查人员经过多方查找，“找到了当年参加埋葬这位红军遗体的两位农民，证明这位红军是男的，而不是女的。埋葬红军遗体的带头人就是红十三团二营营部驻地的房东刘大伯，他认识这位红军就是住在他家的红军卫生员。由此可以确认这位红军就是为农民治病后下落不明的二营卫生员龙思泉。”[9]但是，龙思泉在民众心目中的女性形象却已经根深蒂固，而且被尊为“红军菩萨”。 也许这并不是一个关乎历史真相的问题。从故事主人公的角色构成上看，女性主人公的牺牲似乎更有助于加强故事的悲剧力量。尽管有官方文献说明长征的中央红军并没有女性卫生员，但在各地流传的红军卫生员故事中，还是无一例外地会把红军卫生员塑造成一位美丽善良的女性。 案例三：红军的着装问题。 几乎所有70岁左右的老人都只是笼统地说，红军穿着灰布衣服，兵荒马乱的，不整齐。而年轻人对于红军装束的描写会更仔细一些，他们很自然地会把红军的服饰描绘成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样子，戴着八角帽，上面有个红五星。也有一些年轻人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然后回答“不知道”。 但是， 80岁以上的老人多数都说红军穿的是青布衣服。有些老人还会特别强调他们所说的“青”，指的是纯粹的黑色，而不是绿色或蓝色的青。 钟华青：当时红军穿的都是草鞋，那种用布筋打的草鞋。身上穿的青布衣。女红军也是穿的青布衣，黑灰色的帽子，有90多个女兵。红军都是些青年人，慌慌张张地在街上，花伶古丁（很邋遢的样子）的。 陈仕荣：红军穿的是青衣，有两个口袋，全是青衣。穿的五花八门的样子，什么都有，多数都没有戴帽子。他们背包上有个茶盅，写着“白军弟兄不要打抗日红军”。 罗明先：红军衣服不一致，五花八门的，青的蓝的灰的，什么都有，很多衣服打补丁。他们穿着布编的草鞋。有的红军头上包了帕子，上面没有红五星，有的就不戴帽子。红军衣服很脏，人还是清洁的，长得还是可以，身上都有枪，我们分不清当官的和当兵的，知道是毛主席领导，但不认识。他们文明得很，客气得很。 郑少成：红军穿的很可怜，青色、蓝色都有，我记得有帽子，有的有五角星。黑乎乎的，可怜。文工团都是女的，有一二十个，在街上宣传、写标语，她们的衣服也穿得黑乎乎的，可怜。 虽然我们没有普通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照片，但从情理上很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红军自从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路打一路撤，红军队伍不断更换新鲜血液，沿途哪有那么多可供更换的统一制服？戴红五星八角帽穿灰衣的红军形象，很可能只是多数受访者的当代想象。 2．权威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土城老街并不长，上下街加起来不足两千米。但是，老街的红色故事却可以分出若干个传播圈，每一个传播圈都会有一二个具有代表性的权威讲述者。 正在兴建的新四渡赤水纪念馆边上，有个桌球室坐着许多民工。我凑上前去，问一些关于红军四渡赤水的事，几个民工你指我我指你，推来推去，最后把发言权交给了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人。那人挠挠头，正不知该从何说起，边上一个老太太很不客气地说：“他们不知道的，他们是外地人，我们本地人才知道。”她这么一说，那些民工就更不好开口了，个个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转头请老太太说，结果她说：“我也说不清楚。”她向下街方向一指：“那边有几个老人知道很多。” 我们只好往前走。在一个干净的檐阶上坐着一排老太太，看样子个个都有七八十岁。我开口一问，几个老太太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着边上一户人家说：“找那个曾志禄，他知道很多。” 曾志禄老人自称74岁，按理1935年时应该是2岁，可老人坚称他刚满月时，红军就到了土城。老人讲话的语气坚定而冷静，他说：“过去我们都跟着国民党叫共匪，解放后才改口叫红军。” 曾志禄无疑是下街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我们的访谈刚刚开始，边上就围上了许多旁听者，个个屏声息气坐在边上。边上一位叫罗应乾（55）的老人时不时插进话来，但每次插话时，前面都会加一句“听我爷爷讲”，明显对自己的故事不够自信。曾志禄偶尔对他的讲述作些补充。 另一次，我们在老街一家门前见到一位叫陈仕荣的老人（87岁），老人很乐意向我们讲述红军的故事。慢慢地边上聚了一些看热闹的人，其中另一个老头不断地插话打断陈仕荣的叙述。陈仕荣本来有问必答，自从被这个老头打断几次之后，就变得吞吞吐吐。我只好转头请那个插话的老头聊一聊。插话的老头叫罗明先（82），他很得意从陈仕荣那里夺过了发言权，为了强调自己的故事权力，特别告诉我们“红军来的时候，他（陈仕荣）不在土城”。 罗明先把我们带到了土城老年协会的楼下，他女儿开的一间茶馆中。老人对青杠坡战斗的叙述非常清晰，如同亲临其境。不过他也承认，战斗结束后曾有许多大胆的年轻人到青杠坡挖子弹壳，他那时还小，不敢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罗明先一边说话，一边不断地扭头朝边上看，到后来干脆主动把发言权交给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这个老人叫郑少成（88），是个老船工，曾给红军搭过浮桥，当年16岁。 我们在土城已经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旦有一位更权威的发言人站在边上，正在发言的人就会变得谨慎而且不自信。郑少成往边上一站，罗明先的故事就不再流畅而生动了，有时还会加上“我听说”作为前缀。我们只好请郑少成坐下聊，郑少成却坚持要另约时间单独谈。 郑少成是土城老年协会这一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老年协会就在罗明先女儿茶馆楼上，这里固定地有三五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我三天前来这里时，他们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话头，不断地互相补充和插话，常常让我不知道该把倾听的目光转向哪位老人。这天郑少成来了，办公室几个老人全都退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郑少成是个文盲，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他带来一份盖着三个基层组织大红公章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复印件，其中提到：“1935年1月28日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土城街后第降滩浮桥（参加搭浮桥的有我三个兄弟在内）。从当日早上5点钟紧张开始，扛门板、扛原木、拿绳索，忙个不休，于当日晚12点钟完全搭好浮桥。”红军过桥以后，“又命我家父导路”。 另有一点是许多老人都曾提到的，红军过桥以后，为了阻挡国民党的追击，把浮桥炸了，船工们提供的船只自然全都报废。红军一去无影踪，船工们始终没有得到过任何补偿。郑少成这份材料旨在请求政府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在土城，至少有三个明显的故事传播圈：以曾志禄为代表的下街传播圈、以郑少成为代表的老年协会传播圈、以陈云坤为代表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传播圈。每个传播圈内的故事都曾在传播过程中经历过多次协商与交流，因而取得了大致相同的认识。但在这一传播圈与那一传播圈之间，却没有充分的交流，因而可重合的知识也就相对少得多。 每一种权威叙述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当它越出这一范围的时候，其权威性也就不复存在。郑少成与钟华青都是老船工，但因为两者不从属于同一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大，而在郑少成与罗明先之间，尽管两人身世殊异，但都是从属于老年协会传播圈，因而其故事差异比较小。 3．官方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我不试图对形形色色的“民间叙述”进行文化分析或社会分析，我更倾向于把各种各样的红色故事平行地摊开在桌面上，进行形态上的排列组合。借助这种笨拙的方式，我试图回避本文与“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话题的重合。 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这些概念，必然地将分析思路引向“权力”“认同”“族群”“国家”等一批宏大的理论词汇，而这些话题恰恰不是一个故事学家所擅长的。因此，屏蔽了“集体记忆”，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有意避开了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问题上的纠缠。 在我眼里，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具有强权意志的“官方”。我所看到的官方，是由具体可感的传承者所组成的，他们是县红色旅游办公室的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干部、土城镇政府的干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解说员，他们不是国家机器，而是有情有感的个人的集合。 “官方”也是“民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夹杂在众多的叙述者之中，是众声喧哗的一部分。官方充其量只是土城红色故事传播圈中的一极，官方叙述一样是流动的，它也会在传播与交流过程中不断修正自己的叙述。 在我们的红色调查中，土城老人的红色故事让几位参与调查的解说员感到震撼。据说每天调查结束后，她们都会把当天听来的红色故事当作新闻联播的内容，在其他解说员中散播开来。这些故事与官方解说辞的巨大差异，曾经让解说员们一度彷徨，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向游客进行解说。 纪念馆解说辞的主创人员，纪念馆故事传播圈的权威讲述者，红办干部陈云坤感受到了权威地位的动摇，随后加入了我们的调查队伍。我们的红色调查成了典型的“官听民讲”，土城老人显然是这一特定场域中的故事权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未来的官方叙述。 我们刚到土城时，解说员告诉我们，红军第一次进土城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负面宣传，说红军是杀人放火的共匪，所以土城人吓得全都跑到山上躲了起来，后来，个别大胆的年轻人悄悄地跑回来，发现红军秋毫无犯，都在土城人家屋檐下搭灶做饭、打地铺，连家门都不进，这些年轻人回山上跟大伙一说，人们纷纷回到土城，把红军请进家门热情接待。 可是，老人们的说法却不大一样。正如李治富说的，“我们小时候听很多人说红军的事，没听说有谁跑到山上的。我也从没听说红军住屋檐下。红军来的时候是1月份，大冬天的，他们还打仗，受了伤，哪能住屋檐下？” 于是，我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中常常提起的一个问题是：“红军进土城的时候，你们家躲到山上去了吗？”被问到的十几个老人中，只有曾志禄说：“我那时刚刚满月，我父亲听说红军要来，就把我抱到乡下，只留了我祖母在家。红军来了，就住在我们家，我祖母住楼上，红军住楼下，他们自己煮东西吃，没动我们家的东西。我祖母也不和他们说话，都听不懂。后来看到没什么事，我父亲就把我抱回来了，红军没走我就回来了。” 其他老人则大多回答说：我们是干人，干人怕什么？我们没有走。张邦珍说：“有钱人，官僚地主资本家才跑，少数人听到枪声，害怕就跑了，很快又回来了。多数人没有跑，还有人放鞭炮欢迎红军。” 纪念馆解说员们明显采纳了老人们的叙述。在本次红色调查的后期，我发现她们已经开始放弃让土城人躲到山上去的情节。而陈云坤似乎也没再要求她们坚持原来的解说辞。 4．年龄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习水红办有些干部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访问那些1935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推荐我访谈钟华青老人。钟华青出生于1914年，红军进土城时，他已经21岁了。据说红军一渡赤水时，他曾参与搭建浮桥。自被政府挖掘之后，近年来钟华青颇受重视，还曾被大会请去当嘉宾，专门讲述红军过土城的故事。 访谈中，钟华青一再提到红军搭浮桥征用了他家一条船，一直没有给钱。我问他多大一条船，他说每条船有30米长。后来我向另一位年近90的老船工打听钟华青家被征用的船有多大，老船工比划的长度不到10米。我说钟华青自己认为他家被征用的船有30米长，老船工说：他们家是干人，哪有那么大的船？红军用来搭浮桥的都是小船。 在我的访谈中，大部分老人都说当时兵荒马乱，他们只看到红军走来走去，分不清谁是谁，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毛主席来过土城。只有钟华青声称自己和毛主席吃过饭，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说：“叫我同志，不要叫毛主席。”我马上问道：“毛主席当时多大岁数的样子？”钟华青想了想，说：“毛主席是一个大汉，穿一件烂大衣。”毛主席当年42岁，但我不大相信钟华青见过毛主席，于是再问，他又说：“毛主席扎一根腰带，这里（他摸摸自己胸口处）别着一支枪。”我第三次问：“你记得毛主席多大岁数的样子？”这次他干脆不理我，顾左右而言他。 离开钟家，习水红办干部陈云坤很疑惑地说，他第一次见钟华青时，钟华青明确说自己没见过毛主席，近一两年又说自己见过一个大汉，可能是毛主席，今天怎么就和毛主席吃过饭了？ 钟华青的叙述相比其他多数老人的叙述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有些地方明显有知识混淆的迹象。比如他说“当时红军没东西吃，牛皮皮带煮了吃，还说很好吃”，“我看见有12架飞机飞过土城，红军女兵都分散跑”，“红军渡完赤水之后，土城渡口还有八九十号船”等等，这与我们掌握的其他材料相去甚远。也就是说，钟华青的年龄优势并没有使他的红色故事显示出更高的可信度。 5．口述年代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梁启超在论述“鉴别史料之法”时说，当不同叙述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10]可是，这一原则在口头传承的田野知识中，似乎并不适用。 习水县地方官员带我们参观土城渡口时，四渡赤水纪念馆解说员指着赤水河说，红军一渡赤水的时候，河宽二百多米，水流非常湍急。过了不到5分钟，县旅游局徐副局长又指着赤水河说：“当时的河面宽度比现在宽多了，有三四百米。”可是，据我目测，全部河床的宽度，也不会超过二百米，河床中的水面宽度，充其量也就几十米。 我们的调查时间是6月，正是丰水季节，刚刚下过大雨，河水混赤，而红军渡河的时间是1月，正是枯水季节。难道70年前枯水期的水势会比现在丰水期的水势还要大得多？ 习水官员的说法不是没有依据，在一份早年记录的关于“红军过土城”的口述史材料中，特别强调了“土城河面宽，渡口地方的水也深，哪怕就是枯水季节也可行船”。讲述者叫陈万敏，自诉“红军第一次到土城，我当时正在土城小学当教导主任，所以对红军到土城的情况还记忆犹新”。[11] 这份早期的口述史材料可靠吗？就“过去的赤水河有多宽”这一问题，我请教了几位老人。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结果费了许多口舌，只发现这一问题并不简单。 袁从良：过去的赤水河比现在还要窄得多，过去不到现在一半宽。 王利华：过去水量小，现在水量大些。过去秋冬季节不能行船，因为水量太小，常常要纤夫拉船。 赵德通：过去的水大，赤水河深得一杆子插不到头，一般都有4米多深，有些地方有5米多，现在的水浅了，行船更方便了。 我在反复的问询中大致清楚了袁从良所说的“河”指的是“整个河床”而不是水面宽度。王利华所说的“水量”指的却是水面宽度，而不是水流量。赵德通对于水大水小的概念则是从“水深”的角度来说的。唯一取得共识的是，三人都同意过去的水比现在更湍急。 同样的问题在刚刚退休的文管所老所长熊洪潘的口中，又有了不同的答案。熊所长借助了纸和笔，画了两张示意图，我才基本明白了下面的意思：现在的河道已经不是原来的河道了，原来的河道小，紧挨着土城的城墙。后来发过几次大水，把河西的一大片小树林也冲成了河道，但平时那些河道是没有水的。现在的河道向西移了，河道是宽了许多，但有水的河面更窄了，水量也比以前更小了。 另外，郑少成的《1935年父子援红军》中提到“红军命令我们18只（我家两只）木船船工和红军一起搭浮桥”，如果以每条小船占宽3米而计，浮桥的总长度不会超过60米。钟华青则在访谈中提到浮桥总共用了14条船，如果照这个数字计算，浮桥的总长度就只有不到50米。 6．当事人的叙述无法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 人们普遍认为，当事人的叙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梁启超关于“鉴别史料之法”的另一个原则是：“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12]在故事传播中，人们为了提高故事可信度，常常把自己置换成事件的见证人。同样，我们在口头描述某一事件的时候，也常常把当事人的叙述当成一种权威性的标志，强调“某某亲口说的”，“这是某某自己告诉我的”。 学者的田野调查更是极端强调对事件当事人的访谈。在我们的田野报告中，缺了ABCD中谁的讲述都不要紧，但如果缺了对当事人的访谈，则很容易被认为“不深入”“不全面”“不严谨”。 我们在土城的红色调查一再表明，当事人的叙述并不比非当事人的叙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尤其当某一事件涉及到当事人的个人利益时，当事人的主观倾向更加明显：每个人都试图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进行叙述。“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情感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13] 比如钟华青对于被征用的船只大小的描述，就与其他船工的描述相去甚远。钟华青说，红军渡完赤水河之后，把火药桶放在桥中间，一下把桥炸了，红军走了，从来没有给过他家任何补偿。 另一位老船工郑少成既参与了1935年红军浮桥的搭建，也参与了1950年解放军的剿匪战斗。在郑少成的叙述中，两件事情时常会纠缠到一起，总是在努力强调自己为共产党的军队做出过贡献。 我们的调查还挖掘了一个被遗忘多年的红色袍哥范小南，一个传奇性的土城豪杰。老人们说范小南是袍哥会仁字堂总舵把子，土城老大。袍哥会是清末至民国时期盛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范小南虽然不算土城最有钱的人，但在土城开了一间最大的茶馆。 袁从良一再强调范小南的“德高望重”，说云贵川各个堂口的袍哥，无论盐帮、船帮还是马帮，甚至新任地方官员，来到土城，都要先去拜会“范大爷”。土城百姓有了什么争执，也到范小南的茶馆来，求范大爷给个理。范小南的茶馆，就如政府的公堂。 几位老人介绍说，红军还没入黔，国民党就一直宣传红军共产共妻、用小孩熬油点灯，制造恐怖气氛。1935年红军进土城时，原来的区长袁伦安带着部分地主资本家跑了。范小南不仅没跑，还安排戴志清放鞭炮迎接红军。后来红军曾任命范小南为临时区长，直到解放后还有人叫他“范区长”。 袁从良执意要带我们去见范小南的孙女范元英。在范元英家，我们看到了范小南的照片，一个清瘦利落的老人。范元英说，1954年，曾先后有三名解放军来土城调查，向范小南了解1935年红军来土城及青杠坡战斗的情况，其中一名记者还给范小南拍了几张老人照。1955年腊月底，范小南病逝，享年83岁。若干年后，习水县文化馆给范家寄来两张范小南的半身照，就是那名记者拍的。 范元英交给我一份皱巴巴的，估计复印过许多手的材料《回顾祖父范小南的叙述》。材料说：“听祖父讲到：1935年1月，红军来土城。当时土城区的伪区长是袁伦安和罗宇根。他们走了，无人管，当时因我的祖父是土城的开明人士。祖父见到毛主席及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又见到周总理和朱德等领导人。随后，红军给了我祖父的委任状，任命我祖父担任当时土城区的临时区长。接着我祖父就号召土城街上的知明人士，组织粮草支援青杠坡的战斗。在战斗中牺牲和受伤一些红军。这时，我祖父组织人员将受伤的红军一一安排在土城街上几处养伤，我家里都住上红军的伤病员。” 材料还说到，红军战斗失利后，范小南曾组织河里的小船集中在月亮台码头，号召老百姓用担架将土城街上的红军伤员抬到船上，把他们送往仁怀厅（现在的赤水市），开船之前，范小南亲自发给每个伤员两块大洋和一双草鞋。红军将要渡赤水时，范小南不仅自己带头，还动员别人捐出门板供红军搭建浮桥。有一次天快黑了，敌机来轰炸土城，范小南还特意吩咐戴子清照顾好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陈昌奉，毛主席就在戴子清家房子侧面的一个天然的山岩框里住了一晚。 范元英说，有人还在毛主席的著作上面看到过范小南的名字。我当即问她是哪一篇，她说不知道，是她的表兄弟告诉她的，她也没查过。 我在随后的调查中，几乎对每个老人都提出了“范小南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多数老人都说他是袍哥会舵把子，讲仁义，有威信，钱财不多，专门帮人解决纠纷。但是，对于红军任命范小南为临时区长的事，多数老人都说不清楚。一位87岁的老人不肯定地说，好像是国民党川军任命范小南做临时区长。一位74岁的老人则很肯定地说范小南只是个普通人，是袍哥会一个小头目，投机分子，混江湖的，没起过什么作用。一位88岁的老人说，红军进土城之后，是范小南领头打开了国民党的粮仓，把粮食送给红军。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非常不屑地说，范小南就是一个地主黑社会，专门欺压百姓，解放后没有斗他，就是很照顾他了，要不是他死得早，肯定要批斗他。 几乎所有老人都说范小南是袍哥会头目，但是，在范元英的材料和谈话中，绝口不提范小南的“袍哥”身份，只是不断强调他是一个“开明人士”。范元英几次提起她家从来没有得过政府照顾，现在她儿子待业在家，天天无所事事，希望政府能够查清范小南的贡献，安排儿子一个工作。 也许是由于范小南的特殊身份，我们在所有的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范小南的一点踪迹。习水红办的官员以及土城镇的年轻人对范小南也一无所知。 事件双方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差异如此的巨大。范小南的后人几乎把范小南描绘成了红军在土城的最可靠盟友，而在官方叙述中，也许是顾忌到了范小南的袍哥身份，范小南已经彻底地从各类红色故事中消失了。作为旁观者的土城老人，他们的叙述则明显在两极之间游移。 7．使用频率越低的知识越不具有确定性。 土城人最津津乐道的是青杠坡战斗，以及与战斗相关的故事，比如红军把带不走的枪支沉入了某处深水河道、深夜渡河时把各家门前的晾衣竹杆取去扎火把、红军过桥之后就把桥给炸了，等等。土城人对这些军事行动的叙述往往大同小异，而对红军生活场景的叙述却大相径庭。奇怪的是，前者恰恰是他们生活中接触不到的，而后者反而是曾经发生在他们身边的。 这说明民众往往对那些生活之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感兴趣，他们更乐于传播和交流异闻而不是常识。在故事广为传播的早期，一些善于学习的传播者会不断地借助权威叙述去规范这类故事。如此，那些被讲述多次的知识就很容易在这种反复讲述中逐渐趋同，而那些极少被述及的知识也就没有机会得以规范和统一，因而呈现出更多的分歧。 比如，在土城老年协会，罗明先就是这样的一个传播者。他在这一文化空间的红色故事传播中起到了一个规范者的作用，他喜欢打断其他老人不规范的叙述，而尊崇郑少成的权威叙述，如果说郑少成的叙述是“底本”，罗明先的叙述则可视为“演义”。而在土城下街，老太太们公认曾志禄是她们那一区域的故事权威，曾志禄对于某一事件的反复叙述也可能成为那一区域的稳定知识。 2006年8月，我随杨镰的“山国故地文化考察团”来到新疆库鲁克塔格山麓的兴地村。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全村紧靠一支泉水，泉水流经处，花红草绿，泉水流断处往外，就是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方圆百里渺无人烟。这个神秘的村庄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可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念头在第一个问题上就被彻底打消了。 我的问题很简单：“全村有多少人？”一位和善的村民告诉我150人，我想知道更确切的答案，于是问村长，村长回答200多人，后来我撇开翻译问一位会说汉语的姑娘，她说100多人。再后来，我又问该村卫生室的医生，他想了好一会，不大肯定地说：“大约一二百人吧。”接下来，我只好换一种问法：“全村有多少户家庭？”得到的答案同样很不确定，少则说27户，多则称50多户。以上两个问题，没有任何两个人的说法是一样的。更奇怪的是，说27户的村民说人口是150多，如此，平均每户是5－6人；而说50多户的村民说人口是120多，如此，平均每户只有2－3人。 朝戈金认为：也许“人数”对于兴地村是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问题，属于他们生活中不需要的知识，或者说他们对这类信息不敏感。在内蒙古牧区，旧时的牧民对家畜的状况了如指掌，却不大说得准自己的年龄，那是因为“年龄”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是一个无需特别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民间知识体系中，使用频率越高的知识往往越稳定，使用频率越低的知识则显得越不稳定。 对于“确定性知识”的理解 那么，什么才能作为确定性知识的评判标准呢？ 由于我们找不到这种判断 民间叙述只有故事学的意义，而无历史学的意义，我们从口口相传的田野中看不到历史，只看到了现代人的理解和叙述。 “乡民在日常生活中经过长期磋商而形成的村落知识，为村落群体成员所共享，无形中就在村落社区内具有了‘天经地义’的权威。”[14] 本文旨在说明：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所有的口头叙述都是不确定的，田野调查得不到确定性的知识。 田野知识的置信区间 [1] 古代“故事”一词虽屡屡见于各种文献，但并不作为文体概念，多作“旧事、旧业”解，可以理解为一个关于历史记忆的概念，即“过去曾经发生或经历的事件”。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汉武帝故事》等10种后缀为“故事”的图书均归入“史部·旧事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直接设有“故事类”，归在“乙部史录”麾下。而民俗学的“故事”或“传说”，则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指代“民间传承的、虚构的、口头的散文作品”这一文类。本文所使用的“故事”概念，既用其的古义，也用其今意。本文不辨析土城老人的叙述到底是历史，还是记忆或想象，而把它们一律视为“故事”。 [2] 本次调查为期一周，距“四渡赤水”72年。全程陪同笔者调查并兼任翻译工作的是“四渡赤水纪念馆”解说员李宛儒、母彦碧，偶尔陪同调查的有“习水红色旅游办公室”干部陈云坤、袁孟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陆凤仪等。本次调查的正式受访者约35人，年龄分布在12岁至93岁之间。本文提及姓名的受访者资料如下（许多老人多次接受访谈，下列名单以第一次接受访谈的先后排序，受访者年龄以2007年计，正文中的受访者年龄标注在名字后面的括号内）： 熊洪潘，60岁，习水县文管所前所长，中学文化程度。 罗永赋，44岁，习水县土城镇党委书记，习水县红色旅游办公室副主任，大专文化程度。 张邦珍，84岁，土城镇卫生所退休职工，毛泽东故居现住户，小学文化程度。 王利华，72岁，土城区老区长，土城镇老年协会名誉会长，高小文化程度。 袁从良，70岁，退休职工，小学文化程度。 李治富，73岁，退休职工，小学文化程度。 赵德通，74岁，退休干部，土城镇老年协会会长，小学文化程度。 范元英，68岁，退休小学教师，高中文化程度。 袁仲金，70岁，火居道士，小学文化程度。 曾志禄，74岁，小生意人，小学文化程度。 罗应乾，55岁，农民，小学文化程度。 钟华青，93岁，老船工，文盲。 陈仕荣，87岁，马帮，小生意人，读过五年私学。 罗明先，82岁，退休搬运工，文盲。 张恩灿，55岁，农民，初中文化程度。 郑少成（郑绍成），88岁，老船工，文盲。 林成英，55岁，家庭妇女，初小文化程度。 [3] 这段背景知识是以贵州省习水县《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纪念馆解说词》（2007年5月）为底本的内容摘要。个别表述参照《长征大事典》上册“一渡赤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4] 政协习水县委员会编：《红军在习水》（内部资料），2000年，第17页。 [5] 比如：李治富（73）说：“文革时很少有人谈红军的事，怕说错了打成反革命，这里没有什么红军故事流传。”罗明先（82）说：“文革时，谁让我讲我都不讲，怕讲错。这几年大家才开始讲红军的事。” [6]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习水县卷》，习水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印（内部资料），1988年，第80、81页。 [7] 关于“红军菩萨”的故事，可参见以下文献：郭庆晨《“红军菩萨”的故事》，《求是》2007年04期。刘开津《最深厚的真情：红军坟与红军菩萨》，《当代贵州》2006年20期。夫之《“红军城”与“红军菩萨”的邂逅》，《文史春秋》2006年10期。元融《“红军菩萨”的故事》，《中国土族》2003年01期。袁绍荣《黔北的“菩萨”——红军坟的故事》，《党史纵横》1997年02期。 [8] 余福仁：《龙思泉：坟茔埋名六十载的红军卫生员》，《当代贵州》2006年16期。 [9] 钟有煌：《遵义那座“红军坟”》，《炎黄纵横》2006年09期。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11] 陈万敏口述，何映华记录：《红军过土城》，政协习水县委员会编《红军在习水》（内部资料），2000年，第16、17页。 [1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82页。 [1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83页。 [14] 张士闪：《京西幡会：一个追求“天人吉祥”的联村仪式》，《民族艺术》2007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