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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满族说部的研究还很薄弱，其研究史更确切地说应为搜集史。满族说部有单篇记载应始于1908年俄国学者对《尼山萨满》的搜集，从此开启了《尼山萨满》搜集、整理的热潮，国内对《尼山萨满》的搜集相对要晚一些。对其他作品的搜集伴随着满族文化人对本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保护进行。然而，搜集工作受政治运动、社会变革影响很大，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建国前，以私人搜集为主。建国后，随着国家、政府对各民族民间文化的三次大的普查，东北三省、市、县的民研会、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对满族民间文学(包括“采萨访红”)进行过多次调查。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优秀的满族民间故事家，如马亚川、傅英仁、关墨卿等，但是他们不以调查满族说部传承人为主，通常将其视为故事家吉林中国满族说部集成编委会的成立和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作使满族说部从保留于传承人手中到被记录、整理、出版为更多人知晓。 关键词：满族说部 搜集史 传承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满族说部在不同历史时期之指称有别，有些被称为神话、传说、故事或说唱文学的民间文学文本也成为满族说部。因此，若谈到满族说部的搜集，就应从最早为人们搜集的文本谈起，如《尼山萨满》、《天宫大战》、《东海窝集传》等。《尼山萨满》在东北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都有不同的名称，在《丛书》中刊布的《尼山萨满》异文很多，函括了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的文本，有满语流传的，也有满汉合壁的，多数为汉语流传的文本。 《尼山萨满》的搜集，学术界公认应始于1908年A.B.格列宾尼西克夫(1880-1941年)在齐齐哈尔找到的满文手抄本，他“从P.P.施密特那里得知在满洲有一部叫《尼山萨满的传说》后，毅然决定要找到手抄本”。从第一个手抄本的搜集开始，至今已有百年。直到1961年，第一部《尼山萨满》手抄本才被苏联学者沃尔科娃公布于世。我国较早搜集的《尼山萨满》版本，应为凌纯声1933年在赫哲族地区搜集到的《一新萨满》;民国初年，富希陆记录了其母富察美容讲述的《尼山萨满》，但是直到2007年才刊布在《丛书》中。 满族说部的搜集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一部分地方文化人保留本民族文化的意愿密切相关。具体的搜集工作在建国之前就已展开，不过并非政府行为，而是地方文化人在民间的搜集。当然，民间私人的搜集整理活动对以后的政府领导搜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建国后，随着对民间文学的三次大的搜集[1]工作的展开，满族说部的搜集情况不一，应始于20世纪初，此阶段跨度较大，从1900年一直到文革结束。第二个阶段是80年代的繁盛，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的沉寂、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满族说部的重现。 一、搜集始于20世纪初 我们知道的《尼山萨满》的搜集时间始于1908年，但影响满族说部之社会变革从1900年既已开始，此阶段从1900年到1976年共76年。其中我们还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第二个阶段是日伪统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解放后的十七年;第四个阶段是文革的十年。[2] 1、20世纪30年代以前 1900年发生了“江东六十四屯”[3]惨案，从江东逃难过来的满族，很多家族家谱或丢失或损坏，之后较大的家族进行了修谱工作。1911年的辛亥鼎革对满族的影响颇大，其经济生活、社会地位骤然下降导致其在民族身份的选择上发生了变化。民族语言满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依仗满语表达的民间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讲祖习俗依然很盛行。民国初期，满族家庭中大多注重修谱，将满文的家谱译成汉文家谱。1919年“五四运动”，年轻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口头传承，而满族的知识分子更是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4]由此开始了有意识的抢救工作，但已临到抢救边缘了。[5]富希陆从1926开始搜集满族口碑文学，他记录了其母传讲的《尼山萨满》[6];1928年前后，又记录了其母讲述的《飞啸三巧传奇》。 民国初期，宁古塔的满族人家说唱说部十分盛行。各个姓氏都有老祖宗传下来的珍藏有年的氏族英雄史。关福绵讲唱的是瓜尔佳氏家族代代传承的《萨布素外传》、《红罗女比剑联姻》、《绿罗秀演义》，在城北一带用说评书的形式传讲。他在一张存放约百年的小桌子上供奉着红罗女、绿罗女的画像，每逢节庆都要叩拜、祭祀，并供族人瞻仰。关福绵到各村屯传讲时，关墨卿总是不离左右。一部长篇说部有时需连着讲四十多天，他就跟着听四十多天，几乎入迷了，甚至顾不上吃饭、睡不好觉。[7] 这一阶段，讲唱满族说部在各地还比较风行，满族说部的搜集处于断断续续零散的情况。满族说部讲唱的盛行培养了很多对其感兴趣并有志于传承的年轻人，为下一阶段的搜集奠定了基础。 2、日伪统治时期 1931年后，大五家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8]其中以富姓莫昆达最有势力，保留的时间也较长。[9]富希陆祖辈从康熙22年以后就世代居住在大五家子， 1933年他从吉林回到大五家子当书记员，1937年开始在孙吴县四季屯[10]当小学老师，1938年参加了富察氏族在大五家子富臣山家举行的续谱礼仪。 在日伪统治下，爱辉涌现出富希陆、吴纪贤、程林元、郭荣恩、郭文昌、吴明久等满汉酷爱乡土文化的后继人，以采录民瘼里俗为己任，为后世留下了《富察哈喇礼序跳神录》(富希陆整理富察氏满族祭礼索要与掌故)、《吴氏我射库祭谱》(吴纪贤整理其本姓家传萨满词汇)、《瑷珲十里长江俗记》等弥足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 1936年春，富希陆在四季屯满族阎文铁父亲那里搜集的《天宫大战》残本故事;富希陆先生于1936年前后在孙吴县关锁元之父处记录的《穆丹林神》的故事，亦属《天宫大战》创世神话;四季屯满族老萨满富七大爷传承的《天宫大战》神话。 1937年[11]，富希陆、吴纪贤记录了孙吴县四季屯满族萨满白蒙古口叙的《乌车姑乌勒本》，据其内容可称之为《天宫大战》。在这部《天宫大战》中，音容不一、司职各异的三百女神有了比较完整的描述与记载。[12] 这一阶段，傅英仁跟着自己的三祖父讲唱长篇故事。1932年“13岁那年冬天，走进腊月门子，我就拿个口袋，像讨饭似的，在外边说《萨布素》、《红罗女》、《两代罕王传》。这《两代罕王传》，讲从王皋到努尔哈赤的历史人物传说。还讲《漠北英烈传》。这个故事，北京郊区老陈家老头也讲，一模一样的，原来咱都是一个族中的人。”[13]家传的长篇说部，都是通过口授学会，讲起那些故事来，绘声绘色，庄稼人特别爱听。他们(傅英仁的三祖父傅永利和傅英仁)在宁安的干家屯、花脸沟、大塘、小塘、卧龙屯、罗成沟等大村屯讲过故事，最长的讲一个多月，每天晚上讲一段，讲的长篇故事有《将军传》、《红罗女》、《金世宗走国》、《罕王传》、《乌吉国传奇》等，听故事的人天天满座。[14] 但是伪宪兵队对艺人所讲之书的内容有明确的要求，萨布素的故事自然在不能讲之列。1937年，18岁的傅英仁先生与三爷在某屯又开始说唱，竟被当时的警察署抓去训斥了一顿后，才停止。此后就不敢公开说唱满族的民间故事。受此事影响，他三祖父让他将祖传下来的萨布素将军的故事整理出来。在敌伪统治的几年里，他冒着很大危险，共整理出40多篇故事。[15]傅英仁自述：自1941年起到1945年止，在这几年我就写下了《萨布素》等。这时，我家的生活也稍微安定了一些。到1945年一共整理出六厚册。水平虽不高，但却把原始的材料记下来了。还有《老将军八十一件事》，(傅永利)老人把这个小红包交与了我。 1940年，傅英仁在官地教书时，听一位关姓的老人(满州名是色隆阿)讲述了东海窝集部;1946年色隆阿的弟弟关隆棋又“做了一些补充”。 伪满时期，关墨卿曾当教员。关福绵已经不能像上一阶段般公开讲述萨布素的故事，因此他嘱告关墨卿：“你记性好，有文化，我讲的说部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家珍。现在传给你，一定要想办法不间断地接续下去，千万别让它断了线。”关墨卿接受了老叔的嘱托，每天关起门来，偷偷记下了一些故事的提纲。[16] 伪满时，因东宁距苏联较近，日本出于对苏联的惧怕和憎恶，曾鼓吹讲唱《妈妈调子》、《妈妈号子》，客观上对于《乌布西奔妈妈》故事传说丰富和流传，起了襄助作用。 1942年，何世环老人从下马场嫁到四季屯，她的丈夫是屯长关文元，也是萨满。她从同屯的富西利布老爷爷那里听到了很多古趣儿，她现在能用满语讲述的《阴间萨满》和《獾子和貉子的故事》等都是富西利布老爷爷传下来的。 此时，重要的说部传承人傅永利、富德连、白蒙古分别于1942年、1945年、1946(47)年去世。这个阶段留下来的或口传或书写的满族口碑文化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虽然富希陆、傅英仁、关墨卿此时整理出的文字资料在“文革”时无一例外地化为灰烬，但是他们记忆中的宝贵遗产却没有消失。“文革”后他们根据回忆复述了其内容或将其梗概记录下来，为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集成”时期满族说部的大量搜集整理创造了条件。 3、 解放以后到文革这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初(1955-1962年)对东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全面普查。这方面成果集中在各民族的调查报告和民族简史中，如满族的资料可在《满族简史》、《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找到;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摄制了新闻资料片。那次调查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下了各民族在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期的包括民间文学作品在内的社会人文状况。但是，也存在一定问题，“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主要侧重于社会和经济的变革，为研究民族文化工作作了基础性工作。但对广藏于民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信仰、习俗、口碑文学等还缺少过细地了解和记录，而且对某些民族如满族等民族文化遗产挖掘和整理，则相对显得薄弱。由于‘十年动乱’等各种历史原因，许多民族文化人氏相继谢世。许多宝贵的资料任之消散践毁，酿成祖国北方文化中不少难以填补的空白。”[17] 解放后满族说部传承人都很活跃，他们各自延续着搜集满族民间文化的热忱。傅英仁提到：解放以后，1945年我参加翻身队。走到哪里，都和群众爱瞎扯，用不多长时间便扯到故事上去了。白天教课，晚间给老乡讲《萨布素将军》，讲《红罗女》、《东海窝集传》和一些民间故事。土改当中，又搜集了50多篇故事。直到1947年，这时总共有：《萨布素》、《红罗女三打契丹》(重点)、《两代罕王传》、《金世宗走国》和《东海窝集国》(传)(成四大本子)。[18]他在1956年至1961年，因主张在宁安成立满族自治县而打成右派到农村去劳动。1957年，被扣上“搞民族分裂”、“宣传封建迷信”、“提倡落后风俗”几顶帽子，划为右派分子，随后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反右斗争中，他在农村劳动改造，他也未忘记满族文化的搜集，几年的劳动改造，他竟收集了“六、七十个民间故事，十七份满族家谱，五十多则民俗，三家满族家祭义程，同时，还了解了汉军旗的来历等等”。也正像他在《自传》中所述：“别人改造赤手空拳，而我却满载而归，……劳动改造是坏事却变成好事了”。劳动改造为他的民间文化艺术宝库又增添了不少的内容和色彩。文革前，隋书今到宁安采访了傅英仁，他记录下来的蟒式舞九折十八式和萨满音乐后来都进入了黑龙江省艺术集成。[19] 1961年，傅英仁摘去右派分子帽，到业余教育办公室负责发展农业中学工作;1966年，在东京城中学代课，边参加县工作组，结果以右派兼黑工作组分子被揪出，被批斗了一年多;到1968年，又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50年左右，杨青山将《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讲给富希陆，富希陆将其讲述梗概传给其子富育光。20世纪50年代富育光按照其父提供的线索调查搜集满族说部，并坚持多年。1953年他在黑河地区工作时，曾访问过熟悉《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故事的黑河职工干部学校教师徐昶兴、下马场祁世和穆昆达、大五家子吴宝顺村长等人，对该说部做了核对，并听过他们对该说部的不同讲述。 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十六字方针。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吉林、黑龙江分会成立，196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成立。但是此时的搜集受到了反右斗争的影响，随着学术派别之间的路线斗争的发展，民间文学内容的政治标准也变得日益严苛。严格遵照原初资料的搜集整理方法受到批评，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改旧编新”方法在60年代初期占据了上风。[20] 杨青山1954年前后去世，张荣久1954年去世，富察氏家传说部《东海沉冤录》、《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的主要传承人便是富希陆了，他还掌握了杨青山讲述的《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 这一阶段富育光、傅英仁开始有针对性地搜集说部，记录满族说部异文，调查说部中涉及到的内容。此时，傅英仁已掌握了所能讲述的全部说部。 4、文革十年的中断 “文化大革命”中，对东北少数民族民族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全面普查被迫停顿。(“改旧编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高峰，这便是对民间文学的完全拒绝，因为民间文学作为“四旧”之一，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发生改变的因素。许多搜集者和研究者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21] “文化大革命”对满族来说也是致命的，首先，不允许祭神，不允许讲神神鬼鬼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满族的很多神偶、神本子都被迫烧了。很多氏族已经停止祭祀。其次，满族民间文化被焚烧，毁掉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但是仍有少数人在动乱之中设法保存了满族说部，“从近些年的深入调查与搜集整理中发现，满族‘乌勒本’说部，在一些民族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自清代道咸两朝，特别是光绪年间和民国以及日伪时期，已经有不少满族家族文化人，怕族传说部失传，族中遗老记录与整理的说部手抄本秘密珍藏，虽经‘文革’等动乱亦未遭焚掠。这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提供了良好的有利条件。”[22] 富希陆于1935-1956年整理了富小昌、富德连讲撰的《瑷珲祖风遗拾》，后经多年润修，1966年文革遭劫，囚斗于锦河山内，所有书稿尽被红卫兵焚烧。[23]尽管如此，1971年平反后还是尽力回忆了其中的内容。 富育光在文革期间因受父亲牵连，下放到桦甸县八道河子，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满族说部的搜集。“《松水凤楼传》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一段时间，社会比较乱，我就到下面去弄满族的东西。在吉林乌拉街搜集的。”[24]1972年春节，富育光到东宁地方采访，在狼洞沟、小乌蛇沟、祁家沟，走访满族遗老和汉族群众。又到大肚川、闹枝子沟，认识了刘秉文。后者介绍他认识了鲁连坤老人，并记录了《白姑姑》的长歌，即《乌布西奔妈妈》;之后到1975年11月，富育光与鲁老有过四次叙谈。 此时，满族说部的搜集集中在黑龙江、吉林地区，有《乌布西奔妈妈》、《松水凤楼传》和其他说部。正是这些人始终不渝地坚持，才为下一个阶段的繁盛做好了铺垫工作。 二、繁盛于20世纪80年代 民间文学在“文革”十年中成为“一个重灾区”[25]，“文革”结束到“三套集成”开始前后，经历了“迅速的”和“短暂的”恢复。1978年春夏之交，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成立了筹备小组。在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宣布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恢复活动;接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于4—9日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26]1978年夏，毛星先后到甘、陕等8个省进行调查，所提出的《各地民间文学状况调查报告》中，指出民间文学所遭受的“摧残和破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同时也认为，民间文学在民间仍有丰富的蕴藏，基层民间文学工作者仍然保持着积极性。1979年10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恢复。 1、东北三省各地民研会对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 1978年开始，黑、吉、辽三省的民研会先后建立，开始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 1978年12月黑龙江省民研会成立[27]，1980年6月，成立了宁安县民研小组，组员9人，全是省民研会会员。镜泊湖故事搜集整理的成功，使黑龙江省民研会敏锐地意识到，满族民间故事确实有着丰富的蕴藏量，有着大力开发的必要和可能。因此，1980年夏，省民研会制订计划，毅然决定在全省发起关于满族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整理，重点放在满族发祥地之一的宁安县。[28]开始对满族故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整理，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此次决定具有深远意义，不仅涌现出了像傅英仁、关墨卿这样的优秀故事家(他们不仅讲故事，他们还搜集了大量的故事)，也为后来的搜集整理者赵君伟、马文业等人继续从事满族民间文学的工作提供了大舞台，他们在此次工作中表现突出，受到嘉奖。1982年4月成立了“宁古塔民俗研究组”，同原有的民研小组一起制订了活动计划，这支队伍，几年来在对蕴藏丰富而濒于失传的满族民间文学的挖掘、整理、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1年5月经过省委宣传部批准、省出版局许可，黑龙江省民研会正式编印出版了内部刊物《黑龙江省民间文学》[29]，其中第四集(包括镜泊湖民间故事、五大连池民间故事等)和第六集(满族民间故事专集69篇，约24万字)刊登了满族民间故事。 《吉林民间文学丛刊》1963年创办，1966年停刊，1978年10月复刊。第一期就刊载了“新故事”、“人参故事”、“抗联故事”、“风物传说”、“动物故事”、“歌谣、谚语”方面的作品。[30]1982年吉林省民俗学会成立[31]，他们也开始了对满族民间故事的搜集工作，如到四平、梨树地区的调查，研究论文有王宏刚的《四平满族口碑文学初探》和刘明的《叶赫满族乡采风报告》。 辽宁省民研会的《辽宁民间文学》编辑出版了很多满族民间故事。1980年7、8月间，由辽宁省民研会[32]与辽宁大学中文系联合组成的辽宁省满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前往丹东地区满族聚居县社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调查。当时的调查主要以搜集故事、寻访故事家为主。他们首先深入到满族聚居的岫岩县。调查队分成四个组，分别携带录音机、照相机等器材深入到偏岭、雅河、苏子沟、红旗营子等乡的十八个村，访问了180名满汉老人，搜集了满汉民间传说、故事、歌谣资料50万字，积累了珍贵的采风照片百余幅。调查队还在凤城县的几个乡、村访问了满汉族老人，采录了传说、故事和歌谣。[33]1982年，新宾县文化馆组织一支规模可观的采风队伍，对流传于新宾境内的满族民间故事、传说做了一次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大普查。其中搜集的故事有一半都是关于老罕王的，金洪汉在此基础上收录了57篇关于老罕王的传说将其变成《清太祖传说》于1987年出版，其中有选自《两世罕王传》(王治花、富育光整理)的“智胜水鬼军”、“神箭分旗”、“罕王受罚”。 可以说，“文革”后到1985年，东北三省、市、县的民研会、大学、科研机构，还有大量的民间文化工作者，他们为“三套集成”中优秀民间故事讲述家的普查工作做了大量铺垫，在各省、市、县民间文学集成本中收入了此阶段调查、搜集整理的许多文本。 2、“三套集成”开始后满族说部的搜集情况 1984年5月28日，中国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布了开展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第84/808号文件。1985年，搜集工作在所有行政区划单位展开。之后各地《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出版。 黑龙江省在三套集成的过程中编辑的《黑龙江民间故事选》、《黑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镜泊湖民间故事》、《宁安县民间故事集成》、《牡丹江民间故事》、《海林民间文学集成》、《东宁县民间文学集成》、《齐齐哈尔民间故事专集》、《林口民间文学集成》;吉林省编辑了《永吉县民间文学集成》、《伊通县民间文学集成》、《抚松县故事卷》、《长岭县卷》;辽宁省编有《新宾县资料本》、《岫岩县民间文学集成》和《桓仁传说》、《清原县民间文学集成》、《本溪县民间文学集成》、《宽甸县民间文学集成》和《满族民间故事选》。当然，可能还有县级的文学集成由于笔者掌握的情况有限无法囊括其中。 除了各地的民研会、大学机构，对满族文化调查有深远影响的是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的创立，富育光任东北民族文化研究室主任。他抢救说部的愿望，得到了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历史学家佟冬的支持，从而启动了抢救工作。在此之前，内容丰富、篇幅可观的说部，历朝历代都未存留任何文本。面对散落民间的零散线索，如何入手呢?佟冬的指导质朴而灵动，“要像挖萝卜，挖一窝得一窝，不可摊得太大”。于是，富育光、程迅、王宏刚等一批学者在对满族文化流布实况做调查的同时，以“访萨(萨布素将军)采红(红罗女)”为开端，分别去全国的满族聚居地调查。他们就深入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的村、屯调查满族说部的流传情况。历经四五年的艰辛，了解了满族说部在各地的流传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对一些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行了录音。把《萨大人传》、《两世罕王传》列为吉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七五”重点规划项目。 1978年富育光回黑河市爱辉区四嘉子探亲，记录下其父富希陆口诉的《东海沉冤录》，后经多次询问与充实。[34]他在这个阶段做了大量的搜集调查工作。1980年春，他到辽宁新宾、内蒙古哲里木盟和郭尔罗斯查干花等地做进一步调查访问，对说部《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中的年代与几处地名做了核对。1979年秋富希陆病危时，富育光在四嘉子富亚光家用了一个多月将《萨大人传》记录下来。1983年，富育光他们访问了爱辉镇西岗子村，听叶福昌老人讲萨布素传奇故事。1983年秋，在珲春县板石乡满族关姓家族中征集到该家族传留的一本汉字标音满语唱本《洞窟乌春》(即《乌布西奔妈妈》)。 20世纪80年代初，俞智先、富育光、王宏刚、金天一先后到宁安市采访傅英仁。1979年到1984年，傅英仁整理出《萨布素》、《红罗女》、《金世宗走国》、《东海窝集传》几部长篇说部初稿。[35]1981年，富育光、程迅、王宏刚在黑龙江宁安市停驻三四个月，傅英仁讲述的《老将军八十一件事》即在这时被完整搜集，整理出录音带80多盘，并召开座谈会，理出了《老将军八十一件事》流传谱系的清晰脉络。从1983年春至1984年冬底，富育光、王宏刚他们频繁往返于长春至齐齐哈尔、爱辉、呼玛、宁安之间，考察萨布素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历史和现状，专访萨布素将军同宗的满族富察氏族人和文化知情人士吴维荣、富崇孝、傅英仁、马文业、关墨卿、富希陆、富安禄、富兴禄、陈凌山、徐昶兴等诸位长者和先生。 1983年，王宏刚整理了马亚川讲述的《女真谱评》，富育光搜集到河北王恩祥掌握的《两世罕王传》之梗概。1984、85年富育光在河北石家庄，搜集了《双钩记》。1984年孟慧英在调查满族萨满教的同时，收集了大量满族民间文学资料(如穆晔骏掌握的恰喀拉人故事及双城赵氏兄弟故事)。1985年7月，宋和平到宁安市傅英仁处采录了《东海窝集传》。 1980年，富希陆去世，富育光已经掌握了富察氏家传的三部说部，及其父搜集采录的说部;20世纪80年代，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东海窝集传》被录音整理出来;关墨卿也将《萨布素外传》和《比剑联姻》写成长篇说部。这一阶段的努力为21世纪初期的满族说部集成的出版提供了条件。 3、满族说部的出版情况 这一阶段，出版了比较有影响的满族故事和说部。满族民间故事家自己整理自己的故事出版个人专集，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能说也能写，像傅英仁、富育光都出版了自己的故事专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一部分满族短篇故事相继成集出版，……其中一部分是满族长篇说部的节选，但作为满族说部的主体——长篇英雄传说，一直没有机会系统整理与出版。”[36]正如赵东升在与笔者的访谈中提到： 20世纪80年代，这个项目(满族说部)是由吉林省民族研究所提出的，吉林省民委也支持。富育光和王宏刚、社科院程迅搜集到一些资料。因为没有经费，最后搁浅了。一共立了20部书。20部书中有富育光4、5部，傅英仁4、5种，其余零星搜集的12种，没有我的(说部)。[37] 出版的故事集有《满族民间故事选》(一、二集)[38];《满族民间故事选》[39];富育光从1980年开始，到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以及北京郊区的满族聚居区，充实满族故事内容，整理的《七彩神火》[40];傅英仁搜集整理的《满族神话故事》，共有神话故事17篇[41];富育光与王宏刚等朋友合作整理的《康熙的传说》[42];乌拉熙春搜集整理的《满族古神话》[43]，神话故事是在富裕县友谊乡三家子屯搜集到的，主要为计春生老人用满语讲述的，经过补充、整理[44];于又燕与富育光合作整理的《风流罕王秘传》[45];于又彦、王禹浪、王宏刚1985年整理了流传于黑龙江省方正县、通河、尚志、呼兰、五常、双城、延寿、巴彦县的满族先世女真人的传说《女真传奇》[46]，其中关于阿骨打的传说有21篇[47]、阿骨打的将士“黑风神将萨改”有关于金兀朮的传说“兀朮学艺”、“猪山得宝”、“女真人为什么敬柳?”、“运粮河”、金兀朮的妹妹白花公主的“白花点将台”、“花儿的传说”[48];金世宗的传说“石羊治水”、“大定五子镜”，及造女真文字的完颜希尹《拜师造字》故事。 这个时期很多满族说部传承人主要是作为民间故事家被发现，像马亚川、关墨卿、傅英仁、穆晔骏等，形成一支包括传承人、搜集整理者和研究者的队伍，搜集者还有王宏刚、程迅、王士媛、宋德胤等人，研究者如马名超、孟慧英、宋和平、王宏刚、富育光、程迅等人。搜集整理和研究有时是密不可分的，马亚川、傅英仁的身份更为复杂，他们不仅是重要说部的传承人，同时他们也在长期的搜集整理基础上写出了多篇研究论文。还有赵君伟作为搜集整理者表现非常突出，他因为对满族民间文化的兴趣，掌握了《招抚宁古塔》这一说部。 三、繁盛过后的十年沉寂 1987年以后，各省省卷本已经基本完成。“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急剧加快，市场经济得到空前繁荣与发展，随着电视、电话的普及，信息化程度大为提高，大部分农村(牧区)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导致在民间文化诸种形态中比较容易发生变异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正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历史性嬗变。”[49]全国性的普查行为已经告一段落，这一阶段对民间文化的关注已经转型，《黑龙江民间文学》出了23集(1981年-1990年)即停刊了。 繁盛时期形成的队伍在90年代有些变动，研究者改变了研究方向，各省的集成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政府普查行为的结束使得搜集整理工作有些停滞。1986年，富育光从吉林省社科院调到了吉林省民族研究所。因为上一个阶段提到的问题包括经费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富育光为首的吉林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开始停止了对满族说部的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工作，他们转而开始着重对满族萨满教的调查。[50]并出版了多种萨满教研究专著[51]，当然，在其专著也刊布了很多满族说部的文本细节。[52]在此期间，私人的搜集行为笔者所知的只有赵东升到黑龙江省五常县进行的调查。 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很多在80年代录音、搜集整理的满族说部，如1999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东海窝集传》(又叫《窝集国》、《东海窝集部》、《东海窝集传奇录》等)和《红罗女》(又叫《三打契丹》)。 关墨卿1995年去世，他留下的《萨大人外传》和《绿罗秀演义》(残本)文本资料在其去世前交给傅英仁老先生，傅英仁又将其转交给富育光保存，希望有机会可以出版。 四、满族“说部”的重现 近10年的沉寂后，满族说部于21世纪初声名鹊起，2006年被正式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1世纪之初所进行的此次民间文学普查，是在20世纪80年代围绕着“十大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而进行的全国普查之后进行的又一次普查。由于现代化、城镇化等巨大社会变迁，传统的民间文学面临衰微甚至中断的濒危状况，这次普查所获资料将是21世纪初民间文学的历史性记录，同时也能反映出近20年来社会和文化的嬗变状态与规律。[53] 1998年，吉林省文化厅在从事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中，多次向文化部领导和专家学者汇报、请教。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文化部社文图司原司长陈琪林同志、著名专家学者钟敬文、贾芝[54]、刘魁立、乌丙安、刘锡城等同志都充分肯定了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2001年，说部的抢救与保护引起了原省级老领导谷长春的重视，并予以全力支持。[55]2002年6月20日，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以下简称编委会)正式成立，谷长春亲自担任主编，省文化厅、出版局随之召开联席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省满族说部抢救整理工作从此走上了正规化、系统化之路。[56]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4月，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57]在“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上[58]，专家们为丰富的民间文化“活化石”所震撼，充分肯定了满族说部抢救保护工作所取得成果，并给出建设性意见：尽一切力量保持说部的原汁原味，重视说部流传情况，整理出有根有源的传承谱系。 编委会成立后，开始了对满族传统说部的专项搜集、调查、出版工作。 2002年以后，富育光、荆文礼、赵东升等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荆文礼及有关专家先后8次到宁安市，坐在炕头上听傅英仁老人“讲古”[59]。2004年春，富育光和荆文礼等人在孙吴县四季屯亲耳聆听满族何世环老人，用流利的满语讲颂《音姜萨满》等故事。2005年9月21日赵东升、荆文礼在辽宁又发现张德玉搜集整理的《佟春秀传奇》、《平民三皇姑》(或称《三皇姑开矿》);还搜集到河北围场孟阳讲述的《围场传奇》。 2005年底，第一批出版的说部丛书也确定下来;2007年7月3日在长春市召开“满族传统说部研究座谈会”，说部传承人对说部的搜集整理做了介绍，专家学者对说部的价值意义做了分析;200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丛书》。第二批丛书已经进入出版日程。编委会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他们不断地挖掘、搜集新的说部宝藏，一面补充调查已有说部资料。 这一时期，马亚川、傅英仁去世，两位老人讲述的神话和故事陆续出版，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的《满族萨满神话》、《傅英仁民间故事集》(上下)和马亚川的《女真萨满神话》。 满族地方文化人、说部传承人、研究者们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抢救了大量的说部文本资料，并将其搜集、整理、记录下来。在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也关注了说部的流传情况、说部的异文、说部传承人情况;出版的说部之流传情况，有详有略;传承人情况也是或详尽或极为简略;基本上看不到说部的异文，我们无法辨知传承人讲述或整理的说部中哪些是家传的内容，哪些是搜集的异文。 20世纪初期，满族文化人并没有以搜集整理说部为中心，他们更重视抢救、保留满族民间文化，满族说部只是其中之一。满族说部的搜集多半是私人行为，如何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当时没有统一的、科学的标准，各人凭其学识、对民间文化的理解、搜集整理之目的进行。政府行为或学术组织的搜集工作并没有针对“满族说部”这一文类，他们的重点是搜集满族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或“访萨采红”。及至21世纪初，编委会成立，将“满族说部”定为搜集整理目标，搜集整理方法依据了“三套集成”的十六字方针。他们虽运用了录音、录像设备，可惜(说部传承人相继离世“人亡歌歇”，有很多说部此前已被搜集)完全用录音设备采录的只有富育光和何世环。富育光讲述的说部，绝大多数是其在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搜集整理的。而80年代及之前的搜集因客观条件限制，目前所知只有《萨布素将军传》和《东海窝集传》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开展，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建设和实地调查技术的推广，民间文艺学迎来了新的繁荣。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的研究也迈出了新的一步。这一时期，中国故事学首次把研究目光部分地由文本转向讲述主体、讲述情境，首次把创造民间故事的个体——民间故事讲述家纳入民间文学学科体系。”[60]对故事家的选择也有调查者、研究者的个人偏好在内，对知名故事家傅英仁、马亚川[61]，调查者多，留下的访谈资料、研究资料比较详尽;对同一时期的关墨卿、关玉玺、鲁连坤调查者少，资料也不够丰厚。现在，有些问题我们已无法诠释：很多资料显示，关玉玺和关墨卿所讲说部带有评书色彩，但是瓜尔佳氏传承的说部为何带有评书色彩?为何在同一地区却出现两种不同的讲述风格? 在王宏刚、程迅、宋和平等人用录音设备录下了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和《东海窝集传》时，却没有人以同一标准对待关墨卿讲述的说部。王宏刚仅录下了关墨卿讲述的《比剑联姻》的开场白，然后要求老人笔录下其余部分。我们能够理解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62]，但是究其原因还是调查者的主观看法“傅老的卫国女将的红罗女形象更接近原始形态”。[63]“三套集成”要求搜集要全面，要尽可能多地搜集不同人讲述的同一故事(说部)，也要搜集同一个人的多次讲述。关墨卿讲述的《萨布素外传》能够出版，经历了很多波折。倘若1992年老人在身体被病痛折磨之际没有将书稿交给傅英仁，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见到的《萨布素外传》。 原载《满语研究》2008年第2期 注释： [1] 刘锡城在其文章《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对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民间文学的普查与保护的概况及其意义做了总结：从全国来看，规模较大的、涉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调查有三次。第一次，是1955-1962年间的全国民族调查，这次民族调查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做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全面详尽的学科调查和记录，除了文字材料后来编纂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外，还拍摄了大量照片、摄制了新闻资料片。那次调查的珍贵之处，在于记录下了各民族在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初期的包括民间文学作品在内的社会人文状况。第二次，是1958年的全国民歌运动。……第三次，是自1979年起至2000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有关文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及其普查和研究工作。这次普查及编纂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万里长城”。 [2] 马名超在《黑龙江民族民间文学采集史及其文化层次概观》中提到北方民间文学采集史的几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凌纯声为代表的民族学方法的采集;30年代到40年代中期，“满蒙学派”对民谣、昔话、传说、信仰、习俗等“文化财”的采集;40年代末叶，东北根据地时期新文艺工作者们的民间文学采集和50年代中期开始的东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活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文艺工作者的文艺学方法;70年代末以后的三套集成时期的综合性田野调查阶段。(《马名超民俗文化论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江以东至黑龙江省孙吴县霍尔莫津屯对岸，面积南北一百五十里左右，东西八十里左右，居住满、汉、达斡尔族三万余人，原系我国固有领土。1858年，沙俄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瑷珲条约》，占去我国黑龙江左岸约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对江东六十四屯做如下规定：“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著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与)俄罗斯等和好，不得侵犯。”1900年7月18日，沙俄在屠杀海兰泡居民后，将六十四屯居民“聚之一大屋中，焚毙无算，逸生者不及半。”逃出者纷纷渡江逃难，有的未至江北即遭杀害，有的溺死江中。江东屯舍被俄兵举火，夷为平地。即为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4] 傅英仁：《傅英仁自传》，选自傅英仁讲述，宋和平、王松林搜集整理《东海窝集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提到：“清末和民国时期，西园子出了一批人材。有的是留日学生、营级武官，有的是吉林、北京的大学生，还有吉林四中的学生，这些人都愿意和我父亲接近。虽然是农村，但新思想、新知识却比较普及。”而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当然对满族人也有一定的影响。 [5] 金启孮：《北京城区的满族》，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6] 版本见《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之《尼山萨满传》(上)，是富察美容讲述于民国初年，为富希陆的讲述稿，赵小凤、吴宝顺等参与回忆讲述，由富希陆栉比整理，富育光在其父逝世后保存。 [7] 于敏：《<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传承情况》，《萨布素外传 绿罗秀演义(残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剧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1页。 [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剧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10] 据何世环老人讲，四季屯里也聚集了大量的日本兵，有“大大的四季屯，小小的哈尔滨”之说，尤其是在四季屯周边的山里有很多山洞都有日本人藏的武器。日本从1934年在东北确定了14处要塞，距孙吴县50公里的胜山的霍尔莫津要塞就在四季屯附近。其实在日本关东军流传的为“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因关东军在孙吴驻兵多，军事规模大。——常向东：《试析“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的由来》，《黑河学刊》1995年第5期。 [11] 一说为康德6年，即1940年，时间不确定。笔者根据对富育光及富亚光的访谈，认为1937年更为可信，这时他在四季屯当小学教员;1940年他已经到大桦树林子去了。 [12] 富育光 王宏刚《萨满教女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13] 马名超：《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访问记》，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满族萨满神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14] 赵灿坤：《留下那古老的传说——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访谈记》，赵灿坤主编，牡丹江文史资料第七辑《宁古塔满族谈往录》1992年版，第209页。 [15] 宋和平调查傅英仁整理的材料。见宋和平《<东海窝集传>研究》未刊稿。 [16] 于敏：《<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传承情况》，《萨布素外传 绿罗秀演义(残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7] 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8] 马名超：《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访问记》，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满族萨满神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 [19] 2008年2月22日与富育光电话了解的情况，后来又与黑龙江省的陈伯霖电话联系，得知这一情况。 [20] 傅玛瑞：《中国民间文学及其记录整理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9页。 [21] 同上。 [22] 富育光 笠阳：《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北方民族》1999年第1期，第118页。 [23] 见附录“满族说部传承人”之“富希陆自传”。 [24] 笔者于2006年1月1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富育光家中对其访谈。 [25] 贾芝在1979年11月召开的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团结起来，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而努力》中，对“文革”十年民间文学的状况总结如下：“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的十年间，在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下，民间文学成为一个重灾区，我们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林彪、‘四人帮’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反革命路线，对文艺界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党的革命文艺路线被诬蔑为‘文艺黑线’，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诬蔑为‘黑线专政’。在民间文学界更是如此。许多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许多歌手、艺人、民间文学工作者惨遭迫害，大量的资料遭到焚毁，机构统统被‘砸烂’，队伍被打散，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中断了十年之久。”全文详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编《民间文艺学参考资料(第一集下)》，1982年3月。 [26] 刘锡城：《仄径与辉煌──为钟敬文百年而作“人民的学者”钟敬文教授(1903-2002)》，全文发表于美国纽约出版的《中外论坛》中文版2002年第1、2期;节本发表于《民间文化》(北京)祝贺钟敬文百岁华诞学术专刊，2001年12月31日。 [27] 有齐齐哈尔民间文艺征集小组、牡丹江市民研组、佳木斯市民研组、宁安县民研组、同江县民研组、依兰县故事组。 [28] 栾文海：《野火春风——记满族故事讲述家傅英仁》，傅英仁讲述、张爱云整理《傅英仁满族故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91页。 [29]《黑龙江民间文学》第7集是满族专集，里面载有胡絜青：《满族人是讲故事的能手》，王树本的《老树开花春雨时——记满族民间故事家傅英仁》，江林《努力做到人格美与艺术美的统一——谈傅英仁先生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赵志辉、邓伟合写的《满族文学初探(一)——兼评<论满族文学在民间>》和宋德胤的回应文章《试论满族文学的界说与特征——与赵志辉、邓伟二同志商榷》;《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1集中有甄明《傅英仁和他获奖的五篇故事》，王士媛《再接再厉 把我省民间文学工作推向前进》，宁安县民间文艺研究会《宁安县民间文艺普查工作总结》，东宁县民研小组《东宁县民间文学普查工作简况》，马维新《嫩江地区1983年民研工作简结》;《黑龙江民间文学》第19集中有19篇“恰喀拉人的故事”，还有两篇评论性文章：孟慧英《恰喀拉故事浅拾》、黄锡慧《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 为继承满族文化遗产贡献毕生精力——记满语研究家、故事讲述家穆晔骏同志》;《黑龙江民间文学》第21集有马亚川采录整理的9篇故事，还有马名超的《满族故事家马亚川和他保存的女真叙事文化史料》。 [30] 姚居顺 孟慧英：《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史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31] 有延边地区分会、通化地区分会、吉林地区分会、四平地区分会、白城地区分会。 [32] 有朝阳地区支会、大连市支会、营口市支会、阜新市支会、沈阳市民研组、辽阳市民研组、抚顺市故事委员会、新宾县民研会。 [33] 姚居顺 孟慧英：《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出版史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9页。 [34] 富育光：《<东海沉冤录>传承情况》，富育光讲述，于敏记录整理《东海沉冤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5] 傅英仁：《傅英仁自传》，傅英仁讲述、宋和平和王松林记录整理《东海窝集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36] 王宏刚：《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第117页。 [37] 笔者于2006年1月12日在长春市赵东升家中的访谈。 [38] 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民研分会合编：《满族民间故事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1983年版。 [39] 乌丙安、李文刚、俞智先、金天一编辑：《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40] 富育光整理：《七彩神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为“吉林民间文学丛书之一”。 [41] 傅英仁搜集整理：《满族神话故事》，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2] 富育光与王宏刚等：《康熙的传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3] 爱新觉罗·乌拉西春：《满族古神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4] 马学良对该书的搜集方法评价很高：“是作者通过实地采风，用满文和国际音标记录、整理并加以汉文译注的一本故事集。运用生动形象的民族语言，尽量保存了满族人民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原貌，以及满语黑龙江方言的语音、语法和语汇诸方面的特点。不仅对于满族文学，而且对于研究满族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见马学良：《满族文学宝库的一颗东珠——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的<满族古神话>》，《满族研究》1988年第3期。 [45] 于又燕 富育光整理：《风流罕王秘传》，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版。 [46] 于又彦、王禹浪、王宏刚整理《女真传奇》，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47] “保龙殿”、“窝栏鸟”、“乌鸦荐金牛”、“黑犬救驾”、“射柳醉虎”、“双刀山”、“莲花格格”、“北海王子”、“长寿果”、“鲫鱼刀的传说”、“花莫利”(马)、“力拔五岳”、“狗爬犁的传说”、“鹰城与海东青”、“阿骨打学兵法”、“四喜豆腐”、“按春与阿出虎”、“黑水珠”、“流金河”、“五道岭”、“将军碑”。 [48] 赵焕讲述，马亚川、程迅整理。 [49]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50] 他在“七五”、“八五”、“九五”期间，始终继续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萨满文化专题研究课题。 [51] 如《萨满教女神》(与王宏刚合著)，《满族萨满教研究(与孟慧英合著)》、《萨满教与神话》和《萨满论》。 [52] 如《萨满教与神话》、《萨满教与神话》。 [53] 刘锡诚：《新世纪民间文学普查与保护的若干问题》，《河南社会科学》杂志2007年第2期。 [54] 1998至1999年，时任省文化厅厅长的吴景春和原省艺术研究所所长荆文礼两度去北京向文化部有关专家汇报说部情况，并约见了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说部的神奇瑰丽使钟先生受到触动，谈话从原定的半个小时一直延长到两个半小时。随后，吴景春和荆文礼又拜访了民间文学专家贾芝，贾芝当即对说部写出评语。两位专家的态度是一致的：一定要把说部艺术抢救出来。 [55] 当年8月，说部抢救工作进入筹备阶段，富育光家传的说部《飞啸三巧传奇》开始整理。年末，省里12万元启动资金到位。 [56] 吉林省出版局拨出10万元资金，同时连开三次会议，落实具体操作，确定工作重点：在吉黑辽三地进行进一步说部普查，同时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和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57] 徐涟：《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国文化报》2005年7月16日。 [58]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联合召开的会议。 [59] 2004年8月15日，谷长春和富育光等有关专家走访傅英仁，并在其讲述说部片段时录像。同年11月，年迈体衰的傅老人去世。 [60] 祝秀丽：《中国民间故事讲述活动研究史略》，《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 [61] 傅英仁由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满族民间故事家”，马亚川由中国文艺家协会授予“民间故事家”之称。 [62] 傅英仁讲述的《萨布素将军传》的录音就将近两个月;另外，关墨卿非富察氏后人，他传承的萨布素将军说部并非正统。 [63] 王宏刚：《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5期。 责任编辑：阿拉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