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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育市场“野蛮生长”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100多年前，狄更斯在《双城记》里写下的这第一句话，依然适用于今天的数字教育市场。 经测算，至2020年，教育信息化经费预算或将达到3500亿以上，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复合增速或超过30%。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新兴市场的高速发展阶段，势必伴随着市场的野蛮生长。在教育信息化这个奔腾向前的千亿级市场中，多种乱象已然出现。譬如，着眼于短期效益，同质化竞争严重；譬如，“圈钱圈地”，以“烧钱大战”争夺用户，却没有静下心来研究教育规律，没有融入教学主体，导致行业泡沫丛生；更重要的是，行业缺乏规范，标准未彰。 在浙江教育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邱连根的观察中，这么多的在线教育企业，无论是建设者还是投资者，绝大部分来自教育行业外，行业内或者与教育有着天然联系的传统教育出版业涉及并不多，发声的就更少；其研发的产品，从初期的在线外教、在线题库、拍照搜题、在线作业与测评、一对一家教，到后来的在线直播、在线录播等，都是从教育体制外切入的，虽然目标针对的是学校师生的刚性需求，但从路径上讲，并不是融入教学主体，而是以所谓的互联网思维，通过对用户、流量的追求，颠覆传统教育，从而达到在猪身上剪羊毛的商业模式。“他们不是真正地为教育而来，而只是追逐资本的最大利益。”邱连根说。 在线教育企业的重要立论是，现代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承载着海量知识和信息，只要找个搜索引擎，敲上几个关键词，你所需要的内容便应有尽有。因此，对学校来说，只需要平台、软件与硬件，内容完全可以免费。事实上，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恰恰是在海量信息面前的内容精选与学习方案的解决。“因此，以技术取代内容的地位而开发的产品，不但起不到应该有的效果，反而败坏了企业声誉，破坏了在线教育行业的生态。”邱连根如是评论。 中国教育出版业目前覆盖在教育行业里的产品和服务，已有60年的根基。中国教育出版业介入数字化教育，大多是以数字内容公司的面貌出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制约着中国出版业的数字教育业务的影响和规模？其一无疑是，各自为阵，致使行业处于低水平重复竞争；其二，单打独斗，没有形成联通平台，内容优势不彰；其三，标准未明，完整的数字教育生态闭环还未能构筑，或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关键可能还在于，数字内容资源的定价机制尚未建立。 目前，数字教育实现盈利的业态里，很多是通过招投标实现的，而在招投标的体系中，整个业态标准不一，杂乱无章。同一资源，在有的地方可能卖了5万元，在有的地方，则可能销售了105万。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教育行政部门会很彷徨，买便宜了，当然好，没问题；但是买贵了，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所以，不敢买内容资源，是现在数字出版领域中普遍的现象。不是说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不需要，而是不敢买，尤其是不敢出高价钱买。最后，变成了对内容生产企业的不断挤压，甚至要求免费提供数字内容资源。 数字出版是服务业，这是大多数人认识不到的。所谓的“服务”，就是说，数字资源实现销售之后，工作才刚开始，而不是结束。提供7×24小时服务的代价，确实是要比纸质出版要多得多。服务有价、数字内容有价；而只有服务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优秀的人才会留在行业里。当然，缺乏有效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更是制约数字教育市场“做强做大”的死结。 无论如何，探求数字教育资源服务的稳定盈利模式，已然时不我待。此次，广东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举旗，发挥出版企业在数字教育生态中的核心和主导作用，依托战略联盟建设出版产业数字化生态圈，加强数字教育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在出版集团间开展数字内容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形成有效数字教育商业模式，建立数字教育的标准，尤其是，推动建立数字教育资源的版权保护机制，将大大推进中国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进程。 “定价体系、交易体系，如果能把模板做出来，就在全国开了先河。比如，服务如何确定价格，需要联盟来定价，而不是一家企业说了算。”时代新媒体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阮怀伟如是表示。显然，联盟如果能在产品、布局、标准、版权保护、交易上能有所推进，特别是在以人教社为核心主体的前提下，对核心教辅和配套服务有一个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对推进中国数字教育的发展将意义非凡。 据笔者了解，联盟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大旗所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数字公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数字公司等业界大腕，也纷纷表达了加入联盟的意愿。对于数字教育出版乱象，各数字出版人均有切肤之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