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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在北京大学人文苑给北大学生及文学爱好者带来了一场题为《钱锺书，陈寅恪与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论“诗”与“史”》的讲座，这场讲座是他受邀在北大开展的“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在演讲中，王德威教授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两位中国背景的文论家与世界知名文论家对话的可能，以及如何看待钱锺书、陈寅恪在世界文学史里的位置。他希望以此探索一种新的现代文论的可能性。 以钱锺书的《谈艺录》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为例，王德威教授以独特的角度诠评了这两本书的价值。 1938年，钱锺书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他被困上海，其间完成了《谈艺录》的写作。同一般的文学赏析著作不同，钱锺书的文字无一字无来处，他把汉代经师注经的方法、西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开创了全新的学术体式。 王德威认为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所显现的结构紧张性“其实是中国文学面临现代性考验而衍生的危机，书中一方面赏析、一方面忧患，史识和诗心若断若续，不再水乳交融。” 陈寅恪也是中国文学评论不自觉的一名实践者。1953年的陈先生蛰居岭南大学，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了《论<再生缘>》。这本书虽未正式出版，但于1958年前后流传于香港学界，继而在海外闻名。书中关注的是当时中下层社会的表演艺术，并将民间弹词女艺人陈端生的文学造诣捧至杜甫的高度，并评价道，“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俱足惊世骇俗。王德威认为这一论述背后的张力值得学界注意。 通过强调钱锺书“旁通连累”“史蕴诗心”以及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王德威教授希望学界对二位的文论方法给予关切。基于在国外教书的大环境，他坦陈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试图将这两位中国文论者的重要性阐释给其他文化背景的同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