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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飞 摘要：将《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主题思想、行文风格、写作艺术以及跟全书其他各回的关联，结合新发现的《〈儒林外史〉题辞》来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断定《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并非他人窜入，而是出自吴敬梓本人之手。 关键词：儒林外史 吴敬梓 第五十六回 窜入 一、五十五回说的提出及其发展 《儒林外史》原稿回数为五十五回的说法始于清人金和，其《儒林外史跋》（同治八年，1869）云：“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删之以还其旧。”金和这篇跋的写作年代距吴敬梓去世已经115年，其内容据称乃闻之于其母——其母乃青然先生之女孙也，青然乃吴檠，即吴敬梓的堂兄——这是明确提到《儒林外史》为五十五回、第五十六回（即“幽榜”一回）为人所妄增的最早文献。后来，从同治年间即开始评点《儒林外史》的天目山樵张文虎也曾多次表示认可金和跋的这一说法。[1] 然而，在《儒林外史》的传世清代版本中，迄今未见五十五回本，而只有五十六回本与增补齐省堂本的六十回本。据金和跋云，金兆燕（号棕亭，乃吴敬梓友人金榘之子）官扬州府学教授时曾刻《儒林外史》，此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但此初刻本未见传世。现所见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五十六回。从此以后，此书所有的清代抄本、刻本均为五十六回。[2] 进入现代以后，《儒林外史》的回数问题继续受到学界关注。胡适的《吴敬梓年谱》（1922）指出：金和跋所云“先生著书皆奇数”说法不妥；但五十六回本的末一回确是后人增加的，此外可能还有五回是别人增加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3）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则引金和跋，又云“尝有人排列全书人物，作‘幽榜’”云云——是鲁迅也认同小说第五十六回乃他人增入。 清人和胡适、鲁迅的看法对《儒林外史》的现代整理出版发生了影响：1920年，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儒林外史》，改为五十五回本，将第五十六回作为“附录”收入。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也改为五十五回本，将第五十六回彻底删去。 到20世纪80、90年代，章培恒先生连续发表《〈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 [3]、《〈儒林外史〉原貌初探》[4]、《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5]等三篇论文，全面深入地辨析有关《儒林外史》回数的原始文献，对学界赞同五十六回说的证据加以反驳，更进一步论证五十回说（对这一观点笔者将另文辨析）。章先生的主要证据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1）金和的记载是可信的。（2）这些窜入的部分在时间衔接、情节发展、细节描写等方面存在着失误，有些方面甚至是十分严重的失误。其艺术水准、思想观念也跟那些出自吴敬梓手笔的部分完全不相称。这第二个方面的理由是章先生论证的重点，他从小说文本内部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证明哪些章回、哪些段落是被后人窜入的。这些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赞同者和反对者均不乏其人，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学者认同其基本结论，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过强有力的反驳。总之，这三篇论文，是探讨《儒林外史》原貌问题时无法绕开的焦点，后文将对其观点进行深入辨析，以真正明了其得失。 二、现当代学者围绕第五十六回的论争 在《儒林外史》原貌问题的论争史上，关于第五十六回的真伪之争出现得比较早，且延续至今，仍无止息之势。这一论争的核心主要是如下三个问题：一是金和关于“幽榜”一回为人妄增的记载可不可信？二是“幽榜”一回在全书结构上是不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三是这一回所表达的思想倾向跟吴敬梓的思想是否一致？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金和跋提到过两个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信息：一是金兆燕任扬州府学教授时首次刊刻此书，此后扬州书肆刻本非一；二是指出“先生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五卷”。从胡适、赵景深[6]、房日晰 [7]、陈新、杜维沫[8]、陈美林[9]、章培恒[10]到商伟诸位学者都围绕着金和跋这些说法的可靠性与《儒林外史》的版本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关于“先生著书皆奇数”这一说法，几乎遭到自胡适以来的众多学者的一致反驳，从文献著录以及吴敬梓传世的著作来看，其中并不缺乏偶数卷的，因此“著书皆奇数”的说法被一致认为是不可靠的。部分学者从这一说法的不可靠进而认为金和所说的《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为妄增的说法也不可靠，这一派学者以房日晰、陈新、杜维沫、商伟等人为代表；但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著书皆奇数”的说法虽然不可靠，“幽榜”一回为妄增一说却是可靠的，这一派学者主要以章培恒先生等人为代表。 笔者认为：权衡各家学者的理由，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金和跋得自传闻，可疑之处甚多，“幽榜”一回乃妄增的说法也十分可疑，经不起推敲；而从版本学角度来看，全书为五十五卷之说更是得不到任何版本上的支持，难以令人信服。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如果没有新材料出现，从版本学、文献学角度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很难再有所作为了。 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幽榜”一回在全书结构上是不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无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一回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是否跟全书一致，或者说这一回所表达的思想是否跟吴敬梓的思想一致？因此，我们在下面将把这两个问题一并讨论。 赵景深1935年的论文第一次从小说结构的角度来反驳“幽榜”为人所妄增一说，他指出：第一回写到“只见天上纷纷有百十个小星，都堕向东南角上去了。王冕道：‘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我以为这几句话，就是幽榜的张本，与《水浒》上洪太尉误走妖魔，石碣下冲出一股黑气并没有多大分别。许仲琳的《封神》最后有一张榜，吴承恩的《西游》最后有八十一难的细目，我们的吴敬梓在看了这些典型的书以后，又怎能不有意或无意的摹仿一下呢？”他还指出吴敬梓是颇为迷信的，第七、八、十六、十七、二十一回都有迷信鬼神的内容。因此在五十五回本没有发现以前，幽榜一回的作者问题，还是存疑的好。[11]关于第五十六回在章法上的意义，卧闲草堂本和齐省堂本的评语都曾有过相似的说法，赵景深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看法，指出“幽榜”这一形式有小说史的渊源，也跟小说第一回的“楔子”相呼应，是《儒林外史》全书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954年，何满子出版了一本《论儒林外史》的小册子，其正文第十节专论《儒林外史》的结构，只讨论了第五十五回与第一回的结构意义，对第五十六回只字未提。但其“后记”则指出“幽榜”开头对统治者的讽刺一般人写不出，因此这一回很可能出自吴敬梓之手。但这一“后记”在该书的1981年版中被删除了。 黄克涵《“幽榜”非吴敬梓所作辨》（1957）一文专为反驳赵景深、何满子的观点而作[12]，指出如果“楔子”这一回是为“幽榜”张本，那么百十个小星纷纷堕向东南去了，就应该对应着“幽榜”上的百十个东南地域的人物，但现在所见“幽榜”上只有92人，而且有的人是四川人，处于西南地区了。而且张铁臂之流似乎也不应该算是什么星君，却上了“幽榜”。“幽榜”对皇帝加以讽刺，这也不是吴敬梓的态度，因为从小说来看，他对皇帝不发表意见，或者一般性地表示拥护。“楔子”是要隐括全文大义的，但“幽榜”所表现的意思（何满子认为表现科举制度无远弗屈的势力等）在“楔子”中却没有对应的内容——“楔子”中的王冕战胜了科举制度的笼络布衣以终，死后也未见统治者玩什么花样。因此，去掉“幽榜”更能符合“楔子”中敷陈的“大义”与隐括的“全文”。《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在写完琴棋书画四位市井贤人之后写了一句：“看官，难道自今而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就文气来看，这是《儒林外史》真正达到了煞尾，如果“幽榜”果系作者原稿，那么这一句放在这里便不合适，或者应删除，或者应放在“幽榜”之后。 黄克涵的观点显然不能服人：“幽榜”一回难道就一定要亦步亦趋地呼应楔子，不能有一点变化与引申吗？百十颗小星一定要对应“幽榜”上百十个“儒修”，小星坠向东南，这些“儒修”就都应该是东南人，这种一一对应何其呆板机械乃尔！小说中人物的籍贯从广东、江西、江浙、山东、湖北、湖南到四川都有，原本就不都是东南人，但他们的足迹绝大多数都到过东南——这样处理，既可以表现出地域上的广阔性，也跟东南地区发生了联系，这才是灵活而高明的处理方式啊！至于张铁臂之流算不上星君却上了“幽榜”这一问题，天目山樵的批语早就提出过：“和尚、拳师、妇人俱得谓之儒林耶？”后来，章培恒先生也极力指摘进士榜上不当有女子、僧道之徒。齐省堂本评语也提过此一问题并给出过解释：“是篇为全书收结。既曰采访儒修，则应皆是读书之人，何以进士、举人、生员、贡监之外，又兼及武职、布衣、女子、释道？虽云其中不乏能文之士，而品流不太杂耶？不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录长略短，皆可勿遗。且此回原以收结此书，将全部所有人物总列一遍，评其贤否，着其去取，以示善善恶恶之旨，原非谓宇宙之大，生才尽于此也。读者勿以辞害意可耳。”笔者认为齐评的解释是十分有见地的，但还没有把理由说透彻，这一问题后文还要专门讨论，此处先置而不论。黄文又说吴敬梓在小说中对皇帝表现了所谓“一般性的拥护”态度，这一说法也是很成问题的，试问：嘉靖皇帝欲任用庄绍光，却被大学士太保公所阻，遂作罢。萧云仙修整青枫城，完工之后，工部核算工费，认定萧云仙浮开费用，令其赔补七千两银子，“奉旨依议”。在这些地方，作者虽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仍然让我们看出皇帝的昏聩不明，难道说作者对皇帝的这些做法表现了“一般性的拥护”？第八回、第九回则借娄四公子、邹吉甫、杨执中之口抨击明成祖出来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了——这就更显然是直接对皇帝发表反对的意见了。再说，前文即使没有表现出对皇帝的讥讽，第五十六回就不能表现对皇帝的讥讽了吗？——看起来，黄文对小说原文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其观点难以成立。最后，黄文说到《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在写完琴棋书画四位市井贤人之后写了一句：“看官，难道自今而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就文气来看，这是《儒林外史》真正达到了煞尾，如果“幽榜”果系作者原稿，那么这一句放在这里便不合适，或者应删除，或者应放在“幽榜”之后。——在笔者看来，这一句再加上结尾的这几句：“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毕竟怎的旌扬，且听下回分解”——这正是要引起第五十六回，衔接上文从字顺，乃是必要的转折与过渡，岂能遽尔删除呢！ 房日晰的《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是一篇支持“幽榜”出自吴敬梓之手的力作。[13]此文比较准确地阐述了“幽榜”一回的含义：首先就结构而言，“幽榜”一回不可或缺。正如赵景深、何满子所言，“楔子”一回即已经为“幽榜”张本，“楔子”写八股取士制度令一代文人有厄，王冕逃入山中，“幽榜”则写这一文人的灾难命运生死难逃，首尾照应，结构完整。这一写法在《水浒》《三国》《西游》《红楼梦》中都用过。“幽榜”这一回既揭露统治者为补救科举制度的不得人心而设的政治骗局，又引起读者对全书内容与情节的回味，对“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儒林外史》在结构上起了加强作用。其次，就思想内容而论，这一回也加强了小说的主题：是对科举制度败坏、埋没人才的进一步批判；小说始终贯穿着对封建统治阶级收买和愚弄知识分子的反动政策的批判，“幽榜”这一回使这一批判更尖锐、更深刻了——一方面以制度杀人，一方面以政治骗局笼络收买。这一回把反对科举制度的人也收入“幽榜”，这只是代表了皇帝的立场和出于收买知识分子政策的需要，而作者的态度仍然是讽刺与批判的。这一回也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妄图用一篇祭文达到祈福降祥的目的，以改变水旱灾害、流民载道的局面。因此，该文认为“幽榜”一回是作者颇费匠心的特意安排，并非后人伪托。 陈美林《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指出：不可否认，“幽榜”一回与全书的思想倾向是有所抵牾的，但也有吻合之处，而且吻合之处多于矛盾之处。这种情况正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并不足以说明“幽榜”非吴敬梓所作。他的具体理由是：首先，“幽榜”中对《诗经》的见解与吴敬梓治“诗”的观点一致。[14]其次，“幽榜”对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批判跟全书相似，只不过一个是通过具体情节描绘出来，一个通过政论语言表达出来。再次，两者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也是一致的，但不认为作者已将讽刺的锋芒指向皇帝。复次，吴敬梓反对科举制度的局限性，“幽榜”与前五十五回也是一致的。“幽榜”对于科举制度既批判又依存的矛盾心态有其时代背景——当时的思想家（如顾炎武）、文学家都对这一制度有过批判，但又无法彻底推翻，只能寻找改良之法。[15] 章培恒的《〈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16]一文虽然认为金和跋所说“先生著书皆奇数”一说靠不住，但其所说第五十六回系后人窜入却是对的。因为这一回写御史单飏言建议，万历皇帝下诏旌贤，追赠死去的杜少卿等人为进士、翰林，特别是也封沈琼枝为三甲进士和庶吉士，在当时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绝不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只不过体现了本回作者（即窜入者）的理想，但这不会是吴敬梓的理想。章先生举出了如下理由：（1）、追封名单包括胡缜、严大位、牛浦这些吴敬梓在小说以前各回中持否定态度的人。（2）、五十六回之前吴敬梓视八股取士制度为败坏人才的制度，五十六回却认为这制度本身并不坏，它的缺点不过是“其中侥幸亦不免焉”，并对当时不重视进士、翰林以外的人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3）、单飏言的奏疏中存在诸多常识性错误：把“清流”与“贤良方正”等同起来；说“清流”在唐称“入直”，在宋曰“知制诰”，对唐宋官制茫无所知；把胡居仁说成是进士，但此人乃以布衣终身。单飏言是本回作者（即窜入者）的代言人，不是吴敬梓的代言人，吴敬梓是绝不会这样不学无术，胡说一气的。（4）、第五十六回所述颇有与以前各回相抵触者。如蘧太守、向鼎都是进士，又被赐二甲进士；就本回所提到的人物籍贯而言，也有错误：如杨执中是德清人，给说成乌程人；娄氏兄弟是乌程人，给说成归安人；辛东之是徽州人，给说成仪征人。[16]章先生此文对“幽榜”一回某些情节的指摘、对这一回主旨的某些理解均有可议之处（详后文），但他所指出的一些具体“错误”则在“幽榜”一回中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令他的这篇论文看上去具备了难以辩驳的力量，发生了很大影响。但学界对他这些观点的反驳也很快就出现了。其中就有陈美林的《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一文。此文后来收入作者论文集时被增补了一部分，乃是专门针对章培恒的上述论文以及其另一篇论证《儒林外史》为五十回的论文而发：关于“幽榜”中存在的所谓“常识性错误”，陈美林认为细枝末节的错误难以完全避免，这并不会削弱一部文学杰作的价值。小说中的错误在齐省堂增补《外史》例言、何满子的《论儒林外史》中都被指出过，有些错误存在于第八、九、三十等回中。杰出作家的代表作中也会出现不足之处。 陈美林的上述论文发表之后十年，章培恒撰《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一文，[17]逐条驳斥陈美林论证“幽榜”出于吴敬梓之手的全部理由：吴敬梓说《诗》并不恪遵《诗序》，而“幽榜”作者则恪遵《诗序》。即使吴敬梓说《诗》跟《诗序》一致，也不意味着“幽榜”出自他之手。《诗序》以为《蒹葭》一诗是刺襄公未能用周礼，而“幽榜”一回则误作刺穆公不能用周礼。第一回王冕的言论正与单飏言奏疏所持主张相反：王冕从根本上反对八股取士制度，但“幽榜”所批判的则是用人而限于资格，且除了科举一途之外别无他途，对科举制度持基本肯定态度。陈美林举出庄绍光一例来说明用人限于资格的现象在小说正文中已有所表现，正跟“幽榜”所言一致。但章先生认为庄绍光一例主要说明太保公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而不在于反映用人限于资格，小说正文对这一点并不重视，只是偶尔触及。太保公的做法也并未对事件进程与人物命运发生影响，但“幽榜”一回中则说这种做法造成水旱灾害等严重后果。“幽榜”所云“其不得者，抱其沉冤抑塞之气……或为佯狂，或为迂怪……”，《外史》中人物虽然大多是“不得者”，但跟“幽榜”所云皆对不上号。娄三、娄四公子因科举不利而满腹牢骚，但吴敬梓并不视为“佯狂”“迂怪”“幽僻诡异”。陈美林认为“幽榜”跟小说全文对皇帝的态度一致，但章认为并不一致，因为小说正文对嘉靖皇帝与“幽榜”对万历皇帝的态度并不一致。如陈美林所言，小说描写两位皇帝时画面相似、语言雷同，章先生认为吴敬梓不至于低能至此！“幽榜”与泰伯祠大祭成员并不一致：泰伯祠大祭参与者虽然流品混杂，但没有胡缜、严大位、牛浦等人，“幽榜”上却有这些吴敬梓明确持反对态度的人。大祭中有些等而下之的人滥竽充数，是因为人手不足，并不是作者对他们表示认可的表现。陈美林说吴敬梓之前时代的顾炎武这些人，虽然知道科举之弊，但并不全面否定这一制度。章先生反驳说陈美林讲过吴敬梓受到过颜李学派的影响，他们是反对科举考试的。关于“幽榜”中常识性错误的问题，章先生认为太多、太严重，不足以忽略不计。 跟陈美林反驳章文大体同时，谈凤梁撰《〈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18]一文，全面深入地论证“幽榜”一回当属吴敬梓原作，对持反对意见的各家观点，尤其是对章培恒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其主要论点是：（1）、第五十六回中“诏表”的措词有跟吴敬梓诗赋相重的地方，但运用贴切，有力地证明“幽榜”不是赝品。（2）、吴敬梓围绕“学而优则仕”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但并不是一棍子打死；他反对冒牌的“学”“优”“仕”，但并不一味反对有才有德之士去应考做官。他对科举制度的宠儿与弃儿都抱着同情的态度。祭泰伯祠大礼作者让各色文人都参与其事，而“幽榜”一回在此表达对各色知识分子的同情，也是顺理成章的。尤其是单飏言的奏章中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对那些佯狂、迂怪、幽僻诡异之士的同情，认为“亦不得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3）、从结构上看，作者明显借助莺脰湖雅集、西湖宴集、莫愁湖高会、泰伯祠大祭等活动，递进而又有层次地作了分阶段的小结，每次活动都没有排斥那些令人厌恶的假名士，最后来一个类似的“幽榜”不也是势在必然的吗？另外，这也符合明清长篇小说的结尾惯例。（4）、吴敬梓思想的主导方面还是反对八股科举的，但他对八股科举的态度又是很复杂的，“幽榜”正是这种复杂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具体表现在：（a）、表达对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方式的批判与对受此制度毒害的读书人的同情；（b）、讽刺统治者一方面鼓吹进用人才，一方面却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压制人才；这一制度导致水旱灾害，却又妄图通过这一制度来消弭灾害；（c）、对统治者的讽刺。把八股制度视为万恶之源，这是吴敬梓的片面性，但是出于对这一制度的痛恨，为了揭露统治者饮鸩止渴的愚昧丑态而虚构出“幽榜”一回确实是符合情理的。 关于“幽榜”的错讹，谈凤梁指出，人数统计、籍贯、姓名、身份均有错误，这些错误源于作者性格上的放达不羁，不拘小节，以及创作时间迁延近二十年等原因，这些错误没必要去斤斤计较。在小说的其他部分中类似的错误还有不少，一些一以贯之的错误恰恰说明了前五十五回与第五十六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小说不是史书、方志、历法之类，作家专注于形象塑造，对于时间、地理、官制、名物等概念未必十分清楚，明于考辨。文中还列举了其他小说中的知识性错误。谈凤梁又从时间、冥封和用典方面证明第五十六回是原作。小说内部时间跟吴敬梓生活时间存在着错综与矛盾：内部时间为129年，外部现实生活时间不过三、四十年。在“祝文”中却提到“数十年来”，这个话只有吴敬梓写得出来；最后第五十四回距第五十五回二十年，第五十五回距第五十六回二十年，这是吴敬梓为了结束全书而作的精心安排，把时间推至这么晚，是为了让他心目中的那些人物原型享尽天年。第五十六回旌贤的时间安排在万历四十四年岁次丙辰，而乾隆元年举行的博学宏词科征辟考试（吴敬梓因病未能参加）也叫丙辰词科，这二者之间的关联也不是偶然的，明显表现了吴敬梓的构思痕迹。作者对于乾隆丙辰被荐举与推辞的经历憎恶而又怀念，必欲以制科和幽榜的描写来排遣其复杂心理。冥封进士已经不足以倾诉他的衷肠，只有借助征辟才能让寒士们平步青云，进入翰林院。幽榜名单的取舍排列也体现了吴敬梓的个性——尤其是武将萧昊轩、萧云仙父子同榜，沈琼枝也上榜，这跟吴敬梓的兵农思想与初步的民主思想相一致，都只有吴敬梓才能写出来。祝文的内容也是对全书内容的巧妙概括。最后，从第五十六回的用典情况看：26条词语典故出于“经”者九条，出于“史”者十一条，出于《文选》等“子”“集”者六条，来自《诗经》的占三分之一。这跟吴敬梓的个性、爱好与知识面完全符合。而且，从上述用典来看，不熟悉唐宋典章制度，反倒从一个侧面证明最后一回当属吴敬梓之笔。更何况，我们还不能把小说人物单飏言等同于吴敬梓呢。在笔者看来，谈凤梁先生这篇论文对学界围绕“幽榜”一回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已经做出了十分精辟的回答，但学界似乎并未重视谈文所提出的观点而仍然认同章培恒先生的看法，因此笔者拟在谈文的基础上继续对章文的一些观点加以剖析，以图进一步明辨是非，探求真相。 三、对于第五十六回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进一步论证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章先生所指出的那些常识性错误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一回中还存在一些章先生没有指出的错误或疏漏。那么对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它们能否证明这一回并非出自吴敬梓之手？在笔者看来，我们首先需要确定的一点是：不应该预设一个前提即吴敬梓这样的伟大作家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所谓的“低能儿”才会犯的错误。从古今小说史来看，存在各种错误的名篇杰作可谓比比皆是，犯错误甚至低级错误的大作家也比比皆是，不必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细节纷繁的长篇小说会出现错误，即使一些伟大作家的短篇小说也同样会犯错误，但这些错误往往无伤大雅，作家本人有时也并不是多么在乎。[19]我们能因为曹雪芹算错人物年龄或者所写同一人物名字前后不一致、鲁迅在短篇小说中发生细节错误就说他们是“低能儿”吗？在确定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第五十六回中的那些错误应该如何来看待。 在这一回中，从清代以来就有人注意到“儒修”名单与“幽榜”成员的品类驳杂不伦，比如天目山樵张文虎的评语指出：“和尚、拳师、妇人俱得谓之儒林耶？”齐省堂本评语也指出这一问题并给出过解释：“是篇为全书收结。既曰采访儒修，则应皆是读书之人，何以进士、举人、生员、贡监之外，又兼及武职、布衣、女子、释道？虽云其中不乏能文之士，而品流不太杂耶？不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录长略短，皆可勿遗。且此回原以收结此书，将全部所有人物总列一遍，评其贤否，着其去取，以示善善恶恶之旨，原非谓宇宙之大，生才尽于此也。读者勿以辞害意可耳。”这段话表达了两点重要的看法：一是此回的结构意义，乃是为收结全书，在这一回的齐省堂评语中，还有两处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20]——这一点已经被赵景深、房日晰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段评语的第二个重点是解释武职、布衣、女子、释道进入“儒修”与“幽榜”名单的缘由——首先自然是因为这一回具有收结全书的结构意义，前面各回写到的人物被收入两份名单也并不奇怪，这主要具备形式上的意义。其次，则涉及作者对人才的理解——这正是我们解释这一回主旨的一个关键。齐评所说，已经指明了这一回甚至整部小说看待“人才”的独特标准：先器识而后文艺，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皆可勿遗——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不要以资格限人。而这一层意思在单飏言的奏疏中已经被反复地表达过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段话：“夫三代之用人，不拘资格，故《兔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皆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至于后世，始立资格以限制之。”——所谓“《兔罝》之野人，《小戎》之女子”正是指武夫和女人，这两类人在不拘资格用人的三代都可以“备腹心德音之任”，成为宝贵的人才。到后世始以“资格限人”，汉代的“贤良方正”，唐朝的“入直”，宋代的“知制诰”，明代的乡会制科与翰林院衙门，都被归入以资格限人的制度之列。单飏言的奏疏一再强调以资格限人的危害，建议旌表沉抑之人才，以告慰那些抱恨而死者的在天之灵，从而减轻他们的怨气所造成的自然灾害。万历皇帝看了他的奏疏之后也降旨特意强调对各地已故“儒修”要“不拘资格”，“加恩旌扬，分别赐第”。然后才出现了被指摘为流品驳杂的“儒修”与“幽榜”名单。“幽榜”公布之后，礼部奉旨祭奠，所诵祝文之中又有几处值得注意：“资格困人，贤豪同叹”、“孑孑干旄，翘翘车乘，誓墓凿坏，谁敢捷径？涩譶澩㺒，驵侩市门，中有高士，谁共讨论？茶板粥鱼，丹炉药臼，梨园之子，兰闺之秀。提戈磨盾，束发从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红。蚩蚩细民，翩翩公子，同在穷途，泪如铅水。”我们看到，这里除了再一次提到“资格困人”的悲惨现实，也罗列了各类被困的贤才，其中正包括僧道、优伶、闺秀、武士、布衣，还有商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五十六回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不以资格限人的主张，而且加以反复表达，一唱三叹，意图极其明确，没有半点含糊之处。作者不仅让布衣、僧道、女子、武士之流入了“儒修”名单，又让武夫、女子、僧道登上了“幽榜”，还十分明确地交代了他要这么做的理由。而从整部小说来看，吴敬梓大力表彰的人物，比如牛老爹、卜老爹、鲍文卿、娄焕文、甘露僧、沈琼枝、萧云仙、凤鸣岐这些人，不正好一一对应着上述的几类人吗？吴敬梓首先将他们写入了“儒林外史”，继而又把他们归入“儒修”之列，他从未以资格、以身份来评判这些人，而是以“器识”来作为评鉴他们的标准。或者换一句话说，吴敬梓乃是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儒林”和“儒修”这些提法的，这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儒”，也略其行迹而取其神魂，凡符合“真儒”精神的人也被视为“儒”，即使这些人根本就不是读书人——他并未被“儒林”之类的名词和其表象所迷惑，而更看重这些名词所代表的精神实质。[2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吴敬梓卓尔不群的、超越时代的人才思想：这难道有任何不合理之处吗？——而这一思想竟然为后人所不解，视为这一回并非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证据！ 关于“儒修”与“幽榜”名单，还有学者提出了另一些疑问：为什么那些被吴敬梓所批判、甚至所不齿的人物也入了这两个名单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还有，那些生前已中进士的人死后怎么还要用“幽榜”来旌表一番？一位作者又怎么会弄错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籍贯呢？在讨论这些疑问之前，其实我们也应该提出另一个更基本的疑问：那就是无论这一回的作者是吴敬梓还是其他人，从这一回的文字来看，这位作者都是一位水平很高的文人，难道他比我们这些后代的读者还不懂当时一般的制度与观念吗？而即使他再大意粗疏，难道会连王德、王仁、牛浦、匡迥、严大位之流曾遭到过作者无情的讽刺，会连虞博士、向鼎这些人生前中过进士这一些最简单的事实都搞不清楚吗？他要避免这些所谓的“低级错误”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那么，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会犯这些“错误”呢？其实，平心而论，这些“错误”有的根本就不能说是“错误”，有的则固然是错误，也只是无伤大雅的错误！齐省堂本在“幽榜”前有一段评语云：“一部大书以榜次为总结，此榜专为收结此书。姓名、籍贯本属子虚，不得以挂一漏万为讥也。”这真是一句十分通达的评语！这些个别的姓名、籍贯错误对小说的整体艺术成就和主题思想的表达已经根本构不成一丝一毫的损害了，即使错了，也实在没必要再去锱铢计较。而且小说写作迁延日久，人物繁多，细节芜杂，作者也已步入晚年，体况不佳（吴敬梓长期患有消渴之症），他怎么可能还准确地记得全部人物的籍贯？即使进行翻检也难保就不出任何差错吧——类似的细节错误在《西游记》《红楼梦》中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我们何以就要如此苛责吴敬梓呢？ 至于那些为吴敬梓所批判的人物也入了“儒修”与“幽榜”名单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这更体现出一位伟大作家的不凡手笔。吴敬梓是一位客观而全面的观察者与表现者，至少他没有刻意去美化人物、美化生活，没有把他笔下的哪个人物塑造成完美的道德楷模，也没有将采访“儒修”、“幽榜”旌贤弄成遴选模范士人的庸俗把戏，而仍然是以客观的方式来呈现这一由官府操纵的遴选与旌表仪式，既然明朝数百年中这一制度从来就没有能够做到过选拔出全部真正品学兼优的士人，难道在小说的结尾吴敬梓反倒会把这一制度美化到超越现实的地步、会让官府和朝廷选出一份完美无瑕的优秀士人名单来吗？我们很多学者都抱着先入之见来衡量这部伟大的作品，觉得泰伯祠大祭、采访“儒修”、“幽榜”旌贤都只应该让那些品学兼优的士人参与，当他们发现作者没有这么做的时候，便或者怀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或者想方设法找出一些理由来为作者辩护。其实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深刻反映现实的小说的真正伟大之处恰好就在这些令一般人疑惑不解之处——我们的生活什么时候达到过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一种纯粹性与完美性呢？不要说我们的现实生活本身了，就说小说中的人物吧，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这些清高的读书人，他们的交游圈子难道就能做到一清如水的纯粹、不跟任何一个有人格和道德瑕疵的人交往吗？更何况泰伯祠大祭这样一个盛大的仪式，需要很多具备各种才能的人襄助参与才能成功，而且其意旨也是要作养人才、扶助人心，岂能由少数几个所谓的醇儒关起门来小打小闹呢？在现实生活中，难道会有任何一个仪式会按照某些学者所设想的那样来挑选参与者吗？应该说，吴敬梓首先就是按照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理解来描写泰伯祠大祭、采访“儒修”、“幽榜”旌贤这些段落的，至少这么写更符合生活的真实性，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中的包容性乃是十分真实而普遍的客观事实，吴敬梓的写法正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反映与尊重。 另外，在笔者看来，第五十六回的背后其实还包含着更深的人生感悟：在吴敬梓与他笔下的人物荣辱与共多年之后，当他自己也已经深味人生的浮沉荣辱、冷暖辛酸之后，他已经获得了一个更宽容、更大度、也更悲悯的胸怀，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在这样一个世上每个人都是多么地不易，对于那些他曾经讽刺过、鄙夷过的人物，当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吴敬梓给予了他们一份可贵的宽容与同情，让他们也分享一分哀荣与褒扬。类似做法也是很多中国古典小说都有过的先例，比如《封神演义》《金瓶梅》《续金瓶梅》，尤其是《金瓶梅》的结尾部分，西门庆、潘金莲、陈经济这些恶人都在佛教的慈悲中超生来世，《儒林外史》中这些被认为不该登上“幽榜”的人物，他们未有西门之恶，聊沾旌扬之荣，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在中国古人曾经有过的最广义的人才观念中，鸡鸣狗盗、盗嫂怀金之辈也自有其可取之处，在吴敬梓这儿，他既对这些人“不能自治其性情，自深于学问”表示了批判，但也对他们之所以会如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亦不得不谓非资格之限制有以激之使然也”——他批判的矛头最终还是指向了现实的选举制度的弊端——以资格困人！在“幽榜”这一回中，吴敬梓设想在现实制度的框架内来超越这一弊端，让这些已故遗贤都被选入翰林院，其中也包括少数生前中了进士而未入翰林院的人物。这么安排，不是因为作者思想的局限，而是现实主义小说的虚构想象无法、也不必逾越现实生活的边界——让这些人完全超脱世俗功名的羁绊进入仙境佛界岂不是更为彻底！但这种写法怎会出自吴敬梓之手？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同样争议纷呈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第五十六回的主旨以及这一主旨的表达方式？对这一问题，其实房日晰、谈凤梁两位先生已经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回答，笔者在此再对他们的说法进行一些补充。 关于这一回究竟是否对科举制度、甚至对皇帝有所讽刺， 一直存在着争议，在笔者看来，这里边所包含的讽刺意味其实是十分明显的， 但其所采用的方式则是十分隐微而曲折的。从历史上来看，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历代统治者所希望或所标榜的理想科举结果就是“野无遗贤”，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才士皆为我所用，但是又有哪一个时代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呢？唐、宋没做到，明、清当然也没有做到，单飏言的奏疏中明确指出：因为这一制度的弊端所导致的以资格困人的局面，以致不少人才沉沦于草野，死后怨气充塞于天地，造成了水旱灾荒，贻害广大百姓，建议立“幽榜”来对这些冤魂予以旌表，以纾其怨气，缓解灾害——在这一奏疏中，明确的批判是说科举制度以资格困人，隐含的批判则是说这一制度无法将国家的优秀人才全部甄选出来，因为如果这一制度是完美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才沉沦于草野、郁郁而终呢？无益而又悲凉的补救措施就是提出了“幽榜”旌贤的建议——“诸臣生不能入于玉堂，死何妨悬于金马”——这样一种口头人情、表面文章做一做总是可以的吧？至少对那些活着的冤屈者是一个安慰，这种能够收买人心的政治伎俩何乐而不去玩他一玩呢？我们有的学者竟然会认为这一篇奏疏说明作者（所谓窜入者）对科举制度乃是基本赞同的，其弊端主要只是在于以资格困人——这就被奏疏这种特殊文体表面上的、也不得不如此的委婉言辞所蒙蔽，而未能把握住其批判、讽刺的真正用意，从而也就看不到这一态度跟全书批判科举这一主题的高度一致性。理解了这一回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其对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讽刺自然也就包含在其中了，第五十六回选择了万历皇帝作为单飏言上奏的对象，其中的讽刺意味难道还不明显吗？在这位长期荒疏殆政的皇帝统治下，出现人才遗失、水旱灾害的结局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只不过，在此作者将因果做了一点颠倒：说是遗失人才导致了水旱灾害——这就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作者自己生活时代的统治者，警告他们如果不能及时改善人才选拔制度，也将造成祸国殃民的后果。有学者认为这是讽刺乾隆皇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除了对万历的讽刺，第三十五回其实也对嘉靖皇帝也进行了讽刺，他十分欣赏庄绍光的学识，本欲加以重用，却因大学士太保公一句“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而放其还山了——这其实也是在批判以资格限人的观念屈抑了真正的人才，皇帝的昏聩自然难辞其咎——这一段落跟第五十六回是遥相呼应的，正可以成为这一回必然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证据。 而从吴敬梓的基本写作风格来看，他从来不自己跳出来发表任何见解，从来都只通过人物言行和情节逻辑来传达他的观察、思考与主张，第五十六回也同样如此：他是通过一个人物单飏言的奏疏来表达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态度的，也是通过各级官府和朝廷来制定“幽榜”与“儒修”名单的——既然这么做，就有这么做的一定之规：这就决定了单飏言奏疏的措辞必须尽量委婉含蓄一些，显得处处是在为朝廷的利益着想，批判的锋芒与个人的情绪不要表现得太明显；同时，这也决定了单飏言的奏疏除了要表达吴敬梓想要表达的主张之外，也还要有一点个人化的色彩，因此奏疏中对于科举制度的看似温和的态度与那些知识性错误我们最好不要算在吴敬梓头上；此外，这也同样决定了那两份由地方官府和朝廷确定的“儒修”与“幽榜”名单不应该那么纯净透明，掺不得半点渣滓，因为如果官府和朝廷能够做到如此公正廉明、不出一点差错的话，那么他们又怎么会造成那么多的人才流失呢？因此，这两份名单中的所谓错误和不合理之处我们固然已经在上面做出过其他的解释，但是另外一个同样合理的解释则是：这是官府和朝廷所犯下的错误，他们从来就没有做到过真正的明察秋毫。至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吴敬梓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真正过人之处：他一直都是在现实的框架中来从事他的小说创作的，但他又在接受现实约束的情况下灵活地把他自己的思想意图传达出来了，他成功地把自己的情感、主张、胸怀、甚至矛盾跟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紧密地融合成一个艺术整体，并赋予其符合小说传统的结构形式，同时还让我们感觉不到明显的裂痕。这确实只能是吴敬梓本人才能创造出来的完美浑成的艺术奇迹，绝不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之手。 如果说，以上关于第五十六回出自吴敬梓之手的全部论证均依托于对这一回文本的解释的话，那么最近披露的一则新材料——吴敬梓的朋友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22]这一材料的发现者郑志良教授根据收录《〈儒林外史〉题辞》的《修洁堂初稿》（这是宁楷的诗文集）所录诗歌的最晚创作时间，将这一《题辞》的写作时间断为吴敬梓生前（即乾隆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以前，1754）。从《题辞》的内容来看，主要提及小说后半部分出现的重要人物，并十分明显地提到了“幽榜”一回的内容，甚至借用了这一回的某些现成语句。由此郑志良教授指出：这说明吴敬梓原稿中是有第五十六回、即“幽榜”这一回的，自金和跋以来的窜入说不能成立。另外，自程晋芳以来的五十回说自然也不能成立。郑教授进一步考证出小说后半部的重要人物武书的原型就是《题辞》的作者宁楷。这一材料的发现与相关观点的提出立即引起了古代小说研究界的极大关注，相继有学者对郑志良的说法提出商榷与质疑。如叶楚炎博士即撰文指出：从《修洁堂初稿》所收诗文来看，写作时间最晚的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此只能断定《初稿》成书不早于乾隆二十八年，也就是说成书于吴敬梓去世十年之后，因而《题辞》的写作年代也就无法断在吴敬梓去世之前了。而根据《题辞》里的一段话来推断，《题辞》应该作于吴敬梓去世之后。叶楚炎进一步根据《题辞》所涉人物大部分出现于小说后半部分，上半部所有极为精彩的情节几乎都付诸阙如，而被诸多学者认为是窜入的若干情节却反而被《题辞》重点提及这些特殊现象，再结合宁楷的其他诗文与“幽榜”一回的相似点，提出宁楷似乎特别重视有武书（以宁楷为原型）出现的那些章回和第五十六回，他由此推测：宁楷很有可能是“幽榜”一回的增补者。[23] 另一位对郑志良的观点提出商榷的是耿传友教授，他通过对《题辞》的分析，并结合当年章培恒先生提出的一些证据，指出：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深为了解的宁楷很可能是萧云仙故事、“幽榜”等内容的窜入者，至少也是知情者。他特别指出《题辞》中“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这一句涉及虞博士的表述说明：宁楷写《题辞》时所看到的《儒林外史》提到虞博士在南京做博士的时间应该是三年，而不是“六、七年”或更长。另外，《题辞》也没有提到萧云仙这一人物，这些现象都说明此时小说尚未被窜入萧云仙故事。耿传友还根据宁楷《题辞》涉及“幽榜”内容但未提及萧云仙这一点，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推测即：“幽榜”这一回出现在前，萧云仙的故事窜入在后，而这一回的两份名单中却出现了萧云仙故事中的人物萧云仙和木耐，这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回当在窜入萧云仙故事之后被做了相应修改。窜入者可能是宁楷或宁楷所了解的人。在此基础上，耿传友重申了由程晋芳提出、并由章培恒论定的五十回说。[24] 我们先来看一下叶楚炎的观点。首先，叶楚炎考证出了《修洁堂初稿》成书不早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此郑志良认为《题辞》作于吴敬梓生前的说法未必可靠，但这一结论并不能完全推翻郑的说法。《题辞》中“金函石室，传死后之精神；虎竹龙沙，绘生还之气骨”这一段话，确实有可能是指宁楷写这篇《题辞》时吴敬梓已经去世，但究竟是在吴敬梓去世多久之后写的呢？这一点仍然无法断定。其实，在笔者看来，这篇《题辞》如果写在吴敬梓生前，固然能够证明“幽榜”一回出自吴敬梓之手，而如果写在吴敬梓死后，也未必不能成为“幽榜”出自吴敬梓之手的证据，其所以仍然遭到怀疑并进一步被认为是宁楷增入“幽榜”一回的证据，其实无非是因为学者们已经知道金和跋和其他否定这一回的说法在先，于是才觉得这篇《题辞》存在诸多疑点。事实上，叶楚炎文中所提出的质疑都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关于《题辞》涉及的情节和人物主要集中在小说后半部分、小说前半部分的精彩情节几乎都付诸阙如这一点，叶楚炎所说的只能说是大体上符合事实（根据笔者统计，《题辞》提及的19处人物或情节，大约有7处属于小说的前半部分），但这一点却并无值得怀疑之处：我们如果仔细阅读这篇骈体的《题辞》，将会发现其基调乃是赞颂与同情——首先是赞颂作者“采风骚于胜地”“搜逸事于先民”，撰著《外史》，提倡礼乐兵农的学问，保留一代文人的风采，功侔孔颜班范，有类周文汉史；其次则分三类提及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首先对小说后半部分所塑造的那些能够体现礼乐兵农思想的正面人物，表达了赞颂——“非圣贤之嫡派，即文武之全材；舍俎豆以妥神灵，何忠贞之能鼓励”；其次对于有某方面特殊才能或者品格的人物（大都属于小说的前半部分），也表示了褒扬——“古音未绝，风度宜褒；标一代之遗徽，固人心之快事”；最后对那些为人虽有未妥然而有狷介特出之行者则表达了理解和宽容——“虽立身之未善，实初念之堪怜；得阐发以显沉埋，非瑕疵所能委翳”——这里边的层次和分寸乃是十分清楚的。[25]《题辞》最后表达了对这些遭逢不偶的人物的无限的哀伤与同情，认为“幽榜”的设置对他们好歹是一种安慰。明白了这一赞颂与同情的基本主题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了其中所提及的人物为何主要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中，因为值得赞颂与同情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前半部中只占了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这是由小说的整体布局所决定的。笔者将《题辞》所涉及的人物名单跟“幽榜”进行对比之后发现：《题辞》提到的大约19人中有大约13人都是被归入“幽榜”第一甲和第二甲的人物（第一甲的三人正是《题辞》最前面提到的三个人，二甲的前两名正是《题辞》提到的第四、第五人，连排列次序都完全一致），这些正好都是比较正面的人物，这印证了笔者前面的猜测，即《题辞》主要提及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大概只提到了万里和王惠），而且宁楷很可能就是照着“幽榜”名单来挑选这些人物的，这既符合他的需要，操作起来也极为便利。我们从这篇《题辞》感慨唏嘘的情怀可以大致推想作者乃是读《外史》到最后一回，受到这一回深沉的悲怨与惋惜之情的感染，于是发而为文，表达了跟“幽榜”一回几乎相同的思想和感情，他也是从“幽榜”就地取材来完成这篇《题辞》的。最后需要提一句的是：也许有人会要对我前面的说法表示质疑，那就是宁楷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篇《题辞》中表达赞颂和同情，而不可以表达批判和讽刺，从而把前半部分那些被讽刺的人物也容纳进来呢？对这一质疑其实很容易回答：宁楷既要写一篇关于这部小说的“题辞”，那他无论如何总要称赞吴敬梓的撰述之功，这就有了《题辞》开篇的那一大段高度揄扬之辞，在这一基调之下，接下去赞颂小说里的正面人物乃是顺理成章的写法，赞颂之后自然就应该表达对这些人物多舛命运的同情了，从而也跟小说内容“幽榜旌贤”发生勾连——这就是《题辞》写作的基本逻辑，我们很难设想在这一逻辑之中还可以插进批判和讽刺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耿传友的观点。究其实质，他的观点仍然是对当年章培恒先生全力论证过的五十回说的重申与支持，但他结合新发现的宁楷《题辞》进行了新的论证，提出宁楷很可能是萧云仙故事、“幽榜”等内容的窜入者，或者知情者，对于前一推测他还提出了更具体的意见，即：宁楷写《题辞》时，他看到的吴敬梓原稿中，虞博士在南京做官的时间是三年左右，这意味着萧云仙故事此时尚未被掺入。萧云仙故事被掺入后，窜入者对“幽榜”也做了相应修改。他做出这一推论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对《题辞》的两处解读：一是文中提到虞博士时说“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说明虞博士在南京任上呆了三年；二是文中没有提到萧云仙，说明此时这部分内容尚未被窜入。对于这两条证据，笔者认为都值得商榷。 首先，在笔者看来，《题辞》其实是提到了萧云仙的。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其中提到第一类人物的这一段文字： 试观三年不倦，老博士于南天（笔者案：这是指虞博士）；十事初陈，辞征书于北阙（指庄绍光）。黄金散尽，义重怜寒（指杜少卿）；白骨驮回，勋高纪柱（？）。考稽典礼，收宝鼎之斑斓（指迟衡山）；衡鉴名流，挹冰壶之瑩彻（？）。伐苗民而灭丑，华夏为功（指汤镇台）；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指郭孝子）。非圣贤之嫡派，即文武之全材。舍俎豆以妥神灵，何忠贞之能鼓励。 这段文字提到的虞博士、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汤镇台、郭孝子这六人大家都没有异议，但“白骨驮回，勋高纪柱”与“衡鉴名流，挹冰壶之瑩彻”这两段文字究竟是指谁呢？耿传友没有指出前者是指哪个人物，但认为后者是指迟衡山；叶楚炎认为前者是指郭孝子，后者是指小说第三十四回“议礼乐名流访友”这一部分中高翰林、迟衡山等人议论杜少卿之事。笔者开始也是认同叶楚炎之说的，但终觉有些不妥，因为“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这一句无论如何是指郭孝子，如果“白骨驮回，勋高纪柱”也是指郭孝子，那么这一段话中就两次提到了郭孝子，这颇不合行文的情理。后来郑志良先生口头向我指出：“白骨驮回，勋高纪柱”这两句应该是指萧云仙，而不是大家原来认定的郭孝子。他的理由是：小说第三十九回曾提到总镇马大老爷出兵，被青枫城的番子用计挖了陷坑，连人和马都跌在陷坑里，受了重伤身死，连尸首都不曾找着。这马大老爷是司礼监老公公的侄儿，内里传出信来，务必要找寻尸首。若是寻不着，将来不知是个怎么样的处分！此后青枫城被收复，参战的将佐都获嘉奖升了官，并没有任何人受到处分——这说明马总镇的尸骨应该是被找回来了，“白骨驮回，勋高纪柱”指的就是这件事，但吴敬梓忘记交代或者将这一交代略去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还可以为这一说法补充三条理由：一是“勋高纪柱”这个典故跟东汉的马援平定交趾叛乱后立铜柱确定汉朝南部边界的事情有关，用来比拟萧云仙等人平定叛乱、找回马总镇尸骨的战功，是比较贴切的，用来比拟郭孝子将父亲骨殖带回故乡安葬则有些不伦不类；二是如前文所说的，《题辞》中“歌蜀道而思亲，虎狼不避”这一句毫无疑问是指郭孝子赴蜀寻父一事，同一篇《题辞》不会两次提到郭孝子的故事，因此“白骨驮回，勋高纪柱”就不应指郭孝子，但也不是指其他人，而只能是指萧云仙；三是上引《题辞》原文中“非圣贤之嫡派，即文武之全材”这一句中的“文武之全材”——有哪一位人物可以当得起这样的褒扬呢？小说里写到的有武艺的人物只有张铁臂、郭孝子、萧昊轩、萧云仙、沈琼枝、凤四老爹、汤镇台这几个人。但小说里写余大先生提到汤镇台时曾很不屑地说过“武夫不过如此”，可见不应指汤镇台；郭孝子早年中过武举，不见其有什么文才，也不应指他；张铁臂、萧昊轩、凤四老爹能武不能文，所以也不是指这三个人；沈琼枝倒是能文能武，但这里跟虞博士等重要人物一同被提到，自然也不应是她，更何况后文提到第三类人时所说的“乌丝粉印，赋萍水而无归”一句已经被郑志良确考是指沈琼枝了。[26]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一个萧云仙了：他的文韬武略是小说里浓墨重彩描绘过的。因此，光是从“文武之全材”这一句来看，就可以认定《题辞》是提到了萧云仙的。而“文武之全材”这一句概括性的话从文理上来看，自然应该是跟前面的某一个具体的人物相对应的，而这个人物只能是“白骨驮回，勋高纪柱”这一句所指的那个人物，再结合郑志良先生所提供的理由，这个人物就只能是萧云仙无疑了。 其次，关于虞博士的“三年不倦”，此处的“三年”并不是指他在南京国子监任上只呆了三年，而是指作为一个任期的三年，这里之所以用了“三”这个数字，一方面，国子监博士的一个任期就是三年（连任则另当别论），另一方面，从骈文的格律来看，这里必须用一个平声的数字，而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中，只有“三”是平声字，[27]作者只能用这个字了。 因此，笔者认为：《题辞》可以说明宁楷看到的《儒林外史》就是包含了五十六回的完整作品，“幽榜”这一回、萧云仙故事、郭孝子故事和汤镇台故事都已在其中，我们不必无端生疑。即使退一万步，我们暂且承认耿传友先生的说法，那么从他的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如果“幽榜”一回与萧云仙故事的窜入者都是宁楷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有些奇怪的过程——宁楷先增补了“幽榜”这一回，随后就写了那篇《题辞》，特意提及“幽榜”这一回的内容，此后宁楷又窜入了萧云仙故事，并且把萧云仙故事中出现的萧云仙、木耐这两个人物增补进了“幽榜”，但没有增入《题辞》——耿传友虽然支持五十回说，却没有提到同样被章先生怀疑的汤镇台父子故事是不是也被宁楷窜入以及何时窜入——汤镇台父子也进入了“幽榜”，但究竟是何时进入的呢？汤镇台故事也出现在《题辞》中，难道汤镇台的故事在宁楷写《题辞》时已经被窜入了吗？还是后来被窜入，宁楷将汤镇台增入了《题辞》，却没把萧云仙也增入《题辞》？无论是哪种情况，同为被窜入的“幽榜”一回与汤镇台故事被《题辞》提到了，更重要的萧云仙故事却未被提到，岂不是很奇怪的事？还有更令人不解的一点则是：如果宁楷窜入了萧云仙故事，并且又修改了虞博士在南京任职的时间（章培恒先生认为虞博士说他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的话是窜入者改的），为什么他还要写“试观三年不倦”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承认另一种可能，即窜入者不是宁楷，而是他所了解的另一人，那么也存在同样的疑问：既然宁楷把窜入的“幽榜”一回与汤镇台故事写入了《题辞》，他为何不把更重要的萧云仙故事增入《题辞》呢？ 在经过了以上这些繁复的论述之后，让我们再重回基本的文学风格的层面，来看一看宁楷这篇《题辞》、“幽榜”这一回跟吴敬梓的文章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在金和跋文中，有过这么一句话——“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骈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在以往的研究中，笔者只看到谈凤梁先生的《〈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一文对这一句话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谈先生指出单飏言奏疏、礼部祝文所用到的“翼为明听”、“涩譶泶㺒”、“凿坏”等词汇均见于吴敬梓的其他词赋之中，他认为某些词语的重复使用，非但不是“襞积”，反倒是风格和个性的标志，象“涩譶泶㺒”，语出《文选》左思《吴都赋》，其读音和词意，非常冷僻，只有熟悉《文选》的吴敬梓才能烂熟于胸，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自如地加以运用。对于这一说法笔者深表认同，在此进一步提供更多的证据：除了谈凤梁先生已经指出的几个例子之外，其实在“幽榜”这一回的礼部祝文里还有“粥畚”、“驵侩”等词也在吴敬梓的《移家赋并序》中出现过，也具有很自然的表达效果，很难说就是“襞积”或“陋劣可哂”；礼部祝文中的“提戈磨盾，束发从征，功成身退，日落旗红”中的“日落旗红”这一句，很显然来自吴敬梓的《赠李俶南二十四韵》（作于乾隆二年）中的“落日大旗丹”这一句[28]——如果说，这些词汇别人也可以从《文选》或吴敬梓的诗赋中借用而来，我们不妨再仔细将礼部祝文跟吴敬梓的《移家赋》进行一番对比，那么我们将会发现二者在写作风格上具备极为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对难字僻典的格外偏爱以及大量运用——这确实只有对《文选》中的赋十分精熟的人才能做得到，不是一般人临时模仿一下就能学到的。另外，这种偏爱生僻词汇的特点在吴敬梓的诗词创作中也同样有所表现，这里不必一一举例了。而我们再看一下宁楷的《题辞》，应该说完全不具备上述特点，而且从艺术水准来看，这篇《题辞》也很不高明，完全无法跟礼部祝文和《移家赋》的深奥、典重、渊雅、精确相比——只要看一看《题辞》所提到的小说人物和事件有不少我们竟然完全不知所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因此，宁楷绝不会是“幽榜”这一回的作者。 总之，“幽榜”妄增一说原本就令人疑心重重，现在《题辞》发现之后就更加站不住脚了，而对《题辞》的质疑也起源于“幽榜”妄增这一原本就并不可靠的说法，学者们质疑的理由也难以成立，至少大有商榷的余地。笔者认为：综合上述的全部理由，我们可以断定：“幽榜”这一回的作者应该就是吴敬梓，而绝不会是宁楷，更不会是其他人！ 注释： [1]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96、698页。 [2]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第5章第13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3]《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 [4]《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 [5]收入《献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6]1935年，赵景深发表《读〈儒林外史〉》一文，后收入《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 [7]《关于〈儒林外史〉的幽榜》，《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8]陈新、杜维沫《〈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真伪辨》，见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委员会：《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 [9]《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收入《吴敬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0]《〈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 [11] 赵景深《读〈儒林外史〉》，收入《中国小说丛考》，第428、429页。 [12]《文史哲》1957年第11期。 [13]《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4] 陈美林《略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载《南京师院学报》1977年第4期。 [15]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后收入《吴敬梓研究》，有大量增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6]《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 [17]《献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 [18]《明清小说研究》1984年第2期。 [19]最著名的例子是鲁迅短篇小说《风波》结尾部分先写七斤家补碗钉了十六个铜钉，后来又说上面钉了十八个铜钉。鲁迅曾在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20]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第678、680页。 [21]关于这一点，清人的评点早已经明白地指出过了，比如第二十一回、二十四回回末的“卧评”，参见李汉秋辑《儒林外史汇校汇评本》，同前，第271、272、309页。 [22]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载《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23]叶楚炎《〈修洁堂初稿〉及〈儒林外史〉题辞考论——兼与郑志良先生商榷》，《文学遗产》2015年第6期。 [24]耿传友《〈儒林外史〉原貌新探》，收入《〈儒林外史〉新文献研讨会论文集》，尚未见正式发表。 [25]耿传友也看出了《题辞》中的这一论述层次。 [26] 郑志良《〈儒林外史〉新证——宁楷的〈儒林外史题辞〉及其意义》。 [27]请注意：“八”是入声字 [28]“落日大旗丹”这一句应出自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二）中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但杜甫原句中并没有出现“丹”或“红”这一表示颜色的意思，这一层意思是吴敬梓自己增加的。 作者简介：李鹏飞( 1972 ) ，男，湖南益阳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歌史。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春之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