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雅各的章回小说翻译与写作
        

1842年初，时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计划翻译出版《四书五经》，希望以此为学习中文的外国学生提供权威译本。他请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是英华书院的老师，华人牧师何进善（1817-1871）担任翻译助手。但是，翻译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书经》的翻译甫一开始，便因内容过于艰深，译者语言能力有限而难以为继。于是，理雅各决定改变策略，先从翻译小说开始。他选择了清代历史演义小说、清道光年间何梦梅所撰写的《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交给何进善翻译，作为前期的语言训练：
    我发现，随着翻译的进展，这部书日益激起我的兴趣，我决定一有空闲就修订译文，既提高我的汉学水平，也希望公众乐于接受此书并从中受益。象大多数欧洲历史小说一样，这个故事主要以事实为基础。宦官干政，他们对年轻君主的魅惑，反叛者的暴乱，这些都符合当时的中国历史。因而，本书比那些歌功颂德的作品更有助于准确地了解中国宫廷和皇帝的地位。[3]
    理雅各与何进善的英译本Rambles of the Emperor Ching Tǐh in Këang Nan: A Chinese Tale共两卷，1843年4月在伦敦出版，属于当时罕见的中国古典小说全译本，对小说四十五回内容进行了全文翻译。关于该译本所依据的底本，译者并未加以说明，但其内封有汉字所题“绣像正德皇游江南”，因而可以排除高丽抄本；从书名中的“绣像”二字和译序所署的时间1843年1月16日来看，底本至少是1843年1月之前刊刻的绣像本，尽管英译本实际上并未采用插图。译序提到了本书的翻译时间是1842年，并一再强调该译本对于原著的忠实翻译，因而通过进一步的文字比对，我们大致可以推断理雅各、何进善使用的翻译底本是道光壬寅二十二年（1842）宝文堂藏板本。此版本为七卷四十五回，内封正中题“绣像正德游江南全传”，右栏上方题“道光壬寅新镌”，左栏下方为“宝文堂藏板”，首有“游龙幻志序”，署“道光壬辰仲夏上瀚樵西黄逸峰拜题”，次自序，署“道光壬辰季秋中浣顺邑雪庄何梦识”，有图二十八幅。与当时以及前此后此其他西人所译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该译本的确如译者所述，译文十分忠实，特别是对诗词等韵文的翻译。一般早期的西方译者翻译中国小说多采用节译的方式，小说中夹杂的诗词往往遭到删削，仅保留对故事情节的叙述。本书译者则未增删任何内容，如实译出，如第一回“孝宗皇临崩顾命，明武帝即位封臣”：
    诗曰：
    人生何必苦营谋，贫富同归土一抔。
    得快乐时须快乐，可风流处且风流。
    话说大明初开，洪武即位，群蛮奠服，百姓咸宁。……[4]
     “How foolishly in schemes and plans,
    The life of Man is spent!
    When at the last a little earth
    Makes rich and poor content.
    Let us seize the time of pleasure,
    Quickly as it flies along;
    When the wind of fortune blows,
    Gaily sail with mirth and song.”
    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great Ming dynasty, when Hung Woo occupied the throne, the barbarians were all submissive, and the people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repose.[5]
    原书第十九回缺开场诗，译者也没有出于结构统一的需要而擅自补充。为什么理雅各会选择《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进行翻译，可能有多种考虑，比如有年代和地缘因素。虽然游龙戏凤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但《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刻于道光十二年（1832），可以视为当代小说，更易于吸引当时的读者。而作者何梦梅为广东顺德人，何进善为广东佛山人，任教于马六甲英华书院，理雅各为他选择同乡的著作来翻译练笔，也是情理中的事情。还有一重原因就是他可能受到了同时期在华的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 1803-1851）[6]的影响，1840年6月郭实猎在《中国丛报》上曾详细介绍小说《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而且该译本与郭氏所用的英文书名也完全一致。[7]《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英译本的第一卷1843年在伦敦出版，1846年出版了第二卷。[8]
    尽管理雅各翻译小说的初衷，是为自己和何进善翻译《中国经典》作语言上的训练和准备，却使理雅各有机会对章回小说的体例、语言、审美特点等进行充分的了解，为他自己写作章回小说积累了文学经验。实际上《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直接成为理雅各写作时模仿的范本。理雅各在香港英华书院工作期间一共写作了两部章回小说：《约瑟纪略》（1853）[9]和《亚伯拉罕纪略》（1857）。[10]这两部小说在篇章体制上模仿《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采用了标准的章回小说体例，主要表现为：分回标目、故事连续、段落整齐、首尾完整[11]、起结的模式化、以散文为主、韵文为辅的叙事语言以及运用说书人的口吻等。这些外在的形式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区别于西方小说（novel）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容上，章回小说通常由导入性文字、主体故事、篇尾的三段式格局构成。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章回体小说都承袭了宋元平话中“引首”、“楔子”等写法，而是在开篇形式上表现出多样性。有以诗词开篇，直接进入主体故事者，如《盘古至唐虞传》《有商志传》《有夏志传》《南北两宋志传》等；有诗词加议论性引言者，如《樵史通俗演义》《隋史遗文》《三遂平妖传》等；有追叙历代或前朝历史者，如《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隋炀帝艳史》等。[12]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采用的是整齐的七言对仗回目，每一回以七言诗开篇，接着开始叙述主体故事。这些体例特点在《约瑟纪略》和《亚伯拉罕纪略》中被如法炮制。如《亚伯拉罕纪略》第一回改编自《创世纪》第十一章26节至第十五章3节，讲述亚伯拉罕听从上帝旨意，带领族人从哈兰迁出。适逢列王争战，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被掳，亚伯拉罕向三位朋友请求援兵，结果大获全胜，人马辎重尽数夺回。此一回以“凛遵帝命离乡族，为救兄儿起甲兵”为回目，概括了本回故事的主要内容：
    诗曰：
    人性陵夷负帝恩，尊崇偶像媚邪神。
    帝天罔替慈悲念，救道中兴召选民。
    话说夏朝帝芒之时，泰西有亚伯拉罕者，笃信莫及之人也娶妻撒拉氏。[13]
    开篇方式与《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如出一辙，以七言诗点明主旨大意，放弃偶像崇拜和邪神，学习亚伯拉罕敬奉上帝。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作者谨慎地使用了中国纪年，把亚伯拉罕生活的年代定位在夏朝帝芒之时。《约瑟纪略》是关于《圣经》中的人物约瑟的史传体小说，主要内容来自《创世记》三十七章1节至五十章26节，开篇也都大致相仿。如第一回“老父钟情爱少子，众兄怀恨鬻贤昆”：
    诗曰：
    从来幼稚可人怜，父母恩情贵不偏；
    爱幼终然翻害幼，只因妒惹祸机先。
    话说泰西商朝时人有约瑟者，丰姿美丽，聪慧绝伦，原是希百来人，居迦南地，业三世矣。[14]
    同时，理雅各对历史演义小说的理解和叙事方式，也明显受到《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的影响。谭帆指出，从《三国志通俗演义》流行后，章回体小说创作繁盛，追溯其文体源流，多受“史传”影响。但同为“史传”影响，不同的小说类型却各有侧重，表现形式各异。如“按鉴演义”小说对应的文体渊源可以追溯到《通鉴》类史书；《水浒传》在叙事方式上则受《史记》影响更大。[15]《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属于后者，书中虽然有许多戏谑成分和不经之谈，但主要是讲述正德皇帝的历史活动，题为“游江南”，实际上一直从正德即位叙述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将之归入“讲史小说”。[16]故事围绕正德展开，所涉人物不多，线索简明清晰，与表现战争兴废、朝代更迭的《三国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有所不同，而且不拘泥于正史，大量吸纳了民间传说，内容生动有趣。《约瑟纪略》和《亚伯拉罕纪略》的主人公都是圣经中的人物，被视为敬畏和顺服上帝的典范，两部小说分别描写了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多内容无从考订。作者集中笔墨，着力刻画主人公的形象。就其叙述方式和描写重点而言，《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比依傍正史而作、进行宏大历史叙事的“按鉴演义”一类的小说更适合作为理雅各写作时学习的范本。
    尽管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不容回避，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也都源自《圣经》，但是他不仅以中国传统章回体写作小说，而且他的小说观也完全中国化了。理雅各《约瑟纪略》自序云：
    每见小说稗官之过半，不是传讹，便是说怪。将无作有，造假为真，以变幻为奇文，以淫词为趣味。使读者悦目移神，倾心丧志。一旦失其所守，岂不痛哉？是无益而反有害于世。此纪虽似小说之体，实非小说之流。盖非无是事而凭空描形画影，亦非因是事而任意插叶添花，乃据事直陈，不敢稍有加减于其间。况本载诸圣经，先圣摩西感于圣神所述以为后世劝者。兹由《圣经》采出，略仿小说之体，编为小卷，莫非因我世人，每检《圣经》则厌其繁，一展卷即忽忽欲睡，惟于小说稗官则观之不倦、披之不释。故仿其体，欲人喜读，而获其益，亦劝世之婆心耳。实与小说大相悬绝也，读者幸勿视为小说而忽之焉。是为序。咸丰三年季秋榖旦英华书院。[17]
    这段序言涉及了中国古代小说观的几个核心问题：其一是虚实关系。作者批评了稗官小说“不是传讹，便是说怪。将无作有，造假为真”的虚构特征，强调本书是“据事直陈，不敢稍有加减于其间”；其二，劝惩功能。他指出本书寄寓了作者的劝世婆心；其三，小说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评判。小说不登大雅之堂，通常“以变幻为奇文，以淫词为趣味。使读者悦目移神，倾心丧志。”因而，他一再强调本书“虽似小说之体，实非小说之流”，希望读者不要将本书作为小说看待；其四，小说的娱乐性和传播效果。他注意到小说对读者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能“使读者悦目移神，倾心丧志”，“观之不倦、披之不释”。这些论调并无特异之处，在中国古代小说序跋中比比皆是。重要的是，理雅各身为英国传教士，能够摆脱自身的文化束缚，作章回体而以中国小说观统摄之，实现了小说外在形态与内在观念的统一。
     

1. 理雅各对章回体的改造
        

文学文体学的研究目的之一在于解释文体与文学功能之间的关系。理雅各写作章回小说并非只对这一文体进行简单的模仿和学舌，而是对这一文体的形式、内容都有所改造和发展，以使其更适宜于自我写作，更易于被中国读者接受，体现了高度的文体自觉意识。
    理雅各对章回小说文体改造的一个方面在于中篇章回小说的写作。他的《约瑟纪略》仅六回，《亚伯拉罕纪略》四回，在篇幅上明显不符合章回小说的长篇巨帙的特点，只能算是中篇小说的规模。所谓中篇章回小说，并不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压缩版”，而是以话本体和长篇章回体为母体孕育出的小说文体。孙楷第认为，中篇章回小说源于宋人说话之“小说”：
    宋说话人之讲史，其词意较繁，后之讲史书是其苗裔。小说者其词寡，后之宋明短篇即出于此，本书目以小说甲类。又后而小说亦出巨制，同于讲史，斯为变体，本书目以小说乙类。而小说甲类中有每篇分为若干回者，如《鼓掌绝尘》《鸳鸯针》《载花船》《十二楼》《弁而钗》《宜春香质》《珍珠舶》等是，其多者每篇分十回，少亦三四五六回不等。有演一故事自始至终为一篇，中不分节段者，如宋元旧本及三言二拍等是。前者因后来小说多分章回习而用之，后者乃最初话本形式也。[18]
    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称：“中国的中篇小说，其篇幅大都是在八回到三十二回之间。……中篇小说的代表作，便是所谓‘才子书’，如二才子《风月传》、三才子《玉娇梨》、四才子《平山冷燕》、八才子《白圭志》、九才子《平鬼传》、十才子《驻春园》等等皆是。”[19]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指出中国的“中篇小说有文言和白话二体。……白话中篇小说产生在文言中篇之后，它们在题旨上与文言中篇一脉相承，变换着千百种花样来讲人的恋爱婚姻，然而在文体上却走着长篇章回小说的路子。”[20]陈大康认为，中篇章回小说是以拟话本为直接的基础发展起来的。[21]明末清初以《鼓掌绝尘》为代表的一批拟话本小说采用多回体制讲述故事，其故事框架、情节安排、分集分回的叙事结构，文本中“入话”部分在全篇所占篇幅和位置的变化，对中篇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篇章回小说是章回化话本小说结构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其题材以才子佳人和艳情小说为主，情节模式则主要表现为一见钟情、拨乱离散、终得团圆，实际上是对话本小说人物事件的进一步丰富化，情节的曲折化。[22]不过在题材上，理雅各的小说又与上述小说有明显不同，他把中篇章回小说由才子佳人和艳情小说等婚恋题材转为《圣经》人物故事和历史叙述。从外在的篇章体制以及叙述方式看，理雅各主要受到《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的影响，但从深层次的中国文化影响来看，理雅各的写作可以追溯到史传文学这一传统。
    理雅各的两部章回小说都以“纪略”为题，其与史传的联系不言而喻。他采用人物传记和纪事相结合的单体式线性结构，创造了所谓“纪略体”章回小说，这是他对章回体的又一改造。“纪略”源于志书的纪事本末体，它以重要事件为纲，自始自终有系统地把事件记载下来。理雅各的“纪略体”则更多受到《史记》“纪传体”的影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当时的史实。约瑟和亚伯拉罕是盛世的创造者。约瑟在《圣经》历史中代表了有先知恩赐的统治者的缩影，他有神的智慧，能预知未来，并且藉着神的灵统治埃及，使得埃及和邻近国家度过饥荒。而亚伯拉罕在《圣经》中的意思是多国之父，这是因为他笃信上帝，被赐以众多子嗣，他们在生活的地方纷纷建国。所以理雅各实际上融合了“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的写法于其“纪略体”小说，以这一体例描写主人公的生平经历，突出了传奇性、故事性和可信性。其纪略体小说突出了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理雅各开创的“纪略体”小说通过对史料进行裁剪，简化头绪，集中笔墨刻画主要人物，使人物成为全书的中心。传统中国小说“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3]人物之众多、事件之复杂、场面之宏大远远胜过西方小说，清末民初的许多文人都注意到中西小说的这一差异。苏曼殊曾指出：“泰西之小说，书中人物常少；中国之小说，书中之人物常多。泰西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二人之历史；中国之小说，所叙者多为一种社会之历史。”[24]侠人谓：“中国小说，卷帙必繁重，读之使人愈味愈重。”[25]夏志清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对《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文学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假如中国古典小说能以此为楷模，集中笔墨于主要人物和场景，集中表现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道德理解，而不是仅仅着力于纷繁的事件，它们本来是可以达到堪与西方以《克莱弗丝公主》为嚆矢，以《安娜·卡列尼娜》为最高峰的爱情或奸情小说相媲美的水平。中国通俗小说中充满了荒诞，而《珍珠衫》则是其中经过变异的独一无二的奇迹，如果当时沿着它的模式发展下去，中国小说的传统一定会变得更加优秀。”[26]理雅各以《圣经》为题材主要来源，但并非简单照搬，单纯堆砌材料，而是根据突出人物和情节主线、适应中国读者阅读及审美习惯的标准删削采择史料，然后以纪事本末之体敷衍成文，再加上作者必要的引申和按语，以凸显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转折点、关节点，编纂成书。《约瑟纪略》改编自《创世记》37章第1节至50章第26节，但《圣经•创世纪》在情节上并非完全按照线性时间展开，叙述中内容时有跳跃，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也比较庞杂，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因而理雅各在写作中，把穿插在其中的其他人的枝蔓情节删除，突出传主约瑟的地位和活动: 第一回列举雅各布众子之名时，省略了雅各布共有二妻及二妾的描述(《创世记》（29章31节-30章24节、35章18节)；第二回省略了犹大和媳妇乱伦的记述(38章)；第四回略去众子向雅各布复述在埃及买粮的经历(42章30-34节)；第五回省去雅各布宗族迁居埃及的家谱（46章8-25节）；第五回与第六回之间删掉关于约瑟以粮食收集四方的金银、牲畜和田地，确立埃及税制之事（47章15-26节）；第六回略去雅各布向众子颁布的遗训和预言（49章2-28节）。[27]《亚伯拉罕纪略》主要根据《创世记》11章26节至25章10节，同样在内容上有所增删，以突出情节主线，如第一回删除了亚伯拉罕与诸王战争的情节。另外，删去《创世记》19章30-38节罗德二女与父亲行房怀孕之事不提，则是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纪略体”小说的另一特点在于，文末往往有作者之语，即作者的评论，而其他史传体例则属于“撰述”之列。一般认为，论赞起源于《左传》，但也有人认为《尚书》中的“曰：若稽古”是论赞的源头。《左传》在记述了重要人物的事迹之后，往往通过“君子曰”的口吻发表议论，内容主要是品评人物的行为是否合于“礼”的准则。《史记》“太史公曰”把论赞推向一个新阶段，对所记的人物史实进行议论。中国古代小说深受史书影响，也继承了论赞的传统，叙事多与议论相伴而行。特别是晚明以后，文人独创小说日益普遍，其中自说自话、高谈阔论乃至居高临下的宣讲不时流露出来，其有意为之的文体意识十分明显。[28]如《警世通言》有“诗赞云”，《拍案惊奇》有“诗赞曰”。清代文言小说中的论赞就更多，如《聊斋志异》有“异史氏曰”，吴炽昌的《客窗闲话》有“芗厈曰”，李庆辰的《醉茶志怪》有“醉茶子曰”，宣鼎的《夜雨秋灯录》有“懊侬氏曰”，许奉恩的《里乘》有“里乘子曰”，沈起凤的《谐铎》有“铎曰”等等。
    理雅各作《约瑟纪略》和《亚伯拉罕纪略》，每一回回末都有论赞。如《约瑟纪略》第一回篇末“评曰”：
    诸兄欲杀约瑟，虽由约瑟之说梦，究竟实由其父之偏爱也。治家者可不慎欤？观犹太吾手不致伤残骨肉之言，则恶人亦有良心发现之处，苟能于此而扩充之，其有不翻（幡）然悔改者鲜矣。呜呼！人惟良心发现之时，即加压灭,是至流而忘返耳。诸子既鬻其弟，复取血涂衣，以诳其父，致父于忧戚，可谓不孝甚矣。然而雅各实有启之者，是故经云：父乎，勿惹子之愠怒。良有以也。[29]
    作者对约瑟、约瑟之父雅谷（一般作“雅各”）及其他诸子的所作所为，都从人性的层面进行了剖析，强调了良心的重要性。论赞是因事立论，以事明理，有褒有贬，突出了作者的个人见解，主观性较强，目的是想用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有益于读者理解作者的观点和意图。理雅各欲借助小说宣道，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论赞固然与叙述内容有关，毕竟游离于故事情节，理雅各将之置于回末，使每一回内容一分为二，正文以传奇生动的人物故事吸引人，论赞放在篇末既可以提纲契领地揭示主旨，又不至于破坏故事叙述的生动和连续性。
    理雅各的中篇章回小说以纪略体演绎《圣经》人物历史，将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与史传传统融于一炉，在文体形式与内容上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特点，是理雅各从传教士向汉学家转变的起点。
     

1. 以中律西：理雅各的文体选择及其影响
        

文体是以一定的话语秩序形成的文本体式，它包含着体裁的规范、语体的运用和风格的追求三个层面，文体折射了作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30]理雅各对章回小说的文体自觉，与他从西僧向西儒、从传教士向汉学家的转变不无关系，也暗含了他试图克服畛域之见，跨越中西界限的文化取向。
    理雅各的小说写作和刊刻的年代主要在同光时期，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比较特别的年代。“西风东渐”是这一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面对西方文明这一“闯入者”，“中西之别”一度成为时人认识上的首要区分。在文学领域，西方文明的“闯入”则表现为翻译文学的兴起。从1852年叶纳清（Ferdinand Genähr, ？-1864）以章回小说翻译的第一部德语小说《金屋型仪》（Thirza, order die Anziehungskraft des Kreuzes）开始，西方小说陆续被译介，如1853年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完整翻译了《天路历程》、1867年佩森（Miss Adelia M.Payson）译《贫女勒诗嘉》（Jessica’s First Prayer），1872年5月21日至6月15日《申报》连载了《格列佛游记》《瑞普•凡•温克尔》《希腊奴隶的故事》三部英文小说的译文，1873年1月第3期《瀛寰琐记》开始连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Night and Morning）等等，翻译文学的繁盛渐露端倪。到了光绪年间，翻译文学更是蔚为大观。据1908年徐念慈统计，上一年出版的小说“著作者十不得一，翻译者十常居八九”。[31]与这一文学趋势相应，在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以西例律我国小说”[32]的研究范式，即按照西方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国小说的批评观念与方法。回顾20世纪学术史，“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的思路与标准或隐或显地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也成为小说史的一条潜在的逻辑线索，它造成了对于本土小说概念及小说文体的遮蔽。[33]
    在此种氛围中，理雅各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却逆势而动，“以中律西”，把西方的人物传奇故事置于中国传统的文学体裁中叙述，依附中国的小说观念和体裁规范，追求中国文学的审美风格。与当时西人中普遍盛行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不同，理雅各试图在文学领域建立中西文化之间的和谐关系。众所周知，西方并不缺少叙事文学的传统，早期有史诗、寓言等形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小说则成为西方叙事文学的主导形式日益发展。理雅各却没有简单地采用他本人显然更为熟悉也更易于驾驭的西方小说的写法，而是到中国文学中寻找适宜中国民众的精神良方。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中具有某种中国人精神上所依赖的深层的价值和吸引力。这一文体选择，包含了理雅各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和审慎态度以及沟通中西文化的努力，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适度遏制和纠偏。
    理雅各以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写作西方《圣经》人物的历史传奇，这一形式与内容上的中西合璧，延伸了章回小说的文体功能，由他开创的“纪略体”小说则构成了对章回体的创新和发展。吴宓曾说：“盖吾国言新学者，于西洋文明之精要，鲜有贯通而彻悟者。苟虚心多读书籍，深入幽探，则知西洋真正之变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34]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西人。其实，在理雅各之前，已经出现了一些由西方人写作的章回小说，如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张远两友相论》（1819），[35]郭实猎的《大英国统志》（1834）、《赎罪之道传》（1834）、《常活之道传》（1834）、《是非略论》（1835）、《正邪比较》（1838）、《小信小福》等。这些作品尚处于初期的模仿阶段，粗略模仿的痕迹清晰可辨。由于缺乏完整地翻译章回小说的经历，很多西方作者对章回小说的文体认识与运用存在局限。理雅各则凭借深厚的汉学修养，以融通中西为职志，在章回小说的写作上超越简单的模仿阶段，而臻于融化、创造之境。
    理雅各的小说体例完备成熟，史才、诗笔、议论兼具，形式与内容和谐，写作技艺超越其西方同仁，因而被确立为写作的范本。其篇章体制的示范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回目的运用。分回标目是章回小说最直接的文体特征，王国维认为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章回小说之祖。[36]其回目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回目到双回目，从不对偶到对偶，从写实到抒情的演化过程。其立目有一些共同特征，即以事取目、故事撮要、语言具体明白等。[37]但早期西人的仿作，对于回目的运用不够娴熟，如《张远两友相论》仅标回数而无回目，郭实猎的小说虽大多有回目，却是参差不齐的单句回目，而不是成熟的章回体中常见的对偶整齐的两句回目。在理雅各之后，叶纳清的《金屋型仪》、俾士（George Piercy, 1829-1913）的《以利亚纪略》等，都模仿其采用了对偶整齐的七言回目。光绪末年，亮乐月（Laura M.White, 1867-1937）《小英雄》（1902）、《五更钟》（1907）等，更是在拟定回目上，反复推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第二，文备众体。诗词在章回小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说不仅以诗词开篇或收尾，而且往往在行文中穿插诗词韵文。这些诗词形式上变化多样，艺术上独具一格，有助于抒情写景、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推进情节等，给小说带来诗意的美学效果。这既是章回小说文体自身的发展演变使然，也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基因所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源远流长。吟诗作赋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文化习惯，也同样体现在明清章回小说作者的写作过程中。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批评才子佳人小说：“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38]但是，西人写作中国传统诗词不免捉襟见肘，而且他们并未意识到诗词是构成章回小说体例和审美特征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很少用诗词开篇或收尾，行文中夹杂的诗歌则多为西方的赞美诗。郭实猎小说的诗词韵文，干脆直接从《玉娇梨》等中国小说借用。其《赎罪之道传》初版于道光甲午年（1834），后于道光丙申年（1836）又出修订版。修订版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书中的诗词尽删，可见其认为诗词无关紧要。理雅各的小说问世以后，西方作者也开始重视以诗歌入小说，除《金屋型仪》、《以利亚纪略》外，宾为霖咸丰三年（1853）《天路历程》、同治三年（1864）《正道启蒙》、同治九年（1870）宁波刊刻的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 1800-1876）《胜旅景程正编》《胜旅景程续编》等，都夹杂了大量七言或五言旧体诗。尤其是《胜旅景程正编》，不仅每一回以散场诗结尾，承袭了章回体“有诗为证”的体例，而且在叙述中也穿插了不少诗作，或抒情，或议论，或写景状物。如第十九回有诗描写战马，“是马有胆量，有威风”：
    奋鬣扬威武，嘶来气象雄。
    平原专逞力，战阵直冲兵。
    矢发军容整，刀提鼓角鸣。
    此间危且险，腾跃不知惊。[39]
    第三，小说观念的认同。理雅各“以中律西”，同样体现在对中国小说观念的接受上，他对中国小说偏重实录、劝善惩恶、依傍主流文化的地位、娱乐大众的效果等传统小说观念可谓全盘接受，并以此为准绳进行创作。这也在西人中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意义。同治二年（1863）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俾士写作了六回的小说《以利亚纪略》，完全是对理雅各的章回小说亦步亦趋地模仿。《<以利亚纪略>序》云：
    尝观中国之圣经贤传，固充栋汗牛，而野史稗官亦盈箱积箧。夫野史稗官，即所谓小说也，其事或真或假，其理或有或无，或过涉铺张，或侈谈淫乱，披览之者，似堪娱目骋怀，赏心解闷，而不知其费耗精神，坏乱心术，固无益而有损乎。
    今编是书，乃本泰西最重之经，高出于天下群经者也。卷中或史或诗，或律或训，所言天道人道，奥义无穷，皆上帝所默示，先圣所手录焉。而兹择其史中一事，清浅敷陈，虽仿乎小说，实非同乎小说，不过取其便于阅览，免读者展卷神疲耳。事屏虚浮，理皆切实，读之而知善之当为，恶之当去，诚大关世道人心者也。慎勿以为小说而忽之，则幸甚焉。是为序。[40]
    这篇序言从内容到结构，从观点到文字，与理雅各的序言多有相似之处。此后，西人中步理雅各后尘而作“纪略体”小说者层出不穷，如范约翰（J.M.W.Farnham, 1829-1917）《旧约纪略》（1890）、宾为霖《人灵战纪》（1887）、马林（W.E.Macklin, 1860-1947）《禾克列夫纪略》（1901）《威廉振兴荷兰纪略》、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俄国历皇纪略》《路得改教纪略》、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 1862-1931）《泰西名人事略》《瑙革司保教纪略》、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回头看纪略》（1891）等，其中《回头看纪略》是康有为形成“大同说”的来源之一。
    理雅各“以中律西”的文体选择，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影响了19-20世纪西人的汉文小说写作，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本身也深有意味。晚清以来，在小说观念以及小说的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上，一直存在“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直接导致了中国小说史的割裂。[41]理雅各的章回小说写作及其文体意识的自觉，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小说的文体演变和研究路径，关注发生在此之前的“以中律西”的这条隐蔽的线索。从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来华伊始便有意识地抬高通俗小说的文学地位，大张旗鼓地模仿章回小说、话本小说进行各种写作实践，不遗余力地尝试用白话、方言以及罗马拼音等各种语言文字写作小说，到1895年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举办时新小说征文，西人作为来自异质文化的力量参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和变革。他们既从中国传统文学中找寻资源和灵感，也为中国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不是“一线单传”，也非“同宗变异”，在梳理小说文体变化的线索时，西方文化的因素不应被忽视。正如林乐知所言：“揆今之时，度今之势，专西学而废中学不可，专中学而废西学亦不可，二者得兼，庶为全才。”[42]文体研究也是小说史的研究，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小说发展的具体文化背景是变化的、复杂的，对于小说文体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因而要重视形成小说文体构成方式的动态过程与运用的实践特性，对于小说文体的演进与近代变革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43]
    结语
     
    尽管理雅各的章回小说写作与基督教神学粘连在一起，但对章回小说文体本身实有新的发展，丰富了这一文体的题材，延伸了这一文体的功能。理雅各在文化谱系的排序中，没有理所当然地把西方文化置于文明的最顶端，而是基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的态势，出于文化关怀，返观中国传统文学，“以中律西”，对中国文学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认同，以自己的方式捍卫并保持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这在一个强调中西文明共同性的时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注释：
    [1]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Introduction”, Norman J.Girardo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1.
    [2]对于理雅各的小说仅有少数学者关注，韩南（Patrick Hanan）最早在“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一文提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pp.413-443；黎子鹏曾发表《〈圣经〉的中国演义：理雅各的史传小说〈约瑟纪略〉研究》，《汉学研究》第31卷第1期，第161-185页；笔者在《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一书中也曾提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5页。
    [3]Rambles of the Emperor Ching Tǐh in Këang Nan: A Chinese Tale, Vol.Ⅰ, “Preface”, James Legg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3, pp.vi-vii.
    [4]何梦梅：《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道光壬寅二十二年（1842）宝文堂藏板本，页一。
    [5]Rambles of the Emperor Ching Tǐh in Këang Nan，p.1.
    [6]郭实猎的汉语译名有多种，如郭实腊、郭士立等不一而足，不过，他在1834年自己的汉文小说《是非略论》序言中署名“郭实猎”，故本文沿用这一汉名。
    [7]韩南：《中国19世纪的传教士小说》，《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8]Rambles of the Emperor Ching Tǐh in Këang Nan: A Chinese Tale, Vol.Ⅰ, James Legge,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3; Vol.Ⅱ,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6.
    [9]伟烈亚力在Memorial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一书中将《约瑟纪略》的成书时间定为1852年，但根据牛津大学藏本，理雅各的自序作于咸丰三年，本文将此书的完成时间确定为1853年。
    [10]本文所参照的版本为大英图书馆所藏《约瑟纪略》同治九年（1870）香港英华书院重刊本和《亚伯拉罕纪略》同治元年（1862）重刊本。另外，理雅各曾以羊城土话写作小说《浪子悔改》和《落炉不烧》，但未采用章回体。
    [11]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12]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
    [13]理雅各：《亚伯拉罕纪略》，同治元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页一。
    [14]理雅各：《约瑟纪略》，同治九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页一。
    [15]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第116页。
    [16]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63页。
    [17]理雅各：《约瑟纪略》“序”，同治九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页一。
    [18]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3页。
    [19]郑振铎：《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34页。
    [20]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8、30页。
    [21]陈大康：《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第191页。
    [22]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
    [23]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三。
    [24]曼殊：《小说丛话》，上海：新小说社，清光绪三十二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
    [25]饮冰等：《小说丛话》，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92-93页。
    [2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27]黎子鹏：《﹤圣经﹥的中国演义》，《汉学研究》（台北）第31卷第1期，第172页。
    [28]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6页。
    [29]理雅各：《约瑟纪略》，同治九年香港英华书院印刷，页三。
    [30]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3页。
    [31]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311页。
    [32]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1905年第十五号，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99页。
    [33]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550页。
    [34]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1期，第82页。
    [35]《张远两友相论》最早1817年在《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上连载，1819年刊刻单行本。
    [36]王国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王国维文集•观堂集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 
    [37]李小菊：《20世纪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文体研究》，《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第63页。
    [38]《脂砚斋批评红楼梦》，王丽文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3-4页。
    [39]胡德迈：《胜旅景程正编》，开明山珍藏、宁郡福音殿同治九年刻本，页八五。
    [40]俾士：《<以利亚纪略>序》，同治二年，羊城增沙书室镌，页一。
    [41]谭帆：《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四种关系》，第109页。
    [42]林乐知：《消变明教论》，《教会新报》1869年12月4日。
    [43]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5-7页。
    作者简介：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来华西人所编中国古典小说书目研究”（16BZW070）、上海高校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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