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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成 摘要：晚清民国文人社团成为地域文学传统的重要组织载体，凝聚乡贤文人的同时，编纂地域文学总集，冀在搜集历代乡贤文献中寻求某种身份认同。文社社集文学创作的地域书写，促进晚清民国地域文学的繁荣，体现了文社成员在新旧文化与文学碰撞中有意疏远主流文坛的独特精神追求。文人结社的地域文学批评，是对历代地域文学传统的总结与提升，将晚清民国地域文学传统上升至理论层面。晚清民国文人社团对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是该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关键词：晚清民国 文人社团 地域文学 地域文学传统是指受地理、气候、文化等因素综合影响，某一地域文人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乡邦情结，在创作上有意取材本土风景名胜、民俗人情和历史遗迹，并通过编纂地方志与文学总集、撰写乡贤传记、批评与推尊乡贤文人等方式传承区域文化，自觉维护地域文学的一种传统。明清以降，文人结社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关系更加密切，相辅相成。浓厚的地域文化是文人结社的催生剂，而逐渐形成规模的结社活动又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民国的旧式文人在制度变革之际，更加崇尚结社吟课，在逃避新制度、新文化、新文学潮流的同时，顽强地坚守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冀以寻求某种程度的身份认同。该时期的旧式文人社课表现出的与主流文坛略显悖离的创作趋势，也应该成为晚清民国文坛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晚清民国文坛特殊的文学文化景观，需要以一种区别于“新文学”史观的文学史观念来加以审视。 一 组织载体 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十分宽泛，有文人个体、文学家族、文人社团，也有文人别集、文学总集及地方志等。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组织载体侧重不一。宋以前，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以文人个体、地域家族为主；宋以后，以地域、家族为中心的文人社团逐渐成为地域文学传统的组织载体。晚清以降，文人社团此起彼伏，先后有湘社、越台词社、益社、午社、须社等300余个文人社团，其中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如道光年间绍兴龙山的泊鸥吟社、江苏娄县的嬉春词社、福州林寿图倡建的西湖诗社，咸丰年问平湖的古欢社、吟红诗社、洛如嗣音社，同光年间福州的可社、说诗社，光绪年间云南的翠屏诗社等等。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本地影响大，成员多。这类文人社团成为晚清民国地域文学传统的重要组织载体。 从功能上看，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有利于凝聚本地文人。这里的“凝聚”既指地域文人的聚合和交流，也包括成员之间精神上的共鸣与标榜。正如罗时进所指出的，“其成员往往限于一个地区或郡邑，活动多在地方基层；参与者身份不等，但在文学活动中一般以‘自然文化人’出现；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其中不乏一时文坛领袖；维系社群存在的除文化精神外，更多的是遵守社约进行的社集活动；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相互标榜，竞文才风流，少异同纷争”[1]。如清末民初之际的鞠社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刘炳南指出结社的起因：“辛亥壬子而后，时局沧桑，士人咸厌谈世务，日以文酒相过从。蒋逢午前辈时多旋里，陈潜庵世讲归自汴梁，予亦里居多暇，相与提倡齐盟，重修风雅，遍约吟侣。”[2]民初旧式文人厌谈时务，又不甘于沉寂，故返里后往往与众多志同道合者结社，在“文酒过从”与诗词吟唱的群体互动中实现旧式文人自我的身份认同，达成精神上的共鸣与满足。又如道光福州由许赓嗥发起成立的梅崖词社、稍后兴起的聚红榭词社、瓠社、寿香社[3]等社团绝大多数成员是本地文人，流露出了浓厚的乡邦意识。光绪二十二年（1896），冯誉骢官云南翠屏，在诸生中倡建翠屏诗社：“照得本府莅治兹土，接连观风月课，此邦文风已知梗概。诸生于八比之文，虽深浅不一，于法尚不甚谬。至于韵语则合格者甚少，良由无人提倡风雅之故也。本府一行作吏，笔墨久荒，然日课一诗，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拟于文课外创设翠屏诗社，以五月十五日为始，亦不点名给卷，每月十五会课一次。”[4]其地域性色彩十分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有些文人社团虽以地域命名，但成员关系复杂，或师友，或家族，或地缘等，不宜简单地认定归类。如武进苔岑社，虽以地域命名，实属跨地域的师友唱和型文人社团。顾福棠对社员分布描述道：“徐子养浩自青溪来，金子染香自虞山来，徐子钰斋自澄江来，罗子佩芹自浙来，方子佛生、吴子东园自皖来，姚子东木与朱子粥叟、遯庸自沪来，吾邑之徐子桂珤、汪子琢黼亦偕来，古茂渊懿，气度冲夷，复若洛中诸老之为尚齿会焉。惟兰亭得一隅之俊，此则合各省之才；洛中为终年之会，此则半神契之交。同而异，亦异而同者，但不期而合，纯乎自然，则先后一也。”[5]顾序指出苔岑社成员来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地，并不限于一隅一地，与地域文社洛中九老会等稍有区别，其成员更倾向精神上的共鸣。这种跨地域的师友唱和型文人结社，其文学创作与思想倾向渐渐脱离地域文学小传统而向大传统靠拢了。 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文人社团聚合乡贤文人，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因相同文化追求的驱动，自然承担起传承和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重任。正如蒋寅指出：“一个地域的人们基于某种文化认同——种姓、方言、风土、产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和荣誉感，出于对地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的求知欲，会有意识地运用一些手段来建构和描写传统。”[6]晚清民国越台词社、如兰诗社等以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为重要手段，直观地向世人呈现地域文学的成就，传承明清以来地域文学的传统，并以此增进地域社团的荣誉感和归属感。道光二十九年（1849）许玉彬、沈世良合辑的《粤东词钞》，所录词人多为越台词社成员。张维屏《粤东词钞序》说：“粤东地位南离，人文炳焕。声诗之道，自唐以逮国朝，大家、名家先后相望，总集、别集远近风行。惟诗余则千载以来，从未有人蒐罗而甄综之。吾友许君青皋、沈君伯眉，好古多闻，尤深词律。一日偶谈及此，两君慨然任之。于是近览远稽，探幽索隐，或访诸他乡异县，或求之断简残编。人无论殁存，词无论多寡，自五代迄今共得六十余家。”[7]在张维屏看来，粤东虽南蛮之地，实则“人文炳焕”，自唐至清，名家辈出，值得“近览远稽，探幽索隐”，而这种“蒐罗”、“甄综”颇有追根溯源、厘定序列的意味。在乡邦意识的影响下，越台词社许玉彬、沈世良编纂了这部岭南词坛重要的词学总集。云南许印芳与袁景伊、朱在勤等光宣年间在石屏结如兰诗社。结社前后，许印芳编选了《滇诗重光集》。该书是继袁文揆《滇南诗略》、黄琮《滇诗嗣音集》之后的又一部云南地方诗歌总集，收录道光至光绪年间数十位云南诗人诗作，对于弥补袁、黄二书之阙，完善并勾勒晚清云南诗歌史颇有价值。此后，云南地域文学总集络绎不绝，如陈荣昌辑《滇诗拾遗》，李坤辑《滇诗拾遗补》，袁嘉谷编《滇诗丛录》，方树梅辑《晋宁诗文征》，邱廷和辑《缅宁诗文征》等等，既有云南全省诗歌总集，也有郡县诗文总集。 即使远离文化中心的黑龙江，晚清民国时期也先后出现梅花诗社、塞鸿诗社、松江诗社、花江九老会、龙城诗社、松滨吟社、奎社、清明诗社、商山诗社等文人社团，吟诗填词。民初寓居东北的福建诗人林传甲依诗社社课辑有《龙江诗选》，为黑龙江珍贵的地域诗选，部分诗社赖此以传。近代学者陈衍称：“近世诗征之刻，几遍各省，下至一郡一邑，亦恒有之。”[8]陈衍所言晚清民国地域文学总集遍及各省，甚至郡邑，可谓毫不夸张。晚清民国文坛之所以会出现集中编纂地域文学总集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与地域文人对久经积累的地域文学的文化认同有关。诚如蒋寅所言：“地域传统的建构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空间内的时间链，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这空间存在的诗歌内容的积累和认同。”[9]晚清民国文社成员编纂地域文学总集，体现了文社成员对乡贤前辈文学创作的认同，此种认同正是建构地域文学传统的前提，也是文社成员之间身份认同的共同基础。 二 地域书写 以诗词描写地域风光和民俗风情，古已有之，这类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题材，读之有身临其境之感，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刘熙载《词概》云：“词贵得本地风光。张子野游垂虹亭《定风波》有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是时子野年八十五，而坐皆一时名人，意确切而语自然，洵非易到。”[10]贺裳亦道：“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11]刘熙载、贺裳虽只言及词体，诗文亦是如此，写乡景乡情，“意确切而语自然”，令“读者如身履其地”。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的社课及社员间的酬唱常常吟咏本地风光，创作了大量蕴含乡音乡情的诗词作品，这类地域书写是晚清民国诗词创作中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乡景、乡情、乡俗，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课尤为偏好的题材。乡情往往与故土、家园纽结在一起，是中国文人创作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历代诗词中习以为常。但是，这一题材在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而又充分的展示。如道光十八年成立于嘉兴的鸳水联吟诗社社集有歌咏西施的组诗《倾脂河曲》，有吟咏当地民俗风情的节令组诗《岁除新乐府》，分咏“叫火烛”“担檐尘”“放年学”“卖春联”“跳灶王”“祀床婆”“压岁钱”“隔年饭”等，有歌咏乡民祭祀的《马头娘神弦曲》等。咸丰间聚红榭词社常以福州附近的鼓山、西湖、乌山、镇海楼、涌泉寺等名山胜水为社课题材。光绪间云南翠屏诗社唱和诗歌常有《彩云歌》（我闻滇南多彩云，漫空五色常缤纷）、《云弄山温泉》《东川杂咏》《大理石》等，为世人展现了云南彩云、温泉等特有景物。翠屏诗社社员胡嗣虞、宋培厚、冯誉骢、谢家树、陈鸿图、胡丕昌、王尚谦、宋开源、张璞、冯庆树、冯庆榜、郭维藩等纷纷吟咏。 民国以后，地域风光更受文人青睐。如福建桑溪位于福州东部，乃闽江支流，溪岸景色迷人，多为文人流连之地，陈衍主持的说诗社尤喜吟咏。武进兰社诗人将视野定格至武进及东吴地区；冷社熙洽社长、潘鹗年、英恕、熊希尧、骆家冀等所作《吉林四咏》，分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颇具东北特有的民俗风情；民国二十年（1931），山东青岛海滨诗社社课《牛山行》《田横岛怀古》《青岛即事》《青岛消夏杂咏》（游海滨公园、栈桥晚步、咖啡馆饮冰、海滨学钓、观海浴场、观象台上）、《海水浴》等，皆具青岛人文特色；民国二十六年（1937），上海春江诗社吟咏女拆白、公司、跑马厅、轮盘赌、花会筒、燕子窝、青莲阁、缝穷妇、野鸡、跑狗场、卖估衣、旅馆、茶楼等，将上海十里洋场的万花筒景象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诗题命名来看，清末民国文人结社常喜同题吟咏，尤其在地域书写时更为集中。同题吟咏始于魏晋时期，主要是发挥诗歌“群”的作用，但以同题共作的方式来集中描写某一地域的风土人情，刻意表现乡土之情却并不常见。民初旧式文人社集颇为看重这种与时代潮流相背而行的创作方式。如冷社成员同咏威呼、爬梨、水店、糠灯等，云南翠屏诗社成员同咏云弄山温泉等，此种以人们熟悉的乡景、乡情为吟咏对象，既有利于诗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提升诗艺，也进一步增进了以地缘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情感指向，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地域文学小传统的形成与传播。 在体裁上，晚清民国社团成员喜用竹枝词、棹歌等形式吟咏当地的民俗风情，展现地域人文底蕴。如民国二十三年（1934），青溪社与梯园社联合举行团拜，与会者63人，刊有《青溪九曲棹歌》。社集根据《青溪故实杂抄》和地方志记载，较详尽地叙述了青溪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俗民情、历史掌故等。兰社成员尝以竹枝词的形式来吟咏江苏的本土风光，生动活泼，读来更是朗朗上口。如刘雁秋《常州竹枝词》六首分咏常州的文笔塔、斗坛、荆川墓、皇亭、天宁寺以及乾元市场，真实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常州深厚的人文底蕴。朱铭新《秦淮竹枝词》十首，分别吟咏夫子庙、桃叶渡、钓鱼巷、乌衣巷、徽章、中山路、老万全酒家、禁娼、血花公园等，淋漓尽致地呈现南京秦淮河一带的古色古韵与风俗民情，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郭子佩《扬州吟》五首，虽不以竹枝词命名，却借鉴竹枝词的形式，分别吟咏了瘦西湖、五亭桥、平山堂、绿杨村和史公祠等扬州地区颇具代表性的景观，诗中既有大自然的秀美，也有令人敬仰的历史古迹史公祠。 从文化认同上看，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非常推崇前辈乡贤与乡邦文化。地域与乡贤前辈遗留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他们通常会自觉接受，并主动地以某种方式传承下去。希尔斯称：“人们会把传统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并认为去实行或去相信传统是他们应该做的惟一合理之事。”[12]在希尔斯看来，相信、接受并传承传统是人们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使身处都市的民初淞滨吟社，亦推崇上海乡邦文化，有《展重阳分咏上海古迹》社课，分咏静安寺之应天泉、太平兴国二年吴越王造之龙华塔、晋吴郡太守袁山松于黄浦江所筑之沪渎垒、江阴王梧溪卜居之最闲园、明顾名儒于城北所建之露香园、明顾从义之玉泓馆等。如朱锟《玉泓馆》诗云：“宋砚流传紫玉泓，顾家园榜锡嘉名。肇溪洗砚人何在，惟见秋波彻底清。”顾从义，明代书法家、藏书家，上海人。嘉靖年间得宋宣和紫玉泓砚，遂将其居所题名曰“玉泓馆”。朱诗前二句述史，后二句怀人。又如张钧衡《应天泉》诗云：“昔年曾访静安寺，古井相传第六泉。酿酒烹茶无用处，只因地僻少人烟。”静安寺乃上海古刹之一，其内有泉水汩汩而涌，相传被誉为天下第六泉。淞滨吟社社课挖掘并展现了上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民国以后，旧式文人深知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抵挡来势汹汹的新文化、新文学，故纷纷抱团结社，有意向新文化影响相对薄弱的地域文化拓展，在浓郁的乡邦文化中坚守传统、保存国粹，实现自己的文化追求。如民初江苏宜兴的白雪词社自觉接受地域历史文化，并以吟诗填词的方式展示人文情怀。白雪词社徐致章《满江红·吊五人墓》、蒋兆兰《减字木兰花·题延陵季子墓》、程适《徵招·谒玄墓》、储凤瀛《苏幕遮·范坟》、储蕴华《人娇·真娘墓》等词作借吟咏本地先贤以抒怀。蒋兆兰与程适的《八声甘州·访徐竹逸先生愿息斋故址》表达了对乡贤徐喈凤的景仰之情。徐喈凤，号竹逸，宜兴人，清初著名词家，曾历宦海沉浮，后归隐著书。词学主张宽容，学宋代词人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之长，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交游颇深，深受陈、朱二人的赞赏。迦陵有序称：“三千粉黛，掩周、柳之香柔；丈八琵琶，驾苏、辛之慨激。”[13]其词有阳羡地域文化痕迹，多闲适隐逸情怀。蒋、程之作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位前辈名词人的怀念。 浓厚的乡邦情怀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创作最大的特色。然而这种情结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多局限于关注地域眼前的风景民俗，表现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往往缺乏旗帜鲜明的文学主张，甚至有意疏远和忽略了文学本应表现的时代主旋律。即使个别文社在特定时期真实地反映了时事，也未能迅速传播而得到文坛的认可。如岭南越台词社、福州聚红榭词社等率先反映道光时期的鸦片战争，为咸丰文坛的新变作了铺垫[14]。越台词社谭莹《战舰行》、《闻警三首》《闻试炮声感赋》等诗、《凤凰台上忆吹箫·越王台春望》词，张维屏《三元里》诗、《满江红·海珠寺》词[15]，等等，以诗词纪史，真实反映了广州鸦片战争前后的社会状态。紧随越台词社之后的福州聚红榭词社成员亦是如此，其社课中林天龄《台城路》、陈文翊《金明池》、梁礼堂《八声甘州·闻警》、刘三才《水调歌头·闻警》、林天龄《满江红·苦兵》、谢章铤《满江红·苦兵》等诗词作品，集中反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前英军入侵东南沿海一带的历史。但这些创作却因信息闭塞而未能及时引起文坛的注意。 三 文学批评 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藉诗词创作表达乡邦情结的同时，也自觉树立起地域文学批评的意识，通过梳理地域文学史、批评与推尊乡贤文人等方式构建地域文学的批评理论。地域文学史的梳理既是“溯源”，也是“排序”，溯源是为当下的创作寻求榜样和理论依据，排序则是为了将当下的创作名正言顺地纳入地域文学的谱系当中。因此，在描绘乡贤前辈文学成绩时，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总是有意厘定本地文学的发展史。如罗溪吟社孙延庚在撰写序跋时回顾了金华文学的发展线索：“当宋之末，诗亡迹熄，乃有方韶父、谢皋羽辈晞发于山阿，行吟于泽畔，唱予和汝，以寄其所思，而金华一派，遂以开有明文运者数百年。”[16]孙延庚将浙江金华文运之始追溯至宋代遗民方凤（字韶父）、谢翱（字皋羽）。方凤、谢翱等宋末遗民曾举月泉吟社，在这类与世不协的形象中似乎也可以找到罗溪吟社社员自身的影子。故孙氏又云：“今者文风又丕燮矣，尊山歌为天籁，斥太玄为文妖，狂飙所扇，百卉俱靡。……介民先生方与二三君子创为罗溪吟社，为之于众人不为之日，称之于举世羞称之时。”[17]在新旧文化冲突、新旧文学碰撞之际，朱世贤、陈祖方、潘肇廷、王秉彝、沈鸣时、张官倬、陈祖衡、施文若、王鼎梅等与宋末方、谢等遗民形成精神共鸣，并将自身纳入地域文学谱系之中。李樵《棠荫诗社序》则对浙江地域文学有所勾勒：“浙中诗派分东西。浙西之诗家虽不胜枚举，数其最著者则有若樊榭、堇浦、竹坨、箨石。浙东之诗家亦不胜枚举，数其最著者则有若西河、谢山、湛园、次风，其间有以才胜者，有以学力胜者，要之派虽各别，而其出风入雅，无不异曲同工。盖浙东、西诸老，皆一时文酒社友，互相唱和，不啻一冶陶镕。自诸老提倡风雅，当日之闻风而兴起者，分道扬镳，骚坛林立，每各结诗社于其乡之胜境，会裙屐，设鸡豚，对酒当歌，擘笺分咏，谈韵事者，争艳羡之。”[18]李樵简述浙东、浙西两地文学之盛，认为皆“文酒社友，互相唱和”，为棠荫诗社的发起提供了历史渊源。民国河南许钧平《衡门社诗钟选序》称：“史称梁孝王居天下膏腴之地，筑东苑三百馀里，大治宫室，招延四方豪杰。于是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徒咸以客游。梁孝王尝集诸名士，各使为赋，此梁园风雅所自昉也。迨宋都汴，人文荟萃，欧阳、宋、王、三苏、石、梅、晁、孙诸公，文章诗词辉映千古，尤为极盛。沿及明清，余韵流风，至今未沫。”[19]许序认为开封文学发端于汉代梁园文学，其极盛在宋代，明清至今，流风余韵尚存，说明该地文风之久远、昌盛，衡门诗社恰承其余绪。 如果说地域文学史的勾勒侧重的是地域文学传统脉络的梳理，那么乡贤之批评则属于从理论上总结地域文学传统中的精华，其目的在于揭示地域文学的地位。如岭南文人谭莹先后与乡贤文人结西园吟社、越台词社等，有《岭南荔枝词》60首、《论粤东金石绝句》82首及《论词绝句》。《论词绝句》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通论历代词人词作，颇有词史意味；第二部分专论38位粤东词人，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意识和浓厚的乡邦情怀；第三部分另论其他词人。研究者称赞其容量巨大，深具系统性和鲜明的地域性。[20]谭莹之后，粤中文坛佼佼者潘飞声先后参与鸥隐词社、寒山诗社、松滨吟社、沤社、因社等，有《粤词雅》、《论岭南词绝句》20首。《粤词雅》主要对宋代岭南词进行评议。龙榆生称：“予既举办词刊，先生赞助尤力，特允为撰稿，分期登载。不料今春先生遽以疾卒，身后萧条，赖友好以举其丧，遗书亦散尽矣。《粤词雅》仅及宋代，竟成绝笔，抚兹遗墨，不觉涕泗之横流也。”[21]由龙榆生附记可知，潘飞声有意在《词学季刊》连载《粤词雅》，以朝代为期进行品评，惜未竟而卒，仅及宋代。另外，其《论岭南词绝句》自觉地总结粤东词的源流正变，并将地域词人置于整个词坛的背景下，以肯定岭南词人的地位和作用。稍后，岭南文人陈融有《读岭南人诗绝句》，对汉至民国2000余位岭南诗人逐一品评，写下论诗绝句2600多首，极具文献和批评价值，展示了明显的岭南地域意识，亦得到了当代学者左鹏军的揄扬：“从岭南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来看，岭南人还是第一次像《读岭南人诗绝句》这样表现出如此明确的岭南文化意识与文化自信。”[22]从谭莹的《论词绝句》到潘飞声的《论岭南词绝句》，再到陈融的《读岭南人诗绝句》，岭南文人的地域意识逐渐增强，也由普通的乡邦情怀上升至特有的文化自信。 地域文学批评往往还与地方诗文总集的编纂相伴而生。浙江宁波棠荫诗社的梁锡瓒利用家中藏书，协助其父编纂《续甬上耆旧诗》时，仿元好问《论诗绝句》，作《读续甬上耆旧诗》，品评张煌言、黄宗羲、万斯同等八十位宁波籍文人或旅居宁波文人，可谓宁波地域文学批评的珍贵文献。其自注曰：“家严命襄校《续甬上耆旧诗》，历寒暑从事，每至烛炧更阑，间有感触，效元遗山论诗体，率成八十首，蠡测管窥，聊摅胸臆，知不足当大雅观也。”[23]梁锡瓒善于抓住甬上文人生平最突出的事迹予以评说，或论其诗作，或品其人其事。如论高斗枢曰：“顿足山河计已穷，歌行犹是一时雄。似将越石清刚气，横槊郧城血战中。”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部将路应标率三万余人攻郧。时高斗枢驻守，其采取断敌后路之法，火烧军粮，令敌兵乏食而退，而郧城得以保全。清兵入关后，斗枢隐居乡里，闭门著书立说，有《蚕瓮集》《守郧纪略》等。此诗结合作者的事迹对其诗风作了中肯的论断。 不同地域与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学传统。然而，地域文学传统的体认往往局限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超出该范围时，该地域文学的小传统可能就会受到其他区域文人的排斥。“这种封闭性却也使地域文学的独特性得以保存传承，具有着强烈的自足性和对异质文化的足够排斥力。”[24]地域文学因封闭性而自我满足和排斥异质文化与文学，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建构地域文学传统时，常会自觉维护本地文学的声誉，尽力突出其优势。在这一点上，湖湘、福建词人表现得尤为明显。晚清以前，湖湘词人甚少，有作品传世者更是寥寥无几。王闿运称：“湘人质实，宜不能词，故先辈遂无词家。”[25]王闽运从湘人质实的性格分析了晚清以前湖湘词家零落的原因。晚清民国间，湖湘词坛兴盛，一洗湖湘无词的局面，先后有兰林词社、湘社等文人社团，知名词人有王闿运、杜贵墀、张祖同、易顺鼎、程颂万、王以愍、章士钊、左又宜、张默君、陈家庆等。因此，湖湘词人张祖同、陈锐等有意维护湖湘地域词学，称：“同光间，乡人填词者三家，杨蓬海恩寿、杜仲丹贵墀、张雨珊祖同也。雨珊尝语余曰：‘江浙人舌柔，开口便作崐腔，湘人不能及也。’执是而论，吾湘人之词，将谓优于闽、广人耶。”[26]陈锐从语言发音的角度指出湘人填词将优于闽人和粤人，以此增进湘人填词的信心。与湖湘词人相比，福建聚红榭词社领袖谢章铤尤为用心地维护地域文学传统。其《赌棋山庄词话》地域意识十分强烈，以闽人词作立条目者几占一半，对于保存闽地词学文献居功甚伟。王兆鹏称赞“其书著录清人词作词集甚多，其中部分词集或已湮没不传，赖此知其梗概。研究清词文献，尤当留意此书”[27]。其词学批评亦表现出强烈的维桑之敬的地域文学意识，对于词坛非议闽音填词一事极力辩驳： 闽中宋元词学最盛，近殆欲绝响，而议者辄曰，闽人蛮音舌，不能协律吕。试问“晓风残月”，何以有井水处皆擅名乎？而张元干（长乐）、赵以夫（长乐）、陈德武（闽县）、葛长庚（闽清）诸家，皆府治以内之人，其词莫不价重鸡林。即林岂尘以锁韵扫，此乃用古韵通转，不得以《闻见录》之言而讥诮之也。且今之作词者，将协古乐乎？将协俗乐乎？若协古乐，则吾诚不敢知。若协俗乐，则今日乐部所演习者，大抵老伶伎师随口胡诌之言，何以抑扬顿挫皆可入听乎？古人词不尽皆可歌，然当其兴至，敲案击缶，未尝不成天籁。东坡铁板铜琶，即是此境。作者不与古人共性情，徒与伶工竞工尺，遂令长短句一道，畏难若登天，不知皆自画之为病也。且夫既能词又能知工尺，岂不更善。然与其精工尺而少性情，不若得性情而未精工尺。故不独姜、史轻苏、辛，而苏、辛亦不愿为姜、史也。[28] 谢章铤首先以“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来说明柳永词颇受欢迎，为闽音填词正名，然后从语言学方言古韵通转的角度辨析闽音填词的学理性，最后从性情的角度认为倚声填词应以得性情为准绳，层层递进，既维护了闽地词学传统，又提出了“与其精工尺，不若得性情”的词学主张。谢章铤自觉维护闽地词学传统得到了黄宗彝、陈衍、林葆恒、卓幼庭、陈兼与等福建词人接二连三的响应，丰富了晚清民国的地域词学批评，为闽人填词增强了文化自信。 一般而言，文人结社往往为凝聚文人，增强实力，扩大声势，力争得到文坛的认可。晚清民国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在创作上以浓郁的乡邦情怀描写乡景乡俗，表现地域文化而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时，地域文人社团此种创作视野有意无意或回避或忽略了时代主旋律，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种创作趋势意在疏离文坛主流，自成谱系。在创作之余，地缘纽带型文人社团通过整理地域文学总集、批评和推尊乡贤文人、维护地域文学声誉等，自觉地从理论上建构地域文学传统。这既是对历代地域文学传统的梳理与承续，同时也体现了晚清民国旧式文人在新旧文化、新旧文学冲突时的文化姿态和诉求，在传统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当中寻求自我的身份认同，在保存国粹运动当中对抗新文化与新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值得关注和反思。 注释： [1]罗时进：《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 [2]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5册，第369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3]参见拙作《晚清民国福建词学研究》第二章第三节“聚红榭词社与咸同福建词风”，福建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1册，第311页。 [5]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5册，第13页。 [6]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7]张维屏：《粤东词钞序》，谢永芳校点，沈世良、许玉彬辑《粤东词钞》，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 [8]陈衍：《江上诗钞补序》，谢鼎榕辑《江上诗钞补》，民国二十三年活字印本。 [9]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0]刘熙载：《词概》，《词话丛编》，第37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1]王又华：《古今词论》，《词话丛编》，第60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E.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陈维崧：《陈检讨四六》卷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4]蒋寅称：“从诗史的角度来看，第四期渐变的滥觞我以为是咸丰初爆发的太平天国战争。……整个文学的创作风貌由此而发生转变，由委靡变得激烈。”《清代诗学史》第一卷，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5]陈永正评曰：“下阕抒发感慨，当为鸦片战争而发，末二语一笔宕开，以‘英风烈’三字作结，全篇旨意始见。”《岭南历代词选》，第12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6][17]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6册，第125页。 [18][23]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11册，第159页，第275页。 [19]南江涛编：《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第24册，第5页。 [20]谢永芳：《谭莹的<论词绝句>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2期。 [21]张璋：《历代词话续编》，第550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2]左鹏军：《论诗绝句的集成与绝唱》，《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24]乔力、武卫华：《论地域文学史学的学术源流与学理观念》，《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25]王闿运：《湘雨楼词序》，《湘雨楼词》，光绪刻本。 [26]陈锐：《袌碧斋词话》，《历代词话续编》，第135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7]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第43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28]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五，《词话丛编》，第3388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作者简介：袁志成，湖南城市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晚清民国文学研究所。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13CZW061)和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词集序跋文献整理与研究”(14YBA071)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