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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创作齐梁体诗歌数量较多，且自盛唐至唐末代不乏人，然而后人对唐之“齐梁体”诗体特征之认识存在着不少误区，有人将唐“齐梁体”诗律视同齐之“永明体”[1]，也有人将杜甫所作之“吴体”、白居易所作“格诗”径认为是“齐梁体”[2]，更有人将有唐一代各时期“齐梁体”诗歌混一论之[3]。我在全面考察唐人齐梁体作品和相关诗格著作的基础上，发现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诗情况较为复杂，其诗体内涵和外延存在着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此文将主要考察和辨析盛唐时期齐梁体诗的诗律特征及相关体式问题，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岑参“效齐梁体”的格律特征 现存初唐诗文中并无“齐梁体”这一称号，这可能是因为初唐诗尤其是沈宋之前的五言新体诗，在诗歌格律、章法等方面，与以永明体、宫体为代表的齐梁诗一脉相承，尚未形成全新的独特的诗体特征。就五言诗律而言，直到武周朝后期元兢发明“调声三术”，再经沈佺期、宋之问奉之为“律”并加以普及推广，才形成有别于永明体、齐梁诗的一种新诗体——“沈宋体”或“律体”。[4]崔融《唐朝新定诗格》[5]一书的出现，似乎表明武周朝末年人们已认识到“沈宋体”这种新诗体在格律体系上与永明体、齐梁诗之区别。[6] 唐诗中现存最早的“齐梁体”作品约产生于天宝前期，此时距“沈宋体”、“律体”成立之中宗神龙、景龙（705—710）年间已有三、四十年了。这就是岑参创作的《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7]： 盈盈一水隔，平平仄仄仄，平平入上入，b 寂寂二更初。仄仄仄平平。入入去平平。A bA 波上思罗袜，平仄平平仄，平去平平入，a 鱼边忆素书。平平仄仄平。平平入去平。B aB 月如眉已画，仄平平仄仄，入平平上去，b 云似鬓新梳。平仄仄平平。平上去平平。A bA 春物知人意，平仄平平仄，平入平平去，a 桃花笑索居。[8]平平仄仄平。平平去入平。B aB[9] 那么，岑参这首“效齐梁体”作品到底有何诗体特征呢？ 从诗歌声律方面看，此诗系句联粘对合律之五言粘式律，虽然诗中也犯有平头、蜂腰、鹤膝等声病。其中2次平头病（波、鱼，春、桃）均是一联中一、六字同平声，永明以来未为巨病。2次蜂腰病（边、书，花、居）均系句中二、五字同平声，更是梁陈以后渐增的B式律句难以避免，故皆可不计。稍可注意者是此诗连犯2次鹤膝病（隔、袜同入声，画、意同去声），然鹤膝病在初盛唐五言新体诗尤其是五言律诗中并不鲜见，即使精通诗律如沈佺期、宋之问者亦不能免。据《全唐诗》统计，宋之问169首五言律诗（含五绝和五排）中犯鹤膝病41次，病犯率为8.28%（41/495）[10]，单篇鹤膝病犯2次者也有《汉江宴别》、《宿清远峡山寺》、《端州别袁侍郎》、《和姚给事寓直之作》、《入泷州江》、《灵隐寺》、《游云门寺》等多首；沈佺期128首五言律诗（含五绝和五排）中，犯鹤膝病25次，病犯率为4.71%（25/531），单篇鹤膝病犯2次者有《奉和晦日驾幸昆明湖应制》、《登瀛州南城楼寄远》、《夏日都门送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移禁司刑》、《赦到不得归题江上石》等5首，《答魑魅代书寄家人》、《哭道士刘无得》两诗犯鹤膝病均达3次。《全唐诗》卷二百所录岑参169首五律中共犯鹤膝病149次，病犯率为29.39%（149/507），单篇犯鹤膝病2次以上者多达32首，占其全部五律的18.93%（32/169），单篇犯鹤膝病3次（即五律每联第五字均同声）者竟然也有5首。所以岑参此诗在诗歌声律方面与初盛唐其他五言律诗并无明显不同。 邝健行曾认为，“岑参诗全合近体格调，可知他心目中的‘齐梁体’，只从风貌内容说的”[11]。我认为，虽然岑参此诗在声律方面与唐人近体五律无异，不过其“齐梁体”特征，不只是表现在风貌内容方面，还体现在章法和辞藻方面，即通篇用偶对的写法、绮秀的笔触表现寄闺、赠妇之情。 自汉代以后，表现夫妇之情的五言诗佳作迭出，其中赠妇诗、寄闺诗亦有不少，然魏晋之作尚多承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之余风，遣词素朴，不拘对属，语与情起，多散起散结或对起散结，唯二、三韵短篇中偶有通篇对仗者。刘宋诗坛通篇对仗者渐多，元嘉三大家中，颜延之五言诗无通篇对仗者[12]；谢灵运92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有6首，占6.52%；鲍照165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20首，占12.12%。到齐梁时，伴随着永明声律说的产生，永明体诗中通篇对仗者数量激增。首先是齐永明体代表作品五言二韵之小诗——《永明乐》绝大多数通篇对仗，如王融《永明乐》10首均通篇对仗，谢朓《永明乐》10首中8首通篇对仗，沈约《永明乐》存诗1首，也是通篇对仗。在这种创作新风的影响下，齐梁时篇幅较长的五言新体诗中通篇对仗者也逐渐增多。如谢朓141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18首，占12.77%，其中四韵及以上者10首，占通篇对仗诗的55.56%；王融83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34首，占40.96%，其中四韵及以上者13首，占通篇对仗者38.24%；沈约156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42首，占26.92%，其中四韵及以上者13首，占通篇对仗诗的30.95%；萧子良现存五言诗4首，皆通篇对仗，四韵以上1首，占25%；萧纲250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56首，占22.4%，四韵及以上者28首，占通篇对仗诗的50%；庾肩吾85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32首，占37.65%，四韵及以上者15首，占通篇对仗诗的46.88%；萧绎107首五言诗中，通篇对仗者18首，占16.82%，四韵及以上者7首，占通篇对仗者38.89%。对于当时这种累对成章的写作风气，萧子显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有所论及： 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 不过萧子显此论反对的主要是通篇堆砌典实、事类相对的艰涩诗风。他本人也有不少通篇对仗之作，如《南征曲》（二韵）、《桃花曲》（二韵）、《树中草》（二韵）、《侍宴饯陆倕应令》（四韵）等作品，虽然通篇对仗，不过皆体现了他所倡导的“言尚易了”、“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13]的艺术特点。与萧子显类似，齐梁其他诗人的一些作品也是通篇对仗，但是由于对法多变，用语清新，音韵天然，有的甚至达到了“圆美流转如弹丸”[14]的绝妙诗境，就成为齐梁诗中的佳制、后人眼中齐梁诗的代表。如，陈徐陵《玉台新咏》、清沈德潜《古诗源》、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张玉穀《古诗赏析》、王士禛《古诗笺》、王闿运《八代诗选》等选集，及隋唐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所录齐梁五言诗中都有相当比例的通体对仗之佳作，盛唐人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部分所举梁代诗人何逊《伤徐主簿》诗三首也全为通篇对仗[15]。不过，齐梁人较喜采用的这种通篇对仗的写法，在入唐后却渐为人所摒弃。初盛唐人所写五言新体诗更喜采用对起散结的章法，其次是散起散结和散起对结。兹仅据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五十六至卷六十三所选初盛唐五律进行分析统计，制成各卷通篇对仗之作比例对照表，以窥其演变之迹： 表1
由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到盛唐时期，人们在创作五言律诗时，已基本放弃通篇对仗的写法[16]。因此，在整个中古五言诗发展史上，齐梁显然是通篇对仗作品最为集中的时期，而通体对仗也就成为齐梁诗歌一个比较鲜明的诗体特征。在岑参本人现存169首五律中，通篇对仗者除了《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外，也只有《苗侍中挽歌二首》（其一）1首： 摄政朝章重，持衡国相尊。 笔端通造化，掌内运乾坤。 青史遗芳满，黄枢故事存。 空悲渭桥路，谁对汉皇言。 此诗虽然通篇对仗，然系挽歌，风格颇似萧子显所批评过的典重肃穆之作，与占齐梁诗坛主流的清绮佻巧之作风格迥异。而《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如纪昀所云“忆所当忆”，性发自然，“乃尔缠绵”[17]，而且首联叠字对起，用语素朴清新，中二联连用闺中四物写伉俪相思，亦无冶荡靡艳之气，尾联复取春物之荣反衬索居之苦，构思亦巧，加上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就使得整首诗的章法和风格既与古直朴质之汉魏古诗有别，亦与盛唐其他一些直抒情性、出语天拔之作异趣[18]，充分体现了唐人所称的齐梁诗“联组擅秀”[19]、映带绮互、“佻巧小碎”[20]的艺术特点。 所以，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之“效齐梁体”非止效齐梁闺怨诗哀思绵邈之诗情、诗境，亦仿效了齐梁诗多通篇对仗、辞藻绮秀之章法和体式。 二、“齐梁调诗”与“齐梁调声” 现存盛唐诗学著作中论及齐梁诗的只有旧题王昌龄著《诗格》[21]，日僧遍照金刚著《文镜秘府论》时曾引此书“齐梁调诗”一目： 齐梁调诗 张谓《题故人别业》诗曰：（五言）平子归田处，园林接汝𣸣。落花开户入，啼鸟隔窗闻。池净流春水，山明敛霁云。昼游仍不厌，乘月夜寻君。 何逊《伤徐主簿》诗曰：（五言）世上逸群士，人间彻总贤。毕池论赏诧，蒋径笃周施。 又曰：一旦辞东序，千秋送北邙；客箫虽有乐，邻笛遂还伤。 又曰：提琴就阮籍，载酒觅扬雄；直荷行罩水，斜柳细牵风。[22] 学界大多认为这四首诗体现了唐人对“齐梁调诗”的一种认识[23]，然而我觉得，不能仅凭此处“齐梁调诗”四字就判定这四首诗是王昌龄《诗格》所认为的“齐梁调诗”，因为《文镜秘府论》“齐梁调诗”四字在遍照金刚所编另一著作《文笔眼心抄》中有异文，作“齐梁调声”。 据遍照金刚《书刘希夷集献纳表》，王昌龄《诗格》是他亲自从中国带回日本并极其珍视的一部诗学典籍[24]，所以他在编《文镜秘府论》及其节抄本《文笔眼心抄》时，都曾从中大段摘引有关诗律、诗法的文字。而《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一节中“齐梁调诗”这一部分，也曾被遍照金刚编入《文笔眼心抄》三《十二种调声》一节中，但是两书标目、文字及所举之诗例并不全同，而是互有详略（见表2）： 由此对照表可知，《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一节中小目“齐梁调诗”四字，在《文笔眼心抄》三《十二种调声》一节正文中作“齐梁调声”，目录中作“平头齐梁调声”、“侧头齐梁调声”。回过头来再看《文镜秘府论》正文“齐梁调诗”前后两部分的标目亦分别是“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和“七言尖头律”，与《文笔眼心抄》三《十二种调声》目录“齐梁调声”之前“五言平头正律势尖头”、“五言侧头正律势尖头”，以及之后的“七言平头尖头律”、“七言侧头尖头律”正相符合，只不过《文镜秘府论》的标目是分别将五言诗、齐梁诗、七言诗的平头、侧头两种调声方法二合一了。二书相较，《文镜秘府论》收录资料较全面，诗歌理论、诗文作法均有收录，然较注重理论阐释；《文笔眼心抄》总体看来较简明，然更注重诗文之作法和格律，故在诗律、诗格的分类方面反而比《文镜秘府论》更细致。通过这一番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声》一节正文标目“齐梁调诗”四字应与《文笔眼心抄》正文标目相同，系“齐梁调声”四字之讹写。所以王昌龄《诗格》此处标目之原文当为“齐梁调声”，其中“调”不是名词，不读去声，而是动词，应读平声。“齐梁调声”者，齐梁体诗调谐声律之术也，系“平头齐梁调声”与“侧头齐梁调声”之统称。因此，王昌龄《诗格》并未论及什么“齐梁调诗”，宋人严羽及近现代学人据之认为盛唐有所谓“齐梁调诗”，显然是未能厘清王昌龄《诗格》原文后的误读，此论今可休矣。 不过，王昌龄《诗格》中虽然并无“齐梁调诗”一词，其下所举张谓、何逊之作更不是所谓的“齐梁调诗”，但是因为王昌龄例举诸诗是想说明齐梁体诗独特的调声方法，所以我们仍可从中分析出盛唐人对齐梁体诗声律格式和调声法的一些认识：  题故人别业[26] 张谓
伤徐主簿 何逊 其一
其二
其三
从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二书所引内容看，王昌龄《诗格》将这四首诗标为“齐梁”，与其他五七言“律”加以区隔，说明王昌龄已经认识到齐梁诗的调声方法与唐代五七言近体诗律是有分别的。如果用王昌龄所总结的调声方法来分析的话，张谓《题故人别业》和何逊《伤徐主簿》其一、其二首句第二字均为仄声，应该用的都是“侧头齐梁调声”术；何逊《伤徐主簿》其三首句第二字为“平声”，用的则是“平头齐梁调声”术[27]。这与《文镜秘府论》和《文笔眼心抄》在后文所引元兢发明的“换头调声”、“护腰调声”和“相承调声”等近体诗律“调声三术”是有显著区别的。如果再用近现代学者总结出的五言诗律格式分析，张谓《题故人别业》和何逊《伤徐主簿》其一、其二，都是由aB、bA联组成的五言粘式律，句、联均与永明体诗律相合，与近体诗律亦合；何逊《伤徐主簿》其三则是由两个bA联缀合而成的五言对式律，句、联与永明体诗律和近体诗律均合，联间缀合方式则与五言近体诗律明显不合。不过由于齐梁永明声病理论对五言诗联间组合关系并无明确规定[28]，王昌龄《诗格》所举诸诗旨在说明齐梁体之调声方法，其中何逊有两首诗虽为粘式律，然只能说明与近体诗律暗合而已。 从诗律角度看，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部分告诉我们，盛唐人已经总结出齐梁体诗联内调声的两种方法，即首句第二字用平声、第二句第二字用仄声的“平头齐梁调声”术，和首句第二字用仄声、第二句第二字用平声的“侧头齐梁调声”术，这两种调声术均可有效避忌永明声病说中的“平头”病。这应该是近体诗律成立之后，盛唐人尝试用新的诗学理论和创作思维对永明体、齐梁诗格律特征的一次新审视、新规范。而且，王昌龄《诗格》所总结的齐梁诗这两种调声法，与沈约永明病犯说相比，在理论思维方式上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沈约病犯说虽然也是一种诗歌写作规范，然而在创作思维上是消极避忌法，而王昌龄可能是受到元兢近体诗律“调声三术”的启发，然后根据八病中最为重要的“平头”病的避忌规则，总结出了齐梁诗创作中的这两种积极调声法。当然，王昌龄《诗格》所言的这两种“调声术”与初唐元兢发明的“换头术”也有区别，即王昌龄这两种“调声术”只限于一联之内，强调上下句之间“对”的关系，并未涉及联与联之间的关系，而元兢“换头术”则扩展到全篇。二者虽原理近似，然分属永明体和近体两个诗律体系。因而王昌龄《诗格》将之一标为“齐梁”，一称之为五七言“律”，是很符合二者各自格律特征的。 三、“吴体”非“齐梁体”辨 吴体诗系杜甫首创，大历二年（767）他在夔州写了一首《愁》诗，题下注云：“强戏为吴体。”后来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及宋、明、清多位诗人均仿杜甫此诗创作了一些吴体诗。邝健行认为杜甫所作这首吴体诗实际上就是唐代其他人所作、所论之“齐梁体”，二者体式相同，且谓“他用‘吴体’不用‘齐梁体’之名，不一定要有特别含意”。[29]对于吴体的起源和诗体特征，我将于另文中展开较为细致的考察，此处不赘。下面只就邝健行“吴体”即“齐梁体”这一观点提出我的不同看法。 就现存材料看，“吴体”和“齐梁体”这两种诗体之称号虽然都产生于盛唐时期，但是杜甫之吴体诗《愁》与岑参所作、王昌龄《诗格》所论之“齐梁体”，在体式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
从杜甫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一）杜甫此诗为八句之七言诗；而盛唐人所仿、所论齐梁体诗无一例外均是五言诗，二者体式明显不同。（二）杜甫此诗句律、联律和联间均与标准的七言近体诗律不合，系有意创作的拗律，其中只有尾句“人经罢病虎纵横”，是标准律句A式句“平平平仄仄平平”；而盛唐人所仿、所论齐梁体诗之句、联均与近体诗律相合。（三）杜甫此诗虽然诗律拗峭盘硬，然写法和声律仍属七言近体诗律体系，是七言拗律；而盛唐人所效、所论之“齐梁体”诗虽声律多与五言近体诗律相合，然其所依遵的却非近体诗律，而是永明诗律。所以，就杜甫创作《愁》诗所处的盛唐后期而论，“吴体”与“齐梁体”显然分属两个不同性质的诗律体系，是两种不同的诗体。 在杜甫之后，唐末诗人皮日休、陆龟蒙曾模仿杜诗创作了8首“吴体”诗[31]，即陆龟蒙的《新秋月夕，客有自远相寻者，作吴体二首以赠》、《早春雪中作吴体寄袭美》、《独夜有怀因作吴体寄袭美》、《早秋吴体寄袭美》，皮日休的《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奉和鲁望早秋吴体次韵》。可注意的是，他们二人还写过4首“齐梁体”诗，即陆龟蒙的《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齐梁怨别》，皮日休的《寄题天台国清寺齐梁体》、《奉和鲁望齐梁怨别次韵》。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皮陆这两种诗体的诗律情况（见表3）：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皮陆之吴体与齐梁体在格律方面的异趋之处：  首先，皮陆吴体诗，均为七言八句，押平声韵[32]，首句不入韵；而皮陆诸“齐梁体”诗虽然也是七言诗[33]，然均为七言四句，押仄声韵，且首句入韵。二者之篇幅、韵式具有显著之差异。 其次，皮陆吴体诗在句律、联律及联间粘缀关系等方面既与近体诗律大异，又与永明诗律不合。皮陆吴体诗8首64句中，标准律句只有《新秋月夕，客有自远相寻者，作吴体二首以赠》其一“杉篁左右供余清”（平平仄仄仄平平，A式句）这1句，其余均为拗句和非律句；32联中连1个标准律联也没有，均为拗对和非律联；联间完全相粘6次，占25%（6/24），可见皮陆之吴体诗在诗律方面与近体诗律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再用永明诗律来考察[34]，皮陆之吴体诗有39个永明律句，占60.94%；8个永明律联，占25%；就通篇而言，只有皮日休的《奉和鲁望独夜有怀吴体见寄》这1首较合永明体篇式（全诗只有最后一句“楠瘤作樽石作垆”二、四、七字均为平声，与永明句律不合，其余句、联及联间均合永明律），占12.5%（1/8），显然皮陆之吴体诗与永明诗律也不合。而皮陆齐梁体则不仅与永明诗律相合程度甚高，而且与近体诗律亦较相合。这4首齐梁体作品中，全合永明诗律的律句共15句，占93.75%（15/16），只有陆龟蒙《齐梁怨别》中“寥寥缺月看将落”这句四、七字均为入声，与四声分用之永明句律不合，然此诗押入声韵且首句入韵，所以齐梁及初唐人并不认为这种联式不合律；其中标准永明律联有4联，如果再加上因首句入韵而句尾同声的那4个首联[35]，则这四首作品8联百分百合乎永明联律，这足可证明皮陆之齐梁体作品确是依遵永明诗律而创作的。如果再用近体诗律来衡量，皮陆之齐梁体诗拗峭程度也不甚严重，其中标准律句10句，占62.5%，倘若再加上唐人七律中十分常见的特拗句“仄仄平平仄平仄”[36]和a’式句“仄平平仄仄平仄”（系a式句“平平仄仄平平仄”的变式），则百分百合乎近体句律；其中标准律联3联，占37.5%（3/8），合律程度也明显高于皮陆之吴体诗；皮陆4首齐梁体诗中联间完全相粘2次，占50%（2/4），更比其吴体诗合乎近体诗律。可见，皮陆之齐梁体完全是按照永明诗律而创作的，吴体诗则并非依遵永明诗律而作，只是七律拗体之一，二者从诗律上看了不相干。 另外，由于皮陆之齐梁体与吴体诗律体系不同，所以二者与近体诗律相左之法和程度亦迥异。皮陆在创作齐梁体诗时，只是按照永明诗律来调谐句联声律的，其中句联与近体诗律相合处较多，是永明诗律与近体诗律本来就存在很大的相通性使然，所以与近体诗律相左处并无规律和方法可言，自不能视为七律拗体。但吴体诗则不然，它虽是七律之拗体，却是其中特殊的一种。清人纪昀曾对杜甫《愁》诗下一评语： 此四首（指《愁》、《昼梦》、《暮归》、《早秋苦热堆案相仍》。——晓勤按）“吴体”全不入律，与前首（指《题省中院壁》。——晓勤按）用拗法者不同。[37] 近人郭绍虞亦云： 拗体必须用拗句而同时兼拗对或拗粘，而接近民歌的这才成所谓吴体。[38] 也就是说吴体是通首拗句、拗对和拗粘，是通篇全拗的一种拗体[39]。从上文声律分析结果看，无论是盛唐杜甫《愁》诗，还是唐末皮陆所作诸吴体诗，确都具有这样的诗格特点。相较而言，皮陆所作齐梁体诗中属于近体诗律的变格之处就少得多。如果用郭绍虞“拗格”、“拗体”的说法来加以区分的话，皮陆“齐梁体”诗因变格之处较少，庶几可算“拗格”，“吴体”则因通篇皆拗，已然“从量变到质变”进为“拗体”了。[40] 总之，无论是在杜甫所处的盛唐，还是在皮陆所处的唐末，吴体与齐梁体之诗律特征均有显著差别，二者绝非同一诗体。加上唐人在作诗、论诗时也从未将“吴体”与“齐梁体”相混等同，所以我们就不能把杜甫《愁》诗当作分析盛唐“齐梁体”格律特征的样本。 综上，盛唐人已从章法和调声术等方面将齐梁体与五、七言律体初步区隔开来，不过盛唐创作此体的诗人却寥寥无几，只有岑参和张谓两人有齐梁体诗传世。我认为，造成盛唐人不太热衷齐梁体的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其中诗体方面的客观原因可能有三个：首先，齐梁诗中常见的通体对仗的章法确实比较单调，假物比象的写法更有令人有隔膜之感，很难真切、深刻地表达出盛唐人的情志。其次，齐梁诗应遵守的病犯规则也没有近体诗的调声术那么简明易学；再次，当时近体诗律和作法刚刚普及不久，正是诗坛流行的新诗体，人们尝试、揣摩和发展各种格律的热情正高。但是，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初盛唐诗人对齐梁诗的内容风貌和声病格律多有反感甚至批判的诗歌审美态度使然。如唐初魏徵等史臣在《梁书》、《周书》、《陈书》、《南史》及《隋书》等史书传论、传序、志序中均将齐梁诗文斥为亡国之音，初唐四杰之卢照邻、王勃也分别在《南阳公集序》和《上吏部裴侍郎启》等文中继起而攻齐梁诗风，陈子昂、卢藏用则或谓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41]，或谓宋齐以后“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42]。到盛唐时期，人们虽然对齐梁某些诗人如谢朓、何逊、庾信等人的创作成就有所肯定，但是对齐梁诗歌的绮艳风貌和严苛声病仍以斥责态度为主。如李白曾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43]杜甫对齐梁诗风之弊也深有认识：“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44]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云：“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论曰：“齐梁陈隋，下品实繁，专事拘忌，弥损厥道。”[45]颜真卿亦谓齐、梁、陈三朝“既驰骋于末流，遂受嗤于后学”[46]，元结更是对齐梁陈隋诗风大加挞伐：“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伤于雅正。”[47]可见自唐初直至盛唐后期，诗坛都是以否定批判齐梁绮靡之诗风、严苛之诗律为主。在这样的创作和批评环境中，自然就不会有多少人来仿效齐梁诗歌体式了。后来由于社会风气和审美趣味的转变，中晚唐渐有不少人肯定欣赏齐梁之清丽、绮艳之风，“齐梁体”诗歌才于大和、开成年间开始兴起，并于唐末蔚成一时风气[48]。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二，集部四十五，《六朝声偶》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47页。 [2]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诗赋与律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3]赵执信：《声调谱》“齐梁体”，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40页。 [4]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9页。 [5]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又引作“崔氏《新定诗体》”。 [6]张伯伟在《〈唐朝新定诗格〉题解》中就认为：“据《文镜秘府论》所引《唐朝新定诗格》的内容，计有‘十体’、‘九对’、‘文病’、‘调声’诸节，除‘调声’直承沈约之说以外，其余均唐人议论，与元兢《诗髓脑》颇为接近。所谓《唐朝新定诗格》，大概也是相对于齐、梁时代而言的。”参见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7]此诗题《全唐诗》作《夜过盘石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李嘉言《岑诗系年》（《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系此诗于天宝五六年间（746、747），陈铁民《岑参年谱》（《岑参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系此诗于天宝五年之前十年间。 [8]此诗文本据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第14页。 [9]本文诗歌格律分析所标注句式、联式，参见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版，第74—75页。其中加“’”号者，为其变式，标“!”者为非律句。 [10]本文鹤膝病的犯率的计算，不是以鹤膝病出现次数除以作品总数，也不是以犯鹤膝病篇数除以总篇数，而是用了一个更为精确的公式：鹤膝病出现次数÷﹙联总数－诗总数﹚=鹤膝病犯率（百分比）。这是因为五言诗中的鹤膝病是两联之间的病犯，其在每首诗中出现的概率应是联数减1，在一定数量诗中出现的概率应是联总数减诗总数。 [11]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载《诗赋与律调》，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8页。 [12]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分析、统计。 [13]《南齐书·文学传论》。 [14]《南史·王筠传》：“（沈约）又于御筵谓王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后来独步。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 [15]详见下文。 [16]不过初盛唐七律诗中通篇对仗者仍较多。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曾列有“律诗彻首尾对”体，自注云：“少陵多此体，不可概举。”胡鉴注引杜甫七律《登高》诗为证，郭绍虞则举初唐诗人宗楚客七律《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诗》为例，称宗氏已有此体，且云“世谓宗楚客体”。（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3、91—92页）而岑参此诗系五言律诗，五律中通篇对仗也即严羽所称“彻首尾对”者，自唐初以来就渐少，盛唐更是寥寥可数，与七律情况大不相同。 [17]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卷七，此诗后纪昀批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8]如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与岑参诗同属思闺之作，然只有腹联用语绮丽，对仗工巧，余香艳之气；就整体而言，则韵转天然，语逐情生，诗境清空，无齐梁之绮丽风习。 [19]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38页。 [20]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第2235页。 [21]学界大多认为，王昌龄生前曾著有传授诗律、诗法之作，时当在任江宁丞之时，后门人整理成书，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中所引王氏论文语，应出于王昌龄《诗格》。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124页。 [22]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1—142页。 [23]参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43—145页，注1中所引诸说。 [24]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前言》，第3页。 [25]表中括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26]此诗《全唐诗》失收，文本据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41页。 [27]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引任学良语：“平头者，句首第二字为平声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所言极是。则“侧头”者，当指句首第二字为侧（仄）声也。日人中泽西男《冠注文笔眼心抄补正》云：“《论》（指《文镜秘府论》——晓勤按）在张谓诗之外还举了三首例诗，其中一首为平头，其他二首为侧头，内容反而符合《眼心抄》‘目录’。”（遍照金刚撰、卢盛江校考：《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第1983页，注2）《文笔眼心抄》在“齐梁调声”条下只抄了张谓诗、略去或漏抄了何逊三诗，反而使得这部分标目与例诗不符。 [28]八病说中只有“鹤膝”病涉及两联之间的关系，但严格避忌鹤膝病并不能对联间关系有明确限定。 [29]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诗赋与律调》，第57页。 [30]此诗文本据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9页。仇注云“罢”音疲，“纵”平声。 [31]下文所引皮日休、陆龟蒙诗皆据《全唐诗》。 [32]后来宋元明清人所作之吴体诗亦皆为七言八句，押平声韵。 [33]唐之“齐梁体”由五言体式扩为五言、七言均具，是从晚唐开始的，韦縠《才调集》所选温庭筠《春晓曲》是较早的一首七言齐梁体作品。 [34]虽然永明声病说起初是为五言诗而提出的，但七言可视为五言句首加二字（参见王力：《汉语诗律学》，第75页），所以仍可用永明诗律来衡量七言诗之合律程度。 [35]此种联式齐梁至唐均极常见，虽有犯“上尾”病之嫌，然自梁至唐，人们大多不视为病犯，参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上尾”条。 [36]王力则认为此句式为律诗中平仄的特殊句式，“因为这种形式常见到那样的程度，连应试的排律也允许用它。实在不很应该认为变例（叫做‘特殊形式’也是不得已的）”（《汉语诗律学》第108页）。笔者把它叫做C式句，前人视之为拗句，笔者认为实可算作律句。 [37]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五“拗字类”，杜甫《愁》诗后评语，第1116页。 [38]郭绍虞：《论吴体》，《照隅室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编，第462页。 [39]郭绍虞《论吴体》认为：“即就通篇全拗而言，也有用民歌调与用古调之别。所谓吴体则是拗体中接近民歌之格。”《照隅室古典文学论文集》下编，第462页。 [40]郭绍虞：《关于七言律诗的音节问题兼论杜律的拗体》，《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第516页。 [41]陈子昂：《修竹篇序》，陈子昂著，徐鹏校：《陈子昂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第15页。 [42]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陈子昂著，徐鹏校：《陈子昂集》附录，第260页。 [43]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条引，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页。 [44]杜甫：《戏为六绝句》，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一，第900页。 [45]殷璠：《河岳英灵集》，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108页。 [46]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全唐文》卷三三七。 [47]元结：《箧中集序》，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第299页。 [48]请参拙作《唐开成年间齐梁格诗考论》、《论温李齐梁体诗歌》等系列论文，待刊。 [作者简介]：杜晓勤，男，江苏如皋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