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版本、译本和文本研究，构成了这部伟著在世界传播、被广泛解读的复杂系统。从目前资料来看，对这三者的分别研讨，代有其人，著述纷陈，而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红楼梦》译本和《红楼梦》研究关系的论文或专著却较为罕见。然而，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过程贯穿着对翻译对象——从原著版本、文本内涵，到作者生平、写作背景，直到相关的文化习俗等等——不断深入的研究，其间也必然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把翻译活动当作一项特殊的学术性研究，还是只把它看成一种语言转换技巧，正是优秀的翻译家和一般译者、低级译手的区别所在。因此，一部优秀的译著，无论是遵循等值理论还是等效原则，采用异化方式还是归化策略，所包含的都不会只是原始文本的信息，一定还包含了许多相关的学术信息以及译者独到的领悟，再加上源语和译语不同文化内涵的转换、交融或替代，实际上使译著成为原作的一个新的版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把翻译称为一种“创作”。而当这个“新的版本”进入学术视野，当学者凭借或兼采这个“版本”研究原著时，就有可能做出新的解读，从而构成对原著意义的“再生产”。从学术史来看，在文化交流的最初阶段，当异国语言不仅对一般读者、而且对大多数学者也还是一道文化栅栏的时候，这个“新的版本”往往被视为具有“原版”的意义。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原著”的研究，也受到译本忠实程度或误读程度的制约。而随着文化交流和语言交流的发展，直接对原语原著的研究以及兼采译本的对照研究都逐渐深入，又会推动翻译的精良化。精良的译本包含了更多的学术信息，同时再精良的译本与原著之间的文化差异仍不会消失，对这部著作的再生产性解读也不会停止。考察这一过程时，缺少了任何一环及其联系，对当今红学的全息图像来说，都有碍其丰富和完整。
美国红学与中国国内红学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国学者所依据的文本除了抄本、刻本、影印本、中文排印本外，还有英译本。甚至到上世纪60年代，通晓中文的美国学者也还不多，所以美国早期《红楼梦》评论根据的大多是英译本而不完全是原著。即使70年代后，也还有主要依据或兼用英译本的，而且所用译本也不同，它们也会影响美国的红学研究[1]。因此，本文以《红楼梦》英译本和美国红学的互相影响和接受为研究对象，探讨它们交替推进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王际真译本与六十年代美国红学的兴起
美国人知道《红楼梦》这部小说似乎并不晚，但最初了解较为肤浅，介绍也未称详实。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年出版《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被称为“当时美国研究中国最早最具权威的著作”[2]，已经注意到《红楼梦》的存在与影响。但是，卫三畏认为，“《水浒传》和《列国志》是写得最好的两部作品”，并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介绍，而对于《红楼梦》却仅仅一笔带过：“其中最流行的小说是《红楼梦》，但遭到不少反对。”[3]
此后大约半个多世纪之久，对《红楼梦》的认识在美国几乎归于沉寂。直到王际真（Chi-Chen Wang）着手把《红楼梦》译成英文，才渐渐激发起普通读者甚至是专业学者的兴趣，为美国红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4]所以沈从文认为，“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十八世纪中国著名小说节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5]
王际真，原籍山东桓台，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前身），192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辛及哥伦比亚大学，曾任纽约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东方部职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持哥大东亚系达二十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6]。
1929年，王际真英文节译本《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由纽约道布尔戴出版公司（New York: Doubleday）和伦敦劳特莱基出版公司（London : G. Routledge）出版，共三十九章，371页，由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作序。此本多次重印，在英语读者中颇有影响。1958年，王际真又由纽约特怀恩出版公司（New York : Twayne Publishers）出版《红楼梦》（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英文增订节译本二版。增为六十章，将前八十回节译成五十三章，后四十回节译成七章，共574页，由马克·范·多伦（Mark Van Doren）作序。
王际真《红楼梦》英译本的出现，是有红学发展背景的。上世纪20年代，正值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兴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被重新评估。王际真1929年初译本诞生于胡适新红学之后，颇受其学说之影响，推崇胡适提出的“自传说”。阿瑟·韦利在序言中说：《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大团圆结局；一切现实主义小说，当然都是自传体小说，而《红楼梦》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这段话道出了英、美两家公司重视和出版英译《红楼梦》的理由，而这个评价和认识显然也源自胡适。1958年的增译本诞生于胡适来美之后，更受胡适亲炙。1950年胡适曾将甲戌本借给王际真参考，[7]1951年又送给王际真一套甲戌本的缩微影片。这对增译本产生了三方面影响：一，内容增加，1958年的增译本比1929年的初译本内容几乎增加一半；二，更加重视曹学，进一步考证了曹家的家谱，康熙、雍正年间的历史背景和高鹗的续书情况；三、有助于增译本情节取舍和文字处理的优化。如1929年初版时把“此开卷第一回也”混入正文，这是沿袭高本而造成的。王际真声明：
In the Kao version this is erroneously printed as part of the text. I made the same mistake in my first translation, published in 1929, as I had only the Kao version to work with”. [8]（在高本中，评论被错误地当作正文的一部分印刷。在发表于1929年的初版译著中我犯了相同的错误，因为当时我只有高本可用。）
1958年增译本根据甲戌本订正了这个失误。在对后四十回的处理上，王际真从后四十回中节译七回，这七回主要内容分别是颦卿绝粒、宝玉失玉、黛玉病死同时宝钗出阁、贾府被抄、凤姐惨死、宝玉出家与袭人改嫁，而这些恰恰都是胡适对后四十回特别欣赏的部分[9]。
王际真1958年译本问世之后，对美国红学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后产生一系列研究论文，形成美国红学的初兴期。普利策奖得主马克·范·多伦[10]的序言，就是一篇自有见地的《红楼梦》比较研究论文。此后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1966年，弗雷德里克·P·布兰道尔（Frederick P. Brandauer）在《景风》（Ching Feng）第九卷第三期发表《<红楼梦>中的某些哲学含义》（Som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ng-Lou-Meng）。1967年，沃尔特·G·兰洛伊斯（Walter G. Langlois）在纽约《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第十一卷上发表《<红楼梦>、<大地>和<人类的命运>：中国社会变迁的编年史》（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Good Earth, and Man’s Fate: Chronicles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1968年，安吉拉·荣格·帕兰得里（Angela Jung Palandri）在纽约《东西方文学》（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第十二卷上发表《<红楼梦>中的妇女》（Wome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此期论文用的《红楼梦》版本都是王际真本。当时可得的英译本只有王本和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译本[11]，但是麦本是一个从德文再译成英文的转译本。我们知道，同样内容，即使用同种语言三人口耳复述也会出现变形和偏差，又何况是用三种语言：中——德——英进行接力传递呢？而且麦克休姐妹译本仅“选译了《红楼梦》全书内容的五分之一”，“学界对其评价不高”。[12]因此美国研究者选择从中文直接译为英文的王本，是更为合理的。
不过，这批研究者虽仍受胡适很深影响，却并不囿于胡适所开拓的两条道路——作者与版本，而是投向了《红楼梦》的文本，开始注重《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神话框架、儒家理念和妇女新观，从而表现出和中国红学不同的走向，初步显现了美国红学的一些特色。这一趋势，固然由于美、中两国文化背景、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有很多不同，但此外也与他们所依据的版本——王际真译本有关。
王际真译《红楼梦》虽然推动了美国红学，但本身不是为红学而翻译的，并不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可靠、最接近原著的史料性文本为目的。王译本受商业运作影响，目标是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在20世纪初，西方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认识极少，美国的出版商为了英美读者的需要，就向王际真提出两条翻译原则，第一，只保留小说中的爱情线索；第二，突出两个特色：异国风情和传奇色彩。由此也造成王译本两个特点：
第一，按照畅销书出版要求，译者对原文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和改编，“译本节缩之法，以宝黛情史为主，外此枝叶，多从删汰，惟能显示中国之风俗习惯为西人所欲知者，则亦留存，如秦氏之丧是。”[13]因此，与麦本一样，王本也是一个节译本。1929年版仅包括一个楔子和三十九章，删节较多。1958年版虽然增译到60章，但相对于《红楼梦》120回仍是一个节本，每一回也多有删节。节译本不能视为仅仅是对原作进行了压缩，实际上，选择哪些章节译，哪些章节不译，本身就体现了译者的审美倾向和读者预期。20世纪60年代，张爱玲在美国中西部进行研究工作时，曾调查过美国大学生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结果显示：“知道《红楼梦》的学生倒不少，都以为跟巴金的《家》相仿，都是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14]美国大学生能读中文著作的决不会“不少”，那么这“不少”大学生应该是从王译本“知道《红楼梦》”，而“旧家庭里表兄妹的恋爱悲剧”正是王译《红楼梦》给他们的印象。
第二，译本表现为书商意愿和译者意图折衷妥协的产物，采用“归化译法”，呈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倾向。译文语言也力求采用现代语汇，使译本易于被英美以及其他英语国家一般读者接受以扩大销售圈。例如，书中女子之名皆译意，如黛玉作Black Jade；男子之名皆译音，如宝玉仍作Pao Yu。从客观而言，姓名翻译的双重标准可能产生附带的暗示作用：男性角色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而女性角色可以“物化”，是某种“物件”，似乎也暗合了某些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如中东后宫一般的场景，或可满足部分西方读者的“东方想象”。译本中有些奇特的命名方式不太像名字，展现出某种“异域风情”，增强了译本的吸引力，成功地满足了英语国家读者对英译中国文学的猎奇心理。而这一翻译方式，不但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而且获得中国学者的肯定。吴宓曾说“于王际真君所译，不嫌其删节，而甚赞其译笔之轻清流畅，并喜其富于常识，深明西方读者之心理。”[15]
因此，王际真译本，不仅为美国学者提供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对象，而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60年代的美国红学的研究方向和某些立论。
首先是影响了美国学者对《红楼梦》主题和价值的理解。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范·多伦和帕兰得里的评论。
马克·范·多伦热情洋溢地赞颂《红楼梦》是人类思想和心灵的体现，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小说，在于它是一部真实的悲剧。他认为宝黛在作为有情人不成眷属的悲剧男女主角的意义上，可以媲美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悲剧中的罗密欧和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同时他们少男少女相互求爱的过程却又是高度的喜剧，好比莎翁喜剧《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Benedick and Beatrice），以及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中的米拉贝尔和米勒曼特（Mirabell and Millamant）。莎士比亚在英语世界中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多伦把《红楼梦》与莎翁名著相提并论，不仅较早从比较文学这个新的角度评论《红楼梦》，而且意味着西方人肯定了《红楼梦》的世界文学名著地位。可是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范·多伦甚至低于阿瑟·韦利的水平，因为把《红楼梦》的伟大归结为爱情悲剧，没有把握这部“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社会意义。其实这不能完全怪范·多伦。多伦的重点落在对宝黛爱情的评论上，一方面和他是著名莎士比亚研究者有关。不同语种的文学在爱情方面，却具备超越国别、人种、时空的可比性。另一方面，这也和王译本的取舍分不开。王译本以宝黛情史为主，删除大量有关他人的枝节，而完整保留了围绕着宝黛钗的爱情展开的主要情节。比如林黛玉初进荣国府，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林黛玉回南葬父，林黛玉误剪香囊，宝玉探黛玉、湘云，宝玉暗示湘云不要说出戏子像黛玉反而同时惹怒黛、湘，宝玉以西厢自比再次惹怒黛玉，黛玉听到宝玉的剖心之言，宝玉送旧帕子给黛玉，宝玉挨打后对黛玉表示绝不悔改，慧紫鹃情辞试宝玉而致宝玉痰迷，颦卿误会订婚人选而致绝粒，黛玉听到真相万分绝望，宝钗出阁同时黛玉魂归离恨天，宝玉在大观园败落和贾府抄家后出家——这些情节都保留了。其中偶有穿插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弄小巧借剑杀人，刘姥姥进荣国府，薛蟠误娶河东狮，迎春误嫁中山狼等情节，但都不像宝黛爱情这样占据了大块和密集的叙述空间。因此，才会给多伦这样一个印象：《红楼梦》是一部偏重于爱情故事的小说。
多伦那么注意少男少女相互求爱的描写，也因为王译本删除了其他人物的大量对话，保留了宝黛之间的对话；其他人物的对话以间接引语惜墨如金，而宝黛的对话以直接引语出之，虽有删节或者和原著用语不同，细微处却颇能传神地模拟出少男少女赌气口角与青涩情怀。如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弹妒意林黛玉俏语谑娇音》原文：
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林黛玉道：“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
王译：“Must you talk like that?” Pao-yu said. “It is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after all, and you talk about death.”
“I can say what I please. Die, die, die!” Black Jade said defiantly.[16]（反转今译：“非得说这个？”宝玉说：“毕竟是大正月里，你偏说死。”“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死，死，死！”黛玉挑衅地说。）
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原文：
宝玉叹道：“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的有冤无处诉！”
王译：“Ai!” Pao-yu sighed. “When you first come, who played with you but me? What pleased me also pleased you, and you did me the honor of sharing it with me. If I heard that you also like what I liked to eat, then I would save some for you. We ate at the same table and slept in the same bed. I took care that the maids did not give you cause for annoyance. I had hoped that it would always be like that between us. But it seems you have changed with the years. Now your heart is filled with such outsides as Pao Chieh-chieh and Feng Chieh-chieh and you will not speak to me. I have no brother or sister. Yes, there are two, but you know that we are not born of the same mother. So I am an only child like you. I thought you would be sympathetic toward me. But it seems that I have hoped in vain and that I have no one to go to with my thoughts.”[17]
（反转今译：“唉！”宝玉叹气道，“你刚来的时候，谁陪你玩？不正是我吗？我高兴，你也高兴；你高兴，也让我分享。我喜欢吃什么，听说你也喜欢，我就留着给你。我们一张桌上吃饭，一个床上睡觉。丫鬟们想不到的，我都替你想到。我巴望着咱们能永远这样，可是看来一年年的你变了。现在你的心里满是外来的什么宝姐姐，什么凤姐姐，你都不和我说话了。我没有兄弟姐妹，对，是有两个，可是你知道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我和你一样，也是独出。我想你和我的心是一样，可是看来我是白费了心，也没人知道”）
正是这些微妙的译文，使多伦得出这样的结论：《红楼梦》的感染力部分来自于作者抓住了细节而且是传神的细节。
Brilliant, proud lovers who quarrel oftener than they confess their feeling. But that has made them all the more attractive to the reader, and all the more convincing as lover, so that their despair becomes his too, whether he be Western or Eastern. The greatest love stories have no time or place.[18]（这对儿骄傲而杰出的恋人之间的争吵常常比对爱情的表白多。但这使得他们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更让人相信他们的爱，因此他们的绝望也变成了读者的绝望，不管这读者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最伟大的爱情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同样，王译本也影响了帕兰得里的见解。帕兰得里主要探讨了心理学观照下的《红楼梦》妇女观，认为《红楼梦》的最大价值在于完美地塑造了各种妇女：
To force a simple analogy,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may be compared to a necklace, with Pao Yu as the string, linking together the individual female characters which are the pearls that determine its real worth. [19]（《红楼梦》可比为一串项链，宝玉为线，穿起了一个个女性角色，她们是决定《红楼梦》真正价值的珍珠。）
帕兰得里着重分析了三个方面：一，和流行的社会态度相比，作者对于女性的异端观念。二，根据现代心理学的女性人物创造。三，女性角色在小说结构中的重要性。帕兰得里把《红楼梦》看成主要是一部描写妇女的小说，这与王译本取舍有关。王译本以宝黛爱情为主线，全书以宝玉为最核心，黛、钗双峰对峙且明显以黛为主，如删去大量诗词，却保留了黛玉的葬花吟。长辈以贾母、凤姐和刘姥姥形象保留最为完整；而奴婢辈则突出袭人、晴雯与紫鹃。这些格外出彩的形象几乎都为女性，并且相对于无能的贾府男性来说更为引人注目。帕兰得里的分析固然有心理学和女性主义作基础，但王译本的翻译也未尝不是一种催化剂。
其次，王译本也影响了美国汉学家对《红楼梦》哲理内涵和思想倾向的解读。一方面，王译本删去了大量诗词、诗意化描写，比如删除了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时所见的十二钗图册、判词及十二支红楼梦曲；删去元妃省亲以及历次诗社宝玉与诸钗所作的诗词；删去黛玉与湘云机智的斗嘴，宝玉所作的偈子以及宝钗黛的谈禅；删去贾芸与小红、贾蔷和龄官的恋爱。因为诗词和诗意化描写，不仅难以翻译，如对仗、押韵、用典，而且诗词的微妙佳处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说出更是已落言荃，即使用力去翻译也未必讨好。而另一方面，王译本保留了几乎所有有关僧道的描写，比如僧道谈红尘富贵令顽石动心；多次度化甄士隐；给贾瑞送风月宝鉴；马道婆魇住宝玉、王熙凤以及僧道前来搭救；铁槛寺老尼挑唆王熙凤拆散他人婚姻；以及最终僧道送玉并最后挟走宝玉。因为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中国的儒释道是一种神秘的异域文化，为西方所无而格外引人注目与深思，况且儒释道观念在西方也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同时原著中很多毁佛谤道，以及蔑视儒家仕途经济的描写，在王译本中都被削弱或删去，这使儒、释、道内容在王译本中显得更加加强和突出。这成为促进布兰道尔探讨《<红楼梦>中的某些哲学含义》的契机。布兰道尔总结了《红楼梦》中表现出的佛家的轮回转生、道家的超自然能力、儒家的“天意”，最后借助神话框架得出“曹雪芹≈贾宝玉≈石头”的推论，认为贾宝玉和石头是曹雪芹的一身两像，同时也代表了一个不断失落的过程，并以此作为小说“故事”（Story）的含义：
Which actually is the false and which the true? Ts’ao Hsueh-ch’in uses the mythological framework of the novel to pose deep and subtle questions not only about the valued and standards of his own society but also about his own individual place in it.[20]（到底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曹雪芹用小说的神话框架对他自己所处社会的价值和标准，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个人位置提出了一个深刻微妙的问题。）
再如，兰洛伊斯主要探讨了《红楼梦》中的儒家理念，认为贾家因为失落了对儒家理念的坚守，才注定它的式微；贾家作为个案又说明当时儒家制度的衰微。这个结论是因为在王译本中，贾赦成了道人，贾政被人参劾，贾珍无能而委任于凤姐，贾琏只知鬼混，尽管宝玉“相当难以置信”地中了举，但他最终放弃头衔和社会责任出了家，这些被兰洛伊斯作为证据，表明贾政一辈和他们的后代们都不准备履行有意义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服务的理想被这个家族慢慢淡忘了。兰洛伊斯注意到了先秦儒家理想对土地的重视，因此他认为作者安排的结局预示了中国的生命力将从土地中复苏过来。而这个结论则和王译本某些可疑的增益有关。王译本中有些增益是加入自己的说明以帮助读者理解，比如替黛玉揣摩出宝玉送帕的用意：
It suddenly dawned upon her: Pao-yu knew she would weep for him and so sent two old handkerchiefs of his own. ”[21]（她突然醒悟过来：宝玉知道她为他饮泣所以送了他自己的两块旧手帕过来。）
但有些增益并无所本且匪夷所思，比如对刘姥姥的描写：
After this, she visited the Chias frequently, bringing them simple gifts from the farm and taking with her valuable things in return.[22]（自此之后，她经常拜访贾府，拿来些地里出产的简朴的礼物，带走些贵重东西作为回报。）
王译本这一笔的加入，使得尽管有时不乏机智、但总体还很淳朴的刘姥姥，突然变得确实“精力充沛”而别有用心。这些不当的增益，也影响了兰洛伊斯的见解，所以他得出结论：
The visit of the lusty old countywoman, Liu Lao-lao, to the dying matriarch in her decaying palace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symbolizes the author’s basically optimistic view that the great vitality of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flow upward from the land. [23]（在小说的结尾，精力充沛的老农妇刘姥姥对衰败贾府中垂死的贾母的拜访，象征了作者基本的乐观观点，中国的强大生命力将继续从土地中涌流出来。）
看来，王译本《红楼梦》既为60年代美国红学提供了基础，又有所误导，似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耶？过耶？其实这并非王际真本人的问题，可能反映出一国文学作品最初翻译为别国文字并引发初期研究时的共同现象。就王译本本身而言，还应该承认是功大于过，功不可没。
二、博采红学成果的《红楼梦》新版本——霍克思译《石头记》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霍克思（David Hawkes）[24]翻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才取代王际真译本，成为迄今在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一部优秀的《红楼梦》全译本。霍译本达到这样高的水平，除了他本人倾注数十年心力投入《红楼梦》翻译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广泛吸收了中美红学研究成果。
霍克思在《石头记》的几篇序言中，曾说明自己参考了多位红学家的著作。我们注意到，他提到的红学家，一部分是在中国的，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此外都是美国学者（包括华裔），如赵冈（Gang Zhao）、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周策纵（Tse-tsung Chow）等——虽然霍克思是英国人，此书也是在英国翻译并由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但他翻译时多以美国的红学研究成果为借镜是有原因的。二战以后国外汉学中心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美国出现了一批有声望的《红楼梦》研究学者和有影响的成果。比如夏志清（C. T.Hsia）、史景迁、浦安迪（Andrew H. Plaks）、余英时（Ying-shih Yu）、赵冈、周策纵等，这些成果为霍克思的翻译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资源。当然应该说明：这不是说英国没有红学，霍克思本人就是一位造诣颇高的红学家。
霍译本对美国红学成果的吸收不少，但接受程度和方式不同。有的是认为其有理，直接采纳；有的是认为其有一定道理，虽不全同意或无法确定，但受到启发而自创新词。当然霍氏没有必要条分缕析地具体注明哪些地方吸纳了他人成果，以及如何和为何这样处理。翻译完成之后，这些就如撮盐入水，化于无形。虽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但查考则费时费力却劳而少功，因此少有考订。不过，这牵涉到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也就是红学研究对译本面貌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尝试探幽索微，略加辨析。
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比较广泛，涉及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诠释学等各方面。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之一，首先是翻译底本的版本选择。底本的优劣对于翻译的成败具有决定意义，而由于《红楼梦》成书、传抄、翻刻过程的复杂性，造成其版本多且差异大，有的差错很多。霍克思对此非常清楚，在其译本的前言中做了清晰的说明，所以，霍译本虽然主要以俞平伯校八十回本为底本，但还间采程乙本及其他抄本、刻本，如他自己所说：“这个译本实际上是我自己编的一个新版本。”在这一过程中，哪一段、哪一句，甚至哪个词采用哪个版本，都必须以相当的研究为依据。而美国红学研究在这方面就给了霍克斯不少帮助。例如第六十四回中对“鲍二家的”翻译，霍克思改采程乙本，就是吸收了赵冈的成果。
霍克思非常服膺赵冈的一些考证，他指出：
and to Professor Chao Kang for sharing the fruits of his meticulous scholarship in several long and highly instructive letters.[25]（我也要感谢赵冈教授，他给我的许多富有启发性的长信里与我分享了他细致的研究成果。）
并专门把赵冈的一些观点写进翻译笔记中以备参考：
「这两回我们用乾隆间程伟元活字本对校过，认为其六十四回大约接近于辛亥（1791）印本（甲本），第六十七回则接近壬子（1792）印本（乙本），可见这两回是否是原著面目尚属疑问，这是需要说明的」According to 赵刚（新编83）[26]
霍克思认为赵冈的考证很有道理，因此在翻译第六十四回时，关于“鲍二家的”的一段译文，其底本弃俞校八十回本而改采程乙本。
俞校八十回本对“鲍二家的”仅寥寥数字：
贾珍又给了一房家人，名叫鲍二，夫妻两口，以备二姐过去时服役。[27]
但程乙本却详细地交代了来龙去脉：
忽然想起家人鲍二来，当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凤姐儿打闹了一阵，含羞吊死了，贾琏给了一百银子，叫他另娶一个。那鲍二向来却就合厨子多浑虫的媳妇多姑娘有一手儿，后来多浑虫酒痨死了，这多姑娘儿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况且这多姑娘儿原也和贾琏好的，此时都搬出外头住着。贾琏一时想起来，便叫了他两口儿到新房子里来，预备二姐儿过来时伏侍。那鲍二两口子听见这个巧宗儿，如何不来呢。[28]
对比可见霍译本此段明显是以程乙本为准：
Suddenly he remembered Bao Er, whose unfortunate wife had hanged herself after being attacted by Xi-feng in a fit of jealous rage. At that time Jia Lian had given him some money and promised him a new wife. The wife he had eventually chosen for him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Mattress, widowed since the drunken cook ‘Droopy’ Duo had finally drunk himself to death. Bao Er had had prior experience of her charms and knew that he was getting a good bargin; and the Mattress for her part was glad to be married to someone who（thanks to Jia Lian’s subvention）could afford to be free with his money. This couple, united in their loyalty to Jia Lian and dislike of Xi-feng, seemed an ideal choice for the new establishment and were to their immense satisfaction installed in it, along with the newly-purchased maids, to be at Er-jie’s disposal when she arrived.[29]
在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中，鲍二媳妇已经吊死了。如果采纳俞校八十回本，则会有前后不一之虞，而程乙本加上多姑娘夫死改嫁鲍二一节，照应前文，因此应是霍克思此处采纳的原因。
但是如果按照更精密的安排，此时多浑虫还不能死。因为根据后文，多浑虫是晴雯的姑舅哥哥，多姑娘是晴雯的嫂嫂，是晴雯被逐后投靠的对象。为什么给晴雯安排去这样的一对哥嫂家？
傲性直烈的晴雯，在大观园中确实保全了自己的干净，然而最终她因被疑是勾引宝玉的狐狸精而被撵出大观园。由于晴雯不知家乡父母，只有姑舅哥哥多浑虫这一门亲戚，所以出来就在他家。她的哥嫂一个是“一味死吃酒”的多浑虫，一个是和贾琏鬼混过并且“恣情纵欲，满宅内便延揽英雄，收纳材俊”[30]的灯姑娘[31]。被逐离了大观园的晴雯流落到这样的哥嫂家里，正是最干净的不得不沦落到最肮脏处，是何等的悲剧。并且，让晴雯回到多浑虫和灯姑娘这对哥嫂那里，是让灯姑娘作为见证证明晴雯的清白与冤屈：“晴雯向宝玉自叙的话固字字是泪，点点是血，然而谁曾听之？谁曾闻之，好则好矣，了犹未了，故作者特意请出这一位以邪淫著称于《红楼梦》的灯姑娘来，让她听见他俩的密谈，作为一个硬证……于是晴雯的沉冤大白矣”[32]。
霍克思不是不知道这个效果，因为他确实也翻译出晴雯的嫂嫂说出了两人其实是各不相扰的话。但是，如果按程乙本，则六十四回多浑虫已死，七十七回多浑虫还活着，灯姑娘（多姑娘）也没改嫁；如果按俞校八十回本，则四十四回鲍二家的已经吊死，六十四回如何又给二姐服役？因此，霍克思采用了这样的译法：六十四回此段从程乙本，使前后情节不矛盾。七十七回删去多浑虫、灯姑娘的名目，而是用Skybright’s cousin[33]（晴雯的表兄）和the cousin’s wife[34]（表嫂）这样的特定称谓去称呼两人，免得读者发生多浑虫死后还魂和灯姑娘嫁来嫁去的疑惑。
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之二，是文字校勘。霍克思认为：“曹雪芹留下的《石头记》原稿并未完成，因此保留着不少显然是无意造成的矛盾。”“高鹗的很多编辑工作就是为了消除这类前后矛盾的。不幸的是，他的改动有时候是错误的，而且往往把原文搞得更糟。”“弄清楚这一点以后，就可以在必要时努力找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35]而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不少校勘考辨成果，也启发了霍克思，进而“找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以“秋纹”代替“紫绡”，就是一例。
赵冈曾经考证怡红院大丫头“紫绡”的失踪，认为是抄手的失误，把“紫绡”抄成“紫绢”，这容易让人误会成黛玉的丫头“紫鹃”，因此以后一个阶段就被人改为紫鹃。到了程刻本期间，觉得怡红院的人使唤潇湘馆的丫头，于理不合，于是又往往改成春燕等名，因此可以借“紫绡——紫绢——紫鹃”的演变来帮助判断抄本的成书年代先后。霍克思称赞赵冈的研究成果：
Whose theories on a number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seem to me the most convincing.[36]（他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点深刻地启发了霍克思，霍克思看到程高本第二十八回的末尾有宝玉叫了紫鹃来拿东西到“你们姑娘”那里去，感到很奇怪，因为宝玉手下有这么多丫头，为什么要去麻烦黛玉的丫头紫鹃？而且不事先征得黛玉的同意就去使唤紫鹃，也是很不礼貌的。而俞校八十回本、程乙本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皆不如意。后来查看1955年北京出版的“庚辰本”影印本，“紫绡”只在二十七回又出现了一次，然而又被划去改成紫鹃。霍克思根据赵冈关于“紫绡”属于早期抄本的结论，判断是曹雪芹早期创作阶段想用来给宝玉四个大丫头之一取的名字。在曹雪芹后来定稿时，宝玉的四个大丫头的名字已经确定。很显然，在“紫绡”出现的那两段文字里，作者指的是宝玉的上等丫头里的一个：晴雯、碧痕、麝月或秋纹。所以霍克思在译本中就“自己解决问题“，在“紫绡”出现的地方改成了“秋纹”：
In translating the passage in chapter 28 I have in fact put “Ripple”. [37]（翻译二十八回的那一段我用的是秋纹。）
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之三，则是在名物考订方面。
《红楼梦》中写到大量用品、衣饰等名物，只有弄清楚它们是什么东西，才能找到准确的词汇翻译。但有些古人的物件名称，现代中国人都未必明白，比如，能够说出第五十二回提到的“汪恰洋烟”是什么意思的中国人，恐怕就很难找到。美国红学家周策纵曾在1976年发表专题文章考证《红楼梦》中“汪恰洋烟”的由来：
我相信“汪恰洋烟”一定是Virginia或Virgin的译音。由于康熙时代（1662-1722）西人来华者，尤其是西洋传教士与清廷有往来者，以法国人最多，恐怕可能是法文Vierge（按：较近的音译为唯爱尔意）的译音。[38]
周策纵也是霍克思的朋友。霍克思曾表示非常感谢在翻译过程中大力提供帮助的友人：“我也很感激如下几位朋友，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们不止一次地为我提供书籍、文章和建议。”[39]其中就有周策纵。宋淇曾将周策纵的这篇考据文章寄给霍克思参考。不过，周策纵的考证可能对霍克思起了一种“反向启发”的作用。霍克思细读之后，于1976年4月14日回了一封长信给宋淇，对周策纵的说法存疑：
I am also deeply grateful to the following friends for having at one time or another- in some cases many time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furnished me with books, articles or advice”. [40]（他如此之渊博，我可不敢在学术上持相反的意见；可是，老实说，我怀疑他对“汪恰”的解释是否正确。）
周策纵对“汪恰洋烟”的重视和考证促使霍克思进一步查证、思考，经过详细查阅，他发现西方人习惯用烟叶产地来称呼板烟和卷烟，却从不以烟叶产地来称呼鼻烟。鼻烟的贵重与否并不在烟叶，而在于制造时候所用的香料。最名贵的鼻烟不是论磅，而是论两定价。所以他以意大利文uncia来翻译“汪恰”：
我认为汪恰并不是专名，而是大家误以为它是个名称。最贵重的鼻烟不是论磅买的，而是以两计算，所以我认为汪恰是意大利文的uncia（读为oon-cha）。除了你之外，我没有拿我的想法告诉任何人，而我在译文中也不加任何解释，因为我想在译文中保存一点不可解的谜，就像原作中有浑不可解之处一样。[41]
还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文的一两是oncia，从读音上来说和“汪恰”再接近不过。并且，霍克思还有意将之拼成uncia，其一是避免落实；其二，由于庚辰本在“真正汪恰洋烟”下，有一道脂批：
汪恰，真正一等洋烟也。[42]
而意大利文的数字“一”是uno或una，霍克思的新创名词看似意大利文的一两，实际上同时还令人联想到“一等”，来暗示汪恰洋烟的贵重，从而暗合脂批的原意。这确实是精妙的译笔！
霍译本对美国红学的接受之四，是由于未见或不同意其说法，因此根据自己的解读进行翻译。
不过，霍译本中某些译法还有斟酌余地。第十八回宝玉曾题咏道：
深院长日静，两两出婵娟。
绿蜡春犹卷，红妆夜未眠。
霍克思将其翻译为：
In this quiet plot, where peace reigns through the year,
Bewitching ladies rank on rank appear:
Some wear in spring green waxen sheaths curled tight,
Some carmine caps, that are not doffed at night.[43]
宋淇曾经指出过，因为霍克思把此处的“婵娟”误以为是女子，因此竟把绿蜡（实指芭蕉）和红妆（实指海棠）翻译成了美女。[44]
霍克思这样翻译可能有自己的道理。翻译成美女而不是芭蕉海棠更合乎宝玉的性格爱好和怡红院的常情，也照应了随后宝玉所作的四时诗（其中的“麝月”等词就指宝玉的丫鬟——美女）。而且因为译文读者缺乏原文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解码渠道比原文读者狭窄，可能造成译者难译而读者难解的情况，故而霍克思采用了化物为人的译法。
但是，不仅诗中的“绿蜡”为典故，确指芭蕉，而且该诗另有寓意，并有结构上的巧妙安排。美国学者黄锦明（Kam-ming Wong）指出：因元春不喜“绿玉”，宝钗暗中指点宝玉换为“绿蜡”，典故为“冷烛无烟绿蜡干”。而据吴世昌《红楼梦探源》中的说法，怡红院、潇湘馆共有的芭蕉意象，以及宝玉以“香玉”喻黛玉，“绿玉”实为黛玉之暗示；而换为“绿蜡”预示黛玉泪尽夭亡（“蜡炬成灰泪始干”）。第六十二回，宝钗射覆以宝字暗射宝玉之“玉”，宝玉以“敲断玉钗红烛冷”解之；针对湘云“不可用时事入诗”的指责，香菱又以唐诗有“宝钗无日不生尘”应对。“敲断玉钗”、“宝钗生尘”都蕴破镜难圆、凄凉终身之意。[45]因宝钗的介入，黛玉终至泪尽夭亡；因宝玉的撒手，宝钗终至孀居终身——这本是《红楼梦》早就注定的结局，而在第十八回和第六十二回分别通过题咏和射覆，以诗词隐语的方式予以反复呈现，不仅是“照应”、“映衬”和“伏线”种种艺术手法的综合，更因这种对人物行为“不着一字”含蓄的批评，而大有“言外之意”的余想。霍克思或是没有看到黄锦明的揭示，或是看到了却没有改动自己的版本。如果霍译本采纳黄锦明的说法而对译本加以修正的话，必将更完善。
这似乎不是在说霍克思“接受”美国红学而是批评他“接受”得不够了。其实我们只是藉此说明，充分吸收学术研究的成果对于翻译的准确、完善非常重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三、霍译本与九十年代美国红学的创新契机
完成于八十年代的霍译本问世之后，不但本身获得极高赞誉，还反过来对美国红学研究产生了不小影响。于是，霍克思的翻译与美国红学研究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前期是霍克思接受美国红学的研究成果，并将其吸收在自己的译本中。霍译本问世之后，又润物无声地影响了美国红学研究的面貌，一是霍译本的某些译文更突出了或加强了某种印象，从而开启了新解读的契机；二是霍译本的某些译文和价值评价影响了美国红学学者对《红楼梦》的评价。这种影响在90年代美国红学的两位翘楚——余国藩[46]和黄卫总[47]的研究中都有表现。
霍译本开启新解读的契机，可以黄卫总的研究说明。黄卫总的红学研究颇具特色，其创新之处在于发掘出《红楼梦》中精工刻镂却罕为人知的另一世界——不同于现实世界、理想世界甚至感情世界的性心理世界。[48]而他立论的基础和分析的起点之一，是发现宝玉“拒绝成长”——内心深处企望保持“永远的十三岁”。这一发现的启发因素之一就是霍克思的译文，而且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史景迁。这一过程颇值得玩味：“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英国翻译家（霍克思）——美国汉学家（黄卫总）”。
霍克思曾经明示自己接受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影响：
Anohter English-language book I am greatly indebted to is Jonathan Spence’s Ts’ao Yin and the K’ang-his Emperor ”[49]（另外一部使我受益匪浅的英文著作是史景迁的《曹寅与康熙》。）
虽然霍克思同时表示自己仰仗了俞平伯、周汝昌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在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上他更倾向于史景迁而非周汝昌的看法。周汝昌先生认为曹雪芹的生卒年为1724—1764[50]，而史景迁在《曹寅和康熙》也非常关注曹雪芹的生年：
The most vexed of these(and they are problems that have absorbed and are still absording Hung-lou meng scholars) are: first, the date of Ts’ao Chan’s birth and the identity of his father.[51]（其中最棘手的（也是以往和现在都深刻吸引着《红楼梦》研究者的问题）是：首先，曹霑的生年如何及其父亲是谁。）
并最终认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已未（1715年）。很明显霍克思更认同史景迁，而非以曹学著称的周汝昌：
Cao Xueqin died on the 12 February 1763, the ev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it seem highly probable that he was born in 1715.[52]（曹雪芹死于1763年2月12日，中国旧历新年的除夕。……他的生年很可能是1715年。）
霍克思认同曹雪芹生年为1715，首先是影响了他自己对《红楼梦》的解读，进而影响了译本的面貌。如果曹雪芹生于1715年，那么抄家时他大约13岁，从而赶上了一段繁华岁月。霍克思赞同这一推断，并且在序言中直接以《红楼梦》反证：“就人物描写的真实性来说，对宝玉感情成熟过程的斗争，刻画得如此详细并富有共鸣，很难令人相信，宝玉的内心世界不是作者自己经历的记录。事实上，直到最近，人们常常认为，宝玉当然是作者的自我写照。但是，这种看法自然会引起另一个问题：曹雪芹是谁？直到现在，最可能的假定是（或者在我看来是如此），曹雪芹是曹寅的独生子曹颙（继承了曹寅织造职位，三年以后就死去的那个年轻人）的遗腹子。从档案中知道，曹颙逝世时，他妻子怀孕七个月。假定这是一个男孩并且活了下来的话，当1728年大难临头时，他正好十三岁，这个年纪的宝玉，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53]
进而，这一推断还内化为霍克思自己的认识从而影响了《红楼梦》的翻译，他译文中为一些中国人所诟病的“化红为绿”，也因他对雪芹（宝玉）年龄的观照而有一定合理性。他把“怡红院”译为The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原因是英文中的“绿”含有“青春”和“繁荣”之意，在内在意义上和小说中“红”的象征意义“有时代表春天，有时代表青春，有时代表好运或繁荣”[54]一致，而英文中的“红”反而倒没有这些意义。因此，霍克思把中国的红，译成英国的绿。换言之，霍克思之所以“化红为绿”，除了用“归化”的翻译方法追求“等效”的翻译效果外，更因为英语的“怡绿院”、“怡绿公子”更符合正处在青春期（“十三岁”）的宝玉，更贴近曹雪芹的寓意。而在“红”没有“青春”寓意之时，他还是以红译红，并不变绿，比如“绛珠”——“Crimson Pearl”[55]；“红豆”——“Little red love-beans”[56]；“大红汗巾子”——“Crimson Cummerbund”，“Blood-red sash[57]”；红麝香串——“Red musk-scented medicine-beads”[58]“血点般大红裤子”——“Blood-red trouser”[59]等等。
我们很难断言霍克思的苦心经营是否被黄卫总觉察到了，但可以肯定，霍克思的序言和译文，有助于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发现“十三岁”这个年龄的特殊意义，进而捕捉到《红楼梦》中的“成长”意识。黄卫总强调：
We know that the age of thirteen meant a lot to Cao Xueqin, and he seems reluctant to allow his autobiographical protagonist to grow beyond that age. [60]（我们知道十三岁对曹雪芹意义重大，因此他似乎不愿意让他的自传主人公长过这个年龄。）
直到第八十回结束，宝玉还不到十五岁；作者用了35回篇幅描写宝玉十三岁这一年发生的事，就好像作者也不愿意走出这一年并且分享了宝玉盛宴莫散的希望。
Its persistent dwelling on the age of thirteen is something more than a mere psychological fix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author. Rather, it is a deliberate attempt to search for an imaginary escape from harsh reality; it is as if the author were imagining what he, or anyone for that matter, could have done in the face of such an irreversible tragedy if he were allowed to relieve that experience.[61]（坚持徘徊在13岁并不仅仅是作者的心理定象。反而，它是一种寻找从严酷现实中想象化逃离的有意尝试，似乎作者在想象他，或者任何相关的人，如果可以减轻这种痛苦经历的话，面对这种无可避免的悲剧所能做的。）
于是，黄卫总用“拒绝成长”这个核心概念贯穿起了人物和作者：“宝玉”——“拒绝成长”（永远的十三岁）——“曹雪芹”，认为宝玉的“拒绝成长”是作者意图的呈现。在这一基础上，黄卫总做出了一系列很有新意的解读和阐释：“拒绝成长”，意味着对青春期性意识萌动而产生的“纯情”的留恋，“情”成长为“欲”的必然以及对这种“成长”的恐惧；意味着延长黄金时光的奢望，以及大祸将临不可逆转的预感和绝望；意味着作者不愿走出少时记忆而借小说来舒缓……当然不能把这些都归于霍译本，但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思路被开启的意义。
黄卫总捕捉到《红楼梦》中的“拒绝成长”问题，和《红楼梦》中有些意象经过霍本的翻译后被加强和突出也有一定联系。如庚辰本第三十四回袭人的原话：
如今二爷也大了，里头姑娘们也大了。[62]
霍克思的译文为：
Master Bao and the young ladies are beginning to grow up now.[63]（宝二爷和姑娘们现在都开始长大了。）
第五十七回的有关紫鹃的原文：
紫鹃便说道：“从此咱们只可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64]
霍克思的译文为：
“Look”, Said Nightingale sharply, “Let’s just talk to each other in future, shall we, without any of this pawing about? Now that we’ve all beginning to grow up, it creates such a bad impression.” [65]（“留神”，紫鹃严厉地说，“咱们将来可以只是‘说话’，但别动手动脚好吗？现在我们都开始长大了，这会给人多不好的印象。”）
从中可以看到，在翻译过程中，中英文含义发生了微妙的变异。在中文中，不论是“大了”，还是“一年大二年小”，都是偏重于状态，给人的感觉是“既定事实”的静态描述；而翻成“grow up”之后，侧重点便偏重于动作，给人的感觉是“进行动作”的动态揭示。而且，霍氏此两处的翻译都是用的进行时，虽然一个是一般进行时一个是完成进行时，然而同用了“beginning to grow up”，时间的流逝感扑面而来，“成长”相比于原文便突出跳显出来了。
余国藩对霍译本的接受，则主要在于：霍译本将石头、神瑛侍者、宝玉合为一体，启发余国藩提出“文妙真人”是对《红楼梦》文本谥圣的说法，从而重评后四十回价值[66]。
余国藩是90年代美国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重读石头记》被称为“一部博学而纯粹的非凡学者杰作”。他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美国前辈红学家的见解，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通过细致地研究文本而肯定后四十回的文学价值。在论证这一观点时，最为新颖而值得关注的，是余国藩对“文妙真人”的解读。余国藩通过文本与修辞分析，认为宝玉既是那块无才补天的顽石，又是下凡为人的贾宝玉，又是镌刻有“石头记”的“文本”，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关系。而这一构思，也贯穿《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符合其“伏脉千里”的创作手法。因此得出结论：后四十回最后称宝玉为“文妙真人”，就是在“为《红楼梦》谥圣”，从而证明“后四十回纵使不是字字为曹雪芹所写，精神庶几近之，已经深得原著的三昧。”[67]
For Bao-yu to be named Wenmiao Zhenren(literally, The Realized Immortal of Writing Marvelous) is hardly another shameless pandering to imperial favor on the part of Gao E or the redactor, as modern Redologists would have it, but rather a none-too-subtle apotheosis self-conferred on the fictive script.[68]（称宝玉为“文妙真人”，高鹗或《红楼梦》的编者可不像某些红学家可能会说的，是厚颜无耻，用这个笔法又在奉迎皇帝了。这个道号反而像在形容故事，是在为《红楼梦》谥圣，而且用得也不怎么“微妙”。）
然而，这个妙论的得出，除了深入研究抄、刻、影印、中文排印本外，也在于借助霍克思的译本这个津梁。因为关于石头、通灵宝玉、神瑛侍者、贾宝玉四者的关系，不同版本有两种说法：
俞校八十回本，也包括绝大部分脂本，是两两相对：
顽石——通灵宝玉。
神瑛侍者——贾宝玉。
而程乙本则是三位一体：
顽石——通灵宝玉——神瑛侍者——贾宝玉。
而以俞校八十回本为主要底本的霍克思，在翻译这段情节时却采用并完全忠实于程乙本：
I have mainly followed Gao E’s version ot the first chapter as being more consistent, though less interesting than the other ones[69].（因为程高本更为前后一致，所以，虽然它没有其他版本有趣，我在第一章还是主要依从这一版本。）
石头神通广大，不但可以自去自来，可大可小，而且又变成美玉，成为神瑛侍者，并下凡转生为贾宝玉：
Now this block of stone, having undergone the melting and moulding of a goddess, possessed magic powers. It could move about at will and could grow or shrink to any size it wanted.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foot of Greensickness Peak, they sat down on the ground and began to talk. The monk, catching sight of a lustrous, tanslucent stone—it was in fact the rejected building block which had now shrunk itself to the size of a fan-pendant and looked very attractive in its new shape.[70]（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大可小。……（僧道）来到这青埂峰下，席地坐谈。见着这块鲜莹明洁的石头，且又缩成扇坠一般，甚属可爱。）
“You will laugh when I tell you”, said the monk. “When this stone was left unused by the goddess, he found himself at a loose end and took to wandering about all over the place for want of better to do, until one day his wanderings took him to the place where the fairy Disenchantment lives.
Now Disenchantment could tell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unusual about this stone, so she kept him there in her Sunset Glow Palace and gave hime the honorary title of Divine Luminescent Stone-in-Waiting in the Court of Sunset Glow.[71]（那僧道：“此事说来好笑。只因当年这个石头娲皇未用，自己却也落得逍遥自在，各处去游玩。一日来到警幻仙子处，那仙子知他有些来历，因留他在赤霞宫中，名他为赤霞宫神瑛侍者。）
我们发现，余国藩，对“石头”的研究，使用和依据的就是霍译本：
The stone supposedly attained a certain uminous power(tongling) signaled by its translucent luster. Capable of growing big or small at will, it first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the monk and Daoist, in face, as a small piece of fan-pendantlike jade.[72]（（石头）更可随意变大缩小，而那佛道二师初遇之际，即已化为扇坠大小的一块玉佩。）
One principal source of that desire will be introduced when the reader next meets the stone as another mythic figure: the “Divine Luminescent Stone-in-Waiting in the court of Sunset Glow”.[73]（情的来源，当读者读到石头的另一个神话分身“神瑛侍者”的时候就会见出分晓。）
正是因为在霍译本中，石头变成了神瑛侍者，神瑛侍者又下凡成了贾宝玉，这样三位一体的关系才建立起来，余国藩最后说“文妙真人”是对贾宝玉、也是对《红楼梦》谥圣，以此肯定后四十回的价值，这个推论也才能成立。而如果采用抄本的话，余国藩这个推论就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了。这正可见出霍译本对研究的影响及其作用。
此外还有一点也与余国藩这个推论有重要关系，就是霍译本的书名——《石头记》。众所周知，《红楼梦》取代《石头记》作为定名从梦序本就开始了，正如冯其庸所指出的那样：
《石头记》是名，《红楼梦》是字，字是表名的，所以它对名有点解释的作用。……由于《红楼梦》这个“字”较富于内涵，较有吸引力，所以这个“字”就代替“名”而风行天下了。[74]
但霍克思仍选择用《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来作《红楼梦》的译名，除了抄本系统多用《石头记》这个名色之外，还因为第一回开首说“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第一百二十回收煞则说“这一日空空道人又从青埂峰前经过，见那补天未用之石仍在那里，上面字迹依然如旧，又从头的细细看了一遍，见后面偈文后又历叙了多少收缘结果的话头”，首尾遥相呼应。
显然，“石头记”——刻在石头上的故事（幻形入世，收缘结果）——小说的书名，不仅比《红楼梦》这个名字更有助于获得谥贾宝玉“文妙”实为谥小说“文妙”的顿悟，而且谥《石头记》“文妙”逻辑上也比谥《红楼梦》“文妙”更能说通。所以余国藩本人的论著也名：《重读石头记》。
《红楼梦》译本的最终成稿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吸收美国红学研究成果仅其一端而已；同样，美国红学研究的最终成稿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红楼梦》译本对其影响亦不过因素之一种而已。除了它们既独立又倚依的关系外，译本与美国红学共生互动的关系更令人深思。当译本完成之后，它不单不仅仅属于原作者，也不仅仅属于译者，甚至也不仅仅只对读者的思想产生影响。研究者作为读者中特殊的一群，甚至可以以译文为镜烛照出原著幽微未明之处，或者更进一步以译文为桥凌越古典与现代的鸿沟，从而给予《红楼梦》更新的解读以丰富其内涵与意义——如果只有原文而无译文的话，这些解读也许要推迟很久才会产生，也许永远不会产生。这些研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传承下去，又将以“撞球效应”启发影响后来者的研究。《红楼梦》英译本绝不仅仅是提高了它在本国之外的声望，增进了外邦人对它的了解；译本不但本身应该属于红学而且又促进了红学从而反过来丰富了《红楼梦》。
注释：
[1]请参见拙文《美国红学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辑，页210-229；以及拙文《美国红学学术范式与价值》，《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2期。
[2]中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资源库http://form.nlc.gov.cn/sino/show.phd?d=15.
[3]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83-484。
[4]虽然1892年就已经有了乔利（(H．Bencraft Joly）的《红楼梦》英译本，但这本以帮助西方人学习中文为目的的读物并未引发美国红学研究。1927年纽约出版的王良志节译本，可能印量很少，以致现已不见于全美图书馆馆际互借目录及中国大陆馆藏目录，所以影响也不大。
[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页253。
[6]《沈从文文集》，页253。
[7]胡适：《胡适全集》第三十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12。
[8]Chi-chen Wa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XVii.
[9]见胡适：《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红楼梦考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页40。
[10]马克·范·多伦（1894-1972），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著名莎士比亚研究学者，1939年发表论著《莎士比亚论》，1940年获普利策诗歌评论奖。哥伦比亚大学从1962年起设立“马克·范·多伦奖”，授予杰出教师。
[11]1958年，梵蒂昂公司在纽约出版了弗洛伦斯·麦克休和伊莎贝尔·麦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合译的《红楼梦：清代早期的一本中国小说》（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 Chinese Novel of the Early Ching Period），是从德国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的译本《红楼梦》（Der Traum der Roten Kammer）（1932年，岛社莱比锡版）转译的节译本。
[12]葛锐著，李丽译：《英语红学研究纵览》，《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页184。
[13]馀生（吴宓）：《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75期，1929年6月17日。
[14]张爱玲：《红楼梦魇》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4。
[15]《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1929年6月17日。
[16]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p. 167-168.
[17]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220.
[18]Mark Van Doren: Prefac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Vi.
[19]Angela Jung Palandri: Wome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 1968. p. 227.
[20]Frederick P. Brandauer: Som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ng-Lou-Meng, Ching Feng,1966. p. 23.
[21]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257.
[22]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282.
[23]Walter G. Langloi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Good Earth, and Man’s Fate: Chronicles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 1967, p. 3.
[24]David Hawkes发表中文文章时亲自署名“霍克思”，而非“霍克斯”。请参见霍克思：《西人管窥<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25]Preface,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I,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0, p. 20.
[26]David Hawkes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a translator's notebooks, Hong Kong: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2000, p. 223.说明：霍克思自己的翻译笔记是时而中文、时而英文混杂书写的，此处所写为中文，而且“刚”为笔误，应为“冈”。
[27]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页725。
[28]《程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页1665。
[29]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1977, p. 272.
[30]（清）曹雪芹：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第七十七回。
[31]“‘灯姑娘’也就是多姑娘。‘灯姑娘’这名字的由来，大概是《金瓶梅》所谓‘灯人儿’，美貌的人物，像灯笼上画的。比较费解，不如‘多姑娘’用她夫家的姓，容易记忆，而又俏皮。”见张爱玲：《红楼梦魇》，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年，页194-195。
[32]《俞平伯全集》第6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347-348。
[33]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543.
[34]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545.
[35]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18.
[36]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1973, p. 17.
[37]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20.
[38]周策纵：《红楼梦汪恰洋烟考》，《明报月刊》，1976年4月号。
[39]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I, p. 20.
[40]1976年4月14日。霍克思与宋淇的通信，转引自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页338。
[41]《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页338。
[42]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十二回。
[43]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370.
[44]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页96。
[45]Wong Kam-ming: Point of View, Norms, and Structure: Hung-lou Meng and Lyrical Fiction, See, Andrew H. Plaks(editor),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218-226.
[46]余国藩（Anthony C. Yu），美国芝加哥大学巴克人文学讲座教授，并为该校唯一由神学院、比较文学系、英文系、东亚系及社会思想委员近四十年，现为该校巴克人文学讲座荣退教授。余国藩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的院士，并荣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信研究员。余国藩既以精研西方文学与宗教而称美西方学界，又以对《西游记》、《红楼梦》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理解而饮誉汉学界。有英译《西游记》（Journey to the West，四册）和《余国藩西游记论集》、《重读石头记：红楼梦里的情欲与虚构》等。无论是花十年之功对《红楼梦》中情欲与虚构问题的重审，还是对《西游记》的版本、寓言特质及史诗面向的考察，均见解独到，论证严密，为其建基于“人文学问”的传统之上的“得意之作”。
[47]黄卫总（Huang，Martin W），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中国文学教授，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学者，主要著作有《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十八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中的自传倾向》(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Autobiographical Sensibilit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欲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晚期的男性构建》(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蛇足：中国小说传统中的续书和改编》(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中国明代的男性友道》(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其中有关《红楼梦》的论作见于《文人和自我的再呈现》（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之第三章《自我置换：红楼梦中的女性与成长》（The Self Displaced: Women and Growing Up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欲望与中华帝国晚期的小说》（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之第十章《红楼梦中的情和抗拒成长》（Qing and the Reluctance to Grow up in Honglou meng）。黄卫总红学研究最让人讶异的优长体现在对旧材料的“推陈出新”。他在寻找能够“贯穿”的概念，这个概念不但要串起《红楼梦》中的许多情节，而且和小说本身、小说的作者、甚至作者的意图发生关联。
[48]详见拙文《“拒绝成长”与“压抑欲望”——析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对<红楼梦>性心理世界的独异解读》，《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49]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17.
[50]“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甲辰）左右，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合公历一七六四年二月一日。”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页177。
[51]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01.
[52]Preface,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22.
[53]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32.
[54]Prefac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45.
[55]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53.
[56]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55.
[57]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62.
[58]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64.
[59]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I, p. 560.
[60]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1. 黄卫总引用前人成果，很有可能曹雪芹生于1715年，因此当灾难袭击他的家庭时他正是13岁。13这个年龄的重要性也在第78回间接得到强调，贾兰据说那时13岁。也正是这一年王夫人派仆人抄检了大观园，一个显然是设计出来预示即将来临的皇廷搜查和抄没家产的例子。
[61]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pp. 101-102.
[62]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十四回。
[63]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p. 164.
[64]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五十七回。
[65]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I, p. 89.
[66]详见拙著：《红楼梦研究在美国》，2009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67]Anthony C. Yu: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0.
[68]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171.
[69]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18.
[70]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p. 47-48.
[71]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p. 53.
[72]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157.
[73]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 118.
[74]冯其庸：《甲辰本红楼梦序》，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页4。
参考文献
Book：
Anthony C. Yu: Desire and the Making of Fict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Andrew H. Plaks(editor),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i-chen Wa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7.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II, London: Penguin Group, 1980.
David Hawkes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 a translator's notebooks, Hong Kong:Centre for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Lingnan University, 2000.
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Martin W Huang: Literati and Self-Represen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urnal：
Angela Jung Palandri: Wome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1968.
Frederick P. Brandauer: Som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ng-Lou-Meng, Ching Feng,1966.
Walter G. Langlois: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Good Earth, and Man’s Fate: Chronicles of Social Change in China, Literature of East and West,1967.
【著作】
曹雪芹，《程乙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台北：广文书局，1977年。
曹雪芹，《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
冯其庸，《甲辰本红楼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胡适，《红楼梦考证》，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5年。
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
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
张爱玲，《红楼梦魇》，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年。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
【论文】
葛锐著、李丽译，<英语红学研究纵览>，《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3辑。
霍克思，<西人管窥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辑。
吴宓，<王际真英译节本红楼梦述评>，《大公报》，1929年6月17日。
张惠，<美国红学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1辑。
张惠，<美国红学学术范式与价值>，《文学遗产·网络版》，2010年第2辑。
张惠，<“拒绝成长”与“压抑欲望”——析美国汉学家黄卫总对<红楼梦>性心理世界的独异解读>，《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张惠，<红楼梦研究在美国>，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周策纵，<红楼梦汪恰洋烟考>，《明报月刊》，1976年4月。
【作者简介】张惠 香港浸会大学助理教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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