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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城区甪里街，原有东塔寺，传是朱买臣故宅，寺后有朱买臣墓，惜毁于“文革”破四旧。而买臣妻，则葬于城北杉青闸落帆亭之侧，嘉兴人叫做“羞墓”。后来，见闻增广，知嘉兴城内今少年路北某中学内，有一土堆，人称“严助墓”，或“严将军墓”。 这些人物，不像绍兴城内的名人那般妇孺皆知，犹如张岱《烟雨楼》说：“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1]名人、胜迹，嘉兴确实不如苏、杭、宁、绍繁盛，严、朱何许人也？鲜为嘉兴市井中人所知，亦并不足怪。 近读《汉书》，其中有《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其中列于头两位的严、朱，正是严助和朱买臣，此令我惊讶，原来，早在汉武帝时代，我们嘉兴就有走出江南，“跑官”于京城者。《汉书·严助传》说：“严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此严夫子，是严忌，其身后，葬于苏州所属县级市吴江西南部，为纪念他，以“严墓”作为地名，该地在行政区划上属江苏的一个小镇。 此勾起我细读《汉书》严、朱二人之传的兴趣，谨札记如下。 一、 严、朱二人入《汉书》，出自刘向之意 我想，一个人在历史上，传与不传，确实受多种因素决定。若王侯将相，开国元勋等等，在史书中被载录，那是理所当然的；而并无嘉言懿行者，他入选官修史传，此种因缘，当更耐人寻味。 《汉书》作者是班固，而严、朱二人入《汉书》传内，却并非出自班固的意愿。按《汉志》，“盖以刘歆的《七略》为蓝本，而《七略》又是依据刘向的《别录》”[2]。《汉志》之“诗赋略”，其“屈原赋之属”，列有“庄夫子赋二十四篇（名忌，吴人）”，即严忌；而其“陆贾赋之属”，则载录“严助赋三十五篇”[3]、“朱买臣赋三篇”。刘向父亲刘德，是楚元王曾孙，武帝称之为“千里驹”，曾参与治淮南王狱，刘德、刘向父子熟知汉武帝朝廷内部之事，所以，《汉志》中所见严助、朱买臣作品及篇数，无疑刘向曾经经眼，且为之整理、著录。 严助的文章，在《汉书》本传中，保存了一篇武帝建元六年，严助承武帝旨意，就闽越兵事，撰谕淮南王文，淮南王以“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反对用兵闽越。而武帝出师平定，遂借严助之笔，以教训淮南王，阐释王师“禁暴止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另则《汉书》本传还收录了他上书武帝以表谢罪的短文。而朱买臣赋三篇，以及严助在武帝身边“有奇异，辄使为文，及稍作赋颂数十篇”，则几乎全湮没在历史的积尘之中了。唯有长严、朱一辈的严忌，《汉志》所列其赋作二十四篇，虽则大部分散佚，却有《哀时命》一篇，因被刘向收入《楚辞》，而得传世至今。 一言以蔽之，班彪、班固父子，其生也晚，上述严、朱在《汉志》中之记载，一出于向、歆父子，当无疑义矣。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说：“赞曰：……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定令则赵禹、张汤……应对则严助、朱买臣……”[4]此出自班固乎？笔者以为断无此可能。值武帝朝当时，尘埃尚未落定，史家自难以判断；而百多年之后的班彪、班固父子，远离前汉朝廷语境，更无从确定哪些是武帝身边的重要人物。因而，此为“宗正”世家的刘德、刘向，擘画撰史，遴选人物，当以此种可能性为最大。 二、 严、朱入《汉书》与卷入淮南王冤狱等有关 《汉书·地理志》除自然地理、行政区划、人口之沿革外，其人文历史地理的叙述，尤可珍贵。《汉书·地理志》说：“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颖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这说明，刘向发端，前汉始重视人文地理的研究，《汉书·地理志》此一部分的内容，凝聚着刘向、朱赣之心智。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由于刘向是《楚辞》权威，相信这番话应出自刘向之手笔，所谓“其失巧而少信”，含蓄地代指吴人的习性，既著人文地理之色彩，又带有刘向个人主观之判断[5]。 既“贵显汉朝”，又留名于《汉书》之《地理志》和《艺文志》，此可视作《汉书》为之传记的缘由，然而此尚非关键之契机。《汉书》记述，严助代表武帝，谕意淮南王之后，淮南王谦逊地向武帝表示，自己心服口服，并且谢罪。“助由是与淮南王相结而还”，此表现出吴人严助人格的两重性，鲁迅先生所谓“二丑艺术”，严助难免此嫌，他谕意淮南王，虽义正词严，然仅属为武帝代笔，是否出于忠诚，却颇令人质疑。因此，其立场并不峻切，仅出于职业之表现，目的既已达成，则不妨与之交好，对于武帝政治，严助和刘安均有一种超乎文字之上的默契。 但是，竟敢结交像淮南王这样的危险人物，严助立身不够谨严，此最终为他带来杀身之祸。对于淮南王，武帝继位之初，就已暗藏杀机，淮南王感受到来自朝廷的压力，而严助却略无顾忌，实在缺乏政治的敏感[6]。“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俨然成为淮南王知交，吃喝闲聊，敌我混淆。元狩元年“淮南王反”，严助被揭发与之牵连，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淮南王反事，本属诬陷，严助同坐，则更是无端栽赃，武帝深知严助为人，本不想杀他，然而，“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其实，此番叙述并不完全可信，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元狩元年，宗正由刘受担任，而按《汉书•王子侯表上》所述，他是楚元王儿子沈猷夷侯刘岁的儿子，刘岁是刘向曾祖父刘富的弟弟。《汉书•淮南王传》说：“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此宗正为刘受，此案株连甚广，数千人为之丧命，震动天下。 《汉书•王子侯表上》说：“有利侯钉，城阳共王子，元狩元年，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黑幕政治下，总是制造一个谎言，就需不断制造谎言来遮掩，淮南王一人之鲜血，需要无数生命陪赴黄泉，严助、刘钉弃市，皆罪在知晓淮南王冤狱内情[7]。而在淮南王一案，掌握生杀大权者，张汤恐非主导者，宗正刘受获得武帝授权，处理宗亲内部事务，本属其职分之所在，严助之死，他绝对是比张汤更关键的决策者。《汉书》在叙述淮南王冤狱时，避讳其人以及参与治理此案的刘德之名，刘向为亲者讳，隐去“宗正”在此案中的作用，足见今本《汉书》此相关部分，曾经刘向之损益。故《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刘受的结局，说：“沈猷侯刘受为宗正，二年坐听不具宗室论。”语焉不详，《汉书•王子侯表上》颜师古注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依然不明其获罪的细节。其实，刘受主持办理淮南王案，滥杀无辜，血债累累，而且所知道的秘密太多，因此，武帝在借刀杀人之后，就马上把他弃置了。 朱买臣，一个四十多岁尚潦倒不堪的吴人，其发迹，端赖同乡严助举荐。他本幸免于淮南王狱政治漩涡，可是，严助被杀后，他告发张汤所不为人知之事，张汤自杀，朱买臣亦遭武帝诛杀。 此二者死亡真相，与史书记载均有出入。 先说朱买臣之被杀，其性质盖与狄山略同。作为汉高祖子孙，淮南王刘安比武帝尚高一辈，前者，文帝惩治淮南王，致刘长绝食而死，已引起舆论纷纷；其后武帝又置第二代淮南王刘安于死地，天下物议，势必更为汹涌。 《史记·酷吏列传》说：“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为诈忠。’”狄山说完此番话后，武帝为之变色，武帝逼使他守卫塞上险境，一个多月，狄山被匈奴斩首。此说明，淮南王冤狱，乃犯禁话题，武帝忌讳臣下谈论。而身为严助友人，在淮南王狱后，揭发张汤“阴事”，必然自陷此禁忌大狱。张汤奉旨杀人，知晓武帝伤天害理之事甚多，当有人告发他，武帝也就趁势逼他自杀以灭口。而朱买臣等三长史也因“谋陷”张汤，一并被杀。 再谈张汤之死，司马迁憎恨“酷吏”，缘于此辈人物秉承今上旨意，成为凶恶的爪牙。按《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张汤传》，都提及当时天下的经济状况，《史记·酷吏列传》说：“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盐铁，属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产业，一旦实施国家专卖，则摧毁了民间最基本的经济生态，势必导致民不聊生。《汉书·贾捐之传》记述，贾捐之控诉武帝穷兵黩武给国家带来的祸患，他说：“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天下群情激愤，遂集矢于张汤。按汉朝惯例，政策失败，丞相应承担责任，而张汤行使丞相职权，导致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则必须以死谢罪于天下，其自裁，与武帝朝其他数位丞相之结局略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张汤是武帝内外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比较《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张汤传》，张汤显露死兆，与赵王相关，两书共记曰：“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此种记述涉及真实层面，在盐铁问题上，张汤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一人自然难敌来自各方的攻击。况且，此赵王正是一难缠的对手，按《景十三王传》说赵王：“为人巧佞，卑谄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赵王上书告发，是拖张汤落水的第一步，而“事下减宣”，减宣又是一个与张汤心存宿怨者；而压垮张汤的最后一根稻草，似乎就是朱买臣等三长史： 《史记·酷吏列传》说：“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 而《汉书·张汤传》说：“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始，长史朱买臣素怨汤，语在其传。” 前者叙述朱买臣不能忍受张汤之前恭后倨，更怨恨张汤“排陷严助”，遂与王朝、边通合谋，告张汤勾结商人，囤积居奇以致富。而后者此段文字则出现于《朱买臣传》内，此启人疑窦者在于，导致张汤自杀，众多因素中，三长史究竟占居几何？《汉书·赵充国传》说：“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汉书·地理志》说：“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非宋地也，当考。”山东士人、百姓的愤怒不可直指武帝，然则排山倒海般地倾泻到张汤头上，《史记·酷吏列传》说：“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这道出了张汤不得不死之真相，其实朱买臣等人的告发，在其死因中本无足轻重，几乎微不足道。可是，张汤自杀前遗书曰：“……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这是避重就轻、深谋远虑之词，张汤深悉难逃一死，不怨恨“今上”，而显得耿耿于怀三长史，则可为自己后人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果然，张汤死后，其子孙兴旺，盖前汉无出其右者也。《汉书·张汤传》说：“上惜汤，复稍进其子安世。”此张安世，在武帝身后，那可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昭帝时，霍光“亲重之”，安世被封富平侯；昭帝崩后，他又与霍光一道，参预了立、废昌邑王，更在尊立宣帝大事上，发挥重要作用。迄霍光家族败后，安世、延寿父子汲取乃父、乃祖的教训，立身端重，手腕圆融，更一跃成为朝廷第一重臣。《汉书》本传感慨：“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馀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刘德、刘向父子，与张汤及其后人颇有渊源，治淮南王狱时，刘受、刘德就曾与张汤共事。《汉书·苏武传》说：“甘露三年，单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刘德与张安世同为汉宣中兴名臣，在宣帝朝，楚元王曾孙刘德也迎来一生辉煌时刻，因此，对当时倍受宣帝信任的张汤后人，怀有一层感激之意。《汉书》说：“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云。”冯商，在《汉志》中，向、歆父子著录其《续太史公》七篇，如淳曰此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所以向、歆父子熟悉此人，冯商所言，盖复述自向、歆父子，此赞曰，亦代表着向、歆父子的观点，认为司马迁极度憎恨酷吏，所以仅及其为恶之一端，至于其有功于朝廷者，司马迁之叙述则付诸阙如，显然不够客观，况且，张汤一人做事一人当，其子孙繁盛，却是保持有道，且蒙阴德之庇护者也。 《盐铁论》卷第二《刺复》第十说：“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减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一公孙弘，如之何？”[8]《盐铁论》卷第五《国疾》第二十八有“文学皆出山东”之说，文学代表山东的经济利益，站在文学的立场，叙述武帝暴政的几个阶段。对照《史记·平准书》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史记·酷吏列传》说：“（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盐铁论》中文学所指酷吏，隐去“见知、废格之法”之始作俑者张汤之名，此中缘故，无他，由于昭帝朝盐铁会议，张安世显赫于政坛，故而文学们自然不敢直斥其父张汤之名，所谓敢怒而不敢言也。《盐铁论》卷第三《轻重》第十四说：“御史曰：‘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尊称张汤以张廷尉，而且称颂其功绩，此反映当时社会氛围，业已为张汤平反。《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说：“赞曰：……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察其行迹……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此种为张汤鸣冤的声音，亦当出自刘德、刘向父子之口。 而上述《盐铁论》所言“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王利器注曰：“王先谦曰：‘《汉书·李陵传》：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此用荆楚士之明证。’”此说不确，参照《汉书·食货志》说：“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相冒，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按《汉书·邹阳传》记述邹阳说：“齐楚多辩知。”可知《盐铁论》中的“荆、楚之士”非一般战士之谓，应与前句“故权谲之谋进”相对应，乃指严助、朱买臣等谋士，由于此辈人物多属长江流域所产，而且熟悉《楚辞》，故而当时朝野，均目之为荆楚之士，实际上，此属一般泛指，并不确切。 在武帝朝，严、朱成为张汤的对立面，而张汤后人扬眉吐气于前汉之中、后期，此未免对《汉书》某些人物的传记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考察《张汤传》，张汤事迹，基本上祖述司马迁《史记》的笔调，语带讥弹，然而，为张汤后人立传时，笔锋却顿然收敛，写昭、宣以来，显宦于朝廷的张汤子孙，《汉书》洋溢着温情和赞美，原因在于，班固《汉书》此传，大致是根据刘向蓝本润饰而成，而刘德、刘向，在昭、宣、元、成之际，与张安世及其子孙，俨然结成利益共同体，所以，一改司马迁的冷峻尖刻，竭力回护张汤后人的历史形象。其次，张汤临死遗言“三长史”谋害他，其中为首的朱买臣俨然成为张安世及其子孙之不共戴天者，张汤后人岂敢泄愤于真凶汉武帝，于是，满腔怨恨就只得借朱买臣等为替代者，似乎找到了债主，因此，为朱买臣作传，其意在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报张氏之仇。向、歆父子在笔下丑化其人，并且，在《汉书》之《严助传》后，继之以《朱买臣传》，均出自报答张氏友情之考虑，也显示投桃报李之用意焉。 三、“师其成心”与《朱买臣传》之撰写 《史记·酷吏列传》尚称朱买臣为“会稽人”，后又指“买臣楚士”，具体何指，依然不够精确。《正义》有所考辨曰：“朱买臣，吴人也，此时苏州为会稽郡也。”又曰：“周末越王勾践灭吴，楚威王灭越，吴之地总属楚，故谓朱买臣为楚士。”然其解释并未道出全部原委。 武帝对严、朱，均视作楚人，严助在平定闽越事上立功，《汉书·严助传》说：“助侍燕从容，上问助居乡里时，助对曰：‘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上问所欲，对愿为会稽太守。于是拜为会稽太守。” 《汉书·朱买臣传》说：“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 《史记·项羽本纪》说：“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楚人的性情，好以富贵炫耀乡里，此几乎是天下笑柄。汉武帝似乎并不知道严、朱的准确籍贯，“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大概认为眼前此二位精通《楚辞》的家伙，当属楚人无疑，所以，恶作剧地以项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这则笑话，来戏弄严、朱，发现此二人确实心存和项羽相同的人生观，印证“楚人沐猴而冠”，武帝内心实在蔑视这两位弄臣般的人物。在前汉时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尚占据政治文化中心位置，楚人，在北人眼中，颇受轻视，《左传·成公四年》说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9]《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武帝策封广陵王胥曰：“……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楚人，有不符雅正规范之嫌，汉高祖本亦属楚人，然到其后代汉武帝，就和其他北人一起，对南人“种族歧视”。 自战国后期到汉武帝时代，楚国、吴国以及会稽郡，三个行政区划之实际范围颇有伸缩性，难免重叠或交叉。周振鹤著《西汉政区地理》第二章《吴国沿革》第一节《刘贾荆国与刘濞吴国》说：“会稽分鄣郡后或称吴郡，或仍称会稽。”武帝元鼎六年，闽越反，平定后，地亦入吴郡（会稽郡）[10]。所以，在汉武帝时期，称严、朱为楚人，已属讹误。在《汉书·地理志》，刘向指：“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既已定调此二者“巧而少信”，加之刘向是楚元王后人，项羽都彭城，而楚元王亦曾都彭城，故要维护楚人尊严，为楚人正名，因此刘向首先作出更正，确定严、朱为吴地所产，并非楚人，《汉志》特点出庄夫子“名忌，吴人”。《汉书·邹阳传》说：“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以严忌为吴人，亦在《汉书》本传中，称严助为“会稽吴人”，而朱买臣则属“吴人也”。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武帝建元三年，曰：“庄（严）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吴人枚皋……并在左右。”[11]也以严助、朱买臣为吴人。此吴，究竟何指？《汉书·地理志》说：“吴地，斗分壄也。今之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郡，尽吴分也。”吴地甚为辽阔，钱穆《史记地名考》卷十九《吴越地名》说：“会稽……朱买臣，会稽人（酷吏传）。”根据《正义》说：“此时苏州为会稽郡也。”他更具体地考订：“时会稽郡所理在吴阖闾城中（黥布传）。又会稽，苏州也（淮南衡山传）”钱穆加按语曰：“秦、汉会稽郡治吴，今江苏吴县治。”[12]吴县与吴江县俱在苏州之南部，紧邻浙江嘉兴，西汉辞赋家严忌葬于苏、嘉之间。《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檇李。”《集解》说：“贾逵曰：‘檇李，越地。’杜预曰：‘吴郡嘉兴县南有檇李城野。’”贾逵所谓“檇李，越地”，是指春秋后期，到前汉，则如晋人杜预所言，嘉兴属吴郡。[13]从方言论，嘉兴古来一直处在吴方言区的中心区域。[14] 吾乡当代诗老庄一拂先生《和鸳鸯湖棹歌》之一曰：“墓土犹高碣石平，将军井水涸难生。佛光长照毘耶地，风雨还闻剑佩声。”庄老自注曰：“严助墓在天宁寺，世传墓有古树，每将雨，作剑佩声。今荒墓围入中心小学。寺本助宅，山门有严将军井，旧有井栏，近废，为电影管理站。严助为汉庄夫子忌子，避明帝讳，改称严忌，墓在新塍西，向称严墓。”[15]按地图，嘉兴新塍西，正好是苏、嘉交界处的严墓镇，亦恰好证明《汉书》所指严、朱家乡之吴地，确实在吾乡嘉兴。 读历代嘉兴地方志，嘉兴，作为盛产水稻的农业地区，向来民风淳朴且低调，严助、朱买臣，在《史》、《汉》中，其为人处世介乎正邪之间，一生行迹，乏善可陈。观中国各地，凡为历史人物造假，其用心，盖以荣耀本乡为主，可是严、朱二者，无论在人文、宗教，抑或经济、教化等方面，都不具备任何利用价值，甚至可以视为乡邦文化的负资产。我想，依嘉兴人的性情，不会性起于何时，费心劳力地为这两位人物，造出严将军墓、朱买臣墓及羞墓这些遗迹。因此，我认为，前汉时期，严、朱二人故乡，就在今天的嘉兴，此应确凿无疑者也！ 而怀着对南人的偏见，以及出于为张汤报复的心理，此种先入为主的写作心理，注定严、朱二者，必以反面人物形象入史传。 四、以北人观念塑造的朱买臣形象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说：“赞曰：……应对则严助、朱买臣。”严、朱是武帝发号施令的政治打手，本身并无主体性和是非观，唯武帝马首是瞻。春秋战国，文士已经作为一个群体，登上政治、外交的舞台，而江南，作为相对后发达地区，且江南人体质较为文弱，故其才性偏乎文的一面，至汉代，前有陆贾[16]，始以谋略、文才立身于朝廷，此后枚乘、枚皋以及严忌、严助、朱买臣的出现，其天赋特征，亦开后世——尤其宋代以来，且鼎盛于明清者——江南文士，或逞才于庙堂，或游幕于官府之先河。《汉书·公孙弘传》说：“时又东置苍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上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苍海，专奉朔方。’上乃许之。”武帝好大喜功的拓边政策，在公孙弘看来，纯属劳民伤财之举，于是朱买臣奉武帝之命，以发难丞相，公孙弘见风使舵，马上转向，谦称“山东鄙人”，而内心则对此衔命狂吠的楚人或吴人朱买臣恨之入骨，他十分技巧性地表示，赞同专奉朔方，只是希望“罢西南夷、苍海”，依然想把损耗尽量降到低点。 严、朱虽博得武帝之欢心，可是却冒犯主流舆论，代表“山东”利益的朝野人士，视之有食肉寝皮之恨。即使其人立身朝廷的风格与张汤并无二致，但是写进史书的话语权一旦落入政敌之手，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关于今本《汉书》中，《朱买臣传》的著作权，刘向或班固诸人各占几何，今人已难以考知。然而，贬斥某人，不以直白浅露的道德评判，来横加鞭挞，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语、行为及细节描写，从而刻画出此人的内心世界与本质，这在整个《史》、《汉》写作中，均属最高水准的绝妙文字，既代表了我国史学的高峰，亦令史学与文学相通，甚至在史传文学中，充满了文学之小说文体的基本要素。 朱买臣和严助，以“巧而少信”为主要人格特质，巧，老子曰：“大巧若拙。”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吴人言语、行事，均非出自至诚，而好投机取巧；故而《朱买臣传》的撰写，基于两个意在笔先的原点，来加以演绎。一则是炫富乡里之小人丑态；二则是睚眦必报的阴暗心理。而细究此二者，全出自当时北人对于南人的偏见，虽以概念化来进行创作，然而较好地结合了生活之真实，惟妙惟肖地写出一个复杂而又可信的人物，向张汤之仇敌报深仇大恨。 首先来观买臣衣锦还乡、小人得志的表演，武帝拜买臣会稽太守：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有顷，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买臣遂乘车去。 朱买臣到长安，起初博得武帝好感，“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但是，买臣长安生涯也有起落，初时“买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诏”，在这段低落时光，他就在会稽“驻京办”蹭饭，聊以度日。想必饱受同乡的奚落和嘲笑。如今官拜会稽太守，他要推迟揭晓新身份，否则太便宜了这帮孙子了。因此，他藏起印绶，却“衣故衣”，在与“驻京办”主任共餐时候，慢慢地、有意无意地露出绶带的一小段，让此位主任瞥到，主任好奇地拉扯绶带，随即显出印章，遂令举室皆惊。会稽“驻京办”的势利小人们，以前惯于欺凌买臣，现在竟然“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此句下文，“买臣徐出户”，一个“徐”字，施施然之谓也，虽属细节刻画，却极其传神地写出，买臣身份变了，所谓摇身一变，其整个做派顿然改观，他再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朱买臣了，而摆出十足的“汉官威仪”。 这是买臣小人得志的第一个高潮，一个人突然飞黄腾达之后，须先冷静地后退一步，要故意藏富，装穷，卖呆，示弱，令昔日的强势群体或嚣张人物，在不明真相情况下，一如既往地视之如草芥，用刻薄的语言凌辱之。然后，再来一个大逆转，原来，此人已非池中之物了，他已具有了显赫的身份，凭借这种身份，当然可以获取巨大的财富，他已是既富且贵之人，一旦惊鸿亮相，吓得骑在他头上的人，面如土色，甚至屁滚尿流，于是取得极大的戏剧效果。朱买臣故事这段情节，先抑后扬，欲擒故纵，影响中国古典戏曲甚巨，成为经常使用的编剧桥段和套路，观众会因此而大快人心，江南戏曲中，诸如《方卿唱道情》等，所谓落难公子中状元，赚取了无数的眼泪和欢笑。 其次来见识朱买臣之快意恩仇，也是他衣锦还乡的最高潮。在买臣心中，妻子离他而去，是他一生最大的隐痛。《汉书》本传在写买臣夫妻关系时，花了相对较多的笔墨，汉儒都懂，人伦关系中，夫妻一伦，至关重要，《毛诗大序》所谓“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于买臣之妻，《汉书》本传看不出有诋毁之初衷。朱买臣，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夫妻俩依靠砍柴出售以谋生，东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审举》说：“向使非汉武之世，则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17]此道出，严、朱之学风，已非“古之学者为己”，他们治经，是想出人头地，尽出于利禄之目的。买臣肩挑柴禾，嘴里还振振有词地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妻子亦忍受着强体力的劳作。可是，令她难以忍受的是，买臣在路途中，还唱无腔曲，声大而难听，作为买臣妻，她羞愧难当，多次制止老公：不要再唱了！可是买臣唱得更来劲了。最终，她忍无可忍，提出离婚。 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馀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跟着这样一个丈夫，买臣妻看不到一点儿希望，如果买臣脚踏实地做个砍柴人，其妻未必就忍心离开他，眼见他文不成、武不就的样子，买臣妻预测自己的前途就是和买臣一起“终饿死沟中耳”，所以她毅然决然地和买臣离婚。《汉书》本传记载，她并非狠心妇人，改嫁之后，见到买臣饥寒交迫，还是和新嫁的丈夫一起，招呼买臣吃喝。 可是造化弄人，果然到五十时，买臣迎来了人生转机，武帝拜买臣为会稽太守，他真的衣锦还乡了。《汉书》本传设计了买臣和前妻重逢的场面： 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长吏并送迎，车百馀乘。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 昔日随时“饿死沟中”的穷酸书生，数年之后，竟然成为家乡父母官，各级官吏都沿途送迎，车队浩浩荡荡。这些铺叙，都是为了衬托买臣妻再见故夫的巨大反差，以及所造成的内心冲击力。买臣妻和所改嫁的丈夫也拥挤在清扫道路的人流中，本不知新来太守为何许人，突然邂逅，原来是故夫。此时此刻，对两边都激起情绪的澎湃，昔日的夫妻，今日的陌路人，两人感受迥然不同。《汉书》本传妙就妙在叙述者不动声色，不着一字，计白当黑，尽得留白之用，任读者产生无穷的想象。《汉书》本传简洁有力地一笔勾销了买臣夫妻的尘世孽缘： 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俗谚：一夜夫妻百日恩，朋友之间，尚“苟富贵，毋相忘”，是否富贵了的朱买臣尚念前妻旧情，在自家“太守舍”收留了这对苦难的男女，与他们有福同享呢？可是，其前妻在买臣府邸仅生活了一个月，就上吊自尽了。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买臣如何对待前妻及其现任丈夫？是什么令这个饱经风霜、坚韧却不失善良的妇人突然意识到生不如死？《汉书》本传同样不赘一词，只写到：买臣向前妻丈夫索要丧葬前妻的金钱费用。而且再补充一句：“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在叙述这一切行为时，本应交待其内心的逻辑依据，可是作者惜墨如金，丝毫不涉及买臣的心理描写，白描笔法用得几近枯墨飞白，却写出了朱买臣这个心中饱受压抑和摧残的人物，他即使宴饮“诸尝有恩者”，也不是带着温情的感激，而是对不堪回首往事的“报复”，被社会和生活严重扭曲，朱买臣呈现为一种变态型人格。 买臣难道不能宽恕待他并不薄的前妻吗？买臣妻，无论妍媸肥瘦，总之，其一生都被买臣所毁。而买臣所作所为，体现为一典型的小人，敬畏谄媚于比自己强大之人，而将承受的压抑屈辱发泄于比自己更弱小者身上。 五、馀论 人生，本是一桩难事。《汉书》中朱买臣故事，从北人角度窥见了江南人士的某些特质，可以说这个故事也启迪江南人某些立身的观念。《古诗十九首》之一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人生，是一场拼搏的游戏，如百舸竞渡，须力争上游，在阶级社会里，人上人，或人下人，其境遇是截然不同的。朱买臣的故事，刺激江南人锐意进取，在科考场中，争先恐后，自宋以下，尤其明清两代，进士题名，人才辈出，琴棋书画，人文荟萃，江南独领风骚，而其背后的动力，则与朱买臣如出一辙，这应视为江南人精神积极可赞的一面[18]。 而就买臣故事之负面影响而论，社会以单一标准衡量人的成功与否，导致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明代嘉兴周绍濂撰《鸳渚志馀雪窗谈异》帙上《羞墓亭记》则完全贬斥、丑化买臣妻，尤其写出买臣妻在买臣出头之后，哀乞悔过，最后投河溺死，买臣埋葬尸骸，且名曰“羞墓”，还引用明代方孝孺诗曰：“青青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宁嘱咐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19]此完全违背《汉书》初衷，颠倒了基本的是否观念，极其不近人情。而这种对买臣故事的评价，却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明末清初传奇《烂柯山》（或名《烂柯记》）以及清代《马前泼水》，还有小说、笔记等，都挖空心思地把脏水泼向买臣妻（有时称之为“崔氏”）身上。 滋生此种民间的普遍心理，固然与道学家所宣扬的一女不事二夫的观念相关，然而，更关键的在于，以科考成败论英雄，此种极端功利思想毒害了江南以至全国的士人百姓，所以这些根据《汉书·朱买臣传》而改编的各种文体的作品，除了宣泄了读书人“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压抑内心之外，也令天下观众对买臣妻（或称之为崔氏）之人生押错了宝，陷于尴尬，而顿生戏虐的狂欢。 而以科举为旨归，形成人生价值判断的单一性，此在江南为祸尤烈。导致民风，唯利至上，全无超越势位之人间温情，民风趋炎附势，仗势欺人，既是普遍的人性弱点，也是朱买臣类人物遗赠江南风习之负资产。 严忌《哀时命》说：“廓抱景而独倚兮，超永思乎故乡。”他乡不如故乡，可是回到故乡，故乡也并非安顿游子心灵的所在。吾乡得道高僧李叔同（弘一法师）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录》说：“（一）若著有者：执人我皆实有。既分人我，则有彼此，不能大公无私，不能有无我之伟大精神。故不可著有。须忘人我，乃能成就利生之大事业。”[20]这是很高远的境界，大公无私，未必凡人可以做到，但是，浙东全祖望《读魏其侯传》说：“太史公浅人也。其以窦婴与田蚡合传，三致意于枯菀盈虚之间，所见甚陋。”[21]人，太关注于他人命运的跌宕沉浮，或献媚朋党，或落井下石，均非健康心态。 弘一法师讲述、高胜进笔记《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到慧明法师：“但是他待人是很平等的。无论你是大好姥或是苦恼子，他都是一样地看待。”[22]虽然这是僧人的修为，但是，我们现代公民，理应培养平等博爱的观念，为人性的多元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陶庵梦忆》卷六，张岱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3]《初学记》卷二十四《宫室三》，引述严助《相儿经》曰：“尧悬北毂于坞宫。”唐徐坚等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4]《汉书•东方朔传》说：“是时朝廷多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膠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 [5]《史记•货殖列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刘向把司马迁所谓南楚——大概居于长江中游区域——的风俗“巧说少信”，更推移至长江下游地区，指吴人“巧而少信”。 [6]吴质《答魏太子笺》说：“其唯严助、寿王与闻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谋于国，卒以败亡。”《文选》卷四十，萧统编，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史记•酷吏列传》说：“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 [8]《盐铁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9]《春秋经传集解》，晋杜预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0]周振鹤著《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资治通鉴》，司马光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史记地名考》，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3]参见《越绝书校释》卷三《吴内传》第四：“吴人败于就李，吴之战地。”就李，即檇李。李步嘉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参见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之第五章《吴方言》，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15]《和鸳鸯湖棹歌》，庄一拂著，于能点校，2002年嘉兴自印本。 [16]《史记》本传称之为“楚人”，该楚当近于吴。 [17]《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册）葛洪撰，杨明照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18]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学》，大致以“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为江南地域范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19]《鸳渚志馀雪窗谈异》，周绍濂撰，于文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20]《悲欣交集》，李叔同著，赵海燕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2]同出《悲欣交集》，大好姥或是苦恼子，吾乡俗语，分指有钱和无钱之人。 [作者简介] 汪春泓：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