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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与诗为关系亲近的两种文体。白居易《赋赋》篇云：“赋者，古诗之流也。……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开头用班固《两都赋序》中的话，说赋源出于诗；后面针对赋体独立之后，诗赋之间相互交融的情况，认为全按赋体标准做出来的篇什就叫做赋，但如果只杂用赋体的成分，也还不出乎诗体的范畴，仍旧是诗。唐代诗赋兼盛，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等科，诗与赋同是必试科目，文人诗赋兼擅者多，创作中能够灵活自如地将诗赋二体互相参用。白居易所说的杂用赋体，不仅在唐代诗史上自始至终存在，同时也是推动唐诗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将着重讨论处于唐诗发展关键地位的杜甫在诗中如何参用赋体，再兼及四杰、李白、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对唐诗吸收赋体情况，作简要勾勒，以见唐诗与赋的密切关系。 一 诗史与赋笔 诗中杂用赋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取用辞赋作品中的现成材料，如词语、典故，以及有关景色、人物、场面描写的精彩成分；一种是吸取赋体的艺术经验，如修辞炼句、组织结构、铺排手法等。但在具体作品中，两种现象可能同时出现，而后一种更能体现文体互参精神。兹以杜诗几种类型为例，从其融赋入诗的表现，到如何实现异体相生，创变升华，予以探讨。先看其史诗性作品。 杜诗中有一批反映广阔社会生活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篇章，这些作品奠定了杜甫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而篇幅一般都比较长。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云：“长篇最难，晋宋以前，无过十韵者……至老杜《述怀》（按：当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就文人诗歌而言，确实如叶氏所说，汉魏晋宋五言诗词意简远，篇幅有限，未见有如杜甫这样的大制作。杜甫《咏怀》、《北征》等篇有两大特点：一是博大。其规模篇制，超越以往；二是史诗性。其中抒情和叙事、议论等成分相交织，对社会生活、历史事件有大量的描写叙述。以上两点，集中体现在体制与写法上。既然以往五言诗限于篇幅，未能提供足够的艺术经验，那么在当时诗赋并盛的文学大背景之下，再加以杜甫本人擅长作赋，“熟精”以选辞赋骈文为主的《文选》，他吸取赋的艺术经验和养分入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清黄生云：“杜公本一赋手，故以《骚》、《雅》为胎骨，以经史为餚馔，以《文选》为藻缋，见之篇什，纵横驰骋，难受束缚，如千里霜蹄，虽按辔康庄，其籋云绝尘之气自不可御。”（《杜诗说·杜诗概说》）认为杜甫本是赋手，赋体的包涵量大，所以在接受上囊括了《骚》、《雅》、经、史、《文选》，其诗之规模体制难受传统的诗体束缚。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通过记述旅途见闻与感受，展开了广阔的时间与空间内容，反映了时代巨变与郁结在诗人胸中的思想情感。这些诗的创作，向赋吸取了什么？清人钱谦益注杜诗，于《北征》题下云：“《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公遭禄山之乱，自行在往鄜州，故以《北征》命篇。”（《钱注杜诗》卷二）指出班彪与杜甫都是在时代动乱的背景下出行，同样遭遇世变，故杜甫采用了班彪以赋纪行的标题。近代学者胡小石的《杜甫〈北征〉小笺》进一步笺云： 《北征》，变赋入诗者也，题名《北征》，即可见之。其结构出赋，班叔皮《北征》、曹大家《东征》、潘安仁《西征》，皆其所本，而与曹、潘两赋尤近。 [1] 胡小石说“变赋入诗”，涉及内容、写法等多方面，而所谓“结构出赋”，则专指组织结构。在杜甫之前，五七言诗中像《北征》这样纵横交错，把丰富多样的内容纳入一篇之中，几乎未曾出现过，而在辞赋中，却早已有了成功的先例。赋体一般固然以描写型居多，游猎、京都、宫殿、江海等题材的赋，多半从空间上展开，历时性叙述很少。但情赋以及稍后兴起的纪行、述志、哀伤等类，则具有事件过程。刘熙载云：“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赋概》）纪行赋等，即是“兼叙列二法”结构成篇的。《文选》中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潘岳《西征赋》在征行过程的叙述中，追怀所经之地的史迹，评述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间亦描写沿途风物。胡小石说杜甫《北征》“结构出赋”，指的就是这种组织方式。《北征》固然如此，而《咏怀》虽然标题未用“北征”、“东征”字样，但“自京赴奉先县”实亦具备征行内涵。 纪行赋有点明所经之地的纪行线索，班彪《北征赋》中有“历云门而反顾”，“登赤须之长坂”；潘岳《西征赋》中“发阌乡而警策”，“造长山而慷慨”等等，都是点出行踪。与之相近，杜甫《咏怀》中则有“凌晨过骊山”、“北辕就泾渭”；《北征》中有“邠郊入地底”、“坡陀望鄜畤”等诗句。纪行赋在结构上以“叙列二法”交织成篇，展开描写议论，如《北征赋》中：“济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一段，《西征赋》中“蹈秦郊而始辟，豁爽垲以宏壮。黄壤千里，沃野弥望”一段，都是纪行中的描写。同样，杜甫的《咏怀》、《北征》更是常常在倥偬杂沓中放笔写自己见闻，如《咏怀》写夜行天气阴寒，写骊山上皇亲国戚奢侈享乐，渭水渡口险象丛生；《北征》中写战争洗劫后的旷野，深山里的自然景象，写到家后娇儿幼女表现，都是诗中最为生动细致、展现时代生活和社会历史画面最为精彩的部分。不仅在纪行中切入这些描写的结撰方式可以上溯到东汉至两晋的纪行赋，甚至《咏怀》中“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己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一节，在潘岳《西征赋》中亦有可以构成对照的描写： 夭赤子于新安，坎路侧而瘗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旬之期。虽勉励于延、吴，实潜恸乎余慈。 潘赋由旅程写到幼子夭折，抒发亲情难以割舍之痛，都与杜诗非常相近。 纪行赋的“兼叙列二法”结构为杜甫所吸取。但与杜甫史诗性长篇相比，纪行赋多偏重于结合史迹评述史事和人物，像上举潘岳赋联系切身遭遇的抒情述怀毕竟是偶见，更缺少与当代重大事件相关的现实社会生活场景。这一方面，就杜甫向赋借鉴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赋家庾信等人。 赋发展到南北朝时期，颇出现一些自叙性的作品，如沈炯《归魂赋》、李谐《述身赋》、庾信《哀江南赋》、颜之推《观我生赋》。沈炯、李谐已能较多地把写个人身世和时事结合起来，而庾信、颜之推，则更把身世和历史巨变打成一片，展开了更加广阔丰富的内容。跟纪行赋多写前代历史事件有很大的不同，自叙性的赋则多写当代之事。《哀江南赋》从作者家世写起，把仕梁至被羁留北周经历和亡国之痛、乡关之思交织在一起，中间穿插侯景之乱前后许多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以及自身经历的许多场景。既是述己，又是哀国哀世。这对于唐代诗人的创作影响极大；一是自叙中融入时事。如杜甫《咏怀》叙自己在京城求仕无门，幼子饿死于异县，同时融入上层淫奢聚敛、下层民不聊生的描生的描写；《北征》叙身为谏官不为皇帝所容，令其回家探亲，同时结合一路见闻，写尚未平息的安史之乱。这种自叙，由个人遭遇和亲身感受写出朝廷腐败，时局动乱，个人与国家，二者紧密相关。杨绳武评《哀江南赋》云：“事备家国，义兼诗史，篇中自叙门风忠孝，身世飘零。上述武帝之承平玩寇，以致丧亡……足征一代之得失，犹杜之《北征》义不可无。”（《文章鼻祖》卷六）从“事备家国，义兼诗史”的角度将庾赋和杜诗联系起来，揭示出前后承续发展的脉络。二是自叙与纪行结合，使纵与横、时间与空间的交织更为自然，展开的场景规模也更为阔大。在自叙的重要环节上切入铺叙、议论，在纵向叙述中有场面特写、时事点评，有大大小小的插曲。这些方面庾赋显然给唐人提供了范例，如庾赋点评梁朝军队败于侯景：“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杜甫《北征》则点评了哥舒翰的潼关之败：“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庾赋中“于时朝野欢娱”一段，写侯景叛梁前梁朝上下歌舞升平、追欢取乐情景；杜甫《咏怀》中则有“君臣留欢娱”一段，写 宋代何梦桂云：“古今以杜少陵为诗史，至其长篇短章，横骛逸出者，多在流离奔走失意之中。”（《永嘉林霁山诗序》）由于诗产生“在流离奔走失意之中”，又常常借鉴纪行和述怀一类赋的创作经验，因此，除《咏怀》、《北征》两大长篇外，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三吏”“三别”、《秦州杂诗》、《咏怀古迹》，乃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一类在流离奔走中产生的长篇或组诗。如“三吏”“三别”前后相连，循作者旅程，点出“客行新安道”、“暮投石壕村”、“借问潼关吏”，即略类纪行赋点经行之地。其场面描写，颇见铺排；“三吏”与“三别”诗题模式相同，内容相近，作组诗看，亦有铺排意味。“三吏”还包含人物对话，与赋体常见之主客问答，又不无相似之处。杜甫西去秦州和由秦入蜀写了大量纪行诗，著名的《秦州杂诗二十首》，如清人张缙所云：“首章叙来秦之由，其馀皆至秦所见所闻也：或浏览，或感怀，或即事，间有带慨河北处，亦由本地触发。”[2]本地触发”是这组诗组织结构的关键。诗的开头“迟迴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一连点四处地名，其后“秦州城北寺”、“州图领同谷”、“万古仇池穴”、“东柯好崖谷”，等等，再接连记下一处处经过与见闻，所采取的写法，即与纪行赋相同。特别是首章，一则曰：“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与班昭《东征赋》“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表述的内容和形式相近。再则曰：“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直接点出“西征”，和潘岳《西征赋》的开场：“潘子凭轼西征，自京徂秦”，显然有继承关系。 二 化解与升华 杜甫融赋入诗，可谓变化入神。有些作品，其所包涵的内容几乎可以演绎出一篇颇具规模的赋，按照一般表达方式，这种题材会写成比较质实的长篇，但在杜甫笔下却又不以长篇纪实的形式出现。此类诗可以理解为诗人在构思过程中，把通常的形态解构了，升华变幻，如海水之化为云霞，但见其景象万千，而难窥其演化轨迹。如《秋兴八首》，王士祯曾引述王梦楼的看法： 近日王梦楼太史云：“子美《秋兴》八篇，可抵庾子山一篇《哀江南赋》。”此论亦前人所未发。[3] “哀伤同庾信”（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王梦楼之见可以阐释为《秋兴八首》包含类似《哀江南赋》的巨大的历史和社会生活内容。赋与诗相比，赋实而诗虚。《秋兴八首》没有记述具体事件，纯是抒情。有大型辞赋的内涵，而以抒情诗的面貌出现，自是化实为虚。这与他自己的《咏怀》、《北征》等作，以及韩愈的一些长篇，因加入赋的成分而趋实，几乎是相反的表现。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其四）。夔府——望京华——思故国，是《秋兴八首》抒情与思绪的主轴。经历安史之乱，唐王朝走向衰落。杜甫因战乱漂泊羁留偏远之地，其“故国平居有所思”，也就类似庾信之身羁北方心“哀江南”。《秋兴八首》与赋有哪些联系和不同呢？首先，以“秋兴”为名，钱谦益已指出来源于潘岳《秋兴赋》[4]所渲染的浓厚悲秋气氛，黄生亦指出源于宋玉《九辩》[5]“他日”、“昔时”、“自古”、“百年”所暗示的巨大时间跨度；由巫峡、夔府、江间、塞上、秦中、故园、北斗、长安、南山、函关、曲江、紫阁、渼陂等所喻示的广阔空间；涉及之事，有奉使乘槎、画省香炉、山楼悲笳、匡衡抗疏、刘向传经、直北金鼓、征西羽书、西望瑶池、东来紫气、身预朝班、佳人拾翠、仙侣同舟，等等。更有所谓“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院入边愁”、“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等等。这些，向读者提示着作者的身世和唐帝国的盛衰史，足足贮蓄着可抵《哀江南赋》那种“指陈一代兴废之故，叙述平生阅历之场”[6]的内容与材料。而且，不仅其内容堪比长篇巨制的赋，即连所写景物，亦曾引起人与京邑大赋作对照。钱谦益说：“余谓班、张(按指班固、张衡)以汉人叙汉事，铺陈名胜，故有‘云汉’、‘日月’之言；公以唐人叙汉事，摩娑陈迹，故有‘机丝’、‘夜月’之词。”又说：“‘菰米’、‘莲房’补班、张铺叙所未见。”[7]钱谦益的鉴赏非常敏锐，《秋兴八首》从第五首开始，每首都以一半以上的篇幅渲染昔日帝京繁华，如：“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等等，其辞采与铺排，皆有汉代京都大赋的踪影。京都大赋为实写，而《秋兴》乃是回忆中的一片云烟，则又是化实为虚。 杜甫用八首诗连续相承表达近于庾信《哀江南赋》的内容。此种处理，在庾信作品中亦有踪迹可寻。庾信有《拟连珠》三十四章，演绎的内容与《哀江南赋》相同，可算是一篇化为多篇。倪璠《庾子山集注》卷九《拟连珠》解题云： 傅玄叙《连珠》曰：“所谓《连珠》者……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信复拟其体以喻梁朝之兴废焉。观其辞旨凄切，略同于《哀江南》之赋矣。 连珠是由赋派生的文体，与赋大体同类，而因其“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较一般赋类更接近于诗。杜甫《秋兴》分章，若与庾信从《哀江南赋》到《拟连珠》的写法联系起来看，亦有其前车之轨辙。 庾信的《拟连珠》在很大程度上把《哀江南赋》的内容虚化了，如其二十八： 盖闻秋之为气，惆怅自怜。耿恭之悲疏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韩非客秦，避讒无路；信陵在赵，思归有年。 倪璠笺云：“此章喻己思故国，有如宋玉悲秋。及夫疏勒不还，酒泉何望。身羁长安，韩非将死于秦路；心存建业，信陵终念于魏邦。”可见《拟连珠》所言跟实际所指，中间通过比喻，作了虚化处理。而杜甫的《秋兴八首》，除“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两句外，连比喻也很少用，只是写巫峡的秋声秋色，写回忆中的片断与对长安的想象，较之庾信《拟连珠》更为虚化。清吴瞻泰评《秋兴八首》第五首末联“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云：“此处拾遗移官事，只用虚括，他人当用几许繁絮矣。”[8]赋的写法接近“繁絮”，力求其多地把一切都写出来，而诗用笔“虚括”，往往只见一鳞半爪或浪花云影。杜甫避免“繁絮”而以“虚括”出之，所谓“一片神光动荡，几于无迹可寻”（《杜诗镜铨》引陈秋田评）。可见《秋兴八首》所循的途径是化实为虚，从而在文体上相应地实现了化赋为诗的转换。 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与《秋兴八首》同为夔州时期七律组诗代表作，其前两首分别写庾信和宋玉，后三首分别写 三 赋之描写与诗之比兴 杜甫的描写性诗歌显得比较实，与运用赋体写法有密切关系。这类诗中咏物诗达八、九十首之多。此外，还有相当多专咏某事、某地，或某种情景的诗，围绕某一特有对象去描写，赋法在其中占突出地位。 赋的体物，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发展得很充分，对咏物诗的兴起，有重要带动作用。杜甫以能赋自许，自称“赋料扬雄敌”，曾向玄宗献赋，得到赏识。他有写物的《雕赋》、《天狗赋》等。杜诗中不少咏鹰、咏鸟之作，都与其《雕赋》或前人鹰鸟赋有联系。如《画鹰》诗中的描写即是对《雕赋》的提炼。除诗人自作的《雕赋》外，注家还曾指出“侧目似愁胡”与孙楚《鹰赋》：“深目蛾眉，状如愁胡”的关系；“絛镟光堪摘”与傅玄《鹰赋》“饰五彩之华绊，结璇玑之金环”的关系（杨伦《杜诗镜铨》卷一）。杜诗中又有《鹦鹉》一篇：用于描写的“翠衿浑短尽，红觜漫多知”一联，来源于祢衡《鹦鹉赋》“绀趾丹嘴，绿衣翠衿”二句。而“聪明忆别离”、“红觜漫多知”、“何用羽毛奇”的感慨，则是承祢赋加以概括和点化。 杜甫咏马的诗也很多。元代祝尧《古赋辨体》评刘宋颜延之《赭白马赋》云：“此赋句意皆出汉《天马歌》，至唐李杜咏马之作则又出于此矣。”祝尧从影响史上指出李白、杜甫咏马诗对于颜赋的接受。至清代，沈德潜则盛赞杜甫的《骢马行》，认为其中“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騣碨礧连钱动”一联，将《赭白马赋》用“二句括尽”[11]。无论重渊源强调颜赋对后世的影响，还是赞赏后来者善于对颜赋加以隐括提升，都是注意到了杜诗颜赋之间的联系。杜甫《解闷十二首》，最后三首咏荔枝，钱谦益和杨伦亦指出是隐括张九龄《荔枝赋》，并与张九龄有同样的感喟[12]。 杜甫咏物诗更大量的当然不是融合已有之赋入诗，而是采用赋法。顾嗣立《寒厅诗话》引俞瑒语云：“少陵咏物多用比兴赋……《萤火》、《白小》则直是赋体矣。”俞瑒所谓“直是赋体”，当然不是排除比兴，仅仅机械地以赋体写形。有关诗歌，篇中寓意还是有的，如《白小》，杨伦就指出“悯穷民也。”故“直是赋体”，是指直赋其物，突出地显现赋法。此类诗杜集中还有多篇，特别是仅以物名为题的，如《雷》、《火》、《雨》、《孤雁》、《鸥》、《猿》、《鸡》、《黄鱼》、《暝》、《云》、《月》、《初月》、《归燕》、《促织》等，大多着重描写物的形态、大小、习性，从用笔看，是通过赋法状物，写物理物情，体现用意。他的《火》诗，杨伦《杜诗镜铨》眉批：“公诗有近赋者，亦由熟精《选》理。”为与眉批相印证，杨伦对有关诗句又作旁批：“此首开手先揭出题”——“先叙举火之由”——“低处”——“高处”——“以上言日中之火”——“此言夜间之火”——“此言烧火无救于旱”[13]。据此可以看出杜甫这首《火》诗，正是赋体上下前后、逐层铺衍的写法[14]，近于一篇《火赋》。 考察杜甫的咏物诗，可以连类扩展到广泛的体物和描写性诗歌。咏物诗是描写，某些咏人物、咏场景之作，也是描写。其中赋法的运用都很突出。名篇如《丽人行》、《冬狩行》、《渼陂行》，皆运用铺陈夸张笔法。清蒋弱六评《丽人行》：“美人相——富贵相——妖淫相，后乃现出罗刹相。”[15]指出《丽人行》是抓住几个方面逐一进行铺写，最后画出罗刹相给以尖锐讽刺。蒋可谓引而不发，而黄生却一语道破：“较《洛神赋》另样写法。”（《杜诗说》）因为都是以赋笔写水边丽人，所以将其与《洛神赋》并提，认为只是用意不同，一为赞美一为讽刺，写法另样而已。 杜甫多数咏物诗和以特定对象为题的描写诗有两方面特点。一是赋与比兴兼用。上引俞瑒语已道出这一点。方南堂云：“咏物题极难，初唐如李巨山（峤）多至数百首，但有赋体，绝无比兴，痴肥重浊，止增厌恶。惟子美咏物绝佳，如咏鹰、咏马诸作，有写生家所不到。”（《辍锻录》）“写生家”指描绘外形者，杜甫咏物则不止于用赋笔绘形，而是结合比兴，传达出物之精神乃至作者之怀抱，故为写生家所不到。《枯棕》、《病桔》，不只是写外形，而同时借“群桔少生意”和棕之“其皮割剥甚”，象征农民所受的剥削与摧残。《燕子来舟中》末段云：“可怜处处 四 铺陈排比与制局运机 杜诗掩有众体，若就诗中各类体裁论其与赋之关系，最接近者当然是排律。律诗中间两联对偶，与古诗按时间顺序的纵向写法不同，通常为并列式的描写。有人联系律体的产生，说：“赋体意义排偶和声音对仗的讲求，成就了律诗。所以律诗是赋化的诗”[16]。虽然如此，但一般律诗与赋的相近，仅为中间两联的并列对偶，就全篇看，排偶的特点还不算显眼。而当律诗中对偶的联数增多，甚至成为上百韵的长篇时，铺陈排比的特点就非常突出而更近于赋。林庚说：“排律是最近于赋的诗体。”[17] 杜诗五排共127首[18]，二十韵以上的20首、三十韵以上的7首、四十韵以上的4首、一百韵1首。这些诗中的铺排，可称洋洋大观。如《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峡束沧江起，岩排古树圆。拂云霾楚气，朝海蹴吴天。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有时惊迭嶂，何处觅平川。鸂鶒双双舞，猕猴垒垒悬。碧萝长似带，锦石小如钱。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怜。猎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 像这样铺陈排比，穷极笔力地写夔州山川景物，跟写江海山川的赋堪称同调。如郭璞的《江赋》写长江三峡： 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绝岸万丈，壁立赮駮。虎牙嵥豎以屹崒，荆门阙竦而磐礴。……迅蜼临虚以骋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牛后 翘踛于夕阳，鸳雏弄翮乎山东。 两相对照，可见写法与所写景象都很接近。由于长篇排律近赋的特点明显，无庸再就此举例论证。本文面对排律的铺排，拟进一步研究诗人的调控驾驭之法，这是排律虽排，但仍能如白居易所说“杂用其（赋）体，亦不出乎诗”的关键所在。从上引《秋日夔府咏怀》中可以看出，杜甫不是简单地移赋于诗，而是即使在排律中也用诗讲究精警流动的特点改造了赋。他改变了赋体的过度堆砌罗列，善于贯串变化、调配驱遣，如韩信将兵，善用多多，而绝非乌合之众。杨伦说：“排律特诗之一体，杜公却好为之。元微之所谓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兼之忽远忽近，奇正出没，非铺陈排比足以尽之。”（《杜诗镜铨·凡例》）杨伦强调的是“忽远忽近，奇正出没”，而不是单纯的铺陈排比。浦起龙曾评论《秋日夔府咏怀》云：“元微之之言曰：‘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亦数百。’其所推服，首在斯篇。顾予观是诗制局运机之妙，在于独往独来，乍离乍合，使人不可端倪。”[19]浦起龙于铺陈排比中强调“制局运机之妙”，也就是杨伦所谓“奇正出没”。浦氏分析很长，不拟引录。杜诗中铺写峡江景物的名篇，尚有《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韵》，篇幅稍短，较易把握。研究它的写景抒情和组织结构，易于看出杜甫如何吸收赋法而又用诗体改造了赋。其一，杜甫能在穷神尽貌地描写的同时，注意提炼。铺陈和简约兼顾，淋漓酣畅中有遒紧和凝炼。其二，能在描写中避免一般赋体的一味铺排，注意引进赋中纪行、游览一类按时间顺序组织内容的手段，虽长篇铺排，仍见流动，运掉如意而无板滞之感。兹引录其开头部分，划分成若干节次，以供分析： ①老向巴人里，今辞楚塞隅。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 ②窄转深啼狖，虚随乱浴凫。石苔凌几杖，空翠扑肌肤。垒壁排霜剑，奔泉溅水珠。杳冥藤上下，浓淡树荣枯。 ③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 ④摆阖盘涡沸，欹斜激浪输。风雷缠地脉，冰雪曜天衢。 ⑤鹿角真走险，狼头如跋胡。恶滩宁变色，高卧负微躯……⑥不有平川决，焉知众壑趋…… 以上所引，内中描写虽多，但比起赋来还是相对简约的。如“不有平川决，焉知众壑趋”二句，在郭璞《江赋》中几乎是以下一大段： 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混流宗而东会。 《江赋》这一段所写，也就是长江源出崌山、崃山，从巫峡冲决而出，沿途汇合汉、泗、淮、湘、沅、澧等众多水系，奔趋而下的情景，杜诗以简约的大笔表达，郭赋则详委铺叙。从结构组合看，诗中所标的②④⑥节，均属排比铺陈，如果作为一篇新的《江赋》，可以把这三节直接连贯起来，略去①③⑤节，亦可算得体。但杜诗并非如此，而是把空间描写纳入时间过程之中，时空交织，吸取了纪行赋的组织结构方式。诗题“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以及诗的起首四句，即相当于纪行赋点明时间行程。中间写神女峰、昭君宅、鹿角滩、狼头滩等处，都是所经之地，跟纪行赋点行程，作用是一致的。当然纪行赋中像“朝发韧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班彪《北征赋》）；“尔乃越平乐，过街邮，秣马皐门，税驾西周”（潘岳《西征赋》），等等，跟杜诗相比，不免平直，杜诗之所经行，往往在抒情写景中带出，如浦起龙解“神女”四句云：“‘曲留’、‘梦尽’，分顶上联，本地本怀，两映得好。”解“鹿角”四句云：“‘鹿’‘狼’二滩，借成语，写实境，琢句最巧。”（《读杜心解》卷五）这些地方不仅不见痕迹，而且使文字出现变化和波澜，将描写、抒情、议论、纪行打成一片，纵横交错，浑然一体。 五 唐诗参用赋体的过程与代表性作家的表现 杜诗参用赋体，对其诗歌内容的扩展，艺术的提高，起了多方面积极作用，其转益多师，异体相生，堪称典范。但杜甫的做法，在高潮迭起不断追求创新的唐诗发展过程中不是孤立现象。文体互参，诗中参用赋体，自始至终存在于唐诗演进过程中。如果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则第一阶段应以初唐四杰中的卢照邻、骆宾王为代表。卢骆承齐梁以来诗赋融合的趋势，吸收齐梁赋的语言辞藻、情调意境、押韵方式和汉大赋的博丽雄迈之气，形成可以对纷繁客观世界（如京都）进行大规模描写的初唐歌行体。第二阶段，以李白、杜甫为代表。他们继卢骆等人之后继续参用赋体，但消除了赋化的痕迹，避免平直繁重的铺排，组织结构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又同时吸取赋法扩展五言古诗，使五古中出现了《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长篇巨制。就李白而言，他虽也吸收了六朝赋的营养，但汉大赋的“炎汉气象”和“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表现方式对其歌行“壮浪纵恣”的笔势和气魄更有深刻影响；李诗的窈冥惝怳，纵横变幻，则又滥觞于屈原及其后继者的骚体赋。如果说李白吸收辞赋形成了他的浪漫主义诗歌艺术，杜甫吸收赋体，则丰富了他诗歌的现实内容，增强了对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的描写功能。杜甫将赋法吸纳到各体诗歌之中，尤其是他的史诗性五古长篇与排律，跟赋体结缘更深。第三阶段，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白诗以铺叙见长，贬之者谓其“繁冗”，而“繁冗”正与赋笔有关。白居易和元稹又创作大量的次韵诗和排律，也有参用赋体的因素。韩愈诗歌铺排夸张、谐隐滑稽、联句赋物皆与融赋入诗有关；而在运用赋法，竭力铺排、穷形尽相地描绘方面，登峰造极，可算唐代诗坛上描写能力最强的作家。他的《南山诗》亦赋亦诗，人们对其鉴赏，几乎要有一种跨文体的眼光和意识，即不仅要从诗艺方面，同时还要从赋法方面，方能对其艺术旨趣有较全面的把握。但他铺排过多，与诗之含蓄或难以兼容，特别是有些篇章“情不深而侈其词”，单纯近似于赋，不免招致后人非议。第四阶段，以李商隐多有新的表现。由于晚唐诗歌向精美的方向发展，大规模的铺排，在其诗中不占重要地位。赋对义山诗的影响，体现在宋玉之《高唐》、《神女》等赋，对其创作闺帏粉黛题材的作品有导源意义；赋体体物的作品和杜甫运用赋笔咏物的成就，为义山咏物诗提供了营养和参照，并进而沿赋法与比兴相融合的方向，往前推进，使其一些咏物诗达到取物之神，离形得似的艺术境界。不仅如此，高唐之恋、体物与比兴相结合，以及谐辞隐语与婉娈托寄，对其诗深情绵邈、沉博绝丽的主体风格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杜甫诗歌参用赋体，以及唐代诗赋交融几个阶段中代表性作家的表现，足以证实，对赋体的吸收，从初唐到晚唐均是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不仅在组织结构，谋篇布局，整合多种成分；在扩展内容与规模，提升诗歌的状物功能、描写力等方面；而且在谐隐、滑稽等多样性风格方面，均给诗歌以深刻影响。诗通过对赋的多方面吸取，丰富了自己，增强了活力，突破了传统框架的限制，实现了从艺术手法到体制的种种变革与创新，不断展现新的风貌。唐诗参用赋体的过程和表现，说明文体的发展不是彼此封闭隔绝的。异体相生，是促进文体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各种文体总是在彼此互相吸收交融中，不断变化繁衍，推陈出新。 [作者简介]余恕诚，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发表过专著《唐诗风貌》等。 题解：基金项目：本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01ZW030）的部分研究成果。 注释： [1]《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2][3]转引自杨伦《杜诗镜铨》卷六、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649页。 [4]《钱注杜诗》卷十五《秋兴八首》题下注：“潘岳《秋兴赋序》云：‘于时秋也，遂以名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1年版，第504页。）按：潘岳原文为“于时秋也，故以秋兴命篇。” [5] 黄生《杜诗说》卷八：“吾尝谓子美之八首，即宋玉之《九辩》。故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亦吾师’。惟能深知其所悲之何故，而师其风流儒雅，此拟悲秋为秋兴，乃所以为善学柳下也。”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35页。 [6]杨绳武《文章鼻祖》卷六评《哀江南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四O八，第133、134页。 [7]《钱注杜诗》卷十五《秋兴八首》其七后笺语。第541页 [8] 转引自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二。第646页。 [9]王嗣奭《杜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10]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八卷引《杜臆》云：“五首各一古迹，首章前六句先发己怀，亦五章之总冒。其古迹则庾信宅也。宅在荆州，公未到荆，而将有江陵之行，流寓等于庾信，故先及之。”按：此解释何以在夔州咏及庾信。 [11]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页。 [12]《钱注杜诗》卷十五，第529、530页。《杜诗镜铨》卷十七，第819页。 [13][15] 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三。第615、59页。 [14] 程千帆、张宏生《火与雪：从体物到禁体物》一文，从杜甫吸取赋体写作经验的角度，论述《火》是艺术上的又一创造，可参看。此文收入《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6] 简宗梧《赋与骈文》第七章《赋与骈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台湾书店1998年版，第225页。 [17] 林庚《诗化与赋化》。载《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18] 此按浦起龙《读杜心解》的分类统计。 [19]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五之三。第774—7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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