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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出现地方化、家门化趋势，与之相应，文学创作的重心也逐渐下移，地方世家大族作为“文学创作基地”的意义愈益突出。对这一文学演变的史实，近几年学界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在调整学术路向，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家族文学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一个旨在将文学与家族以及地域文化、社会史等贯通起来，力求借鉴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资源，通过多域鉴摄以深化文学研究的新方向——“家族文学研究”正在形成。我国古老的“家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形态，在不同时代有其具体内涵，而无论是家与国一致的大小宗法制家族，还是家与国分离的小宗法制家族，[1]都不妨从另一个视角，即“惯习与品味”的文化差异上进行区分，将具有某种文化共相和地位的家族群体作为具有特定意义的构建对象来认识。[2]“家族文学研究”就是对这一构建对象的相关文学知识的阐释。它试图将“家族”的文学活动视为一种知识生产过程，立足于基层写作的实况，导入关系主义视角，显现其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的某种特定文化群体属性。如果说线性的文学史研究和以代表作家为中心的文学研究尚有向多方向拓展的可能，那么家族文学研究对文学创作族聚性、互动性、基层性的关注也许不失为一种探索的方向。这也正是本文对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视阈和认知角度进行讨论的意义所在。 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家族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研究方向，自然具有其内在的逻辑系统和范畴体系，与此相应，就应有自己的逻辑起点。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应理解为建构和展开家族文学研究的初始环节，是其知识体系的始基范畴，所有关于家族文学研究的知识都与其有密切关联。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既体现出作为一个学术方向建立的基本合理性，也包含着其知识结构建立和完善的学理根据。 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范畴来看，其逻辑起点在于“文学”和“家族”的深度关联性。正是这种深度关联性形成了文学与家族长期的同向并轨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血缘、地域相关联，催生出具有文化意义的家族性文学共同体，并产生了丰富的创作成果。“家族”不仅仅指向物质生产、生活层面的意义，也意味着凝聚文化倾向、人文情感和文学经验的文化共同体。因此当我们想起汉代以来的许多名门望族——无论是门阀世族，还是科举家族——就会想起他们在文学发展历程中或平凡或伟大的实践，这意味着家族文学已经自在地存在于中国历史与文学史中了。“家”和“族”胞脐相连，紧密难分。“家”，乃家庭，是同居共财的近亲血缘团体。“族”，指家族，是家庭的高阶组织形式。《礼记·丧服小记》将族亲划分成若干亲疏层次：“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郑玄注曰：“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以父亲祖，以子亲孙，五也；以祖亲高祖，以孙亲玄孙，九也。杀，谓亲益疏者，服之则轻。”[3]由此可区分出直系三代的“内族亲圈”、包含五代的“本族亲圈”和包含九代的“外族亲圈”。“家”作为一个规模较小的血缘团体，力量往往较为有限，因此将一群虽不同居、不合籍、也不共财，但仍有一定血缘关系者以“族”的形式确认下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更大的血缘团体，但要维系其存在，巩固其利益，就必须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寻求新的“会聚之道”。[4]世家大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文化会聚、与文学结缘的取向，家族不但成为政治经济上相扶相通、互助支援的社群，而且是文化上同栉共沐、通和致化的团体，既有伦理层面的意义，也有人文层面的意义。 海外学者对此表现出浓厚的研究兴趣，如瓦特森从人类学角度探讨中国宗族的发展，宋汉理、邓尔麟、罗伯特、罗威廉对不同区域地方望族的历史延续性和传统社会流动凝固性、稳定性的考察，井上徹对16世纪以后宗法主义的普及状况，特别是对江南社会的深入探究，都颇具启迪意义。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社会史或广义的文化史，较少涉笔家族与文学的关系。相较而言，崔瑞德、池田温、谷川道雄、黄宽重等在研究中国社会史时，对家族文化学术给予了较多关注，尤其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论，深入到乡里社会和世家望族的文化和精神结构。另外艾尔曼和高彦颐的著作讨论了中国江南文化精英阶层和文化世家的地域性影响。如艾尔曼认为：“在士绅的日常生活中，儒家精英通常是根据宗族关系界定的，文化资源主要集中用于宗族的形成和发展”，关于“文化资源”，他论及经学、考据学、文字学和文学等；[5]高彦颐则具体阐述了“家族人伦与‘家居式’结社”等问题。[6]值得注意的是，绿川英树在有关论述中直接提出了“文学家族”的概念。[7]我们愿意借鉴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思考“家族”与“文学”的内在关系。 钱穆曾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8]钱穆高度重视“家族”在古老民族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以至将家族研究作为中国文化研究之磐石。家族与文化的关系，正是我们认识家族与文学关系的阶梯。家族是直接胚育文学家并与之血脉通连的母体，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9]在影响文学家成长和创作的各种因素中，家族据有始基而核心的位置，具有深刻而持久的作用。文学和家族之间所存在着的天然的、密切的、深度的联系，实际上正是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这一起点上我们可以瞻望家族文学研究开拓和发展的方向。 家族对文学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于多方面，而家族之乡园、门风、家学、宗脉四者相互贯通，充溢着浓厚的家族文化意识，为其中尤突出者。 乡园是直接影响家族成员生活、成长的地域环境，其中蕴含着家族长期隐性传承的地域文化。人是文化的动物，无可选择地带有环境的基因。对每一个从乡园成长起来的家族作家来说，乡园环境是其自我惯习和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始根据，正所谓“夫民函五常之性，系水土之情，风俗因是而成，声音本之而异。”[10]“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纡，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佻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11]而乡园中深含的地域文化更潜移默化地对家族作家的人文个性产生濡变影响，成为他们与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判断、选择的天然依据，同时也是群体间交往的自然动力和文学创作的原生符号。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家族是乡园性的家族；家族文学群体是乡园性的群体，家族文学创作也必然熏染着浓郁的乡园色彩。“作家一旦进入现实的体验，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12]即使他们远离乡园，它仍然化作诗意的想象并最终转变为栖居的祈愿。 门风是家族的精神徽记，这是文学家成长的家族精神氛围，也是对文学家化于无形却影响深刻的家族传统。这种家族传统，是个人自立于社会，进而成为士林砥柱的家族标志。文学家往往将这种传统用一定的文学形式记述下来，这就是歌咏先世高德盛业的“述祖德”作品。其文较早的有曹植《怀亲赋》、陆机《祖德赋》、陆云《祖考颂》、庾峻《祖德颂》等；其诗更多，如后人引述较多的陶渊明《命子》，述陶姓氏族之所来、历代先祖之德业，在述祖德诗歌中树风启气，谢灵运的《述祖德诗》、潘岳的《家风诗》都受其影响。唐人殊重家风，崇尚德性，故述祖德题材的创作久盛不衰。专门述祖德的诗、赋相当丰富，碑志铭诔中相关内容亦在在可见。权德舆《贾耽墓志》叙及贾氏文学成就：“所著《梁怀王傅碑》、《先君子碑》，陈祖德以自况，载家声于可久，体要闳达，迈乎群伦。”[13]述祖德是唐代文人写作的重要题材，也是历代著姓名族门风建设的一种方法。在不断的重述过程中它有摩顶教化之效，当子孙无为、儒业不振时，祭出家族世德门风，则成为保持门楣地位的自我拯救之道了。 家学即家族渊源有自、世代相传之学，是家族的文学资源和文化积累。陈寅恪曾指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他强调：“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4]这里的“学业之因袭”就是家学。它以庭训教育、风沐熏陶传布于家族后代，既是家风发扬的载体，也是家风作用的成果。它往往以家法的名义出现，不但对后人的学术方向、知识累进发生重要作用，同时也在文学方面对家族后代的文体选择、创作取向等产生影响。学界常提及的高门望族，或以诗学闻世，或以古文传家，或以词曲擅长，或以制艺称名，其文才相继，世擅雕龙，即家学传统的体现。至于学养不同，则嗜趣自异，文学创作的宗尚、风格也自然有所不同。唐代虞世南之文章婉缛，许敬宗之辞采甚丽，都源自家学。明清之际，娄东太原王与琅琊王家族诗学俱宗盛唐，虞山二冯以下多法西昆，而浙东黄宗羲则宣称“吾家诗祖黄鲁直”而追步宋诗，[15]家学陶冶皆显而易见。士族门第“承我宗风”的传续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既成的家学渊源在后代族亲中必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则有相当充足的事实可证明。 宗脉是指家族的宗系血脉及其延伸的姻娅脉络，它往往在组织形式和互动势态上影响家族文学创作。在中国古代宗法家庭中，文学家的活动一般具有群体性特征，因此便产生了较为普遍的“族内师友”现象，苏辙所谓“抚我则兄，诲我则师”[16]是颇为典型的。类似的例证很多，如宜兴储氏家族“父子兄弟间，自相师友，颇以能文章世其家。”[17]明清之际，江南有“袁氏六俊”、“常州五恽”、“桑氏五杰”等，另外娄东王氏有王撰等昆季九人，苏州张氏有学雅等七姊妹等，俱得能诗之名，闻达遐迩。显然同宗血亲本身往往就成为规模不等的文学集群，规模越大则创作互动越劲盛，文学成果越丰富。在血缘宗亲之外，高门著姓还有一个复杂交错、关系纷繁的姻娅脉络。艾尔曼指出：他们的“势力、声望不仅是基于宗族本身的凝聚力，士绅家庭还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与其他大族联姻可以强化宗族的凝聚力。”[18]著姓名族一般坚持在文化层次相当的条件下建立家族婚姻关系，多利用世家道谊发展为姻娅亲缘，这使家族文学集群变得相当凝合、坚固。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文学好尚的家族聚合在一起，姻党外亲联袂一体，成为文学创作互动的平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柳诒徵、刘师培、邓之诚、吕思勉、陈寅恪、钱穆、潘光旦、林耀华、王伊同等学术先贤较早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研究家族问题，都直接或间接触及到家族发展与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联系，其中尤以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著作的相关内容，启中古世族与学术文化关系研究之山林，而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深致通明，于乡园环境、世德门风、家学渊源、族亲网络四端都有精辟阐述。今天我们开展这一研究方向的探讨，正是取则学术先贤的思想资源，在新的学术视野中拓宽路径，深化研究。 家族文学研究的问题视阈 家族文学研究应具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所谓知识体系实际上就是由从逻辑起点走向终点的各个环节组成的完整的知识链。应当承认家族文学研究迄今仍然处于探索过程，在现阶段要确定其科学严谨的知识体系似乎不易切实而周致。在此情况下，我们不妨调整一下思路，暂且搁置对知识体系的讨论，而探讨家族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及其内涵。 理论始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19]问题意识与特定情境和局部视角有关，而这种情境和视角又源于时间和空间的定位，发生于一定时间序列和空间位置中。因此对家族文学研究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流变中理解家族文学的发展，在具体的血缘、地域和社会背景中说明著姓大族的特点，进而在家族文化语境中阐释族亲文人的关联与互动，在具有地方化色彩的基层环境中感知文学生产的方式、过程及其成果，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形成了家族文学研究中历史建构、依存关系、类型特点、生产方式、现场情境、成果样本六个方面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嵌在家族文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中，具有一定的核心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和讨论。以下我们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历史建构 历史具有“时间”的特质，“时间”是一种包含着众多变化与迁动的序列。家族文学发展需要通过对史实的梳理，对这个变动的时间序列加以整合，选取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作为历史演变转折的时空坐标，从而确定家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段落。这种历史段落的划分，可以帮助确定家族与文学之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特征，而站在历史长河的最后阶段回望整个过程时，又能够在递相蝉联中清楚地看出家族文学的总体文化属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既是家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还原，也是一种历史建构。 这一议题需要注意的是，家族文学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和向度，既区别于社会史研究所理解的家族史，也区别于文学史家所阐述的文学史。它的形成与家族文化发展的过程、阶段相联系，与文学意识的自觉、文体形式的具备相关联。夏商周时代虽然宗法制家庭已经产生，并且至两汉已经出现了强宗大族向世家大族式家族的转变，诗骚传统和史官文化也谱写出了辉煌的文学篇章，但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缺少可靠流传的家族文学文本，且魏晋南北朝以前尚文笔不分，文学未成为专门的写作类型，故严格意义上的家族文学史无从定义和描述。 在这个问题上，钱穆曾指出：“门第之盛与学业之盛并举，惟因其门第之盛，故能有此学业之盛，亦因其学业盛，才见其门第之盛。”又说：“至论学业，文学尤为时尚，其风盖自曹魏父子开之。”[20]陈寅恪也有相似的看法：“东汉学术之重心在京师之太学，学术与政治之关锁则为经学，盖以通经义、励名行为仕宦之途径，而致身通显也。自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以后，学术重心自京师之太学移转于地方之豪族。”[21]刘师培在总论宋、齐、梁、陈文学时更明确地说：“试合当时各史传观之，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22]前辈学者角度不同的论证指向一个基本认识，即家族文学的实际历史当自东汉始，由汉魏之际迄于梁陈，随着士族的真正形成和崛起，士族文学创作逐渐兴盛，家族文学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 人才选拔机制与文学才士的成长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根据科举制度的演变，大致可以将隋唐至宋元、明清至近代看作家族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这样的划分一方面考虑到科举文体递嬗的影响，八股取士制度出现前后文化生态的差异，一方面注意到自明代起士林阶层的形成具有的某种特性。陈寅恪曾引述清人沈垚《落楼文集》八《与张渊甫书》云：“六朝人礼学极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门阀，虽异于古之宗法，然与古不相远……至明士大夫皆出草野，与古绝不相似矣。”[23]这里说朱明一代士大夫皆出草野，似乎有些绝对了，但认为明代士族的出现已迥异于前代高门世代勿替的状况，是不违史实的。因此将明代家族文学发展与八股取士制度相联系，并与文化生态接近的清代合为一个阶段，应是比较符合文化史和文学史演变的实际的。 （二）依存关系 家族文学研究自应以文本为根据，但它并非自为自足，而是需要在文学与他域的关系探讨中展开，阐他域以辅自身，跨界际而探新脉。可以说家族文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事物相关性研究，关系研究能够显示家族文学的特殊存在，展现家族文人的物质和精神空间。 在诸种依存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作家的血缘关系研究。这是对家族创作主体的追源知本的基础性研究。在以谱牒学方法进行家族的世谱梳理、支脉追寻、血亲认定方面细密考论的同时，需要对血缘关系人在家族文化、家族文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分析，家教是其中尤为核心的内容。家教的第一责任人是父亲，所谓庭训饬子，乃说明子不教、父之过的道德责任；其次以“舅权”的影响最为显著，一些具有母舅身份者往往成为家族年轻一代的精神导师和文学引路人；另外兄长同样负有一定责任。钱穆谓魏晋南北朝之“门弟家风戒轻薄，戒骄奢，重谦退，重敦厚，固非当时门第尽能如此，然一时贤父兄之教诫，贤子弟之顺行，则大要不离于此。”[24]值得关注的是，在古代家族教育中，母亲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欧阳修母郑氏、苏轼、苏辙母程氏、杨慎母黄氏等皆有教子之功。清代秀水钱陈群甚为乾隆所尊，其所以能够获得巨大声名，与陈书施以母教关系至深。毕沅曾作《题佩香女史秋灯课女图》云及“仆少孤露，志学穷年。慈闱授诗，罔极终天。”[25]毕沅之母张藻，乃清代江南著名女诗人，亦有幼承母教的经历。历史上著姓显族往往都有丰富生动的文学家成长故实，据此梳理和追索血缘家族教育关系，可厘清家族文人及其文学创作的血脉传承路径。 家族存续与地域文化关系深厚，在家族文学创作的依存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人类创造文化不能脱离自己直接所处的地域空间。法国学者布岱尔认为，地理环境是最核心的历史知识，也是最深入的内层历史，[26]“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27]每个家族，都是具体地域环境中的家族，必然受到那种“最核心历史知识”的陶育，而地方人文历史，从乡邦先贤的传说、散落的碑传、名达的遗址到有文字记载的方志文献，都具有文化贮聚的力量，潜移默化地熏育着乡邑后辈文人的心灵。故中古以来，文献史料记载某姓氏，往往冠以郡望或籍贯，[28]以明其家族地域所自与文化渊源，这在碑志和传记类写作中乃成惯例，如皮日休《二游诗·徐诗》云“东莞为著姓，奕代皆隽哲”，[29]强调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当然，对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认识，还应该看到另外一面，即家族文人和文学是如何对地域之自然环境发生影响的。“端委化俗文明开，延陵观乐中原回。四科言氏尚文学，宗风肇起孳胚胎。”[30]这种礼乐与文学的“化俗”力量是渗透到人文精神提升和自然环境改造两个方面的。尤侗认为：“文章藉山水而发，山水得文章而传，交相须也。”[31]所谓“交相须”，也就是沈德潜所说的“江山与诗人，相为对待者也……惟两相待、两相遇，斯人心之奇际乎宇内之奇，而文辞之奇得以流传于简墨。”[32]显然“交相须”、“两相待”之论，超越了单向的“江山之助”说，体现了文学对地域环境“人文化成”的影响。事实上历代家族文人，不仅以文辞传自然之美，而且往往以“开山我作主”的智慧和勇气“鸿蒙辟川岩”，[33]对自然环境进行了美学建构。 家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基层单位，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因此在家族文学创作的依存关系中，不可忽视家族与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关系。应通过家族迁变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以寻绎家族在历史变动中的起落，度量家族与政治中心的距离；通过家族在社会坐标和文化坐标体系中的位置分析，以考察社会对家族文人的评价和他们的实际社会、文化地位；通过家族移民迁播分析，以认识人口流动对家族衍化以及人文意识转变的意义，从思想资源和文化能量转移的特定角度，探求家族文学和地域文学发展的契机；通过家族与社会文化群体的关系分析，以透视家族交际圈的构成以及著姓家族间的互动状况；通过家族文学活动与家族经济基础、经济活动关系分析，以发现物质因素和经济状况对家族文学生产的影响。 （三）类型特点 家族文学创作与家族类型特点有关，类型特点可以从家族文化渊源、知识结构、艺文兴趣等方面进行区分。这是由“一门风雅”的“门”类特征分析而推及“风雅”内涵辨认的过程。家族群体的形态与类别错综复杂，而从不同角度的考察能形成不同的“门”类，显示出家族文学创作的多重特色。 就家族文化渊源来说，有传统型和新兴型两种“门”类。所谓“传统型”是指一些家族原本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后代能够清芬世守，家族精神和文化传统渗透于文学创作，在族内外长期产生影响。较为典型的如南朝的东山谢氏家族、琅琊王氏家族、吴郡顾氏家族、兰陵萧氏家族等。初盛唐时期门阀观念依然盛行，门荫取士仍是选官的手段之一，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曾孙降孙一等，此种制度虽非世卿世禄，但为高门世族享有文化和社会特权敞开了门径，河东裴氏、京兆韦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等数代称盛，即凭借阀阅之荫。在历史进程中，此类家族一部分随着门荫制衰微而没落，亦有与时并进终能以文翰世传而成为“文献之宗”者。“新兴型”家族是由科举制度建立的人才选拔机制而催生的。这一新型机制以人文知识为资本，具有明确的文化价值导向，对家族具有强大支持作用。在这一制度下，一旦成为科举胜利者，旧世家便注入了光大门风的新鲜血液，而清寒家室借此跳过龙门而成门第。这类家族文人及其创作，进士气度与传统文人精神交融，制艺手段与经典文学样式并存，具有科举时代的鲜明特征。 学术型家族是历代重要的家族“门”类，宋代眉山苏氏、昭德晁氏、华阳王氏、仁寿虞氏、井研李氏及四明袁氏、楼氏、高氏等已为研究者所关注。学术型家族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常与其知识结构相关，而学术兴趣决定知识结构。大致来说，唐宋以前官宦名族多治专门之学，宋明以来则往往广涉众域。如清代阳湖洪亮吉家族兼治经史、音韵、训诂、地理之学，而于方志舆地、疆域沿革最称专门，并以之传家。近代湖州钱振伦家族重经史、音韵、训诂、舆地，至钱恂又增外交与域外宗教等，这与西学东渐及时势转移有关。应当看到的是，汉代以来官宦或士绅家族的知识结构中，经学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正如钱穆谓由于东汉之“累世经学，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34]这种“经学—公卿—门第”的联系，形成了一种家族文化形态。学术型家族的文化形态影响了文学创作的风格特征。陈康祺曾感慨：苏州“惠氏三世研经，蔚然为东南耆硕，余事作诗，复风流照曜”。[35]对于这一经学名家家族的文学创作，徐世昌称惠周惕“含茹经籍，诗笔秀采天成。”[36]王欣夫说：“其诗衔华佩实，老气横秋，瓣香苏、陆而得其髓。”[37]袁枚激赏惠士奇之诗，许为“深经学而能诗者”，[38]而诗歌风格，士奇则自谓：“盖红豆家法，皆在新城。”[39]苏州惠氏家族数代仕宦，数代治学，余事作诗，在“秀采天成”的唐诗风调之外兼得宋诗之“老气横秋”，自成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交融的文学家数。艺文型家族也是家族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古代文学家往往兼擅书画，而以书画专长者也能文擅诗。如果说唐宋以前这些“门”类尚有一定区分的话，宋代以降随着民众文化修养的整体提升，艺术消费市场的逐步繁荣，文学与艺术兼擅并能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著姓大族多有艺术方面的博雅之名。比较典型的是清代秀水董氏，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有“秀水董氏五世能诗”条云董氏“以诗画鸣于世累代矣”，[40]历数从董鸿、董涵到董棨再到董燿、董念棻、董宗善之宗脉衍传，称道其五世并精诗歌，风华显扬数代；《清稗类钞·艺术类》中又有“秀水董氏五世善书画”条，极力称赏其家族五世俊彦“诗、书、画三绝”超迈群伦，举证亦详。[41]这类典型的艺文之家有六朝王羲之家族、唐代虞世南家族、宋代米芾家族、元代赵孟頫家族、倪瓒家族、顾瑛家族等，而明清环太湖地区则更为常见。艺文型家族在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扮演着双重角色，其文学创作则往往皆具艺文合一、诗画相通的特点。 家族的“门”类还可以移换角度进行不同划归，可以社会身份来分（如历代仕宦型），以家族世居情况来分（如移民家族型），以地域环境来分等。另外，女性作家因其在社会和家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身份，也自成一大“门”类。以上各种类型之间或有交叉，区分很难断然明晰，但总的来说都有各自较为鲜明的文化特点和文学个性。对之分析探究，能够显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些“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深化对文学史研究中某些已经相当熟悉的问题的理解。 （四）生产方式 家族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知识产品，是以家族为纽带的亲缘关系人的文学创造，它遵循一般文学作品生成的规律，也有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其文学主题的产生以及创作的过程，都是在家族情感关怀的氛围中进行的。正由于家族文学产生于最亲密的“熟人社会”的人际结构中，因此形成家族群体成员之间协同互动的鲜明特征。家族作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群体，使家族文学创作具有自觉的组织意识。一般来说规模较大、人才密度较高的家族，自组织文学活动越多。在先唐时代就有瑯琊王氏、高平郄氏、颍川庾氏、东山谢氏等一门艺文，聚族文会的佳话，而自明代中期始，有自觉意识的家族文学社团开始出现。如公安袁氏家族，三袁兄弟之外祖父龚大器致仕归里后，与诸子诸甥相聚吟诵，倡建南平社，被推为社长，此社成员限于龚氏父子与袁氏父子，有“南平六人”之称。[42]另如明代《锡山秦氏诗钞》载：秦锡公“自严州归，与族中子弟结竹林会。”[43]此外常州庄氏南华九老会、上海曹氏小兰亭社、潘氏四老堂会、平湖张氏竹林诗社，均是典型的家族会社。这类家族文学组织较少以社约社规约束，族亲咸集，聚觞会咏，悠然物外，是其普遍情景，亦成其创作一般风貌。高彦颐将明末清初吴江沈氏、叶氏家族由姻亲纽带结成的文学群体称之为“居家式结社”，自然亦属此类。至于各地由一族为主，多族参与的家族性结社，则繁不胜举了。 诗歌酬唱作为文学交游活动，自古相沿，风流不替。这一具有共时性和连缀性特点的文学互动方式，最能够体现家族成员间的文学交流，故一门联袂唱和往往成为家族的诗性惯习。宋徵璧《棣萼集序》曰：“今我等一门之中，同堂之上，有倡者，有和者，申纸磨墨，甫脱手而翠翼流觞，红牙按拍，洒洒乎有余韵焉。”[44]显示出这一家族文学创作的常见状态。沈曰富《冬至日家宴联句》则展现出家族集体创作的面貌，其联句为： 老母：共迎长日至，家宴合吟诗。 曰富：春酒新开瓮，寒梅昨插枝。 善祉：斑衣儿戏后，绣阁妹归时。 善祺：绛蜡光摇席，青鱼味佐卮。 善禄：课应添彩线，图待染胭脂。 善礼：遥想书云物，千官拜玉墀。[45] 曰富父沈烜多艺能，著有《停云楼诗》。曰寿、曰富、曰康兄弟皆有文名。曰富母叶璚华为叶小鸾六世侄孙女，工诗，有《小踈香阁稿》。这是一年冬至夜曰富全家举行晚宴时的一段文学插曲——三代人宴中即兴联唱。客观地说这组联句中曰富“春酒新开瓮，寒梅昨插枝”两句颇具诗意，善祉“斑衣儿戏后，绣阁妹归时”两句用典切事情景相洽，其他各联诗句尚欠神理风致，但一门之内雍熙和融的环境中洋溢着高雅的文化气息，体现了家族日常生活中鲜活而生动的文学生产过程，颇具典型性。 家族文学生产具有完整的过程，既有切磋、激摩以生成作品，也有批评与选集以赏析传扬。批评的主要方法是品评。松江宋氏兄弟叔侄以诗词和散曲创作名世，吴梅村盛称“跨前哲而出新声，则君家父子间事”，[46]而更引人注意的是宋氏族亲在散曲批评上的互动。现存宋氏家族散曲集《棣萼集》中，宋存标、宋徵璧、宋思玉、宋徵舆、宋子璧、宋辕生、宋燕舒的作品俱有兄弟或叔辈的品评，按律鉴辞，情理相发，可见族内曲学批评乃宋氏家学之组成部分。论诗绝句是富有民族特色的诗歌批评形式，在家族文学批评中也每见运用。如清代海宁蒋学坚曾自豪地宣称“青溪遗泽久犹存，风雅居然萃我门”。[47]其《仿元遗山论诗体》组诗之五评伯高祖、伯曾祖云：“适斋画笔绝尘纷，诗亦超然迥不群。二子能将家法守，惊人岂独老苏文。”组诗之三十评从兄、从弟云：“龟庄共说主人贤，信口吟成效乐天。有弟青年才亦美，早夸衣钵曲园传。”[48]除品评式批评外，点定、引用以及编纂家集也是常见做法，这些做法有助于传扬家族文学声誉、构建家族文化价值，是家族文学生产的有效传播途径。 （五）现场情境 家族文学生产过程中的创作现场，是与“家—族—宗”相关联的“小现场”，是家族作家涵育文学、创作文学的“具体场景”，包含着创作者亲身在场的酣畅体验，感性色彩丰富的情境细节，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鲜活样态。其中郡邑族聚、宗族祭祀、节令团圆、亭园筑构、文会雅集、族内修学以及家集编纂等，皆为文学生产的具体场景，往往能够体现出家族成员及其交游圈“文”化、“雅”化的诗性存在方式，具有文本之外的丰富意义，值得发掘和载录。以下即对书楼与私园的文学情境略作论述。 著姓家族都重视图书收藏，使族中子弟可披可诵，乡里向学之士昕夕阅览，对诗礼传家和地方文化建设有重要价值。此举尚有另一重要意义，即有利于形成藏书论学、玩文品诗的文学氛围。概观历史，古往今来藏书家族多为文学基地。王国维曾说：海宁“固文献之邦也。康雍之际，他山先生得树楼与马寒中道古楼，并以藏书著闻东南。至乾嘉间，吴氏拜经楼、陈氏向山阁之藏，乃与吴越诸大藏书家埒，而蒋氏生沐之东湖草堂、寅昉之宝彝堂，为之后劲。”[49]这里海宁查氏、马氏、吴氏、陈氏、蒋氏无不是文人辈出之家，世代清华之族。其中查慎行之得树楼以及专供读书的敬业堂，声名闻于海内，是查氏及其文化交游圈切磋诗艺、商榷文史的重要场所。在清人江标的《黄丕烈年谱》和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中，文人藏书风雅与创作风流相通潜转的例证相当丰富。[50]古代藏书楼是最富于文化意味和学术精神之所，这类清风奏雅的现场对家族作家感受家风、传扬家学、触发文思具有特殊意义。 私园雅集是更为常见的家族文学沙龙。园林从出现始便与文人结缘。“私家园林的起来，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51]具有家族性质的私园文会在六朝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中多有出现，同时北朝也出现了在私家园池作文酒之会的雅举。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私园丛建遍构，族亲友朋远近共赴，文人骚客于此染墨运翰，尽显风流。“园之佳者如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皆以少胜多，寥寥几句，弦外之音犹绕梁间”。[52]这种以“美的原则”建造的园林最能激发文人情感。《静志居诗话》云吴宽“在都门辟东园，筑玉延亭，留客园中，草木莫不有诗”。[53]沈德潜《网师园图记》生动地描绘过名园雅集的情景：“凭高瞻眺，幽崖耸峙，修竹檀栾，碧流渺弥，芙蕖娟靓，以及疏梧蔽炎，丛桂招隐，凡名花奇卉，无不萃胜于园中。指点少时游钓之所，抚今追昔，分韵赋诗，座客啧啧叹羡。”[54]然而私园雅集并非尽为风物嘉赏，诗酒流连，钱谦益《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序》曾叙述其“绿水名园”遗民文会，在“三爵既醉，四座勿喧……夜乌咽而不啼，荒鸡喔其相舞”的气氛中，诗人们低吟着“事去金瓯悲铸铁，恩深玉匣感鳞珠”的悲歌。[55]家族园林兼具自然风景与文化内蕴，具有深致的精神寄托功能，是家族文化圈知音交契的特殊场域。地方志、园墅史料和家集文献中保存了大量的这类创作现场的记录，从中不但能够发掘出数量可观的私园赋记、家园题诗等家族性专题作品，而且能够在系统的家族园林书写中，解读园林景观与作家文字的共生关系，体悟家族的盛衰演变、家族作家的精神世界及其审美意识。 （六）成果样本 把对家族文献、文本、文人、文心的探求成果写入文学史，是家族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在此探求过程中，应从不同的角度，本着有利于梳理家族文学发展脉络的原则来选取样本。这些角度大体来说，有精神维度、时间维度、地域维度和性别维度等几个方面。从精神维度来选取样本，须关注具有家族文化意义的专题写作。大致可分四类：一是以慎终追远、敬宗收族为目的的作品。历史上大量的家训教化意味虽浓，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家族文化资源，如萧绎的《金楼子·戒子篇》、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及《艺文类聚·鉴诫》等，皆寄意修齐，影响深远，唐后诗文中此类作品尤多。二是以家族回忆内容为主的作品。从广义上说庾信的《伤心赋》、岑参的《感旧赋》、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之类家族性的悼亡诗赋、祭奠文、墓志铭皆属此列，而一些专门的家族怀忆文，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洪亮吉的《外家纪闻》、蒋士铨的《鸣机夜课图记》等，有高度的文学艺术表现力和生动的家庭教育事实，颇具样本意义。三是以家族环境为描写对象的作品。明清时代如金坛于振《家园记》、元和韩是升《小林屋记》之类以家族居处、生活环境为题材的创作甚多，情境渲染中体现出高华的家族精神，文学价值颇高。四是家集序跋和其他作品。家集序跋对本族历史、文化成就虽不无夸饰，但一般尚能在叙述中提摄家族文化标格，表达明德尚贤之意。另外一些表示家族排行字语的韵文“派语”，大多经过族中文化精英潜心推敲，颇具文学色彩，亦不失为观察家族精神的特殊样本。 从时间维度来选取样本，应在历史的纵向序列中选取一定时期的典型家族进行研究。如六朝之东山谢氏家族、琅琊王氏家族、吴兴沈氏家族、吴郡顾氏家族、南陵萧氏家族、彭城刘氏家族等，无疑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在具体选择中，应注重其家族网络覆盖程度、族中作家及作品的影响力。如明代文征明，“致身清华，未衰引退，当群公凋谢之后，以清名长德，主吴中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56]祖父文彭、叔祖父文嘉、父文元发、曾孙文震孟皆为名士，兼工诗、书、画，创作甚富，影响巨大，加之文震孟外甥姚希孟，与其并执清议，诗文亦有雅誉。其家族姻娅网络遍及江南，所链接的是江南几代文学艺术的代表作家。因此在明代著姓家族研究中，文氏自应为典正之选。当然每一个样本选择有其独特意义，并非绝对可以家族之大小、地位之高下而论。如辛文房《唐才子传》卷2曾列举唐人“联玉无瑕，清尘远播”的父子、公孙、兄弟近三十人，[57]与“去天尺五”之“韦杜”相比，显然地位悬殊，但同样具有文化标杆意义。 从空间维度来选取样本，应注意不同文化区域中的典型家族选择。对此要充分重视历史变动引起的文化版图差异。吕思勉说：“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58]除了这种古北近南的家族汇聚发展的差异外，同一历史时段中，不同的地区也有各自代表其文化特色的家族代表。如人们熟知的唐代柳芳所论述的当时门第情况，[59]其不同的甲姓冠族，正是地区政治、文化的代表，是地域家族文化版图上的典型标志。梅新林曾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中根据士族的聚集与流动，划分出不同的流域轴线与城市轴线，在此基础上进行历代文学家的“版图还原”；李浩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梳理分析唐代地域文化特征，以“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研究框架，结合空间与时间维度进行家族群体研究，都颇有创获。此外，从地域空间维度研究家族和文学，要对少数民族家族予以关注。[60]他们处于相对边远地区，在和汉民族长期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某些共性特点，也保持了一定的本民族独特的家族文化特征，而后者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 从性别维度来选取样本，是鉴于女性作家在家族文学发展中的卓著成就。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女性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群体，能够体现家族关系、家族情感、家族意识和家族氛围。中国古代由扶风班氏家族班昭开端，至六朝时代已每见“令晖、道蕴，萃于一门”的情景。明清以来才女多出名门，“世家大族，彤管贻芬……皆以工诗词著称于世”，[61]呈现出骈萼连珠、闺苑艺盛的状况，并形成了种种家族文学关系，如母女诗人、姊妹诗人、夫妻诗人、妯娌诗人、姑嫂诗人等。荣汝棻《孙葆如女士属题重九雅集图》描写道：“孙氏旧德门，咏絮多女士。姊妹姑姪行，人各娴文史。”[62]高彦颐也对超越了“地理、时间和社交”三类界限的女性创作活动作了大篇幅的描述，[63]其生动的家族女性文学图景，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家族文学研究中，这也是值得关注的领域。 以上几个主要问题，乃围绕家族文学创作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提出，以见血缘群体（家族）在不同历史（时间）和地域（空间）因素作用下文学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成熟的家族文学研究将超越现阶段的问题意识，但无疑应立足并且包含这些理论思考。而问题意识驱动，可以使我们对家族文学现象的发生，做出具有历史感和现场感、富有情节和细节的阐述，显示出文学群体性创作之过程、经验以及价值的异同，为文学研究走向深入、为未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丰厚的文献支撑和理论资源。 家族文学研究的认知角度和学术路向 家族文学研究将触角深入到“家—族—宗”这一宗法社会的基本构成中，力图介入中古以来文学创作基层写作的具体过程，建立家族性文学生产的知识谱系，以揭示中国文学在不同地域发生的真实样态和驱动基层文学创作的动力因素。家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文学应与相关学科贯通起来，在诸学科的多边互镜中重现文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其研究视角应该是多元的，其中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和地方性知识理论可以提供一定的认知角度。 文化人类学研究将其对象确定为“世界性”的，把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有机体来对待，分析和观察有机体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宾福德曾发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认为考古学的目的是阐释整个时空内人类生存的物质和文化上的异同，把考古学研究的内涵扩大到精神领域，而且十分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64]这与博厄斯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社区中所有的社会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类活动”，[65]其内在精神是一致的。这些并非是仅具工具意义的研究方法，而是一种学科理念。在此意义上，我们探讨家族文学研究中所蕴藏着的大量家族、社会和文化问题，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和视角，是必要和可行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能够寻求到文征明“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66]之说与威廉·A．哈维兰的“任何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确保文化适当地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这一传递过程就被称为‘濡化’（enculturation）”[67]观点之间的对应，也能够借鉴文化人类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启迪家族文学研究的思路。 举例来说，在人类历史上“舅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研究原始社会演进的人类学学者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如A.I．理查兹《班图中部地区家庭结构的某些类型》、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布朗《南非的母舅》、J.古迪《西非的母舅和外甥》等著作中都有相关论述。20世纪50年代初，潘光旦发表《论中国父权社会对舅权的抑制》，也提出了“母系社会的母舅，事实上就是舅权”的观点。[68]借鉴这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民间长期流传的“天上最大的是雷公，地上最大的是舅公”、[69]“无对日下，惟舅与甥”等说法，[70]以及江南地区“外甥不出舅家门”的俗谚，实际上都是为“舅权正义”张本。进入封建宗法制社会后，“舅权”这一原本主要以生产劳动和经济方式体现对姊妹家庭权威性的现象越来越人文化。舅父虽一如既往地对外甥的抚养成长、进入社会和婚聘立家负有特殊责任，拥有特殊权威，但这种权威在东汉以后就往往兼有家族文学权威了。在部分文化发达、文学氛围浓厚的地区，“舅甥关系”更演变为一种具有文学意义的关系。文学史上最早将舅氏赋予诗情色彩的是《诗经·国风·渭阳》，先秦时代渭阳水边的这一曲颂舅之歌，在长期“舅权”影响下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情感的原型意象，在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抒发“渭阳之情”的家族文学母题。与此同时“舅权正义”也直接介入了家族文学人才培养和文学创作过程，历代作家的许多“惊世文章”，往往正是源于“外家衣钵”。[71]“舅甥原一脉”，[72]不仅是家族世系的生命传承，也是家族文学的文脉延续。[73] 除了文化人类学以外，文化地理学同样为家族文学研究揭示了一定的学理路向。地理环境不仅是抽象的物质性地理状貌，而且是与生产、礼制、习俗、精神以及审美相联系的要素结构。种种要素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符号化，与其他地域空间形成的文化世界产生差异，成为特定的地域文明。这种地域文明的形成，将在生存文化（如生产方式和衣食住行习俗）、交际文化（如礼仪和规范）、精神文化（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诸方面产生影响，并在与地理环境的物质因素相互作用、与社会环境的文化互动中显示出意义和价值。一定地域环境中的家族既是这种文化地理和地域文明的“被规定者”，也是这种文化地理和地域文明的“创造者”。就“被规定”而言，反映在家族文学创作上，其“灵异之气往往钟于人而发于文章”，[74]形成具有地域色彩的家族文学风格；以“创造者”而言，则能在地域空间显示家族文化的智慧与活力，并赋予地域空间一定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地理环境成为文学家之环境，地理之利成为文学家之利，并深化为一种“人文化成”力量的循环过程。明人王鏊云：“山川之秀，实生人才；人才之出，益显山川；显之维何？盖莫过于文。”[75]自然景观正因蕴涵了文化意义，从而变成受瞩目的人文景观。在中国历史上，地域与家族脉息相连，互感互动，因此家族文化精英聚集度越高的地区，往往人文积累越丰厚，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间的化通力也越强。[76] 在人类学、地域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问题得到广泛讨论，并使人们的知识观念发生了某些变化。地方性知识强调“历史特殊主义”与“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特征”。[77]按照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中的阐述，这一知识观念涉及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情境，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阈等。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的，因此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条件，考察知识赖以生成和存在的特定情境（context）。[78]这体现出一种在地化研究的取向，强调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参与性、情境性，对作为内部知识体系传承者的“族内人”给予特别的重视。沿着地方性知识的向度，我们对家族文学研究中“具体细微的田野个案”——特定地方的家族或家庭——充满兴趣。这些家族或家庭提供了一些富有意味的问题：那些特定情境中的家族作家是怎样经历并感知生活的，又是怎样以内在者的眼光提炼生活，并选择一定的文学形式加以表现的？某一地域的家族作家其心理构图与历史记忆如何，他们对家族与地域的认同在文学创作上有何影响？当某些家族作家离开乡园，其地域与家族意识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家族作家的“社会身份”和“家族身份”的差异在文学活动中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外来者”是如何感知特定的地方性知识并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这些“在地化”的思考指向“家族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具体的或特殊的现象，可以带来更富于广度和深度的描写与阐释。 “文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这是一个过去不成为话题，今天却被广泛讨论且应该积极回答的问题。我们应努力在传统和创新中斟酌思量，吸纳不同知识体系的学术资源，借鉴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观念，使研究视野广一些，研究路径宽一些，研究方法丰富一些。不过在力求兼容并蓄的同时，尚有几点须强调说明： 其一，既然是文学研究，无论从何种认知角度考察，无论怎样借他山之石，其指向都在于对文学创作环境、过程、文本及其审美价值的理解。就像“文学地理学”研究之旨在文学，而不在地理学；“文学语言学”是借助语言研究进行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的批评；家族文学研究是从“文学”与“家族”交叉内化、相互作用着眼，融摄“地域文化”、“社会史”等学科知识以推进文学研究，其学术路向是“文学”，而不是其他。 其二，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和地方性知识理论，甚或其他更多的理论，对家族文学研究只是认知视角的参照，而不能代替其自身应有的研究路径，更不能用来做简单比附。家族文学研究是具有本土化和民族化性质的学科领域，故对其研究，当立足于朴学而兼容多元方法。首先应当高度重视体现家族集体记忆和文化遗存的族谱、地方文献以及相关史料的收集、考证、整理、集成、研究等一系列工作，如此才能将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而科学的基础之上。 其三，“家族”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社会关系，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血缘关系的紧密程度及地位、作用并不相同。社会转型会导致家族关系的变化，[79]这种变化也必然对家族文学产生影响。因此家族文学研究应重视从历史史实所呈现的具体家族关系中寻绎其文学意义，以求家族文学发展与家族演变的内在逻辑的一致。 其四，“家族文学”为我们认识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一种视角，虽然由此进行探讨能够接近文学史发生的部分事实，但如仅限于此领域进行观照、认识，不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欲求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学特性，必于其文化之全体系中求之。”[80]借助于家族的视角理解文学而又需要有所超越，据此正可以理解家族文学研究之价值与局限。 对家族文学研究既要注重其“在地化”、“家族化”的小环境，探求“家族”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情境，也应防止走入追求异质性的极端，忽略对广阔的历史环境、文化背景和文学语境的总体观照。家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从这一领域切入中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文学深受血缘、地域影响而形成的传承性、族聚性、互动性等特质，而将家族文学作为一个支脉置于悠远深广的文学发展背景中考察，也可从特定角度显现中国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因此既要注意家族创作自身气场的凝聚和在某一地域的传承，同时应注意其与文学主潮的息息相通。如此家族文学才能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文学之林中的一片壮美景观。 参考文献： [1]冯尔康认为，“中国古老的家族，自殷周以来，直到清代，大约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起始是贵族的宗子制，实行大小宗法制，家与国一致；其后是民间族长制，或同祠堂联系在一起，成为祠堂族长制，实行小宗法，家、国分离。”（冯尔康：《20世纪上半叶变异中的家族形态和类型》，《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学界在讨论中所提及的宗子制家族、门阀世族，或宋代以降出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皆可纳入上述两种形态进行分析。 [2]关于“惯习与品味”的含义，参见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3]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32《丧服小记第十五》，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19页。 [4]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98页。 [5]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6]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9-231页。 [7]绿川英树：《梅尧臣与黄庭坚——兼论北宋诗坛“怪巧”风格的嬗变》，《中国诗学》第8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页。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51页。 [9]安德烈•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1卷上册，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10]汪国垣：《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1页。 [11]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论山水》，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780页。 [12]贺雄飞主编：《守望灵魂》，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第256页。 [13]权德舆著，霍旭东校点：《权德舆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0页。 [1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1、72页。 [15]黄宗羲：《南雷诗历》卷2《史滨若惠洮石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1页。 [16]《苏辙集》卷22《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28页。 [17]储大文：《存研楼二集》卷24《在陆先生传》，《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18]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41页。 [19]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转引自王晓林：《证伪之维：重读波普尔》，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20]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90-194页。 [2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72页。 [22]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88页。 [2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页。 [24]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3册，第181页。 [25]毕沅：《灵岩山人诗集》卷32《题佩香女史秋灯课女图》，清嘉庆四年刻本。 [26]转引自熊月之、熊秉真：《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27]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页。 [28]岑仲勉指出：“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贯，是一非二。历世稍远，支胤衍繁……而望与贯渐分，然人仍多自称其望者，亦以明厥氏之所从出也。”（岑仲勉：《唐史余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9页） [29]《全唐诗》卷609，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51页。 [30]陈去病：《松陵诗派行》，殷安如等编：《陈去病诗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31]尤侗：《百城烟水序》，徐崧等：《百城烟水》卷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2]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1《艿庄诗序》，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33]《祁彪佳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0页。 [34]钱穆：《国史大纲》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79页。 [35]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4《红豆书庄》，清宣统三年扫叶山房刻本。 [36]徐世昌：《清诗汇》卷4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713页。 [37]王欣夫：《蛾术轩书跋》，《学术集林》卷7，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38]袁枚：《随园诗话》卷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 [39]由云龙：《定庵诗话》卷下，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00页。 [40]徐珂：《清稗类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13页。 [41]徐珂：《清稗类钞》，第157页。 [42]何宗美：《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西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3]秦彬初辑，秦殿栋等选辑：《锡山秦氏诗钞•前集》卷2，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44]谢伯阳等编：《全清散曲》，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262页。 [45]沈曰富：《冬至日家宴联句》，《受恒受渐斋诗文集》卷11，清同治八年刻本。 [46]吴伟业：《宋子建诗序》，《梅村家藏稿》卷28，清宣统三年刻本。 [47]蒋学坚：《怀亭诗录》卷5《点定左贤妹绝句》，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48]蒋学坚：《怀亭诗录》卷5《论硖川人诗三十二绝句仿元遗山论诗体》，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49]王国维：《敬业堂文集序》，《王国维遗书》第4册《观堂集林》卷23，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24-25页。 [50]江标撰，王大隆补：《黄丕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51]吴世昌：《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22页。 [52]陈从周：《说园》，宗白华等：《中国园林艺术概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页。 [53]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8，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702页。 [54]沈德潜：《归愚文钞余集》卷4《网师园图记》，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55]参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56]钱谦益：《文待诏征明》，《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05页。 [57]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7-228页。 [58]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8章《宗族》，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95页。 [59]《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8页。 [60]参见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61]徐珂：《近词丛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21页。 [62]荣汝棻：《棠荫轩遗稿》卷1，锡山荣氏绳武楼丛刊本，1933年。 [63]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219-264页。 [64]田红：《简论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互补》，《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5]转引自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严立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66]《文征明集》卷18《相城沈氏保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6-477页。 [67]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68]潘光旦：《论中国父权社会对舅权的抑制》，《新建设》第3卷，1950年第5期，第43页。 [69]《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昆明：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1981年，第91页。 [70]《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98页。 [71]崔敦礼：《柳梢青》，《全宋词》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4页。 [72]车大任：《题渭阳永思卷》，《邵阳车氏一家集》卷5《车参政集》，长沙铅印本，1933年。 [73]详参罗时进：《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74]穆彰阿：《潘氏科名草序》，潘世恩：《潘氏科名草》卷首，清光绪三年吴县潘氏燕翼堂刻本。 [75]王鏊：《洞庭赋》，《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第277页。 [76]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附录《家族与地域风习之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77]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读书》2001年第5期。 [78]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79]参见何昌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家族组织形式》，《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魏承恩：《唐代家庭结构初探———兼论中国封建家庭结构变动规律》，《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管东贵：《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血缘解纽———主要以台湾社会为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80]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9页。 作者：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