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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即使作为单纯的评论著作，《诗品》的基本问题也不全是理论问题，也有文献问题，如初名是“品”还是“评”、第一篇序位置何在、撰例“所录止乎五言”何谓何指。当然，这些并不构成阐释性研究的根本性障碍。从诗学和批评史来看，《诗品》今存文本有着足够的史料效用，完全可以据以写出学科边界清晰、学理性纯粹的专题论文。但是，在基本的文献考订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全面详切的文本阐释终究要被掣肘。关于撰例“止乎五言”的意涵（此问题将另文探讨），至今尚有争议，就是因为《诗品》的文献研究尚待深入，而与此有关的考证则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意义——文本全貌的追溯，总集体式的复原。根据对今本《诗品》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即《诗品》原是一部诗歌作品选；与纯录作品的总集不同的是，《诗品》是一部有评论的诗选。关于《诗品》的总集文献性质，我们已在《钟嵘<诗品>原貌考索》[1]一文中作了说明，现据新发现的材料进一步说明之。 一 从《吟窗杂录》的书篇收录看《诗品》原貌 《吟窗杂录》收有《诗品》。关于吟窗本《诗品》，我们已经论证了其评语前“评曰”二字的文本框架标志意义，进而论证了《诗品》原有诗作收录。可以补充的是，《吟窗杂录》的书篇收录本身也可证明，《诗品》原是诗选。《吟窗杂录·序》： 余于暇日编集魏文帝以来，至于渡江以前凡诗人作，为格式纲领，以淑诸人者、上下数千载间所类者，亲手校正，聚为五十卷，昈分鳞次，具有条理，目曰“吟窗杂录”。呜呼！众手并作，其间体格不能皆一。有雄词老笔、浑然醇正者，有纤密清巧、度越常伦者，有高居日外、缓步尘表者，有握风捕影、铸木镂冰者，有绵远穷幽、浓膄魁礧者，有丽辞感动、逸思奋发者，有讽喻抑扬、渟畜渊靓者，有词高调秀、意新理惬者，……百折千歧，未易缕数。或如时花美女，或如瓦棺篆鼎；或如云涛溟蒙，浩荡无垠；或如风樯阵马，一息千里。或如鲸呿鳌掷，牛鬼蛇神；或如风下霜晴，寒钟自声；或如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或如猛虎跳涧，或如龙凤交吟，或如祥雾绕山，或如惊鸿背飞。······千汇万状，莫胜形容。此皆诗人剖肝析胃、呕心倾胆而后仅得，今皆登载焉，岂易得哉？……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2] 虽是摘引，已经很长，其中描述形容繁复细琐；征引不厌其烦，实出不得已，是为下文说明之用。今本所见，《吟窗》对所收书篇既有整体移录，又有类目剪裁，可说是总集与类书的结合体。所录书篇，题魏文帝撰《诗格》居首，故序有“魏文帝以来”之说。至于此《诗格》是否确为曹丕所撰，其他书篇是否也都是题名者所撰，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加论列。本文关注《吟窗》书篇的文献性质。 序文作者说，他“编集”并“登载”于《吟窗杂录》的是“诗人作”。何谓“诗人作”？是不是诗人之作，或者说诗歌作品？如果是，那么序文作者的话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这不是语词理解和语词使用问题；就语词的理解和使用而言，这里没有问题——“诗人作”就是诗人之作、诗歌作品。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吟窗杂录》的书篇是不是“诗人作”，所以序文作者的话是否可信，不取决于语词的理解和使用正确与否，而取决于序文作者对《吟窗》书篇的认知正确与否。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二是序文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能力。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和他的文化认知能力，决定他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决定其话语是否可信。 先说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从序首“余于暇日编集”和文末“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来看，序文作者浩然子就是《吟窗》编者。从书目简选、文本校读、卷目划分到书名确定，他主持并亲与了《吟窗》成书的全过程，就是说，浩然子对《吟窗》书篇的文本内容和文本性质了然于胸，他的话充分可信，未可置疑。 再说序文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能力。仅由序文关于诗歌题材风貌种种的描述形容来看，不能说浩然子一定有很高的诗学造诣，但要是照古人“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之说，单看浩然子这些“广譬喻”[3]的描述形容，就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不懂诗，甚至不能说只是粗通。此外，描述文字虽颇为繁絮，但其中也有句子长短参差和句式变化，可见作者有相当的文词修养，断不至于分不清诗歌文字与其他文体。又，除前引文字之外，序文还说三百篇诗，道五七言体，建安两晋，如数家珍；并有“唐试进士，杂以诗词”和“国朝龙兴，首称西昆；欧、苏一变，脍炙人口；至于鲁直，江西开派”[4]之类的叙述和判断。从这些叙述和判断来看，完全可以说，《吟窗》编者具有入流的诗歌史的专门知识和认识，更不用说普通意义上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了。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性答案，我们认为，浩然子的序文可信，“诗人作”的指称，可以视为认定《吟窗》书篇文献性质的依据。 这样，可以看序里繁絮冗长的描述文字了。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是指诗歌的题材风调；而据序文“众手并作，其间体格不能皆一”云云，题材风调的描述都是以《吟窗》收录的书篇为对象的，换句话说，《吟窗》收录的书篇都是，或者说都有诗歌作品。所谓“都有诗歌作品”，是指虽非全是诗歌，但包含诗歌，如诗格类著作和有评论的诗选。 照《吟窗》序的叙述，《吟窗》收载的核心文本是“诗人作”。既然诗歌作品是收载的核心内容，而且《吟窗》编者并无例外的说明，那么，吟窗本《诗品》当如《吟窗》所录其他书篇，原来也是有诗歌的。而今本吟窗本《诗品》已经无诗，可见此本《诗品》已非原貌（进而论之，整部今本《吟窗杂录》也已非原貌）。 尽管《吟窗》正文已失原貌，但通过《吟窗》编者浩然子的序言，仍然可以窥知《吟窗》全部书篇原初的文本构成——《吟窗序》里繁絮的诗歌题材叙述，亦即有关《吟窗》书篇文献性质的叙述，就是《吟窗》原貌最直接、最可靠的见证，也是吟窗本《诗品》原貌最为直接可靠的见证。此外，关于《吟窗》所收书篇的文献性质，序文的全部叙述中未见自相矛盾，《吟窗》所录书篇的自述性文字也没有反证。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吟窗本《诗品》原有作品，而今本吟窗本及其他版本《诗品》皆非原貌，对此，应无需再作举证。 一个例外需要说明。《吟窗杂录》所收诗格类书篇，其正文文本多是由格式化的小标题、诗法说解和“诗曰”举例构成。与其他诗格类书篇大体一样，题白居易撰《金针诗格》（下称“《金针》”）也有格式化小标题和诗法说解，但通篇没有“诗曰”举例，即全书无诗。全书无诗，这在今本《吟窗》里，是钟嵘《诗品》之外唯一的例外。这样的文本构成是不是《金针》原本面貌，令人生疑。作为《吟窗》收录的书篇，今本《金针》的文本结构与《吟窗》的宗旨、体例不符，这是一。第二，今本《金针》的结构与《吟窗》所收题梅尧臣撰《续金针诗格》的结构不符。如《吟窗·序》所述，《吟窗》收录的书篇以诗歌作品为核心内容。既以诗歌作品为核心内容，就不会将无诗的书篇阑入其中。在《吟窗》里，《续金针诗格》紧随《金针》之后，而《续金针诗格》是有“诗曰”举例，即有诗歌作品的。此外，署梅尧臣撰《续金针诗格》之后，《吟窗》还录有佚名撰《续金针诗格》，而此书也有“诗曰”举例。二书既名曰“续”，其体式当一依前书，就是说，两种《续金针诗格》在文本构成上都应是《金针》的复制（退一步说，即使续作的文本项目多于前作，多出的也只会是其他项目，不会是诗歌，因为诗作举例本来就是诗格的基本项，而根据《吟窗》的收书原则，诗作举例更是必备项）。据此，可以说，没有诗作举例的今本《金针》，其文本结构并非原貌。而无论是与《吟窗杂录》的编辑方针不符，还是与两种《续金针诗格》的文本体式不符，今本《金针》都不能证成今本《诗品》之是，恰恰相反，只能证明今本《诗品》之非，是今本《诗品》非其原貌的证据，至少是间接证据。 二 从《梁书》、《南史》的钟嵘传述看《诗品》原貌 《梁书》、《南史》的《钟嵘传》记述了《诗品》其书，也反映了《诗品》原貌。 《梁书·文学上·钟嵘传》： 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5] 《南史·文学·钟嵘传》： 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6] 这里，二史的区别值得注意。《梁书》、《南史》差不多同时，不过认真说来，《梁书》在前，《南史》在后。但是有关《诗品》的记述，《南史》并未后起转精，并未提供比《梁书》更多、更详细的材料，相反，作了减省。虽然篇幅的减省不一定意味着意涵的减弱，但此处篇幅不大的减省有实质性退步。一是把《梁书》的“品古今五言诗”简化为“品古今诗”，二是省去了书名的介绍。专录五言而非兼收众体，这是《诗品》体例，也是钟嵘诗型优劣观的体现，就是说，至少在钟嵘那里，这是原则问题；而经《南史》这一约简，《诗品》所载篇章诗型的纯一性和钟嵘诗歌理念的独特性都变得模糊了（较之南朝四朝史，《南史》自有其特点，而辞述简畅尤为其优胜处。司马光这样评价《南》、《北》二史：“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7]但这是就总体而言；在《南史》来说，并非处处高于四朝史，有关《诗品》的改写缺憾就是证明）。再有，传主的撰著记载本是传记职分，尤其是《南史》这样没有艺文志的史书，更不应在传主事迹叙述中省略撰述介绍。此外，《南史》的“言其优劣”较《梁书》的“论其优劣”，语气明显轻淡，与《诗品》的论战色彩相去甚远。《梁书》的记述较《南史》为详。两相比较，《梁书》为优。当然，《南史》的《诗评》记述仍有与《梁书》共同之处（《诗品》另有“诗评”之名，《梁书》、《南史》即称以“诗评”）。在省去 “诗评”书名介绍的同时，《南史》增加了《诗评》评语引录，而评语引录就暗示了有《诗评》其书，也就等于指称了“诗评”书名。 “名为‘诗评’”这是《梁书》对钟嵘“品”诗结果的记述，而这一记述恰恰揭示了“品”诗活动与《诗品》之书的联系。《南史》省去了书名介绍，但“品古今诗为评”这句话同样暗示了包括作品编选在内的书籍结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是《梁书》的“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还是《南史》的“品古今诗为评”，“品”的对象都是诗作，不是诗人。第二，二史记述中，“品”与“论”、“评”都是不同的言说概念，即言说对象同一而言说方式不一：“论”、“评”是诗之说，“品”是诗之选；所谓“诗品”，就是“诗选”（《诗品》还有“诗评”之名。关于“诗品”、“诗评”二名孰先，研究者意见不一。这里不讨论“品”、“评”之先后，但即使《诗品》初名“诗评”，也不妨碍其为诗选。六朝总集称名，以“集”、“林”、“苑”者为多，但不以此为限，李充所撰，即以“论”名。“论”可以名总集，“评”也可以是总集之名——《广雅·释诂四》：“评，议也”；颜师古《汉书》注：“论，议也”——“论”、“评”都可作“议”用）。[8]这里关键是“品”字的训释。“品”字一般作“品等”、“品第”用，但在这里，“品”当“汇聚”、“汇录”讲；“品古今（五言）诗”，就是“汇录古今（五言）诗”。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品者，汇聚也”：可见“品”有“汇聚”、“汇录”义，也可见联系《诗品》实际，把“品”释为“有选择、分等第地汇录”，或曰“分品编录”，不但有训诂书依据，在上引二史的文句字面上也是讲得通的。再有，“品”当“汇聚”、“编录”用，不迟至《梁书》、《南史》，已见于南朝文献。《文心雕龙·明诗》：“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又《乐府》：“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品”都作“汇聚”、“编录”解，是指文献汇录、文字作品编录，就是说，在这里，就“品”的成果形态而言，它不是人物志，也不是艺文志，而是文本录。《梁书》把“品古今五言诗”与书名记述联系在一起，《南史》把“品古今诗为评”与评语引录联系在一起，这就说明，“品古今（五言）诗”的“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评价活动，而是特指含有等第评价内容的书籍编撰；在《诗品》来说，所谓“含有等第评价内容的书籍编撰”，就是诗歌作品编录。 三 从“七略裁士”看《诗品》原貌 诗品序：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校以宾实，诚多未值”，明确显示钟嵘对“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持有异议。异议的实质，是伦理观、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与“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不同；而异议的提出，是因为《诗品》的文本篇幅与批评对象性质相同，即所谓同类相较，异类不比。但这几句对《汉书》的批评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厘清。“九品论人”好懂，是指《古今人表》以九个品等论古今人物；“《七略》裁士”就费解了。据班固的叙述，刘向等人奉旨校读群书，每校一书，即成一“录”（提要）奏上。刘向卒后，其子刘歆承父业，并总成《七略》。班固“删其要”（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而成《汉书·艺文志》。不用说，《七略》是《艺文志》的母本（钟嵘用“七略”与“九品”对举，知其以《七略》代指《艺文志》）；更不用说，《七略》（《艺文志》）是文献目录，不是人物传记或人物评论。所以，“《七略》裁士”，就字面来说，并不准确；所谓“裁士”，应读作“裁书”——“裁书”是文本编录和文献记录。但钟嵘断不至于不知《七略》（《艺文志》）为文献目录，因此，“《七略》裁士”，其本意正是“《七略》裁书”。 再看“九品论人”和“《七略》裁士”。不妨将《汉书》与《诗品》对读。《古今人表》设品分等——“九品论人”，《诗品》也设品分等——三品评诗。《诗品》有与《古今人表》相同、对应的文本格局。很明显，《诗品》评说“九品论人”，是以它自身为背景、从自身文本出发的；同时也可以看出，钟嵘批评《汉书》，实际是拿自身文本与对象作对比。根据逻辑原则和言说常规，对比的物事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决定对比是否有逻辑上的起点和正当性，决定对比本身能否成立。而是否有可比性，取决于对比的物事是否同类，或是否有相同点，就是说，有相同点是可比性的前提。钟嵘懂得这一点——除开《梁书》本传“有思理”的称述，三品评诗背景下，《诗品》对《古今人表》“九品论人”的批评，也是证明。正是有着与《古今人表》同样的文本格局，《诗品》才有“校以宾实，诚多未值”的讥评。但是，今本《诗品》全书没有文献记录和文本编录，没有与《七略》（《艺文志》）相同性质的文字篇幅。相比“九品论人”之评有《诗品》文本格局的背景，《诗品》没有与《艺文志》相对应的篇幅格局或文本内容，对“《七略》裁士”的批评也没有《诗品》自身的文本背景。《诗品》自身文本与对“《七略》裁士”的批评之间没有对应和关联，二者是脱节的。而准依上文“九品论人”之例，正应该说，这处“脱节”印证了《诗品》原有篇幅，即文献编录篇幅的脱落，也就是说，“《七略》裁士”这句话表明，《诗品》原来是有诗歌作品的。 《诗品》问世至今，一千五百年光景，其品论对后代文评大小有点影响，多少受点关注，而《诗品》文本构成的改变则少有人注意。批评家们对《诗品》的品等和评论表示赞同或不满的同时，没有顾及其原初的文本结构，而提出和认识原貌问题对理解《诗品》很重要，因为对《诗品》结构形态认识的意义，并不止于结构形态本身，它关及《诗品》的批评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诗品》所用是总集的方式，不是单纯诗文评的方式，而较之诗文评，总集可以更真切地显示评家的评赏旨趣，也可以更真切地显示评家的诗学背景。可惜不但《诗品》本身的篇幅佚失，文献记载也不明晰。历来的著录，要么分类不明确，如今见最早的著录《隋书·经籍志》；要么是置于“诗文评”，如《四库全书总目》。而当原貌问题被注意之后，相关的证明材料也被激活。根据我们的考察，迟至南宋，《诗品》还有原样的本子流传。诗选被删，以及最终被认作单纯的诗评，这是南宋以后的事，最早也是《吟窗杂录》编成以后，即光宗绍熙五年（1194）以后的事。 注释： [1] 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四期。 [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第1694册，第145-146页。 [3]《礼记·学记》语及郑玄注。 [4] 引号内系述大意，非直接引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册，第143页。 [5]《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694页。 [6]《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779页。 [7]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六十二《与刘道原书》，四部丛刊本。 [8]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下。《汉书·郊祀志下》：“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颜师古注：“论，议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四册，第1255-1256页）。《汉书》例参考宗福邦先生等撰《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本文于 [作者简介] 梁临川，上海大学学报副编审。发表过论文《沈约与六朝新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