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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贡举由吏部转归礼部主管。自开元二十五年始，礼部侍郎取代考功员外郎掌贡举，其后也常以他官替代，称权知贡举。《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曰：“开元时以礼部侍郎专知贡举，其后或以他官领，多用中书舍人及诸司四品清资官。”[1]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最为普遍，贯穿于唐代后期的科举史。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史和文化史现象，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一、 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概况 开元二十四年的贡举归礼部事件，表面上看是因为考功员外郎“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2]，事实上有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经过初唐的发展，科举录取名额有所扩大，尤其是科举出身者在高级官员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玄宗开元元年至二十二年间，科举出身的宰相共18人，占这一时期宰相总数27人的三分之二，较高宗、武则天时期，比重又有所增加[3]，科举已成为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在此种形势之下，提高知贡举官员的级别已是必然之举，李昂事件只不过是导火索而已。考功员外郎秩从六品上，礼部侍郎秩正四品下，官阶大大提高足见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而权知贡举多由中书舍人担任，则与声名最著的进士科日益发展为文学之科的情况相关。 现据《唐仆尚丞郎表》和《登科记考补正》所考（1），对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加以简要说明。 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著名文士孙逖知贡举，二十四年即拜中书舍人。这发生在贡举归礼部之前，掌贡举者仍为考功郎中，但已经与后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详见下文）颇为类似，可视为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先声。开元二十五年始，贡举由礼部侍郎专掌。此时以文取士已成为一种潮流，不少知贡举者曾任中书舍人。连掌开元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三春贡举的礼部侍郎崔翘，就曾于开元中任中书舍人。天宝元年（742）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之前也以掌纶诰知名，且由中书舍人直接迁任。这些实例已经显露了中书舍人对贡举的重要影响。 天宝二年，达奚珣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知是年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三载、四载、五载三春贡举。李暐以中书舍人知礼部侍郎事，知天宝九载（750）贡举，放榜。阳浚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知十二载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三、十四、十五载三春贡举。李揆以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知乾元二年（759）贡举。这些都是早期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例子，只是在名义上采用了“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中书舍人知礼部侍郎事”、“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的形式，体现了一定的过渡性。 上元元年（760），中书舍人姚子彦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二年春贡举。此后，直接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形式成为常态，在中晚唐频繁出现，一直延续至唐末。 自开元二十五年至天祐四年（907）的171年间，有6年停贡举， 165年举行贡举。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直接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大多在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有的还续知其后1至3年贡举。例如，贞元十五（799）、十六年，高郢以中书舍人知贡举，于十六年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七年贡举；大和五年（831），中书舍人贾餗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六年、七年两春贡举；开成元年（836），中书舍人高锴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二年、三年两春贡举。他们在正拜礼部侍郎之后续知贡举的阶段，仍然可以看作是以中书舍人文学声望知贡举的继续，因此本文也将其算作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形式之一。此种情况计60次，占总数165次的36.36%。 第二种情况是正式知贡举的前一年，由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知其后1至4年贡举。例如，大历元年（766），薛邕由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连知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四春贡举；长庆元年（821），中书舍人王起参与贡举覆试，后被任命以中书舍人权知次年贡举，但于本年十月八日即正拜礼部侍郎，连知二年、三年两春贡举；光化二年（899）冬，李渥由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知光化三年贡举。此种情况计18次，占总数165次的10.9%。 第三种情况是，知贡举者于知贡举时并非中书舍人，也并非前一年由中书舍人迁为礼部侍郎，而是之前曾经担任过中书舍人，且有一定文学声望。这种情况属广义上的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例如，广德二年（764），礼部侍郎杨绾知贡举，迁尚书左丞，续知永泰元年西京贡举，礼部侍郎贾至知是年东都贡举，贾至又知大历元年西京贡举。杨绾、贾至都曾为中书舍人。天祐三年（906）以吏部侍郎知贡举的薛廷珪，也曾两度任中书舍人。此种情况计34次，占总数165次的20.6%。 三种情况共计112次，占总数165次的67.88%。 二、 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与盛唐诗歌繁荣 唐初进士试只考策文。高宗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试杂文两首，并贴小经，于次年即永隆二年（681）正式施行。关于所试杂文两首，徐松有很好的解释：“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4]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即于开元时渐用诗赋，到了天宝之季，终于专用诗赋取士。 诗赋取士格局逐步形成的同时，盛唐诗歌也在逐渐步入高潮。 在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和科举诗赋取士趋势的影响下，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经常以中书舍人或曾任中书舍人的官员来权知贡举，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总序》云：“其知贡举者，皆朝廷美选。”[6]唐代中书舍人享有很高的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舍人条云：“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7]起草和进画制敕是唐代中书舍人的主要职责之一。唐代特重“王言”，讲求文采，文人也以“掌书王命”为荣。因此任中书舍人者多为知名文士，其中因善拟制诰而被誉为“大手笔”者代不乏人。初唐时有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等，盛唐时又有苏颋、张说、孙逖、张九龄等，皆以文诰著称。另一方面，高宗、武则天时期，中书省地位上升，中书舍人“侍奉进奏”的职掌逐渐发展为参议表章，获得裁决政务的职权，在中枢政局中的作用愈加重要。杜佑《通典》卷21《职官》三中书省中书舍人条云：“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8]这是一个既以文采名世又有很高政治地位的士人群体。 因此，在诗赋取士渐成定局的形势下，中书舍人便成为权知贡举的极佳人选。开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大放文士的孙逖，于二十四年拜中书舍人，显露了中书舍人与科举以文取士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视为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先声。贡举正式归礼部的第二年，即开元二十六年，曾于开元中任中书舍人的崔翘迁礼部侍郎，连掌开元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三春贡举。此后天宝年间，15次贡举中有10次由中书舍人或中书舍人迁任的礼部侍郎来主持，权知贡举主要由中书舍人担任的局面就此奠定。 唐诗的繁荣，社会风气的趋向，统治者的倡导，促成了诗赋取士格局的形成，所有这些因素又共同促使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成为常例。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大量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现象也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 天宝元年知贡举的礼部侍郎韦陟，为韦安石之子，文名早著，“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韦陟以文学才能被擢为中书舍人，掌文诰，后由中书舍人迁为礼部侍郎知贡举。“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文，仍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后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9]韦陟命举子先提交自己得意的诗文作品，然后再进行考试，这应当与逐渐兴起的行卷之风有关， 天宝二年，达奚珣以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知是年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三载、四载、五载三春贡举。当时人封演记载：“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文名高而贴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贴’。”[11]按，进士试于永隆二年开始实行三场考试，并于神龙元年（705）确定下来，三场试的次序是先贴经，次杂文，最后试策。每场定去留，则首场贴经乃是关键。达奚珣知贡举的四年间，对于文名高而又贴经不合格的举子，允许其试诗以取代贴经，这种做法自然会增加举子们对诗歌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刺激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又《太平广记》卷179《贡举》二阎济美条引《乾馔子》载阎济美试贴经时，告主司曰：“某早留心章句，不工帖书，必恐不及格。”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12]按阎济美于大历九年登第，可见赎贴在后来成为常式，大历年间仍在沿用。 天宝十二载，中书舍人权知礼部侍郎阳浚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三载、十四载、十五载三春贡举。元结《文编序》云：“天宝十二年，漫叟以进士获荐，名在礼部。会有司考校旧文，作《文编》纳于有司。……侍郎杨（按当作阳）公见《文编》，叹曰：‘以上第污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赖。’……明年，有司于都堂策问群士，叟竟在上第。”[13]元结交纳《文编》于有司，说明纳省卷已是礼部进士试的一项正式规定。其所纳省卷得到阳浚的称赏，直接导致了他于天宝十三载登第，可见纳省卷制度此时已经成熟，并在进士科录取中发挥重要作用。 阳浚还邀请当时著名文人萧颖士推荐人才。李华《三贤论》云：“礼部侍郎杨（按当作阳）浚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14]按，萧颖士于天宝十载被征至京，十二载春授河南府参军，故推荐人才之事，当在十一载阳浚受命知贡举之后，十二载春萧颖士离京之前。萧颖士时为文坛宗主，既得通榜，所荐者多为文士，十二载及第的长孙铸、刘太冲、郑愕、刘舟、殷少野、邬载、房由，十三载及第的尹征、刘太真、鲍防，皆为萧颖士门人。此四年之中登第的张继、韩翃、元结、吕渭、常衮、于邵、郎士元、封演等后来也都成为大名鼎鼎的文人。徐松说“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应是阳浚知贡举期间。 天宝年间由中书舍人迁礼部侍郎的韦陟，和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达奚珣、阳浚，他们自身爱好诗文，又有着享有很高政治声望与文学声誉的中书舍人的政治文化背景，在知贡举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标准，最终于天宝年间得以确定。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以及诗赋取士标准的确立，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我们在探讨盛唐诗的繁荣原因时，不应忽略这一重要因素。 三、 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与中唐诗文革新 本文所谓中唐诗文革新，专指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 安史之乱后，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反思动乱产生的原因，也逐渐注意到科举取士中的一些弊病。代宗广德元年（763）六月，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认为自从进士加试杂文，明经试贴经之后，“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要求全面废止科举，恢复两汉的察举制。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皆附和其议。贾至曰：“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忠信之凌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5]认为由于取士之法不当，导致儒道不举，最终酿成安史之祸。 虽然杨绾等人要求废科举、复察举的主张迂腐不可行，但他们对科举诗赋取士和试贴经这两大弊端的批判还是符合实情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明经科以试贴经为主，这种情况下录取的要么为文学之士，要么是仅知记诵章句的腐儒，都不能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杨绾等人试图通过复古的方式来改革人才选拔，是与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潮相一致的。从安史之乱前后的萧颖士、李华，到活跃于大历年间的独孤及、梁肃等，古文运动先驱们无不打着宗经复古的旗号。贾至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曾于玄、肃两朝任中书舍人，改革制诰文，推广古文写作，以期实现儒学复兴（2）。杨绾、贾至的议论正是这一思潮在科举取士领域的体现。 然而，科举早已深入人心，废除科举是不可能的，杨绾等人的建议并未施行。但是第二年，即广德二年（764），杨绾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后迁尚书左丞，续知永泰元年西京贡举，礼部侍郎贾至知是年东都贡举，贾至又知大历元年西京贡举。按，此三年中，广德二年、大历元年进士试题《登科记考》皆不载，唯永泰元年据《词学指南》记“进士试《辕门箴》”。说明杨绾、贾至于知贡举期间曾进行改革，试图改变进士科杂文专用诗赋的局面，而代之以较为实用的文体。但是这种改革未能维持下去，自大历二年起，杂文又恢复试诗赋。 约于建中二年（781），左司员外郎赵匡上《举选议》、《举选后论》详论科举取士（3）。其《举选议》曰：“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批评诗赋取士之弊，提出“试笺、表、议、论、铭、颂、箴、檄等有资于用者，不试诗赋”[16]。赵匡是中唐《春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学派通过研究和讲授《春秋》，提倡儒学复兴，宣扬依经立义和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念，代表人物为啖助、赵匡、陆质，也称啖赵学派。啖赵学派集中地代表了当时的复古思潮，赵匡正是从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提出进士试以各种实用文体取代诗赋。 与此同时，赵匡的弟弟赵赞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将其兄的理论付诸实践。《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云：“先是，进士试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17]事实上，赵赞于建中二年受命权知贡举，上《请以箴表等代诗赋奏》，“箴、论、表、赞代诗赋，仍各试策三道”[18]，获准，乃于建中三年知贡举时正式施行，进士试《学官箴》，进士别头试《欹器铭》。这种考试方式于其后的几年中也得以推行，建中四年试《易简知险阻论》，兴元元年（784）试《朱干铭》，但最迟于贞元四年（788）又恢复了试诗赋。两次停试诗赋的尝试都是不久即罢，说明进士科试诗赋早已为社会各阶层所认同，是不可能立即废止的。诗赋始终是进士试的一个重要项目。 但是，随着儒学复古和经世致用的思潮愈演愈烈，改变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改革势在必行。贞元八年，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梁肃与崔元翰向他“推荐艺实之士”[19]，即须具真才实学，而非专擅诗赋的文人。登第者多为一时俊杰，李绛、崔群、王涯后来都位至宰相，时号“龙虎榜”[20]。但陆贽知贡举仅一年时间，诗赋取士之风并未得到扭转。 直到贞元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中书舍人高郢、权德舆先后知贡举，情况才发生根本变化。 贞元十五、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权知贡举，于十六年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七年贡举。他“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21]。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也说：“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22]所谓“抑浮华”、“用经艺为进退”，就是改变以诗赋为标准的取士方式，转而考察举子对儒家典籍的掌握和理解，选拔具有一定政治才能的人才。这样一来，进士科录取的主要标准就由杂文转为策文。《登科记考》据《白氏文集》录贞元十六年进士试策问题五道，所问为儒家经典与时务方略的结合，体现了“用经艺为进退”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三年中登第的张籍、王炎、李景俭、白居易、杜元颖等人皆为艺实之士。 贞元十八年，中书舍人权德舆权知贡举，榜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十九、二十一年贡举（二十年停贡举）。其《答柳福州书》曰：“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教化所系，其若是乎？是以半年已来，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辩惑而已。”[23]主张摈弃诗赋取士的时风，而以策文为最主要的录取标准。此三年的进士策问，既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又考察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要求考生既有广博的文史知识，又有高明的政治见解。《旧唐书》卷148《权德舆传》说他“号为得人”，这种考试录取方式获得了成功。 经过高郢、权德舆连续七年的努力，进士以对策作为录取的主要标准，最后确定下来[24]。这种情况，在宪宗元和年间得以继续。元和三年（808），权知中书舍人卫次公权知贡举，“斥浮华，进贞实，不为时力所摇。”[25]榜后正拜中书舍人。元和七年，兵部侍郎许孟容权知贡举，“颇抑浮华，选择才艺。”[26]元和八年，中书舍人韦贯之权知贡举，后正拜礼部侍郎，续知九年春贡举。“凡二年，所选士大抵抑浮华，先行实，由是趋竞者稍息。”[27]他们继续推行高郢、权德舆的选士思想，排抑浮华，选取艺能之士。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天宝至贞元、元和之际的科举改革历程。天宝元年，韦陟创立纳省卷制度；二至五载，达奚珣开始实行赎贴；天宝末，阳浚最终确立了诗赋取士标准，这一过程促成了盛唐诗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而安史之乱后对进士科的一系列改革，则试图摆脱诗赋取士的标准，从代宗广德、大历之际的杨绾、贾至，到建中三年的赵赞、贞元八年的陆贽，最终完成于贞元后期的高郢、权德舆之手，又于宪宗元和年间在卫次公、许孟容、韦贯之等人知贡举期间得以继续。不难发现，在这近80年间，进士科考试的所有具体改革，大多与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有关（4）。这说明，中书舍人中的杰出人物，不仅以文采名世，而且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得风气之先，勇于革新，引领唐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 安史之乱后的进士科考试改革，是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激荡而一步步展开，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整个改革进程也体现了这一思潮对科场文化影响的逐步加深。杨绾、贾至、赵赞等人看到了诗赋取士之弊，试图以箴、论、表、赞等实用文体取代诗赋，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法也不甚妥当，因而不久即废。直到贞元后期高郢、权德舆以策文为主要录取标准，才最终改变了诗赋取士之风。以权德舆贞元十八年策进士问为例，第一道所问为实现儒学复兴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第二道列举《周易》、《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看似矛盾的命题，以及不同历史人物完全相反的行为方式，要求辨析孰是孰非；第三道问及如何改进国家赋敛政策；第四道又论列孔子之教与其弟子所为之间的矛盾，要求加以分析；第五道则涉及科举取士的标准，即诗赋取士还是选择艺能、尚浮华还是务行实的问题。其中，第一、二、四道所问皆为有关儒学的问题，考察举子对儒学思想的理解，非死守章句之徒所能应答。第三、五道则问及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尤其第五道所问为很敏感的科举取士原则，与现实改革紧密相应。这些问题都鲜明地体现了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另一方面，贞元年间的一系列科举考试改革，又极大地宣扬了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宣扬这一思想的最佳媒介。唐代士人及第之前无不奔波于科场多年，受科场文化浸染甚深。他们必须用心揣摩知贡举者的思想倾向，乃至个人喜好；科举试题也如同指挥棒，指导着他们的课业修习。因此，贡举考试改革在贞元年间取得成功，也最大限度地向广大士人宣扬了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促成了贞元、元和之际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革。 文学领域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也无疑是受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和科举考试改革的影响而产生并且壮大的。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都主张“文以明道”，通过文体文风的革新来复兴儒学，进而革除时弊，实现唐王朝的中兴。而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也是以儒家政治观念为指导，将儒家诗教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写作大量的讽喻诗，以批判现实政治。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主旨与儒学复古、经世致用的思想完全契合，此点已为学界公认，不必赘述。在艺术层面，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也有相似之处。 以上概述了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在思想主旨和艺术表现层面与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契合一致，下面从实践层面说明古文运动与新乐府运动是如何在贞元科举改革的影响下逐步展开的。 韩愈及第前曾三试不中。贞元八年，陆贽知贡举，改革诗赋取士原则，大放艺实之士，古文家梁肃、崔元翰通榜。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李观、欧阳詹都于本年及第，可见古文家们与科举改革在思想上有某些一致性。而韩愈也在作于本年的《争臣论》中表明了“修其辞以明其道”的文学主张，初步提出了古文运动的纲领。此后韩愈文名愈著，宣扬古文写作，引致后进，并完善古文理论。至贞元后期，韩愈已经在文坛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形成一个古文创作团体。贞元十八至二十一年，权德舆知贡举，加大科举考试改革的力度。权德舆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与韩愈颇多契合之处，因此韩愈也成为通榜者之一，极力推荐古文作家。《唐摭言》卷8《通榜》：“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傪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傪，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纾，其次六人：张苰、尉迟汾、李绅、张浚馀，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苰、绅、浚馀不出五年内，皆捷矣。”[29]据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张浚馀当为张后馀，韦纾当为韦群玉，另外还推荐沈杞、李翊（5）。十人中尉迟汾、侯云长、沈杞、李翊于十八年进士及第，侯喜十九年及第，韦群玉、刘述古二十一年及第。权德舆掌贡举的三年中录取了七人，而这三年也是科举考试改革最终完成的时期。天下士人于是纷纷以韩愈为宗，投其门下，研习古文。可见，古文运动是随着科举考试改革的开展、完成而逐步发展、壮大的。 新乐府运动以李绅、元稹、白居易为代表。三人均于贞元年间奔走于科场，深受科举文化影响。白居易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此为高郢知贡举的第二年，正大力实行科举改革，抑浮华，以经艺为进退。白居易顺应了这一潮流，遂一举擢上第。李绅则是韩愈推荐的十人之一，属韩门弟子，当受韩愈复古思想的影响。三人中，李绅最早开始创作新乐府讽喻诗，就是将韩愈古文创作的方法和宗旨运用于诗歌领域。据查屏球的考证，李、元、白三人聚合于贞元二十年，他们的新乐府讽喻诗创作始于永贞年间[30]，而这正是权德舆科场改革大获成功、对士人影响最巨之时。从二者思想的契合性和发展的同步性上，不难看出科举改革对新乐府运动的促成作用。 综上所论，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四、 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与座主门生唱和 唐代举子在考试前向主司献诗，或在及第后以诗致谢，是很平常的事情。这在初盛唐，只是偶一为之；中唐以后，随着座主门生关系的形成，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遂逐渐演变为一种风气。 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是从两汉察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天宝末，皇甫冉在献给主司阳浚的诗中说：“郢匠抡材日，辕轮必尽呈。敢言当一干，徒欲隶诸生。”（《上礼部杨（按当作阳）侍郎》）已将主司与举子的关系比附为师生关系。大历三年高拯进士及第后作《及第后赠试官》，称主司薛邕为试官，而不称座主。李端落第后作《下第上薛侍郎》，也未称座主。而阎济美于大历七年或八年下第后，作《下第献座主张谓》，则将主司称为座主，这说明大历时期座主、门生的称谓尚未广泛使用。 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利益关系。柳宗元在写给座主顾少连的信中说：“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32]门生应对座主报恩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而座主一般也会对门生加以提携。座主与门生形成一种互利的政治关系，进而结为朋党，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是构成中晚唐党争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在诗歌酬唱盛行的唐代，座主与门生之间也最易唱和往还。 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大多数科举考试都由中书舍人或曾任中书舍人的官员来主持。中书舍人是“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多为一时知名文士，因此也主持了大多数的座主门生唱和。 最为常见的是门生及第后上诗拜谢座主。贞元十二年，孟郊进士及第，作《登科后》，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句流传千古，又有《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吕侍郎即礼部侍郎吕渭，曾任中书舍人。诗中赞誉吕渭“宝镜无私光”，并致感恩之意，末云“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 贞元后期，随着座主门生关系日趋稳固，座主门生之间开始进行一定规模的宴饮唱和活动。 白居易于贞元十六年中书舍人高郢下及第。《白居易集》卷13有《与诸同年贺座主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诗，题注云：“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得群字韵。”按贞元十七年冬，高郢迁太常卿（6），诗当作于此时。萧尚书即萧昕，高郢于宝应二年萧昕下及第。高郢的门生同贺座主升迁，宴会地点又在高郢的座主家里，这无疑是一场盛会。座主与门生，又与门生的门生之间，唱和往还是必不可少的，可惜诸公所作已不可见，仅存白居易诗可供我们略窥当年的诗酒盛况：“宠新卿典礼，会盛客征文。不失迁莺侣，因成贺燕群。池台晴间雪，冠盖暮和云。共仰曾攀处，年深桂尚薰。”[34]这样的盛会说明此时座主门生间的宴饮唱和已成风气。同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门生一样，白居易终生对座主感恩戴德。元和九年冬，白居易授太子左赞善大夫，重回长安，次年春作《重到城七绝句·高相宅》：“青苔故里怀恩地，白发新生抱病身。涕泪虽多无哭处，永宁门馆属他人。”[35]此时高郢已卒，白居易凭吊座主故宅，怀恩之情依旧不减及第之时。 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李逢吉知贡举。《唐摭言》卷7《好放孤寒》云：“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36]本年登第的周匡物有《及第后谢座主》，姚合有《杏园宴上谢座主》，都对座主倍加感激。姚合后又多次与座主唱和，现存《和座主相公雨中作》、《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诗，皆为和李逢吉而作，惜李氏原诗已不可见。《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诗云： 西亭秋望好，宁要更垂帘。夫子墙还峻，酂侯宅过谦。微风红叶下，新雨绿苔黏。窗外松初长，栏中药旋添。海图装玉轴，书目记牙签。竹色晴连地，山光远入檐。酒浓杯稍重，诗冷语多尖。属和才虽浅，题高免客嫌。[37] 以小巧细碎的笔法写自然山水，“诗冷语多尖”一句概括自己的诗风，极为妥帖。 宝历元年（825）、二年（826），中书舍人杨嗣复权知贡举。《唐摭言》卷3载，大和元年（827），杨嗣复之父杨於陵以守右仆射致仕，自东都归长安，嗣复率众门生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新唐书》卷174《杨嗣复传》也记载此事：“嗣复领贡举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门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复与诸生坐两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东观察使李师稷及第，时亦在焉。人谓杨氏上下门生，世以为美。”[38]杨汝士于筵上赋诗庆贺，白居易、许浑有诗酬和。白居易诗云：“可怜玉树连桃李，从古无如此会荣。”[39]父子两代门生共聚一堂，可见此时座主门生关系之稳固，宴饮唱和之盛行。 王起于长庆、会昌年间两度掌贡举。长庆元年（821），以中书舍人参与贡举覆试，后被任命以中书舍人权知次年贡举，但于本年十月八日即正拜礼部侍郎，连知二年、三年两春贡举；会昌三年（843），以吏部尚书权知贡举，迁左仆射，复知四年春贡举。王起于会昌三年一榜秉公录取，大放孤寒，形成不放权贵子弟的局面，引起很大震动。据《唐摭言》卷3记载，华州刺史周墀，为王起长庆二年知贡举时门生，此时赋诗寄贺云：“文场三化鲁儒生，三十余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羡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雨，关防不许暂离营。”（《贺王仆射放榜》）王起作《和周侍郎见寄》酬之：“贡院离来二十霜，谁知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40]于是，一榜进士22人皆赋诗唱和，蔚为大观。《唐摭言》将各人所作诗一一摘录，使我们得见当日诸公的文采风流。这是晚唐最著名的一榜，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座主门生唱和。 宣宗大中以后，权豪把持科举已成定势，所放皆为权贵子弟，孤寒子弟无仕进之途，座主门生间的唱和也渐趋式微，贞元至会昌年间的盛况一去不返了。 注释： （1）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6《辑考五下·尚书礼部侍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本文所论知贡举情况，皆据此二书，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2）参见拙文《贾至中书制诰与唐代古文运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3）此二文所作时间难以确考，査屏球认为作于建中二、三年间（《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年，20-21页）。应以建中二年的可能性最大。 （4）除陆贽、许孟容以兵部侍郎权知贡举外，韦陟、达奚珣、阳浚、赵赞、高郢、权德舆、卫次公、韦贯之都以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杨绾、贾至曾为中书舍人。 （5）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99-200页。又据洪兴祖《韩子年谱》，韦纾、韦群玉实为二人，见徐敏霞校辑《韩愈年谱》，中华书局，1991年，36页。 （6）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6《辑考五下·尚书礼部侍郎》，870页。 参考文献： [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M].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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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代中书舍人与文学研究”（10XNG009）[作者简介]鞠岩，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