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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1]1629南宋这种集社风气之盛行的现象，主要由生活在宋末元初的以南宋遗民词人为主体的词人群体所引发，正如赵翼所说：“南宋遗民故老，相与唱叹于荒江寂寞之滨，流风馀韵，久而弗替，遂成风会。”[2]705南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的盛行，反映了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新变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 砥砺了意志 南宋王朝灭亡，遗民词人群体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与迷惘，他们需要相互激励，才能渡过精神的低落期。在交游唱和中，词人大多表达了自己甘于恬淡、坚持晚节的人品襟怀，以乱邦不居、隐逸则安的隐逸人格精神互相砥砺。以词言志，是他们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人格意识显得十分强烈。 若以宋元之际这些遗民词人群体的交游唱和活动为考察对象，就能从中发现词人群体成员的个性气质与创作风格。他们在异族入侵、家国即将沦亡的时代危机前，或以忠节之志自励、励人，抒发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抗争精神；或在家国沦亡后，互相安慰与支持，张扬词人的隐逸人格形象。如陈纪宋亡后不仕，与兄庚退隐于家，以诗词歌赋自娱。当时隐逸之士，大多和他酬唱，他在《满江红·饯赵签事》中说道： 揽辔埋轮，算不负、苍髯如戟。人争看、横秋一鹗，轩然健翼。只手为天行日月，寸怀与物同苏息。到如今、天定瘴云开，伊谁力。 云霄路，金门客。念往事，情何极。把行藏细说，应无惭色。虹气上横牛斗剑，梅花不软心肠石。愿引行、珍重不赀躯，无瑕璧。 据杨宝霖先生《词林纪事补正》载：“赵签事即赵必𤩪，必𤩪往惠州谒文天祥，辟为签书惠州军事判官。此词盖赴文天祥督府时作。”[3]1196陈纪与赵必𤩪互相推崇，在词中陈纪以“无瑕璧”来赞颂赵必𤩪，就是对老友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把行藏细说，应无惭色”，生动地表达了隐逸之士的精神追求。赵必𤩪正是在好友的激励之下“珍重不赀躯”，在宋元之际展示出“虹气上横牛斗剑，梅花不软心肠石”雄健劲朗的气概，他们的精神意志也在这种唱和共鸣中得到了升华。又如，自号玉斗山人的遗民词人王奕，淳祐四年（1244）入太学，官玉山教谕。德祐元年（1275）元兵破临安后，弃官入玉斗山，结屋授徒，《宋史翼》卷三十五《王奕传》中载：“王奕字伯敬，玉山人。为邑博，与其子介翁居玉邪峰，读书其中，素与文天祥谢枋得友善，及枋得就执北行，送之，有诗云：两生无补秦兴废，一出仍关鲁重轻。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须儿女哭清明。词旨激烈。宋亡，建斗山书院，杜门不出。”[4]373在与文天祥、谢枋得等志士的交游唱和中以高尚节操相激励。此外，江西遗民词人的领袖人物刘辰翁，在唱和词《江城子·和默轩初度韵》中曰：“书题拂拂洞庭香。孕云黄。粲珠光。唤谪仙人，除是贺知章。未老得闲闲到老，无一事，和诗忙。 是中曾著老人双。送千觞。乐谁妨。世上输赢，不似烂柯长。晚入耆英年最少，空结客，少年场。”据此可知，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中，以追慕古代隐士的人格精神来相互砥砺意志节操。刘辰翁曾说自己是“怀渊明之高风”[5]142、“自以为陶矣”[5]120，十分推崇陶渊明的人品，说“陶渊明人品自高”[5]118，在隐逸生活中学习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这种气节、行为给唱和词友提供了典范，多数的词友自觉学习并追随这些领袖词人的风范，相互标榜吟咏。如尹济翁在《风入松·癸巳寿须溪》词中就说：“曾闻几度说京华。愁压帽檐斜。朝衣熨贴天香在，如今但、弹指兰者。不是柴桑心远，等闲过了元嘉。”把持节自高的刘辰翁比作陶渊明，很贴切。在交游唱和过程中，遗民词人大多把这种高尚的气节与行为凝结和外化为一种群体的人格精神，在交游唱和中产生了高度的认同感。所以，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中以高尚志节相互期许、砥砺，使得他们大多以隐逸终其身，隐逸高蹈成为他们最普遍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正如《宋遗民录序》所指出的：“彷徨徙倚于残山剩水间，孤愤激烈，悲鸣长号，若无所容其身者，苟可容，力就白刃以不辞，环而视之，非不自知其身沧海之一粟也，而纲常系焉，故宁为管宁陶潜之贫贱而不悔者。”[6]史部，第八十八册，438这说明，遗民们在流离或隐居生活中以纲常相砥砺、自甘隐逸的志节，使其人格精神在相互唱和中得以升华。 国家的覆亡、民族的苦难、科举的废止、文士地位的下降，使遗民词人大多拒不出仕新朝，而是选择到广阔的山林云水间隐逸避世，操守自励。如张炎所说“向一丘一壑，留恋年光”（《甘州·赋众芳所在》），这时他们明确传达出效法、学习隐逸高蹈之士的思想倾向。在这种思想行为日益趋同的过程中，他们的隐逸人格精神也日益彰显。这种隐逸人格精神，在遗民词人自己看来是“不愿富贵而志在田园”[7]集部一三七，65，被后人认为是“高节不减陶潜”[8]卷一六五《佩韦斋文集提要》，1415，即是交游唱和激励了遗民词人意志的结果。遗民词人结社唱和时，人格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升华，这在词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反映了词人通过自己的创作，把小词提升到建构自己人格精神的地位。遗民词人在唱和词的小序中，这种人格意识建构的议论随处可见，唱和词也体现了词人强烈的人格意识。 南宋词以应社，主要言隐逸高蹈之志，尤其是他们有意识地在应社词中建构自己的人格精神，十分注重在词中展现自我的人格形象，这正表现了宋代词人人生价值观念与词之创作观念的变化。 在宋人眼中，词是小道，他们的人格意识主要表现在诗文中，而词只是用来娱乐的工具，不少词人就把亲手所作之词摒弃于自己的文集之外，较少在词中表达自己的志向和人品。这种情形，到了宋元之际的遗民词人群体中发生了彻底改变，这时的词人特重人品，他们以严肃的态度来表现自己或唱和词友们的人格形象，表达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隐逸高蹈的人格理想，达到了人品与词品的高度统一，而这种统一，就与遗民词人的结社唱和关系密切。在唱和词中，他们珍视自己在词中表现的自我人格形象，常常在交游唱和词中描述隐士的形象，以古代隐士的风采来展现词人自我之隐逸人格精神，写古代隐士实际上是自我人格形象的展示，表现出交游唱和时建构自我隐士人格形象的巨大能动性。遗民词人的人格意识在他们交游唱和词中得到了深切的表露。 这意味着，词体文学到了遗民词人那里，它的功用、价值、在创作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 二、 提高了词艺 宋元之际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表现了宋末士人隐居生活内容与独善意识。今存南宋遗民词人的词作中，许多便是他们在隐居生活中的词社唱和之作，在表现主体怀抱和时代精神的同时，又具有隐士遣玩游戏的文化功能，带有鲜明的隐居生活特质。 南宋遗民词人生活在江南秀丽的山水风物中，词人群体的壮大与遗民词创作的兴盛，是和他们的交游唱和活动紧密结合的。宋末元初词人的主体，如杨缵、张枢、周密、赵孟坚、赵与仁、王沂孙、李彭老、李莱老、陈允平、仇远、薛梦桂、王易简、张炎等，大都是西湖吟社的成员，以审音辨律、精心研究词艺为词社活动的主要内容，遗民词新质的生成，也离不开这些词人的结社唱和活动。遗民词人在相互交游中常常一起商榷音律、研制词谱、品评词章与传授词法。结社唱和时的群体意识、参与意识与竞争意识，使遗民词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个人的潜力，也养成了他们艺术化、审美化的创作态度，他们在交游唱和时不仅互相竞争、逞才竞技，还互相商榷、互相学习。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的盛行，对磨炼、提高、拓展社中词友的创作技巧与能力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对词体艺术形式的重视，是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主要体现在声韵、格律等方面。遗民词人通过结社酬唱，相互交流、切磋词艺、商榷音律、传授词法，甚至分题唱和、争奇斗巧，提高了词人群体的创作技巧和水平。如周密《大圣乐》中说：“东园饯春，即席分题。”《采绿吟》词序云：“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逃暑于西湖之环碧。琴尊笔研，短葛𦈌巾，放舟于荷深柳密间。舞影歌尘，远谢耳目。酒酣，采莲叶，探题赋词。余得《塞垣春》，翁为翻谱数字，短箫按之，音极谐婉，因易之名云。”展现了社中词友们分调唱和时互助指导而提高了词艺。周密《曲游春》词序云：“禁烟湖上薄游，施中山赋词佳甚，余因次其韵。”《一枝春》词序云：“越一日，寄闲次余前韵，且未能忘情于落花飞絮间，因寓去燕杨姓事以寄意，此少游‘小楼连苑’之词也。余遂戏用张氏故实次韵代答，亦东坡锦里先生之诗乎。”张炎《西河》词序云：“依绿庄赏荷，分‘净’字韵。”刘辰翁《酹江月》自注说：“同舍延平府教祝我初度，依声依韵，还祝当家。”体现了词友们在一起优游山水时和韵竞争的心理。周密《齐天乐》词序云：“紫霞翁开宴梅山，谓客曰：‘梅之初绽，则轻红未消；已放，则一白呈露。古今夸赏，不出香白，顾未及此，欠事也。’施中山赋之，余和之。”这是词人们在隐逸生活中“和题”创作的体现。在上述交游唱和活动中，遗民词人精雕细琢，倡导醇雅的人品与词风，注重词的形式，如在协律方面，“每作一词，必使歌者按之，稍有不协，随即改正”，以恪守词“当以可歌者为工”[1]256。张炎在《词源》中也曾提到自己“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1]255。杨缵门下聚集了众多的遗民词人骨干，毛敏仲、徐天民、周密、张炎及当时的琴律家徐理等人，他们频繁交游唱和，常常是移宫换羽，别创新声。 到了宋元易代之际，遗民词人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词作的内容、风格与他们的隐居生活场所密切相关，这时在词的创作活动中很少看到歌妓的身影，遗民词人审音协律方面的任务也主要由词人们在结社酬唱之际相互商榷而成。如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记方通律”条记载：“余向登紫霞翁门，翁妙于琴律，时有画鱼周大夫者善歌，每令写谱参订，虽一字之误，翁必随证其非。余尝叩之云：‘五凡工尺，有何义理？而能暗通默记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误耶？’翁叹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间义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不然安能强记之乎？’”[9]89我们知道，杨缵虽不是宋遗民词人，但他的《作词五要》中关于填词按谱的一些方法，对遗民词人群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元初南宋遗民的结社唱和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宋末词社活动的流风遗韵。如周密《倚风娇近》自注中说：“填霞翁谱，赋大花。”社中词友的指导，也就代替了以往唐宋词创作中歌妓的作用。 遗民词重要的表现技巧，如追求清空之美、咏物传神、造句善虚等，大多是在词友们的交游唱和中体现出来的。遗民词人在进行交游唱和的词社活动时，大多崇尚隐逸词人姜夔，倡导清高脱俗、优游不迫的人格风范。他们在交游唱和中对清空、雅正风格的偏爱，是他们对词的新质的一种自觉追求，也是他们努力追求词体艺术独特表现技巧的体现。张炎说：“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味。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梦窗《声声慢》云：‘檀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白石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1]259正是从词之体面宏观、血脉融贯及韵度飘逸、有言外意等方面的倡导体现出他们对词之表现技艺的努力追求。遗民词在咏物传神、造句善虚等方面的独特表现技巧，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交游唱和活动中词人们在辞采、对偶、声律等方面的讲究。陆辅之在《词旨上·序》中说：“予从乐笑翁游，深得奥旨制度之法，因从其言，命韶暂作《词旨》。”[1]301所谓“奥旨制度之法”，正是体现了他对遗民词中“命意”、“炼字”、“对句”、“布置”等表现技巧方面的赞赏推崇。试看张炎在交游唱和时“奥旨制度之法”的具体表现：“香寻古字，谱掐新声”（《甘州·杭州晤赵文叔》），“乱雨敲春，深烟带晚”（《琐窗寒·旅窗孤寂，雨意垂垂，买舟西渡未能也，赋此为钱塘故人韩竹闲问》），“荷衣消翠，蕙带馀香”（《声声慢·送友还杭州》），“鹤响天高，水流花净”（《壶中天·养拙夜饮，客有弹箜篌者，即事以赋》）……这些交游唱和词中表现出来的艺术技巧，正如陆辅之所说：“命意贵远，用字贵便，造语贵新，炼字贵响。”[1]301这些可贵之处，反映了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时对词之独特表现技巧的努力追求。 遗民词人在隐居生活中交游唱和之风的盛行，也使他们对“和词”的创作有了深刻的体会，如张炎在《词源·杂论》中就专门讨论了和词的作法，他说：“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我辈倘遇险韵，不若祖其元韵，随意换易，或易韵答之，是亦古人三不和之说。”[1]265-266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唱和词中审音度律、锻炼字句上了，一方面使词体艺术呈现出精美化、典雅化的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了他们在交游唱和过程中理论建构的自觉性。杨缵的《作词五要》被临安遗民词人所共同学习模仿，被吸收进了张炎的《词源》，成为他们奉为圭臬的创作宗旨。这种创作宗旨的形成，与遗民词人们在交游唱和中互相竞争、互相学习、互相指导和注重理论建构是分不开的。周密的《浩然斋雅谈》中许多关于词的论述及张炎的词学理论巨著《词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词友们在交游唱和中相互商榷的产物，正如张炎在《词源·序》中所说：“余疏陋谫才，昔在先人侍侧，闻杨守斋、毛敏仲、徐南溪诸公商榷音律，尝知绪馀，故生平好为词章，用功四十年，未见其进。今老矣，嗟古音之寥寥，虑雅词之落落，僭述管见，类列于后，与同志商略之。”[1]255从中可见，《词源》这部词学理论巨著，正是张炎与词社中“同志”朋好们共同商略的结晶。遗民词人的西湖吟社活动，是一种自发性的遗民词人群体的唱和活动，逐渐形成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他们的创作或在社友相聚之时，或别后寄社友，大多在与社中词友交游唱和时讲论作词之法，如沈义父说：“暇日相与倡酬，率多填词，因讲论作词之法。”[1]277石岩在《志雅堂杂钞序》中亦表达了这一意思，他说：“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盛，翁（指弁阳翁，即周密）浸淫乎前辈，商榷乎朋侪，故词为专门。”[10]1这些都说明，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中，具有明显的理论建构意识，从而提高了社中词友们的理论素养。 在隐居生活实践的过程中，遗民词人大多沉潜于词艺探讨，对词之理论建构可谓费尽心机。如张炎《词源·杂论》中载：“近代杨守斋精于琴，故深知音律，有《圈法美成词》。与之游者周草窗、施梅川、徐雪江、奚秋崖、李商隐，每一聚首，必分题赋曲。但守斋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遂有作词五要。观此，则词欲协音，未易言也。”[1]267从而认识到：“词以协音为先”。他在自己的词学理论著作中重点商讨的问题有律吕相生之理以及宫调、管色等等，分析周到，论述详细，还附有图示。总之，遗民词人的词学理论涉及到了词体艺术的各个方面。 宋元之际，遗民词人群体间的交游唱和，对词之创作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词人们的理论修养。先后出现的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陆行直《词旨》，就是这一段时期内词坛艺术创作活动的理论总结。这种讲究和传授词法之风，正是宋元之际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结果。他们在交游唱和中形成了共同的创作主张，将这些主张归纳成理论，就形成了遗民词人群体共同的词论词法，即在提高词艺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三、 形成了范式 由于频繁的交游唱和活动，南宋遗民词人们彼此间便很自然地产生了模仿、学习、对比、竞争乃至推崇、仰慕等心理，从而导致他们不仅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上逐渐趋于一致，而且在审美趣味、创作风格上也形成一种为交游唱和群体所有成员所自觉遵守的一些规范。 这种群体创作规范的形成，开始即是有领袖人物风范的词人的示范引导，然后是词社中交游唱和词友们的自觉追随，因此，以周密、刘辰翁为主体的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也是词人们的创作活动逐渐形成范式的过程。也就是说，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的盛行，意味着词人群体之间的关系密切，也意味着词人群体的认同对词人思想与创作的影响更加显著，导致了词学流派的出现、词学思想的传播与创作范式的群体认同。如周密《明月引·序》中说：“赵白云初赋此词，以为自度腔，其实即《梅花引》也。陈君衡、刘养源皆再和之。会余有西州之恨，因用韵以写幽怀。”一首自度腔，引起三位词人的唱和，这不能不说是源于遗民词人群体的认同感，即他们共有的人生态度、政治倾向、创作观念，使他们在抒写“西州之恨”时，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创作范式。这个词人群体的成员，都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如周密在自己编著的词选中，大量选取社友的词作尤其是和自己的唱和之作，既充分表现了遗民词人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体现了词人创作范式的趋同性。这一点，柯煜在《绝妙好词序》中有精辟独到的发现，他说：“秀远为前此所无，规矩实后来之式。”[11]683此说中的“规矩”，我们认为，正是南宋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过程中所形成的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 遗民词人在孤独、寂寞的隐居生活中需要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出现后竭力维护它，唱和中他们也尽可能地展现群体认同的创作范式，呈现出一种比以往词坛更为密切的互动联系、在结社酬唱中相互模仿、相互学习的行为，形成共同的审美趣味和极为近似的主题、风格，这使得词人群体在他们的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和遵从了一种共有的审美规范，如临安词人群以骚雅清空为体的范型，江西词人群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用经用史，淋漓慷慨的创作范型，就得力于词人间的相互交游唱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遗民词人的结社酬唱，还极大地改变了词作的题材和风格，从而形成了新的范式。青山宏先生亦发现了南宋后期词的这种新变，是唐宋词前存范式所不能完全包含的，他说：“唐末五代由温庭筠、韦庄而被确立的词，进入宋代后，首先在柳屯田那里发生了第一次变化，然后到苏东坡发生了第二次变化，进而在周美成手里达到了集大成的地步。以后，宋词大致就是行进在这些前人所开辟的道路上。但是词人并没有以单纯地模仿前人而止步，而是各自为独特的境地追求着。特别是到了南宋后期，词的特点有了更彻底的发挥，语言更加雕琢，音律也日趋精密化。”[12]229自树“清刚”一帜的白石词，高度个性化的稼轩体，就不是以前词的范式所能穷尽的。 值得注意的是，稼轩体与白石词的总体风格就与隐逸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辛稼轩曾在江西隐居达十几年，在江西上饶、铅山瓢泉都有田园。这些地区离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家乡江西九江不远，共同的地域文化也使辛稼轩与陶渊明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使得他在精神气质、文化个性上较易认同陶渊明的隐逸人格精神。这段隐居的时期也正是辛稼轩词创作的高峰期，或者可以说是稼轩体范式的定型期。而慷慨淋漓、沉郁深厚的江西遗民词人的创作，也是自觉学习辛稼轩并与新的时代风会相结合的产物，如谢枋得《辛稼轩先生墓记》中说：“枋得先伯父尝登公之门，生五岁，闻公之遗风盛烈而嘉焉。年十六岁，先人以稼轩奏请教之曰：‘乃西汉人物也。’读其书，知其人，欣然有执节之想。乃今始与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见公之曾孙，多英杰不凡，固知天于忠义有报矣。为信陵置守冢者，慕其能共人也；祭田横墓而叹者，感其义高能得士也；谒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愿不遂也。有疾声大呼于祠堂者，如人鸣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绝，声近吾寝室愈悲。一寺数十人，惊以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所学皆圣贤之事。”[13]48-49对辛稼轩的推崇溢于言表。因此，江西遗民词可以说是稼轩体在特定地域与时代的遗风流变。 姜夔更是终身不仕、流浪江湖的布衣，过着江湖散人、近于隐士的生活，在他身上体现了隐逸文化在南宋中后期的演变与发展。到了宋末元初时，内向化审美与骚雅清空的临安遗民词人群的创作，使姜夔的人格精神与创作范式得到了理解、继承和发扬。清代莲僧题《山中白云词疏证》云：“晚派鄱阳策异勋，‘清空’‘骚雅’两平分。赵家天破无完垒，日暮伤心作殿军。”[14]211张炎及其他临安遗民词人正是姜夔范式的殿军。可见，南宋遗民词体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有独特价值的审美新范式。 以往唐宋词中抒情主人公主要在佳人、文士或志士这三种身份之间转换，较少表现隐士独特的生活情感，即使文士或志士词中偶尔出现一些隐士形象，也大都是拟情造境，是“非我”的、虚泛化的表达，正如南宋后期的罗大经所说：“士岂能长守山林，长亲蓑笠，但居市朝轩冕时，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及为胜耳。”[15]322只是偶尔在词中表达一下士人想象中的隐逸生活。以前文士和志士的人生理想，都是体现在市朝轩冕的生活场所中，通过积极事功、取得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他们的人格形象不能与遗民词中人数众多的隐士抒情主人公形象相比。遗民词人那种情感层次上抒情身份的独特性，正是他们在交游唱和活动时形成创作新范式的结果。 宋元之际的社会文化可以说是隐士的文化，遗民词人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活动的主体，其人生理想和文艺思想具有很深的隐逸文化影响的印迹，他们大都无意于仕进，却毕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活动。如周密在自撰的笔记《齐东野语》中“姜尧章自叙”条记当时人盛赞姜白石之品格精神时，就感叹道：“呜呼！尧章一布衣耳，乃得盛名于天壤间若此，则轩冕钟鼎真可敝屣矣。”[16]212这种以山林隐逸为重，敝弃荣华、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体现了隐士的人生境界。周密在《次牟德范客中即事》曰：“华胥槐国梦中名，钟鼎山林孰重轻。争似东皋新雨足，短秧微月听哇声。”[17]卷四又在《触热行》中说：“触热者何人？京华利名客。何如归去卧北窗，桃笙八尺画梦长。素琴枕籍书数卷，受用不尽南风凉。”[17]卷五周密的这一情感意绪，表现了在南宋中后期以降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他们较少追求外在的事功，而是返诸内心作自我观照，追求独善其身。他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变得心灰意淡，只有徘徊于青山秀水之间，结社酬唱，在浅唱低吟、斟酌商略之际，醉心于“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审美愉悦，从而淡化人生的压抑和精神的苦闷，摆脱封建正统修齐治平的义务和世俗的牵制，形成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体现在词之创作上，便促成了遗民词人创作范式情感层新质的生成，也体现了当时存在于词人中的一种普遍性的人生哲学。遗民词人既把古代隐士的人生境界理想化、审美化了，又把这种隐士的人生处世哲学变为词中情感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词之创作新范式的形成影响巨大。宋元之际士人那种“悠哉闲哉”的人格形象，与遗民词人在结社唱和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相互间大都用闲人形象来自许或许人。这就使得遗民词人的创作观念濡染了隐逸生活方式的种种印记，在审美趣味上高扬词人个体的主体性精神，而遗民词人对隐逸人格精神的认同，则使他们能够在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中保持超距离的审美。词人轻视世俗物质功利，呈现出内心的高远、淡泊，这正是隐逸文化的特点与意趣所在，这就要求词人把平淡质朴的生活与审美情趣联系起来，在词中大量表现他们同游湖山、忘情世事的隐逸生活。这种情感层的独特性，正是遗民词人在交游唱和中形成审美新范式的表现。 在唐宋词史上，真正形成派别的词学流派是很少见的。有些词人形成了群体，但没有相同或相似的风格，如元词人群。有些词人群体有相同或相似的风格，但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理论纲领，如宋南渡词人群、中兴词人群、江湖词人群。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派别的词人群体在南宋遗民词人以前的词史上是几乎没有过的。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特定历史时期的南宋遗民词人，因有共同的词学思想和相似的艺术风格而结成群体，主要表现为临安词人群与江西词人群。遗民词人群体中的交游唱和词，从共同追求的审美理想中体现出一代词人特殊的隐逸人格精神，熔铸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印迹，词中的基本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达成了统一，从各个层次和角度形象地展示了时代的精神面貌。尤其要注意的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呈现出一定的组织形式或联盟，西湖吟社就是临安词人群的组织核心；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提出了自己的创作纲领，张炎的《词源》就代表了临安词人群的理论主张，杨缵所提出的词法要诀《作词五要》是他们的创作纲领；并有自己集中体现类似流派宣言式的选本和作品总集，如《绝妙好词》，就体现了临安词人群的审美趣味与创作的理想规范，《名儒草堂诗馀》则集中体现了江西遗民词人群的人格精神。周密和刘辰翁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群创作力异常活跃的词人。 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不但在社会角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审美情趣等方面十分相似，在交游唱和中更达到了一种心态、情感上的认同，从而呈现出明显的派别倾向。南宋遗民词领域中出现的这些宗派、流派，是唐宋词发展到宋元易代之际特有的现象，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是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在宋末元初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南宋遗民词人以群体隐逸的空前规模，带来了隐逸文化在宋元之际的空前繁荣。他们的交游唱和活动，作为遗民词人隐居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创作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了遗民词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特情感、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使群体的创作共性凸现出来，呈现出统一、鲜明的创作范型。所以，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之风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唐圭璋.词话丛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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