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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梁传》，作者穀梁赤（或作“俶”），鲁人。成书晚于《左传》，与《公羊传》大致同时或稍后，属于经师集体创作，长期口耳相授积累成书。穀梁赤可能是最早或贡献较大的经师，故以之命名。著之竹帛当在汉初，宣帝时立于学官，影响不及《公羊传》，更惶论《左传》。 据清人翁之圻在《国学纪闻》注中统计，《穀梁传》全书四万一千五百多字，《公羊传》四万四千多字，《左传》十九万多字。《公》、《穀》二传主要阐发《春秋》书法义例，探究其寓褒贬、别善恶、正名分的微言大义。行文多用问答式，训释体，就《春秋》经文某句某字之用法及增减，详加考究，反复讨论。二传不同于《左传》之以事传经。其主要内容是说理议论。据学者黄坤尧统计，《公羊传》有故事41则，《穀梁传》有故事27则[1]。 《公》、《穀》二传在中国史传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法与《左传》相比的，近六十年来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散文史》中很少提到它们。但是，由于三传都是传经之作，在中国经学史上处于伯仲之间，三传在唐代同列九经，在宋代同列十三经，成为士人必读的基本教材。这样，《公》、《穀》二传的少量故事也就伴随着《左传》的大量故事一起，对后世史学史、文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关于《穀梁传》的文章，虽然不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点，但也有不少评点议论。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序》说：“《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唐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说：“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叙》说它“辞辨而义精”。清钟文蒸《穀梁补注论传》说：“《穀梁》文有二体，有详而畅者，有简而古者。要其辞清以淡，义该以贯，气峻以历，意婉而平，征前典皆据正典，述古语特多精理。”至于以专书形式比论或评点《穀梁传》之辞章的，有：明钟惺、陈明卿，清沈赤然、黄永平、储欣、高嵣、孙琮、王源以及徐乾学、谢有辉等[2]。近六十年来中国大陆对《穀梁传》的研究较为薄弱，不如台湾的论著多。台湾学者的兴趣多集中在二传解经之比较，代表作就是 本文主要分析《穀梁传》带有叙事性的文字，并与《公羊传》、《左传》相同故事比较研究。着重于文章写作，也会涉及思想观点，至于纯解经未叙事者，不在本文所论之列。 一 《穀梁传》叙事有优长于《左传》、《公羊传》者。 例一，僖公元年，鲁公子友获莒拏。 三传皆有记录。《左传》最简，《公羊传》详介事情的原委：公子庆父杀鲁闵公，后逃到莒国，莒人不纳，庆父自杀。莒人向鲁国通报说抓住庆父了，以此索贿。鲁人不与，莒兴师伐鲁，鲁公子友打败莒师并俘获莒君之弟莒拏。公羊氏肯定公子友的胜利。左氏认为此役值得嘉许，但没有叙述获胜的经过。穀梁氏略去战事的原因，专记获莒拏细节：“公子友谓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说（悦），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处下。左右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也，公子友以杀之。”穀梁氏认为《春秋》经文“恶公子之绐（欺骗）”[4] 古人对公子友不讲信用，以暗器取胜多不以为然。范宁《春秋穀梁传注》引江熙曰：“公子令德之人，岂当舍三军之整，佻身独斗，潛刃相害，以决胜负者哉！”胡安国指责公子友用诈谋而擒主帅，“非王者之师”。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合评》说：“《公羊》叙事始末分明，《穀梁》乃以无稽之谈解经文，陋矣。”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说：“蓋《穀梁》好为滑稽新异之论如此。”储欣《穀梁传选》则肯定：“兵不厌奇，亦不厌诈，此中大有兵法在”。香港学者黄坤尧认为：“姑无论其中实情究竟怎样，《穀梁传》这段文字，却刻画出两个人物的对立个性，莒拏徒匹夫之勇，以误大事；而公子友则以诈取胜，于义不合，故《春秋》并责之。”并认为这个小插曲可能是民间传说。沈玉成、刘宁认为这段短短的记事相当生动。既然相约一对一相博，就要遵守公正规则。角力失败而使用暗器，违背了平等原则。穀梁氏的评论，透露了古人对武士精神的认同，即必须光明正大，遵守信义；否则，即使取胜也会遭到讥嘲。这正是千百年来武林人士所奉行的信条，后世小说中常常出现。[5]王恒展认为：“这段文字叙事形象鲜明，情节生动，显然不是史官的客观式叙述，而是经师的主观讲述式叙述。也是通俗小说的源头之一。”[6]我认为，且不论经学史上如何评价，从文学史上看，实为先秦散文中不可多得者。 例二，成公元年，晋鲁卫曹四子使齐。 这是齐晋鞍之战起因之一。就整个战役描写而言，《公》、《穀》皆无法与左氏相比。单就这一细节论，《穀梁传》却写得最精彩。《左传》记：“晋侯使郤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于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以不报，无能涉河。”[7]《公羊传》记：“晋郤克与臧孙许同时而聘于齐。萧同侄子者， 《左传》只记一人，没有说明郤子有残疾。《公羊》只记二人，漏了人妇发笑这一关键情节；《穀梁》记有四位使臣，加上御者合计八位残疾者鱼贯而入，妇人之所以发笑的诱因更加清楚。高嵣《穀梁传钞》称此节为“奇人，奇事，奇文”。也有人指为无稽之谈。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说：“《穀》曰卻克眇，又与鲁卫曹之秃跛偻同时俱至齐，遂适有如四大夫者以御之。史氏文好滑稽，饰无为有。”有的学者认为“使秃者御秃者”等四句可以简化。如唐刘知幾《史通·叙事》说：“宜除‘使秃者’以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明钟惺《周文归》也有类似看法。香港学者黄坤尧说：“就文论文，《穀梁》此节的描写实较《公羊》精彩，他故意使用重叠排比句法，来加强四位使者生理特征的描写，像特写般以加强读者印象，另一方面又刻划出诸国使者怨齐之深，这是一种很大的侮辱。齐国不啻安排了一幕滑稽闹剧，因而招致日后战败于鞍的悲惨教训。《穀梁传》这节文字写得很峻厉严肃，使人欲笑不得，知所警戒。”我认为，黄永年指责穀梁氏“饰无为有”是没有道理的，此事不仅《左传》、《公羊传》有记载，亦见于《史记》和《说苑》，怎么能加以否认呢？还有人挑剔郤克的生理缺陷，《左传》记为跛，《穀梁》记为眇，司马迁记为偻。这种细节差别，是年代久远传闻有误所致，不足以否定事件的真实性。 例三，昭公四年，楚人杀庆封。 庆封是齐国的乱臣贼子，作恶多端，失败后逃亡到楚国，楚灵王杀之。《穀梁传》于此事用了一大段文字，前后解释经义，中间加入一段情节描写：“灵王使人以庆封令（示众）于军中曰：有若齐庆 这个场面实在太妙了。楚灵王当众宣布以弑君之罪杀庆封，不料庆封临死前反唇相讥，也当众揭露灵王本人就是弑君篡位者。钟惺《周文归》于“子一息，我亦且一言”句下评点说：“播弄有致”。尤其是穀梁氏的“军人粲然皆笑”六个字，活画出在场群众对两名同罪犯人的耻笑，是传神之笔。《左传》文字稍异：“灵王命庆封负之斧鉞，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 例四，成公五年、晋伯尊问梁山崩。 《穀梁传》记，晋国境的梁山突然崩塌，堵塞黄河三日不流。晋侯以快车征伯尊问计。伯尊中途遇见重载车不让道，使车右下而鞭之。车夫说：你们鞭打我，是因为要赶远路吧。伯尊下车问车夫，你听到什么新闻吗？车夫说：梁山崩了，阻河三日不流。伯尊说， 例五，襄公三十年，宋伯姬被焚。 《左传》曰：“甲午，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谓宋共姬（即伯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1117页）左氏认为，未婚之女必待保姆而后行动；已婚之妇当以行事之宜否而行。伯姬年近六十，已嫁多年，应该下堂避火才对。故左氏批评她只知女礼而不知妇义。 《穀梁传》曰：“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霄夜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保姆不在，霄不下堂。遂逮于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六，273页）《公羊传》与《穀梁传》略同而文字简省。储欣《穀梁传选》评点说：“序事辣，断语确。”后来，《淮南子·泰族训》、《春秋繁露·王道篇》、刘向《列女传》都采用《穀梁传》的观点。日本学者竹添光鸿《左氏会笺》说：“伯姬贤者之过，似宋代道学。《左氏》‘女而不妇’四字，简而括，正而通。《公》、《穀》远于人情，不可以为训。”黄坤尧说：“这是秦汉以来‘三从’说的理论和实践，《左传》说伯姬女而不妇，正是通达之论，而《公》、《穀》都夸张其贤，转成魔障了。”我认为，就释义而言，当以左氏为长。就叙事而言，当以《穀梁》为优。 二 《穀梁传》之叙事与《左传》、《公羊传》各有千秋者。 例一，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夏阳。 此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及《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记述。《左传》分为两段，先在僖公二年，较为简略，只提到宫之奇谏，而无谏词，写到灭夏阳为止。后在僖公五年，记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详记宫之奇的谏词和与虞公反复辩论，又记晋侯问卜偃及卜偃的回答。《公羊传》与《穀梁传》在僖公五年都不再记事。都只解释“执虞公”之“执”字的含义。如果就僖五年之三传相比，无疑左氏优胜。如果就僖二年之叙事相比，历代学者多认为《穀梁传》更胜一筹。钟惺《周文归》评点说：“此事左史《公》《穀》俱有佳境，此（指《穀梁》）以疏朗条达胜之。三传合观乃知文章愈出愈奇，辞调愈变愈精。”又说：“总是借马相戏，《公羊》以齿长嘲荀，此以齿长居功自赞，各自有境。”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说：“此一事，《左氏》《公》《穀》各擅其妙。《左》载宫之奇语详得妙，此篇（指《穀梁》）宫之奇语略得妙。《公羊》载抱璧牵马，献公戏得妙；此篇荀息牵马操璧自戏得妙，俱上乘文字。然至荀息料事处，独（《穀梁》）此篇较为曲尽。所云‘玩好在耳目’数语，利令智昏，千古龟鉴。”余诚《重订古文释义新编》说：“《穀梁》体经旨作传，故通体以为主乎灭夏阳作主。前半段叙荀息献谋及料 笔者认为《公羊传》一开始对献公伐虢而焦虑“夜不能寐”的心态刻画入微。下面写荀息向献公进壁马假道之策，君臣的讨论，《穀梁传》更为委曲尽情。《左传》于此行文过于简略。对于宫之奇为人的分析，三传略同，而穀梁氏更详尽。左氏把其中名句“唇亡齿寒”放到僖公五年去了。“马齿加长”由荀息事后牵马操璧而后说出，更显出得意洋洋自我夸耀之态，具有戏剧性效果。 例二，僖公十年，晋杀其大夫里克。 这一事件涉及晋献公宠丽姬而杀太子申生，逼重耳、夷吾出亡，立丽姬子奚齐为嗣，后来里克又杀奚齐，惠公回国后杀里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国语》写得最详细，《左传》《公羊传》皆在事情发生的各个时期分别叙说。《穀梁传》合为一篇概而言之，重点讲太子申生如何受诬自杀。叙事结构完整，首尾清晰，丽姬之阴毒，申生之仁懦，皆栩栩如生。关于里克的死因，在文章最后点题：“故里克所为弑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是对左氏公羊氏及《国语》的补充。 钟惺《周文归》说：“《左》《国》最详，《公羊》最略，《穀梁》此传叙致爽朗，不入儿女喁喁态，故自佳。”“首尾四百余字，三君、五世子、两大夫，始末情景，曲尽其中。左氏数千言，仅可相敌。”申生“呕心沥血之语，不用追琢，自然浓至。”清徐乾学主编《古文渊鉴》评点说：“（《穀梁》）叙事简要，文尤逸宕，……委曲周折，语语入情。左氏虽深文老笔，似犹逊此一筹。”在药酒斃犬，丽姬下堂而泣，“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 沈玉成、刘宁说：“《穀梁传》所记这段文史实，详于《左传》而略于《国语》，有的学者以为是杂取《左》《国》拼凑而成，恐怕不一定恰当。其所记丽姬诡称梦见献 尽管上述学者都充分肯定《穀梁传》的成就，但我认为《左传》还是有不少细于《穀梁传》之处，如：丽姬置胙肉于宫中有六天。与小臣食之，小臣斃。太子奔新城，献公杀其傅杜原欵。人劝太子出亡，太子不答应。这些都不见于《穀梁传》。所以应该说各有优长。 例三，定公十年，齐鲁郟谷之会。 在会上孔子 例四，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人于咸。 《左传》详记败狄前后有四次：一、狄人伐鲁，公使叔孙得臣追之，败狄于咸，获长狄乔如，富父终甥以戈冲其喉，杀之，埋其首于鲁之郭门，得臣以侨如名其子以纪功。二、追述宋武公时，狄人伐宋，司徒皇父御之，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三、晋人灭潞，获侨如之弟焚如。四、齐襄公二年，狄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齐之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傅隶朴认为，上述数事，时间跨度很大，有的相差一百年或八十年，侨如、焚如、荣如、简如，怎么会是兄弟？左氏以史见长，不知此传何以如此杂乱失次？《公羊传》曰：“长狄者，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何以书？记异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四，293页）公羊氏不知长狄兄弟之名及活动时间，笼而统之，所谓“记异”亦未言明异在何处。《穀梁传》曰：“长狄也，兄弟三人，佚宕中国，瓦石不能害。叔孙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一，174页）据范宁《春秋穀梁传注》：九亩，五丈四尺。兵车之轼高三尺三寸。这个长狄长得出奇的高大，全身不能伤害，只有眼睛是个空子，因而被射杀，简直是个妖精。《周文归》评点说：“瓦石不能害，语最斟酌。”“篇中点缀数语，色态甚浓。”沈玉成、刘宁说，穀梁氏所记为人而非神，怪异程度超过《左传》《公羊传》中任何一段记事，简直近于《山海经》。……虽然这样的记载无补于经学、史学，不过从文学角度看，则不失为饒有兴趣的史料。王恒展说：《穀梁》叙事显然已经摆脱了历史真实的局限，具有小说尤其是志怪小说的韵味。笔者认为，这是先秦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公羊氏所谓“记异也”即暗指此。左氏把各种传闻归纳在一起，有保存古代少数民族传说资料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 《穀梁传》之叙事不如《左传》、《公羊传》者。 例一，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 这是春秋史上一场不大的战事，却引起后世长期的争论，从左丘明到毛泽东，历代许多学者名人发表了意见。宋襄公固守早已过时的作战规则：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擒二毛，结果大败。《左传》通过子鱼之口，对宋襄公进行严肃批评。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春秋事语》，记鲁国士匽犒宋师，得知宋襄公战略，即预言其必败。并指出：“伐，深入多杀者为上，所以除害也。今宋国用兵而不杀，见间而弗从，非德伐回，阵何为？且 此后，继续批评宋襄公的，有战国韩非、汉郑玄、晋范宁，唐杨士勋、啖助、皮日休，宋苏轼、苏辙、赵鹏飞、张洽、吕祖谦、家弦翁、孙觉，元郑玉，明湛若水、宋朝瑛，清王念孙、钟文蒸、沈赤然、潘相、俞正言等。历代也有为宋襄公和公羊氏辨解的，如汉董仲舒、班固、何休，宋刘敞、叶梦得，明王樵，清包慎言、刘逢禄等。 三传之中，无论就文章写作和思想评论而言，都是《左氏》最好，看重记事记言而不解经。公羊氏开头解经文记日何以言“朔”，乃认其为正规之战，以下记事以证明宋襄公之正大光明。其叙事不及左氏、穀梁氏。《穀梁传》前半段驳公羊氏以朔为正。接着批评前一年雩之会宋襄公为楚人所执，咎由自取。今又欲复雩之耻，自不量力。中间一大段记泓之战中襄公的表现，不如《左传》详尽，但多了楚军既出，“旗乱于上，阵乱于下”的描写。最后一段批评襄公不知随时势而应变之道。虽然其说理叙事大体上正确，却不及左氏之透彻，完整，切中肯綮。《周文归》在“信而不道”句下评点说：“数语理疏，而气亦散。” 例二，文公六年，晋杀阳处父。 《左传》记：晋君命狐夜姑将中军（即执国政），赵盾佐之。赵氏旧臣阳处父对晋襄公说：“赵盾能。使能，国之利也。”乃使赵盾将中军，狐夜姑佐之。狐夜姑失位，怨阳处父。乘晋君襄公卒，新君未定之际，指使续简伯刺杀阳处父。赵盾行正卿之权，葬襄公，立灵公，诛续简伯。狐夜姑惧而奔狄，赵盾不追究，反而派臾骈送盘缠给狐夜姑。臾骈曾受狐氏侮辱，手下的人欲杀之报仇，臾骈不以私怨害公事，亲自率兵礼送狐夜姑出境。左氏对赵盾和臾骈表示肯定。公羊氏记事简略：“君将使狐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使将。于是废将。阳处父出，射姑入。君谓射姑曰：阳处父言，曰：射姑民众不悦，不可使将。射姑怒，出刺阳处父于朝，而走。”（《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三，286页）穀梁氏记曰：“晋将与狄战，使狐夜姑为将军，赵盾佐之。阳处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今赵盾贤，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诺。谓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诺。襄公死，处父主境上事，射姑使人杀之。君漏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165-166页） 傅隶朴指出，公羊氏不知晋国命帅史实和记事先后，把易将、漏言、杀阳处父并为一日之事，而且安排在晋襄公生前，“真可谓荒天下之大唐了”。傅氏又指出，穀梁氏纠正了公羊氏并为一日的错误，但却说，经书“称国以杀，罪累上也”。阳处父只是建议，并无罪。漏言之过，罪在晋君，不在处父。《穀梁》之误“在折衷左氏、公羊两家之说而不得其当”。清王源《穀梁传评》说：“以君之漏言起，以士之不可漏言结，此离变法也。”笔者认为，穀梁氏把狐射姑说成是“仁者”，与他以私怨杀大臣的行为相矛盾。穀梁氏没有采纳左氏的“赵盾能”和公羊氏的“民众不悦狐射姑”这两条重要理由，而以贤者不能佐仁者进谏，更是不得要领。储欣《穀梁传选》说：“轻仁重贤，义亦未当。”沈赤然说：“若《穀梁》所云，处父以仁者称射姑，初非丑毁，襄公易射姑佐赵盾，未闻漏言，则射姑亦何至怨毒刺骨而必欲杀之乎？”所以，从叙事和释义讲，穀梁氏皆不如左氏。 例三，僖公四年，楚屈完对齐桓公。 这是《左传》中的名篇，尤其是屈完的两番答辞，不亢不卑，乃先秦行辞令中的佳作。《公羊传》只释经义，傅隶朴批评它“全谬”。《穀梁传》解经之后，中间夹入：“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七，114-115页）《左传》中最精彩的开头几句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 例四，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 《左传》详记事情始末，尤其是双方的谋略布局，和几次战斗的经过，情节复杂，人物众多，变化莫测。《穀梁传》文字简单得多，并未全面记述战争过程，只记若干年前伍子胥止吴王阖闾仓促伐楚，然后记蔡昭公因楚令尹子常索美裘不与而受辱，便挑动吴王夫差伐楚。又记楚昭王失败逃亡途中与父老的对话，最后是对吴国报复政策的批评，其叙事远不如《古传》之生动具体。《公羊传》与《穀梁传》前半段大致相同，而没有后半段关于战后的描述，其叙事性更差。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有一篇《春秋蔡侯以吴师入楚论》，极言吴之能败楚师，全由蔡侯导吴舍舟从陆之计。所以《春秋》经文书曰：“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以蔡侯为兵首而有意突出之。 例五、襄公二十五年，吴子伐楚。 《左传》曰：“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于短墙射之。卒。”（《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叙事简明扼要。《公羊传》不记事而专解“门”字，误当名词理解。《穀梁传》释“门”为攻门，是正确的。又补充说：“吴子谒伐楚，至巢，入其门。门人射吴子。有矢创，反舍而卒。”下面解释《春秋》经文意为“非巢之不饰城而请罪，非吴子之自轻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卷十六，第267页）竟然要求巢人不守城而向吴人“请罪”投降，简直岂有此理。又指责吴王身先士卒是“自轻”，也太过分。傅隶朴批评穀梁氏之解经为“画蛇添足”，“三传的解释应以《左传》为明白得体”。 例六，僖公三十三年，蹇叔哭秦师。 这是秦晋殽之战前一段插曲，《左传》写得很精彩，是先秦名文。《公羊传》中这段文字简化了，《穀梁传》更简略：“秦伯将袭郑，百里子与蹇叔子谏曰：千里而袭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冡木已拱矣，何知？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尔必死于殽之岩崟之下，我将尸汝于是。师行，百里子与蹇叔子随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为哭吾师也？二子曰：非敢哭师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则我死矣。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殽，匹马倚轮无反者。”（《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九，154-155页）《左传》记蹇叔谏词说理充分，分析透彻；哭子之言，感情丰富。在《公》、《穀》手中，都变得淡而无味了。《左传》还记录了郑商人弦高以犒师为名暗滞秦师以救郑的故事，机警动人，传诵千古。《公羊传》只记：“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穀梁传》连这几句话也没有。 为什么《公》、《穀》叙事水平不如左氏？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公》、《穀》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春秋》）台湾学者简逸光指出，从《公》、《穀》的“传体”功能来讲，“这些故事不是讲述精彩即完事，它的目的在于解经。但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发现以故事发传的方式并非必要，也无法完全替代经文的发义。……这些传文足以将经文何以书的理由说明清楚，故事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后面而已。”[12]我认为，穀梁氏、公羊氏是专业经师，解释《春秋》经义是他们家族或师生的主要责任，叙述故事只是为解释经义补充例证而已。左氏是历史学家而兼史传文学家，（尽管他本人并未意识到）其作品显示文史兼擅的品格，故重视叙事的完整、生动，和细节的真实性，其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皆高于公、穀二氏。朱熹所说“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倒也未必。因为宋代重义理，故朱熹的价值取向如此。 通过以上三类叙事的比较，我们的结论是，《穀梁传》多数故事不如《左传》，少数故事各有优长或互补之处，故引起后世评点家的重视。《穀梁传》与《公羊传》相比，大致相差无几。不过《公羊传》的故事比《穀梁传》多一些，其中有些为《穀梁传》所无，特色颇突出，文学性较强。这里没有论及，读者如有兴趣，请参看笔者其他专论。[13] 参考文献： [1] 黄坤尧：《论〈穀梁传〉的文章》，《孔孟月刊》（台北）23卷4期，1984年12月，以下凡引黄氏的意见均见此文。 [2] 钟惺编《周文归》，其中《穀梁传》一卷，清初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室藏。陈明卿《古文奇赏》130卷，其中《穀梁传》一卷，清初刊本，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藏。沈赤然《公羊穀梁异同评》四卷，清嘉庆刊本。黄永年《春秋四传异同辨》一卷，在《豫章丛书》中，清光绪刊本。储欣《穀梁传选评》一卷，在储氏《古文七种》中，清光绪刊本。高嵣《穀梁传钞》一卷，在《高梅亭读书丛钞》中，乾隆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孙综《穀梁传选》一卷，在《山晓阁文选十五种》中，有清刊本，国家图书馆藏。王源《穀梁传评》一卷，在王氏《文章练要公穀评》中，清雍正刊本。以上各书大多数仅为一卷，本文凡引其文字，只注书名不注卷数。 [3] 有关的参考书目和论文索引，吴智雄《穀梁传思想论析》（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附录中有详细介绍。 [4] 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以下凡引此书仅注卷数、页码。 [5]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下凡引他们的意见均见此书。 [6] 王恒展：《穀梁传与中国小说》，《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以下凡引王氏的意见均见此文。 [7] 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四“宣公十七年”，《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67页。 [8] 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七“成公二年”，《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3-374页。 [9]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以下凡引傅说均见此书。 [10] 以上引林云铭、余诚（余自明）、谢有辉、吴楚材、吴调侯所著各书，卷帙皆不大，仅选《穀梁传》数篇而已。本文引用时只注书名，不注卷数及页码。 [11] 简逸光：《公羊传穀梁传比较研究》第六章《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学评价》，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12] 简逸光：《公羊传穀梁传比较研究》第六章《公羊传穀梁传的文学评价》，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13] 谭家健：《〈公羊传〉中历史故事的语言特性》，《江淮论坛》1989年第5期；《〈公羊传〉的历史故事》，《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增订。 【作者简介】谭家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专著《先秦散文纲要》（合著）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