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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代翰林学士建置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自后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历朝每年都有翰林学士在宫中任职，总计有41人。宪宗于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于原翰林学士中，“择年深德重者一人为承旨”，[1]“位在诸学士上”[2]。这是翰林学士机构设置的一大进展，使每年值班充职的学士有一个“院长”，更体现制度化。后宪宗于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为宦官谋杀，其子李恒立，是为穆宗。穆宗即位初，于翰林学士又有新的设置。据晚唐时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3]，韦处厚于元和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五六，北宋太宗曾于“听政之暇，日阅经史，患顾问阙人，太平兴国八年（983）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为侍读”。[5]但此时仅称为侍读，正式建立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乃在真宗咸平二年（999）。《宋史》卷六《真宗纪》一，咸平二年七月，“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等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昺为之。”关于此事，南宋初程俱所著《麟台故事》有具体的记述，其书卷三《选任》，有云：“真宗咸平二年七月丙午，以兵部侍郎兼秘书监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峤并守本官充翰林侍读学士，国子祭酒邢昺守本官充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兵部员外郎吕文仲为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读学士”；并认为宋朝正式以翰林侍读、翰林侍讲加学士之名的，即自真宗时始，谓：“帝聪明稽古，奉承先旨，首置此职，择耆儒旧学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6]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也记此事，并谓其班秩虽“次翰林学士”，而“禄赐并与之同”。[7]《石林燕语》同卷并记，“（杨）徽之尝为东宫官，乃特置翰林侍读学士”。据《宋史》卷二九六《杨徽之传》，真宗未即位为太子时，曾以杨徽之为太子左庶子，后任东京开封府尹时，又召杨徽之与毕士安充开封府判官，故对其甚为信重，乃于咸平二年秋，“特置翰林侍读学士，命与夏侯峤、吕文仲并为之，赐宴秘阁，且褒以诗”。由此可见，北宋前期正式确定有翰林侍讲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当承袭唐穆宗时之设置；也可佐证丁居晦记韦处厚为侍讲学士，又记路隋为侍读学士，并不误，因如无丁居晦所记，真宗时也不可能特设侍读学士，以与侍讲学士并立。且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侍读仍班侍讲上”，可见宋代对侍读学士是很重视的。据宋洪遵《翰苑群书》卷十《学士年表》所记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三朝，不断记有侍讲、侍读学士姓名，如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冯元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讲学士；庆历五年（1045），叶清臣与宋祁均为翰林侍读学士，宋祁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龙图阁学士；至和二年（1055），吕溱在翰林侍读学士任，并出知徐州；嘉祐元年（1056），王洙并以翰林侍读学士兼侍讲学士。又洪遵《翰苑遗事》曾据宋敏求《退朝录》，也记有“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 又据清鄂尔泰、张廷玉《词林典故》卷二，金元二朝都置有翰林侍讲、侍读学士。[8]至明初，则更进一步规范化。明黄佐《翰林记》卷一《官制因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定侍读学士二人，侍讲学士二人；同卷《列衔》又记，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学士为从五品。同卷更对侍读、侍讲二者职掌有明确的规定：“侍读学士之职，凡遇上习读经史，则侍左右，以备顾问，帅其属以从。侍讲学士之职，凡遇上讲究经史，亦如之。”[9]则似一为陪读，一为陪讲。又据《词林典故》，清前期规定，设置翰林侍读、侍讲学士各三员，官品晋升为从四品。 从以上概略的介绍，可以得出两点：第一，唐代中期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历时虽不长，但影响深远。宋至清近900年间，于翰林学士院中特设这两类学士，均为沿袭唐制；且明代明确定侍讲、侍读各二员，可能也参照唐代，唐代的侍讲学士，一般即不超过二人（参见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第二，自宋至清，侍读学士，都与侍讲学士并立不缺，而且北宋时侍读学士的班秩还在侍讲学士之上（见前所引《石林燕语》卷一）。由此更可进一步佐证，唐穆宗时路隋被授为侍读学士是确实的。 翰林学士院虽早建于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但前期入院的学士，其姓名、官衔，并无明确的记录。韦执谊于德宗贞元二年（786）任翰林学士时，已注意于此，因此“收遗补亡”，补记开元后的学士姓名及官衔迁转，并希望“庶后至者，编继有论”。[10]自此以后，即有将入院者姓名题记于院内壁上。唐元和时翰林学士李肇于所著《翰林志》中，记学士院，“北五厅间，东一间是承旨阁子，并学士杂处之，题记名氏于壁者，自吕向始，建中已后，年月迁换，乃为周悉”。[11]元禛于长庆元年（821）八月作《承旨学士院记》，也说他将郑开始的承旨学士姓名及迁转官衔，“书于座隅”，即承旨厅内的壁上。[12]这当是自德宗贞元以后翰林学士院一个好的风尚。因此，丁居晦于文宗开成二年（837）五月作《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就自称“学士姓名，此本据院中壁上写”。由此可证，路隋所授的侍读学士，当是从当时壁上所书札录，并不讹，也因此而为北宋真宗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的依据。 二 上面主要是论述自宋开始，历金、元、明、清，都设有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说明中唐时期于翰林学士院中设置侍讲、侍读学士对后世确是有影响的。这里拟再补述穆宗时之设置这两类学士，还受本朝的启示，即玄宗开元前期建立集贤院所定的职能与建构。 玄宗于即位后，就很关心经史典籍的阅读与整理，而且为此特设侍读。《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下，开元三年（715），“冬十月甲寅，制曰：‘联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当心，中有阙疑，时须质问。宜选耆儒博学一人，每日入内侍读。’以光禄卿马怀素为左散骑常侍，与右散骑常侍褚无量并充侍读”。《唐会要》卷三五《经籍》又记：“开元三年，右散骑常侍褚无量、马怀素侍宴，言及内库及秘书坟籍。上曰：‘内库书皆是太宗、高宗前代旧书，整比日，常令宫人主掌，所有残缺，未能补辑，篇卷错乱，检阅甚难，卿试为联整比之。’”[13]由此可见，侍读之名在玄宗开元时确立，其职掌，一是备帝王研读典籍时顾问；二是整理宫内藏书。 此后，就正式召选学术之士入于乾元院，“编校群书”。[14]开元六年（718）冬，乾元院更名丽正院，继续编修书籍。开元九年春，撰成《群书四部录》200卷。[15]开元十年九月，当时任宰相的张说任为都知丽正殿修书事。十三年，玄宗为封禅泰山，张说受命撰制封禅仪注，就是在丽正书院内召集学士进行的。稍后于此年四月，即改丽正院之名，正式建立集贤院，以张说知院事。据《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内除学士（五品以上充）、直学士（六品以下充）外，还特设侍讲学士，当时侍讲学士有 穆宗于刚即位时，即设置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固然有可能受玄宗时集贤院建置侍讲学士的启示，同时也与他对文士的重视有关。这一点过去常为人忽视。在史书记载中则有好几处提及他“盛陈倡优杂戏”，“游畋声色，赐与无节”，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于元和十五年（820）十月上奏，称“陛下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以上见《通鉴》卷二四一，又参见《旧唐书·穆宗纪）这当然也是穆宗的弱点，是他后几年“败度乱政”（旧唐书·穆宗纪》末史臣评语）的原由。不过他接位的第一年，其重视、擢用文士，却值得注意。这里拟略作概述。 按宪宗于元和 三 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此17人一一详考，这里拟先就首任韦处厚、路隋稍加考述。 韦处厚，两《唐书》均有传，其生平又见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20]《旧唐书》卷一五九《韦处厚传》：“元和初，登进士第，应贤良方正，擢居异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十六即据《旧传》系于元和元年（806），同年登进士第者有李绅、高釴等，后李绅即与韦处厚同年入翰林学士院，高釴于长庆元年（821）十一月入为翰林学士。可见当时科举登第与翰林入选的关系。又据《登科记考》，本年制举登科者还有元禛、白居易、独孤郁等。[21]韦处厚于登第后任秘书省校书郎。《旧传》接云：“裴垍以宰相监修国史，奏以本官充直史馆，改咸阳县尉，并兼史职。修《德宗实录》五十卷，上之，时称信史。”按据《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裴垍于元和三年（808）九月至五年（810）十一月居相位，则韦处厚当于这一时期入史馆修史。又《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庚辰，宰相裴垍进所撰《德宗实录》五十卷。……史官蒋武、韦处厚颁赐有差”。也正因此，据《旧传》，乃“转左补阙、礼部考功二员外”。 此后韦处厚之仕历稍有波折。据《旧传》，他“早为宰相韦贯之所重”，韦贯之于元和九年（814）十二月拜相，时宪宗专意于征讨淮西节镇吴元济，而韦贯之则主张罢兵，与宪宗意见不合，即于元和十一年八月被罢相，韦处厚也受连累而出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刺史。又据刘禹锡《韦公集纪》，他在开州三年，后因“其执友崔敦诗为相，征拜户部郎中，至阙下，旬岁间以本官知制诰”。崔敦诗为崔群，崔群于元和十二年七月拜相，韦处厚既在开州有三年，则当于元和十四年返回，升迁为户部郎中、知制诰，再过一年，即元和十五年二月，即又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 比较起来，路隋早年的仕历较为平稳。据《旧唐书》卷一五一本传，路隋曾以明经及第。其父名泌，曾在河中节度使浑瑊幕府任判官，德宗贞元三年（787），随同浑瑊至平凉参预与吐蕃结盟，吐蕃背盟，与唐交战，路泌随即被劫。《旧唐书·路隋传》记：“元和五年，边吏以（路泌）讣至，隋居丧，益以孝闻。服阙，擢拜左补阙。……俄迁起居郎，转司勋员外郎。自补阙至司勋员外郎，皆充史馆修撰。”时当在元和中后期。据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路隋即以司勋员外郎入为翰林侍读学士的，而此时，他的官衔虽为左补阙、起居郎、司勋员外郎，而实际上却在史馆任职。由此可见，韦处厚与路隋，在入院前，都曾在史馆修史，韦处厚参预修撰的《德宗实录》，还被誉为信史。 穆宗于元和 据《旧唐书·穆宗纪》，《六经法言》于长庆二年（822）四月撰成进上，同年闰十月，穆宗即又命这两位“兼充史馆修撰《宪宗实录》”，且明确规定，应“更日入史馆”，“《实录》未成，且许不入内署”。这就是说，韦处厚、路隋二人虽在翰林学士院，但专职却在于史馆修撰《宪宗实录》，并应“更日”（即隔日）至史馆，在修撰期间，更允许不必在学士院值班。这时，韦处厚已由户部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因此，刘禹锡在《韦公集纪》中云：“内署故事与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言于训词。”刘禹锡此文作于开成二三年间（837—838），此时尚有侍讲学士二人（王起、高元裕），他当对此时情况较为了解，故能对翰林学士与翰林侍讲学士的职掌区别有明确的阐释。也正因此，路隋后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拜相，文宗在其《路隋平章事制》中对路隋在穆宗时的业绩，评誉为：“祗事穆宗，侍经内殿，敷尧、舜之大典，畅周、孔之遗风。雅言玉音，奥义冰释；润色王度，发挥圣聪”。[22]即赞许其敷释儒家经典，以有益于朝政，是把侍讲、侍读作为“人师”来看待的。也正因此，长庆四年五月路隋在职时迁为中书舍人，李虞仲所草拟的《授学士路隋等中书舍人制》，就特称为：“澄澄天倪，落落风韵。气含古道，行为人师”。[23]应当说，侍讲、侍读学士，虽不起草重要诏令、禁密文书，但其“行为人师”的地位值得重视；《旧唐书·韦处厚传》即记穆宗“以其学有师法”，乃召入为侍讲学士。 不过韦处厚虽处于侍讲学士职位，仍能参预政事。据《旧传》，当时任户部侍郎的张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榷盐旧法为弊年深，欲官自粜盐，可富国强兵，劝农积货，疏利害十八条”。韦处厚则“抗论不可”，“乃取其条目尤不可者，发十难以诘之”。《全唐文》卷七一五载有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韩愈也有《论变盐法事宜状》，与韦处厚所议同。[24]据《通鉴》卷二四二，此为长庆二年（822）四月，即已撰成《六经法言》，即将修撰《宪宗实录》。 以后，敬宗于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二月，将韦处厚由侍讲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并加承旨之号，为当时翰林学士院之院长。韦处厚改任翰林学士后，更积极参预朝政。当时，好几位翰林学士如李绅、庞严、蒋防，因受宰相李逢吉的排挤，被贬外出，韦处厚极为之辨诬。后文宗于开成二年（826）十二月接帝位，即位之初就擢任韦处厚为宰相，而由路隋接替其为承旨（路隋于长庆四年四月敬宗时也已由侍读学士改为翰林学士）。后韦处厚于大和二年（828）十二月卒，路隋又接替其相位。由此可见，中唐时这两位首置的侍讲、侍读学士，仕途进展极引人注目，这在当时一般翰林学士中也是少见的。可见，唐代的侍讲、侍读学士，尤其是侍讲学士，其职掌固然与翰林学士有别，但其地位、声誉并不低。我们研究古代翰林学士，自唐至清，对此是不应忽视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韦处厚的文学交往活动。如前所述，他于元和十一年（816）九月因受韦贯之罢相的牵累，外出为开州刺史。这时与韩愈、白居易多有交往的著名诗人张籍有诗寄他，题为《答开州 又，韦处厚卒后，李翱、白居易分别作有祭文，见《全唐文》卷六四○、六八一。后刘禹锡特为其文集作纪（即前已提及的《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也可见其在当时文学界的声望。 四 韦处厚、路隋之后，敬宗时侍讲学士三人，崔郾、高重、宋申锡；文宗时11人，郑濣、许康佐、丁公著、郑覃、路群、高重、王起、高元裕、高少逸、李训、郑注；武宗时二人，郑朗、卢懿，共15人。其中宋申锡、郑覃、王起、李训、郑朗五人，后曾被任为宰相。如加上前韦处厚、路隋二人，则中晚唐时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有七人曾入居相位，占近一半，这也值得注意。 崔郾与高重是敬宗接帝位后最早被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时为长庆四年（824）六月。据杜牧所作崔郾行状[29]，谓“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师臣”，经宰相牛僧孺推荐，乃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可以注意的是，崔郾在职期间，长庆四年十二月，高承简罢郑滑节度使，当地人入朝，请朝中为高承简建树德政碑。据杜牧所作行状，当时宦官认为，按“翰林故事，职由掌诏学士”，即应由翰林学士撰文。而敬宗则命崔郾为之，认为高承简既有功绩，“吾以师臣之辞，且宠异也”。《全唐文》卷七二四即载有崔郾《高公德政碑》。杜牧所作行状，后又叙二事：“居数月，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拜章为故帅田季安树神道碑，内官执请亦如前辞。上曰：‘魏北燕、赵，南控成、皋，天下形胜地也。吾以师臣之辞，且慰安焉。居数月，陈许节度使王沛拜章乞为亡父树神道碑，内官坚请如前辞。上曰：‘许昌天下精兵处也，俗忠风厚，沛能抚之，吾视如臂。吾以师臣之辞，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辞，恩礼亲重，无与为比。”这就是说，按翰林通例，这三篇文应由翰林学士代笔撰写，而敬宗却连续三次称侍讲学士为“师臣”，认为由崔郾以“师臣之辞’，起笔，是对方镇的看重。这也可见侍讲学士在当时的声望。又，宋申锡于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入为翰林侍讲学士，同年十二月改为翰林学士，于文宗大和元年（827）奉诏为义成军节度使李听作德政碑，称：“圣皇践位之明年，以大和记岁号。……军使宋守义列疏其事。……词臣奉诏，勒铭贞石。”[30]时为翰林学士的宋申锡，自称“词臣”，以与崔郾之被称为“师臣”相比勘，值得作进一步研索。 郑濣与许康佐是文帝即位后最早召入为翰林侍讲学士的，时在大和元年四月。同年，翰林学士韦表微作《翰林学士院新楼记》[31]，称大和元年“夏四月，中书郑舍人、驾部许郎中皆以鸿文硕学为侍讲学士，有诏赐宴，始觞于斯，中外之知者朝昏皆贺”，此亦可见由翰林学士角度对侍讲学士的看重。又《唐语林》卷二，记文宗欲设置诗学士72员，李珏进言表示无此必要，其奏议中有云：“陛下昔者命王起、许康佐为侍讲，天下谓陛下好古守儒，敦扬朴厚”。[32]《通鉴》卷二四六记此事在开成三年（838）。由此亦可见，当时任用侍讲学士，被人视为“好古守儒”。 前已记述，中晚唐时侍讲、侍读学士共17人，文宗时为11人，所占比重最大。当时召入者，多称文宗为“好经义”、“尚古学”、“重儒术”。如郑覃大和三年（829）九月，自右散骑常侍入为侍讲学士，第二年即大和四年六月出守工部尚书，后于大和六年三月又以工部尚书入为侍讲学士。之所以第二次召入，乃如《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所记：“文宗好经义，心颇思之。（大和）六年二月，复召为侍讲学士。”高元裕于开成三年（838）五月至本年八月为翰林侍讲学士，萧邺所作《高公神道碑》，有云：“文宗重儒术，尊奉讲席。公发挥教化之本，依经传纳，上倾心焉”。[33]王起情况更为特殊。按唐代文士入翰林学士院，所带之官衔，一般为尚书诸司郎中（从五品上）、员外郎（从六品上），以及七品上之殿中侍御史、左右补阙，以及从七品上之左右拾遗，也有低至正九品上之校书郎的。唐代召文臣入为翰林学士，未有官阶限制，不视官品高下，而且大多以中下等为主。这也是唐代翰林学士人员建构的特点，也可以说是唐代用人开放之优点。而王起于文宗开成三年五月自工部尚书判太常卿入为侍讲学士，按《旧唐书·职官志》（一），工部尚书为正三品，与宰相称号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为同等品阶，比翰林学士在职期间以升迁中书舍人（正五品上）为荣还要高好几阶。而且在开成三年以前，于穆宗长庆二年、三年（822、823）即以礼部侍郎连续两年知贡举，《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称其“掌贡二年，得士尤精”。据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九，这两年进士登第者，如白敏中、周墀、丁居晦、李训等，后都为翰林学士。以这样高品阶，且又典知过科举，而再入为翰林侍讲学士，不仅唐代，以后自宋至清都未曾有的。文宗之所以召其入充侍讲学士，乃如《旧唐书·王起传》所云“文宗好文，尤尚古学”，“郑覃长于经义，（王）起长于博洽”，故“俱引翰林，讲论经史”。 也正因此，侍讲学士的著述与一般翰林学士有明显的不同。翰林学士在职期间，其职能主要是起草制诏，代拟批答。据《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如常□有《诏集》六十卷，段文昌有《诏诰》二十卷，郑畋有《凤池稾草》三十卷，封敖有《翰稾》八卷，李蹊有《制集》八卷等。白居易文集还特列有“翰林制诏”四卷。[34]而侍讲学士，则大多为经史学术专著。如前所述，穆宗时韦处厚、路隋，合著有《六经法言》、《宪宗实录》。又如敬宗时崔郾、高重，编撰有《诸经纂要》。据《旧唐书》卷一五五《崔郾传》：“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旧唐书·敬宗纪》记此事在宝历元年（825）七月。《新唐书·艺文志》三，将此书列于子部儒家类。而高重又自作《春秋纂要》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列于经部春秋类，并注云：“帝好《左氏春秋》，命（高）重分诸国各为书”。 文宗时，侍讲学士郑濣有《经史要录》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列于子部儒家类；郑并参预修撰《宪宗实录）（见《新唐书·艺文志》二，史部实录类）。许康佐，据《通鉴》卷二四五，大和九年（835）四月，于《考异》中引《补国史》，谓许康佐曾进其所著《新注春秋列国经传》六十卷（又见《唐语林》卷六）。[35]《新唐书》可能即因此将许康佐列为“儒学”列传（卷二○○）。又丁公著，《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载其“著《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礼类，也著录《礼志》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三，子部儒家类，还著录其《皇太子诸王训》十卷，则为宪宗元和时任太子及诸王侍读时所作（据《旧唐书》卷一八八本传），这也与丁公著后入为侍讲学士有关。至于王起，在为皇上讲解时，还应召著有文字训诂类的书《写宣》，即《旧唐书》卷一六四本传所记：“（王）起侍讲时，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牓子对，故名曰《写宣》”。另郑覃于大和元年（827）入为侍讲学士时，即提出一项大计划，建议全面校订经书，并加以刊石。《旧唐书》卷一七三本传：“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以改正。请召宿儒博士，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后郑覃于大和九年为相，又兼判国子祭酒，更采取实际措施，起用起居郎周墀等，“校定九经文字，旋令上石”。《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国子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传于后世的著名“开成石经”。 应当说，翰林学士制诏之作，政治现实性较强，对认识和研究当时朝政和社情有直接的史料价值，从文学的角度，也可以由此探索文体的演变发展。而侍讲学士之作，就上面所举的例子来看，则专业学术性较强，对研究有唐一代经学、史学、子学等也很有价值。唐代翰林侍讲学士在这方面的业绩，过去一向不被人注意，我们现在研究唐代以及整个古代翰林制度与职能，对此应有足够的重视和恰当的科学评析。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原由和企望。 至于当时侍讲学士与文士的交往，一般未有如上述韦处厚盛山唱和诗那样一种诗歌唱和之风，但交往还是有的；虽然这些交往不一定在侍讲学士任职期内，但对研究当时文风还颇可参考。如李德裕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冬，在赴西川节度使任途中，经汉州（今四川广汉市），有《汉州月夕游房太尉西湖》五律二首，郑濣即有和诗二首，这时郑濣已出院二年，任兵部侍郎，在京中。可见在此之前，他在任侍讲学士时已与李德裕有交往。又刘禹锡也有和诗。[36]刘禹锡另有《奉和郑相公以考功十弟山姜花俯赐篇咏》诗，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时在洛阳。郑相公为郑覃。按郑覃于大和二年六月自侍讲学士出院为礼部侍郎，于大和三年、四年连续两年知贡举，这也值得注意，后于大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事变后入居相位；考功十弟为郑朗，时为考功郎中，过两年，开成五年四月也入为侍讲学士。由此可见郑覃、郑朗曾先后任为侍讲学士，都与刘禹锡有诗作交流。[37]许康佐则早期即与元禛有诗作酬和，元禛有《酬许五康佐》诗，自注“次用本韵”。元禛此诗作于元和五年（810），时正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38]此当为许康佐以诗远慰，元禛即次韵相答。至于王起，则交往更多，与白居易、张籍、元禛、刘禹锡、李德裕均相交甚深。会昌三年知贡举时，华州刺史周墀赋诗寄和，王起与此时登榜进士20余人均作诗相和。这种唱和之风较韦处厚盛山十二诗，气象更盛，一时传为佳话。[39] 注释： [1]五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以下凡引用“二十四史”，皆用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从简起见，皆不注明出版社及出版年）。 [2]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宋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二，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唐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洪遵编于《翰苑群书》卷六，见傅璇琮编校《翰学三书》（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4]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5本，1948年版，今据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附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按岑氏所据之一，为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原编于洪遵《翰苑群书》，今亦收于《翰学三书》中有云：“处厚与司勋郎中路隋职参侍讲。”岑氏因云韦处厚既与路隋同时任职，可见路隋即同为侍讲。按此文又收于《文苑英华》卷七九七，此句“侍讲”则作“侍读”，不过下注云“一作讲”。洪遵为南宋时人，则北宋修《文苑英华》时，即作“侍读”。后《全唐文》卷七一五所载，亦作“侍读”。可见当时韦处厚所记，还是认为他与路隋在院中，乃侍奉皇上稽读经籍。 [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版。 [6]见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石林燕语》，宋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版。 [8]《词林典故》，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9]明黄佐：《翰林记》也收编于《翰学三书》，载张富祥：《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见唐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文后署“贞元二年龙集景寅冬十月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四。 [11]唐李肇：《翰林志》，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一。 [12]唐元禛：《承旨学士院记》，载洪遵：《翰苑群书》卷二 [13]宋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 [14]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五年十一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又《玉海》卷五二引韦述《集贤注记》：“（开元）六年三月五日，学士以下始入乾元院。” [15]据《旧唐书·玄宗纪》（上），《通鉴》卷二一二，《玉海》卷五二引《集贤注记》。 [16]《唐六典》，陈仲夫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7]唐张九龄：《曲江集》卷一六，四部丛刊本；又见《文苑英华》卷一六八。 [18]见白居易：《元公墓志铭》，载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七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9]元禛、韩愈、白居易等事，参见《旧唐书·穆宗纪》、《通鉴》，及拙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20]见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1]清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八。 [23]见《文苑英华》卷三八四，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 [24]见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5]按此二诗皆见《全唐诗》卷三八六。 [26]《盛山十二诗》，载《唐诗纪事》卷三一，《全唐诗》卷四七九。 [27]见《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28]参见张清华：《韩愈年谱汇证》，载《韩学研究》（下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9]《礼部尚书崔公行状》，载《樊川文集》卷一四，陈允吉点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0]此文见《全唐文》卷六二三。 [31]《全唐文》卷六三三，又载于《翰学三书》所编之《翰苑群书》卷三。 [3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33]按萧邺此文，题为《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左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载《全唐文》卷七六四；又《金石萃编》卷一一四也据原刻著录，但文字多有残缺。 [34]白居易集之“翰林制诏”，其中有非白氏所作，见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但大部分仍出于白居易之手。 [35]《新唐书·艺文志》（一），经部春秋类，著录有：“许康佐等集《左氏传》三十卷”。稍有异。 [36]见《李德裕文集校笺》（傅璇琮、周建国合撰）之别集卷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7]刘禹锡此诗之撰写时间，及郑覃、郑朗事，参见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卷十一，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38]参见杨军：《元禛集编年笺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 [39]详见《唐摭言》卷三，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