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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点也叫评点文学，是一种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同时出现、互相配合的文学形态。成功的文学评点能够对读者的阅读接受进行有效的提示和引导，从而提高阅读者的阅读效果和文学品位。中国古代的文学评点源于唐朝，形成于宋代，降至明朝末年而臻于全盛，出现了李贽、汤显祖、冯梦龙、孙鑛、袁宏道、陈仁锡等一系列评点大家。“从万历中期到明末这一段时期，几乎所有的一些有知名度的作家都有评点文学方面的著作，即使是一些不知名的作家或身居高位的显赫人物，也热衷此道。”[1]受此风影响，汉赋评点也在明末迅速兴起，并取得了突出成绩，为汉赋研究史增添了一朵奇葩。 一 明代末年的汉赋评点，主要有以下三种存在方式：第一种是依赖《文选》评点而存在，如孙鑛评点、闵齐华注释《文选》30卷，邹思明删评《文选尤》14卷，郭正域《选赋》6卷等，在评注《文选》诗文时对所收录的汉赋名篇也进行深入研究并精心批注，价值较高；第二种则依附史书评点而产生，如凌稚隆《史记评林》130卷、《汉书评林》100卷就评点了两部史书所载录的汉赋作品；第三种是专门的辞赋评点，如俞王言《辞赋标义》18卷，袁宏道、王三余《精镌古今丽赋》10卷，陈山毓《赋略》56卷等，编者亦评点了其中所收之汉赋。下面即以时间为序，略作介绍。 （一）《史记评林》130卷、《汉书评林》100卷，明凌稚隆编，明万历初年刻本。凌稚隆，字以栋，号磊泉，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万历时贡生，著名学者、出版家凌濛初（1580—1644）之父。著有《春秋左传评注测义》70卷、《五车韵瑞》160卷、《名公翰藻》52卷，此外尚编刻《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史记纂》、《万姓类苑》、《文林绮绣》等。其中万历五年（1577）所刻《史记评林》130卷，对《史记》所载录的贾谊、司马相如两家6篇赋进行评点，镌于眉栏，主要是征引倪思、尤瑛、王鏊、高仪、余有丁、杨慎、马汝骥、董份等十余人言论，亦偶有个人按语评断。李光缙对此书有增补，增补本刻于万历中叶，现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万历十一年（1583）所刻《汉书评林》100卷，评点贾谊、司马相如、刘彻、东方朔、班婕妤、扬雄、班固等7家赋凡19篇，体例与《史记评林》略同，而“隆按”明显增多。现有《汉书文献研究辑刊》影印本。 （二）《文选纂注》系列评本，张凤翼注，书商汇评，明万历年间刻本。长洲人张凤翼所撰《文选纂注》12卷，初刻于万历八年（1580），颇受读者欢迎。建阳书商余碧泉于万历十年（1582）重刻此书时，于书眉镌刻大量评点，大都是假托名人的言论。万历二十四年（1596），余碧泉又刻《文选纂注评苑》。此后还出现了题为郑维岳增补、李光缙评释的《鼎雕增补单篇评释昭明文选》，标名恽绍龙辑评的《文选纂注评林》，其实皆由余碧泉刻本衍生而来，眉端所镌评语亦与余刻本多有重复，它们共同形成了《文选纂注》系列评本。这些由书商炮制出来的《文选》评本，尽管“渗透着浓烈的商业气息，内容大多乏善可陈”，但是，其“随感而发的鉴赏评析类评语又对后世的文人型评本有一定启发意义”[2]，也可见出商业操作对汉赋评点的有力推动。 （三）《辞赋标义》18卷，题“海阳俞王言皋如标义，金溥次公参订”，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休宁金氏浑朴居刻本。俞王言，字皋如，明徽州府休宁县（古称海阳，今属安徽省）人，大约出生于明末嘉靖年间，活动于万历年间。其《辞赋标义》18卷，是一部较早的以评点辞赋为主的专体文学总集。该书辞、赋并选，其中卷一至卷六选楚辞；卷七至卷十七编选汉魏六朝赋，皆是以赋名篇的作品；卷十八选录不以赋名篇而近乎赋者，藉以考察赋体之旁衍。主次分明，源流判然，处理十分妥当。该书共选汉赋36篇，对抒情赋尤其青睐。《辞赋标义》的排印格式比较特殊：宽行与窄行并行排列，宽行以大字刻印赋之正文，右侧窄行则以小字刻印注释。正文与注释随处可以对照，这样既不妨碍文气的贯通，又有必要的释语以解决语言疑窦，设计颇为巧妙。偶有较长的注释则刻于天头，但比章段分析低一格，以示区别。正如该书《凡例》所云：“将字句之义标训在旁，章段之义标训在上。其有事多，旁不能尽者，亦间标列上方，取低一字为别，仍分句读断裁。”这种“标义”的格式在汉赋评点史上尚属首见，应是俞氏独创。 （四）《赋海补遗》28卷、附录2卷，题“沛国子威刘凤、嘉禾周履靖、四明纬真屠隆同辑”，明金陵书林叶如春刻本。据陈懿典《赋海补遗序》、卷一周履靖自序、卷三十《螺冠子自叙》，该书实为履靖本人所辑，刘凤、屠隆皆挂名耳。周履靖（1542—1632），字逸之，自号螺冠子，又自号梅颠道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一生不仕，著述甚丰，凡60余种，后来汇为《夷门广牍》126卷。《赋海补遗》是辞赋编录史上的一部奇作。本书除收录唐以前赋作272篇外，另有周履靖自己创作的615篇，总数凡887篇。按其内容分为天文、时令、节序、地理等，共23部，类别及排序均近似《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该书选录汉赋19家，33篇。周氏对所选各赋概不加注，只是偶有解题，亦仅仅引述史书，交代创作背景而已。周氏选录蔡邕（5篇）、曹大家（4篇）之赋最多，且有简要评论，可见其称赏之意。 （五）《赋珍》8卷，题“芝山施重光庆征甫撰”，明万历间刻本。施重光，字庆征，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曾官刑部郎中，以刚直罢归。《赋珍》一书，可能是其在任职刑部时编纂刊刻的。[3]《赋珍》选录战国以至明代的赋作及相关资料，大致按天地、山川、典礼、文艺、宫殿、衣饰、田猎、鸟兽的顺序编排，明显吸收了唐以来类书的分类编辑的观念。其中选汉赋21家，26篇，杂见于各卷之中。对于所选各赋，《赋珍》一概不作语词训释，只是偶有题注，个别赋作有眉批。该书附录资料较多，对初学者甚有帮助。 （六）《孙月峰先生评文选》30卷，明孙鑛评，乌程闵齐华瀹注，明天启二年（1622）乌程闵氏刻本。[4]孙月峰（1542—1613），名鑛，字文融，号月峰，明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累进兵部侍郎，加右都御史，后迁南京兵部尚书。有《孙月峰全集》、《今文选》等。闵齐华曾著《文选瀹注》30卷，刊刻时将前辈学者孙鑛的批点镌于上方，为该书增添了不少亮色。孙鑛共批点汉赋29篇，既有宏观研究，也有微观探讨探析，体例严谨，观点精湛，代表了明代汉赋批点的最高成就。 （七）《文选尤》14卷，明邹思明删评，明天启二年（1622）三色套印本。[5]邹思明，字见吾，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据朱国祯《镌文选尤叙》，在此书刊刻之年（1622）邹思明已“逾八十”，则其生年当在1541年左右，卒年当在1630年左右。《文选尤》选取《文选》中“意致委婉，词气渊含，才情奇宕”的篇章，分别施以圈点批评，但不加注释。该书凡例第一条即云：“凡阅古文，须先得其意义，而字句之解次之。”可见其对赋义的重视远远高于字词训诂。邹氏批点以朱、绿、墨三色为之，“总评分脉则用朱，细评探意则用绿，释音义、解文辞、考古典则用墨”，色泽鲜艳，眉目清晰，颇见设计之妙。《文选》原书收汉赋29篇，邹氏选取18篇加以评点。在赋的正文中，邹氏为生僻字注音，并施以朱笔圈点，揭示其句读及佳句。其用力最多处，在于天头眉批与赋末总评。惟对所选各赋多有删削，损坏作品原貌，殊不足取。 （八）《选赋》6卷，附《名人世次爵里》1卷，题“梁萧统辑，明郭正域批点”，明末凌氏凤笙阁刻朱墨套印本。郭正域（1554—1612），字美命，湖广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正域博通典籍，曾为明光宗讲官，累迁至礼部侍郎，后以“妖书”事被免官，卒于家。郭正域评点《文选》所收赋作凡56篇，其中汉赋23篇。郭氏小于孙鑛12岁，其对汉赋的批语不及孙氏精湛。书中征引杨慎之语较多，而个人论述较少，并且以语词考辨为重点，而很少进行结构层次的分析。但在有限的个人评论中，也可见其对某些赋家个人特点的把握。 （九）《精镌古今丽赋》8卷，明袁宏道辑，王三余补，明崇祯四年（1631）固陵王氏刻本。[6]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荆州府公安县（今属湖北）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与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并称“公安三袁”。他在文学上反对复古，主张抒写性灵，号为“公安体”；著有《袁中郎集》、《瓶花斋杂录》等。王三余，固陵（今杭州市萧山区）人，生平不详，大约活动于明末万历崇祯年间。《精镌古今丽赋》收录先秦至明代赋147家231篇，按其内容划分为天象、地理、岁时、宫殿等17类，依次编排。该书最大的特色是，编者对所选之赋大都进行批点，镌于各赋之末。这些批点或出自袁宏道之手，或出于王三余的增补，质量并不统一。但这种对历代赋进行系统评论与研究的做法，在整个明代是难得一见的。该书所选汉赋仅有19篇，不过每篇都有批点。 （十）《赋略》34卷、《绪言》1卷、《列传》1卷、《外篇》20卷，明陈山毓辑，明崇祯七年（1634）陈氏刻本。陈山毓，字贲闻，明浙江嘉善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解元。为人敦伦好善，恬怀雅度，善骚赋，为世所宗，著有《靖质居士文集》。《赋略》陈氏自序作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大概是《赋略》成书之年。《赋略》不是普通的赋选，而是一部将选赋、论赋与辑录赋学资料相结合的赋学专著。该书卷首有陈山毓《赋略序》，其实是一篇精粹的赋学论文。接下有《绪言》1卷，辑录历代赋论资料；又有《列传》1卷，专门辑录历代赋家的传记资料。《赋略》选赋始于先秦，迄于“国朝”（即明代），但不选宋金元三代之赋（外篇补苏轼赋1篇），可见出编者的倾向。该书正篇选汉赋32篇，外篇选12篇，合计44篇。对于所选各赋，陈氏概未加注，只是在句旁用丶或○的符号揭示句读，或提示妙句。天头有注音和眉批。 （十一）《文选》12卷，《音注》12卷，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吴近仁刻本，有明瞿式耜墨笔批点。[7]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明苏州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崇祯初擢户科给事中，后谪居于家。瞿氏晚年参加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后战死在桂林。著有《媿林漫录》、《云涛集》、《松瓦集》。据该书瞿昌文跋，瞿式耜自崇祯壬申（1632）始披阅《文选》，“加墨未竟，跋涉公车，自行箧已去，故未署名”。可见瞿批作于明末清初战乱之中，故未能批完全书。式耜牺牲后，瞿批《文选》幸为有心人收藏，后转交给其孙瞿昌文，方得见知于世人。吴氏刊刻之《文选》，先有音注4卷，再有正文4卷，互相对应，交错刻印。各赋只录正文，没有题解和作家小传。天头有瞿式耜墨笔批点，多引述前人之见，但也偶有个人观点。总的看来因袭多，创见少，价值不及孙批。 二 明代的汉赋评点，既有圈点，也有评论，既有眉批、尾评，也有旁批、夹批，既有单色镌评，也有朱笔评点、多色套印，少则三五字，多则百余字，形式十分灵活。从内容上考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代作赋背景和缘由。如邹思明《文选尤》卷一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天头绿批云：“延寿父逸，欲作《灵光殿赋》，命延寿往图其状。延寿因韵之以献。逸曰：‘吾无以加也。’时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见此赋，遂隐而不出。”[8]这里交代王延寿作赋的缘由以及王逸、蔡邕对此赋的态度，可见此赋之成功。也有将作赋背景置于赋末者，如在扬雄《甘泉赋》之末，邹氏朱批先对此赋作总体评价，然后节录《汉书》本传之语，交代甘泉宫的建造情况及赵昭仪随从成帝出行之事，从而揭示扬雄作赋的真实动机。又如陈山毓《赋略》卷五汉武帝《悼李夫人赋》题下注云：“《汉书》：李夫人蚤卒，上怜闵焉，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也。”[9]卷九班彪《北征赋》题下注云：“《文选注》：更始时，彪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作《北征赋》。”[10]此类批点大都引用史传记载或者前人注释，虽无个人创见，但对于读赋者自是不可缺少的资料。 （二）文字校勘与语词考释。如《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卷七司马相如《长门赋》眉批云：“善焕烂句作烂耀，耀以成光。”“五臣若岁下无兮字。五臣自悲下有伤字。”[11]揭示底本与李善本、五臣本的文字差异，让读者自作取舍。又如《赋略·外篇》卷二枚乘《梁王菟园赋》眉批：“发同。摈颦同。”[12]扬雄《蜀都赋》眉批：“何音呵。机，居里反。貕音巨奚。夷，呼圭反。”本赋“苴竹浮，流龟碛，竹石蝎相救”句眉批：“一作龟鳖碛石。竹石二字，当合作若。”又该赋眉批：“卉，古草字。荀笋同。”[13]或注音，或析字，或校勘，对于初学者甚有帮助。又如《辞赋标义》卷十五司马相如《哀二世赋》“陂陁”一词旁批：“高长貌”，“嵯峨”一词旁批：“高貌”，用语十分精练。该书卷十一《上林赋》“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句旁批：“言月珠生于江中，其光耀乃照于江边靡迤之处。”此处疏通句意，而“的皪”、“江靡”的训释亦暗含其中。又《文选尤》卷三司马相如《子虚赋》“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诸句眉批云：“此射干与前不同，前乃药草，此与腾远皆猿类善缘木者。”[14]原来《子虚赋》中“射干”凡两见，邹氏指出：前面“芷若射干”的“射干”为药草，此处“腾远射干”的“射干”为缘木之兽，所言甚当。又卷九《难蜀父老》“躬腠胝无胈，肤不生毛”诸语眉批云：“腠，皮也；胝，茧也；胈，股肉也。二句总言艰苦之甚。数语有雕鸮冲霄之势。”[15]又将释词、解句与品鉴相结合。可见，说字诠音与训释语词，其最终目的还是扫除理解上的障碍，进而服务于读者的品读与鉴赏。 （三）品赏佳句隽语。对于赋中佳句隽语，评点者往往施以圈点，以醒眼目。例如《赋略》卷六司马相如《子虚赋》“下靡兰蕙，上拂羽盖”诸句右侧加圈，“摐金鼔，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一段右侧加圈，“东渚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一段右侧加点[16]，等等。虽然只有圈点，不着一字，但却能提示读者反复诵读，品味其中用语之妙。也有将圈点与评语相配合的情况。例如《赋略》卷五枚乘《七发》“发乎或围之津涯，荄轸谷分……直使人踣焉”一大段加圈，眉批云：“真如云蒸霞蔚。”[17]卷十三祢衡《鹦鹉赋》“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故每言而称斯”一段右侧加点，眉批云：“寄意申情，颇切悲叹。”[18]《文选尤》卷二司马相如《子虚赋》“倏眒倩浰，雷动猋至，星流霆击”一段加圈，眉批云：“形容疾驰获兽光景，雄矫古健。”[19]“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一段加圈，眉批云：“得此一段，便觉优裕正大，又觉通篇语脉皆灵。”[20]评语极简，但可见称赏之意。值得一提的是孙鑛，他的批语往往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并且深邃细密，耐人寻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一段孙鑛眉批云：“称齐无多语，然宏壮无不尽，煞有吞云梦之势。”[21]准确地概括出乌有先生之言以少总多、气势逼人的特点。又张衡《东京赋》开头“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一段孙鑛眉批云：“此等诘折议论处，态极浓，语绝腴，力最劲，打成一片，可谓百炼精钢，玩之久，意趣愈长。古来文字，惟《檀弓》、左氏有此境，但彼简此繁。”[22]将安处先生与凭虚公子的这段争论与《礼记·檀弓》和《春秋左氏传》相比较，不难看出其视野之开阔，体味之深刻，以及以经学视角审视、研究汉赋的努力。 （四）挖掘赋中蕴含的情感和思想。如俞王言《辞赋标义》卷十四司马相如《长门赋》眉批云：“日望不至，继之以夜，故托鸣琴以寄哀。○哀怨而寝，又托梦以寄情。○梦觉而怀君之情愈不能忘。”[23]时光荏苒，真情依旧，陈皇后无限的寂寞、无穷的哀怨以及对于汉武帝的苦苦期盼，都通过俞王言细腻的剖析而展示了出来。又该书卷十一司马相如《大人赋》赋末眉批云：“西至昆仑山，入帝宫，见西王母。又以西方仙人穴处，不足慕，复远游北方。○既至北极，遗侍从而独升，始觉天地不能拘。此大人之仙，非穴处者比。然实以绝视听、乘虚无得之。时武帝多欲好仙，故以此讽。”[24]大人之仙逍遥世外，无拘无束，良可倾慕；但相如指出：只有摒弃人间的一切欲望，“绝视听、乘虚无”，才能进入这种境界。现实中的汉武帝却穷奢极欲，实行“多欲政治”，以此求仙，无异于缘木求鱼。俞氏在此分析司马相如赋向武帝委婉致谏的良苦用心，体会颇深。 又袁宏道、王三余《精镌古今丽赋》卷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尾评云：“先叙汉，次叙鲁之封于汉，而次及灵光，甚中条理。中间铺张伟丽，宛如在目。而‘星宿’、‘坤灵’等语，的是帝王家气象，不则一纨绮丽靡之居而已。识高笔伟。”[25]这段话在梳理层次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鲁灵光殿区别于一般华丽宫殿的关键，就在于它的高贵典雅和皇家气派。所谓“星宿”，指的是赋中“乃立灵光之秘殿，配紫微而为辅。承明堂于少阳，昭列显于奎之分野”一段；所谓“坤灵”，指的是赋中“据坤灵之宝势，承苍昊之纯殷。包阴阳之变化，含元气之烟煴”一段。陪伴紫微，上应奎星，含天地之气，与阴阳协和，这些描写使得鲁灵光殿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和神圣的光环，也照应了赋序中“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也”的推测。此赋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推崇，不仅在于其描写精工，更在于其蕴含的这种神秘思想。 （五）分析作品艺术结构与创作手法。这是文学批点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子虚赋》“臣闻楚有七泽”一段，《辞赋标义》卷十一所作眉批云：“详云梦之景……其山高拔……其土珍宝……其石珠玉……其东物产……其南物产……其西物产……其北物产……”[26]《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卷四眉批云：“中、东、西、南、北，分五大纲，内又分细目。○此段内有山，内又有土，有石，布置法亦略似从《七发》来。○东：此段内有圃，圃有香草。○南：此段内有原泽，又分高燥、卑湿，生诸草莲藕等。○西：此段内有泉池，池有莲菱、石沙、水族。○北：此段内有水果，果上下有鸟兽。”[27] 俞王言、孙鑛都在分析赋之结构层次，而孙批尤为细密。读者只消将这些批语与赋文互相参照，就不难理解赋中铺叙的主要物产，也不难掌握司马相如赋“中东西南北”分而言之的图案化的艺术结构。这种富有针对性的批注，远非一般泛论之语所可比拟。“布置法亦略从《七发》来”的点化，又使总批中“模范亦自《高唐》《七发》诸篇来”一语落到了实处。又如《文选尤》卷二司马相如《上林赋》眉批有“此言八川鳞类之盛”、“此言珍奇之产于水者”、“此言水中羽族之自乐”、“此言群山注壑，见水中山势之奇”[28]一类的批语，实际上是撮述各个语段的大意，对读者阅读理解有重要的提示作用。又如本书卷六《七发》眉批云：“此发之以鼓琴”、“此发之以美味”、“此发之以车马”、“此发之以燕乐”、“此发之以田猎”、“此发之以观涛”、“此发之以大道”[29]——概括吴客启发楚太子的七种基本方式，实际上已理清了全赋的脉络，也扣住了赋题。又《文选纂注评林》张衡《南都赋》文首眉批云：“刘辰翁曰：先总地势，而后及宝利珍怪、丘山、川渎、陂泽，文有次第。”《精镌古今丽赋》卷八王褒《洞箫赋》尾评：“始序箫之所生，并其所感；继以制箫人之精妙；后形容其声之所似，称其应化之广；末言其感化之异；而于乱中归于圣化，可为曲自无遗。”[30]通过对赋作内在层次的梳理，起到了引导阅读、帮助理解赋意的作用。 对于汉赋的创作手法，评点家也不失时机地予以揭示。如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一段眉批：“余有丁曰：‘按，无是公虽言上林，而所叙舆图品物，乃网罗四海。盖天子以天下为家，故侈言之若此。后人乃以卢橘等訾议之，拘矣’。○杨慎曰：‘左苍梧，右西极，其诞著矣。丹水紫渊，若有若无，杂以霸滻泾渭酆鄗其间，使虚实相半，听者眩耳。’○按：此言上林之大。”[31] 对于汉赋中的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许多学者不能理解，司马迁、扬雄、王充、班固、左思等都曾提出过批评。《史记评林》征引余有丁、杨慎的评论，指出《上林赋》“网罗四海”、“虚实相半”的艺术构思以及“若有若无”、“听者眩耳”的审美效果，并且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乃是这一艺术手法产生的根源，颇有说服力。 （六）揭示赋作风格并给予文学史定位。几乎所有的评点学著作，都试图以精妙洗练之语揭示所评作品之风格。明代赋评家亦然。如周履靖《赋海补遗》卷二八评孔臧《蓼虫赋》云：“是赋令人百读不厌。文古而质，法语之言如此。”[32]卷十评蔡邕《检逸赋》云：“俪情镕出，岂非风人作赋之体乎？”《赋略》卷九冯衍《显志赋》眉批云：“抗脏之气可挹。”[33]卷十曹大家《东征赋》眉批云：“尽温雅缠绵，特未免伤闺弱之气耳。”[34]用语无多，而准确恰当地概括出各赋的风格特征。《孙月峰先生评文选》运用对比手法，在比较中巧妙地揭示不同作品的艺术风格，尤多精当之见：“枚乘《七发》：亦是楚骚流派。分条侈说，全祖《招魂》，然笔力却苍劲，自是西京格调。其驰骋处，真有捕龙蛇、搏虎豹之势，允为千古佳作。”[35]司马相如《子虚赋》：“规模亦自《高唐》《七发》诸篇来。然彼乃造端，此则极思，驰骋锤炼，穷状物之妙，尽摛词之致，既宏富又精刻，卓为千古绝技。”[36]班固《西都赋》：“祖《子虚》《上林》，少加充拓。比之子云，精刻少逊，然骨法遒紧，犹有古朴气，局段自高。后来平子、太冲，虽竞出工丽，恐无此笔力。”[37] 孙氏对《七发》《子虚》《西都》评价甚高，但这种评价的基础是论者对三赋之艺术风格的准确把握。如称《七发》“分条侈说”，笔力苍劲，气势奔涌；《子虚》“穷状物之妙，尽摛词之致”；《西都》“精刻少逊”于子云，然古朴遒劲，格局自高，都切合三赋自身的特色。此外，孙氏还将三赋同其他不同时代类似题材的辞赋作品进行比较，不仅考察它们之间的承继渊源关系，还能凸显三赋的艺术成就，并进行辞赋史的定位。在《上林赋》的眉批中，孙氏又称：“《子虚》已不遗余力，此篇复欲出其上……然宏肆有之，精工终让《子虚》”[38]，又将相如二赋（实为一赋的前后两部分）进行比照，体察其中的细微差别。大抵文贵首创而弊于模拟，同题创作之赋，即便拟作之内容更充实，文笔更精美，技法更纯熟，也往往在情韵气势上较之原创作品稍逊一筹。相如之《上林》难以超越《子虚》，张衡之《两京》亦难以逾越班固《两都》：“孟坚《两都》正行，平子复构此，明是欲出其上。逐句琢磨，逐节锻炼，比孟坚较深沉，是子云一派格调。中间佳处甚多，第微伤烦，便觉神气不贯。”[39]孙鑛的感觉是很准确的，辞藻的堆砌、篇幅的扩张与文化含量的增加，往往是以文气的削弱与艺术感染力的降低为代价的。 值得注意的是，郭正域《选赋》的评点成就不及孙鑛，但也使用了比较解读法。如评司马相如《子虚赋》：“逞奇斗丽，遂为赋家滥觞。然譬之徒牢，自有神力。诸家费尽气力，终难凑泊到。”[40]张衡《西京赋》：“用修云：平子《二京》，时作奇语，其自然处固逊孟坚。《西京》之游猎、角抵，铺叙独多；《东京》漫及大傩，无关巨典。末复竭而复扬，令人意先尽矣。”[41]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瑰玮庞鸿，可敌《甘泉》之作，宜中郎却步也。”[42] 许多评论家都试图对古人评长论短，较其优劣，其实是无谓之举。但倘若能在此种努力中看准了各家的独特之处，并且为后人树一标杆，则为有益。郭氏在评点之中，指出相如赋“自有神力”，张衡赋“时作奇语”，延寿赋“瑰玮庞鸿”，则扣住了各家赋的风格特点，甚有见地。 陈山毓《赋略》亦然。如评王褒《洞箫赋》：“原本《七发》而宏衍之，辗转效颦，遂成可厌。子渊为文，方汉盛时，辄有六朝萎薾之气，其于赋亦然，是亦文章一大升降也。”[43]班彪《北征赋》：“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斯赋有焉。后之纪行者，大率祖此。”[44]张衡《思玄赋》：“规摩《骚经》，旁及《幽通》，颇精工博大，恨未能出新意耳。”[45]陈氏颇具史的眼光，他在准确把握各家赋艺术风格的基础上，还将其置于辞赋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考察同一题材的渊源传承情况，并表达了对因袭模仿、体气萎靡之赋风的厌倦。明代辞赋创作承元之绪，祖骚宗汉，以复古为尚，才高者尚能翻新，才低者弊于模拟。如《赋海补遗》编者周履靖长于“倚韵追和”，其和赋多达270首，不惟赋题、篇幅与前人之作完全相同，连韵脚字也无毫厘之差，真可谓“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宋洪迈语）了。陈山毓的汉赋评点，贬抑效颦，追求创新，这对于纠正明人模仿追和的风气，引导明赋创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不同于诗文创作和学术论文，批点文字常常书于天头、地脚或者字里行间，空间有限，因而往往言简意赅，精粹优美，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无限的张力。此外，评点者还有借此以驰骋才情、展示辞藻的动机，所以在表达学术观点的同时，也常常流露出个人的人生感悟和情志怀抱。如《精镌古今丽赋》卷七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尾评：“卞和之泣，良有以也；子美之厄，岂无才哉！”[46]在此，评者以悲惋哀伤的语气，将司马迁的不幸命运与卞和、杜甫的遭遇联系起来，所谓“不平则鸣”的道理，自然蕴含其中。卷八马融《长笛赋》尾评：“洛阳客不遇季长，虽有《气出》《精列》，必不见知。盖惟精于音，而后能审音。世之抱绝技而独立无知者，可胜悼哉！”[47]从洛阳客生发开去，对于世上诸多怀才不遇者寄予深切的同情。评点中还常常化用前人诗句，以抒发个人情怀。如《赋珍》卷四贾谊《虡赋》眉批：“縆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簴。鸣龠兮吹竽，展诗兮会舞。”这里援用《楚辞·东君》的诗句，与赋文相互辉映。而《文选尤》卷三司马相如《长门赋》尾评云：“寂寥伤楚奏，凄断泣秦声。恨留山鸟啼，百卉之春红。愁寄陇云锁，四天之暮碧。”这里又拼接唐人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和黄滔《馆娃宫赋》的句子，藉以烘托感伤的气氛和凄婉悲凉的意境。 此外，由于受诗词评点和小说评点的影响，汉赋评点者在追求典雅凝练、炫耀华美辞藻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创新。例如孙鑛评点汉赋，崇尚风骨格调，引进神、气、色、味等文学批评观念，颇有新意。他称《两都赋序》“序文语极淡，然绝有真味”，称《西京赋》“神气不贯”，《东京赋》“煞有浓色”，称《长杨赋》仿《难蜀父老》，与之“形神俱是”，《归田赋》“无深味浓色，殊觉寂寥”，称《长门赋》“风骨苍劲，意趣闲逸”，《洞箫赋》“锻炼之力未至，唯以气胜”等等，所论未必全都准确，但的确反映了孙鑛较高的艺术品鉴能力以及将诗学、词学理论观念引进汉赋研究的可贵探索。 明代之前的汉赋评论，常常散见于子史杂著和总集别集之中。如《史记》、《汉书》、《法言》、《学林》等对汉赋名篇的分析，班固《两都赋序》、刘勰《文心雕龙》、祝尧《古赋辨体》等对赋史的梳理以及对某些赋篇的解题，等等。但这些评论或者将汉赋作为阐发某种学术观点的依据，或者针对全赋而作宏观概括与总体评价，鲜有对字词句段的详尽分析与说明。明代的汉赋评点，或交代作赋背景和缘由，或进行文字校勘与语词考释，或品赏佳句隽语，或挖掘赋意赋境，或分析艺术结构，或揭示赋作风格并给予文学史定位，既有微观分析，又有理论概括，形式灵活，不拘一格，无论是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还是观点的新颖和深刻，都对此前的汉赋研究有新的突破。并且，这些文字大多依附《文选》评点、史书评点或辞赋总集而存在，书商为了经济效益，汇集了不少名家评论，有时甚至亲自动笔，敷衍文字。例如余碧泉刊刻《文选纂注》一书，书眉镌有刘辰翁、王守仁、李梦阳、何孟春、何景明、杨慎、唐顺之、李攀龙、王维桢、王世贞等人评语，但粗制滥造，内容浅薄，估计有不少文字是书商延请下层文人所为，而假托名人，以促进销售。乌程闵氏在刊刻《文选瀹注》时，将前辈学者孙鑛的评点镌于书眉，实欲藉名人以壮声势，而由于孙批的精审和闵刻的严谨，该书行销甚广，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余刻本，是文人成果与商人运作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书商的这些促销行动，尽管以牟利为目的，但在客观上也对初学者阅读、理解汉赋有所帮助，使读者执此一本，仿佛聆听某一（或多位）专家讲解，于赋文层次及主旨大意，乃至用语遣词之妙，皆能了然于心。反复揣摩，自能提高阅读水平和鉴赏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赋作品的传播和普及，使其成为不可撼动的文学经典。 明代的汉赋评点，具有崛起迅猛、内容广博、观点新颖、成就突出等特色，对于清代的文学评点与研究有深刻影响。清代的诗文评点，大抵步明人之踵武，去其草率，取其精细，成就更为突出。其中评点大家何焯，施评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内容丰富，观点精湛，堪称是古代文学评点的集大成者。其对《文选》汉赋所作点评，目光敏锐，剖析细致，精见迭出，用语凝练，但考其内容，仍然不外乎交代作赋背景、字词校勘与考释等六大方面，并未超越明人之藩篱。 前已言之，分析章法、梳理脉络是文学评点的一项重要内容，郭正域、孙鑛、邹思明等多用此法，何焯亦不例外。例如，《文选》张衡《西京赋》何焯眉批：“前叙山林，概言草木，为猎兽地也；此言池水，详及鱼鸟，为弋钓地也。○射猎宴饮，水嬉百戏，逐层连下，皆以台馆池观为各段之提纲。”[48]用语无多，而脉络井然。 又如，通过文本比较来揭示赋之题材源流及文学影响，亦为明代评点之一端，何焯对此法应用尤多。司马相如《子虚赋》之末孙鑛评点云：“规模亦自《高唐》《七发》诸篇来。然彼乃造端，此则极思，驰骋锤炼，穷状物之妙，尽摛词之致，既宏富又精刻，卓为千古绝技。”何焯亦曰：“《子虚》《上林》为宋玉嫡派，从《高唐赋》而铺张之，加以纵横排宕之气，其局开张，其词瑰丽，赋家之极轨也。”称相如赋原本《高唐》而加以铺张夸饰，为“赋家之极轨”，其论点显然因袭孙氏，稍加润色而已。再如孙鑛、何焯对扬雄《长杨赋》的评语：“孙月峰曰：‘是仿《难蜀父老》。不惟堂构相同，至中间遣词琢句，亦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形神俱是。然命意却又自不同，此所谓脱胎法。’何义门曰：‘《羽猎》拟《上林赋》，《长杨》拟《难蜀父老文》。子云本祖述相如，其奇处非相如所能笼罩，丽处似天才不逮也。’”二人皆认为扬雄此赋模拟相如《难蜀父老》，而脱胎换骨，自成佳作。可见即便是评点大家何焯，亦注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兼收并取，融会贯通，方能臻于极致。明代汉赋评点对清代学人的影响，亦于此可见一斑。 乾隆三十七年（1772），于光华辑录了《昭明文选集评》一书。他在《凡例》中称：“《瀹注》所载孙月峰（鑛）先生评论，瑕瑜不掩。片言只字，无不指示，诚后学之津梁，修词之标的也，今悉载入无遗。”其对孙月峰评点竟然全部抄录（经查核，实为十之八九），可见钦佩与推重的程度。于氏此书汇辑之评点，大都出自明清学者之手，明代以孙鑛为代表，清人则以何焯为代表，各有数千条之多，可见二人评点成就之高，影响之大。此外，于氏还选录了明代学者郭正域、张凤翼、陈与郊、闵齐华、锺惺等人的评点文字，客观上有功于这些评点成果的保存和传播。《昭明文选集评》几乎囊括了明清时期最为精彩的评点文字，因而成为《文选》评点史上的集成之作，乾隆之后辗转翻刻，经久不衰，嘉惠学人，其功至伟，影响直到今天。此后汉赋评点逐渐走向消歇，或许与孙鑛、何焯等人见解精辟、难以超越有关。史书以及辞赋总集中的汉赋评点，在清代并无重要成果，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的汉赋评点与书商运作有关，难免有观点粗浅、错讹频出之弊。但随着众多文人的加盟和不懈努力，明末的汉赋评点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出现了孙鑛这样的评点大家。这些评点文字不仅有效地促进了汉赋在明末文人中的普及与传播，也为今人欣赏汉赋、研究汉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借鉴。 注释： [1]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07页。 [2]赵俊玲：《余碧泉万历十年刻＜文选纂注＞评议》，《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详参程章灿：《＜赋珍＞考论》，载程氏《赋学论丛》，中华书局，2005年，第111—142页。 [4]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藏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87册据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但没有孙评，仅存闵注，甚憾。 [5]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86册据中央民族大学藏本影印，但字小模糊，颇伤目力。 [6]笔者所见为陕西省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本。 [7]本书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孤本。 [8][14][15][19][20][28][29]邹思明：《文选尤》，明天启二年（1622）三色套印本，卷一26a、卷一25a—25b、卷三3a、卷九17b、卷二3a、卷二4b、卷二7a—7b。 [9][10]陈山毓：《赋略》，明崇祯七年（1634）陈氏刻本，卷五17a、卷九1a、外篇卷二1a、外篇卷二15b、卷六3b—5a、卷五11a—15b、卷十三23b、卷九5a、卷十20a、卷七10a—10b、卷九1a、卷十二6a—6b。 [11][34][35][36][37][38][39][48]孙鑛评、闵齐华注：《孙月峰先生评文选》，明天启二年（1622）乌程闵氏刻本，卷七2b—3b、卷四7a—8a、卷十七1a、卷四6a、卷一3a、卷四12a、卷二1a、卷六19b—26a。 [21]邹思明：《文选尤》，卷三18b。今按：“寂寥伤楚奏，凄断泣秦声”，见唐骆宾王《骆丞集》卷一《在江南赠宋五之问》；“恨留山鸟啼，百卉之春红。愁寄垄云鏁，四天之暮碧”，见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一《馆娃宫赋》。 [22]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第327页。 [23][24][26]俞王言：《辞赋标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3）刻本，卷十四32b—33a、卷十一4b—5a、卷十一7a—8b。 [25][30][46][47]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赋》，明崇祯四年（1631）固陵王氏刻本，卷三4a、卷八14b、卷七15b、卷八18b。 [31]凌稚隆辑、李光缙补：《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明万历年间刻本，第6册第504页。 [32]周履靖：《赋海补遗》，明金陵书林叶如春刻本，卷二十八14a。 [40][41][42]郭正域评点：《选赋》，明末凌氏凤笙阁刻朱墨套印本，卷三1a、卷一20a、卷四9a。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代赋学文献考》（10BZW061）、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赋学文献及其研究》（NCET－08－06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踪凡，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