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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文学史上，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成就不高，诗歌创作处于“凝定期”[1]26，散文处于“波谷期”[2]93，当时的词人群体也“未产生第一流的大家”[3]4。但这一时期的四六文却是奇峰突起，成就斐然。其间名家辈出，佳作纷呈，一派繁荣景象。然而，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其进行讨论。本文尝试将其置于宋代四六文的流变中加以考察，勾画其“基因图谱”，以期对两宋之际的四六文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加以初步的说明和界定。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 宋体四六与王、苏二派 四六作为一种文体名称被使用起于晚唐李商隐，李商隐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樊南四六》。在宋代，四六文是通行于公私之间的应用文体。洪迈说：“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4］三笔卷八，505宋代四六文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其中不乏名家名作。元代，陈绎曾遂将四六文分为“唐体”与“宋体”［5］1269。与宋诗一样，宋体四六也不始于宋初。宋人赵彦卫说：“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昆体。”［6］卷八,135杨文公是杨亿，他所作的“西昆体”文章就是因取法李商隐雅饬婉约的四六文而得名。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7］486。杨亿“凡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侄诸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录之。文既成，则缀粘所录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8］卷四，133。广征博引以成文需要才高学博为前提条件，而那些“西昆体”的追随者才识不足，终因流于“错丛磔裂”、“浮夸靡蔓”而为朝野人士诟病。为革除“西昆体”之弊，欧阳修等人继续了由唐代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以骈入散，文质并取，使之最终取得成功；而对于四六文，则以散入骈，创造出独具面目的宋体四六。陈师道说：“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9］310陈善亦云：“以文体为诗，自退之始；以文体为四六，自欧公始。”［10］上集卷一，7所谓“以文体为四六”，就是将古文作法引入四六之中。四六文主要由形式整齐、两两对仗的四字句和六字句连缀成篇，同时又有严格的音律限制，但往往因过于讲求属对之工、声韵之美，而流于浮靡卑弱。欧阳修将古文气格引入骈偶之中，不用故事陈言，从而使四六文气象一新。高步瀛说：“永叔四六，情韵俱佳，不尚藻丽，一出自然，遂开宋代之体。”［11］乙编卷四,1617与欧阳修一起革新文体的还有苏轼、王安石等人。苏轼的四六延续了欧阳修破体为文的改革路线，并且走得更远。邵博说： 本朝四六，以刘筠、杨大年为体，必谨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敝类俳语可鄙。欧阳公深嫉之曰：“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自及第遂弃不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于职当作，亦不为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谤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阴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鸣枭之恶音，孰不闻而掩耳。”俳语为之一变。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12］卷一六,124-125 这段话所引欧阳修的文字出自《亳州谢上表》，虽然也用对偶，但不求工稳，自然流畅，气势充沛。所引的苏轼文字出自《徐州贺河平表》，南宋人黄震说它“与散文无异”，又说苏轼《文集》“二十七卷启三十首，皆散文之句”［13］卷六二，538。欧阳修、苏轼的四六以“散文之句”言情说理，而无视“四字六字律令”。不仅如此，苏轼的一些四六文还突破了四六的声韵规则，如“仁莫大于求旧，智莫良于用众”（苏轼《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14］卷一八五二，第85册，211，两句末尾皆用仄声字；又如“用之朝廷，则逆耳之奏形于言；施之郡县，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苏轼《杭州谢放罪表》之一）［14］卷一八六四，第86册,153，亦于声律有所不合。刘克庄称欧、苏是“四六中缚不住者”（刘克庄《跋方汝玉行卷》）［14］卷七五八三，第329册,378，与邵博感叹“四六之法亡矣”一样，都是就他们横放杰出的四六文而言的。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固然革除了昆体“错丛磔裂”之弊，但传统四六文因引经据典而特有的典雅高华之气象也被荡然消解。如何焯所说的：“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有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15］卷三八，678 王安石“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14］卷二三〇九，第106册，182。鉴于欧阳修变唐体为宋体之失，王安石一方面谨遵四六文体制，少用“散文之句”，另一方面则以典雅救正枯淡。叶适说：“然余尝考次自秦汉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虽工拙特殊，而质实近情之意终犹未失；惟欧阳修欲驱诏令复古，始变旧体。王安石思出修上，未尝直指正言，但取经史见语错重组缀，有如自然，谓之典雅，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何其谬也！自是后进相率效之。”［16］卷第四八，711王安石的“典雅”是熔经铸史而成的，其“自然”的表象之下是锤炼的功夫与苦心。曾季貍指出：“荆公诗及四六，法度甚严。汤进之丞相尝云：‘经对经，史对史，释氏事对释氏事，道家事对道家事。’此说甚然。”［17］310王安石用“经史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如叶适所说的“错重组缀”，即经过剪裁加工而成的，如“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难穷；大明既升，岂宜爝火之弗熄”（王安石《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谢上表》）［14］卷一三七五，第63册，251，全部出自《庄子》，“道家事对道家事”，用典能化，在颂扬皇帝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求退之意。另一种则是用古人的成语，如《贺贵妃进位表》中的一联“《关雎》之求淑女，以无险诐私谒之心；《鸡鸣》之思贤妃，则有警戒相成之道”［14］卷一三七六，第63册，262，杨万里赞叹道：“一联用两处古人全语，而雅驯妥帖，如己出者”［18］151。所谓的“古人全语”均出自《诗经》的小序。一是《卷耳》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另一是《鸡鸣》序：“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一般认为，宋四六自欧阳修之后就分为特征鲜明的两个派别，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周益公诸人类荆公，孙仲益、杨诚斋诸人类东坡。”［19］119“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谱派，袁清容自言能一一辨之。今此诸集已不能尽致，撮其大要：藏曲折于排荡之中者，眉山也；标精理于简严之内者，金陵也。是皆唐人所未有，其它不出两公范围。”［20］序，297 二、整合王、苏，精整明畅 由于徽宗时期在政治上严禁“元祐学术”，苏轼的文章被禁止传习，一些取法苏文的朝臣甚至被加以“曲学”的罪名而遭罢黜；再加上四六固有体制对人们的惯性规范，“出于准绳之外”的欧、苏四六文人们很难学得，因此徽宗时期东坡一派门庭冷落。而蔡京主政时期打着继承王安石的旗号，尊崇“荆公新学”，再加上王安石的四六典雅而有法度，因而就出现了叶适所说的“后进相率效之”的局面。但仿效王安石的人没有他那样的才学，只是学他用“古人全语”，于是又出现了新的弊端。叶梦得指出：“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裒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21］卷二，2611－2612唯典雅是求，而不顾文气不畅。当时一些四六名家都难免此病。如翟汝文“平时四六多聱牙高古”［22］卷七,4716，四六本是便于宣读，而他为求高古而使自己的文字诘屈聱牙，这正是用古不化的表现。翟汝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除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制》制头一联云：“古我先王，惟图任旧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师。”［14］卷三二〇五，第149册，18两句均用《尚书·商书》成句，“经语对经语”，但下联却显得非常突兀。其《贺日有戴承表》的末尾言：“众非后何戴，率倾就望之心；无不尔或承，永怀畏爱之德”，当时蔡京也认为“无不尔或承对众非后何戴，似乎偏枯”［23］卷八,61。更有甚者，则是生吞活剥，弄巧成拙。据吴曾记载： 靖康元年四月，颜岐赐出身，除中书舍人、殿中侍御史。胡舜陟指岐之非云：“其草《晁说之中书舍人》辞云：‘知世掌美，又润色于丝纶。’用杜甫诗：‘欲知世掌丝纶美’之句，今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语耶？《除孙传侍读》云：‘朕念元子，出就外傅，从学之始。左右前后，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表率之。’此东宫辞也。传已罢东宫官矣，劝读而为此语，岂非昏缪之甚？郡守承流宣化也。怀安雷安国再任，乃云：‘宣流河内。’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除钱伯言知真定》乃云：‘增筹幄之胜。’至若《除程瑀正言》曰：‘送丽使金，士望甚休。’《许景衡兼太子谕德》曰：‘日静身安。’《李旦除屯田员外郎》曰：‘稍迁应宿之郎，增耀起工之部。’《王云出守》曰：‘昔自琐闼之拜，肃持金国之书。’其辞不典如此。”奉圣旨，岐罢中书舍人。（《能改斋漫录》卷一四，“胡舜陟非颜岐撰制辞”条，原书标点有误，径改之）［24］408 为使文章气韵流畅而不失典雅之趣、声韵之美，当时的四六名家如王安中、孙觌、綦崇礼、汪藻等人，往往不拘一格，兼取王、苏，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四六文光景一新，佳作纷呈。王安中是徽宗时期词臣的代表，文章才华受到徽宗、高宗父子二人的赏识。他非常善于使用成语，并以此享誉士林。据谢伋记载：“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宝箓宫青词》云：‘上天之载无声，下民之虐匪降。’时人许其裁剪。”［25］ 34这一联是化用《诗经》成句而来的，用旧语述己意，妥帖自然，所以受到了时人的赞许。杨万里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他使用成语的方法： 有一联用两处古人全语，而雅驯妥帖，如己出者……王履道《贺唐秘校及第启》云：“得知千载，上赖古书；作吏一行，便废此事。”前二语用渊明诗：“得知千载事，上赖古人书。”剪去两字。后二句用嵇康书：“一行作吏，此事便废。”而皆倒易二字。 四六有用古人全语，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苇》之诗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践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鸱鸮》之诗云：“予未有室家，风雨所漂揺。”谓鸱鸮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乱，谪在八桂，思乡里坟墓，作《青词》云：“万里丘坟，草木牛羊之践履；百年乡社，室家风雨之漂摇。”［18］151,153 在王安中的四六文中，很多对属既像王安石那样严格遵循“经对经，史对史”的规范，同时又于工整警策中不乏自然之趣。如《除少宰余深制》有句云：“盖四方其训，以无竞维人；必三后协心，而同底于道。”［14］卷三一五〇，第146册,175上句出自《诗·大雅·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下句出自《尚书·毕命》：“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当时连同蔡京恰好有三位宰相。此联造语巧妙，但巧不伤雅，且又自然妥帖。又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曾莫测于真游；通神明之德而类万物之情，独获窥于宝画”（王安中《谢赐御诗表》）［14］卷三一五三，第146册，234，上下联分别用《庄子·逍遥游》和《周易·系辞》成句，虽然没有遵守四字六字律令，但既典雅自然，又律吕和谐。王安中有些大放厥词的长联，如“盖上有好善忘势之诚意，虽筦库俘囚之类，皆取而不疑；下无发策决科之空文，虽捭阖揣摩之言，尚近于可用”（王安中《谢及第启》）［14］卷三一五八，第146册,337，神似苏轼，但音韵铿锵，莫不合度。周必大说他是“苏学”的继承者，“夺胎换骨自有仙手”（周必大《初寮先生前后集序》）［14］卷五一一八，第230册,151这一评语是很恰当的。 孙觌在当时以“四六清新，用事切当”［22］卷四，4676著称。他进士及第后又中词科，《代高丽国王谢赐燕乐表》是孙觌参加词科考试的作品，凭借这篇文章他一举夺魁。王应麟《辞学指南》只收录三篇表文作为范例，此文即其中之一。文中有“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说”之句，王应麟评曰：“此表警句全用经句而复典丽”［26］卷二〇三，3703。文中又有“荡荡乎无能名，虽莫见宫墙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闻管龠之音”，用《论语》、《孟子》全语，气势充沛，律吕和谐，也受到时人的推重。在孙觌的文章中，像这样因典雅妥帖而脍炙人口的例子还有不少，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开阖动荡、气势宏壮的大篇长句。如：“昔唐太宗破高丽，怅然叹郑公之已亡，而归其遗忠；魏武帝胜乌蛮，翻然悟谏臣之爱己，而独见褒赏。”（孙觌《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举西京崇福宫制》）［14］卷三四一九，第158册,369-370。“方其心迹之未辨，窃楚相之璧，虽百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实不可欺，校郿坞之金，而真盗然后乃见……西方佛已谓人而为鬼，鬼复为人，历三生而怀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孙，孙又生子，累十世而图报难忘。”（孙觌《复左朝奉郎谢表》）［14］卷三四二三，第158册,445-446杨囦道说孙觌“类东坡”，正是基于这些而作出的判断。 綦崇礼的四六“文简意明”（《北海集》提要）［27］卷一五七，2106，这一特点正是整合王、苏二派的结果。楼钥记载了綦崇礼的成名作《代宰执贺顺州进枸杞表》的产生经过： 会进筑顺州，得枸杞宿根于土中，其形獒伏，仙家以为千载所化，驰献阙廷。上生于壬戌，正符所属之辰，尤以为善祥。百寮欲以诘朝拜表，诸公阁笔，相视无以措词……公从容属联，妙绝一时。首曰：“灵根夜吠，变异质于千年；驿骑朝驰，荐圣人之万寿。眷荒裔沈藏之久，实王师恢复之初。物岂无知，时各有待。”既进，天子为之改容。即日喧传京师，诸公咸自以为不及也。（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14］卷五九四八，第264册，102 从所引用的这几句可以看出，綦崇礼的四六法度谨严，但述事条畅，而且典雅庄重，有朝廷气象。破题一联，把事由交代得清楚明白，而笔势翩翩，毫不粘滞。遣词造语似直寻自然，非补假而成，但实际上首句“灵根夜吠”是由白居易的诗句“不知灵药根成狗，怪得时闻吠夜声”（白居易《 两宋之际，四六文成就最高者非汪藻莫属。陈振孙指出：“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28］卷一八，526欧、苏为了言事说理明白畅达，将散文句式引入四六之中，而使“四六之法亡矣”。王安石的四六文虽辞趣典雅，但在气势上不及欧、苏宏壮。汪藻将欧、苏的明白条畅和王安石的典雅精工融为一炉，从而使宋体四六最终趋于成熟。杨囦道说汪藻“类荆公”，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并不十分准确。袁桷认为，“汪彦章则游乎苏、王之间”（袁桷《答高舜元十问》）［29］卷七二四，第23册,405-406，“合王、苏之精整明畅”（袁桷《题汪龙溪与从子书后》）［29］卷七一九，第23册，270，形成了“肆而不野，丽而不侈”的独特风格，从而断言“宋世内外制之作，至公而始备”（袁桷《跋汪龙溪外制草》）［29］卷七二三，第23册,368。这一论断最为确当。汪藻很少使用大篇长句，更没有像苏轼那样多至四五十字的长联。他的很多篇章也用经史全语，如“我陵我阿，不以山溪之险；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汪藻《贺进筑隆兑州城寨表》），张邦基就赞为“用经史全语而工者”［22］卷七,4715。但汪藻用典的巧妙更表现在剪裁化用上，这也为宋人津津乐道。如周密记载了这样一则材料：“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归朝廷，封为福国长公主，下降驸马都尉高世荣。汪浮溪当制，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车驰；江左复兴，益寿宜充于禁脔。’可为善用事。”［30］卷上,13汪藻将两个复杂的史实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属对工整，尤其是切于当时之事，所以受到宋人推重。杨囦道甚至将它视为用典之极致，认为“引用故事，莫切于此”［19］115。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将其抄录。 汪藻在使事用典方面，还突破了王安石的故规。吴曾记载：“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既罢，而京师父老与太学士子，伏阙下挝鼓乞用。钦宗遣内侍宣谕已用纲，尚未退；暨召纲入，仍令纲面谕遣之，方退。汪彦章有启贺之云：‘士讼公冤，竞举幡而集阙下；帝从民望，令免胄以见国人。’盖用故事，以配今事。汪尝举以谓予：‘作四六要当如此。’”［24］卷一四,431没有“以史对史”，而是“用故事配今事”，正因为富于创造性。汪藻的四六文既不失四六固有轨范，格律精严，同时又流畅自然。如汪藻《代王枢密谢知建康府表》中写道：“猿惊鹤怨，昔愧草堂之讥；虎踞龙蟠，坐窃台城之寄。乍阅我理我疆之耘耨，恍思某水某丘之钓游。耆旧至于欢迎，簪绅以为盛事。昔王氏著称于江左，荣未如斯；如韩琦被遇于昭陵，勋乃称此。”［14］卷三三七六，第157册，89精工典雅，气畅词达，而且声和韵协，如仄声句尾“寄”、“事”为去声四置韵，“此”是上声四纸韵，平声句尾“讥”、“斯”是五微韵和四支韵。汪藻将其错落安排，使文章“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文心雕龙·声律》）。又如《代汪枢密谢子自北归不令入城降诏奖谕表》：“伏念臣顷窃州符，适遭寇骑。欲肆凭陵之虐，先行劫质之威。邀国重盟，絷臣私属。防之百计，难逃虎穴之深；逮此经年，宁有雁书之信。已分终天之诀，忽闻间道之归。在于常情，可谓至喜。言念一人之孝，尚违二圣之欢。颍谷及亲，郑伯方思于大隧；庐陵在远，王敢顾于眉州。虽复钟情，忍令会面。岂谓抗章之渎，乃蒙青诏之褒。天语一颁，臣邻胥叹。”［14］卷三三七六，第157册,94在四字六字律令的严格束缚之下，叙事言情，婉曲条畅，真可谓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无施而不可了。 宋人谢采伯说：“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31］卷三,32汪藻的四六既有散体之美，又不失骈体之韵。当时的四六名家名作多具备这样的特征，只是汪藻最为典型而已。他们融合王、苏之长，创作出音韵铿锵、对仗工整、既辞趣典雅又自然流畅的四六文，为欧阳修等人的骈文革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三、 取法陆贽，情文并茂 沈松勤先生指出，宋代四六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基本可以分为代言体和自言体两类，各自有不同的功能［32］30-31。表章、书启是作者自道衷曲，有抒情言志的功能。只是表章施之于朝廷，而书启则用于同僚朋辈。“表以陈情”（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宋人文集中有大量的冠以《陈情表》、《陈情启》之名的文章。对宋四六而言，表、启的文学性最为突出。而朝廷的命令诏册是词臣代朝廷发言，有纪事存史的功能。六朝以来，朝廷诏令多用四六形式，往往“言必弘雅，辞必温丽”，以表现朝廷的庄重和威严。但在特殊时期，这类文章往往会表现出另一种面貌。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朱泚叛乱，德宗由长安逃往奉天，当时朝廷词命由陆贽执掌。由于他去世后被谥曰“宣”，故而世称陆宣公。陆贽起草的诏令一改雍容典重之风，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陆贽《奉天改元大赦制》）［33］卷一，2，3，5等等。陆贽撰写的诏令和奏议多用四六骈句，但他不征事用典，而是以浅显平易的文字言事说理。前人说他的文章“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34］卷一五,593，因为他的文章情真意切，所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故行在诏书始下，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盖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权德舆《陆宣公全集序》）［33］815。 在两宋之交，赵宋政权面临比唐德宗时更加严峻的考验。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北宋都城汴京。二年（1127）三月，金军扶持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徽宗、钦宗成为金人俘虏，被送往金国。这年五月，赵构于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建立南宋政权。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南宋政权在金人的军事压力下东躲西藏，甚至被迫入海逃亡。在这一时期，朝廷对词臣的要求就是撰写出像陆贽那样的诏令以鼓舞人心，共赴国难。如程俱撰写的《龙图阁学士朝议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学士》这篇制词： 敕：朕惟唐室中微，出狩于外，时则有帷幄之杰、不二心之臣如陆贽者，通达国经，弥缝衮阙，克乂厥辟，迄成恢复之功，朕未尝不想见其人也。具官瑰玮之文，藻饰王度；迈往之气，高视士林。出则藩宣之良，入为侍从之长。兹用旧物，还之禁涂。岂惟资润色之功，感人心而孚朕意；庶几有论思之赖，竭忠节以赞中兴。其景行于昔贤，以钦承于休命。可。［14］卷三三二六，第155册，63 制头部分开宗明义，表明了皇帝渴望得到像陆贽那样的大臣这一心愿。制尾则对翟汝文提出希望，要求他取法陆贽，以协赞中兴。同样的表述还有很多，如李正民的《张守翰林学士制》中有云：“方用兵如至德，式求深谋密议之咨询；必下诏若奉天，可使悍卒武夫之感涕” ［14］卷三五三五，第163册,5；等等。 宋代的词臣包括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司麻制批答等，为内制；中书舍人六员，分房行词，为外制”［6］卷五,82。在两宋之交，效法陆贽也是词臣们的自觉追求。如张守在《谢除翰林学士表》末联写道：“曲留朝宁，已铭正人端士之褒；助发德音，期感悍卒武夫之涕。”［14］卷三七八三，第173册,260汪藻在《谢除中书舍人表》中也慷慨陈词：“虽不能草诏，使武夫悍卒之涕流；然常愿输忠，俾君子小人之情得。”［14］卷三三七五，第157册,69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一些风格酷似陆贽的诏令纷纷出现。如滕康的《高宗登极大赦诏》第一段里写道：“盖尝指日以誓诸军，使前迎而后请；不惮戴星而檄率土，冀外附而内亲。而三事大夫与万邦黎献，共致乐推之恳，靡容牢避之私。谓亹亹万几，难以一日而旷位；矧皇皇四海，讵可三月而无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宝。宵衣旰食，绍祖宗垂创之基；疾首痛心，怀父母播迁之难。顾号令久隔，众罔系心，军旅荐兴，农多失业。慰民耳目之注，敷朕腹心之言。”［14］卷三八二五，第175册，82-94这些“腹心之言”诚恳地道出了高宗为臣之义、为子之孝，词意明白，得诏令之体。结尾还写道：“呜呼！圣人何以加孝，朕每惟问寝之思；天子必有所先，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时忠义之家。不食而哭秦廷，士当勇于报国；左袒而为刘氏，人咸乐于爱君。其一德而一心，伫立功而立德。共徯两宫之复，终图万世之安。副我忧勤，跻时康乂。”“圣人何以加孝”一联化用《孝经》和《诗经》成句，与第一段呼应，再次表明皇帝孝悌之诚；而“不食而哭秦廷”一联以史对史，号召臣民忠君报国，辞情悲壮。这篇诏书“词旨激扬，闻者无不感动流涕”（《滕子济墓志铭》）［14］卷三三九一，第157册，338。 再看建炎三年（1129） 朕以菲躬，获承大统。万方请命，未能解涂炭之忧；二圣蒙尘，莫获展晨昏之养。兵已练而力屈，备虽设而用违。震于朕心，罔知攸济；实由凉德，未究远图。仰无以当上帝之意，而祸乱遄臻；俯无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比因强敌深入近境，退保江津，以援淮甸，事出仓卒，人用震惊。衣冠顿踣于道途，帑藏弃捐于兵火。呜呼！皇天后土，岂不鉴朕之至诚；志士仁人，岂不恤朕之恳恻？傥以寡昧，难弥凶灾，宜降罚于朕躬，以谢罪于率土。尚以国家历数之未艾，祖宗德泽之在人，未至沦亡，必将恢复，益当洗心改事，雪涕输诚。悉去弥文，务从简素。屏斥细务，专事兵戎。明告庶邦，暨于列位：忠言可以规朕之过失，长策可以救国之倾危，毋蕴于衷，悉以上达。庙堂近服宜务交修，藩翰诸侯深思夹辅。将帅致爪牙之用，黎元保父母之邦。思持颠而扶危，用兴仆而起坏。庶资多助，驯致丕平。咨尔万邦，钦予至意。［14］卷四四四九，第201册,253-254 对于生灵涂炭、社稷倾危的现实，痛心疾首，承担责任。“仰无以当上帝之意，而祸乱遄臻；俯无以得百姓之心，而流亡失所”，与陆贽“上辱于祖宗，下负于黎庶”之语一脉相承。而“呜呼！皇天后土，岂不鉴朕之至诚；志士仁人，岂不恤朕之恳恻？傥以寡昧，难弥凶灾，宜降罚于朕躬，以谢罪于率土”这样的话语，更是近于捶胸顿足，泣涕以道。像这样“雪涕输诚”的语句在当时诏令中还有很多。如建炎三年六月十四日的《罪己诏》中，词臣写道：“尔有疾痛，朕同其呻；尔有忧劳，朕同其焦灼”［14］卷四四五一，第201册,288，情真意切，诚挚感人。 这些饱含至诚真情的诏令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恪尽职守的圣 一时诏令往往多出公（汪藻）手。凡上所以指授诸将、感厉战士、训饬在位、哀悯元元之意，具载诰命之文。开示赤心，明白洞达，不出户窥牖，而天威咫尺，坐照万里，学士大夫传诵，以比陆宣公。（《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志铭》）［14］卷三四八八，第161册,13 永嘉南渡之行，公（綦崇礼）在帝侧，实代王言。诏旨所至，读者感动。诸将奔走承命，如陆宣公之在奉天也。（《北海先生文集序》）［14］卷五九四八，第264册,102 其（孙觌）章疏制诏表奏往往如陆敬舆，明辩骏发，每一篇出，世争传诵。（《孙尚书鸿庆集序》）［14］卷五一一八，第230册,149 当时，汪藻撰写的两篇诏书影响最大。一篇是《皇太后告天下手书》： 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祲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祊，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 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 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14］卷三三六八，第156册,404-405 汴京城破之后，徽宗和钦宗被金人俘虏北去，张邦昌在金人扶持之下建立了伪楚政权，但不为人心所附。他将被废黜的哲宗孟皇后迎入宫中，尊为“宋太后”，奉之以发号施令，最终接受吕好问等人的建议，迎立康王赵构为皇帝。汪藻当时还不是词臣，却因为他的文章“明白易晓”［35］卷四,107而受命撰写这一重要文书。当时形势复杂，但汪藻以不到三百字的篇幅不仅将情理事由叙述明白，而且剀切动人，起到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第一段叙述汴京城破，二帝被俘，金人立张邦昌。第二段叙述自己恢复名位，坐朝听政，乃是秉承钦宗之意。第三段写应天顺人，迎立康王继承大统。此诏书也像通常的诏诰一样熔经铸史，但却文简意明，曲尽情事。文中长联很少，多采用比较整齐的四六句式，运虚字以行气。“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只用十六个字，写出了宋朝之德泽深厚。随后以“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承接，于文势于事理均水到渠成，一“虽”一“而”，把当时赵宋王朝命悬一线的残酷局面以及天下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决心，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文中最著名的一联“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以光武帝中兴汉室来比喻高宗的辉煌前景，以晋文公重耳来比喻高宗的身份和处境，而宋代从太祖到高宗正好传承十世，赵构又是徽宗的第九子，古典今事，比拟恰当。所以宋人赞曰：“事词的切，读之感动，盖中兴之一助也。”［36］丙编卷三,5343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所以把它视为宋代四六文“第一”［37］72。 但这篇文章自问世以后就受到争议。四库本《浮溪集》在第一段之后加按语云：“李心传《系年要录》及选宋人四六者，并删改‘虽义形于色’以下作二句，盖因其回护张邦昌也。”这也一直被视作汪藻人格的污点。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全面客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删改这篇文书并非不满汪藻回护张邦昌，乃是李心传为了回护赵宋王朝。首先，这几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不是文过饰非的不实之词。其次，汪藻作为词臣，其职责就在于“能道上意所欲”［38］卷七，7706。这篇文章乃是代皇太后发言，文章写完以后，“御封付御史台看详然后行下”［35］卷四,107，这表明对张邦昌的评价不是汪藻个人的意见，而是当时朝廷的看法。这篇诏书是四月甲戌发布的，五月辛丑，朝廷在诏书中还赞美张邦昌“知几达变，勋在社稷”［35］卷五，129。六月癸亥，张邦昌被贬斥，制词由汪藻撰写，其中制头“以死偿节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圣人所嫉。傥或志存于躯命，则将义薄于君亲”［14］卷三三六八，第156册,390，义正词严，明正其罪。对同一人事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只因朝廷政局变化，绝非词臣可以任意而为。 汪藻还有一篇《建炎三年十 御敌者莫如自治，动民者当以至诚。朕自缵丕图，即罹多故。昧绥怀之远略，贻播越之深忧。虽眷我中原，汉祚必期于再复；而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兹缘仗卫之行，尤历江山之阻。老弱扶携于道路，饥疲蒙犯于风霜。徒从或苦绎骚，程顿不无烦 费。所幸天人协相，川陆无虞。仿治古之时巡，即奥区而安处。 言念连年之纷扰，坐令率土之流离。乡闾遭焚劫之灾，财力困供输之役。肆夙宵而轸虑，如冰炭之交怀。嗟汝何辜，由吾不德。故每畏天而警戒，誓专克己以焦劳。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欲省费恤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苟可坐销于氛祲，殆将无爱于发肤。 然边陲岁骇，而师徒不免于屡兴；馈饷日滋，而征敛未遑于全复。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顾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少俟寇攘之息，首图蠲省之宜。 文章开头的“动民者当以至诚”一句，就给全篇定下了基调。第一段叙述因自己昧于怀柔之策，而为强敌所迫，屡屡播迁。“虽眷我中原，汉祚必期于再复；而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表明了恢复社稷的信心，也道出了辗转迁徙的无奈。第二段抒发了对臣民饱受战祸的悲悯，以及克己爱民之至诚。第三段写自己对百姓赋役之苦知之甚明，战争结束将立即予以简省。其中“八世祖宗”一联既表达了对臣民报效国家的期盼，也抒发了对百姓的顾惜之情。这篇文章因为能以诚感人，所以发挥出了巨大的感召力量。对此，陆游有生动的记载： 顷者建炎、绍兴戡定变乱之日，一切赋敛，有非承平之旧者。高宗皇帝宵旰焦劳，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诏令布告天下曰：“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忘；顾一时社稷之忧，非予获已。止俟捍防之隙，首图蠲省之宜。”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虽倾赀以助军兴，而不敢爱。（《上殿札子四》）［14］卷四九二五，第222册,214 王志坚说：“国家艰难之际，得一诏令，足以悚动人心，所关系不小。唐之陆贽、宋之汪藻，皆其选也。”［20］卷一,330欧阳修“论事似陆贽”（《六一居士集叙》）［14］卷一九三一，第89册,181，苏轼也“好贾谊、陆贽书”（《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14］卷二一〇〇，第96册,260，但他们都没有被比作“陆宣公”。欧阳修在《内制集序》中道出了他心中的遗憾：“予在翰林六年，中间进拜二三大臣，皆适不当直。而天下无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号令，训戒约束，自非因事，无以发明。矧予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无所遇以发焉。其屑屑应用，拘牵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14］卷七一六，第34册，57身处承平之世，朝廷的应用之文只能拘牵常格，作者难以发挥才性，有所创新。但两宋之交，因为时代风云的激荡，汪藻等人将至诚、真情融化贯注于其间，把应用文变为关系国家社稷的经世之文，完成了欧阳修等人未尽的心愿。这些文章就社会功用而论，足以与古文并峙而无愧；置之于宋四六历史中考察，也是光耀一世的杰作。 四、 结语：宋四六之高峰，应用文之典范 清人孙梅说：“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镬。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寖远。”［40］卷三三,4955远离六朝三唐格调，正是宋体四六确立的标志。两宋之际的四六名家虽然创体之功不及欧、苏等人，但他们取本朝前辈之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他们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和真情于骈偶之中，变诏令等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他们以杰出的创作成就，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成为继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不仅如此，他们的名篇杰作还示来者以轨范，对南宋中后期的四六文影响深刻。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举宋人“四六名对”共收录27联，而两宋之际的作品就达到17联，汪藻和孙觌分别以7联和4联占据前两位［4］《三笔》卷八,505-508。词科出身的真德秀和王应麟都将汪藻、王安中等人的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前辈之文惟汪龙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可为矜式。录作小册，常常诵之。”［26］卷二〇三，3705“四六当看王荆公、岐公、汪彦章、王履道，择而诵之。”［26］卷二○一，3677“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溪、周益公最为可法。”［26］卷二○二，3690这些言论都昭示了两宋之际四六文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作为宋代广泛通行的应用文体，四六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南宋大儒叶适却说：“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宏词》）［14］卷六四七八，第285册,255叶适一方面是因为不满词科之人“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另一方面则是不满一些文人徒知雕章琢句，“意主于谄，辞主于夸”［41］卷三，30，有句无篇，言之无物，才有此激烈之言论的。那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有用”呢？叶适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孙梅的一段话作出了回答：“令狐公（令狐楚）于白刃之下立草遗表，读示三军，无不感泣，遂安一军，与宣公草兴元赦书，山东将士读之流涕，同一手笔。必如此，始为有用之文，四六所由与古文并垂天壤也。若以堆垛为之，固属轮辕虚饰。纯以清空取胜，亦无非臭腐陈言。”［40］卷一○，4452应用文以明白易晓为优，更以感动人心为上，其优劣无关乎骈散。而且，骈文因为对属精工、声和韵协，比散文往往更有感染力，汪藻等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对就证明了这一点。四库馆臣论汪藻曰：“说者谓其制作得体，足以感动人心，实为辞令之极则，固不独其格律精密，擅绝一时。”［42］目录，6汪藻的文章被视为“极则”，其能感动人心不仅因为其辞令之美，更在于修辞立诚。两宋之际汪藻等人的文章不朽之处正在于此（1），其文学史意义亦在于此。 注释： （1）清人张谦宜论诏令之体曰：“骈词能不朽者，如宋太后《命高宗即位诏》为佳。”张谦宜《斋论文》卷三，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91页。 参考文献： [1]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文学遗产》1986年第4期，第20-29页。 [2]杨庆存：《宋代散文概述》，见刘扬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2-101页。 [3]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4]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5]陈绎曾：《文章欧冶》，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2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6]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7]杨亿：《杨文公谈苑》，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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