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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谈艺录》以“诗分唐宋”开篇，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又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此例之。”则一部中国诗史，上起汉魏，下至明清，都可以区分为“唐诗、宋诗”。我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就此足可说明，“唐宋”作为中国诗史和中国诗学史上一个特殊概念，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唐宋诗之争，又成为贯穿明清诗学史清晰可循的一条线索， 元代诗论家生活于唐宋之后，唐宋诗之论，自然成为他们回避不了的话题，因而也就成为元人诗论的重要内容。如元人谢升孙《皇元风雅序》说：“诗者斯人性情之所发。……然体制随世道升降，音节因风土变迁。以近代言，唐诗不与宋诗同，晚唐难与盛唐匹。”[2]卷首说明在整个有元一代，诗论中的唐诗宋诗，唐诗中之盛唐晚唐，是诗论家普遍关注的话题。 对于历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界已经讨论不少，但基本上关注的明清两代，或者更集中地关注清代。元代诗论家的唐宋诗之论，基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元人对唐宋诗的看法，他们的主张，甚至很有价值的见解，并不为人所了解。从时代说，元代诗论家紧接唐宋之后，了解他们对唐宋诗的看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不需要论证。 一 对宋诗发展史的梳理及唐宋诗关系论 元人在唐宋之后，他们仰慕唐宋诗创作的巨大成就，也认识到唐宋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或流弊。他们需要认真总结唐宋诗发展的经验，以为当前及以后诗歌发展寻找出路。如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所谓“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敎泾渭各清浑”。在元人诗论中，梳理唐宋诗特别是宋诗发展脉络，思考唐宋诗创作的经验与不足，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与明清人将唐诗与宋诗对立起来的态度不同，元代诗论家论唐宋诗，虽然也关注唐、宋之分，但主导的观点是认为宋由唐出，或者说宋诗是唐诗之后诗史发展正常的因革承变。 1．宋由唐出 宋元之际著名诗论家方回，后人将他定性为江西诗派后劲，多以为其论诗持宋诗眼光，或说是宋诗立场。其实如此认识方回，并不太客观。细读方回诗论，就会发现，他推崇的是以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和黄庭坚、梅尧臣等人为代表的盛宋诗，也力挺尤、杨、范、陆南宋“四大家”代表的乾淳诗。他所抨击的，是晚唐季宋诗。对于唐宋诗关系的看法，他的观点是明确的：宋由唐出。方回系统梳理了宋诗的发展，他的意见为后世论宋诗者普遍认可。《送罗寿可诗序》一文，是方回梳理宋诗发展的重要文章，该文说： 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②、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 这就是诗歌发展史上的所谓“宋初三体”（近于流派性质）。在宋初三体中，方回介绍最为详细、列举诗人最多的，倒是他不赞赏、今人不太了解的晚唐体。在他看来，晚唐体的代表人物首先是“九僧”③，所谓“最逼真”，即最接近晚唐诗人风格。但“九僧”诗在诗史上并没有什么影响。方回认为，宋初三体，均由唐出，或者说均学唐人，只是师法对象不同：“有九僧体，即晚唐体也；有香山体者，学白乐天；有西昆体者，祖李义山。”九僧学晚唐，主要是“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3]P18、1718。宋初三体，可以代表宋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方回认为，以欧阳修登上诗坛为标志，宋诗发展进入第二个时期，《送罗寿可诗序》说： 深涵茂育，气极势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 在欧阳修等人影响下“晚唐退舍”，晚唐诗风被学李白、韩愈的诗风所取代，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三人出，不学晚唐，而由中唐上溯盛唐，学韩愈，学李白。梅尧臣与晚于他的王安石，被认为是宋人中有唐风的代表。欧、苏、梅在北宋诗史上，更像一个过渡，此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出，宋诗发展进入繁盛期，《送罗寿可诗序》说： 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 苏轼（长公）继欧阳修之后主盟文坛。这里说到苏轼的文字不多，但此一时期诗风的变化，却处处有苏轼的影子。下文涉及到的一些人，多出自苏轼门下。黄庭坚（双井）及其江西诗派是宋诗最大之宗，他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秦、晁以词名，诗难与黄庭坚并语（“莫窥其藩”），而张耒（字文潜）则自成风格，有唐人风。与黄庭坚风格近似者，只有吕本中（居仁）。而列名“ 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 陈与义（号简斋）、曾几（谥文清），方回都将他们列入江西诗派，陈与义还被尊为“一祖三宗”之一宗，前人多有不同看法。总之，从南渡到南宋中期，诗坛一直在“江西诗派”笼罩下，但号称南宋中兴四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多突破江西，学习唐人。宋末则是唐风的复归，《送罗寿可诗序》说： 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非始于此四人也。后生晚进，不知颠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浅日下。[4]P117 宋理宗嘉定时期（1208—1224），历史进入南宋后期。此时距蒙古破临安只有53年。晚唐体在晚宋兴起，在方回看来，这并不是时间的巧合，晚唐诗是唐代末世诗风，南宋诗坛晚唐诗风的流行，是不祥之兆，预示着南宋王朝也走向了末世。诗风的演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诗风向唐（晚唐）回归了，促使这种回归的，是人们对“江西诗派”末流的厌弃。但由于国势世运的衰败，诗学唐却不可能再现盛唐气象。对宋末的晚唐诗风，方回是抨击的，多数元人都是抨击的。 宋末诗风向唐风的回归，使得宋诗由学唐始，到宋末又复归于学唐终，历宋三百年，走了一个回环。 2．宋诗出于唐而不为唐 戴表元学诗于方回，在宋元之际的浙江，成为倡导“唐风”的突出代表之一。但在他的论述中，我们感觉，他之所谓“唐风”，并非一种时代诗歌风貌，而近乎是理想诗美的表达。他认为，在宋代诗风演变的过程中，每一种风格都源自唐代某位或某些诗人，但不管哪种风格，都并不符合“唐风”的概念。因而整个宋代诗史，各种风格都从唐人来，然后都以倡此种风格的人为宗主，没有再进而达到“唐”的境界，从而整个宋代，未见“唐风”： 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之不使人为唐也，人安于圣俞、鲁直而不自暇为唐也。迩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其升阶而趋唐，入室而语古，不患不自得之。[4]P329-330 “始时汴梁诸公”，指宋初诸家。在他的观念里，义山（李商隐）之“博赡”，乐天（白居易）之“豁达”，都不能算是“唐风”（此分别指宋初之白体与西昆体）。梅尧臣（圣俞）与黄庭坚（鲁直）分别代表了宋诗的两类风格，这两种风格也从学唐而来，其与“唐”的关系是“至者可唐”，即达到了一种完美境界，就可称之为“唐”了，可惜，学梅尧臣和学黄庭坚的人，都只知道学梅、学黄，没有更高的眼界和追求，因而都“不知为唐”。一般论者都认为宋末“四灵”、江湖是唐风再现，戴表元不这么看，他认为，学“四灵”者即江湖诗人比之学梅学黄者更糟糕，“枵中捷口”，没有学问没有修养，功夫只在嘴上，“益不暇为唐”。他是一个宗唐论者，是抱着批评宋诗的态度看宋诗的。“不为唐”，是没有努力追求达到理想境界。 那么他心目中的“唐风”是什么？“唐风”不是唐代哪一位诗人的风格，也不是唐代多位诗人的风格。“诗体三四百年来，大抵并缘唐人数家”，三四百年，即从唐亡（904）到宋亡（1279）这一历史阶段，大致指南北宋，尽管都“缘唐人数家”，即由唐人而来，但都不能称之为“唐”，只有遍学唐人而不名一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得自唐人又不同唐某人），才可称之为“唐”。他以花与蜜的关系作比，唐代某位诗人的风格是“花”，遍学各家形成自己的风格是“蜜”。“蜜”是“唐”但已不同于唐之任何一家。他说： 釀诗如釀蜜，釀诗法如釀蜜法。山蜂穷日之力，营营村廛薮泽间，杂采众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然必使酸咸甘苦之味无可定名，而后成蜜。若偏主一卉，人得咀嚼其所从来，则不为蜜矣。诗体三四百年来，大抵并缘唐人数家：豁达者主乐天，精赡者主义山，刻苦者主阆仙，古淡者主子昂，整健者主许浑，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子美之于唐为大家，豫章之于子美，又亢其大宗者也。故一时名人大家，举倾下之，无问诸子。自是以后，学豫章之徒，一以为豫章支流馀裔，复自分别标置，专其名为江西派，规模音节，岂不甚似？似而伤于似矣。[4]P329-330 这里他更明确地指出，宋诗的种种风格，都“缘唐人”而来：细数下来，宋初三体，白体学白居易（豁达者主乐天），西昆学李商隐（精赡者主义山），晚唐体学贾岛等（刻苦者主阆仙），而后梅尧臣等学陈子昂（古淡者主子昂），宋末四灵等学许浑（整健者主许浑），而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学杜甫（惟豫章黄太史主子美）。尽管所举多唐诗各个时期代表性诗人，但都不能成为“唐”，包括杜甫。只有遍学唐代各家而又不名一家，达此境界，方为“唐风”。“釀诗如釀蜜”的比喻告诉我们，要“杂采众草木之芳腴若惟恐一失”，遍学唐人才能得唐风，“一失”即非唐风，当然“一失”并非失一唐人，而是失唐诗各体之一体。读者能读出其诗似唐代某人者，即非“唐风”。那么他所谓“唐风”，应该是符合唐诗基本风貌、体现了唐诗基本精神，而不是偏离这种风貌和精神。遍学唐代各家又不似某人某体某家，始为“唐风”。 戴表元的弟子袁桷又创为宋诗“三宗”说，由“三宗”盛衰，可见宋诗发展与唐宋诗关系。他称王安石代表的诗风为“临川之宗”，苏轼代表的为“眉山之宗”，黄庭坚代表的是“江西之宗”。这“三宗”由梅（尧臣）、欧（阳修）等开启： 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馀矣。夫粹书以为诗，非诗之正也；谓舍书而能名诗者，又诗之靡也。[5]P678 与方回、戴表元不同的是，他这里对“三宗”都是推崇的，又各有描述。从其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他对“三宗”的评价有所不同，倾向于有唐人风韵的王安石“临川之宗”。对于南宋理学家诗歌的评价，袁桷与方回意见相左。南宋之乾道、淳熙，如北宋之元祐，学术和文学界都出现了一批大师级人物，诗人有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学术上则有朱熹、吕祖谦、张栻、陆九渊、陈亮等，朱熹等学术大家被后人称作“乾淳诸老”。方回评诗，极推朱熹（这一点受到后人批评），说：“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馀事，而高古清劲，尽扫馀子，又有一朱文公。”[6]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袁桷则认为理学害诗，乾淳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决非诗之正途，对诗的危害是极大的，至此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他对宋诗“三宗”虽态度不同，但都是肯定的，只是肯定的程度不同。理学害诗，使得“眉山、江西之宗亦绝”。对于南宋后期之“四灵”与江湖，袁桷是区别对待的。“四灵”起而“唐声渐复”，虽未用明确褒词，但相对于“乾淳诸老”之“以道德性命为宗”，显然是诗道的回归。宋之“末造”，诗学有两种倾向，两者都是诗弊：“粹书以为诗”，是江西末流之弊；“舍书而能名诗”，是沿“四灵”而下的江湖诗派之弊。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认为在宋之末造，“三宗泯然无馀”，在“三宗泯然”之后出现了“粹书以为诗”之弊，可见他是把宋末江西末流，与江西诗派相区分的。在袁桷眼里，这些人已经不属于江西诗派。这是很有见地的。袁桷对唐宋诗的态度，并无明显的主唐与宗宋，他对唐诗和宋诗都是肯定的，特别是唐宋两代大家，他都给予极高赞誉，他有“宋诗三变”说： 梅、欧以纡徐写其材，高者凌山岳，幽者穿岩窦，而其反复蹈厉，有不能已于言者，风之变尽矣。黄、陈取其奇以为言，言过于奇，奇有所不通焉。苏公以其词超于情，答然以为正，颓然以为近，后之言诗者争慕之。音与政通，因之以复古，则必于盛明平治之时。唐之元和，宋之庆历，斯近矣。[5]P690 所谓“宋诗三变”，显然只说北宋。他之“三变”说，时间顺序上有问题，将苏放在黄、陈之后，显然是颠倒了。他对“三变”中各体，都是肯定的。他心目中符合“古”之标准的，“唐之元和，宋之庆历”都是诗之盛世，他将二者等观。唐宋并称，推崇唐宋大家，在元代，很多人都持这种态度。如张之翰《方虚谷以诗饯余至松江因和韵奉答》诗云：“宋称欧苏及黄陈，唐尊李杜与韩柳。自馀作者非不多，殆类众星朝北斗。忆初桐江共说诗，诗中之玄能得之。”[7]卷三此诗是写给方回的，说他们二人曾在“桐江共说诗”，则方回观点也与他接近。方回《诗思十首》其二可以验证：“老子持公论，评诗众勿惊。更无双子美，止有一渊明。响接东坡和，肩随太白名。吾尝图画像，释菜四先生。”[6]卷二十八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方回心目中地位最高的“四先生”，没有黄庭坚，依次为晋陶渊明、唐杜甫与李白、宋苏轼。这是他晚年定论。在元初真正延续江西诗学的刘壎也说，唐诗长于比兴，宋诗长于赋，“唐诗之清丽空圆者，比与兴为之也；宋诗之典实闳重者，赋为之也。”[8]卷七《曾南丰》（清丽空圆，只是晚唐诗风，不能作为唐诗的代表）20世纪的元诗研究往往概而言之说元诗宗唐，并不全面。这是必须细读元代文献才能了解的。 就以上所引可以看出，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的评价和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二 金末宋季之去宋归唐及对江湖、江西的批判 靖康南渡，宋金南北对峙百馀年。在这百馀年里，南北学术与文学都承北宋而各自发展。学术如清人翁方纲之概括：“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9]P153 。诗歌则南方在江西诗派笼罩下，北方也是苏、黄的天下。历久而弊，北方诗人有言：“学苏、黄则卑猥也。”[10]p86南方也“厌傍江西篱落”[3]P771。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南北诗学同时向唐诗回归。回归同，取向则不同。 1．南北宗唐，取向不同 金之中期，在黄庭坚影响下的诗坛，崇尚尖新。至南渡则转而学唐。刘祁《归潜志》谈到当时情况： 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故张翥仲扬，由布衣有名召用。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如“矮窗小户寒不到，一炉香火四围书”。又“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人号“张了却”。……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10]P85 金室南渡，是诗风的转折点。首倡唐风的是赵秉文（闲闲）和李纯甫（屏山），在他们之后，学唐成为风气。国势日蹙，尖新之风被沉郁慷慨取代，杜甫的丧乱诗再次唤起人们的共鸣，诗人们“一以李、杜为法”，如师拓（尹无忌）诗“行云春郭暗，归鸟暮天苍。”“野色明残照，江声入暮云。”因“甚似少陵”受到诗坛宗师赵秉文的赞赏，又如赵沨（黄山）诗：“灯暗风翻幔，蛩吟叶拥墙。人如秋已老，愁与夜俱长。滴尽阶前雨，催成镜里霜。黄花依旧好，多病不能觞。”[10]P86大受称赏。刘祁评李汾也说：“工于诗，专学唐人，其妙处不减太白、崔颢。”[10]P19大致说来，金诗以南渡为分界，厌苏、黄而学唐人，学唐则以盛唐为法，多学李、杜，也有学李贺等人者，但不占主流。 南宋后期的情况，历史留存文献比较多，研究也已相当充分，不必细述。方回谈南宋后期诗，从乾淳以后说起，他梳理这一时期诗坛走势说： 乾淳以来，尤、杨、范、陆为四大诗家，自是始降而为江湖之诗。叶水心适以文为一时宗，自不工诗，而“永嘉四灵”从其说，改学晚唐诗，宗贾岛、姚合，凡岛、合同时渐染者，皆阴挦取摘用，骤名于时，而学之者不能有所加，日益下矣。名曰“厌傍江西篱落”，而盛唐一步不能少进。天下皆知“四灵”之为晚唐，而巨公亦或学之。[3]P771 江西诗派笼罩两宋诗坛已百年，其末流之弊遭人厌弃，于是人们弃江西转而学唐。但时代已至南宋后期，士人的心灵已处于失望与绝望之中，学唐也只能学衰败的晚唐。回归唐音，也没有给诗坛带来生机，更没有振起士人的精神，反倒现出衰败气象，所以遭到当时及后来诗论家的贬斥与抨击。 研究者谈元代诗学宗尚，引仇远的话说：“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11]P64但这种追求，决非元代才有。如此表述，也决不始自仇远。南宋诗人刘克庄赠“四灵”之一的翁卷诗就说：“非止擅唐风，尤于《选》体工。有时千载事，只在一联中。”[12]卷七《赠翁卷》可见“四灵”当时的主张和追求，就是近体主唐古体主《选》，但“四灵”以及后来的江湖诗人，都不可能有《选》体（也即汉魏古诗）之浑成与厚重。 在宋之季世，金之末造，南北诗坛同时向唐诗回归。北方以学盛唐为主，南方则学晚唐。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学唐，并没有将诗歌创作带到理想的高度：北方学盛唐之气势，未成浑厚而流于粗豪；南方学晚唐，学其清圆而流于萎弱。此即所谓“金、宋季世之弊”，元代诗论家要力祛这两种弊端。 2．元初对江湖与江西末流的批评 江西末流和江湖诗派都不能满人意，元初诗学批评的主流，是既否定江西末流，也否定江湖诗派。元初人刘壎《隐居通议》有《刘玉渊评论》条，录宋末诗人刘子澄（字清叔，自号玉渊）评诗之语，说：“晚唐学杜不至，则曰‘咏情性，写生态足矣。恋事适自缚，说理适自障。’江西学山谷不至，则曰：‘理路何可差？学力何可诿？宁拙毋弱，宁核毋疏。’兹非一偏之论欤？”[8]卷十这是对江西与江湖的理论主张提出批评。更多的人是批评江湖与江西诗风，批评他们的创作。 宋元之际，批江西诗派的代表是严羽，批江湖诗派的代表是方回。严羽批江西诗派进而对宋诗作全面反思，早已为研究界所熟知，其《沧浪诗话·诗辩》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覆终篇，不知着到何在。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3]P26如同上文所述袁桷的意见那样，元代诗论家多将江西诗派前辈大老与其末流相区分，如陆文圭所说：“盛唐而下，温李不必学；苏黄而下，江西不必学。下是，非诗矣。”[14]卷九《跋陈元复诗稿》江西末流在遭众人厌弃后逐渐衰微，“四灵”与江湖诗派，逐渐占据诗坛。元初张之翰说到当时情况：“近时东南诗学，问其所宗，不曰晚唐，必曰四灵；不曰四灵，必曰江湖。盖不知诗法之弊，始于晚唐，中于四灵，又终江湖。”[7]卷十八《跋王吉甫直溪诗稿》于是人们的批评又集矢与江湖诗派。方回将江西诗派与学晚唐的江湖诗派对比，认为江湖诗派较之江西末流更糟，他说：“江西诗，晚唐家甚恶之，然粗则有之，无一点俗也。晚唐家吟不着，卑而又俗，浅而又陋，无江西之骨之律。”[3]P1753但方回并不是在与江西诗派的对比中批判江湖诗的，他是推尊盛唐贬抑晚唐，抨击宋末晚唐体，特别是江湖诗。他说：“盛唐律诗体浑大，格高语壮。晚唐下细工夫，作小结裹。所以异也。”[3]529方回对江湖诗的批判，不仅仅是诗学的批评，有很多是道德的和社会的批判。如说： 近世诗学许浑、姚合，虽不读书之人皆能为。五七言，无风云月露、冰雪烟霞、花柳松竹、莺燕鸥鹭、琴棋书画、鼓笛舟车、酒徒剑客、渔翁樵叟、僧寺道观、歌楼舞榭则不能成诗，而务谀大官，互称道号，以诗为干谒乞觅之赀。败军之将，亡国之相，尊美之如太公望、郭汾阳。刊梓流行，丑状莫掩。呜呼！江湖之弊，一至于此。[15]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 这则材料，前段是诗学的批判，后截则是道德的批判。在方回看来，江湖诗人首先是人格卑下，所以诗格不高。对宋末人作诗这种恶俗，元人是厌弃的，吾衍《闲居录》有一则言： 晚宋之作诗者多谬句，出游必云策杖，门户心曰柴扉，结句多以梅花为说，尘腐可厌。余因聚其事为一绝云：“烹茶茅屋掩柴扉，双耸吟肩更捻髭。策杖逋仙山下去，骚人正是兴来时。”可为作者戒也。[16] 他们不读书，胸中无点墨，又要作雅士，如蠢女东涂西抹而愈村俗可厌。这是一批没有政治和社会地位，又没有其他谋生手段的人，但他们有名气，可以影响社会舆论。他们以此为资本，向达官贵人索取生活资料。诗歌在他们手里，成了索取与交换的工具。按元代文人的话说，是不以“诗道”为诗而以“商道”为诗，诗歌因而失去了以往所有的政治教化的、愉心怡情的功能。失去政治教化功能就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愉心怡情功能就失去了高尚脱俗性，诗歌沦落成索取钱财的工具，从烟霞之外跌落到泥淖之中，由出俗变为卑俗。方回对宋末晚唐诗风的批判还上升到了社会政治的层面。南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当政，朱熹之学被列为“伪学”受到打击，史称“庆元学禁”。到宁宗嘉泰二年（1202），其时朱熹去世已十年，学禁解除，朝廷追谥朱熹为“文公”。再过几年，理宗即位，朱熹及其学术受到朝廷大力推崇，但南宋国势却完全走向下坡路。晚唐诗风，就在南宋日落西山时兴起。晚唐诗风兴起，与庆元学禁并没有必然关系，但在时间上却有巧合。方回在《孟衡湖诗集序》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不意学禁息而时好乖，七许浑，五姚合，哆然自谓晚唐。彼区区者竞雕虫之虚名，昧苞桑之先兆，遽以是晚人之国，不祥莫大焉。诗道不古自此始。乃后独有上饶、余杭二赵，守正不变。馀皆踵浅袭陋，随俗而靡者也。[6]卷三十一 古人相信“八音与政通”，他们认为，晚唐诗在唐兴起而唐亡，宋末晚唐体的兴起，则是宋亡之先兆。在元之初年，持这种看法的并非方回一人。 在宋元之际，一边是江湖诗的流行，一边是批评家对江湖诗普遍的批评。只不过方回的批评较之他人更多更尖锐。其他人的批评也随时可见，比如由宋入元的牟巘，他对江湖诗的批评也是严厉的，说：“世之为晚唐者，不锻炼以为工，则糟粕以为淡。刻鹄不成，诗道日替。”[17]卷十四《潘善甫诗序》在那样一个时代，一边是江湖诗派与江西末流的对立，一边是批评家既批江湖诗，也批江西诗。严羽以批江西诗派为主，也批“四灵”、江湖，他说：“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13]P27方回以批江湖为主，也批江西末流，他说江西末流之作，是“粗做大卖”，“大片粗抹”，其病更甚于晚唐诗。江西派中有三僧，如璧、祖可、善权，方回批评他们“虽矫古语，无韵味，殊使人厌”，虽学老杜而“无一唱三叹之风”，这样的诗并不高于晚唐：“谓晚唐雕虫小技不及此之大片粗抹，亦恐过矣。老杜之细润工密，不可不参，无徒曰喝咄以为豪也。”[3]P1731又说：“江西之弊，又或有太粗疏而失邯郸之步。”[3]P357有不少人，唐尊李杜韩柳，宋称欧苏黄陈，唐宋大家在他们是一样推尊的，所批的只是宋末诗，如方凤说：“唐人之诗，以诗为文，故寄兴深，裁语婉；宋朝之诗，以文为诗，故气浑雄，事精实；四灵而后，以诗为诗，故月露之清浮，烟云之纤丽。”[11]P64在元代不少论者眼里，诗弊出现在宋末，宋末诗不管是什么派，都是要批判的。 三 主唐诗论 元诗宗唐，是论元诗者的一般看法。元代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多元社会，诗学也是如此。如果说元代举世宗唐，那只是后人的感觉。在元代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会出现“举世”的情况。但元代的宗唐风气，或者说诗坛的宗唐倾向，是客观存在的。正如上文所言，在南北诗坛厌弃了江西和苏黄之后，宋金季世，南北诗风不约而同地向唐诗回归，这是一时趋势。元代诗人缪鉴有《解嘲》诗云：“燕帘风里茶烟外，自选唐诗教子孙。”[18] 174可见诗歌学唐，在元代已经不仅是诗坛倾向，而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了。 元代诗学界对唐诗的热衷与关注，从元代诗学著作中可以有强烈感受。元代有多种唐宋学著作，金元之际就有元好问的《唐诗鼓吹》，入元则有辛文房《唐才子传》，杨士弘《唐音》，而方回的《瀛奎律髓》，所谓“瀛奎”，瀛取唐十八学士登瀛洲之义，奎取宋兴五星聚奎之义，则《瀛奎律髓》意为唐宋律诗之精髓。而直接关乎宋诗的诗学著作，除《瀛奎律髓》贯通唐宋两代外，唯有陈秀民《东坡诗话》。元代大量的诗格诗法类拙作，都是以唐诗为“格”为“法”的。 从文献看，当时的诗坛似乎是一派唐风。并且唐风之兴，在元人观念里，是祛除“宋金之弊”而归于征途，欧阳玄《罗舜美诗序》就这样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于古。”[19]P87从“咸宗魏晋唐”，可以感受其风气之盛。但这种风气也遭到批评，有周霆震者就说： 近时谈者尚异，糠秕前闻。或冠以虞邵庵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谓始音、正音、遗响者，孟郊、贾岛、姚合、李贺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机之名选《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于夫子删诗之数。一唱群和，梓本散行，贤不肖靡然师宗，以为圣人复起殆不可易。[20]卷六《张梅间诗序》 “贤不肖靡然师宗”，可见一时风气之盛。不过，他的批评主要是不满于《唐音》等书的重盛唐而黜晚唐。他并不反对宗唐，元代很多人认为，学唐应遍学各家，晚唐自有晚唐不可弃之长。 宋末有反思宋诗的思潮，影响最大的言论，如刘克庄《竹溪诗序》所论：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12]卷九十四《竹溪诗序》 话虽不多，但批评对象的包罗面却很广。首先，他认为宋代文人多而诗人少，或者说宋人虽诗文兼擅，但多是文章家而不是好的诗人。“尚理致”，“负材力”，“逞辨博”，其病正如严羽所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所指包括王、苏、黄等宋代主要代表性诗人。但诗作“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主要指理学家与文章家兼作诗的人，即所谓“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刘克庄此论在元代是颇有影响的，如刘壎《隐居通议》就引其文并附议论。这种批评和反思，到元代演变成了对理学害诗的批判。批评最有力者，有戴表元、袁桷师徒。袁桷认为，“道理为诗”之弊，与兴于唐盛于宋的“以文为诗”有一定联系，他如此说： 滥觞于唐，以文为诗者，韩吏部始然，而舂容激昂，于其近体，犹规规然守绳墨，诗之法犹在也。宋世诸儒，一切直致，谓理即诗也，取乎平近者为贵，禅人偈语似之矣。拟诸采诗之官，诚不若是。后苏、黄杰出，遂悉取历代言诗者之法而更变焉，音节凌厉，阐幽揭明，智析于秋毫，数殚于微眇，诗益尽矣，止矣，莫能以加矣。故今世作诗者咸宗之。[5]P695 细品其意，则“以文为诗”尚可，诗之大弊在“宋世诸儒”即理学家们的“理即诗”，而对苏、黄还是高度肯定的。而“今世作诗者咸宗之”透露的重要消息是，元代诗坛宗苏、黄者大有人在。这是被研究者忽视了的。 文学批评史研究者一般认为，唐诗分初、盛、中、晚，形成于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再上追则至元人杨士弘《唐音》。其实，生活在宋元之际的方回已有此说。他在《瀛奎律髓》卷四陆游《顷岁从戎南郑屡往来兴凤间暇日追忆旧游有赋》诗后批：“放翁诗出于曾茶山而不专用江西格，间出一二耳。有晚唐，有中唐，亦有盛唐。此篇虽陈（子昂）、杜（审言）、沈（佺期）、宋（子问）亦不过如此流丽绵密。”这里盛唐、中唐、晚唐的概念都出现了，唯独没有“初唐”的概念，但陈、杜、沈、宋，就是方回心目中的初唐诗。在《瀛奎律髓》卷一陈子昂《度荆门望楚》诗后，方回批：“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俱同时，而皆精于律诗”[3]P180、1-2，这段话明确显示，他有初唐意识。在元代诗论家和诗人中，方回是倡导学盛唐的，但就整个诗坛说，学晚唐虽是暗流，但其风颇盛。后来杨士弘《唐音》大力提倡盛唐，成为明代“诗必盛唐”之先声。但一般说来，元人之宗唐，并不明确区分初、盛、中、晚，也不像宋代诗学各体各派那样，专主唐人一家，而是注重普遍学习。如 元诗学唐的结果，使元诗也像唐诗那样万木千花。以当时著名或比较著名的作家而言，张翥、傅若金以李白、杜甫为楷模，虞集、倪瓒则以韦应物为榜样，姚燧、吴莱以学韩愈出名，朱德润、廼贤又以学白居易新乐府见长。至于学李贺之风，北方刘因开其端，南方的吾邱衍也有这种倾向。到了元末，杨维桢和他的“铁崖派”，还有一批浙东诗人如陈樵、项诇和李序等，掀起一股“贺体”旋风。[21]P370 其实，更进一步说，元代多数诗人并不专主唐代某人， 四 宗宋诗论 宗宋论在元代不是主流，但元代承宋之后，宋诗的影响依然很大。如上文所引袁桷之论，说苏、黄之诗，“今世作诗者咸宗之”，显然宗苏、黄者不是个别或极少数。著名诗文家如柳贯，其诗有江西之风。李孝光诗，四库馆臣以为“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30]1449在宋元之际一片宗唐声中，方回为宋诗张目，除大力推尊黄庭坚等北宋大家外，对南宋诗也客观评价，这些评价多为今人所采信，如说：“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过是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为有声，又过是则惟有刘后村亦号本色，而不及前数公。”[15]卷一《晓山乌衣圻南集序》所谓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即尤（遂初）、萧（千岩）、范（石湖）、陆（放翁）、杨（诚斋）等“中兴”诗人。“上饶二泉”则是赵蕃与韩淲，赵蕃字昌父，号章泉，韩淲字仲止，号涧泉。二人都以“泉”为号，隐居上饶，故称“上饶二泉”。宗室赵汝谈（字履常，号南塘）、赵汝谠（字蹈中，好懒庵）兄弟，有诗名，合称“二赵”。刘克庄也是南宋成就突出的诗人，只是已染晚唐风，方回认为，他的成就已不如中兴诗人。这些评论大致是客观的。方回又有诗述南宋诗的发展，说：“堂堂陈去非，中兴以诗鸣。吕曾两从槖，残月配长庚。尤萧范陆杨，复振乾淳声。尔后顿寂寥，草虫何薨薨。永嘉有四灵，词工格乃平。”[6]卷二《秋晚杂书三十首》之十六陈与义（去非）、吕本中、曾几，在方回看来都属于江西诗派的骨干诗人，其后就是“中兴”诗人。“中兴”诗人创造了南宋诗的繁盛，在他们之后，宋诗就衰落了。南宋诗的成就不容否定，如清人尤珍《放翁有‘诗到无人爱处工’之句用其语作一律》诗所言：“宗唐黜（一作祧）宋吾何敢，前有东坡后放翁。”[31]卷六元代诗论家对南宋诗的成就是高度肯定的。 元人力主宋诗的，以刘壎为代表。他的观点，大概有些偏颇，今天很少有人同意，比如他认为，宋人黄庭坚是古今第一诗人。他如此说： 赓歌昉于舜廷，至《三百篇》以来，跨汉魏，历晋唐，以讫于宋，以诗名家者，亡虑千百。其正派单传，上接风雅，下逮汉唐宋，惟涪翁集厥大成，冠冕千古，而渊深广博，自成一家。呜呼！至是而后可言诗之极致矣。善乎刘玉渊之言曰：“渊明诗之佛，太白诗之仙，少陵仙佛备，山谷可仙可佛，而俨然以六经礼乐临之。”盖论诗之极致矣。学诗不以杜黄为宗，岂所谓识其大者？[32]卷五《禁题绝句序》 在他看来，《诗经》以后的中国诗史，黄庭坚（涪翁）成就最高，陶渊明、李白、杜甫，都是诗史大家而逊于黄庭坚，黄之“集厥大成，冠冕千古”，不仅跨越陶、李、杜，而且可以涵括陶、李、杜。据他这段话，一观点得自宋末刘子澄（玉渊）。刘壎在其《隐居通议》中也引了刘子澄这段话，说：“删后诗四家，渊明诗之佛，太白诗之仙，少陵仙佛备，山谷可仙可佛，而俨然以六经礼乐临之。虽有作者，莫可及矣。”[8]卷十《刘玉渊评论》刘玉渊推崇黄庭坚之言，借鉴的是孟子推崇孔子的思路。《孟子·万章下》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可仙可佛”，与“圣之时”，都指达到一种无适不可的至高境界。刘壎很理解这一思路，所以补出了“集大成”的结论性评语。推黄庭坚为“删后”诗人第一，在中国诗学诗上，他们两人之外，恐难觅其人。 但刘壎并非独尊宋诗。他认为，唐人律诗是很值得称道的。他看唐诗，却有别样的眼光，认为诗人各有所长，一种诗体，有数家为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他分别标举若干家，五古标举陶、韦、柳，七古与五律都独推老杜，而七律却标举杜牧、刘禹锡、许浑、刘沧。他建议学诗者“混合陶、韦、柳三家以昌其五古，孰（熟）复少陵诸大篇以昌其七古，则又取法少陵五律以昌其五律，取牧、锡、浑、沧诸作以昌其七律。”[32]卷七《曾从道诗跋》“牧、锡、浑、沧”，都是晚唐诗人，这与一般主宋诗者批晚唐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在《隐居通议》中又说： 律诗始于唐盛于唐，然合一代数十家而选其精纯高渺、首尾无瑕者，殆不满百首，何其难也！刘长卿、杜牧、许浑、刘沧，实为巨擘，极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数。入宋则古文古诗皆足方驾汉唐，惟律诗视唐益寡焉。盖必雄丽婉活，默合宫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为主乃善。傥止以七字成句两句作对便谓之诗，而重滞拥肿，不协格调，恐于律法未合也。[8]卷八《律选》 这里又进刘长卿而退刘禹锡。所标举四人，三位属晚唐，只有刘长卿算是中唐诗人，其诗与晚唐风格有近似处，故为明代竟陵派所激赏，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列其为中唐第一人。刘长卿及许浑、刘沧等人，风格取向与黄庭坚大别。刘壎比方回更推尊黄庭坚，却没有像方回那样批晚唐，反倒尊晚唐数家。今天的研究者，对此会感到困惑。刘壎在《新编七言律诗序》中，推唐七律四家：杜（甫）、刘（长卿）、许（浑）、李（频）： 七言近体，肇基盛唐。应虞韶，协汉律，不传之妙，风韵掩映千古。“花萼夹城”、“汉文有道”、“病中送客”、“秦地山河”等篇，意旨高骞，音节遒丽。宋三百年，理学接洙泗，文章追秦汉，视此若不屑为。然“桃李春风”、“弓刀”“行色”，犹堪并辔分镳。近世诗宗数大家，拔出风尘，各擅体致，皆自出机轴。则工古有人，工绝句有人。……逮时久论定矣，乃复有如杜、刘、许、李真诗人者出，而兴恨不同时之言。[32]卷五 就这段文字看，刘壎认为，七言律诗，唐人之作，极其高妙，而宋人之作，也可“并辔分镳”，可理解为追踪唐人而稍有逊色。所举唐七律四首：“花萼夹城”，乃杜甫《秋兴八首》之六，其第二联“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是唐诗名篇，为人们所熟知。“汉文有道”则是刘长卿《过贾谊宅》，诗第三联“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刘长卿以五言著称，被誉为“五言长城”，但这首七律确实是唐诗中的精品。“病中送客”则是许浑《卧病》诗，第三联“病中送客难为别，梦里还家不当归。”方回批评江湖诗人学晚唐，有“七许浑，五姚合”（《孟衡湖诗集序》）之语，也就是说，许浑七言律，为宋末江湖诗人所尊，为方回所厌恶。客观地说，刘长卿、许浑这两首诗，都可称唐诗中上佳之作，但气象衰飒，气格卑弱，不为追求盛大气象的元人所欣赏。最后一首“秦地山河”，则是李频《乐游原春望》，其第二联“秦地山河连紫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李频是姚合女婿，此诗却未见佳处。论唐人七律而标举此四人，也出乎想象。特别是李频诗，全诗八句：“五陵佳气晚氤氲，霸业雄图势自分。秦地山河连紫塞，汉家宫殿入青云。未央树色春中见，长乐钟声月下闻。无那杨花起愁思，满天飘落雪纷纷。”在晚唐诗中应该还算不错，但作为唐诗七律的代表，难以被人认可。但他自有他评是的标准，他特别强调律诗之“律”，强调诗歌的“雄丽婉活，默合宫徵”，将“音节遒丽”与“意旨高骞”并重。这是他独特的眼光。他所举宋诗两首“桃李春风”、“弓刀”“行色”，都是黄庭坚的作品，一首《寄黄几复》：“我 如何理解刘壎这种论诗主张？就刘壎诗学的基本立场说，应是维护和发扬江西诗派。但是，与方回一样，他也十分清楚，江西诗学若不改造，是没有前途的。如何改造？他的主张与方回有些接近而又有差异。江西之病，如粗犷、瘦硬、枯涩，方回思以细润、圆熟、丰腴济之，以细润济江西之粗犷，以圆熟济其瘦硬，以丰腴济其枯涩。刘壎强调诗应“雄丽婉活”，“音节遒丽”，思路大致相同，也是想以晚唐之清新圆润济江西枯涩生硬之病。刘壎主张对于“江西之宗”，“入而能出”。能入，即得其所长；能出，即超越江西，祛其弊端。在《隐居通议》中，他抄录了一段话： 予尝于故箧断简中见有评诗者曰李文叔，云：“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今本之之诗，以警拔之意而寓之以隐括之妙，盖已见其能去二者之病矣。其于江西之宗，殆入而能出者邪？”此说亦是用功于诗者而后能言之，然不知所谓本之者何如人也。[8]卷六《评本之诗》 我们似乎不能理解为何“出乎江西，则未免狂怪傲僻而无隐括之妙；入乎江西，则又腐熟窃袭而乏警拔之意。”（在我们看来，在宋末诗坛，入乎江西，则有傲僻之病，出乎江西，则有可能入乎江湖而腐熟）但既有“警拔之意”又有“隐括之妙”，得两长而去两病，无疑是应该追求的。在当时及后来文学史家眼中，出入江西，得江西诗法又取晚唐诗的清新圆润，是南宋陆游、杨万里等人成功的经验。《四库全书总目》评陆游诗就说：“游诗法传自曾几，而所作吕居仁集序又称源出居仁。二人皆江西派也。然游诗清新刻露而出以圆润，实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之旧格。”[33]P1380刘壎的思路，与此接近。 接续南宋后期反思宋诗的思潮，元代诗论家也有批宋诗的，但并不否定宋诗，而是批评理学对宋诗的不良影响。可以概括地说，多数诗论家是批判宋末的江湖诗派与江西末流，而推尊北宋元祐、南宋淳熙诗。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元代诗人曹伯启的认识和把握，就反映了当时诗坛的这种情况： 伯启生于宋末元初，而家世江北，不染江湖末派，亦不沿豫章馀波，所作乃多近元祐格，惟五言古诗颇嫌冗沓，其馀皆舂容娴雅，沨沨乎和平之音。虽不能与虞、杨、范、揭角立争雄，而直抒胸臆，自谐宫徵，要亦不失为中原雅调矣。[33]P1434 既“不染江湖末派”，又“不沿豫章馀波”，“近元祐格”，为“中原雅调”，即北宋诸大家诗风。一般说，元人于北宋则尊苏、黄等大家，于南宋则推尤、杨、范、陆。 当然，元代诗论家的追求不止于此。刘因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认识元人的诗学追求：“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34]续集卷三《叙学》理想的追求，应该的节节上推；力所不至，则降格以求。如果仅就唐宋诗说，其愿望是学唐宋而超越唐宋。 五 学唐宋而超越唐宋 明人看不上元诗，但元人却是很自信的。他们对于本朝诗文，既有很高的期许，也有很高的评价。元人喜欢以气运论诗论文。天地气运之盛，元代为前古所未有，最为显见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空前之大一统。“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35]卷三十五《大一统志序》他们为大元旷古未有的“海宇混一”、“华夷一统”而自豪。从这一角度说，他们俯视三光五岳之气分而大音不完的南宋与金源诗文。并且相信，元代诗文，完全可以驾唐轶宋，达到新的巅峰。元末诗人戴良说： 魏晋而降，三光五岳之气分，而浮靡卑弱之辞遂不能以复古。唐一函夏，文运重兴，而李、杜出焉。议者谓李之诗似风，杜之诗似雅。聚奎启宋，欧、苏、王、黄之徒，亦皆视唐为无愧。然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36]P325 诗人杨维桢说得更直接，他认为，元文不及唐宋，而诗则过之： 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郝、元初变，未拔于宋；范、杨再变，未几于唐。至延祐、泰定之际，虞、揭、马、宋诸公者作，然后极其所挚，下顾大历与元祐，上逾六朝而薄风雅，吁，亦盛矣！[37]P171 客观地说，不管是诗和文，元代都没有超越“韩、柳、欧、曾、苏、王”，但元人的自信，是可以理解的。元代一些诗论家对于学唐学宋的态度是，既学唐宋，又要超越唐宋，“以《毛诗》、屈《骚》为祖，以丽泽选为宗④。始不拘一家，终自成一家，真诗人也。”[15]卷四《刘光诗跋》超越的前提是学，学而后才能超越。所以很多人论诗，唐宋并尊，李、杜、苏、黄并称。赵文《诗人堂记》载：“云隐山人钱有常，学道而好吟，绘李、杜、苏、黄像，置所居堂，又取唐宋诗佳句书于壁，而名其堂曰‘诗人堂。’”[38]卷四起码在钱有常和赵文等人心目中，李、杜、苏、黄，是古今诗人的代表，也是他们学诗的标杆。 学唐学宋，目的还是超越。舒岳祥题其友人潘少白诗，说潘氏“早从唐体入圆妥，更向派家事掀簸”，所谓“唐体”，即宋末流行的晚唐体，学其圆润妥帖。“派家”是那时对江西诗派的称谓。早年学诗，从“四灵”江湖入手，又向江西诗派学其波澜与转折。而后战事突起，乱离中转而学杜：“燕骑纷纷尘暗天，少陵诗史在眼前”。舒岳祥认为，学杜应是学诗之正路，于是建议：“君能于此更着力，唐体派家俱可捐”[39]卷二《题潘少白诗》，着力学杜，是取法乎上，晚唐体之唐诗，江西派之宋诗，都可捐弃不顾。学者吴澄论诗，针对“近体主唐，古体主《选》”等主张，提出要广泛学习，自成一家，“不《选》不唐，不派不江湖”，如此才是诗之上品。其《孙静可诗序》说：“孙静可诗，甚似唐人，或者犹欲其似汉魏。”是不是越像古人越好，或者说越像时代更早的古人更好呢？他的态度是，学古但不必似古。他肯定学诗应该学古人。“夫近体诗自唐始，学之而似唐，至矣。若古体诗，则建安、黄初之五言，《四愁》《燕歌》之七言，诚为高品。”近体诗形成于唐，唐之近体诗就最古。至于古体诗，就应该上追建安、黄初，以及汉代张衡《四愁诗》等。但学习是为了创造，创造的关键在于学古而变古，超越前人，自成一家：“制礼作乐，因时所宜，文章亦然。品之高，其机在我，不在乎古之似也。杜子美，唐人也，非不知汉魏之为古，一变其体，自成一家，至今为诗人之宗，岂必似汉、似魏哉？”[40]卷二十二吴澄论诗推崇宋代陈与义（号简斋），但他推崇的不仅仅是其诗，更在于推崇其学诗的精神，即学前人诗而能“超然悟入”：“宋参政简斋陈公，于诗超然悟入。吾尝窥其际，盖古体自东坡氏，近体自后山氏，而神化之妙，简斋自简斋也。近世往往尊其诗，得其门者或寡矣。”古体学苏轼，近体学陈师道，但学的结果，既不是苏轼，也不是陈师道，“神化之妙，简斋自简斋也”，成就的是陈与义诗，形成的是陈与义风格风貌。“神化之妙”是学诗的关键。由陈与义学诗的精神，推而至于元时之学诗，学唐学《选》，神而化之，应“不《选》不唐”，更不用说等而下之的江西与江湖了，“不派不江湖”[40]卷十五《董震翁诗序》。 超越必须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如此就能不拘于一家一体，或数家数体。所以，有人论诗，不分唐宋，也不分盛唐晚唐，凡前代优秀诗人，优秀诗作，都应学习。元释英有《言诗寄致佑上人》诗说： 渊明天趣高，工部法度备。谪仙势飘逸，许浑语工致。郊岛事寒瘦，元白极伟丽。休己碧云流，显洪大法器。精英炯胸臆，芳润沃肠胃。发为韶濩音，净尽尘俗气。禅月悬中天，古风扇末世。专门各宗尚，家法非一致。[41]卷三 晋陶渊明，盛唐杜甫、李白，中唐元、白，晚唐诗僧贯休、齐己，宋诗僧雪窦显、觉范洪，所有这些人，“专门各宗尚，家法非一致”，各有所长，都可取法。特别可贵的是，释英指出了每一位诗人的特色和优长。学习不同的诗人，各师其长，神明变化，而后才可能成就一己之风格。人有一长而不弃，转益多师，集众人之长，才可能超越众人。陆文圭就说：“删前三百篇，经圣人手，后人议论不敢到。建安称七子，李杜苏黄集大成，渡江初，诚斋、放翁、后村号三大家数。其馀江湖诗人，一联半句，虽是小家数，亦有过人者。”[14]卷九《跋苔石翁诗卷》我们应该赞赏这种客观的态度。 六 崇杜诗论 元代诗人与诗论家都特别仰慕杜甫，这有统计数据可以说明。在元后期东南文人的玉山雅集中，杜甫受到极端推崇。据现有文献统计，玉山雅集用前人诗句分韵赋诗31次，其中选用唐诗19次，而选杜甫一人诗句者14次，占到了总数的将近一半。这一数字足以说明杜甫与杜诗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42]元代的诗学及诗法著作，多研究杜甫。金元之际元好问已有《杜诗学》一书，其书不传，其《杜诗学引论》一文，载于《遗山集》中。元代诗法、诗格类著作则有《杜律心解》、《杜陵律诗五十一格》等，书名与杜甫无关者，书中举例，也多用杜诗。元代著名诗人也多尊杜甫，明人杨士奇《杜律虞注序》就说：“百年之前赵子昂、虞伯生、范德机诸公，皆擅近体，亦皆宗于杜。”[43]卷十四即元代最著名的诗人中赵孟頫、虞集、范梈都是宗杜的。他们诗的风格未必近杜，但他们的确学习杜甫，推崇杜甫。 宋人尊杜，江西诗派被认为是由杜诗得法，方回还创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元在宋后，但元人学杜与宋人学杜不同。明人胡应麟说：“宋主格，元主调。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苍劲，元人柔靡。宋人粗疏，元人整密。宋人学杜于唐远；元人学杜于唐近。”[44]P40宋元人学杜，所学有别，所得不同。两代同样学杜却引导诗学走向不同方向。这种不同，不对宋元诗学作深入考察，是意想不到的。江西诗派尊杜，当“四灵”打着宗唐的旗帜反江西诗派时，诗坛竟形成了宗杜与宗唐的对立：江西尊杜，江湖宗唐。到元代情况就不同了，杜甫被作为唐代诗人最杰出的代表，尊杜是宗唐的重要体现。如柳贯称杜甫之诗，“兼合比兴，驰突骚雅，前无与让。”[23]卷十八《跋唐李德裕手题王维辋川图》其美无以加，其高无以尚。江西诗派自认为是杜甫之法嗣，元人尊杜却批江西诗派，于是有人将江西诗派与杜甫截然区分，不承认江西诗派为杜诗一脉，许有壬《杜子美象》诗说：“删后骚馀代有闻，集成惟许杜陵人。凭谁寄语沿流者，流到江西不是春。”[35]卷二十三必须承认，他是很有眼光的。 “宋人学杜于唐远；元人学杜于唐近。”胡应麟敏锐地发现并准确揭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诗史现象。但深入思考就会感觉，他对元人尊杜的认识，还是显得表面化了。从更深层意义上说，元人尊杜，是对杜甫价值的重新发现。 1．重新发现和认识杜甫 以黄庭坚等为代表的宋人学杜，关注的是杜诗法度，以学诗法为主，这曾遭到后人的批评。元人学杜，追求的是得老杜之心。之所以有此不同，原因是黄庭坚等学杜甫于承平无事之时，元人学杜于战争乱离之后，漂泊困顿之际。比之黄庭坚，元人更能认识杜甫的襟怀和杜诗的精神，能更深刻发现和认识杜甫。舒岳祥《九月朔晨起忆故园晚易》（注：晚易，书斋名也）诗云： 晚易图书烬，篆畦花木新。承平三世积，丧乱一朝贫。清晓凭栏意，空山袖手人。平生欲学杜，漂泊始成真。[39]卷四 如此诗所言，并非漂泊中才思学杜，平生学杜，只是到漂泊中才真正理解了杜甫，所以，此时才感到，漂泊中才认识了杜甫之“真”，以前学杜，都未得老杜之“真”精神。推而广之，没有经历战乱漂泊的人，一生学杜，都未必“真”。杜甫真诗写于乱离漂泊之中，杜诗的“真”精神，经历了乱离漂泊的人才能“真”体会。刘壎谈学杜，谈到在细节上重新发现和认识杜甫。杜诗《光禄阪行》有句：“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刘壎说：“昔人但以此等作言语看，予身经乱离，奔窜林薮，每咏此句，然后知少陵状景之妙。”此从极细微处说，不经乱离，不能切身感受此句之妙。当然，杜诗的价值，绝不能仅从“状景之妙”去理解，但由细节的重新发现，可以推广到大处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接下来，刘壎就推向大处，说：“‘用如快鹘风火生’，此句壮健飞动，可以想见花卿之雄。至于《羌村三首》，宛然陶体。同谷诸篇，宏纵奇峭中涵深悲，诗之至也。”[8]卷七《杜少陵诗》这是经历过乱离漂泊的人对杜诗的心灵感受。“用如快鹘风火生”是杜甫《戏作花卿歌》之句，与平定东川叛乱有关，花卿（蜀中骁将，名花惊定）骁勇，迅速平定东川之乱，却恃功桀骜，纵兵掳掠。杜甫此诗有颂有讽。刘壎又拈出杜甫的两组诗，《羌村三首》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七首》（一般简称《同谷七歌》），显示元人推尊杜诗与宋人关注点之不同。这两组都是乱离诗，一是古体，一是骚体。从诗的体式上说，宋人关注的是杜甫律诗，不大关注杜甫的古体与骚体。从时间段说，宋人关注较多的是杜甫成都、三峡和出峡诗。元人已不像宋人那么关注杜甫诗法，他们更关注的，是杜诗对乱离现实的反映，乱离中诗人的生活和感受。刘壎《隐居通议》卷七《杜少陵诗》条，摘录了大量杜诗，大段摘录甚至全篇抄录的有《冬狩行》、《哀江头》、《舞剑行》、《遣兴》（《遣兴三首》其一全诗），云： 以上诸篇，或豪宕悲壮，或深沈感慨，有无穷义味。盖杜作为古今之冠，而此等又为杜集之冠，更千百世无能及者，故摘出以备吟诵。 以这几首诗为“杜集之冠”，这显然与黄庭坚等人尊杜甫律诗的眼光不同。刘壎摘句并加评点的有《石龛》、《石壕吏》、《新婚别》、《大麦行》、《苦战行》、《光禄阪行》，而《怀台州郑十八司户》则抄录了全诗。这些都是以古体写乱离并表达忧国之情的作品。杜甫五七言律，刘壎摘录若干名句而未标篇目，所摘诗句如下：“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天地军麾满，关河战角悲。”“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草木岁月晚，关河霜雪清。”“北阙妖氛满，西郊白露初。”“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冦盗莫相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昼眠。”“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宵月色好谁看。”“时危兵甲黄尘里，日短江湖白发前。”评曰： 以上皆少陵句法，或以豪壮，或以巨丽，或以雅健，或以活动，或以重大，或以涵蓄，或以富艳，皆可为万世格范者。今人读杜诗，见汪洋浩博，茫无津涯，随群尊慕而已，莫知其所从也。因摘数十联，表而出之。其他殆不胜书，姑举其概。善学者固可触类举隅矣。 这些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中的名句，全部是被人标举为独特句法者，刘壎举此，也说“皆少陵句法”，但所谓句法，不是宋人所说“折腰”、“拗救”、“错综”以及情景虚实等，多景中寓意，以景运情，由眼前景暗寓天下形势、动荡现实，表达深沉忧国之情的，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不管是豪壮、巨丽、雅健等等，都给人深重之感。这就是刘壎眼中的杜甫。元人学杜，不仅要得杜之法，更要究杜之心。明代杨士奇《杜律虞注序》评虞集学杜，就赞赏说：“伯生学广而才高，味杜之言，究杜之心，盖得之深矣。”[43]唯有能“究杜之心”，才算“得之深”。元人学杜，较之宋人，可以说是“得之深矣”。不仅仅是虞集一人。 宋人也有学杜而求究其心者，但所就之“心”与元人不同。苏轼《王定国诗集叙》评杜甫：“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45]P318其意说，杜甫之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主要原因不在于诗写得好，而是因为诗中表达了念念不忘君之意。尽管他“流落饥寒，终身不用”，“君”未必对得起他，他对君却刻刻不忘。此说影响极大，后演变为“少陵一饭不忘君”之定评，又普泛化为“一饭不忘君”。如果苏轼所谓“君”还可以理 杜子美为诗家第一，非独以句律之清新，格调之高古，盖其一饮一食，不忘君亲，厚伦纪，忧家国，伤时感事，慷慨兴怀，惓惓不自已。[14]卷九 杜甫的忧思深广，绝对不仅仅为天子一人而发，“忧家国，伤时感事”，是更多也更重要的内容。即使是关注杜甫诗法的方回，也重视引导后学学习杜甫关注现实的精神。杜甫《岁暮》诗云：“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录此诗，有批： 明皇、妃子之酣淫，林甫、国忠之狡贼，养成渔阳之变。史思明继之，回纥掎之，吐蕃踵之，四方藩镇不臣，盗贼蜂起。老杜卒于大历五年庚戌。自天宝十四年乙未始乱，流离凡十六年，唐中叶衰矣，却只成就得老杜一部诗也。[3]P1260 读此评，如闻痛哭流涕之语。对“君”之过，无意隐晦，直斥唐玄宗之荒淫，语言沉痛而深挚，与宋人之讳言，形成鲜明对比。刘壎列举的杜甫诗篇可以说明。重新理解和全面学习杜甫，是元代很多人共有的意识，即使仅从诗歌艺术着眼，元人也认为，杜诗可学者，不仅仅是律诗。反对律诗的杨维桢也主张学杜，其《李仲虞诗序》说： 删后求诗者尚家数，家数之大，无止乎杜。宗杜者，要随其人之资所得尔。……虽然，观杜者不唯见其律，而有见其骚者焉。不唯见其骚，而有见其雅者焉。不唯见其骚与雅也，而有见其史者焉。此杜诗之全也。[47]卷七 杨维桢提倡古乐府，认为“诗至律，诗家之一厄也”，极力抨击律诗，但他不反对杜甫律诗。他也像一些论诗者一样，标举杜甫律诗的若干诗句以示推赏和仰慕，他在《蕉囱律选序》中赞赏的是杜甫那些律而不为律所缚的作品： 余在淞，凡诗家来请诗法无休日，《骚》、《选》外，谈律者十九。余每就律举崔颢《黄鹤》、少陵《夜归》等篇先作其气⑤，而后论其格也。崔、杜之作，虽律而有不为律缚者，惜不与老坡参讲之。[47]卷七 不过，杨维桢的这些看法，不能代表元代诗论家的普遍认识。 2．方回论杜：杜陵集众美而大成 方回论诗尊杜，不仅是把杜甫作为“江西诗派”初祖，而是推尊为“古今诗人”之祖。在他的心目中，杜甫是中国诗史理想诗人的化身，要学诗必学杜。在他的语言表述中，杜甫的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诗人杜甫自身，杜甫“集众美而大成”，成为方回心目中的诗家偶像。下面这段话，说明杜甫在方回心中具有符号性意义，象征着集众美于一身的完美： 唐诗固是杜陵第一，然陈子昂、宋之问，初为律诗，杜之所宗；李太白、元次山，杜之所畏；韩柳又岂全不足数乎……至开元而有李杜，然杜陵不敢忽王、杨、卢、骆，李岂、苏源明、孟浩然、王维、岑参、高适，或敬畏之，或友爱之，未始自高。盖学问必取诸人以为善，杜陵集众美而大成，谓有一杜陵而天下皆无人可乎？”[15]卷五《刘元辉诗评》 我们明确地看到，在方回的言论中，一方面树起杜甫作为诗学之高标，理想之典范，说：“诗至老杜，万古之准则哉！”[3]P624一方面又极力说明，老杜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杜甫一人。所以他批评当时学诗者缺乏上下千古之通识：“学诗者不于三千年间上泝下沿，穷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间之所偏，非区区所敢知也。”[6]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要不偏，就得学杜：“学诗者必以老杜为祖，乃无偏僻之病。”[3]P340学杜非学杜甫一人，乃由杜甫学上下三千年诗史之精髓。方回心中的杜甫，既是其前诗史众派之汇流，又是其后诗史各派之本源，或者说是上集数千年之众美，下开数百年之众派，并代表了与之同时的盛唐各家,其《恢大山西山小稿序》说： 皋歌，诗之始；孔删，诗之终；屈骚，诗之变。论今之诗，五七言古律与绝句，凡五体。五言古，汉苏、李，魏曹、刘，晋陶、谢。七言古，汉柏梁，临汾张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绝句自唐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体，造其极。王维、岑参、贾至、高适、李泌、孟浩然、韦应物以至韩、柳、郊、岛，杜牧之、张文昌，皆老杜之派也。宋苏、梅、欧、苏，王介甫，黄、陈、晁、张，僧道潜、觉范，以至南渡吕居仁、陈去非，而乾淳诸人，朱文公诗第一，尤、萧、杨、陆、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韩南涧父子、赵章泉而止。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6]卷三十三 又其《跋仇仁近诗集》说：“老杜诗中有曹、刘，有陶、谢，有颜、鲍，于沈、宋体中沿而下之。”[15]卷四《跋仇仁近诗集》细心人也可能发现，此处“老杜之派”里没有晚唐体。方回论诗集矢于晚唐，是不是说，方回认为晚唐不出于杜甫呢？不然，“晚唐者，特老杜之一端。老杜之作，包晚唐于中，而贾岛、姚合以下，得老杜之一体”[15]卷四《跋许万松诗》。方回也充分肯定晚唐诗细润之优长，以为学诗者所不可弃。“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善学者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3]P1484这就是方回心中独特的、完美的、偶像化的诗人杜甫，他已经不同于杜甫本人。 主唐或宗宋，是元代诗论的重要内容。元人论诗，有主唐的倾向，但并非举世宗唐。元代诗论家的理想，是广学各家，兼取众长，在学唐宋中超越唐宋，形成既不同于唐也不同于宋的元人风格。 参考文献： [1]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 [2]傅习、孙存吾《元风雅后集》，《四部丛刊》影印高丽仿元刊本。 [3]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 [4]李军等校点《戴表元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5]李军等校点《袁桷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 [6]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张之翰《西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壎《隐居通议》，清读画斋丛书本。 [9]翁方纲《石洲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陈迩冬校点本。 [10]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整理本。 [11]方凤《仇仁父诗序》，《方凤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2]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影印旧抄本。 [13]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14]陆文圭《墙东类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方回《桐江集》，《续修四库全书》本。 [16]吾衍《闲居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牟巘《陵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顾嗣立《元诗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 [19]魏崇武等点校《欧阳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20]周霆震《石初集》，《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1]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2]查洪德编校《姚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柳贯《柳待制文集》《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24]刘诜《桂隐文集》，台湾新丰文出版社1985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 [25]周绍良《唐才子传笺证》，中华书局2010年版。 [26]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 [27]徐瑞《松巢漫稿》，《豫章丛书》本，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8]黄庚《月屋漫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廼贤《金台集》，北京海王邨丛书《元人十种集》影印本。 [3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整理本。 [31]尤珍《沧湄诗钞》，清康熙刻本。 [32]刘壎《水云村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整理本。 [34]刘因《静修先生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35]许有壬《至正集》，台湾新丰文出版社1985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本。 [36]李军等校点《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 [37]邱居里等校点《贡氏三家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38]赵文《青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舒岳祥《阆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吴澄《吴文正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释英《白云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刘季《玉山雅集诗歌创作的崇杜倾向》，《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43]杨士奇《东里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版。 [45]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6]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校点。 [47]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四部丛刊》影印鸣野山房抄本。 注释： [1]祧宋宗唐：最早应出自元明之际宋濂之口。陈田《明诗纪事》卷十四孙作小传言，宋濂评孙作诗：“明人诗派，欲祧宋元而宗唐人，次知（孙作，一字次知，有《沧螺集》）取径苏黄。录诗至《沧螺》，亦空谷之足音也。”在宗唐宗宋纷争的清代，此语比较流行，康熙时诗人尤珍有诗句云：“宗唐祧宋吾何敢，前有东坡后放翁。”所以近代诗人王韬才抨击说：“窃见今之所谓诗人矣，撦撏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有也，是则虽多奚为？”（《弢园文录外编》卷七《蘅花馆诗录自序》）。20世纪元诗研究者用以概括元诗之去宋归唐倾向。 [2]鲁三交：宋无姓鲁名三交或字三交或号三交者，有魯交，字叔达，梓州人，仕至虞部员外郎，有《三江集》，可称作“鲁三江”。方回或一时笔误作“三交”。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书鲜洪范长江诗后》云：“余昔闻蜀人有鲁三江者，号称能诗，士大夫多宗之。”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八录其《经秦皇墓》诗一首，言：“潼川人鲁交诗曰《三江集》，山谷称为鲁三江，今从之。” [3]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当时僧人“以诗名于世者九人，故时有集，号《九僧诗》”。已不详九人之名。司马光《续诗话》说：“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所谓九诗僧者，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贵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也。直昭文馆陈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称数联耳。”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录九人诗，有评。在僧怀古《寺居寄简长》后评：“怀古，九僧之九。人见九僧诗，或易之，不知其几锻炼、几敲推乃成一句一联，不可忽也。……宋之盛时，文风日炽，乃有梅圣俞之蕴藉闲雅，陈后山之苦硬痩劲。一专主韵，一专主律，梅宽陈严，并高一世，而古人之诗半或可废。则其高于九僧，亦人才涵养之积然也。”以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九僧诗及后来者对九僧的超越。 [4] 按所谓“丽泽选”，方回该文有介绍：“回最爱《丽泽诗选》，或云东莱吕成公所选也。《三百五篇》，经圣人选矣。成公所选第一卷，郭茂倩古乐府选焉；第二卷，昭明太子《文选》诗再选焉；第三卷，陶渊明诗专选焉，徐、庾诸人诗不选；第四卷至第十四卷，唐人王无功至许用晦四十二家选焉，杜子美甫诗最多，李太白、元次山、韦应物亚之，韩、柳、元、白又亚之；第十五卷，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再选焉，凡二十八家；第十六卷至三十五卷，始选宋人诗，分为九体。”东莱吕成公，南宋学者吕祖谦。 [5] 按杜甫《夜归》云：“夜来归来冲虎过，山黑家中已眠卧。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庭前把烛嗔两炬，峡口惊猿闻一个。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睡谁能那。” [作者简介]查洪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