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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圭璋先生《全宋词》辑录《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35家47首，与《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并置于全书卷末，可见这些作品的性质和地位比较尴尬。但是，话本中的词作（尤其是出自书会才人的那部分作品）虽然其作者、艺术成就等与一般意义上的词人词作不可同日而语，却也自有其值得研究的价值。《全宋词》辑录这些作品，本身就说明话本小说中的词也是词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笔者以为，词与话本、词集与话本之间有着比较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话本中的人物有词，话本之入话、结尾和正文中都有可能引用前人词作或者说书艺人自作的词作。吴世昌先生《〈草堂诗余〉跋——兼论宋人词集与话本之关系》一文指出：“话本中吟诗多者，其本子即称为‘诗话’，谓诗与话相杂之本。唱词多者即称为‘词话’。”并进而揭示出词集与话本的密切关系：“《草堂诗余》将名人词分类编排，辄加副题，实为应此辈艺人需要而编，故虽为选集而又名‘词话’，说话人得之，才高者可借此取径，据以拟作；平庸之辈，亦可直采时人名作，以增加说话之兴味。其为宋代说话人而编之专业手册，非为词人之选读刻本，昭然若揭。”[1]深刻揭示出《草堂诗余》类词集与话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关于宋元话本与词之关系，宋元话本对词的接受等问题已经引起部分学者的重视。[2]笔者以为，作为民间文学载体的宋元话本，大量引用前人或自行拟作诗词等韵语类文体进行创作，不仅是话本创作的内在需要，也对词在民间的传播与创作有重要影响。吴先生此文主旨在于词集而未对此作详细阐述。笔者循着吴先生的思路，以《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四种小说》为例，妄作蛇足之论，以就正于词坛方家。 一、 词话、话本与词 词与话本虽然分属不同的文学体裁，但词与话本的关系极为密切，两种文体之间相互渗透、互有影响。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宋都汴，民物康阜，游乐之事甚多，市井间有杂伎艺，其中有‘说话’，执此业者曰‘说话人’。……说话之事，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随时生发，而仍有底本加以凭依，是为‘话本’。”[3]所论言简意赅。关于“说话”、“说话人”及其分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诸书都有相关史料，学界经常称引，兹不赘述。对俗文学素有研究的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说话”受“变文”讲唱影响甚深：“凡说话人殆无不是以讲唱并重者；不仅仅专力于讲。——宋代京瓦中重要的艺妓盖也无不是如此——这正足以表现出其为由‘变文’脱胎而来。”[4]诚为不虚。今人所见宋元话本小说或者明代以来的拟话本如《三言》《二拍》等，其中夹杂唱词者颇多，或诗、或词，或为四言、六言、七言交错成文的特殊韵文，不胜枚举。鉴于古代小说与诗词的关系十分复杂，牛贵琥先生曾有专著《古代小说与诗词》一书，[5]专论此事，其对诗词在古代小说中的作用等问题有精到的阐述，足资参考。 此种夹杂着诗词等韵文的“小说”又被称为“词话”。清钱曾《也是园书目》著录“宋人词话”十六种：即《灯花婆婆》、《种瓜张老》、《紫罗盖头》、《女报冤》、《风吹轿儿》、《错斩崔宁》、《小（山）亭儿》、《西湖三塔》、《冯玉梅团圆》、《简帖和尚》、《李焕生五阵雨》、《小金钱》、《宣和遗事》四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6]这十六种“词话”中若《种瓜张老》、《简帖和尚》、《山亭儿》等今皆见存于世。 有关宋人的这种“词话”之概念如何解释，历来颇多歧义。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云：“宋人平话，即章回小说。……盖即也是园中物。《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二回，见于书目。而‘宋人词话’标题‘词’字，乃‘评’字之讹耳。”[7]王国维《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则云：“词话之名，非遵王所能杜撰，必此十六种有题词话者。”[8]孙楷第先生撰有《词话考》，对此有全面精当的考索，他指出，“词话”二字，应起于金元之际，元之“词话”，即宋之“说话”，即唐代之“俗讲”。对于各种名称缘由，他以为：“以其品目言之，谓之‘俗讲’；以其演说故事言之，谓之‘说话’；以其有吟词唱词言之，谓之‘词话’；以其评论古今言之，谓之‘平（评）话’；以其依傍书史言之，谓之‘说书’：其名称不同，其事一也。”而对于所谓“词话”之“词”字究竟作何解释，孙先生提出三种类型，即“词调之词”、“偈讚之词”与“骈俪之词”。对于其中的“词调之词”，孙先生又以为属“诸宫调及小令”之体。[9]总之，此处“词话”之词，既与狭义的自《花间》以来堪称一代文学代表的长短句之“词”有密切的关系，又并不完全相同。 孙楷第等前辈学者的考证无疑是十分精当而全面的，笔者自无需再来考辨前述“宋人词话”及“词话”之“词”的内涵及外延，而只想从作品的角度梳理一下，宋元以来比较重要的话本小说中，作为韵语出现的“词”中，有多少属于狭义的“长短句”之“词”，这些词的来源、作者、艺术成就如何？对于解读话本到底有何意义？对于“词”在民间的传播有何贡献？为行文方便，笔者谨以《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四种小说》所收作品为例略作说明。 《清平山堂话本》有词38首，分别是《西江月》（师师媚）、《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里来》（柳解元使了计策）【以上出自《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鹧鸪天》（白苧千袍入嫩凉）、《望江南》（公孙恨）、《南柯子》（鹊喜噪晨树）、《踏莎行》（足蹑云梯）、《鹧鸪天》（淡画眉儿斜插梳）、《诉衷情》（知伊夫婿上边回）、《南乡子》（怎见一僧人）【以上出自《简贴和尚》】、《眼儿媚》（登楼凝望酒阑□）【出自《西湖三塔记》】、《浪淘沙》（昨日出东城）【出自《洛阳三怪记》】、《望江南》（香闺内）、《满庭芳》（蝉鬓拖云）、《满庭芳》（短短金针）、《蜂情蝶意遂》（翠荷花里鸳鸯浴）、《减字木兰花》（调云弄雨）、《茶瓶词》（忆昔当时相会）、《临江仙》（明窗纸隙风如箭）、《满庭芳》（皓月娟娟）【以上出自《风月相思》】、《眼儿媚》（丈夫只手把吴钩）、《醋葫芦》（湛秋波）、《醋葫芦》（锁修眉）、《醋葫芦》（结因缘）、《醋葫芦》（喜今宵）、《醋葫芦》（美温温）、《醋葫芦》（奏箫条）、《醋葫芦》（报黄昏）、《醋葫芦》（椰榆来）、《醋葫芦》（结溶溶）、《醋葫芦》（见抛砖）、《南乡子》（春云怨啼鹃）【以上出自《刎颈鸳鸯会》】、《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满庭芳》（一种阳和）【以上出自《梅杏争春》】、《满庭芳》（香叆雕盘）、《瑞鹤仙》（瑞烟浮禁苑）、《南乡子》（情兴两和谐）【以上出自《戒指儿记》】、《酹江月》（小舟横截）【出自《夔关姚卞吊诸葛》】等。 《熊龙峰四种小说》中，有词21首。其中，《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风月相思》为同一篇作品，剔除其重复的8首词，存词13首，分别是《望海潮》（东南形胜）、《如梦令》（明月娟娟筛柳）、《如梦令》（燕赏良宵无寐）、《如梦令》（邂逅相逢如故）、《如梦令》（漏滴铜龙声拆）、《南乡子》（粉汗湿罗衫）、《生查子》（去年元夜时）【以上出自《张生彩鸾灯传》】、《沁园春》（弱质娇姿）、《如梦令》（记到去年时节）、《如梦令》（春色湖光如练）、《如梦令》（柳眼笑窥人送）、《如梦令》（传与东坡尊舅）【以上出自《苏长公章台柳传》】、《南歌子》（秋水横双眼）【出自《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论小说与诗词之关系云：“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扁（篇）章。”且有诗云：“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是根基。开天辟地通经史，博古明今历传奇。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辨论妖怪精灵话，分别神仙达士机。涉案枪刀并铁骑，闺情云雨共偷期。世间多少无穷事，历历从头说细微。”[10]可见，虽然小说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末学”，但其作者却应该“博览该通”，尤其应该能够具备熟悉李杜苏黄等人的诗词佳句并应用于话本创作中的基本功。也正因为如此，上述《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四种小说》所辑录的这些宋元话本（也包括部分明人作品）中，包含有如此之多的词作。 简单分析以上所列51首词，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观感： 在这些话本中，所引用的词作，包括借用前人作品和说话人自作两种类型。其中《清平山堂话本》有8首词确属引用前人作品，即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张先《望江南》（香闺内）、宋祁《玉楼春》（东城渐觉风光好）、苏轼《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苏轼《满庭芳》（香叆雕盘）、康与之《瑞鹤仙》（瑞烟浮禁苑）、辛弃疾《鹧鸪天》（白苧千袍入嫩涼）、卓田《眼儿媚》(丈夫只手把吴钩)。另有梅娇《满庭芳》（一种阳和）、姚卞《酹江月》（小舟横截）2首虽属话本中人物所作词，但也见于其他文献，因此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熊龙峰四种小说》中有3首，分别是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和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秦观《如梦令》（传与东坡尊舅）确属引用前人词作。另有章台柳《沁园春》(弱质娇姿)、元净《如梦令》（春色湖光如练）、南轩《如梦令》（柳眼笑窥人送）3首列在《全宋词》之《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中。 一个并非偶尔才有的现象是，这些话本在引用前人词作时，并不十分计较作品的著作权。比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名作，竟被用来作为柳永的作品，出现在《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作为展现柳永才情的佐证。说书艺人或话本的作者未必不知道此词的真实作者，只是因为这是一篇以柳永为主人公的小说，故事发生之地又是金陵，所以曾经写于金陵的李煜名作就被移植到了柳永名下。只是柳永的成就及在词史上之地位，即使不能说远高于李煜，至少也不遑多让，真不知假如柳永知道在以他为主人公的话本中居然冒用李煜的作品，会作何感想！ 话本在引用前人词作时还经常不注明词之作者。如《简贴和尚》“入话”《鹧鸪天》（白苧千袍入嫩涼），词前词后根本没有说作者姓甚名谁，事实上这是辛弃疾的作品。有时虽然标明作者，却又经常将词牌搞错。如《洛阳三怪记》在入话中说“东坡先生有一首探春词，名《柳梢青》，却又好。词曰：昨日出东城，试探春□。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草已回春”云云，其实是《浪淘沙》。 至于说话人自作的那部分词，则更是五花八门。或者不标词牌，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三个爱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词儿为证。”其词云：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撰字苍王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奸”字中间着我。[11] 这应该是一首《西江月》。同时，话本作者标新立异，随意“自创”一个词调的事也时有所见。例如同篇：“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纸笔，作一词，词寄《浪里来》。”其词云： 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那打鱼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惭皱，我将那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12] 其实并非此书作者发明了一个新的词调，而是直接移植改编了元戴善夫杂剧《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浪里来煞》。[13]更为令人惊诧的是，《张子房慕道记》居然描述张良对刘邦言“皇若不信，有词为证”，其词云： 慕道逍遥，修行快乐。粗衣淡饭随时着，草履麻鞋无拘束。不贪富贵荣华，自在闲中快乐。手内提着荆篮，便入深山采药。去下玉带紫袍，访友携琴取乐。[14] 十足的小说家言，张良的时代，远没有产生词的土壤。此词应属于孙楷第先生所言“骈俪之词”，没有词牌。但是从用韵和结构方面来看，却有”词”的气象。 二、 词在话本中之功用 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诗文永远是最受尊崇的文体，作为“诗余”的“词”则为小道，但词在宋代，其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也是毋庸赘言的，而至近代以来，更将其与“唐诗”、“元曲”并论，视为最能代表赵宋一代文学成就的文体。 吴世昌先生的论文副标题为《兼论宋人词集与话本之关系》，则在他之心目中，与“话本”有关系者当为“《花间》”以来的“曲子词”，而不是”偈讚之词”与”骈俪之词”。 关于词在话本中之功用，前贤时彦多有论及。笔者不拟作全面的考察，仅略述一二。 词经常被用于所谓“入话”与结尾。话本往往以诗词韵文作为开端，包括之后的一些韵文，在当时被称为“入话”。“入话”应是相对于“正话”而言，其功效想来是说书人为了暂缓说书时间，等待更多听众。当然，也有衬托“正话”，渲染气氛之功用，以引起听书人更大的兴趣。如《西湖三塔记》在引用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作为定场诗之后，接连将十余首诗词罗列于此，作为“入话”，对西湖风景之美极尽描摹刻画之能事。词又被用于话本的结尾，如《刎颈鸳鸯会》结尾有《南乡子》词云： 春云怨啼鹃，玉损香消事可怜。一时风流伤白刃，冤！冤！惆怅劳魂赴九泉。抵死苦留连，想是前生有业缘！景色依然人已散，天！天！千古多情月自圆。[15] 这首词是对整个故事的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总结，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 除了被用于入话、结尾等处，诗词作为有效展示才情的工具，特别适合应用于才子佳人类型的作品中。部分表现作品主人公才情的作品依赖诗词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出众，属于作品构成中极为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才子佳人小说也需要词来表现当时城市生活中的繁荣景观以作为这些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的背景和铺垫。而恰好，这些书会才人又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前人和时人的诗词歌赋颇能如数家珍，记诵如流，随手引用，远较自己的话语更加准确而有效率。诚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导论》所言：“宋代说书人的语言已经装载着许许多多采自名家的诗、词、赋、骈文的陈套语句，以致于他们（元、明的说书人亦然）用起现成的文言套语来，远比自己创造一种能精确描写风景、人物面貌的白话散文得心应手。”[16] 例如，《西湖三塔记》就大量借用诗词语言作为描摹风景和叙述故事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篇演绎有关“三潭印月”之“三塔”的典故的话本，其文采之丰赡，辞藻之华美，绝非水平低下的普通书会才人所能撰写。作品运用大量韵语铺陈西湖四季景物的美丽，如“花坞相连酒市，旗亭萦绕渔村。柳洲岸口，画船停棹唤游人；丰乐楼前，青布高悬沽酒帘。九里乔松青挺，六桥流水绿粼粼。晚霞遥映三天竺，夜月高升南北峰。云生在呼猿洞口，鸟飞在龙井山头。三贤堂下千浔碧，四圣祠前一镜浮。观苏堤东坡古迹，看孤山和靖旧居。仗锡僧投灵隐去，卖花人向柳洲来。”[17]文辞雅致、气韵高远。此外颇多，例繁不备举。作者或借用诗词，或使用精致的散句，将西湖景色描绘得美仑美奂，多姿多彩，令人有身临其境、叹为观止之感。虽然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中以为“宋人词话”之“词”字，乃“评”字之讹，似令人难以苟同，但却独具慧眼地指出：“所引诗词，皆出宋人，雅韵欲流。”[18]如果用来评价《西湖三塔记》这样的作品，还是比较客观而准确的。这篇话本中以引用前人诗词和自创韵语为主，但也留下了话本作者的一首词《眼儿媚》：“登楼凝望，酒阑□，与客论征途。饶君看尽，名山胜景，难比西湖。 春晴夏雨秋霜后，冬雪□□□。一派湖光，四边山色，天下应无。”[19]此词艺术水准平平，当为书会才人或话本作者所作。《全宋词》之《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辑录此词于“无名氏”下。 在《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四种小说》中，以才子佳人类作品引用或自创诗词较多。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风月瑞仙亭》、《风月相思》、《刎颈鸳鸯会》、《董永遇仙传》、《戒指儿记》、《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等应属广义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些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往往才华横溢，出口成章，而其中的女主人公，也多是既有风华绝代之姿色，又能吟诗作赋的才女。作品中的诗词已经不是简单的点缀或者画蛇添足，而确实是整篇话本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描写柳永设计糟蹋妓女周月仙，其行为绝非为一般妓女所醉心的风流才子所为，因而被《古今小说》绿天馆主人（冯梦龙）所作序中斥为“鄙俚浅薄、齿牙弗馨”[20]。但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柳耆卿（永）毕竟在宋代民众尤其是妓女群体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的获得即是源于他的词。所以，以柳永为主人公的话本中没有词是不可想象的。又如《风月相思》的男主人公冯琛“颖悟聪明，辞章翰墨，与世罕有”，而女主人公赵云琼作为直殿将军赵彧的千金，“年至十三，同生（指冯琛）延师教之”，又且“姿容秀丽”。那么这样两位年岁相当、青梅竹马，又都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子佳人通过诗词来表达情愫、传递消息实属自然不过之举。此篇的诗词等韵语特别多，词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上述话本中，《风月瑞仙亭》是个特例，因其演绎汉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故事，终于没有出现“词”这种后世才有的体裁，也算是作者比较得体的表现。 才子佳人小说，自唐代即有元稹《莺莺传》等典范作品问世，宋代经济发达，城市生活尤为优裕富足，为才子佳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城市经济的发达又推动了市民阶层的成长和壮大，而市民阶层的文化水准和审美趣味是宋代话本小说得以滋生和繁衍的重要基础。 从题材角度而言，词与话本都以风花雪月为主要内容，这可以看作是词与话本之间最重要的内在联系。从《花间》以来词的传统而言，婉约、柔媚、香艳为其主流，而话本为了取悦下层民众的欣赏趣味，从总体上讲，也往往以才子佳人、绮情艳思为主要题材，与词的功能若合符节。话本中引用的词也多有描写女人娇态者，如《戒指儿记》中借用苏轼《满庭芳》（香叆雕盘）一词，描绘歌女“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双歌罢，虚栏转目，余韵尚悠扬”及”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长”云云，[21]对女性形体之美的描摹刻画，浓笔重彩，不惮其烦。兼之部分词作也具有某种叙事功能，这些因素使得词与话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相互兼容并包的特征。夏志清先生曾从中国文学中浪漫传统的角度论证诗词与话本的联系： 在儒家的基本人伦关系中，没有结婚的恋人为社会所不容……因此，说书人和小说家在未得礼教的许可而为恋人说话时，便转而向由诗、词、曲和传奇小说构成的浪漫伤感主义传统求助——这种传统虽颇为典雅，却无法掩饰它与通俗文学的重大关系。（大家通常都知道，词曲以及某些类型的诗源于民歌，因此含有为那些比较正统的儒家作品所不容的人类共同情感。）[22] 所言颇为精当。 至于话本中词之艺术成就，必须辩证观之。一般而言，这些词需要符合作品人物的修养、身份、社会地位等，而不仅仅是展示话本作者艺术功力的载体。况且，说书艺人的目的是让他的“说话”吸引更多的听众，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媚俗”是他们的不二选择。话本中的诗词应该是能够歌唱的、通俗易懂的、能够契合普通民众审美心理和情感需要的作品。基于此种考虑，话本中的词也并不都是“雅韵欲流”，也有很多鄙俚浅薄甚至描写色情之作。这也涉及到话本的受众与词在民间的传播等问题。 三、 话本与词的民间传播 从听（观）众角度而言，以诗词等韵语作为”入话”、结尾甚至正文不可或缺的素材，到底有什么值得推敲之处？ 从文体的等级角度而言，诗词的位阶显然高于话本小说，至少书会才人和普通听众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才有经常见到的“以诗为证”、“以词为证”云云。词在士大夫心目中虽为小道，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经过苏轼这样级别文豪的改造，虽然还不是完全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但词的士大夫化色彩还是趋于浓厚，无论是在上层文人还是民间俗子中间，词的地位亦随之有所提高。“苏学士”、“秦学士”在话本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备受尊崇，说明在普通民众中苏轼、秦观等擅长诗词创作的文人有着极高的声誉。听众当然愿意倾听他们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这可以视为一种普通民众的附庸风雅，一种对较高文化水准的向往，一种那个时代的追星潮流。普通民众的这种心态当然有助于词在民间的传播，也有利于与诗词关系密切的说书艺人所从事的“说话”。 词与话本的这种传播和影响是双向互动的。从《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四种小说》所辑录的这些话本来看，一方面，如上所述，苏轼、秦观等著名词家及其作品在话本中被借用，显然有助于提升听众对“说话”的兴趣，提升“说话”的艺术水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靠拢，也能够推动对“说话”这种民间艺术之价值的肯定，有助于话本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另一方面，“说话”的流行当然也会对作品所引用的词在民间的普及推广产生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前人和时人词作的传播。“说话”的流行，无疑地对李煜、张先、柳永、苏轼、秦观、辛弃疾等词坛名家之作品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有时错用词牌，有时张冠李戴，有时不标明作者。此理甚明，无需赘言。 其二，对非知名作者之词的传播。如吴七郡王爱姬梅娇的词，虽然在多种文献中有记载，但若非以话本小说《梅杏争春》演绎其故事及词作，她的作品一定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知名度。《梅杏争春》（残本）有梅娇所作《满庭芳》一首： 一种阳和，玉英初绽，云天分外精神。冰肌肉骨，别是一家春。楼上笛声三弄，百花都窗畔临风对舞，曾结岁寒盟。笑杏花何太晚，迟疑不发，□待春深。只……[23] 话本《梅杏争春》的主人公名梅娇与杏俏，根据阿英先生《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提示的线索，该话本演绎梅娇与杏俏二人在某郡王府后花园中以梅花与杏花孰优孰劣相争，被郡王发现后，要求她们或词或赋，各作一篇，以见梅花或杏花的好处。所以，此篇中的诗词除此首外，一定还有较多其他作品。据阿英先生记述： 此外一残纸，第一行存“争春百花魁首，数枝”八字。第二行存“驿畔亭前雅称，疏篱”八字。第三行引诗存“疏影横斜”四字。第四行存“这梅花多有吟咏”七字。第五行存“梅花好处，你”五字。第六行引词存“天然标格”四字。第七行引词存“宫额”二字。第八九行引词，各存一字：“有”、“色”。大约仍是梅娇与杏俏争论梅杏，未被唤到郡王前时的文字。[24] 所幸梅娇与杏俏的词在其他文献中尚有记载。《全宋词》据《彤管遗编后集》卷十二录有梅娇与杏俏的《满庭芳》各一首，并简要标明梅娇与杏俏的身份为”吴七郡王爱姬”。 一种阳和，玉英初纵，雪天分外精神。冰肌肉骨，别是一家春。楼上笛声三弄，百花都未知音。明窗畔，临风对月，曾结岁寒盟。笑杏花何太晚，迟疑不发，等待春深。只宜远望，举目似烧林。丽质芳姿虽好，一时取媚东君。争如我，青青结子，金鼎内调羹。 景傍清明，日和风暖，数枝浓淡胭脂。春来早起，惟我独芳菲。门外几番雨过，似佳人、细腻香肌。堪赏处，玉楼人醉，斜插满头归。梅花何太早，消疏骨肉，叶密花稀。不逢媚景，开后甚孤栖。恐怕百花笑你，甘心受、雪压霜欺。争如我，年年得意，占断踏青时。[25] 《林下词选》卷一载：“梅娇、杏倩，俱吴七郡王姬，工词翰，常各逞其才，赋词相谑。”[26]并录有梅娇与杏倩所赋《满庭芳》各一首，文字略有不同，“杏倩”与“杏俏”当系同一个人。另赵棻所辑《南宋宫闺杂咏一百首》、赤心子辑《绣谷春容》、褚人获纂《坚瓠补集之二》等书中，此事皆有记载。《绣谷春容》乐集卷二下层《诗余摭粹》载有《梅杏相嘲词》，并云：“吴七郡王二爱姬名梅娇、杏俏，……尤善诗词。”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的《书史会要》载：“吴琚，字居父，号云壑。汴人。宪圣皇后侄，太宁郡王益之子，……世称吴七郡王。好自临古帖以自娱，字书类米芾。以词翰被遇孝宗。大字极工。”[27]可见，吴七郡王即南宋著名书法家吴琚，其父太宁郡王吴益为高宗赵构吴皇后之弟。琚虽为外戚出身，但颇好风雅，不仅字写得漂亮，又好诗词。《京本通俗小说》中收有《菩萨蛮》一篇，描写此人赏识一秀才之才华，让他作词多篇，令歌婢演唱。可见吴氏确为一名爱好诗词的贵族，在当时颇有影响。《梅杏争春》虽仅剩残本，但我们仍然可以借此窥见南宋这位追逐风雅的贵族及其小妾们以词为媒介，争奇斗胜的精彩场景。而她们的词作，便也借助于话本小说而传播开来。 其三，纯粹出于书会才人的词作，显然只能通过这些话本才得以传播并保存下来。这部分词，虽然其艺术性相对比较粗糙，部分作品甚至可以说是粗俗鄙俚，但由于是话本作者自己的创作，与借用前人的作品相比，与整个话本的风格更加协调。而就词之本身而言，他们所用的《如梦令》、《西江月》、《望江南》、《南乡子》、《满庭芳》、《减字木兰花》、《鹧鸪天》、《南柯子》、《踏莎行》、《诉衷情》、《临江仙》等均为常见词牌，说明无论是词之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受众对象（听书者），都是对这些词调比较简单（一般为双调）、内容通俗易懂的词感兴趣，南宋词人所作、篇幅较大的”雅词”基本被排除在话本之外。尽管这些话本产生的时间，大体上应与南宋雅词基本相同或相距不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如梦令》、《望江南》等为人熟知的词牌外，尚有《浪里来》、《茶瓶词》、《蜂情蝶意》（又作《蜂情蝶意遂》）这种极为冷僻或自造的词牌。《浪里来》已如前述，《茶瓶词》、《蜂情蝶意》则以笔者有限的见闻，在词史上似未见有其他同样词牌之作品。李元膺所作《茶瓶儿》（去年相逢深院宇）与《茶瓶词》在结构和用韵方面完全不同，不能判为同一词调。但是这类作品似也不能简单地归类到孙楷第先生所言”骈俪之词”中。因为无论是从外在结构还是内在气象而言，它们确实具有词的特质。例如《风月相思》中的《茶瓶词》： 忆昔当时相会，共结百年姻配。枕前盟誓如山海，此意千载难买。息和爱，知何在？情默默，有谁揪采？妾心未改君先改，奈好事多成败！[28] 再如《风月相思》中的《蜂情蝶意遂》： 翠荷花里鸳鸯浴，碧桃枝上鸾凤宿。花烂枝尚柔，俄惊一夜秋。百岁共谐和，相看奈汝何？ 这个词牌应系书会才人自造。如果不是最后缺少两句，极易误认为是《菩萨蛮》。而就此词描写之内容而言，《蜂情蝶意》抑或《蜂情蝶意遂》这个词牌还是很贴切的。这说明，话本作者为了叙述故事或塑造人物的需要，在词的创作方面并不受词学规范的束缚，可以比较随意地独创出一些词来，只要这种韵语的结构形式和特质与词相距不远即可。与此相类似的情形是这些话本中有一些标明为“词”的作品，经常不标明词牌，但又绝对不能算作“偈讚之词”和“骈丽之词”。如前述《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中的《西江月》（师师媚容艳质）简直俗不可耐，简直是一些字符依序排列而已，没有一点词的婉约、雅致和韵味。作者没有说明作品的词牌，或许是意识到此作在内容上过于媚俗，有辱斯文吧。 当然，仅有个别细微之处不符合词的规范，于词而言，并无大碍。如《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有词云： 秋水横双眼，春山列两眉。芙蓉面仿海棠姿，却与舞风杨柳，斗腰肢。琢削冰为骨。妆成雪作肌。不须傅粉抹胭脂，可爱自然颜色，赛过西施。[29] 此首应算作《南歌子》的变体，原文未标明词牌，仅言”词云”。宋人所作《南歌子》，一般为双调，五十二字，上下阕各三平韵。此词最后一句多一字，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作者没有标出词牌。话本毕竟是给普通下层民众讲演的，当时的这些受众可能并不在意这是什么词牌，而只在意所表达的内容。所以，话本的作者不惜使用不太合乎规范的词，宁可多添加一字而说得明白些，颇有些东坡当年“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的味道。 结 语 词与话本之间具有多方面的内在联系，词之入“话（本）”，有助于提高这种通俗文体的位阶，有助于促进俗文化向雅文化的靠拢。同时，话本的流行也推动了词在民间的传播，书会才人的词作更是借助于话本才得以传播并保存下来。至于宋元话本在词的传播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需要引起相应的注意。前述孙楷第先生将“词话”之“词”别为三类，属于学者的谨严。但是话本当时的受众并不会，也未必有能力区分这其间的差异。话本中大量标明“词”的韵语，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词”，这种混淆文体界限的行为，有可能造成词向其他文体转变等负面影响。 注释： [1]吴世昌：《〈草堂诗余〉跋——兼论宋人词集与话本之关系》，《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第140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 [2]参见王晓骊：《宋词与宋人话本》，《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王晓骊：《通俗叙事视角下的宋词接受——以宋元话本为例》，《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蒋伟《宋元小说家话本中的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15—117页，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 [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55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5]牛贵琥：《古代小说与诗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6]〔清〕钱曾撰，瞿凤起编：《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第298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 [7]缪荃孙撰，程毅中、程有庆校点：《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等五种》，第11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8]王国维：《观堂集林》，第67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9]孙楷第：《沧州集》，第74—77页，中华书局2009年。 [10]〔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续修四库全书》第1266册“子部•小说家类”，第4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1]〔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3]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三卷，第8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14]〔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1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5]〔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1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1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7]〔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8]缪荃孙撰，程毅中、程有庆校点：《京本通俗小说跋》，《京本通俗小说等五种》，第11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19]〔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2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明〕冯梦龙：《古今小说叙》，《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1]〔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2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2]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2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3]〔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4]〔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1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5]唐圭璋辑：《全宋词》第五册，第3849—38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6]〔清〕周铭辑：《林下词选》，康熙十年周氏宁静堂刻本。 [27]〔元〕陶宗仪：《书史会要》，第28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武进陶氏逸园景刊明洪武本。 [28]〔明〕洪楩编，谭正壁校点：《清平山堂话本》，第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9]〔明〕熊龙峰辑：《熊龙峰四种小说》，《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 [作者简介]郑永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