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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相对发达，文学创作进入全面总结的时期。郭绍虞先生评论：“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1](P11)清代文学是以往各类文体的总汇，呈现出一种蔚为大观的景象。古代咏史诗创作在清代也进入了集大成期，女性文学创作也进入高峰。清前女作家虽然也有咏史诗创作，但只是孤立个别的才女型创作。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则走向了普遍化、群体化，达到了全面成熟繁荣、作者众多、体裁多样、见解精到的境况，这是女性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甚至独立的重要一步。而对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罕有学术论著进行专门研究。本文试图开拓此一领域，对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进行专题研究。 一 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从其历史生成的自然形态大致可划分三段：明末清初至雍正朝为酝酿发展期，以方维仪、王端淑、吴绡、葛宜、徐昭华、柴静仪、倪瑞璇、毛秀惠、吴永和等为代表，一登场即以女性的细腻心思刻画出清代女性咏史诗的时代特点。乾隆、嘉庆、道光百余年为繁荣期，涌现出一大批咏史创作者：徐德音、李含章、钱孟钿、方芳佩、季兰韵、王采薇、鲍氏三姐妹之兰、之蕙、之芬、沈纕等，而以随园女弟子们杰出的创作成就为一大标志，其中席佩兰、潘素心、陈长生、归懋仪、骆绮兰等都有大量杰作传世。才女汪端的创作成就尤为突出，量大质优，足可称为有清一代咏史诗创作第一人。此期以可与汪端比肩的咏史诗创作大家季兰韵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逝世而谢幕。从咸丰至清亡为第三阶段，伴随国势江河日下而走向衰落，仍有回音，但盛世不在，人才凋零，主要作家有严永华、包兰瑛、徐熙珍、万梦丹、秋瑾等，其中以赵棻为代表，尽管唱出了最后的时代强音，但已是回光返照，余音虽袅袅，颓势已难挽。 清代有咏史诗创作的女作家，今以收录清代女诗人最多的黄秩摸《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咸丰年间刻本为主考查，共计126人、参勘胡明《江南女性别集初、二、三编》共计50 人、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共计 63 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共计 9 人、《清代诗文集汇编》共计 12 人，去其重复，共计约 211 人。据钱谦益《列朝诗集·闺集》统计，明代有咏史诗创作的女作家共计 10 人 12 首，据朱彝尊《明诗综》统计共计 4 人 4 首，与清代相比前代远远落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咏史诗创作，前代仅见辽萧瑟瑟有咏史诗作品。清代就有尚书铁梅庵室宁古塔氏《书天宝遗事》，长白纳兰氏《咏四皓》、《孟尝君》，满洲瓜尔佳氏《读〈汉书〉偶题》[2](P417)，喜塔腊氏多敏《露筋祠》等。足见清代女性作家咏史诗创作队伍之大，民族分布之广。 清代女作家还创作了众多的咏史组诗，这在前代是十分罕见的。宋代朱淑真曾创作《项羽二首》、《刘向二首》[3](P17994)等咏史组诗，但是相比归懋仪《戏集古来美人韵事偶得三十二题》、汪端《读史杂咏》12首、《读晋书杂咏并序》40首、《张吴纪事诗》25首、戴珊《咏史》16首、季兰韵《题美人画册十首》、《读前汉书杂咏》16首、《晋书杂咏》52首、赵棻《读史杂咏》30首、《南宋宫闱杂咏一百首》，自不可同日而语，即使相较男作家咏史组诗创作也毫不逊色。 清代女作家创作咏史诗体裁多样，主要以五言、七言绝句为主，五言、七言律诗为次，还有长篇五言排律如徐德音的《王明君辞》、钱孟钿《始皇冢》等，七言排律如刘荫《昭君叹》、陈蕴莲《赤壁怀古》等，还有歌行体钱希《曹吉利》、《龙在井》等。 二 清代众多女作家的咏史诗作品，内容多为：吟咏历代君王朝臣和历史女性，关注的焦点是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和才女俊杰，显示出女性的独特审美视角。 由于生活阅历所限，清代女作家吟咏帝王的诗歌相对较少，但也表达了她们的思想见解。她们对秦王嬴政“秦政昔乱纪，刑杀如霆雷”[4](P636)残暴的谴责，对其“车载辒辌山有鬼，舟行缥缈海无仙”求仙荒唐行为的嘲讽[4](P1713)。对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唐太宗也能辩证分析：赞赏“义旗十八定关中，五载旋成混一功”的宏伟功业，也指出“象启玉床争应命，卷繙金镜欲全终”[5](P625)在玄武门之变中弑兄杀弟逼父而造成的道德缺失，大道如青天，最终难以掩饰。 女诗人还在读史中总结出一定的历史经验，季兰韵《读梁武帝本纪》：“古之丧邦例非一，大半多由酒与色。”[6](P1035)张纶英《读史偶成》：“杀伐原非上帝心，凶残终藉王师灭。”[7](P1091)她们认为君王沉溺“酒与色”是亡国的重要原因，而在战乱中要平定天下，绝非残暴杀戮能够实现，对人民凶残只能招致自我的毁灭，王者之师在“虞颂唐歌”中荡平四海，一统九州。钱庆韶《唐玄宗》：“岂有秉钧贤相在，翻然入蜀辇尘飞”[4](P656)，指出安史之乱的关键原因是没有贤相大臣的辅佐。 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曲曲折折的历程中往往制造了一曲曲让人悲叹的冤案，女作家在历史厚重的忠贞观念浸染下，为屈原忠而见疑、岳飞含冤而逝、于谦有功社稷均不得善终而洒下一腔热泪，但是她们已经超越了感性的同情，深入追思历史背后的原因，褒忠斥奸、多维思考，对历史人物进行公正评价、见解深刻。 卢端《武穆王次嵇阁部韵》：“和金误国虽由桧，高庙何尝不负惭。”[14](P359)已经深刻指出误国和金政策虽然由秦桧具体操作，但是如果没有宋高宗的默许，怎么能够实施呢？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宋高宗。而根本原因恰如沈德潜评毛秀惠《钱塘怀古》：“宋高苟安，父仇不报，《戊午谠议序》极言之，闺闱中亦见及此。”[8](P1339)其诗指出“：自愿苟安增幣帛，谁抒孤愤报仇讎。”[4](P742)宋高宗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愿苟安江南，舍弃父兄亲情和北方广大人民而不顾，最终酿成了岳飞悲剧。而徐熙珍《过岳王坟》其二：“宋室偏安转自安，金牌十二促归鞍。”[7](P1555)则指出宋高宗这种由危乱之时的临时偏安到自愿苟安的心态转变过程。季兰韵《宋史杂咏》其二十二说得更为直接：“十二金牌罢岳军，分明叔武怕迎君。偏安足满平生愿，那许汾阳立大勋”[6](P1064)认为宋高宗害怕迎回父兄，丧失权位，尽管偏安一隅，也已足矣，岳飞不仅壮志难酬，而且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令人扼腕深叹，读此足见清代女作家对社会政治关系理解的深刻。 女诗人还善于透过岳飞与于谦的相似悲剧来思考历史深层问题。土木堡之变和靖康之难几乎处于相同的历史场境，而有功于社稷的于谦在明英宗复辟之后，竟含冤而死，季兰韵《阅明史纪事作四首》之《南宫复辟》：“鄂王灵爽知应悟，少保功成亦杀身。”[6](P1059)岳飞九泉之下如果有灵，也应觉悟，即使北伐功成，迎回徽、钦二帝，也难保于谦的悲剧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可谓成亦悲剧、败亦悲剧，但历史自有它公正的审判。陈皖永《谒于忠肃公墓》“：任教罪我还知我，青史千秋有定评。”[4](P414)在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中，功罪千秋，自在人心，青史公论，天理昭鉴。 女诗人不仅称颂忠贞，更是极力挞伐奸佞，倪瑞璿《阅明史马士英传》（自注：阮大铖附。）“卖国仍将身自卖，奸雄两字惜称君”[8](P1328)。褒扬忠魂，严责丑恶，忠奸对比自可见观念，像阮大铖此类卖国奸贼连奸雄都不配称。 在传统“红颜祸水”女性观的影响之下，亡国之祸似乎都是女性作祟，妲己、褒姒是最早的典型。但是季兰韵却一反前人俗论，认为：“未必褒妃非淑女，幽王自不及文王。”[6](P980)周幽王亡国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才能低下，耽于享乐，如果褒姒遇上周文王，也是一代淑女贤妃。其《西施》进而论道：“从来倾国属名姝，却笑夫差意太愚。不使子胥身便死，美人何力可亡吴。”也指出把吴国灭亡之罪归咎于西施实在不公，西施一个弱女子有何能力灭掉吴国呢？夫差骄傲自大，不能纳谏，诛杀伍子胥才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因此夏伊兰《大乔小乔曲》指出：“兴亡何与美人事，始知国色不倾城。”国家兴亡又与美人有什么关系呢？“两家夫婿尽英雄，一德君臣同骨肉”。君臣同心共德，才是国家兴盛的根本。“风流韵事说三吴，如此红颜非薄命”[4](P1868)。由此不难看出在古代女性只是男性命运的附属品，在男性主导的历史舞台上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大量才女堙没在历史的中也就不足为奇。 若说中国的正史是帝王家事的叙写，是男性历史视角的独角戏，缺失了对女性的广泛关注，清代女作家在咏史诗中对此提出质疑：“青史不足凭，挂一乃漏万”[4](P648)。虽为愤激之语，但也足以说明女作家对女性不公记载的这种史书书写方式的强烈不满。她们极力表彰历代才女，不仅吟咏才女班昭、卓文君、蔡文姬、左芬、谢道韫、卫夫人、苏若兰、薛涛、朱淑真、李清照、柳如是、黄皆令、卞玉京等，还称赏女将军花木兰、梁红玉、秦良玉、云英等，梳理建构了一部古代杰出女性的发展史，而这正是她们性别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凸显出她们渴望扬名的时代焦虑。 三 清代女诗人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以女性的细腻心理和独特视角吟咏历史人物故事，自有别于男性作家作品的新人耳目之处，正如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评论吴永和《虞姬》一诗：“虞姬之死，史笔无暇及此。然一经拈出，真见心思。”此诗云：“大王真英雄，姬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纪美人死。”足见女诗人读史心细如发，善于思考。方以智的姑姑方维仪《读苏武传》：“但有汉忠臣，谁怜苏氏妇。”[9](P4)也发千古未发之言，坚决地站在女性立场，观照历史，指出千百年来广大女性被忽视的事实，肺腑之言，感同身受，令人顿醒。 女诗人们在同情蔡文姬不幸遭遇而又钦佩其才学“能使中郎传绝学，可知弱女胜男儿”的基础上，认为“阿瞒肯把蛾眉赎，千古怜才定属谁”[10](P1112)，从怜才的角度对奸雄曹操做出了正面评价。当然女诗人最大的创作优势在于性情之真，季兰韵《偶阅司马相如蔡邕传各得二绝》其四：“他年弱女曹家赎，还是奸雄意气真。”[6](P1015)从真性情的角度来论曹操。 清代女作家们已经超越了李国梅《明妃怨》：“从来薄命是蛾眉”[4](P1667)的认识局限，极力歌颂历代才女。如归懋仪《戏集古来美人韵事偶得三十二题》其二十：“修史才华孰比肩”（班姬扇），其二十四：“谁是书裙作嗣音，扫眉才子度金针。”（卫夫人字）[10](P805)女性的文学才华，即使“荐入骚坛亦冠军”[4](P197)，只是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不曾给予过多的关注，长期湮没在历史的角落，早为人所遗忘。杨琼华《题谢道韫青绫解围图》“：多少乌衣家子弟，却教闺阁擅清谈。”[4](P801)更是在男女性别对比中，昭彰“谢娘才思”不仅“冠江南”，更是让须眉甘拜下风。陈蕴莲则从另一个角度赞颂谢道韫不仅“咏絮擅清新”，而且“大义千秋迈等伦”[6](P484)，文才与节义并兼，只可惜“福慧难兼命不辰”[7](P1065)，这似乎成为历代才女们的历史大悲剧。 当然女性的才华不仅是文才与节义上堪与须眉比肩，即使在武略上也毫不逊色。孙佩兰《木兰》：“美人志是奇男子，全孝全忠青史传。”[6](P525)如果说木兰于史无稽而不确的话，那么宋末的梁红玉和明末的秦良玉却是史名昭著。柴静仪《黄天荡咏古》：“不操井臼操桴鼓，谁信英雄是美人。”[4](P402)汪端《题秦良玉画像》其四：“英雄儿女传青史，鼓角风云动玉颜。”[10](P364)美人而英雄，即使男性书写的史书也为之留下一席之地，难怪清代的女诗人如此厚爱秦良玉，创作了众多的称赏秦良玉的诗歌。如陈蕴莲《秦良玉》、王采苹《读秦良玉传》、王采蘩《读秦良玉传》、覃树英《题秦良玉像》、刘琴宰《秦良玉沈云英两女将军歌》等。尽管“文武忠孝四者全”的“蛾眉冠古今”，让“多少须眉应愧汝”[6](P116)，但是她们却失之于“凌烟阁”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颂赞，众多的女诗人纷纷为之抱不平。矫枉必过正，女诗人们在惋惜中极力诵赏她们的功绩，奔走呐喊，要让她们“青史留名”[4](P1558)。袁枚评论严遂成的咏史诗：“读史诗无新意，便成廿一史弹词。虽着议论，无隽永意味，又似史赞一派。”[11](P53)因此咏史诗既需本于史，又要脱于事，当自出心裁，见出怀抱，令人回味。女诗人借咏历史女性之酒杯，浇自己渴望成名之块垒，要为自己赢得历史的尊重，如《昭君》以“慷慨襟怀类请缨”的豪迈气概宣扬昭君“赢得千秋不朽名”[4](P948)，进而更理直气壮地宣示要 “芳名史册著千秋”[5](P611)。 四 清代女作家丰硕的咏史诗创作成果得益于康乾盛世发达的经济，大多数女作家出身于文化望族、仕宦之家，受教育文化程度高；其次得益于诗坛大佬们极力提携与鼓励，钱谦益、毛奇龄、袁枚、陈文述等关照女作家和招收女弟子；再次受性灵诗风的影响，女诗人结社之风的盛行，扩大了视野和交流的范围，相互切磋，提高了诗艺等方面，对此前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述。笔者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如夏伊兰《偶成》所说：“人生德与才，兼备方为善”，德才兼备的女性观的形成及深入人心和女性自身努力追求知识学问。清代中期的女诗人已经突破明末清初“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道德宣言，畅言“妇言与妇功”，因为“名媛亦不免”而有“好名心”[4](P1868)。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六二条评论说“：‘女子以色为主，而才次之’。李笠翁则云：‘有色无才，断乎不可。’”[2](P110)极为强调女子才华的重要性。赵棻在《滤月轩集·自序》中大胆畅言“不避好名之谤”，不依靠“若夫若子以传”[12]，独立刊刻传播诗集，实为谋求女性自身独立的重要宣言。 女性作诗之难在沈善宝《名媛诗话》中即可洞见，其叙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说：“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2](P349)人称“江左才女”的包兰瑛在《自嘲》中感慨道：“纵教读破万千卷，比着男儿总不如。”因此更加刻苦读书，甚至“久读忘睡眠”[7](P1481)。钱希《有感》也写到：“苦学无闲日，多愁惜去时。”[7](P1371) 清代女作家自觉地钻研经史、勤奋苦学、追求知识。因而俞樾为包兰瑛《锦霞阁诗词集》作序就赞赏道：“余披吟一过，觉清丽之中，独饶逸气。至登览、咏古、读史诸篇，精思约旨，风格不凡。其尤警拔者，则枕胙经史，挥斥百家，或老师宿儒终身未有解，而钗笄人得之，洵为奇观。”[7](P1431)也就不足为怪了。咏史诗是一种典型的士大夫文学，要求作者的史识与诗情完美结合。早在宋代费衮就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13](P73)强调咏史诗创作要发挥借古鉴今的社会功用，同时又要言简意赅、别出心裁、醒人耳目，起到振聋发聩作用。王璊《读史》：“足不踰闺闱，身未历尘俗。茫茫大块中，见闻苦拘束。”[4](P1106)社会阅历清浅，见解视野有限，又无师友讨论，女性作家要想在咏史诗创作中有所作为，创出佳作，实在是难上加难。难怪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卷三十一中评论江南桐城人吴氏《咏史》说：“未详名字出处，然以女子能组织史事，殊为难得。”[8](P1307)虽然“难得”，但是清代女诗人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创作了众多优秀的咏史诗，能以女性独特的情感视角，突出男性作家重围，表现了她们的才智、诗情、史识。这些诗歌融情景事理于一体，成为盛极一时的清代女性作家诗歌创作园地中一朵耀眼的奇葩。 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是女性敢于表达主见，勇于表达内心诉求，大胆追求自己所需，初步走向女性自觉的关键时刻。尽管表白的是如此苍白无力，声音是如此微弱，但她们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女性独立指出了“向上一路”，极具历史意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 2010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古代咏史诗创作通论”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0BZW060。）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绪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3]傅璇琮，主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黄秩摸，编辑.付琼，校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5]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M].北京：中国书店，1989. [6]胡晓明，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三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7]胡晓明，主编.江南女性别集初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8]［清］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9]傅瑛，主编.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序[M].合肥：黄山书社，2010. [10]胡晓明，主编.江南女性别集二编[M].合肥：黄山书社，2008. [11]［清］袁枚.袁枚全集（三册·随园诗话）[M].王英志，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12]清代诗文集汇编（第五六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3]［宋］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张海燕，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赵望秦，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