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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列强对于传统中国的政治干涉与领土入侵，以及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日益腐朽，使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成为近代中国面临的严峻政治考验和文化难题。作为这段非凡经历之精神史的中国近代文学，深刻全面地记载了这个古老民族所遭遇的苦难、进行的抗争，传达出这个文明国度的血泪歌哭、不懈奋斗。在近代中国经历的无数屈辱和苦难中，爆发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的中日战争及翌年《马关条约》签订造成的一系列惨痛后果，无疑是令中国人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伴随甲午战争产生的文学，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屈辱与抗争、苦难与奋进历程中价值独具、魅力独特的篇章。 一 时代巨变与诗界高潮 在历尽苦难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上，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创伤空前深重，带来的思想冲击也空前强烈。伴随着政治、军事局势的急转直下，以及国土沦亡、主权丧失严峻局面的突然降临，在甲午战争前后，一个以文学创作记载时代、表现心曲的文学局面迅速形成，成为近代文学发生显著变革的触发点和转捩点。 这一文学潮流，可从“鲁阳生”孔广德编《普天忠愤集》和阿英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认识其概貌。《普天忠愤集》校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孟冬，编者在自叙中说：“《普天忠愤》一书，贵自士大夫，而贱至布衣，以及泰西洋士、绣阁名媛，凡其绪论有关时局者辄录之。……计共得十有四卷，标分三门。首章奏，凡呈恳代奏者附之；次议论，凡上书及书札附之；三诗赋，凡赠答之作附之。”[1]关于此书的编辑宗旨，张之洞在《普天忠愤集叙》中指出：“凡我普天臣庶，遭此非常变局，忧愤同心，正可变通陈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就从前种种积弊，其兴勃焉，又何难雪兹大耻？况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物力之厚且博，而徒株守成术，不能发愤为天下雄，使彼族不敢玩。此鲁阳生所为，愤愤而不能已也。故以其孤愤，证诸当代公愤，且合薄海内外之羞愤、义愤，激而成《忠愤》一书。岂漫欲泄私愤于一旦哉？夫亦望我局中人，有任天下责者，由此愤思愧、愧思奋、奋思勇，而确持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之一心，则泥法而流于弱，变法即转为强，安在世变之一成而不可变也？”[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为阿英所编《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之一，原名《中日战争文学集》，成书于1937年，194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后《近百年国难文学大系》改名改名《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书分诗词、小说、战纪、散文四卷，也是阿英根据当时所知的相关文献进行的选择，同样寄托了搜集抗日文献、振奋民族精神、激发反侵略斗志的含义。这两部文学总集汇集了大量抗日文献，反映了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虽然它们所收录的文学作品只是反映甲午战争文学作品的一小部分，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甲午战争给中国文学带来的深刻影响。 在甲午战争时期的文学高潮中，诗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无论是从诗人诗作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对文学价值和时代精神的表现力度来看，都应当认为诗歌是甲午战争时期文学创作中最具有文学性和影响力的部分，也是最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文学样式，更可谓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文学与国家局势、民族命运、时代巨变的密切关联。 甲午战争时期诗歌创作高潮的到来，最集中地表现在空前广泛的诗人群体的形成。与此前诗坛相较，这一时期诗人群体的身份构成得到丰富发展，各地区、派别、阶层的文士不约而同地加入进来。甚至远在边疆、海外的诗人也关注甲午战争局势和国家命运并创作了大量诗歌，台湾地区的诗人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创作力量，一些不知名的下层文人、布衣之士、职业报人发出独特的声音，以及女性诗人群体也开始崭露头角，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创作广度，而且蕴含着丰富的诗歌史信息和思想文化史信息。 甲午战争诗歌潮流是此前出现过的鸦片战争时期爱国诗歌潮流的继承发展，也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出现过的诗歌创作潮流相联系，从而将诗歌创作与国家局势、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创作传统发展到新阶段，传达出近代诗歌的时代精神和审美气质。同时，甲午战争诗歌也是后来反映戊戌变法运动诗歌、反映庚子事变与义和团起义诗歌、表现辛亥革命运动诗歌三次创作高潮的思想铺垫和情感积累。因此，从近代诗歌发展的总体历程来看，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具有承前启后的诗歌史意义，也是中国近代文学获得发展、寻求变革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一个显著表征。 二 国难诗史与民族心史 杨佣子曾用“公诗诗史亦心史”[3]评价乃师黄遵宪的诗歌创作，移此语用以评价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也应当是恰如其分的。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全面记载了此次战争的主要过程、重要事件、关键人物和典型场面，真实反映了中华民族遭遇的严重危机、经历的空前苦难，具有时代诗史的价值；同时充分书写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情感历程，深切表现他们遭受的精神创伤、受到的心灵震撼，表现出民族心史的价值。这种时代诗史和民族心史的相辅相成、互动相生，构成了甲午战争诗歌的独特价值，彰显着独特的精神史意义。 （一）描绘战争过程，弘扬诗史精神 中国具有悠远而强大的诗史传统[4]，这一传统在甲午战争诗歌中得到了集中展现，主要表现为以诗纪实的自觉和诗史意识的强化。许多诗人用诗篇对甲午战争进行了记载、描述和反思，使诗歌的叙述性和纪实性都得到了加强。 黄遵宪有意识地以系列诗篇展现战争全过程，自觉构建诗化的甲午战争史。这些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诗学观念和创作成就，而且成为近代诗史之作的代表。例如《哀旅顺》将有天险之称的旅顺军港的失守写得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难以置信：“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5]《哭威海》则直接描绘北洋海军基地被彻底摧毁的惨状：“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四援绝，莫能救；即能救，谁死守？炮未毁，人之咎；船幸存，付谁某？十重甲，颜何厚！”[6]《马关条约》签订，使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受严重损失，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中日军事对比、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成为中国无法摆脱的心腹之患。黄遵宪也深深感受到后果的严重，在《马关纪事》中写道：“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7]；“瓜分倘乘敝，更益后来忧”[8]；“弟兄同御侮，莫更祸萧墙”[9]。对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的行径，他在《台湾行》中沉痛地写道：“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噫吁嚱！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覆随转睫。平时战守无预备，曰忠曰义何所恃？”[10]他还曾在《书愤》五首中描绘了当时中国的艰难处境和危急局势，对国家民族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忧虑：“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11]；“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12]倪在田的十八首以“望”字为题的诗作：《望旅顺》、《望吉林》、《望秦岛》、《望威海》、《望吴淞》、《望舟山》、《望三都》、《望阊门》、《望荐桥》、《望胶州》、《望九龙》、《望广湾》、《望琼州》、《望台湾》、《望蒙自》、《望蛮暮》、《望西藏》、《望伊犁》[13]，通过对十八个战略要地危险处境的全景式描绘，真切地展现了中国饱受侵略、危机四伏的局面，构成一幅满目疮痍的国家危难图，具有突出的诗史价值。 此外，还有许多诗人以诗纪实、以诗传史，留下了大量具有诗史价值的诗篇。王树楠《八月二十日间平壤之败》云：“撤戍销兵孕祸胎，当年铸错事堪哀。一时血誓抟沙散，大澥腥波卷地来。劲舰未穷榑木窟，溃军已哭牡丹台。益州烽火通霄汉，补过还思百里才。”[14]又《十月十七日闻旅顺失守》云：“忽报雄关坼，羁臣泪满腮。烟轮东海沸，铁钥北门开。数载经营力，中兴将帅才。如何垂手失，烽火彻光莱！”[15]潘飞声以《秋感八首》描绘甲午战争中主要地点、人物及事件，表现出忧愤沉痛之情：“牙山险失折旗杠，平壤三军决击撞。马革裹尸随卞壶（谓左军门宝贵），龙骧破敌望刘江。金牌有意迟援骑，铁甲无功护战艭。太息沉舟惟邓禹，忠魂肯逐怒涛降（谓邓壮节公）？”[16]李欣荣、何桂林、沈宗略分别作有《秋感八首和潘飞声》，可见此诗在当时产生的共鸣和影响。李欣荣诗云：“战守两谋皆上策，从来误国是和戎！”[17]何桂林诗云：“廿年防海知无补，此恨空教付水流！”[18]沈宗略诗云：“鲸观成邱血成海，土殽凄绝孰封尸？”[19]都表达了极为警策深刻的思想，沉痛悲凉的情绪也得到喷发宣泄。杜德舆《沪上感咏十首》之二云：“东北尚多难，悲秋剧苦辛。天涯犹故我，海外有孤臣（刘永福孤守台南）。板荡中原局，安危百战身。辽阳余痛在，首恶竟何人？”之四云：“枉负皇天宠（叶志超牙山一败，捏报胜仗，叨赏二万两之多），城亡土易崩（叶志超弃平壤而逃）。鸟啼箕子国，鬼哭汉家陵。反噬伤饥虎，高飞失饱鹰。至今悲傅燮，孤节独峥崚（平壤之失，左宝贵死之）。”[20]也都是将诗史纪录与情感抒发合一的名篇。此外，李葆恂有《感时四首》、《闻旅顺炮台失守感赋》，成本璞有《辽东哀》，陈霞章有《旅顺》二首，芳郭钝叟有《闻金州陷》、《哀旅顺口》、《哀威海卫》、《马关四首》等，都具有纪实述史的创作用意，具有甲午战争国难诗史的思想艺术价值。 诗人们向那些为国尽忠捐躯的爱国将士表达崇敬之情，而尤以歌颂左宝贵、邓世昌、戴宗骞三人为主。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十首系拟李商隐《重有感》而作，将甲午战争史事的描写、战败原因的思考和诗人的感慨结合于一，思虑深沉、往复低回。其写左宝贵：“回首乐浪城畔路，裹尸马革愧同僚”[21]；写邓世昌：“苦战谁援冲突将，楼船血溅海涛红”[22]。缪钟渭《纪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末数句云：“呜呼人生孰不死，死亦要贵得其所。重如泰山轻鸿羽，流芳遗臭俱千古。将军视死甘如饴，凛凛大节青史垂。嗟彼军前身伏法，畏敌如虎亦奚为？”[23]王春瀛《甲午三忠诗》则将左宝贵、邓世昌、戴宗骞誉为“甲午三忠”，并分咏其英雄事迹。 （二）诘问战败原因，呼唤杰出人才 甲午战争的惨败，说到底是清政府对外关系、总体战略的失败。但从局部战场的战术运用与指挥能力方面看，那些贪生怕死、畏葸不前、逃跑投降的将领也是战败的重要原因。许多诗人对此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例如黄遵宪《悲平壤》写平壤守将叶志超等人逃跑投降：“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24]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写叶志超谎报战捷、临阵脱逃的丑陋行径：“急避天骄夸上策，虚传露布诳中朝。纶扉衣钵秦长脚，幕府裙钗楚细腰。”[25]另一个倍受嘲讽讥刺的人物是慷慨请缨赴辽东抗敌、战斗甫一开始便首先逃跑的吴大澂。黄遵宪在《度辽将军歌》中以诙谐讽刺的笔法表达愤慨之情，揭露其大言误国、庸禄无能的本质：“待彼三战三北余，试我七纵七擒计。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26]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之二也是讽刺吴大澂的：“预买毛锥书露布，时挥羽扇诩风流。……一败顿教粮械尽，也应无面返湘州。”[27]此类诗作刻画逃跑投降将领，揭露清军虚弱本质，在激发义愤、令人齿冷之余，又能引发对于战争结果、国家局势的深入思考。 一些诗人并没有满足于描绘甲午战争主要经过及严重后果，而是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反思和诘问清政府对日求和政策、对敌避让作法的利弊得失。清政府经常性的摇摆不定、首鼠两端，最后只能在日本的处心积虑、步步紧逼之下落入早已设好的陷阱。周锡恩《悲田庄》对这种局面进行犀利的讽刺：“不能再战只言和，岁币古来无此多。常恨朝廷不主战，主战如此将奈何？”[28]朱国华《与友谈乙未事有感》也发出感慨：“割鸿和局知输楚，封豕贪心未靖吴。铁错已成无再铸，珠崖虽弃岂全图？”[29]顾燮光《秋愤》也对清政府采取和戎政策提出严厉斥责：“自古和戎无上策，素餐真愧列朝班！”[30]果尔敏《有感三首》云：“决裂原非计，因循亦可嗤。岛夷诚有技，上国讵无为？”又云：“有谁真壮气，相共挽颓风？开府虚良佐，筹边赖巨公。古今贤将相，几见议和戎？”[31]刘继增《后感时六首》对割地赔款之举进行批判并提出加强内治亟图自强的主张：“毕竟自强须内治，漫劳剜肉补新疮。”[32]这些作品既清醒分析了清政府在对日政策上进退维谷、和战两难的尴尬处境，又对目光短浅、不思振作的行为提出批评，中多发人深省之语。 针对日本紧逼侵略的局势，诗人们呼唤力挽狂澜、救国危亡的英雄人物能够出现，共同拯救国家民族。吴保初《闻东事有感》云：“行见扬尘东海上，更谁投笔请长缨！”[33]陈寅《感事》云：“儒冠自古元无用，士气于今实可哀。大展荩才持国是，中朝谁是出群才？”[34]萧诗言《感事》云：“四海茫筹饷，三军苦枕戈。何时酬敌忾，万国听铙歌？”又云：“挑衅非良策，劳师重远征。寄言诸将帅，众志可成城。”[35]这些诗作在国家政治危机、军事危难迫在眉睫的关头，传达出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和反抗精神。 接连发生的军事危机、领土危机和政治危机，促使人们不得不清醒认识当时中日关系的真实状况，通过对国家政治处境和对外关系的反省，更加准确地认识日本的行径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些诗人通过对甲午战争初起之际朝鲜局势的展现，表达对中日关系、国家局势的认识。张罗澄《纪韩事三首》及诗序对朝鲜局势变化、日本进行干涉、甲午战争起因进行了详细描述，诗中多处加注说明，体现了纪实存史的创作观念。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云：“筑紫封豨沸海波，无边烽燧照新罗。……句骊弃后陪京震，敌垒高临太子河。”[36]真切描绘了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入侵的紧张局势。李大防《哀韩篇》以感伤忧愤之情表现朝鲜被日本侵占、中国属国地位丧失的残酷事实：“矗矗风云生亚陆，日人欢笑韩人哭。……世界新增亡国史，故宫惨咏《黍离》篇。”[37]高淞泉《感韩事四律》云：“凄凉蜗角难为国，冷落乌头未有家。木梯蔽江王气尽，藩离已尽弃珠崖。”[38]又云：“茫茫前事剧堪师，蓄艾三年计未迟。从此鼾眠邻卧榻，更无胜算理残棋。”[39]这些诗作不仅表现了朝鲜被日本占据后发生的巨大变化，而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必将对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必然给中国带来极为不幸的后果。后来的许多事实一再证明，这种担心毫不多余，可惜知者太少、知之太迟。 （三）台湾诗歌崛起，民族意识强化 甲午战争爆发和《马关条约》签订，使台湾第一次承受着如此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经受着如此严峻的命运考验。因此，描绘台湾局势和变化，歌颂在台湾坚持抗日、反抗侵略的仁人志士，将台湾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地融为一体，就成为甲午战争诗歌的重要内容。张景祁《台疆杂感十首》[40]，描绘台湾局势的变化及各战备要地的失守情况。他又在《后感事》中写道：“全局难争一着棋，竟将险塞弃华离。田横誓众存孤岛，仓葛呼天树义旗。久隶皇图思禹奠，复沦戎索泣周遗。空拼万井涂膏血，卉服终看变岛夷。”[41]毛乃庸《赤嵌城》题下注明“哀台民也”，情感寄托已清晰可见，末数句云：“横行淫掠复何堪，轻乃拘囚重诛戮。城中碧血化青燐，城外狐狸饱残肉。天寒日暮哀遗民，北望神州泪盈掬。泪盈掬，鬼夜哭。不恨虾夷不诉苦，但恨生不得为中国民，死不得葬中国土。”[42]长歌当哭，凄楚动人。杜德舆《沪上感咏十首》云：“竟割商於地，遗 对于在日本野蛮侵略、军事占领面前不甘屈服、奋起抗战的清朝官员与台湾民众，诗人们则予以热情歌颂。陈寅《感刘渊亭军门（永福）》颂扬奋起抵抗、保卫台湾的刘永福：“十倍才原高将帅，千秋气竟短英雄。茫茫五百田横岛，今古谁同烈士风？”[45]杨毓秀《刘将军（永福）歌》首句即为：“刘将军忠义天下无！”[46]结句又说：“呜呼主和之相古诚有，将军忠义今则无！”[47]其《闻刘渊亭军门台南内渡》也用“誓死睢阳志，将军百战酣”这样的诗句高度赞誉刘永福的英雄气概，又以“难鸣孤掌奋，风雨吊台南”[48]表现英雄失路、报国无门的感慨。在台湾已被割让给日本、清朝官员纷纷内渡之际仍然奋起抗日的台湾人简大狮，也成为诗人歌咏赞誉的对象。钱振锽《简大狮》云：“痛绝英雄洒血时，海朝山涌泣蛟螭。他年国史传忠义，莫忘台湾简大狮。”[49]将其视为可以进入国史的忠义之士，寄托了强烈的反侵略、反殖民、爱台湾、爱祖国的感情。 在众多表现甲午战争中台湾局势的诗人中，生长于台湾、日本占领台湾时率军民奋起抗日、失利后内渡回到原籍广东镇平（今蕉岭）的丘逢甲，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位。丘逢甲内渡后，以至死不移的思台念台深情，写下了大量诗歌，奏响了清除日本侵略者、回归祖国的时代强音。台湾情结贯穿于他内渡后的整个生命之中，无论是唱和还是独思，景物还是人物，也无论是读史还是察今，几乎都能勾起丘逢甲思念台湾、志图恢复的强烈愿望，都不能不使他产生强烈的思想动荡和反侵略激情。《海军衙门歌同温慕柳同年作》云：“大东沟中炮声死，旅顺口外逃舟驶。刘公岛上降幡起，中人痛哭东人喜。旁有西人竞嗷訾，中国海军竟如此！……噫吁乎！书生结舌慎勿言，衙门主者方市权。”[50]《答台中友人》云：“月明海上劳相忆，凄绝天涯共此时。……冷守平生心迹在，朝衫零落泣孤臣。”[51]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残破中国局势与诗人的深切忧患联系起来倾情而出。其《离台诗》更是这种情感的集中表现：“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52]又其《春愁》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53]《元夕无月》云：“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流鲲洋。”[54]都是在反复吟唱无法割舍的恋故土、思故家之情。《送颂臣之台湾》云：“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55]其志图恢复、卷土重来的信念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怀益发真挚动人。 台湾割让之变，使台湾第一次如此深切地受到两岸诗人的共同关注，大量诗歌使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与变化、奋斗与抗争如此清晰、全面地呈现在中国人民眼前。这不仅促进了近代诗歌题材的丰富，凸显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宏阔格局，而且使台湾诗歌真正汇入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总体血脉。 （四）战争与和平观念的调适重建，中国与世界意识的深化拓展 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度，战争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总是带有某些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的色彩。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列强入侵而引发的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却使人们不得不改变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鼓舞斗志，重拾信心，也成为这一时期诗歌的重要主题。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给中国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主权伤害和政治危机，而且给中国人的情感和心理造成了深重创伤。如此彻底地败给传统视野中的东夷日本，是许多中国人毫无预料也根本不能接受的。因此，讽刺和批判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诗作大量涌现，成为甲午战后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云：“合肥韦虎不须歌，龙节星轺又议和。……高阁格天资敌国，千秋青史竟如何？”[56]又云：“斫石有刀飞羽檄，补天无策拂心旌。宋民耻作金臣朴，寄语王云好缓行。”[57]邹增祜《闻和议定约感赋三首》云：“圣主终神武，其如国贼何？元戎甘割地，上将竟投戈。漏瓮焦难沃，誃台债愈多。向来无一策，富贵只求和。”[58]一些诗作还发出了鼓舞民气、志图恢复的呐喊，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甘屈服的正义果敢。赵濬《边外杂咏》云：“将军若好武，寇盗岂能狂？……中原根本地，谁为扫欃枪？”又云：“倘使张天讨，无难镇海夷。书生空有恨，磊落向何之！”[59]蒋兰畬《感事八首》云：“小朝无地容孤立，中夏何时见大同？”[60] 日本的野蛮侵略和军事占领，迫使人们不得不从传统的世界观念和中国观念中走出，重新认识真实的近代国际关系与世界局势。这种思想认识在甲午战争诗歌中的表现，就是国家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崛起，亚洲及世界空间意识的强化，成为近代诗歌具有新思想质素和新文化视野的显著变化。陈玉树《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云：“大圜中裹地如球，海外今知有九洲。”[61]已经在广阔的世界格局视野下思考中国的处境。又其《感事悲歌》结句云：“吁嗟乎！世道日降江河东，东夷未靖忧西戎，戎夷将相多勇忠。我祝天生良辅陟台阁，国贼首斩秦长脚，臣心一变白蛮却。人言天醉天实醒，鹑首安能赐秦嬴，会看寰海镜清方隅平！”[62]也是将当时中国面临的多重外患一并考察，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来自日本的威胁。曹允源《书事》云：“东南群盗揃刈尽，互市乃有东西洋。……庚申一误甲申再，战无必胜和非恇。”[63]不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世界列强的威胁，而且将庚申（1860）、甲申（1884）和甲午（1894）列强的多次入侵联系起来，揭示战和两难的处境。王树楠《书愤》云：“大言邹衍说神州，万水浮沉绕地球。……造物已开恢恑局，宰臣须用识时流。”[64]在新的世界观念和国际局势下再次提出人才问题，强调当重用识时务、识大局之人。此类作品已经从更加真实的世界局势、国际关系中思考中日关系，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进行深刻反省，做出冷峻清醒的判断，反映了思维广度和认识深度的显著进展，也表明甲午战争诗歌时代性、思想性的加强。 三 艺术探索与诗风新变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在艺术技巧、风格特征等方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自觉求新、着意创变，形成了众体兼备、风格多样的创作格局，成为近代诗歌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叙事性和批判性的自觉增强，诗史意识的强化彰显。 抒情性是中国诗歌最深厚、最具有民族性的传统。但清代以降，诗歌出现了叙事性增强的趋势，这也体现在近代诗歌之中。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反侵略爱国诗歌潮流，就涌现出大量的系列诗歌，其在主题设计的自觉性、集中性和叙事周详程度方面均表现出远绍前人、着意创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在甲午战争诗歌上也有鲜明反映。 黄遵宪《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等诗作，和丘逢甲《海军衙门歌同温慕柳同年作》、《闻胶州事书感》、《老番行》、《苗粟县》、《述哀答伯瑶》等诗篇，都是在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驱动下创作的甲午战争的形象诗史。而倪在田以十八首“望”字为题的诗作，全景式地描绘了十八个战略要地的危急局势。从诗歌体式上看，这十八首诗运用了七律、七古、五噫歌、汉乐府体、三言、四言、五言、杂言歌行等体式，表现出主题明晰与形式灵活相结合的鲜明特点，体现了自由创造、灵活多变的创作观念和诗歌文体的创新变化。 另一方面，为了增加诗歌的内容含量，充分发挥叙述与议论结合的特点，一些诗人还比较多地运用歌行体，特别在对甲午战争中逃跑投降、愚昧卑劣的腐败官员进行的辛辣嘲讽中，着意运用滑稽诙谐、夸张讽刺的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黄遵宪《度辽将军歌》写吴大澂大言欺世，极尽滑稽讽刺之能，被钱仲联誉为“悲愤之思，出以突梯滑稽之笔，集中七古压卷之作也”[65]。周锡恩《感事》云：“战守不谋谋出狩，徒闻英杰满中朝。”[66]吴重熙《感事》云：“三军奉命唱刀环，一见群酋匹马还。……此辈本宜高阁束，有何才略救时艰？”[67]也都是对清政府和军队中毫无才略、尸位素餐者的奚落。 毛乃庸《赤嵌城》题下标明“哀台民也”[68]，《莲花漏》题下标明“讽枢臣也”，即“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69]的结构方式，显然是继承唐代元稹、白居易“新乐府”的怨刺讽喻传统，着意营造伤时讽世的艺术风格。《莲花漏》云：“天子筹边夜不眠，诸臣赐对容犹倦。但言奏捷在须臾，小丑何容劳圣念。明日金銮再召见。明朝再见将何如？怀中幸有和戎书。”[70]对只懂得谎报胜利的文官武将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深刻的思想与讽刺批判手法得到充分展现，丰富了甲午战争诗歌的风格构成。 （二）悲愤苍凉、沉雄刚健诗风的弘扬。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人们将战败后的感慨义愤和仇情怨怒在诗歌中集中迸发，产生了大量悲愤苍凉、沉雄刚健的诗篇，成为甲午战争诗风的代表。 黄遵宪诗歌雄直率真、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在表现甲午战争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书愤》云：“一自珠崖弃（胶州），纷纷各效尤（旅顺、大连湾、威海卫、广南湾）。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71]将处处遭人侵占、受人控制的国家局势与历史教训结合在一起，以深沉愤激的笔触抒发内心感慨。又云：“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72]将中国与已被占领、遭遇亡国惨祸的波兰和印度相比较，指出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后患无穷，格调苍劲凄怆，动人心魄。《上黄鹤楼》云：“矶头黄鹄日东流，又此阑干又此秋（乙未五月客鄂，方与客登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鼾睡他人同卧榻，婆娑老子自登楼。有言鹦鹉悲名士，折翼天鹏概督州。洒尽新亭楚囚泪，烟波风景总生愁。”[73]将每况愈下的国家局势与登临感怀结合于一，寄托诗人的无限忧愤，通过国家屡遭不幸、个人报国无门的苦闷传达出壮志难酬的愤怨，这更是时代精神的诗性表达。 这种感怀国事、不甘屈辱、壮怀激烈的遒劲诗风反映了当时许多诗人的共同情感状态和自觉艺术追求，更是那个非凡时代中国人民自强奋斗心声的诗性表白，最能代表甲午战争时期诗歌风格的变化。张景祁《感事》云：“嫖姚将略今谁继，东望神州涕泪倾。”又云：“无边风鹤警沙场，又见招魂礼国殇。……此日敷天同义愤，会看一鼓扫贪狼。”[74]将亘古的苍凉空旷与浸透心脾的忧伤一并写出，又不失刚健勃发的内在气韵。宋育仁《感事五首》云：“江海隔中原，论都又枉论。艅艎先失水，猿鹤尚乘轩。东海惭高蹈，西邻畏责言。呕余心血在，夜夜似潮翻。”[75]于慷慨愤激中寄寓对战争失败的冷峻分析和深刻思考，豪迈沉雄。张同《感事有作》云：“莽荡乾坤万事非，世情多与愿相违。金瓯已缺谁能补？铁锁都沉不可归。亘古瀛寰成创局，孤臣海峤怅斜晖。狂澜未倒犹堪挽，拔剑高歌赋《采薇》。”又云：“割地输金事等常，其如泄沓势方张。兵曹我自惭无地，武库谁能肃若霜？人世白云幻苍狗，海天紫岛尚红羊。九州聚铁何堪铸？几次挥戈望夕阳。”[76]以慷爽明快之笔，传伤时忧国之情，终不失挽狂澜于既倒、挥鲁阳之戈的英雄气概。 以慷慨激愤、郁勃悲壮为风格特征的大量诗作，在中国传统阳刚之美、浩然之气理论观念基础上，传达出甲午战争诗歌中蕴蓄的内在风骨和精神力量，是中国人民勇于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国家危亡之际的喷发，是反对侵略、追求正义的坚定信念在民族危难之时的呐喊，不仅是耳闻目睹甲午战争及其后果的众多诗人的心声，而且是近代中国人民的刚健品格与不屈意志的诗性传达。 （三）忧郁苦涩、感伤哀怨情绪的抒发 甲午战争毕竟是以清朝屡遭败绩、割地赔款、付出空前惨重代价而结束，饱受欺凌、屡遭不幸的中国又一次被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交涉中的损失都更加惨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许多诗人将内心的悲伤苦闷、精神的折磨忧怨歌咏而出，创作出许多饱含悲苦情调、感伤愁绪的诗篇，于是形成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另外一种格调。 此类诗篇在艺术表现和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致入微、深婉低回，也更具有感人至深、引人共鸣的艺术力量。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云：“国恩养士重山河，赢得衣冠间谍多。……十载楚材零落尽，九重南望泪滂沱。”[77]忧怨感伤中饱含愤恨，表达众多爱国忧时者的心声。王树楠《书愤》云：“老嫠独陨宗周涕，一傅何堪众楚咻。举国已成孤注势，伤心一发可能收？”[78]将国家危急局势与个人感慨心伤、兴亡教训与眼前现实相结合，以低沉忧郁的格调吟咏对时局作深沉忧患和深刻思考。又其《呈黎观察》云：“东海归来久，轩然忽大波。邱沙战士骨，冠剑小儿歌。每痛秦无策，翻忧汉许和。听公孤愤语，惟有涕倾河。”[79]以感伤悲凉的诗句倾诉内心的孤独迷茫，传达的仍然是国家民族危亡、毫无出路的苦痛，催人泪下。张锡銮《甲午中秋前日左冠廷军门战殁平壤诗以吊之》云：“屹屹孤城独守难，祖邦西望客军单。大同江上中秋月，长照英雄白骨寒。”[80]对抗敌牺牲的左宝贵的凭吊，出之以中秋圆月长照英雄白骨的画面，令人怵目伤怀。成本璞《刘公岛为甲午海战覆军处》云：“微风动瀛海，冉冉谷纹生。天入大荒尽，山从海外横。危岸孤石耸，落日暮潮平。见说东征日，楼船苦战争。”[81]描绘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的惨状，传达忧郁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伤感。吴重熙《感事》云：“龙蟠虎踞帝王州，举目山河落日愁。黯淡棠梨新鬼哭，凄凉禾黍故宫秋。纸鸢未解城中急，风鹤翻多意外忧。独有秦淮好明月，夜深犹照水边楼。”[82]连续使用多个肃杀萧条、衰败孤寂、国破家亡的意象，表达凄凉愁苦、孤寂无助的忧伤，触发兴亡之感、激起沧桑之怀。张秉铨《台湾二首》云：“无端劫海起波澜，绝好金瓯竟不完。阴雨谁为桑土计，忧天徒作杞人看。皮如已失毛焉附，唇若先亡齿必寒。我是贾生真痛哭，三更附枕泪阑干。”[83]对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表示痛心感慨，寄托强烈的爱国情思。 这些忧郁苦涩、低回悲戚的诗作，代表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另一种风格特征，表达对国家民族状况的忧虑，同时也是悲伤无助、愁苦孤独、报国无门、回天无力的中国人民对于被侵略、受屈辱、遭奴役的痛苦经历的歌哭。这种更加细腻深切地指向内心深处、指向情感细部的诗歌风格，非常充分地表现出那个悲剧时代的悲伤与苍凉，使甲午战争诗歌更具有超越时空、催人泪下的动人力量，也反映了近代诗歌在情感表达方式、表现强度方面的变化，丰富了近代诗歌的风格内涵和美感特征。 （四）多种艺术手法、表现方式的汇聚与运用 甲午战争波及的范围广泛，牵涉的人物事件众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伤害空前深重。许多诗人用诗歌反映其史实和细节、表达内心情感与思想困惑，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传达那个艰难时代的诗风创变与文学精神，从更多方面展现甲午战争给近代诗歌带来的时代质素和深刻变化。 咏史构思方式和以古鉴今表现方法的着意运用。一些诗作大量运用以史鉴今、借古讽时的题材选择与艺术表现手法，或赋予历史人物和事件新的时代含义与色彩，或有意模糊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将史事与时事密切联系起来，产生更加直接、强烈的艺术效果。于齐庆《咏史》云：“佞臣竟请斩安昌，折槛哓哓不算狂。乳臭小儿真败事，纸糊阁老有封章。试思环海波澄碧，那用漫天雾塞黄？纵使反形今未具，尸居余气太颓唐！”[84]借古人古事讽甲午战争中人物事实，笔力刚健。胡念修《咏史》质问：“六州合错金谁铸？万里投荒玉已焚。沧海桑田浑莫辨， 此外，王闿运《湘绮楼游仙诗五首》对传统游仙诗的内容和体式均进行了重要改变，内容既非以道教游仙，形式亦非五言古诗，而采用咏史纪实的方式对时人时事进行针砭，与同时出现的大量咏史诗非常接近。而诗中多处出现自注，这种几乎无一字一句无来历的作风，也反映了诗人纪实存史意识的加强。近代诗歌叙事性与纪实性加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者合一的创作风气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拟古代名家名作之法的再度兴起与有意运用。拟作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一种常见且重要的方式，诗骚以降的历代诗人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拟作。拟古人同类题材或体式的创作习惯在甲午战争诗歌中又一次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甲午战争的强烈刺激，诗人的创作观念进一步明晰，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觉从古代诗歌中选择内容、格调、体式等方面具有典范性且足以反映近代社会政治状况、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名家名作，从而使拟作之法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杜甫七律《诸将五首》就是当时诗人拟作的重点。郭家声《效诸将》、潘宗傅《诸将五首》、赵铭《拟诸将五首》、诸可宝《拟少陵体诸将诗五首》，[87]都是同类诗作。这些拟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均与杜甫同题原诗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而且颇能反映甲午战争中的重要情况和诗人的主观感受，同样具有时代诗史和诗人心史的双重价值。 李商隐《重有感》是当时诗人模拟的另一主要对象。最有代表性者当推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十首》和《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十八首》，从中可见诗人具有明确的创作用意，而且于此一往情深。《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之六云：“居然元老总帅干，大纛高才上将坛。帝德如天容忍易，臣心似水古今难。英年毛发同褒鄂，末路功名愧范韩。青徼丹冥沦故界，尽销金甲铸铜山。”[88]《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之十二云：“桃虫大鸟翻飞易，苍狗浮云变态多。戚舞刑天犹善战，药名国老止能和。沉河谁效申徒狄？负戴频劳子服何。从此鲲人阛阓满，举朝宜奋鲁阳戈。”[89]通过反映甲午战争中政治局势、军事状况和人物事件，表达作者对可悲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颇得李商隐原作之风神。拟作虽然是一种常见的非自出机杼的创作方式，但仍然可以产生优秀作品，采用拟作方式创作的大量诗篇同样丰富了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推动了近代诗歌的创新发展。 集句手法的有意运用和集句诗的大量涌现。集古代名家名句以为新诗，也是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常见方式，既具有高雅的趣味性、显示才学的娱乐性，又可以表现深挚的思想内涵和精致的艺术技巧。甲午战争诗歌中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集杜诗现象。张罗澄是甲午战争时期一位相当重要的诗人，其集杜之作将杜诗与当时政治军事局势、重要人物事件和诗人的内心感受融会于一，代表了当时集杜诗的特点和水平。其《乙未二月倭逼大沽傅相行成定议因集子美句志感》云：“九重春色醉仙桃，河陇降王欵圣朝。已喜皇威清海岱，不堪人事日萧条。细推物理须行乐，懒惰无心作解嘲。独使至尊忧社稷，冥冥愤祲未全销。”[90]又其《新秋沪上有怀吾师南皮尚书集子美句》云：“天时人事日相催，故国霜前白雁来。沧海未全归禹贡（谓台湾），片云何意傍琴台（吾蜀地名）。不贪夜识金银气，潦倒新停浊酒杯。跨马出郊时极目，安危须仗出群材。”[91]张罗澄还有《集杜拾遗句柬刘渊亭军门二首》、《集杜诗送友人沈阳从军》等诗作。此外，夏锡畴《张罗明远孝廉从军集杜拾遗句赠之》云：“空山独夜旅魂惊，月傍关山几处明。画省香炉违伏枕，投壶散帙有余清。更为后会知何地，拟绝天骄拔汉旌。此别应须各努力，武陵一曲想南征。”[92]王焕宗《沪江感事集杜工部句》云：“太息人间万事非，水晶宫殿转霏微。谢安不倦登临赏，刘向传经心事违。彩笔昔成千气象，乌皮几在还思归。诸公衮衮登台省，老大徒伤未拂衣。”[93]均以杜诗的重新组合表达对时局时事的看法，寄托诗人的主观感受。集杜诗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固与杜甫诗歌具有的深厚精湛的思想艺术魅力、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有关，更与甲午战争时期国家局势和诗人精神感受密切相关。正是历史事变的相似性以及杜甫诗篇与当时诗人感受的相通性，使近代诗人从杜诗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和情感共鸣，而集杜之作的大量出现也使杜诗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诗坛风气下获得了新生命，反映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创变。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在多方面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艺术传统，直接传承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诗歌风尚，并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诗坛风气中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诗歌史、文学史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和交互影响，甲午战争诗歌也体现出既有别于古代诗歌、又有别于近代其他阶段诗歌的独特性，反映了甲午战争这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给近代诗人思想、心态、情感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突变性与特殊性，更加充分地反映了近代诗歌适时而生、创造发展、变革传统的总体特征，从精神史和文学史意义上诠释了国家不幸对于诗歌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和以入世精神为主导人格特征的近代诗人对于那个苦难时代的诗性记述与有力回应。 四 犹然在耳的历史回声 宗法专制统治的腐朽没落，接连不断的列强入侵，无休无止的内忧外患，使近代中国处于日趋严重、不断加深的国家动荡、民族危亡之中，这个古老文明国度仿佛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无法自救的生存怪圈。从鸦片战争时期由东南沿海迅速北上、步步紧逼的西方列强的入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全国性政治军事危机，再到中法战争时期中越边境、台湾地区局势的日趋紧张，加之太平天国起义的沉重打击，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到了疲于应付、勉强支持、毫无作为的境地。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近代文学中也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反映，近代诗歌就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在近代中国经历的无数屈辱、多次失败中，甲午战争无疑是极其严重的一次。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沉重打击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带来的痛苦都是空前的。甲午以前中国人的普遍认识是，尽管中国已处于西方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之下，但日本并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更不会对中国产生任何非分之想。当现实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善良想象和一厢情愿，当失败的结果突如其来地摆在面前的时候，刺激之深痛和震撼之强烈同样令中国人始料不及。这种情感刺激、精神冲击反映在文学上，就激起了一个空前雄浑壮观的文学创作高潮。诗歌作为传统文学体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同样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时代诗史和民族心史的使命，形成了甲午战争诗歌高潮。 甲午战争诗歌远绍中国古典诗歌思想与艺术传统，近接近代诗歌的创新变革潮流，在国难家仇空前深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强烈刺激下，汇聚成一个强大的反对侵略、维护统一、爱国保种、复兴中华的诗歌高潮，集中表现了近代诗歌发生的深刻变化、焕发的勃勃生机，也充分反映了近代诗歌的思想转换与艺术拓展，将近代诗歌的变革推向了新高度。甲午战争诗歌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鸦片战争前后兴起的反侵略爱国诗歌潮流，也自觉延续着中法战争时期再次掀起的反对列强奴役宰割的诗歌创作，从而将近代以来此伏彼起的以反对侵略、还我主权、爱国图强、复兴中华为核心内涵的诗歌创作潮流推向了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程度，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和文学影响。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甲午战争诗歌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样式一道，对其后的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甲午战争以后迅速萌生并茁壮成长的呼唤民族自强觉醒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伴随着戊戌变法运动而兴起的诗歌改革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诗界革命”主张的正式提出和积极尝试，都是甲午战争诗歌直接影响启发的结果。而且，甲午战争诗歌将近代诗歌中的反帝爱国精神、创新变革风尚、风格体式特征发展到成熟阶段，为后来的反侵略爱国诗歌树立了典范、积累了经验。随后兴起的反映义和团起义与庚子事变、反对八国联军入侵的诗歌，无不直接受到甲午战争诗歌的启发。从诗学精神和风格特征来看，甲午战争诗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及南社诗歌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从近代诗人反映辛亥革命运动的诗歌创作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文学精神的自觉传承和发扬光大。 不仅如此，甲午战争诗歌为后来中国人民长期反对日本及其他列强侵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创作经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无论是从中日关系史来看还是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历程来看，都可以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文学中每一次反对列强侵略、呼唤民族解放的文学创作高潮，都不可能不与日本产生深刻关联。甲午战争文学已经积淀为近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反对日本侵略始终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极为突出的主题。即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五四前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也与日本得寸进尺的野蛮侵略、继续以不平等条款强加于中国、对中国主权进行更加无理的干预密切相关，而这一切又无不是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签订造成的历史恶果的变本加厉。 更加不幸的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暴行并没有止于甲午战争。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又一次更加野蛮凶残的侵略战争，使早已多灾多难、贫弱不堪的中华民族进入到一场更加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之中，同时也产生了更加丰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学思潮。如同日本再次侵略中国与甲午战争造成的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深受甲午战争结果的直接影响一样，这一时期的反侵略爱国文学也深受甲午战争文学的深刻影响，而且将中国近现代反侵略文学创作推向了新阶段。 《马关条约》签订后被日本强占的台湾，在侵略者的统治下度过了整整五十年的苦难岁月，但是台湾人民并没有放弃反对侵略、回归祖国怀抱的努力，几代文学家继承甲午战争时期的反侵略文学传统，持续进行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学创作，给黑暗的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文学增添了光辉的篇章。而且，以甲午战争文学为最重要标志的近代反侵略爱国文学传统，在沦为殖民地的香港、澳门文学中也有着真切充分的体现，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甲午战争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甲午战争诗歌及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弘扬爱国主义、寻求中华复兴的文学创作的光辉起点。甲午战争诗歌成为近代诗歌创作高潮到来、精神气质和美学风格发生重要转折的一个显著标志，也为其后文学的创新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经验，并成为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对后来的反侵略爱国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来说，不论是在诗歌史、文学史意义上，还是在更加广泛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这样的古训仍然是值得认真品味、仔细体悟并获得深刻启示的。当时间的轮回再逢甲午，当一百二十年前那场突如其来、惨烈悲壮战争的硝烟逐渐飘散，当许多人物和故事渐渐远去、成为历史陈迹的时候，今天的我们，仍然能够清晰地听到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回声萦绕在耳畔，仍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那并不陌生的沉沉往事依旧回荡在心头。 注释： [1]孔广德《普天忠愤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刻本，卷首第1页。 [2]《普天忠愤集》，卷首第3—4页。 [3]杨佣子《榕园续录》卷三，梅县东山中学1944年版，第7页。 [4]关于中国“诗史”传统的系统研究，详参张晖《中国“诗史”传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5]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中册，第653页。 [6]《人境庐诗草笺注》，第656页。 [7]《人境庐诗草笺注》，第678页。 [8]《人境庐诗草笺注》，第680页。 [9]《人境庐诗草笺注》，第681页。 [10]《人境庐诗草笺注》，第687—693页。 [11]《人境庐诗草笺注》，第767页。 [12]《人境庐诗草笺注》，第772页。 [13]阿英《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3—31页。 [14]《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2—33页。 [15]《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3页。 [1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1页。 [1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9页。 [1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2页。 [1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3页。 [2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7页。 [21]《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页。 [2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页。 [23]《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8页。 [24]《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中册，第647页。 [25]《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页。 [26]《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中册，第699页。 [2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2页。 [2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0页。 [2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3页。 [3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3页。 [31]《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99页。 [3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66页。 [33]《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3页。 [34]《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0页。 [35]《普天忠愤集》卷一一，第11页。 [3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页。 [3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5页。 [3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96页。 [3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97页。 [4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9—10页。 [41]《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9页。 [4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2—53页。 [43]《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8页。 [44]《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4页。 [45]《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0页。 [4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7—58页。 [4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8页。 [4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8页。 [4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6页。 [50]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0页。 [51]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编《丘逢甲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47—248页。 [52]《岭云海日楼诗抄》，第421页。 [53]《丘逢甲集》，第199页。 [54]《丘逢甲集》，第252页。 [55]《丘逢甲集》，第195—196页。 [5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2页。 [5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2页。 [58]《普天忠愤集》卷一一，第11页。 [5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7—38页。 [6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6页。 [61]《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4页。 [6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5页。 [63]《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5—16页。 [64]《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4页。 [65]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页。 [6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9页。 [6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9页。 [6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2页。 [69]白居易《新乐府序》，载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44页。 [7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3页。 [71]《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中册，第767页 [72]《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中册，第772页 [73]《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中册，第763—764页。 [74]《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页。 [75]《普天忠愤集》卷一一，第10页。 [76]《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20页。 [7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页。 [7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4页。 [7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35页。 [80]《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8页。 [81]《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6页。 [82]《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09页。 [83]《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6—7页。 [84]《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5页。 [85]《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76页。 [86]《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89—90页。 [8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42—45、48—49、91页。 [88]《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1页。 [89]《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13页。 [90]《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18页。 [91]《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18页。 [92]《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20页。 [93]《普天忠愤集》卷一二，第20页。 [作者简介]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