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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对于宋代政治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所发生的“朋党”事件，对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而这一事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标识性的事件，在汇聚了北宋前期诗歌发展的诸多累积之后，将诗歌正式引上了“以天下为己任”诗风的轨道。 一、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及诗歌书写 景祐三年（1036年），宰相吕夷简执政，奔竞之风盛行。范仲淹权知开封府，言事无所避忌，为此向宋仁宗进呈《百官图》，指明任命官员的基本规则，认为进退大臣要公私分明，升降有序，不能全部交由宰相处理。吕夷简因此不悦，与范仲淹交章论辩，并斥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朝臣结党是君主大忌，于是仁宗下诏落去范仲淹天章阁待制一职，并贬知饶州。其时，谏官御史均不敢进言。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论仲淹不当贬，亦落职监筠州酒税。尹洙随即上言自请与仲淹同贬，并说：“余靖素与仲淹分疏，犹以朋党得罪，臣不可幸于苟免。乞从降黜，以明典宪。”遂贬郢州酒税。欧阳修时为馆阁校勘，写信给谏官高若讷，斥责他身在言职，却不敢进言为范仲淹辩护，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与高司谏书》。高若讷恼羞成怒，将这封信进呈仁宗，于是欧阳修也受到牵连，贬为夷陵令。四名朝臣陆续被贬，在当时成为轰动朝野的大事，围绕此事产生了许多诗歌。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组。“四贤”指范、余、尹、欧阳，“一不肖”即高若讷，一诗咏一人，一共五首。诗中以充满感情倾向的词句，描述了四贤的事迹与风采，譬如写余靖（字安道）的一首写道： 前日希文坐言事，手提敕教东南趋。希文鲠亮素少与，失势谁复能相扶。崭然安道生头角，气虹万丈横天衢。臣靖胸中有屈语，举嗌不避萧斧诛。使臣仲淹在庭列，日献陛下之嘉谟。刺史荣官虽重寄，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当罪，随漕扁舟尽室俱。炎陬此去数千里，橐中狼籍惟蠹书。高冠长佩丛阙下，千百其群诃尔愚。吾知万世更万世，凛凛英风激懦夫［1］。 诗中截取余靖进言的场景，借余靖之口再次叙述范仲淹（字希文）忠直却遭到贬谪的经历，并展现余靖大胆耿直的“凛凛英风”。这组诗中词句的选用，透露着诗人的政治立场：范仲淹是“矢身受责甘如荠”、“昂昂孤立中不倚”，尹洙是“章章节义尹师鲁”、“抗书毂下自论劾”，欧阳修“裁书数幅责司谏，落笔騄骥腾康庄”……着意刻画四贤的忠直鲠亮形象，而与之相对的高若讷，则是“司谏不能自引咎，复将已过扬当时”。情感褒贬不同，形成鲜明对比，将“四贤”作为一个集体强调出来，而以高若讷为反衬，通过“贤”与“不肖”的区分来表达士论对此事的看法。 除了《四贤一不肖诗》，围绕景祐朋党事件还有许多作品。与蔡襄的直接描写不同，石介的《寄永叔》则以寓言的形式来表现。诗中以义兽驺虞比喻欧阳修，以不履行降雨之职的龙比喻高若讷： 嗟呼龙职职行雨，失职不雨民胡恃。驺虞义兽心实仁，不忍斯民不食死。向龙慢骂数龙罪，龙不能答满面耻。偷向上帝谗驺虞，驺虞得罪龙窃喜。欲知龙与驺虞分，仁与不仁而已矣［2］。 在九州干旱的大灾难中，龙只顾自己嬉玩舒适，而关怀百姓的驺虞却因谗言得罪，通过这一寓言来写欧阳修移书责高若讷、遭到贬谪的过程，并用“仁”与“不仁”对二者加以区分，以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梅尧臣则有《彼䴕吟》同样以寓言形式影射，“䴕”是啄木鸟，它啄击臃肿虚质而有害虫的树木，却触怒主人而被逐走。这首诗实以䴕喻范仲淹，而以有虫之树喻吕夷简，虽然比蔡襄的诗作隐晦，却也有着颇为明显的寓意和政治倾向。 在正面表现这一事件的诗歌之外，还有许多相关人物的酬赠之作。梅尧臣各有一首赠欧阳修、尹洙、范仲淹，并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支持和赞美，例如，《闻欧阳永叔谪夷陵》：“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闻尹师鲁谪富水》：“附炎人所易，抱义尔惟难”；《寄饶州范待制》：“古来中酒地，今见独醒人”，等等。苏舜钦也有诗《闻京尹范希文谪鄱阳、尹十二师鲁以党人贬郢中、欧阳九永叔移书责谏官不论救而谪夷陵令，因成此诗以寄，且慰其远迈也》，诗中的称颂、劝慰与梅尧臣大致相同，只是集中于一诗表达。而“伤心众山集，举目大江流。远动家公念，深贻寿母忧”数句，融迁谪之情入江山景物，则更为细腻幽折，深情缠绵之外又衬托出尹欧等人不计个人利害的忠直；末句的“吾君思正士，莫赋畔牢愁”表达了对范、尹、欧三人的劝勉，也是对他们的正义行为的另一种肯定［3］。这些酬赠之作，虽然产生于朝廷诏戒朋党的背景之下，却在实际上紧密地团结了志趣相同的士大夫，使他们相互勉励、向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目标一齐奋斗。 二、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诗歌写作之内在动因及精神内涵 景祐三年（1036年）的朋党事件，虽然在当时造成了一批“贤者”的贬谪以及他们对朝堂政治的暂时疏离，但对于诗歌史而言却是一个契机，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 士大夫是宋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参与者，而宋代政治又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形态，士大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点不但上超汉唐，亦为元明清不可企及。宋仁宗在位的40年间（1023年～1063年），则是士大夫政治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养成并得到充分凸显的时期［4］。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统治，宋初以来重用读书人、不罪言事者、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逐渐定型，为士大夫提供了自由舒展的空间。仁宗亲政以后，进一步推进了士大夫政治的长成，形成了“同治天下”的新型君臣关系［5］。仁宗有意识地赋予言事者更多的权利，虽然出发点是希望“异论相搅”，避免相权过大，但在实际上却对君权自身也起到了相当有力的制约。南宋吕中在《大事记讲义》曾有一个总结： 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权为纪纲，而以言者之风采。故其进退台谏，公其选而重其权，优其迁而轻其责，非私之也，盖以立国之纪纲实寄于此［6］。 将“言者风采”拔至立国纪纲的高度，一朝局势皆系于此，可见士大夫在仁宗朝所享有的至高地位。仁宗优容言事的态度激发了士大夫面折廷争的积极性。在不久之前的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打算废除郭后时，就有范仲淹、孔道辅等台谏官伏阁反对的事件［7］。景祐（1034年～1038年）是仁宗亲政后的第一个年号，景祐三年（1036年）的这次朋党事件，同样是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凸显的结果。这次事件中仁宗虽然倾向了吕夷简的一边，但对范仲淹等人并非一概否定。不久之后仁宗就再次对他们委以重任，这才有了后来的庆历新政。而面对蔡襄爱憎分明的《四贤一不肖诗》，泗州通判陈恢上章请求降罪作者，左司谏韩琦弹劾陈恢越职言事，仁宗的态度却是对二者都不做处理，不了了之［8］。由这些史实来看，仁宗不但优容大臣、鼓励言事，而且能够大致包容、平衡不同利益派别间的矛盾，为士大夫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仁宗朝士大夫对整个国家社会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看都超出了前代。 在仁宗朝“同治天下”的君臣关系中，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的主角——范仲淹具有典范性的意义。他的身体力行不但振作了一代之士风，而且带动了宋代士大夫政治品格的成长。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丁母忧之际仍心系天下，甚至不顾踰越典礼，上书宰执，历言天下大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9］；天圣八年（1030年）他又上书晏殊，称自己“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10］。心系四海生灵，毅然承担起致君于尧舜、致民于太平的政治理想，这便是范仲淹的最高目标，而这也是庆历四年（1044年）《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核心精神。这一精神后来被朱熹概括为：“以天下为己任”［11］。 “以天下为己任”，意味着将立泽生民视为士大夫应有的责任，凝聚着身为政治主体、身处国家社会事务中心的自觉，促使范仲淹不计个人利害得失，投身到对国家社会的建构中去。这正是景祐三年（1036年）他所作所为的内在动因。这次被贬后，梅尧臣为他写了《灵乌赋》，以好心告诫主人而被视为凶兆的灵乌比喻范仲淹。范仲淹为回应梅尧臣的“结尔舌兮钤尔喙”的劝诫，也写了一篇《灵乌赋》，在“吿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二者之间，毅然选择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12］。这种坚毅的担当精神，是支撑范仲淹实践政治理想的内在动力。为君民天下费尽心力，自己遭受的贬谪就不再是耻辱，反而是一种光荣。他第一次被贬是因为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仁宗，触怒了太后，僚友送行时说：“此行极光。”第二次是因为反对仁宗废郭后，僚友送行时又说：“此行愈光。”等到景祐三年（1036年）第三次被贬，亲朋送行说的是：“此行尤光。”范仲淹也哈哈一笑，回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13］这“前后三光”，凸显着范仲淹以君民天下为旨归而“不择利害为趋舍”担当精神。 “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成为一代士大夫追慕向往的对象。譬如王质，在范仲淹赴饶州前为他送行，旁人责怪他“何自陷朋党？”王质却说：“范公天下贤者，顾质何敢望之；若得为范公党人，公之赐质厚矣！”闻者为之缩颈［14］。士大夫不但不避朋党之嫌，甚至以朋党自诩，这在前代几乎不可想象。故而朱熹称赞范仲淹“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15］、“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16］。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中毅然追随范仲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以及在诗歌中表达赞美的蔡襄、梅尧臣、石介等人，就是这样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批士大夫同样怀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以忠正刚直的姿态投入到康济生民的奋斗中去。 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正是在这样一种精神支持下展开，士大夫在诗中直面政治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对“贤”与“不肖”的价值判断如此鲜明大胆，使诗歌在描写议论的同时充满了积极昂扬的气格。这次事件从政治上说，是将这批士大夫凝聚到了一起；从文学上说，则带来了“以天下为己任”思潮在诗歌中的一次爆发性表现。 三、此前与此后的诗歌写作 其实只要将仁宗朝重要作家作品大致列一个年表，就会发现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这一批相关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另一方面刺激了贬谪诗歌向着积极达观的方向前行。 关怀政治、心系民生，这种理念在诗歌传统中一直存在。中唐白居易元稹等人的新乐府运动，曾将政治讽喻诗的创作推向一个高峰。而到了五代时期，文风浮靡，讽喻不兴。宋初虽有王禹偁、张咏继承新乐府的精神，创作了一些讽喻诗，但仍未具规模。到仁宗一朝，以讽喻为目的的诗作逐渐增多。梅尧臣、苏舜钦、石介等人都有这类诗歌问世。譬如梅尧臣写于景祐元年的《聚蚊》《清池》，以寓言的形式反映前一年的废后事件。苏舜钦的表达更加直白，早在天圣明道年间，就有《感兴》等诗表达对朝政的议论。明道元年（1032年），进士林献可请太后还政仁宗，太后大怒，将其贬至岭南。不久之后，皇宫发生了火灾。苏舜钦写下了《感兴·其三》。诗中描写林书生忠心耿介，却招来群目睚眦、执缚远窜；然而大内着火，仁宗大赦天下，得到赦免恩惠的是“凶恶囚”，却不是林书生这样直言进谏而遭贬窜的人才［17］。诗中不惮于描写大内着火时仁宗的狼狈，并对仁宗大赦提出了直接的批评。 这类讽喻性的诗歌在仁宗朝初期尚属零星，但诗中的讽喻力度得到了陆续的积攒。到了景祐三年（1036年），伴随着朋党事件的发生和扩大，终于汇聚成一股有力的潮流。《四贤一不肖诗》乘着这一股潮流而来，又将这一股潮流推向诗歌史发展的纵深处。这组诗“布在都下，人争传写”，甚至传播到了契丹，宋朝使者在契丹境内还看到这些诗被题写在墙壁上［18］。蔡襄作此诗时只不过是一地方小官，尚且积极表达对朝中大事的观点立场。而此诗传遍京师，天下目为“四贤”，足见这组诗歌在当时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 有了《四贤一不肖诗》的示范，后来围绕朝政而产生的作品越来越多。政事与诗歌形成一种互动，重要的事件必有相应的一批诗歌产生。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提拔欧阳修、蔡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庆历新政”作准备。石介因此作《庆历圣德颂》，热烈地赞美了这批士大夫，并赞美仁宗决策的正确。此诗同样流传极广，就连远在蜀地、方总角入乡校的少年苏轼也能读到［19］。这首诗甚至还影响到石介自身，由于诗中锋芒太露，正邪区分太过分明，后来也招致了奸邪小人的陷害。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事件也是一件大事。这次事件的起因并不单纯。庆历新政更张庶事，触犯了一些士大夫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试图打击新政派。而苏舜钦是范仲淹荐举，又是杜衍女婿，故而首当其冲。进奏院祠神时，苏舜钦循前例以鬻故纸所得公钱宴客，却遭御史弹劾，被定为监守自盗之罪，削吏为民。同时一并斥逐的还有许多名士，弹劾者喜曰：“吾一举网尽矣。”［20］对于这件事，梅尧臣仍然使用他惯用的影射手法，作《邺中行》咏建安七子之事。诗中写曹丕为太子时，宴请建安七子，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都伏下身来，只有刘桢平视。曹操得知后将刘桢收监治罪。此即诗中所言“公干才俊或欺事，平视美人曾不起”。这首诗虽是咏史，但诗中所写恰如进奏院事件之写照。“峨峨七子宴且喜”，与苏舜钦等人鬻废纸钱祠神之宴相吻合；刘桢“平视美人”的小小过失正与苏舜钦之小错相似；而因为这样的小错而削吏为民，苏舜钦的遭遇也正好比刘桢被收监服苦役；而进奏院事件中还牵连了一批与宴的士大夫，一时英隽斥逐殆尽，也如建安七子的其他数子般“纷然射去如流矢”［21］。梅尧臣此诗，借用史事表达了对进奏院事件的意见。除此诗外，梅尧臣的《读〈后汉书〉列传》《送逐客王胜之不及遂至屠儿原》《送苏子美》等诗也都作于这次事件后。 不只是朝廷大事，诗人们对国家各种事件都显示了积极的关注，贯穿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康定元年（1040年）诏令籍民为乡弓手以备盗贼，梅尧臣有《田家语》《汝坟贫女》反映田地荒芜、里胥逼税的惨状。宝元二年（1039年），苏舜钦有《己卯冬大寒有感》描写西北边地战士苦寒之情状，又有《蜀士》写一名蜀士上书论兵却不受重视、结果反被敌国重用，借此希望朝廷注重人才。欧阳修写于皇祐二年（1050年）的《食糟民》，描写田家种米供官家酿酒、官吏饮酒而农民却以酒糟为食的凄凉生活，对身为父母官的自己提出反省。庆历年间登上仕途的王安石，也在皇祐嘉祐年间写了讨论茶法利害的《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访茶法利害见寄》等诗。总而言之，经过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的激发，以诗讽谏的写作行为得到了极大促进，不再只是零星个别的现象，诗人也不再局限于此前讽喻诗只反映社会中某些现象、期待君主采诗以补时政的写法，而针对各种国家社会事务提出实际的见解和具体的建议，并成为整个诗坛的共同追求。 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引发了与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而几位重要人物的贬谪又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支持下为贬谪文学注入了积极达观的态度。 范仲淹在此前两次的贬谪中，已经有不少达观的诗作。明道二年（1033年）贬谪睦州时所作《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云：“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有忠信在心，丝毫不惧淮河上的风波与蛟鼋，也不惧小人的攻击与贬谪。“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22］，流露出的是一种穿越波涛之后的坦然，是对自然的风波、对仕宦之路的曲折，甚至是对人生生死，都怀抱着的从容态度。不过，这在当时仍是范仲淹一人独有的境界。天圣明道年间，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诗人尚且年轻，未曾经历太多朝政的波涛。随着景祐三年（1036年）的到来，诗人或是诗人的至交好友遭到贬谪，他们的心态和诗歌表达都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面貌。 范仲淹在这次被贬之后获得了“前后三光”的称誉，这显示了士论的道德倾向。士人对贬谪的态度不在于表面的地位升降，而上升为道德层面的评价，对胸怀天下的担当意识给予充分的赞美。这次事件中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不惧贬谪、大胆进言的义举也都代表着士大夫对贬谪一事的态度。梅尧臣和苏舜钦在送别欧阳修、尹洙等人的诗作中也对他们给与极高评价。这种视贬谪为荣光的价值取向，为他们的贬谪心境奠定了积极的基调。 要超越个人悲喜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在前代，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士大夫和诗文都不多。欧阳修贬夷陵，写信给尹洙： 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23］。 “安道”即余靖，欧阳修对余靖的这番言论，又再通过书信告诉尹洙。从这可以约略窥见朋党事件之后欧阳修等人面对贬谪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就连复古原道的韩愈，面对贬谪也难免凄苦之辞，《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欧阳修对这种悲情苦调有不满之意，以为这与寻常庸人没有区别，因此他不但这样告诉余靖，还写信向尹洙表明心意，要以不作“戚戚之文”为目标。基于这样一种心态，欧阳修景祐三年（1036年）贬谪夷陵所写的诗歌，往往流露出理性、积极的态度。诗中偶有愁苦，也会在诗人的自我解说中迅速沉淀下来，代之以达观的态度。其愁苦处哀而不伤，达观处宁静舒缓，从整体上呈现出平和淡定、不卑不亢的从容姿态。这是欧阳修仕途中第一次贬谪，但却在这一次完成了面对贬谪的心理建设，奠定了积极达观为主流的文学基调。此后贬谪滁州，《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以及其他诗文中怡然自乐的态度，都是这一基调的延伸。 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年）的《岳阳楼记》中作出了经典的总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4］。这表明，对于这群士大夫而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犹如一个支点，平衡了出处穷达之间的落差，调整了“忧”“乐”与“进”“退”之间的关系。他们不是以一己的得失决定心境的悲欢，而是在以担当天下忧乐的决心中进退皆可，收放自如。正是这样一种达观的写作姿态，使得贬谪诗歌显示出与前代不一样的积极面貌，并为后来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贬谪诗歌提供了丰富资源，以达观、理性的精神参与塑造着宋诗的整体风貌。 四、景祐三年（1036年）的诗歌史意义 ——对庆历“以天下为己任”诗风的直接开启 “庆历诗风”是对仁宗朝诗歌风貌的总体概括，仁宗朝是奠定宋诗重要特点的时期，也是宋诗中的第一个高峰。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则是北宋诗风尤其庆历诗风的重要内核。在这一阶段，“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渗透在诗歌写作中，促使诗人切实关怀国家天下，并积极以诗歌形式表达这种关怀。而诗人注重政治观点和政治抱负的表达，倾向于以平易清晰的语言来实现思想和意义的传递，这就使得辞藻的堆砌和技巧的雕琢退居次位，促进了宋诗“以意为主”诗歌观的发展。与此同时，诗中议论的成分也逐渐增多。议论是创作主体深入思考的表现，是表达意义、发表见解的需要，议论在诗中比重的提升，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方式，拓展了诗歌的思想内容，也推动着宋诗“以议论为诗”特点的形成。总而言之，“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从精神内核提升了诗歌品质，而新的精神内核也促使诗歌采用与之相适应的语言表达方式，从而由内到外地拓展了诗歌境界。景祐三年（1036年）朋党事件就是这一诗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围绕朋党事件产生的诗歌，使“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诗中得到集中凸显，将此前零星分散的力量汇聚为一股潮流，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诗人的写作，昭示了庆历诗风的走向。 参考文献： ［1］蔡襄全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67． ［2］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15． ［3］［17］苏舜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7；2．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4：8． ［5］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6）. ［6］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 ［7］［8］［18］［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2648；2787；3715；4113． ［9］［10］［12］［22］［24］范仲淹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182；201；12；82；168． ［11］［15］［1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088；3086；1188． ［13］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77． ［1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14． ［19］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1． ［21］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5． ［23］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1001． [作者简介]周剑之，女，广西桂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