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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创作文体。自从它兴盛于宋代以后，元、明、清三代均不乏作手染指，而且多有名篇佳什传世。遗憾的是，这种文体尚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1]，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以宋代的学记创作为对象，着重探讨其文体渊源、写作特点、发展历程及其与宋代政治文化之关系等，以期抛砖引玉。 一学记文体溯源 虽然学记创作直到宋代才出现适合其发展繁荣的肥沃土壤，但这一文体的首创者却可以追溯到中唐的古文家梁肃。就笔者管见，他写于大历九年的《昆山县学记》是现存学记中的第一篇。全文只有寥寥四百多字，首先点明学制对治道的重要性，“学之制与政损益，故学举则道举，政污则道污”；然后便叙述县学的兴建过程和兴学之后的治效，最后阐明写作学记的目的是“俾来者知我邑经艺文教之所以兴”[2]，暗示了主持建学的县令王纲的政绩。 这篇《昆山县学记》清楚地表明了学记这一中唐新兴文体的渊源，即文中所谓“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皆表儒训以著不朽，遂继其流为县学记”。《南阳文学志》即《南阳文学官志》，东汉崔瑗撰。《后汉书》卷八十二《崔瑗传》载：“瑗高于文辞……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其文已不存。《荆州文学志》即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荆州文学官志》。按，此文数名。《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学校”引此文作《荆州文学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收此文作《荆州文学官志》，属于史部。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二辑此文为《荆州文学记官志》，自注曰“《艺文类聚》三百八，《御览》六百八”，盖未曾细考其名，而将二者同出之异名合于一处。其实，此文之名自当以《荆州文学官志》为是，因为崔瑗已有胜作在前，《崔瑗传》明谓“《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所以王粲方有此同制异题之作。《荆州文学官志》撰于建安八年，是为了表彰刘表在削平荆州后开设学官而大兴儒学所作，今存。至于“文学”，此处指东汉郡国学中的教官一职，当时颇有名人为之[3]。“官志”，也即相当于正史中的“职官志”。所以，这两篇《文学志》都是崔瑗和王粲为了南阳和荆州的官学而撰的“志”，属于“史传”一类。学记体的起源，可以上溯于此。 或以为学记渊源于庙碑，由庙碑、庙记——庙学记——学记：“不妨说唐代的‘孔庙碑'就是北宋‘学记'一类散文的渊源。其实，因为学校与孔庙几乎不可分割，故在有关孔庙的‘碑'或‘记'中，也大多会提及学校，只不过其重点在‘庙'，‘学'只是附带成分。‘庆历'兴学以后，‘学'的分量渐至与‘庙'相等，遂有所谓‘庙学记'。此后随着‘学'的不断发展，终于摆脱了‘庙'而有专门的‘学记'。”[4]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还可进一步斟酌。首先，梁肃在文中已经明确表明学记的创作是继崔瑗《南阳文学志》和王粲《荆州文学志》之流。其次，虽然有唐一代，地方官学的确大多“即庙为学”，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校舍，甚至直到北宋兴学，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官学是依孔庙而建。但是，孔庙与地方官学仍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机构。前者是祭祀的场所，是道统的象征。孔庙祭祀在唐代是属于国家正式承认的“中祀”，各州县均建有孔子庙。地方官上任伊始便应当去孔庙祭祀，统治者以祭孔来表明政统对道统的尊重和占有[5]。地方官学则属于推行意识形态、培养人才（主要是科举人才）的国家教育机构，二者的职能有别，不宜相混[6]。体现在与这二种机构功能相对应的庙记与学记上，前者重在阐明祭祀的必要性和意义，祭祀中的各种礼仪、步骤、渊源等等（众多的孔子庙记则阐发孔子的功绩和地位，推崇孔子对治教的巨大贡献——论学则从属于这一点），以及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对祭礼的重视；而后者却重在阐述学习对于修齐治平的必要性和兴学的重要性。庙记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孔子，凡受到立庙祭祀之人均可有记，如韩琦《安阳集》卷二十一所载《新修晋太尉嵇公庙记》一文便是为西晋名臣嵇绍所作。因此，不可将二者相混。再次，在评论家的眼里，学记和庙记也是两种虽然相似但彼此体制却迥然有异的文体，比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评论欧阳修撰《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便强调说：“是庙记，不是学记。”这显然是针对欧阳修另撰有《吉州学记》而言。另外，笔者所见北宋最早的一篇庙学记李堪《古田县庙学记》[7]作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而在此之前，除了梁肃的《昆山县学记》外，段全在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已经撰写了《仙游县建学记》，所谓由“庙记”到“庙学记”，再到“学记”的演变过程，与此扞格。 自从梁肃首创学记体后，一直到唐末五代，学记的创作似乎是寥若晨星，罕见作品传世。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学记创作的“制度前提”——唐代的地方官学萎靡不振。虽然李唐统治者屡屡下诏令地方郡县兴学，但诚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些诏令往往徒具空文，未能真正贯彻执行。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至多仅能兴盛于一时一地，依靠个别的有识之士予以修建，而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学的功能也主要是行礼之处，而非学习之所[8]。在这种情况下，学记的创作自然难以繁荣。相反，庙记、庙碑之类的作品倒屡见不鲜，如王勃撰《益州夫子庙碑》、韩愈撰《处州孔子庙碑》等等。 二 宋代学记创作的制度保障、发展历程及艺术特点 到了宋代，学记体的创作终于蔚为大观，在各类文体中脱颖而出。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宋代政府大规模的地方兴学运动为学记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契机。明代王慎中对此分析道：“自有序记文字以来，诸名家之文为记学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词，虽韩昌黎《夫子庙》一篇亦为劣。盖唐制立学不广，不但诸家无名文，而诸家之文为学而作者亦少。惟宋庆历诏天下立学制，始盛于郡县，而古文之兴亦自庆历以后，故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9]他在分析学记的创作历史时，能够不局囿于单纯文体的角度，而着眼于文体背后制度的因素，的确鞭辟入里。据贾志扬统计，宋代以前的地方州县官学总共只有97所，而宋代却修建了653所，其中州学189所，县学464所[10]。学记本来便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从宋人的学记作品来看，其写作的缘起一般是某位地方官在主持负责修建了地方学校之后，便聘请一些著名的文人来为新建或重建、新修的学校撰写一篇记文，许多记文还刻石立碑[11]。所以，这些分布广泛的州县学校，无疑是学记体在宋代才繁荣昌盛的基础所在。 笔者据现存宋人别集、《全宋文》等粗略钩辑到学记作品四百多篇，并将其创作时间、作者、地域等具体情况编成《宋代学记创作一览表》。从中可见学记在宋代的兴盛是与宋代政治中的地方官学运动息息相关的。两宋三百多年间，一共有四次由中央政府直接颁发诏令大张旗鼓地命地方官员兴建官学的兴学运动。第一次是景、庆历兴学，以庆历革新为中心，时间持续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第二次是熙宁、元丰兴学，发起者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主要是在各地官学里设置了教官，以及增加学田；而其后蔡京等则祖述王安石等人的兴学理想，发起第三次崇宁兴学的高潮，将神宗朝确立的“三舍法”由京畿推广到各地方学校，并以之取士[12]。第四次是绍兴十四年的兴学，南 其次，从表中可见，学记这一中唐始创的文体已经被宋代文人普遍接受，成为宋代文苑中一种新兴的重要文学体裁。宋代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欧阳修（1篇）、曾巩（4篇）、王安石（4篇）、苏轼（1篇）、苏辙（1篇）、张耒（2篇）、李廌（2篇）、晁补之（5篇）、朱熹（8篇）、叶适（8篇）等人均曾写下了堪称优秀的学记作品。其他一些作家如周必大（8篇），以及不以文学见称于世的理学家，如胡寅（5篇）、张栻（10篇）、陆九渊（2篇）、真德秀（7篇）、魏了翁（3篇）等人也写有一定数量的学记。学记的创作从北宋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存最晚的一篇宋代学记是辛煜的《容州学记》，创作于恭帝德祐元年（1275），此时的南宋已经奄奄一息了。而学记体的类型在宋代时也已经发展完备，此后元、明、清三代学记的各种类型，都未能摆脱宋代学记的藩篱。根据地方官学的行政区划，学记在宋代形成了军学记，如苏轼《南安军学记》、黄裳《重修兴国军学记》、李光《昌化军学记》等；府学记，如叶梦得《建康府学记》、朱熹《静江府学记》、洪迈《梧州府学记》等；州学记，如尹洙《岳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曾巩《筠州学记》等；县学记，如曾巩《宜黄县学记》、王安石《繁昌县学记》、苏辙《上高县学记》等。根据地方官学修建的不同性质和过程，学记又衍生出新建学记，如余靖《饶州新建州学记》、韩琦《定州新建州学记》等；重修学记，如王庭珪《安福县重修学记》、胡寅《永州重修学记》等；重建学记，如王十朋《广州重建学记》、《金坛县重建学记》等；迁移学记，如陈造《兴化县移建学记》、刘𤐯《重迁建阳县学记》等等。再加上庙学记、小学记、义学记等等，宋代的学记类型可谓五花八门、多姿多彩。至于因政府拨给州县学校学田而衍生出来的学田记、因记述学校藏书而衍生出来的藏书记、因安排学生住宿而衍生出来的学舍记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学记体，但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个文学创作领域。 更重要的是，在“记”类文体中一向被后人视为畏途、“最不易为”的学记体[15]，是在宋代才形成了它固定的创作格式，学记体的创作典范也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所谓“曾王学记”，即北宋曾巩与王安石的学记创作，被后世视为学记创作的圭臬。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慈溪县学记》下评道：“予览学记，曾王二公为最。非深于学，不能记其学如此。”一般而言，宋代学记的整体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叙述学校的兴建过程。其中包括：建学之缘起，一般是从地方官员上任伊始拜谒孔庙因起兴学教化之念，属于循吏所为，或者是奉行朝廷的诏令[16]；叙述学校兴建的地址，有的是以孔庙为基础加以扩建，依庙立学[17]，有的则是拆毁道观佛寺而起基[18]，更多的则另起新基[19]；兴建日期；兴建的负责人，通常是地方长官或副职如通判等；兴建经费及学田的来源，通常是由官方出资与地方赞助两者结合；学校的结构布置，包括讲学之所、藏书之所、祭祀之所等等。二是考述学校制度在历代的兴衰及其与治乱之关系，通常是将学校制度追溯到《礼记·学记》与《周礼》中所载周代的学校制度，即所谓“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而将这一制度的兴废视为后世治乱的根源。三是阐述兴学之意。有的学记在随后还想象描述兴学之后的效果，并顺便点出对修建者的赞颂之意，如欧阳修《吉州学记》、张嵲《襄阳府重修州学记》等。在这三部分中，一者需要高超的叙事技巧，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修建始末叙述得明白而扼要，否则很容易堕入记体文的陈窠中去，即“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叙，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20]；其二则需要对历代学校制度有着清楚的了解，带有考订的成分在内，需要学者具备渊博的学识；三者阐明兴学本意，则需要按照儒家的经典立论，对学习的必要性、目的、方法、步骤等均需要胸有成竹。一篇成功的学记往往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均需要很深的造诣。这与一般的亭台楼阁之记在简明扼要地叙述兴建经过之后，再切时切地地抒发一些人生感慨或哲理性的议论迥然不同。所以，学记属于典型的“学者之文”。比如曾巩的《宜黄县学记》，“先叙古人之建学，次序后代之废学，后叙宜黄之立学，末叙勉励士子进学”[21]。虽然在义理的阐述上未曾如理学家们推阐天命人心之奥，行文间也不如苏轼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全文结构谨严，叙述建学过程简洁明畅，议论兴学之意平正透彻，对学制的演变了如指掌，所以向来被视为学记中的典范之作。 三 宋代学记的文化阐释 一种崭新文体的兴起，往往是由时代文化多个层面交相促成的，不能单纯归之于文体形式本身的演进。就学记而言，宋代学记体的创作与宋代文化诸层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学记创作发生、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宋一代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对宋代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学记创作中。一方面，从作品发生的角度来看，学记体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正是科举的催生所致，即因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兴建官学，学记作品也随之诞生。考生要想通过科举考试，除了自身必要的天分以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金钱、书籍、读书场所和训练有素的教师加以指导。地方官学的兴建，最初的直接动机之一便是地方官员想为本地的士人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场所以应付科举考试。而学校兴建完毕后，负责修建的官员士绅往往请一些著名的文人来撰写学记，以表彰政绩。比如，仁宗庆历七年，杜应之出守浔州，“下车三日，进谒先圣祠宫。……乃喟然叹曰：‘明经进士之科，其待贤也久矣，州人未尝预太常之第者，盖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营学宫”，完工以后便请余靖作记[22]。又如，福建路的南剑州在北宋的科举考试中属于比较成功的一个州，但它下面的顺兴县应试的士人却截止宋神宗元丰八年“不见录于礼部七十年于此矣，今岁更无预贡者”。新上任的县令宋某以为“是岂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欤”，于是便决意扩建县学，“遂由县学而观之……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严其具修，壮其廉隅，固其环卫，利其前揖后据之势，然后招来多士而教之”。黄裳随之应邀写下了《顺兴学记》[23]。根据笔者对宋代学记创作的地域统计，再结合贾志扬的统计来看[24]，宋代官学的地域分布、科举考试录取的地域性与学记写作的地域性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即科举取士人数多的路份，往往是此地的官学教育也比较兴盛，而学记作品数量也比较多。比如两宋的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是科举考试相当成功的区域，其进士总数分别为4858人、3646人、2645人、3861人，所占两宋进士总数比率约为12.26‰、9.20‰、6.67‰、9.75‰。而这四路中产生的学记数量则分别为50篇、48篇、49篇、48篇，约占学记总数的11.90‰、11.43‰、11.67‰、11.43‰。四路进士总数为16010人，约占两宋进士总数的37.90‰；而四路学记数为195篇，约占现存两宋学记总数的46.40‰。在宋代各路中，进士数量和学记数量均名列前茅。又如，两广路在北宋录取进士总数为195人，而南宋录取总数则上升到434人；而两广路的学记创作在北宋为7篇，南宋则上升为36篇，学记创作数量的增长与科举录取人数的增加基本上是同步的。以上数字，足以说明科举考试对地方官学和学记创作的推动作用[25]。 从内容上来看，科举制度也对宋人的学记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本身催生了学记，但学记创作并没有因此而对这一制度歌功颂德，却反而变成了批判、反思制度的一面镜子。随着科举考试中各种弊端的显现，涌现在宋人学记里面的是越来越多的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否定。学记成了宋人反思、批判科举，表达自己崇高的“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一种常用文体。如胡寅《斐然集》卷二十《桂阳监学记》先列举三代学校养士之法，“自幼童而教养加焉，皆辅成德行之具，熏陶渐渍，历数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后在上者举而用之，士未尝有求也”，然后将科举取士视为“世远道丧”的表现，抨击其弊端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择，直接导致道德沦丧，风俗凋敝，“世远道丧，科举之法设，父诏其子，兄诏其弟，鼓箧抠衣，登门投牒而觅举，于是洙泗之风扫地尽矣”。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慈溪县学记》则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认为国家官僚的培养选取，社会精英的塑造、道德风俗的陶铸都应一以学校为本，“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在他宏伟的改革蓝图中，官学制度实在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他的四篇学记也成为学记史上的名篇，受到后人激赏。 其次，党争与学记。北宋三次大规模的官学运动均与党争表里相应。庆历兴学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许多地方官学旋兴旋废，便与庆历革新在旧党的强烈反对中草草收场有关。而熙丰兴学也是新旧党争的一个焦点，崇宁兴学则是熙丰兴学的延续。所以，宋代的学记创作几乎始终与党争发生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具体表现在，由于学记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一身而兼政治、学术和文学三大要素，党争成为学记创作的催化剂之一，而某些学记作品又随之成为推动党争异议的有力工具。比如，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比较系统地阐述的官学教育的理想（政学合一，通过官办教育的方式，用一种统一的道德价值观来教育士人，一道德同风俗，建立一种单一而纯正的一元化社会模式），在熙丰变法期间开始实施，并且被蔡京发扬光大。由于其中蕴含着以统一教育的方式来钳制异论的因素，所以引起了深受党派倾轧之苦的苏轼的反驳。朱刚指出，苏轼唯一的一篇学记作品《南安军学记》便是与《虔州学记》针锋相对之作，在这篇学记中，“同样是以士为主体，同样是把学校看作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桥梁，苏轼却引出了跟王安石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坚持学校的独立性，学校不但有发表异议的权利，而且还有这种责任，‘不论政，犹无学也'，如果不能提供异议，就不需要什么学校。这是士大夫文化的另一种模式，相对于王氏的一元化模式而言，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模式”。而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所阐发的帝师意识及以道统来约 至于南宋刘光祖的《涪州学记》，则是激于庆元党禁而作，居然因缘际会，成为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名篇。《宋史》卷三百九十七《刘光祖传》载：“赵汝愚既罢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为伪学逆党，禁锢之。光祖撰《涪州学记》谓：‘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官张釜指为谤讪，比之杨恽，夺职谪居房州。……论曰：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其他如苏辙《上高县学记》中议论任法之弊，“至于后世不然，废礼而任法，以鞭扑刀锯力胜其下，有一不顺，常以身较之，民于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亲受其病”；张耒《冀州州学记》中的“先王之俗既亡，更数千岁，风俗礼乐既已大异矣，而朝廷郡县之政，视学校无毫发相及，而乃日夜责之以不如古。夫我则无用而强授之，此何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为章甫，骑者之不为驷马，而独怪学校之不如三王，不亦异哉？”等等，均是有的放矢的议论，对新党发起的熙丰兴学表达了明显的不满，认为责之过速。与新党对官办学校的重视不同，元祐期间旧党往往对学校教育不甚关注。贾志扬指出，元祐旧党执政时期，中央政府几乎没有采取关心地方教育的行动[28]。而蔡京等人利用学校教育来打击异己，钳制异论，也鲜明地体现在学记创作中。如黄裳《演山集》卷十八《青州学记》谓：“当见成德之士如先王时竞立名节，能为朝廷修法度，移风俗，立公论，显相天子之德泽，上下一心，本末相贯，不容邪说异端存乎其间。此其所以维持天下至于牢不可破者邪？然则学校之效，岂特要于文辞诵数之间哉？宜书其说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学校乐育人才之所归，而志于学。”所谓“不容邪说异端存乎其间……所以维持天下至于牢不可破”，正点明了新旧两党在官学制度上和学记创作中所存在的尖锐分歧。 再次，道学与学记。自道学于北宋中期兴起后，逐渐开始对宋代文学发生影响。从数量上看，南宋的学记创作远远超过了北宋，但其创作质量却又另当别论，这一点与道学家们对学记体的情有独钟是不无关系的。南渡以后，道学开始走出崇宁党禁的阴影，风行于世。中间虽因秦桧的压制而在绍兴年间暂受压制，但自乾道以后，道学之风气又重新弥漫士林，大有摧枯拉朽之势。道学家们积极地利用书院讲学、修建社仓等方式，向外界宣扬自己独特的道统观、治学方法，凸显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各个地方的官学与书院一样，成为道学家宣讲道学的必争之所，如道学大师朱熹在短暂的任职期间，就曾试图将他自己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以及他的教育议程插入府县学校[29]。学记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道学家借机宣扬心性之学的理想文体。道学家们如胡宏、胡寅、朱熹、张九成、张栻、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均撰有学记，而且朱熹、张栻的学记数量在宋代诸家中名列前茅。这是因为理学家们，尤其是程朱一脉，其以伦理训练为主的道德学说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学记这种文体在南宋以后几乎出现被他们垄断的趋势。据笔者统计，自孝宗乾道元年至庆元党禁（1165—1195）三十年间，是南渡以后道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而学记创作在此期也相当旺盛，共有40篇，甚至可以比肩北宋三次兴学对学记的影响。 自此之后，道学术语在南宋的学记创作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迂腐之气逼人。从内容上看，道学家们的学记创作大都以阐述道统观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修养方法为主，认为求仁成义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才是学习的正确方向；其他的辞章之学，训诂之学，名数之学，科举之学等等，在他们看来都不足以称之为学。最典型的如胡寅《斐然集》卷三十二《岳州学记》劈头便是：“学之失有五，而其难有二。盖自书契已来至于今，上下数千年，纸墨之传以万号卷，不知其几也。则有溺于名数者焉，则有囿于训诂者焉，则有役于记诵者焉，则有耽于文词者焉，则有惑于异端者焉。夫是之谓五失。豪杰之士慨然自拔于流俗，曰：道德性命圣人之奥也，岂是五者之谓哉？”倘若说北宋的学记创作其议论部分重点在于阐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那么南宋以后道学家的学记重点则转向议论兴学与成圣之间的关系。学记中必要的叙述部分，却相当的粗糙，在制度的考订上面也往往比较空疏，后两者甚至经常一笔带过，完全以议论之笔来写作记体文章。如张九成《横浦集》卷十九《重建赣州学记》先由赣州多盗多讼的独特风气引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然后便长篇大论“学者以格物为先，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至于“版筑之工土木之役岁月之终始，皆非学之先务，兹得以略云”。大致说来，虽然学记由于其本身的独特性，议论成分较之其他的记体更多，但北宋一些优秀的学记作品，如欧阳修、李觏、曾巩、王安石的，基本上还是能够做到议论与叙述、考订的统一。南宋以后，学记中叙述的部分从整体上呈现出了减少的趋势，议论的成分往往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及至理学家沾染此体后，学记一体的议论成分愈加浓厚，甚至连基本的叙述都省略掉了，其实已经沦落为理学家们的传声筒。南宋学记数量虽多，但却甚少上乘之作，道学的渗透当难辞其咎。 注释： [1]杨庆存指出学记“属宋人新创”，但并未对这种新兴文体详加讨论（见《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除此之外，专门从文体角度讨论学记的文章相当之少，笔者管见所及的似乎只有朱刚的《王安石〈虔州学记〉与苏轼〈南安军学记〉》（宋代文学第四届年会学术论文）。 [2]《全唐文》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336页。 [3]《吕思勉读史札记》谓：“汉世郡国文学之职，于教育颇有关系。诸葛丰及翟方进父翟公，皆尝为郡文学。……可见当时文学，颇有名人为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8页） [4]朱刚《王安石〈虔州学记〉与苏轼〈南安军学记〉》。 [5]关于孔庙制度的演变、象征意蕴及由此体现出来的道统与政统之关系，可见黄进兴《优入胜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相关章节。 [6]比如，宋代许多士人对唐代地方上只立孔庙却不设官学是相当不满的，认为这是先王之道衰落的象征。如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三《慈溪县学记》等。 [7]《淳熙三山志》卷九，四库全书本。 [8]张邦炜《唐代学校的盛衰》，《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461页。 [9]《遵岩文集》卷二十二《与汪直斋》，四库全书本。 [10]贾志扬《宋代科举》表十，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14页。 [11]比如王安石的《虔州学记》便“为书二侯之绩，因道古今之变及所望乎上者，使归而刻石焉”（《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二）。欧阳修的《吉州学记》也是属于刻石之作，“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欧阳修文集》卷三十九，中华书局2001年版）。 [12]关于这三次兴学历程的描述，可见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稿》第一章第五节，及贾志扬《北宋科举》第四章。 [13]据学者研究，宋代的“州学之兴应该始于乾兴元年”，“宋代地方官学兴建至少应在大中祥符四年（1011）以前的36—43年就开始了”（见黄书光《宋代地方官学考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1986年第4期）。据李兵统计，自乾兴元年至庆历三年，北宋各地共立官学40所（转引自李兵《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第31—3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但这些官学的设立多系地方官员私人所为，缺乏朝廷的正式许可和财力支持，故一般难以维系，旋兴旋废，也没有引起时人的关注。现存宋代学记中罕有提及者。 [14]《景定建康志》卷三十，四库全书本。 [15]林纾《春觉斋论文·流别论》谓：“学记一体，最不易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0页） [16]如余靖《武溪集》卷六《饶州新建州学记》谓：“且古之教者，以学校为本……善为政者，固当先之，矧奉天子之诏乎？”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七《州建学记》谓：“明年春，予得请为豳城守，署事之三日，谒夫子庙。通守太 [17]如韩琦《定州新建州学记》谓：“于是即庙建学市垣北之地，通而广之。”（《安阳集》卷二十一） [18]如朱熹《静江府学记》谓：“至于今侯，然后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他所，度材鸠匠，合其地而一新焉。” [19]如黄裳《演山集》卷十七《安肃军建学记》谓：“元祐之初，太守高侯遵礼、通判黄侯敏用，恶其（孔庙）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学者。拾地之遗利，得金百万，复即北城之东南，卜地而营之。建作之制，下视旁郡，正门在中，复设外门以卫之，偏门以翼之。” [20]方苞《答程夔州书》，《方苞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页。 [21]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七，转引自《唐宋八大家汇评》，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85页。 [22]余靖《浔州新成州学记》，《武溪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23]《演山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24]《宋代科举》第六章《登科者的地域分布》，第199页。 [25]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福建，在整个宋代其进士总数为7144人，雄踞各路之首，但学记数量却只有34篇，不仅逊于两浙、两江，甚至不如两广。其中原因，当另行探讨。 [26]见《宋史》卷三百四十五《陈瓘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27]关于王安石对扬雄和冯道的评价，可见笔者《荆公新学研究》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8]《宋代科举》第四章《植根于学校》，第117页。 [29]田浩《行动中的知识分子与官员：中国宋代的书院与社仓》，《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作者简介］刘成国，1977年生。200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荆公体别解》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