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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是逼使汉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大的波澜。与前两次相比，“靖康之难”所导致的士人南迁规模更大，分布更广，对近现代文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它不仅为南宋初期文坛的重建创造了条件，更成为南宋文学中兴的重要背景。本文以南渡词人的分布为研究对象，旨在从一个侧面探讨宋室南渡所导致的南宋乃至整个中国文学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并以此为背景，探讨因南中国文学生态变化而导致的文学意义。 一 南渡词人地理分布的特点 宋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从共时态的角度看，主要集中在两浙路、江南东路的信州、饶州以及江南西路等地，而两浙路的分布最为密集。据笔者统计，有四十位南渡词人居住于两浙路，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建炎三年，右谏议大夫郑瑴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韩元吉之子韩淲亦有诗云：“太湖渺渺浸苏台，云白天青万里开。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2］按照他们的说法，在环太湖一带的平江、湖州等地以及南宋的首都临安、曾经为行在所的越州等地，都是南渡士人所乐居之地，这一点和我们的统计结果亦相吻合。 两浙之外，江南东路的信州、饶州及江南西路（合起来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也是南渡词人比较集中的地方。正如李纲所云，“东北流移之人，布满江西”［3］。以信州为例，“北来之渡江者，爱而多寓焉”［4］，韩淲有诗曰“坐中半北客，南渡百年余”［5］，盖为实言。究其原因，“广信为江、闽、二浙往来之交”，故“异时中原士大夫南徙，多侨居焉”［6］。元人袁桷曾指出：“建炎初，中原绪绅家多居是州。”［7］像吕本中、韩元吉这样著名的世家子弟定居于此者就有五家，而定居于两湖的词人总共也不过七家。复就居住方式而言，吕本中、韩元吉等人长期居住信州，其子孙后代遂在此占籍繁衍，和陈与义等人留居两湖的情形大为不同。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西晋末年南渡之北方士人，其上层阶级的地理分布主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集多中于江左一带。如《晋书》卷六五《王导传》所云：“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元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这里所指的江左，主要是晋元帝建都之地建业及其周边地区，即今天的南京、镇江和常州一带。从东晋政府所设侨郡的数量来看，这些地区侨郡也最为集中。其二，其南迁的界端在浙东一带。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之南下者，主要分布于西蜀、南唐、王闽及吴越等割据地域；而江南（今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与浙江省）、福建、四川等地最为集中［9］。唐末后梁时期，南下的士人主要流向西蜀与闽中，如韦庄、牛峤避乱在蜀，韩偓奔避入闽。“沙陀三王朝”时期，北方士人南迁多人吴及南唐，如江文蔚、韩熙载等即是。文学史上西蜀、南唐两个文学中心的出现，即与当时中原作家的南下密切相关［10］。 与“晋氏迁流”、唐末五代士人的避乱南移相比，第三次北人南渡，在地理分布上又有了新的特点。 其一，就分布区域来看，“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11］，其分布的范围更广，而不是如唐末五代那样，呈块状分布。经笔者统计，能明确可考的居住于南方各地的南渡词人约有一百一十四家。按照南宋行政区划统计，则两浙路四十家，江南东路十七家，江南西路二十家，岭南（两广）十二家，福建路十一家，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共七家，蜀中诸路共六家［12］。由此不难看出，南渡词人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两浙路、江南东路及江南西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江苏省南部和江西省，但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四川、岭南也有相当的南渡词人居住或留居过。四川、两湖迁入人数较少，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中宗室入蜀者甚多。复据洪迈所记，“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13］，可见，当日避难于蜀中及两湖的士人为数也不少，只是因为缺乏记载和资料散佚，今已难考其详罢了。 其二，就南下的界限来看，包括南渡词人在内的衣冠家族，已经由钱塘江流域向珠江流域推进，南进的力度较前两次更大。东晋王谢等士族到了会稽、永嘉等地便不肯向南推进，而建炎、绍兴间，陈与义、吕本中、朱敦儒等南渡词人的足迹则遍及两广、岭南一带。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中曾说：“盖自南渡后，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南宋初期，内、外宗正司就曾分别寓于广州和潮州，后来宗正司虽然迁到了江南，但仍有不少的宗室留居下来。而据《舆地纪胜》卷一〇四载：处于两广交界地的容州，“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可见，以南渡词人为代表的北方士人在岭南的活动及定居，因其活动之频繁与定居人数之众多，已经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 影响南渡词人地理分布的因素 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首先受北人南迁路线的影响。建炎、绍兴年间，该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是西线，即由西北入四川。例如洛学传人尹焞于“金人陷洛”之际“由商州奔蜀”［14］，走的正是这条路线；一是中线，主要从河南进入湖北、湖南，然后进入岭南。陈与义走的正是这条路线［15］；东线主要是从北方各地经淮北入淮南，然后渡江进入江苏、安徽南部，转而入浙江、江西、福建和广东，朱敦儒走的路线（江苏淮阴—金陵—江西彭泽—九江—洪州—广东南雄州—南海）便是东线中的一条支线［16］。南奔路线的不同，必然会对其地理分布产生影响。洪迈所谓遭靖康之难的西北士大夫，“多挈家南寓武陵”，其原因就在于武陵是经湖南向岭南进发的必经之路。江西“吉、袁之冲径路”，“方艰难时，东北士大夫奔荆湖、交广者必取道于是”［17］，是南渡士人南迁的必经之地。因此，江西多南渡词人居住，也就不足为奇了。又如建炎间，北方士人多随高宗南逃，其路线是扬州—建康—镇江—常州—平江—秀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而当时高宗曾令其官员“并以明、越、温、台从便居住”［18］，因此这一线路上也有很多士人的长久居住点。以台州为例，吕颐浩、朱胜非、范宗尹、谢克家等南宋初的宰辅们，即寓居于此。 影响南渡词人地理分布的第二个因素是人身安全。庄绰《鸡肋编》卷中云：“自中原遭胡虏之祸，民人死于兵革水火疾饥坠压寒暑力役者，盖已不可胜计，而避地二广者，幸获安居。”出于安全的考虑，建炎初的词人，如陈与义、朱敦儒等，其南逃目的地多是岭南。一些南宋政府的官员如朱胜非等，也将其家人安置在岭南。据《斐然集》卷一五《再论朱胜非》载：“其子（朱）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录事参军，公干差出，其实避贼，一去两年，不曾还任。监司州郡不敢罢去。至绍兴三年还自宾州。”朱胜非之子朱唐卿选择宾州为避难之所，主要原因是岭南战火未起，安全系数远高于他处。建炎初年，高宗之所以把内、外宗正司分寓广州、泉州和潮州［19］，正是因为闽中与岭南比较安全；同样，隆祐太后入江西洪州避难，原因是江西多山、地形复杂，生命安全可以得到一定的保障。 其三，政治因素。与西晋末年南渡士人的地理分布相类，南宋初期士人多南迁至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其直接原因，当与政治息息相关。对于待缺士人或官员而言，家在都城或其附近，无疑有利于其政治交往，获取朝政信息。正因为如此，北方南下士人出于自身及家族成员政治前途的考虑，多愿意定居临安。所谓“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唐”［20］、“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21］，原因亦在于此。同样，因着政治的向心力，平江府、越州等曾经作为行在所的地方，也成为南渡士人集中出没之所。以绍兴府为例，陆游回忆说：“予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22］曾逮（曾几之子）及李清照等著名词人就曾留居于此。 其四，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因素。对于南迁士人来说，优美而富饶的自然环境，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是很强的。以婺州为例，靖康建炎间，“中原学士大夫多避地南徙。巩至自东平，吕至自东莱，爱宝婺溪山之胜，家焉”［23］。巩氏、吕氏家族之所以选择婺州居住，当然有其政治上的考虑，但“爱宝婺溪山之胜”的环境因素所起作用也不可否认。同样，如韩元吉所认识到的，信州上饶“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来此居住，既可得江山之胜，又可拓展生存空间，“故北来之渡江者，爱而多寓焉”［24］。词人吕本中即是流寓此地北来士人中的一员。复如《嘉泰吴兴志》卷二〇《风俗特产》条载，湖州之地，“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湖州不仅有“山水之胜”，且在农、林、渔及水利、工商业等方面都很发达［25］，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俱佳，这也正是陈与义等词人晚年定居湖州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绍兴四年局势稳定以前，南渡词人的地理分布往往受其逃难路线、安全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局势稳定以后，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之后，政治动机与自然环境等因素对南迁士人定居分布的制约日渐突出。环太湖一带，如平江、湖州等既是当时经济繁庶之地，又与临安接近，故成为政治地位较高的北方士人的首选，而大多数南渡词人的晚年寓居地都在两浙路，其动机亦当作如是观。 三 南渡词人地理分布与南宋文学发展新格局 如前所述，以都城临安为中心，在当时的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是南渡词人最集中的地区。同时，在南方其他地区，如岭南、荆湖等地，也多有南渡词人的踪迹。这种“分散之中保持相对集中”的词人分布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南宋文学发展的若干新态势： 态势一：自宋室南渡以后，北宋的以开封、洛阳为文学重镇的“点”状分布格局被打破，就南中国或南宋而言，代之而起的是各地文学英才的网状分布。 北宋的文学分布格局，总体上呈现着两大特点。一是北重南轻。以词人的创作活动为例，在北宋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活动于北方十二路并留下词作的词人共有一百一十五位，而蜀中、两湖、两浙、两广等南方地区才六十五位［26］。也就是说，活动于北方的北宋词人，在数量上接近南方词人总数的两倍。北、南词人数量上的悬殊对比，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时期南轻北重的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格局，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北宋文学分布格局的另一大特点是，以开封、洛阳为文学中心，仅仅在少数地区与几个城市，文人创作活动频繁，创作业绩明显，而其他地区的文学活动则相对低落。这一时期，整个文学创作的格局呈现出点状分布的特点。以词人为例，活动于京西北路的十八位词人中，有九位是以洛阳为中心而展开词体创作的；而在京畿路，活动于开封的词人就有五十位。此时的开封，成了名符其实的京畿重地。 应该承认，以京、洛为文学中心而呈点状分布的文学格局，并不意味着南方各地就从未有过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没有留下富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事实上，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人才的崛起，扬州、金陵、杭州等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区，文学创作仍是相当繁荣的。北宋时期，流连于扬州并留下词作的词人至少有九人以上，活动于金陵的词人至少在十一人以上，而像苏轼、柳永、张先等著名词人那样曾活动于杭州并留下丰富词作的词人则多达十二人以上。此外，淮南西路的黄州、江南东路的太平州，由于苏轼、黄庭坚、李之仪、贺铸等词人的到来和彼此唱和，也一度成为北宋词坛上的新亮点。但是，扬州、金陵、黄州、太平州等文坛新亮点的存在，并不能动摇和否定京、洛作为北宋文学中心的地位。其原因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心，其构成要素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作家与作品数量的多寡、文学活动频繁与否、保持文学优势时间的长短乃至有否大作家的出现等等诸因素皆为某一地区是否为文学中心的不可或缺的判断标准。在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是扬州、金陵还是杭州，其作为文学亮点的构成要素往往不是多元的，而京、洛地区却始终数美兼具，因而其所具有的文学优势便不可动摇。对此，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首先，与扬州、金陵相比，同时活动于京、洛地区的文人数量更多。这种人才优势是扬州、金陵地区所缺少的。扬州、金陵两地，其优势在于其地理位置，扬州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部，金陵则虎踞长江南岸，二者皆系时人辗转南北的必经之地。因此，这里时常有文人驻足停留便不足为奇。但是扬州、金陵仅为文人旅途中转之地，而非最终目的地，大量文人集中于此并进行文学活动的机会并不多。故而，类似于“西园雅集”这样的文坛盛事，“洛中七友”这样的文学群体，在扬州、金陵等地实难出现。京、洛则不同。开封作为北宋的首都，洛阳作为陪都，其难以否认的政治优势，对广大士人无疑具有普遍的吸引力。因入朝为官、参加科举考试、入太学、待缺、待次、公干等各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大量的文人长期聚居于此，并从事高水平的文学创作活动。京、洛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中心的必然性首先在此。 其次，与杭州、太平州相比，京、洛地区文人群体活动的次数多，频率高，影响也较为深远。北宋中期以后，因党争的影响，以杭州为中心，以苏轼为首，先后出现了“前后六客”，他们的歌词创作曾使南方文学出现过间歇的兴盛。而徽宗朝李之仪、贺铸、黄庭坚、郭祥正等人相继在太平州当涂一带的酬和唱答，妍丽精工，亦为北宋后期的文坛增光添彩。但是，与京、洛相比，这些地区保持文学优势的时间仍较为短促。北宋近二百年间，晏殊、欧阳修、苏轼等迭为文坛盟主，先后在汴京活动，而文人大型的燕集活动也大都在汴京发生。譬如庆历四年元日，两禁重臣文人会于晏殊私第，殊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坐客皆一时名流；元祐年间，大批文人时时欢聚于附马都尉王诜之私第，史称“西园雅集”；建中靖国元年，晃端礼、晃补之等人在韩师朴相公会上，观佳妓轻盈弹琵琶，同赋《绿头鸭》词。凡斯种种，在显示京都文学盛况的同时，也使汴京始终保持着文学创作的优势。 汴京之外，“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27］，其为文化重镇亦为时人所共知。洛阳的文人不仅数量众多，彼此间的联系也较为紧密。北宋诗文革新领袖欧阳修在洛阳居住期间，同梅尧臣、邵雍、尹师鲁、阳之聪、张大素、王几道等七位文人经常欢聚一堂，饮酒赋诗，号称“洛中七友”。北宋的怡老诗社共有九个，其中有四个便在洛阳形成，它们是以文彦博为首的洛阳五老会、洛阳耆英会、洛阳同甲会以及以司马光为首的洛阳真率会。怡老诗社中的歌诗唱和，未必能产生多少佳作名篇，但其组成与频繁的活动，却显示着洛阳文学人才之富及其创作的活跃。这是洛阳能够成为北宋文学中心的标示之一。 上述两地的文学活动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为深远。“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28］，“清真软媚之作，大抵成于少日居汴之时”［29］，清真“在汴凡八载，当时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睹新声，宴游之盛，备见载籍，应歌之作，词人皆有之”［30］。张元干《亦乐居士集序》则云：“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东汉敝箧故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而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由此可知，京洛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于北宋文人创作风格及文学思想的形成，的确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最后，世家大族多居于京、洛地区，遂使之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这也是京、洛地区保持文学优势的至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世家多艺文”［32］在宋代乃习见之事。宋代世家大多集政治、文化、文学三位于一体，而世家聚集之所也往往成为文人的乐园。世家向京师一带集中，必然会对文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南渡初杰出的词人如朱敦儒、陈与义、向子湮、吕本中等，其原居地都是开封或洛阳，这说明在世家集中的地区，杰出的文学人才便容易出现。 京、洛地区的上述优势，最终体现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换言之，京、洛地区无与伦比的人才优势是促使其成为文学中心的根本原因。当然，高度集中的人才在创造文化繁荣、促进当地文化生态向良性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对南北文化的平衡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宋室南渡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 其一，南渡以后的十多年间，一直未能确立稳定的政治中心，政治的向心力不如北宋之时强大，加之北方文人南逃路线各有不同，故南渡文人的文学活动遂分散于南方各地。朱敦儒、陈与义、吕本中等词人的足迹就遍及江东、江西、荆湖、两广、福建和两浙等地，几乎包涵了整个南中国地区。南宋都城临安选定以后，两浙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是文学人才集中的地域。但福建、荆湖、两广诸路也多有文人占籍而居。即便就东南地区而言，相对于北宋而言，南宋的文人也并不集中于某一点上。都城临安之外，文人在平江、常、润、湖、明、越等地多有分布。相对集中的同时，分布仍是呈局部分散状的。 其二，南宋政权并非是北宋政府简单自然的延续，其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与北宋有着明显的不同。南渡之初，赵构及其谋臣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南方，巩固新生政权，便委派大量的朝中官员去南方各地区担任要职。因此，从表面上看，南渡之初，行在所临安已取代开封，成为新的全国政治中心，但南宋的精英人才却并未集中于此。文学人才的发散状分布，必然会导致文学重镇的多元化。 另外，由北而南迁移而来的文学世家，特别是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世家，为了各自在南方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向今天的西蜀、福建、广东一带拓荒。这些南渡世家所具有的文化及文学优势，使原来欠发达地区的文学生态有所改变。与此同时，战乱与动荡更造成了“世家”力量的空前消退，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南宋文化和文学资源的重新分布。 通观宋室南渡以后的文坛，无论是文学人才的静态分布，还是各种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都已和北宋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由北宋而南宋，文学人才的分布实现了由点状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这是南宋文学中兴的第一个重要背景。 态势二：宋室南渡以后，南方原有的一些文学空白被填补，整个南方的文学优势全方位地凸现出来。 所谓文学空白，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原来具有一定文学优势的南方地区，因为人才流失而造成了文学创作的贫瘠，譬如四川和福建。四川有苏轼这样的大词人，但苏轼词的创作却不在四川；福建出现了柳永、张元干等著名词人，但柳词的创作也不在家乡，张元干南渡前也很少在福建写词。换言之，相对于开封、杭州等城市，北宋时的四川、福建无疑是词体文学创作的空白之地。这种情形的明显改变一定要等到宋室南渡以后。如王灼避乱归蜀以后仍不忘歌词写作，而仗剑入蜀的陆游却最终成了川中歌词圣手。据夏承煮、 福建亦如四川。南渡以后，张元干、李纲等在福建多有酬唱，而曾觌和辛弃疾也多作闽词。据王兆鹏《张元干年谱》，南渡以后，张元干作于闽中的词作三十八首，其名作有《瑞鹧鸪·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谪新州》。在闽中与张元干唱和的歌词名家有吕本中、李纲、胡铨、叶梦得、富直柔、李弥逊等，皆重臣名士。稼轩词中，亦有三十二首系七闽之什［33］。其中《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瑞鹤仙·南剑双溪楼》等皆为名作。观其词序，以“答帅幕”、“饮饯席上作”、“席上和陈安行”、“歌舞甚盛”等为题者，亦多有闽中唱词的风味。或许是因为这些名家的倡导和培养，南宋后期闽籍词人日渐其多，而在建阳、建安、延平等地，还形成了以黄升为中心的闽北词派［34］。 文学空白的另一层含义，是指两广等地，文学人才本来稀少，而某些文体（主要是词）的创作更无人问津。宋室南渡以前，两广籍的词人尚为阙如，而苏轼、秦观等贬居此地的词人也很少用词来传情达意。因此，北宋时期的两广，实际上是歌词创作的空白之地。南渡以后，这种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南渡以后，唱词之风渐盛于岭南。朱敦儒《樵歌》之中，有十三首词作于岭南。张孝祥《于湖词》中，有十首词作于广西［35］。李光现存十四首词中，有一半以上也是岭南所作。胡铨传世的十五首词中，竟有十二首是作于岭南的。范成大寓居广西桂林时，曾赋《水调歌头》等多首歌词。周必大借用陈无己的话说：“‘妓园窈窕，争唱舍人之词。’在桂林矣。”［36］范成大词曾在广西的流行盛况，由此语可知。 文学活动在岭南的频繁，只是当地文学生态改变的一个侧面。实际上，南宋以后，岭南文学人才在数量上也有所增长，如北宋时没有岭南籍贯的词人，而南宋时两广文人有词流传于世者有陈纪、崔与之等八人。虽然在数量上还不能与南方其他地区相比，但相比北宋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并且，就整个南宋文学的发展方向来说，岭南词人数量的增长与在岭南进行各种文化活动的词人数量的增长，代表的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发展趋势，即南宋文人的文学触角进一步向过去的化外之地伸展。 四 南渡文人文化心理之变化与词作意象的更新 以南渡词人为代表的南渡文人，其网状结构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对南方文学空白的填补，在宋代文学发展史上，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这种文学意义，归结为一点，就是促使整个南中国文学生态发生改变。而这种文学生态的改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作为创作主体的南渡文人文化心理的变化及其词作意象的更新。 因文化格局而生成的北宋文人的文化心理，与唐代相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一、因北重南轻而“重北轻南”；二、承认京、洛地区的文化优势而“重内轻外”。这两种文化心理，受主体身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具体表现，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离京外放与贬谪他乡，其心理失衡的程度固有不同，身处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与身处岭南等化外之地，其心理差异更是悬殊。因此，因“重内轻外”、“重北轻南”这种文化心理而导致的心理变化、心态失衡，在贬居岭南的文人身上往往体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直接，也最为典型。可以说，远离京师，僻处南荒的岭南可谓北宋文人文化心理的试金石。而由北宋而南宋，因文化观念的差异而导致的心理变化，也以贬居岭南的文人最为显著。 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在北宋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为之境，更是险恶之境。故在新环境中，深怀生命无常的恐惧。苏辙所谓“身锢陋邦，地穷南服。……艰虞所迫，性命岂常”（《雷州谢表》），可为贬居岭南北宋文人之代表心态。由于对岭南的气候、风土有畏惧心理，故在谪居岭南的北宋文人笔下，自然环境与创作主体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呈对抗、冲突状态。孔平仲诗：“海氛朝自暗，山气昼常昏。虫穴风来毒，蛮溪水出浑。”（《偶书》）苏辙诗：“山深瘴重多寒势，老大须将酒自扶。”“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邹浩诗：“休思往事追华贯，且喜余生脱瘴乡。”（《冬至日依韵和老杜五首》）这些诗句，色调暗淡，吐词悲凉，岭南的“海氛”、“山气”、“穴风”、“溪水”，对诗人们来说，避之唯恐不及，只有脱离其中，始有生人之乐。 与苏辙等北宋文人对照，贬谪岭南之南渡文人虽同处一境，但其心态往往较之北宋文人更豁达坦然、更乐观。朱翌贬谪曲江时说：“昭代人无弃，遐方住亦堪。”“时有逃虚喜，端无去客慎。”（《初到曲江六首》）胡锉贬谪海外时曾赋诗说：“仲连蹈海齐虚语，鲁叟乘槎亦漫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次雷州和朱彧秀才韵时欲渡海》）皆能放怀忧患之外。绍兴十四年，高登贬容州，次年冬偕学子游都峤，作诗说：“天公喜我来，阁雨云垂垂。坤灵喜我来，林壑迥春姿。山禽喜我来，上下鸣缨咿。江梅喜我来，蓓蕾敷南枝。高兴惬幽寻，绝磴穷攀跻。”（《偕学子游都峤》）诗笔酣畅，兴致颇高，大有陶潜归园之趣。于此可见，贬谪岭南之南渡文人，就其与新环境的关系而言，已能由隔阂走向融合。这与苏辙等北宋文人相比，面目可谓一新。 相较而言，贬谪岭南的南渡文人在新环境中要超旷、乐观得多。究其原因，则不能不归结到宋室南渡后岭南当地文化生态的改变。自靖康之变之后，由于“避地两广者，幸获安居”（庄绰《鸡肋编》卷中），大量的北方士民如吕本中、陈与义、朱胜非、朱敦儒等都曾逃难至岭南。这些避地岭南的士民，一部分在局势稳定以后返回岭北，还有一部分则因无力北返留在岭南，另有一些中原士人因为要在南方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主动在岭南居留。以高登谪居的容州为例，“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高东溪集》卷下有《附录衣带铭》，载十四人，就其籍贯来看，有黄州、辰州、潭州、南雄州、容州、大明府、贺州、泉州、静江府等，岭南岭北各地皆有。而胡寅所谪居的新州，本来是“新州州土烝岚瘴，从来只是居流放”（《赠朱推》），至胡寅谪居的绍兴年间，已是“于今多住四方人”了。北方移民的迁居岭南，一方面增加了当地人口的密度，而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李光在《儋耳庙碑》中说：“近年风俗稍变，盖中原文人谪居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风浸盛。应举终场者凡三百人，比往年几十倍。三郡并试时，得人最多。”李光所在的吉阳，地处海外，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则可想而知。以进士及第者为例，据《嘉靖增城县志》，广东增城一县，北宋时仅有“古成之”一人于端拱二年进士及第，而且当时北宋政府因“岭峤文采未振，每取士，合一路以一人荐”，但南宋时，自崔与之以下，进士及第者共有十八人。又据《嘉靖南雄府志》，北宋时，南雄府包括“进士”、“特科”、“岁贡”、“辟举”等铨选四项，共有四十人，而南宋时，不包括高宗一朝，从孝宗开始，共有九十人。于此可见南宋时的岭南，其教育文化已大为改观。关于此点，时人也有所认识。李光说：“昔苏公端明谪居此邦，有《游学舍》诗云：‘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邦风方祀夷，庙貌犹殷因。先生馔已阙，弟子散莫臻。’盖叹之也。今相去五六十年间，文学彬彬，不异闽浙。”（《昌化军学记》） 岭南文人在南渡后的崛起，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从而间接地对谪居此地的文人造成了影响。李光在给胡铨的书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吉阳天下至陋处，今学者彬彬，知所尊仰，何陋之有！”由于在岭南，能“时得与其士子相从文字间”（《昌化军学记》），故谪居此地的南渡文人能安心乐居，不复有苏辙那样的“此郡人物衰少，无可晤者”（《龙川略志引》）的寂寞之感了。高登在容州，“四方之士，执经者数百人”，故能“种蔬植竹，为终焉之计”（《高东溪集附录》），竟以岭南为安身立命之所了！ 由北宋而南宋，在靖康之乱之后，岭南便沿着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大踏步前进。而南渡文人在岭南的积极心态便是岭南在前进中的第一块烙印。“ 南渡后，整个南中国文化环境、文学生态的变化，对于宋代文学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它促使作家以积极的文化心态，对迥异于北方的南方自然环境予以关注与审视，并从其自身的审美心理、审美情趣出发，选取自然界中与其情感、心理相契合的物象，将其摄入到作品中，从而完成其作品中意象的更新。 一方面，南渡词人在蜀、闽、岭南等地的文学活动改变了当地的文学生态、促进了当地词学人才的成长；另一方面，这些越岭入闽的南渡词人，也不可避免地要入乡随俗，在生活、习俗乃至于对当地自然风物的认知、认同等方面受当地文化的熏陶与影响。异乡文化的回馈对南渡词人歌词创作的积极意义是多面而深刻的。最为显著的一点是：当地的美丽自然风光、山水景观、独具特色的风物深深地吸引了这些异乡之客，触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题材。于是，“荔枝”、“龙眼”、“木瓜，’、“桄榔”、“蕉林”、“芭蕉”、“红蕉花”、“杨桃”、“木芙蓉”、“榕树”、“蛮溪”、“蛮径”、“蛮江”、“粤树闽溪”等南方风物及自然景观一一经过南渡词人的艺术之笔而进入词中，北宋词中百不一见或见所未见的意象开始较频繁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 风响蕉林似雨，烛生粉艳如花。（向子諲《西江月·番禺赵立之郡王席上》） 枕畔木瓜香，晓来清光长。（朱敦儒《菩萨蛮》） 海山无计驻星槎，肠断芭蕉影下。（颜博文《西江月·广帅席上》） 正枝头荔枝，晚红皱，袅熏风。（曾觌《木兰花慢·长乐山晚望偶成》） 只到荔枝无驿使，依然，赢得骊珠万颗传。（韩元吉《南乡子·龙眼未闻有诗词者，戏为赋之》） 作为意象而进入词中的南方风物，其含义与作用有一个渐次丰富与衍变的过程。在建炎间南渡的词人如朱敦儒、吕本中、陈与义等人的笔下，南方特异的风景与风物往往是他们思乡或怀旧的触媒。面对这些异乡景物时，他们的心理是极其矛盾的。“岭南山水固奇异，恨无中州清淑气。”（吕本中《山水图》）既爱其山水之好，又触景伤情，无限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谁知瘴烟蛮雨地，重上襄王玳瑁筵。”（向子諲《鹧鸪天·番禹齐安郡王席上赠故人》）“塞雁年年北去，蛮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梦，重到东周。”（朱敦儒《雨中花·岭南作》）“圆月又中秋，南海西头，蛮云瘴雨晚难收。北客相逢弹泪坐，合恨分愁。”（朱敦儒《浪淘沙·中秋阴雨，同显忠、桩年、谅之坐寺门前》）“九日江亭闲望，蛮树绕，瘴云浮。肠断红蕉花晚，水西流。”（朱敦儒《沙塞子》）“蛮径寻春春早，千点雪，已飞梅。席地插花传酒，日西催。莫作楚囚相泣，倾银汉，洗瑶池。看尽人间桃李，拂衣归。”（朱敦儒《沙塞子·大悲再作》）国破家亡，流落他乡，盗贼横行，物质匾乏，这些因素都使建炎年间的南渡词人并不能真正以欣赏的心态来对待岭南风物。南方的风物与山水，因为带有陌生感，在流落他乡的北客看来，更容易激发其心中的悲痛。因此，作为“意象”而进入这批南渡词人文学视野的南方风物，其文学含义较为单一，仅是异乡的代名词，其在作品中的意义也多限于在意象组合中起陪衬作用。 而在后南渡词人的笔下，或者说在南渡词人的后辈看来，南方奇异的山水与风物已成为其生活中的一部分，词人们可以借助外物的特征与品质尽情驰骋他们丰富的想象：“直饶书与荔枝来，问纤手，谁传冰碗。”（赵彦端《鹊桥仙·送路勉道赴长乐》）“想君行尽嘉陵水，我已下江南。”（王质《眼儿媚·送别》）“章贡水，郁孤云，多情争似桂江春。”（范成大《鹧鸪天》）“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陆游《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山水风物乃是传情达意的载体，风月隐逸情怀的象征。“弓刀陌上，净蛮烟瘴雨，朔云边雪。”（张孝祥《念奴娇·张仲钦提刑行边》）“野旷岷嶓江动，天阔崤函云拥，太白暝中低。”（范成大《水调歌头》）英雄平定天下之情怀，借云雨而尽显；词人内心凌云之壮志，托山水而暗喻。“玳瑁筵中见绿珠，淡然高韵胜施朱。”（丘崈《垂丝钓·咏绿荔枝》）“试呼名品细推排。重重香腑脏，偏𣨼圣贤杯。”（辛弃疾《临江仙·和叶仲洽赋羊桃》）托物可以言志，借风物之高韵以显一己之品格与出处。总之，南方奇异的山水与风物已不再外在于词人，而是词人欣赏、品味的对象。物我互相依托，互相融合，意象的主观象喻性与多义歧解性特征开始凸现。其内涵得到拓展，在词中的作用也日显重要与多样化。 但物我关系的亲密与疏离，运用技巧的成熟与稚嫩，意象含义的丰富与否及文学作用的大小，只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建炎间南渡词人对宋词发展的草创之功不容抹杀，而他们对词中意象更新所作的最初努力则显示了南宋词不同于北宋词的新质，代表了南渡以后词的新的发展方向之一。在宋词发展史上，其意义是积极与深远的。 以上本文分几个层次论述了南渡词人地理分布的若干问题及其所反映出的南宋文学发展的新格局，即由北宋而南宋，文学人才的分布实现了由点状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一些文学空白进一步被填补，并以此为背景，着重揭示转型时期的一代作家——南渡词人，其文化心理的转变及他们为词史发展所作出的新贡献——意象的更新。综而观之，本文是以北宋文化、文学为参照系，以中国历史上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宋室南渡为历史背景，来寻觅并凸现南宋文化、南宋文学异质于北宋的若干新特点、新趋势。联系过往学者在南宋文学特别是南宋词研究中的审美心理定势——以北宋文学为标准来月旦南宋，并得出南不如北的结论，我们认为，从文化转型的视角来审视南宋文学，有助于认清南北文学的联系与差别，有助于判别南宋文学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也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南宋文学的成因和规律。 注释：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丛书集成初编》本。 ［2］韩淲《涧泉集》卷一七《次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李纲《梁溪集》卷一〇一《条具防冬利害事件奏状》，岳麓书社2004年版。 ［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两贤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韩淲《涧泉集》卷四《晃十哥出旧藏书画》本。 ［6］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稼轩书院兴造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〇《梅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19页。 ［9］参沈松第等《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参张兴武《五代作家的诗格与人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庄绰《鸡肋编》卷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文中数据所依据的资料，见拙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即出）。 ［13］洪迈《夷坚三志》卷四，中华书局点校本。 ［14］《正德姑苏志》卷五七“人物”，《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15］参白敦仁《陈与义年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 ［16］参邓子勉《樵歌》附录《年谱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7］《卢溪文集》卷四六《故保义 ［1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〇有关记载，《丛书集成初编》本。 ［20］《宋史》卷四三七《程迥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五《傅给事外制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22］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四《杨夫人墓志铭》。 ［23］洪咨夔《平斋集》卷三一《吏部巩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两贤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参葛绍欧《宋代的湖州文教》一文，《宋史研究集》第十九辑。 ［26］此处所谓“词人”，特指卒于南渡之前的词人。文中的具体数据主要从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吴熊和、沈松勤《张先集编年校注》，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香港三联书店1985年版），胡可先《<全宋词>综考一》（载《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6期）、《<全宋词）人名地名本事作年考》（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等有关专著、论文中统计得出。 ［27］《明道先生行状》附《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 ［28］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本。 ［29］龙榆生《清真词叙论》，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 ［30］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 ［31］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32］黄庭坚《送晃道夫叔侄》，《山谷诗外集补》卷二，《黄庭坚诗集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625页。 ［33］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4］陈庆元《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载《词学》第十二期。 ［35］宛敏灏《张孝祥词笺校》，黄山书社1993年版。 ［36］引自孔凡礼《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266页。 ［作者简介］钱建状，1971年生。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发表过专著《南宋初期的文化重组与文学新变》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