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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从安史叛军占领的长安奔赴凤翔行在，五月，授左拾遗，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获免；闰 一、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五独孤及《唐故洪州刺史张公(镐)遗爱颂并序》：“慎选乃僚，必国之良。有若博陵崔贲、昌黎韩洄、赵郡李惟岳、北海王士华、河间邢宙、河东裴孝智、陇西李道，皆卿才也。以嘉言硕画，参公军事。澄清之内无浊流，审克之下无冤民，淑德旌焉。” 此表示：第一，肃宗朝之士大夫，有清流(“澄清”)、“浊流”之分野。第二，张镐选拔清流之士(“必国之良”)，不用“浊流”之士，其治下“无冤民”，是当时清流士大夫之代表人物。第三，士大夫为政正直，是为清流。反之，则为浊流。 至德二载，凤翔行在有杜甫疏救房琯一案，河南则有张巡许远坚守睢阳之战，此二事看似互不相关，而当时士大夫清流代表人物张镐，浊流代表人物贺兰进明，则皆与此二事甚有关系。兹就张镐、贺兰进明之事迹，与张镐同时疏救杜甫的韦陟之事迹，以及不救睢阳而被张镐所杀的闾丘晓之事迹，略述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玄宗幸蜀，镐自山谷徒步扈从。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庭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独孤及《张公遗爱颂并序》：“公入叙百揆，出分二陕，帅东诸侯之兵，收复宋、郑，诛后至者，以惩不恪。”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己丑(十三日)，以平章事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处置等使。”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以张镐兼河南节度、采访等使，代贺兰进明。”又十月：“张镐闻睢阳围急，倍道亟进，檄浙东、浙西、淮南、北海诸节度及谯郡太守闾丘晓，使共救之。晓素傲很，不受镐命，比镐至，睢阳城已陷三日。镐召晓，杖杀之。”按当时宋州即睢阳(今河南商丘)周边未沦陷之城市，以谯郡即亳州(今安徽亳县)距离为最近。睢阳陷落，是在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诸乏军兴者斩”条疏议：“兴军征讨，国之大事。调发征行，有所稽废者，名‘乏军兴’。犯者合斩。” 又“诸征人稽留者”条条文：“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疏议曰：“即临军征讨者，谓钲鼓相闻，指期交战，而稽期稽期者，流三千里；经三日者，斩。” 《新唐书》卷二百三《王昌龄传》：“贬龙标尉，以世乱归乡里，为刺史闾丘晓所杀。张镐按军河南，兵大集，晓最后期，将戮之，辞曰：‘有亲，乞贷馀命。’镐曰：‘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晓默然。”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九《贞介》：“中书侍郎张镐为河南节度，镇陈留，兼统江淮诸道，将图进取，中官络绎。镐起自布素，一二年而登宰相，正身特立，不肯苟媚，阉宦去来，以常礼接之。由是大为群阉所嫉，称其无经略才。徵入，改为荆州府长史。未几，又除洪州府长史、江西观察使。” 《旧唐书》卷九十二《韦陟传》：“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缺员既少，取士良难，正调者被挤，伪集者冒进。陟刚肠嫉恶，风采严正，选人疑其有瑕，案声盘诘，无不首伏。……善诱纳后进，其同列朝要，视之蔑如也；如道义相知，靡隔贵贱，而布衣韦带之士，恒虚席倒屣以迎之，时人以此称重。”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宪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陟入言：‘甫所陈谠言，论房琯被黜，不失谏臣大体。’帝由是益疏，遂罢御史大夫，授吏部尚书。”[2] 按：张镐救杜甫、救睢阳，韦陟礼贤下士、疏救杜甫，皆是为人正直、急人之难之体现。张镐依军法从事杀闾丘晓以及不肯取悦宦官，韦陟严查选官冒名，皆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之体现。正直、是非分明，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七下《张巡传》：“时贺兰进明以重兵守临淮，巡遣帐下之士南霁云夜缒出城，求援于进明，进明日与诸将张乐高会，无出师意。霁云泣告之曰：‘本州强寇凌逼，重围半年，食尽兵穷，计无从出，……何得宴安自处，殊无救恤之心？夫忠臣义士之所为，岂宜如此！……’霁云自临淮还睢阳，绳城而入，城中将吏知救不至，恸哭累日。”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二载八月：“睢阳士卒死伤之馀，才六百人，……是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彭城，今江苏徐州。临淮即泗州，位于今江苏盱眙北。 按：贺兰进明、闾丘晓见死不救睢阳，贺兰进明挑拨离间玄肃父子和谗毁房琯，闾丘晓杀害王昌龄，此皆表明，见利忘义、嫉贤如仇，是肃宗朝浊流士大夫为人从政的特征。 本文所涉及的房琯、张镐、杜甫、韦陟、颜真卿、刘秩、严武、贾至等人，皆是肃宗朝清流士大夫。 二、杜甫疏救房琯案及其背景：肃宗听信浊流士大夫谗言、以为清流士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自己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五月：“丁巳(十日)，房琯为太子少师，罢知政事。以谏议大夫张镐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房琯传》：“(天宝)十五年六月，玄宗苍黄幸蜀，……独驰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谒见，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年八月，……奉使灵武，册立肃宗。……肃宗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寻抗疏自请将兵以诛寇孽，收复京都，肃宗望其成功，许之。……乃与(郭)子仪、(李)光弼等计会出兵。……十月，……遇贼于咸阳县之陈涛斜，接战，官军败绩。……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请罪，上并宥之琯。……用兵素非所长，……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上犹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图进取。 会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诏授南海太守、摄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谓之曰：‘朕处分房琯与卿正大夫，何为摄也？’进明对曰：‘琯与臣有隙。’上以为然。进明因奏曰：‘陛下知晋朝何以至乱？’上曰：‘卿有说乎？’进明曰：‘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上问其故，进明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子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臣欲正衙弹劾，不敢不先奏闻。’上由是恶琯。诏以进明为河南节度、兼御史大夫。……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 按：由《旧唐书·房琯传》可知，第一，自至德元载(756年)八月房琯从成都赴肃宗行在，直到至德二载正月肃宗听信贺兰进明谗毁房琯以前，肃宗本来信任房琯(“倾意待之”)。 据《旧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谗毁房琯，是在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贺兰进明并因此而改授河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按《唐会要》卷七十八《诸使中·节度使》岭南节度使条：“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除岭南五府经略兼节度使。”可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是在至德二载正月[3]。 第二，关于至德元载十月房琯陈涛斜兵败，极可注意的是，史言“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这表明陈涛斜兵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肃宗所派监军宦官邢延恩等督促出战，强行改变了房琯原来采取的“持重以伺之”的正确战略。这与同年六月哥舒翰潼关失守的情况，如出一辙。史言陈涛斜兵败后，肃宗对房琯“犹待之如初”，并未深责，实与此一情况有关。《旧唐书·房琯传》此一记载，可称良史。 第三，肃宗对房琯的态度发生改变，始于至德二载正月贺兰进明所进谗言。贺兰进明谗言的要害，是诬陷房琯曾于“南朝”建议诸王分镇，“此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秋七月：“甲子(十二日)，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琯自后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十五日)，诏以皇太子讳(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永王江陵府都督，统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大使；盛王琦广陵郡大都督，统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珙武威郡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初，京师陷贼，车驾仓皇出幸，人未知所向，众心震骇，及闻是诏，远近相庆，咸思效忠与兴复。”复按《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七月：“是月甲子(十三日)，上即皇帝位于灵武。”复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天宝十五载八月：“癸巳(十二日)，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十六日)，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十八日)，上皇临轩册肃宗。”由此可知，当天宝十五载 贺兰进明利用肃宗对玄宗的对立心理，公然在肃宗面前称“南朝”，挑拨玄肃父子敌对，激化了本来潜在的肃玄二帝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致使肃宗从此敌视房琯(“上由是恶琯”)。 第四，至德二载 第五，肃宗罢免房琯宰相的罪名，不足以成立。据《旧唐书·房琯传》所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当时所宣布房琯罢相的罪名，仅是门客董庭兰受贿。如有其他罪名，张镐、杜甫不可能不言及。如张镐所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及杜甫所言宜“弃细录大”，董庭兰受贿一事(即使实有其事)，并不足以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 《旧唐书》本传所记房琯好“高谈虚论”、及游琯门下的何忌不孝，如果作为房琯罢相的罪名，皆似是而非之词，难以成立。至于陈涛斜兵败，实与监军宦官促战、强行改变原来战略有关，因此肃宗本来并未加罪房琯。只是在贺兰进明诬陷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肃宗“由是恶琯”以后，肃宗始改变了态度，以陈涛斜兵败作为房琯的罪名。《旧唐书·房琯传》所载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肃宗贬房琯等诏书，即是以“丧我师徒”、“遽从败绩”为其罪名之一。但是就《旧唐书·房琯传》载张镐疏救房琯之言及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全文，则至德二载(757年)五月房琯罢相时，似尚未以陈涛斜兵败作为其罪名。尤要者，罢免房琯宰相时所加罪名，无论其中有无陈涛斜兵败之罪名，实际皆是用以掩盖罢相的真实原因。 肃宗罢免房琯宰相，张镐、杜甫疏救房琯，以及张镐、韦陟疏救杜甫一案，其背景实关系到玄肃二帝之间的皇权之争，以及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的斗争。 天宝十五载 当时清流士大夫的政治共识，一是承认肃宗的合法性，希望其担当起在北方平定安史之乱的重任。房琯、张镐、杜甫等，以不同方式奔赴肃宗行在，即是此一共识的体现。换言之，清流士大夫决不可能有忠于玄宗而不忠于肃宗的心理。二是期望肃宗尊重太上皇，二帝和睦而不分裂，以维系礼法的存在、政权的稳定。杜甫《洗兵马》诗：“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即是表示此种期望。三是期望肃宗信任士大夫，君臣和睦，一致救国，不分两朝新旧，不搞政治排斥。依清流士大夫，在当时，这就是政治有道。反之，则是政治失道。君臣和睦的主动一方，是在作皇帝的肃宗。 相反，浊流士大夫如贺兰进明，则一意挑拨离间肃玄二帝之间关系，利用肃宗敌视玄宗心理，诬陷清流士大夫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肃宗，以排斥清流，邀宠固荣。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窃见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树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观琯之深念主忧，义形于色，况画一保泰，其素所蓄积者已。而琯性失于简，酷嗜鼓琴，董庭兰今之琴工，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臣不自度量，叹其功名未垂，而志气挫衂，觊望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 按：张镐、杜甫疏救房琯，张镐、韦陟疏救杜甫，是清流士大夫由其政治共识而来的行动。依清流士大夫，房琯罢相、杜甫疏救房琯诏付三司推问一案，实际关系到政治是否有道。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琯〕文》：“唐始受命，群公间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此言贞观之治的典范意义在 杜甫《谢状》，显然是借奉谢免予三司推问的机会，再次为房琯犯颜进谏。《新唐书·杜甫传》著录了《谢状》此段文字，表明《新唐书》作者对杜甫《谢状》的此一意义，有相应地了解和重视。《新唐书》接着书“然帝自是不甚省录”，乃是史言肃宗拒谏斥贤。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上表申言琯“真宰相器”，显然是针对贺兰进明谗言琯“非宰相器”而发。由此一细节，亦可见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间政治斗争的针锋相对。 肃宗既认为房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则杜甫敢于疏救房琯，杜甫亦是忠于玄宗而不利于自己，因此对于杜甫亦加以敌视、排斥。 罢免房琯事件，标志一度为众望所归的肃宗，实际已与浊流士大夫合流。 三、诏付三司推问的实情，是杜甫已成囚徒，将有杀身之祸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条：“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 《通典》卷二十四《职官六·御史台》侍御史条：“其事有大者，则诏下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按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又云：“侍御史之职有四，谓推、弹、公廨、杂事。”原注：“推者，掌推鞫也。” 《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御史大夫条：“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原注：“其百寮有奸非隐伏，得专推劾。”)又云：“若有制，使覆囚徒，则刑部尚书参择之。”按：由是可知，所谓“诏三司推问”，是指皇帝下制，命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等三司衙门，“同按”(会同审判)“大狱”(大案)“囚徒”。易言之，“三司推问”，即三司会审，是唐代最高司法审判。而被会审的“囚徒”，实际已经下狱。 《宋本册府元龟》卷五百二十二《宪官部十一·谴让》类：“韦陟，肃宗至德中为御史大夫，时左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圣朝不容’，词旨迂诞，帝令崔光远与陟及刑部尚书颜真卿同讯之。” 《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琯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按《通典》所谓“同按”，《册府元龟》所谓“同讯”，《新唐书》所谓“杂问”，皆会同审判之意。 杜甫至德二载 同年闰八月《行次昭陵》诗：“直词宁戮辱，贤路不崎岖。” 乾元二年(759年)《寄岳州贾司马六丈(至)巴州 广德元年(763年)《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公初罢印，人实切齿。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按：第一，据前揭《旧唐书·肃宗本纪》，房琯罢相在至德二载 第二，诏三司推问杜甫一事的性质和实情是，杜甫疏救房琯已经构成肃宗交付三司会同审问的大案(“诏三司杂问”、“既下有司，具已举劾”)，杜甫本人已经成为肃宗交付三司会审的囚徒(“网罗之急”)。 第三，肃宗已经表示了要杀杜甫的旨意(“就戮为幸”、“甘受戮”、“刑欲加矣”)。当时若非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后果实不堪设想。 第四，杜甫疏救房琯之日，即是诏付三司推问之时；释放之日，据《奉谢口敕放三司状》所署日期，为“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肃宗方用刑名，……其后三司用刑，连年不定，流贬相继。……肃宗复闻三司多滥，尝悔云：‘朕为三司所误，深恨之。’及弥留之际，以元载为相，乃诏天下流降人等一切放归。”在肃宗的幽暗政治下，无边的蒙冤受害者包括清流士大夫，所受到的伤害，又岂是一纸诏书所能挽回。 广德元年(763年)代宗即位时，杜甫作《述古三首》诗，第一首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微婉深切，实是对肃宗斥贤拒谏、滥用刑法、政治失道的批评。 四、唐代墨制用于公务，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肃宗墨制放归杜甫的实质，是对杜甫不合法的放逐 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诗题下注：“鲍(彪《杜陵诗谱论》)云：至德二年，公自贼窜归凤翔，谒肃宗，授左拾遗。时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者。有墨制，许自省视。八月之吉，始北征。”[4]历代诸家注杜言及墨制放归鄜州，史源在此。 按：宋鲍彪《杜陵诗谱论》所提供“墨制许自省视”的史料，当采自当时尚存而后来亡佚之唐代文献[5]，弥足珍贵。 何谓墨制？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乙帙卷四《北征》题下注：“墨制，则行在仓促之间所用也。”赵次公此一注释，未得其实。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唐《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碑(开元十三年二月)》条：“墨制犹云墨敕，不由中书、门下，而出自禁中者也。”钱竹汀此一解释较确，而语焉不详。 兹就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与墨制之区别。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令条：“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二曰制书，三曰慰劳制书，四曰发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论事敕书，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下之，有‘制诏，天子答之曰可’，以为诏书。”又：“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讳，改诏为制。” 《大唐六典》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改之。”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给事中四人条：“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 《新唐书》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门下省》给事中条：“制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季终，奏驳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原注：“供奉官，若起居、补阙、拾遗之类，虽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属选司。开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采用制书，敕授官是采用敕书，此制敕亦即告身。 《唐律疏议》卷十《职制》律“事直代判署”条疏议：“依令：授五品以上画‘可’，六品以下画‘闻’。”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大体可以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大事用制，其次用敕。授官则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视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用敕。唐代制敕产生的主要程序，系由中书省根据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并由中书省正副长官中书令、中书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中书舍人等署名，提请门下省审查；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由门下省正副长官侍中、黄门侍郎及其所属主要职事官给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制书画“可”，敕书画“闻”；然后由门下省复写一份，注“制可”并盖上印，制敕始得成立。或群臣表奏，经门下省审查批准，然后覆奏皇帝，皇帝审查批准画可，而成为制敕。其中，门下省的制敕审查批准权，首先是由给事中行使(“先读而署之”)，给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对于此制敕之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作用。当给事中认为制敕草案不合理时，可以驳还(“涂归”)，亦即不予批准，则此制敕草案不得成立。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类载贞观三年敕中男入军，时魏徵任给事中，“敕三四出，徵执奏以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经过讨论，“乃停中男”。此是给事中有效行使审查批准权驳还制敕草案的一个有力的例证。 在唐代，制定制敕，即是决策、立法[6]。制敕制定权，即是决策权、立法权。唐中书、门下制度的意义，实际是决策权、立法权三权分立，即决策权、立法权分立为中书起草权、门下审查批准权、皇帝审查批准权。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书、门下制度的精神，是“灭私徇公”，和中书门下相互制衡以防止中央政治决策失误。此是由太宗所明确规定。 如果制敕未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则此制敕不得成立，不得名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中书侍郎类垂拱三年条载凤阁侍郎刘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7]即是对中书、门下制度此一规定性的明确表述。 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始得由尚书省施行。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原注：“复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按同书同卷《门下省》符宝郎条“小事但降符函封”原注：“函封，上用门下省印。”则“印缝署”当为用门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尚书省施行制敕，案成，则给(程)以钞之。”按“程”字原缺，据《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二》尚书都省条补。程，日程。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大唐条：“其择人……攒之为甲，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 按：由此可知，第一，制敕经中书、门下程序成立后，制敕原始文本由门下省存档；同时，此制敕由门下省“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二份文本。 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的制敕第二文本，盖有门下省之印。 第二，尚书省接到门下省所下制敕后，此制敕第二文本由尚书省存档(“案成”)。同时，尚书省再复写一份(“钞之”)，用于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三份文本。尚书省用于施行的制敕第三文本，盖有尚书省之印。(根据制敕内容之不同，印文字样当有尚书省所属各部名称及业务名称之不同。) 如《通典》所载，尚书省施行的授官制敕亦即告身之上，盖有尚书省之印，印文为“尚书吏部告身之印”。按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唐六十二·颜鲁公书朱巨川告身》条著录明陆完《跋》文：“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给授中书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职名之上，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颗。”复按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唐颜真卿传本墨迹选》德宗建中元年八月颜真卿《自书告身》(原件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年月、职名之上，亦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计二十九方(次)。两件唐代告身所盖之印，可证《通典》所载确切无误。 准此可以推知，尚书省所施行的所有制敕之上，按例盖有尚书省之印。 制敕一式三份，同等有效。第三份制敕之上所盖的尚书省之印，是制敕经过中书、门下程序后，由尚书省施行的证明。 休假制敕之上，亦当盖有尚书省之印，其印文或为“尚书吏部假宁之印”。(参下文引《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假宁”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兹可进论墨制。唐代典章制度文献，并无墨制作为制度的记载。从唐代其他相关文献记载可知，唐代的墨制，本来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如《四部丛刊》影明刊本唐张说《张说之文集》卷一《进白乌赋并批答》录玄宗《墨诏批答》：“又览所进，放言体物，词藻浏亮。寻绎研味，把玩无厌。所谓文苑菁华，词场警策也。今赏卿金五铤、银十铤。”墨诏批答称赞张说所进《白乌赋》之文彩，即是用于私人性事务。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天宝九载条：“禄山既移居亲仁坊，进表求降墨敕，请宰相至席宴会。是日玄宗欲于楼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墨敕命宰相赴宠臣家宴，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文苑英华》卷五百九十六《节朔谢物二》邵说《谢赐新历日及口脂面药等表》：“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墨诏，赐臣新历日一通，并口脂面药红雪紫雪等。”墨诏用于赏赐口脂面药等物，亦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用于私人性事务的墨制，自然无需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因此亦无须作为制度载入典章制度文献。 在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的大量出现，至杜甫时代为止，主要有两次。 一是中宗景龙年间。 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景龙中，多于侧门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时人号为‘斜封官’。”《通典》卷十九《职官一·历代官制总序》大唐条：“逮乎景龙，官纪大紊，复有‘斜封无坐处’之诵兴焉。”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唐睿宗景龙二年(708年)七月条：“时斜封官皆不由两省而授，两省莫敢执奏，即宣示所司。” 按：景龙时用于授官的墨制，由于是不经中书、门下两省(“不由两省而授”)，而直接下达尚书省施行(“宣示所司”)，及用于卖官鬻爵，声名狼藉，故刘餗、杜佑等皆特别加以揭露。 二是肃宗朝。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并从权也。” 又云：“贞元三年(787年)，(陆)贽上疏曰：‘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肃宗在灵武、凤翔，事多草创，权宜济急，遂破旧章。翰林之中，始掌书诏，因循未革，以至于今。岁月滋深，渐逾职分。顷者，物议尤所不平，皆云学士是天子私人，侵败纲纪，致使圣代亏至公之体，宰臣有备位之名。陛下若俯顺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诏敕，悉归中书，远近闻之，必称至当。……事关国体，不合不言。’疏奏，不纳。”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九《陆贽传》：“尝以：‘词诏所出，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却付中书行遣。’又言：‘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止于唱和文章而已。’物议是之。”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李辅国传》：“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辅国侍太子扈从，至马嵬，诛杨国忠，辅国献计太子，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辅国从至灵武，劝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肃宗即位，擢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以心腹委之，仍赐名护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肃宗还京，……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岘传》：“初，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每日于银台门决天下事，须处分，便称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纵有敕，辅国押署，然后施行。” 按：由李肇《翰林志》、《旧唐书·陆贽传》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是由“翰林学士”起草，不经中书、门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不用六宝”)，而直接下达施行。虽然是“权宜济急”，用于紧急军务，但是“破(坏)”了体现“至公”精神的中书、门下制度。可以补充说，肃宗朝凤翔行在的墨制，虽有为紧急军务而行墨制者，但亦有为徇私灭公而行墨制者，如放逐杜甫的墨制。至于肃宗以翰林学士代替中书舍人草诏，导致此后唐中央决策制度的部分改变，因不在本文范围内，此可不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唐代的制敕，是用于公务的“王言”；墨制，则是用于私人性事务的“王言”。制敕与墨制，各有界限。第二，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是皇帝的公务命令直接下达施行，而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两省”)，是对中书、门下制度的破坏(“遂破旧章”)。职此之故，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不具有合法性(“侵败纲纪”)。第三，用于公务的墨制，既然未经中书、门下之程序，则制敕书面仅有书写皇帝命令的墨字，既无中书起草之署名、门下审查之署名，更无门下省送尚书省施行时所盖门下省之朱印(参“不用六宝”，及前揭《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印缝署”)，书面只有墨字而无朱印粲然，此墨制之所以名为墨制。 在唐代，假如墨制用于公务而符合典章制度、具有合法性，则陆贽决不可能在上疏中批评墨制用于公务为“遂破旧章”、“侵败纲纪”，重申“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并强调此“为国家不易之规”，“事关国体”；而刘餗、杜佑、李肇亦决不会在《隋唐嘉话》、《通典》、《翰林志》中对墨制用于公务特别加以揭露。刘餗、陆贽、杜佑、李肇之文献，乃是唐代墨制用于公务为破坏中书、门下制度，不具有合法性之确证[8]。 唐代用于公务的墨制有无尚书省之印？文献无考，不妨阙疑。但可以肯定，无论有无尚书省之印，都不能改变用于公务的墨制未经中书、门下程序的不合法性质。 由《旧唐书·李辅国传》及《李岘传》则可知：第一，肃宗对中书起草、门下审查制敕制度的破坏，与肃宗使用宦官夺取制敕制定权，乃是一体之事。此点为陆贽、李肇所未能明言，赖《旧唐书》两篇传文得其真相。第二，中书、门下制度的被破坏，原因在于肃宗徇私灭公。 杜甫“请假”省家是否必须制敕批准？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五品已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 《大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条：“凡下之通于上，……皆审署申覆，而施行焉。” 按：五品以上请假出境皆吏部奏闻，准前揭供奉官皆敕授之例，则供奉官请假出境亦须吏部奏闻，即须经过吏部奏闻、门下审查、皇帝画闻，从而形成敕书，再下达吏部施行。杜甫为左拾遗，属供奉官，其“请假”出境，亦须敕书批准。事实上，肃宗墨制(墨敕)放还杜甫省家鄜州，即是其证明。 肃宗放还杜甫省家鄜州，按照唐代制度，本来应当采用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敕书，而不应采用墨制。 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是否皆用墨制墨敕，而不经中书、门下程序？ 《文苑英华》卷三百八十一《中书制诰二》贾至撰《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门下：侍御史南汝拟节度判官张镐，……可谏议大夫。”据《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肃宗即位，玄宗遣镐赴行在所。镐至凤翔，奏议多有弘益，拜谏议大夫。”可知《授张镐谏议大夫制》是至德元载颁布于凤翔行在。 按：《授张镐谏议大夫制》颁布于凤翔行在。制书起草者，为中书省中书舍人贾至。制书开头称“门下”，为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之称呼[9]。此是该制书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确证。由此可知，肃宗朝凤翔行在之制敕，实有经过中书、门下之程序之制敕，并非皆是墨制。职此之故，肃宗放还杜甫鄜州省家，并非例须采用墨制，采用墨制当另有缘故。 《册府元龟》卷四百六十九《台省·封驳》类：“贾至为中书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将军王玄荣杀本县令杜徽，罪合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令于河东承光军效力，至上封事执之。” 按：贾至为中书舍人，对于肃宗放免王玄荣之令，上封事执之，则其所封执者实际是交付中书舍人起草制敕之词头。由此足见贾至之正直敢言，亦为清流士大夫。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刘秩传》：“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关，杨国忠欲夺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琯见其书，以比刘更生。至德初，迁给事中。久之，出为阆州刺史。”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七《严武传》：“至德初，肃宗兴师靖难，大收才杰，武杖节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荐才略可称，累迁给事中。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甫《八哀诗》第三首《赠左仆射郑国公严武》：“历职非父任，嫉邪尝力争。”又云：“密论贞观体，挥发岐阳征。” 按：由是可知，刘秩、严武，有学养、品节，皆清流士大夫，为房琯所器重；当时同为门下省给事中。肃宗罢免房琯，有杜甫疏救；诏杜甫付三司推问，有张镐、韦陟疏救。对清流士大夫之敢于谏诤，肃宗记忆犹新。肃宗放归杜甫之敕书，不采用经中书、门下合法程序的制敕，而是采用了不合程序、不合法的墨制。这当是由于放归杜甫之敕书，含有不合理的内容，如果经过中书起草、门下审查程序，可能被中书舍人贾至、门下给事中刘秩、严武所驳还；采用墨制，则避开了中书的起草、门下的审查，及可能引起的驳还。 杜甫《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至德二载八月：“癸巳(十七日)，大阅诸军，上御城楼以观之。” 又九月：“丁亥(十二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二十七日)，与贼……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癸卯(二十八日)，广平王收西京。甲辰(二十九日)，捷书至行在，百僚称贺，即日告捷于蜀。” 又冬十月：“壬戌(十八日)，广平王入东京。……癸亥(十九日)，上自凤翔还京，……丁卯(二十三日)，入长安，士庶涕泣拜忭。”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按：至德二载闰 《北征》诗云：“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微婉顿挫，是言君主有过失矣。 五、肃宗放归杜甫将近百日，意在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 杜甫《收京三首》诗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闻哀痛诏，又下圣明朝。” 按：《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西京还京诏》云：“朕誓雪国仇，馀无所问，中夜痛愤，志安苍生。”文末注：“至德二年十月”。据《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此诏颁布于十月乙巳朔(一日)。《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乱上》类《收复京师诏》云：“安禄山，边陲贱类，……祸变仓卒，涂炭万姓，兴言痛愤。”文末注：“至德二年十一月”。《旧唐书》卷十《肃宗本纪》及《册府元龟》卷六十四《帝王部·发号令第三》，皆记此诏颁布于至德二年十一月壬申朔(一日)。《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唐肃宗至德二载十月条：“壬申，上御丹凤门，下制。”据陈垣《廿二史朔闰表》，至德二年十月壬申为二十八日，则《通鉴》所记月日为是。由上所述可知，杜甫诗言两次闻哀痛诏，是指闻至德二载 《大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条：“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原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可知唐代政治制度规定，凡制敕皆须以符的形式下达到州、县、乡，使家喻户晓。 杜甫《述怀》诗：“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羌村三首》：“归客千里至。”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鄜州：“东南至上都四百七十七里。”又三川县：“东北至州六十里。” 《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度支员外郎条：“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 按：自长安至鄜州四百七十七里，自鄜州至三川县六十里，共五百三十七里。唐制马行里程日七十里，以收京诏书兼程下达、日行一百四十里计， 《大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原注：“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给定省假，三十五日。五百里，五年一给拜扫假，十五日。并除程。五品已上，并奏闻。” 按：杜甫自凤翔行在省家鄜州，在三千里内，正常省家假期不可能超过三十五日，更决不可能将近百日。放还将近百日，此中必定另有缘故。 《唐会要》卷八十二《休假》类元和元年八月条御史台奏：“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即合停解。” 白居易《百日假满少傅官停自喜言怀》：“长告今朝满十旬，从兹潇洒便终身。”乐天此诗是唐代准令式职事官假满百日取消官职之例证。 按：准令式，假满百日即取消官职。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杜甫绝非散漫违纪之人，放还鄜州省家，决不可能违背令式擅自逗留将近百日而不归朝。职此之故，杜甫放还省家将近百日、临近唐令百日假满停官期限之原因，只能是放归省家之墨制，其中有在家待命之文字，而召回之命则三个月不至。在家待命，无异放逐，这即是肃宗放归杜甫的制敕中所可能引起门下驳还的内容，亦即是肃宗采用墨制而不经过中书、门下程序的原因。 杜甫于何日回到长安朝廷？按三川县东南至长安四百一十七里。假定召回杜甫之命与《收复京师诏》同时发出、同时到达，杜甫以闻命次日即 肃宗墨制放还杜甫省家待命，待命将近百日，临近假满百日停官之唐令规定，这表明，肃宗是有意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职。 自放归鄜州后，杜甫内心即已明白自己的从政生涯可能结束。“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言甘心终老天涯，即是表示不作还朝之想。 至于收京之后终于召回杜甫，则当是由于朝中故人为杜甫进言，而肃宗一时不得不作同意。在当时，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刘秩为给事中，贾至为中书舍人，此数人最有可能奏请召回杜甫。 据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腊日》等诗，至德二载十二月杜甫已回到长安朝廷。 六、最后的放逐 肃宗终未能宽容杜甫和清流士大夫。召回杜甫不到一年，清流士大夫即被肃宗纷纷逐出朝廷。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758年)春，罢免贾至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五月，罢免张镐宰相，出为荆州长史；六月，罢免房琯太子少师、刘秩国子祭酒、严武京兆少尹，分别出为邠州、阆州、巴州刺史；同月，罢免杜甫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同年，罢免韦陟吏部侍郎，出为绛州刺史。 肃宗由于敌视玄宗的心理，而听信浊流士大夫的谗言，进而敌视排斥清流士大夫。这一政治排斥的发端，是房琯罢相；其发展，则包括以诏付三司推问、欲加刑戮、墨制放归待命等无理、不合法的手段，以及贬逐出朝的手段，打击报复正直敢言的杜甫。此即是杜甫以廷争、弃官、不赴诏，回应唐室政治无道[10]的原因所在，亦是杜甫后半生飘泊以死的原因所在。 注释： [1]清钱谦益《钱注杜诗》卷二《洗兵马》笺曰：“《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注揭露肃宗对玄宗及其旧臣的迫害，关系到这一段唐史真相之了解、杜甫后半生之命运及大半部杜诗内容之了解，意义重大。本文讨论肃宗朝士大夫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只是钱氏之说的继续。 [2]宋本《册府元龟》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4页。“右”，系“左”字形近之讹。明本《册府元龟》作“时右拾遗杜甫上表论房琯尚有大臣度，真宰相器”(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6234页)，多一“尚”字，语气甚弱，不合上下文语气及杜甫性格，足见宋本较明本为善。 [3]《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以贺兰进明授岭南节度使、进明中谢肃宗时谗毁房琯、改授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一事，系于至德元载十月条，显然失误。按《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二《李巨传》：“及禄山陷东京，……寻授陈留谯郡太守、摄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至德二年，为太子少傅。”《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唐肃宗至德元载十二月条：“河南节度使虢王巨屯彭城，……敕以(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巡以将士有功，遣使诣虢王巨请空名告身及赐物。”可知至德元载十二月李巨犹任河南节度使。 [4]《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丛书影印宋宝庆二年广东漕司刻本，1987年)，卷三，第3册，第4页。按此书即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此本为《九家集注杜诗》最善之本。 《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北征》题下注称引“鲍云”，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题下注已称引“鲍文虎云”；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缙云鲍氏文虎，著《谱论》。” [5]《杜陵诗谱论》“有墨制，许自省视”，当采自《肃宗实录》。《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玄宗天宝十四载至卷二百二十二肃宗宝应元年《考异》，引用《肃宗实录》甚多。《肃宗实录》之亡佚，当在南宋以后。 [6]台湾学者毛汉光《唐代给事中之分析》：“按当时中 [7]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改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中宗神龙元年(705年)二月改回(《资治通鉴》卷二百八)。 [8]日本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附录中文《唐代制敕研究要旨》第2章第五节《墨诏(墨制)》：“对唐代文献中出现的敕书之词汇考察结果，墨诏用于‘表’、‘状’的批答，制书及对臣僚抚慰存问的公文‘慰劳制书、论事敕书’，它们统称为墨诏。”(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附录《中文要旨》，第25页。)中村教授对唐代制敕的研究甚有成就，但似未能明确区别墨制与制敕的不同性质。 [9]毛汉光《论唐代制书程式上的官职》：“制书发端‘门下’二字，显然有‘门下省’之意。”(《第二届国际华学研究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1年，第339页。)毛汉光教授此一解释，似为同语重复。 按唐代制书开头“门下”二字，是代表皇帝旨意起草制书草按的中书省，对门下省行文的称呼，表示将此制书草按提请门下省审查；唐代制书此一抬头格式，表明门下省在制敕产生过程中，居于负责审查批准制书草按的地位，对制书能否成立发生关键性的作用。 [10]请参阅邓小军《杜甫在政治上的道德主体精神》，《江海学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61~27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