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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赋自唐代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宋、金继之，元曾一度中断，至明则废。清代科举考试以制义为主，但赋也拥有一席之地。顾莼《律赋必以集序》云：“我朝承前明之制，取士以制义，而仍不废诗赋。自庶吉士散馆、翰詹大考，以及学政试生童，俱用之。”杨恩寿《坦园赋录自叙》亦云：“令甲、庶吉士散馆、大考翰詹俱试诗赋，故翰林院月有课焉。下此督学使者下车观风，岁、科两试，以诗赋为一场，而府县童试亦有于招、复试以赋者。”据此，清代考赋的科目有童生、生员试、学政观风试、召试、朝考、庶吉士月课、散馆、大考、博学鸿词科考试等。另据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书院亦常考赋。清代试赋场合虽多，但最集中的是翰林院，馆课、散馆、大考等均属此一系的考试[1]。法式善：《同馆赋钞》[2]所收赋作就是来自翰林院的各种考试，考察该书，可以了解清代律赋的创作情况以及律赋在清代兴盛的原因。 一、法式善《同馆赋钞》的编纂与清代翰林院考课 法式善(1753-1813)，姓蒙乌吉氏，原名运昌，字开文，号时帆，又号梧门居士，蒙古正黄旗人。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庶吉士。五十年升左庶子，高宗乾隆赐名法式善。官侍讲学士，改侍读学士。乾隆五十六年翰林院大考，名列末等，“奉旨以部属用，掣兵部员外郎上行走”。五十九年升国子监祭酒，嘉庆四年因直言上书而获赏翰林院编修，并于次年升侍讲，七年升侍讲学士。嘉庆八年翰林院大考中再度折翼，降赞善。十年官侍讲学士，十二年因“纂修《宫史》篇叶讹脱”，降为庶子，不久乞病归家，嘉庆十八年卒。事迹见阮元编《梧门先生年谱》，《清史稿》卷四百九十、《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有传。 《同馆赋钞》有二十四卷本和三十二卷本之别，二者刊刻时间不同，内容亦存在较大差异。据《梧门先生年谱》，《同馆赋钞》最初刊刻于乾隆五十八年，时法式善官庶子(属詹事府)。但这与该书卷一下署“国子监祭酒”显然不合。考法式善任国子监祭酒一职，是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四年间。该书凡例又称“乾隆乙卯(六十年)、嘉庆丙辰(元年)二科俟汇齐后增补”，则成书时间应在嘉庆元年(丙辰)之后。另吴省兰《同馆赋钞序》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考吴氏任内阁学士的时间为乾隆五十六年十月至嘉庆三年正月间，则《赋钞》当成书于嘉庆初年，阮氏所定有误。国家图书馆藏有嘉庆元年刻本，证实这一推断。该书包括自乙丑(乾隆十年)至癸丑(乾隆五十八年)的二十二科馆课，加上御试之作，共二十四卷。 《同馆赋钞》又名《三十科同馆赋钞》，所谓“三十科”是就馆课而言，包括自乾隆十年乙丑科至嘉庆十四年己巳科六十五年间的三十科馆课，每科为一卷，加上大考一卷、散馆一卷，共三十二卷，因此嘉庆元年二十四卷本仅是初刻本。据王家相《书同馆赋钞目录后》记载，该书最后定本时，他还征求了法式善的意见，并建议将辛未(嘉庆十六年)科以后编为续钞。法氏卒于嘉庆十八年，而卷一收入壬申年(嘉庆十七年)大考的《帝京赋》三篇，显然，《同馆赋钞》最后成书应该在嘉庆十七、十八年之间。 王家相又说法式善编纂此书花费的苦心，“三四十年于兹”，如果从嘉庆十八年往前推，至入词馆为庶吉士“专攻应制体”(法式善：《存素堂诗初集录存自序》)的乾隆四十五，其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编者为何投入如许精力?除了收集之难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士林的倾慕和翰林院考课的需要。 法式善编纂《同馆赋钞》，据序言或自述，其目的一是为了保存“掌故”。被称为“文章渊薮”的清代翰林院，乃属清秘之地。尤其是嘉道以前，有文才的士人都以进入翰林院为荣。词垣成了士人关注的焦点，其中有关的掌故，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作为主要考试科目的诗赋，更是士人创作的典范。翰林院的“片玉碎金”被“奉为至宝”，法式善同馆前辈钟衡《同馆赋艺》甫出，立即产生了“风行寰宇，人编摩而户弦诵”(钟衡：《同馆赋选序》，朱珪：《皇朝词林典故》卷四十二)的轰动效应，可见社会上对这类书籍的需要。其次，清代翰林院中考试成绩决定了翰林官的命运，官职较低的编修、检讨，只要在这些考试中名列一等二等，立即有可能升为正四品的讲读学士，从而为进入最高权力集团打下基础；身无品位的庶吉士，也要通过考试取得立身翰苑的资格。而一旦名次靠后，或者降级，或者改任知县。因此应付翰林院各种考试的参考书便成为翰苑士人必备读物，馆阁后辈亟须以成功前辈的作品为典范。吴省兰在《同馆赋钞序》中说“是编也不特凤毛麟角，楷模词苑，而命题美备，多足以徵圣朝掌故之存”，即是兼“楷模”、“掌故”二者而言。 法式善《同馆赋钞》的编纂“范围于钟本”(《凡例》)，即受钟衡《同馆赋选》的影响。衡字仲恒，雍正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编有《同馆课艺四集》，其书今已不存。据法选《赋钞》凡例可知，钟刻四集之一的《同馆赋选》收录自雍正癸卯至乾隆壬戌二十年间翰林试赋之作，同时又搜辑顺治丁亥至康熙辛丑翰林院试赋、献赋之作一百五十余篇。法选《赋钞》始于乾隆十年，实际上是钟本的延续。嘉庆十四年以后，由于法式善身体原因以及翰林院繁忙的编书工作，《同馆赋钞》后期成书和校对工作由他的助手翰林院编修王家相担当。家相字宗旦，常熟人。嘉庆十四年[3]进士，官编修，迁御史。他另编有《同馆赋钞》，收录自嘉庆辛未科至道光癸未科六科馆课加上散馆及大考赋作约三百篇，从科目看又承接了法选《赋钞》。 在编排方式上，《同馆赋钞》按翰苑的考课形式分馆课卷、散馆卷和大考卷三类。清代科举会试、朝考之后，择年貌合格者入庶常馆再教习三年，期间他们的身份就是庶吉士。明代庶吉士主要学习诗文，赋不占主导地位[4]。清代汉书庶吉士每月要完成一定篇数的古文、律诗、律赋(1)，乾隆癸未(二十八年)科庶吉士吴省钦在其自撰年谱中回忆道：“予名在一等三名，奉旨改庶吉士，……(馆师)邵公(嗣宗)、刘公(纶)试《玉磬赋》、《登高赋》，皆第一。”(《白华后稿》附录)这里记载的就是馆课考赋的情况。庶吉士教习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散馆评卷分三等，上等授予编修、检讨；中等或留馆任职，或委以部属、知县；名列三等者或被除名，或留馆再教习三年。散馆题目，雍正元年以后用诗、赋、时文、论四题。乾隆元年之后只试诗赋二题。任职翰林，还要参加大考。所谓大考，就是通过考试的方式甄别翰林官的才品，进行奖罚黜陟。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故文献记载每每冠以“御试”二字。大考是翰林院中最重要的考试，因为名列一、二等的，就有机会升迁。乾隆戊辰科(十三年)大考一等一名的侍讲学士齐召南升为内阁学士，壬申科(十七年)大考二等二名的编修朱珪升为侍读学士。从官阶来说，一次考试就能连升五六级，升迁之速是普通京官难以相比的。而一旦考试成绩为末等，则面临着降级的厄运，法式善两度落职便是为此。这是翰林官重视大考的根本原因。大考以诗赋命题始于康熙二十四年，此后均以诗赋为主，赋则为律赋。既然大考如此重要，且赋又是决定等级的关键所在，律赋的地位理应受到重视。 二、从《同馆赋钞》看清代翰林院赋创作的特点 (一)背景：汉学兴盛与同馆赋的学术化 《同馆赋钞》所收律赋作于乾嘉年间，在考据学兴盛的年代，翰林院集中了全国众多著名汉学家，他们的律赋创作不可避免地展示了来自汉学的影响。 汉学对律赋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赋中小学方法的运用。小学和赋关系密切，正如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所说：“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西汉赋家多为小学家，如司马相如著有《凡将篇》，扬雄著有《方言》，他们赋中丰富的词汇得益于小学的修养。后世赋家亦多精通小学，章太炎认为赋衰落的原因在于“小学亡”(2)，虽不免夸大，但小学的作用不可忽视。清代翰林院编纂了《康熙字典》、《音韵阐微》、《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小学类专书，且翰林院负责注释经传的工作，促使小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于是到了汉学昌明的乾嘉时期，赋家便又一次在赋中展现小学知识。与前代不同的是，此时赋作中大量使用的是声训、义训等训诂释义的小学方法： 石者核也，气凝精而为核；磁者慈也，母召子以惟慈。(卷十二姚颐：《磁石引针赋》) 经者常也，共书田而灌溉；锄者助也，向艺苑以耕耘。(卷二十三王宗诚：《带经而锄赋》) 宫为中也，探一元之本始；钟者种也，立万事之维纲。(卷二十七花杰：《黄钟为万事根本赋》) 雩者常也，卜西成于秋报；雩者大也，继东作于春祈。(卷三十一杨煊：《龙见而雩赋》) 春言蠢而象物之生，均田是率；秋为揪而得时之肃，惟正胥供。(卷三十二蔡培：《民生在勤赋》) 上举诸句多为声训，声训方法的大量使用始于汉扬雄《方言》、刘熙《释名》，不过直到清代，“因声求义”作为训诂的一个重要方法才臻于系统化、理论化(3)。戴震认为“故训声音，相为表里”(4)，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强调“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赋中运用释义法是“自欧阳公《秋声赋》中得来”(余丙照：《赋学指南》卷三)，但清代以前赋尤其是律赋这一情况尚属少见，至乾嘉时期则屡见不鲜，表明随学术研究的发展赋亦发生相应的变化。 除小学的方法外，赋家还喜欢在律赋中施展考据功夫，只要遇到机会，作者就见缝插针，从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够考证的地方： 夫其《尔雅》曰扉，《说文》从户。以苇称松栋之居，省翅节翚飞之宇。箑自异于方言，阖并修于庙庑。(卷二十三洪梧：《五明扇赋》) 《尔雅》以楔释名，月令以含纪美。……考膳夫之录，味美蜡珠；注舍人之篇，名推崖密。(卷二十四潘世恩：《樱桃赋》) 以上仅是安插在行文间的考证，有的律赋甚至通篇以考证为主。乾隆年间学术界关于《诗经·谷风》“泾以渭浊”的解释产生过争论，泾渭何者清?何者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乾隆命陕西巡抚秦承恩实地考察。实践证明“泾清渭浊”之后，学者们又从文献记载方面重新考证。曹振镛、石蕴玉等人的《泾清渭浊赋》就是这一学术动态在同馆律赋创作中的体现。他如康熙曾命舒兰携侍卫拉锡往探河源(王嵩儒：《掌故拾零》)，并令徐乾学等词臣作《河源考》，于是庶常馆课就有《河源赋》之作等，律赋与考据学发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 “赋显才学”，不过清以前赋家的才学是以赋中大量典故、名物、词汇等展现。清代赋家在学术研究发展的前提下，不再满于以记诵之能为博学，他们用赋来呈现学术研究的成果，真正实现了赋的学术化。清代同馆赋创作中透露出其时学术发展的现状，可窥赋与学术之关系的一斑。 (二)主题：讽喻的消解与颂圣之风的昌炽 赋的本身虽有欲讽反劝的负效应，然而赋家的本意却在讽喻，对现实政治提出批判。因此当这一目的难以实现时，扬雄宁愿“不为”。但是同样身为文学侍从，清代翰苑词臣创作的律赋，其讽喻精神基本消解，剩下的只是一片热烈的颂圣之声。 从《同馆赋钞》收录的律赋看，十之八九都拖着一条歌功颂德的尾巴。除了通篇颂圣的赋作，标准形式的律赋都要将最后一整段腾出来，以“我皇上”之套语领起，把主题升华到现实政治以及皇帝圣明之层次进行歌颂。同馆赋作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无论何种题目，都能够与此发生联系。如查莹《染人甚于丹青赋》以这样的结尾达到“润色鸿业”的意图： 圣天子垂大文于黉宇，选良匠于明廷，故绚道德者争磨丹而渍墨，而抒华藻者自抱紫而纡青也。士际昌期，欣兹隆遇，共矜华衮之荣，尽改缁衣之素。(卷十二) 余丙照论赋的结段“颂扬”注意事项时道：“颂扬最忌通套，语要堂皇，意要关切，更须要看题面何如。若题与朝庙全不相涉，必欲以冕服游山林，亦失体哉!”(余丙照：《赋学指南》卷十)此赋语言的“堂皇”似乎没多大问题，可是要与《晋书·虞溥传》所言“学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矣，未见久学而渝者也”相比照，意思的关切，恐难免皮附之讥。 清代翰林词臣的赋创作，其功用正如徐乾学在《温泉赋序》中说的“词赋之作，所以铺扬鸿业，咏歌盛治”，突出赋的颂扬功能。颂圣之风充斥了所有与皇家相关的文体，就是经筵讲章之文，词臣也是想尽办法搀入歌颂之言。过分的吹捧，连康熙和乾隆都备觉反感，一再下诏禁绝，甚至降职以儆群臣。而对赋，他们非但不严加禁止，甚至有意利用这一文体来“润色鸿业”，于赋中颂圣之风大加鼓励： (乾隆十七年)御试翰詹诸臣于正大光明殿，以《纳凉赋》为题，作者多规模《上林》、《子虚》，铺陈宫殿苑囿。公(汪廷玙)独以宵旰忧勤民事立言，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又充会试同考官，又充武会试副总裁官。(5) 汪廷玙《纳凉赋》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皇上巽风广被，丰泽下覃，应朱明而令达，法长养而仁涵。图绘豳风，宝殿集耕桑之景；书陈无逸，蓬山启甲乙之函。御纤絺而念及中田之祓襫，居细旃而虑周南亩之荷担。匪朱旗赤辂之崇高，而动轸乎束湿沾脂之瘁；匪冰碗玉壶之嗜好，而深思夫蒸藜炊黍之甘。是以验庶征于备五，广茂对于参三。时暖时风，应休和于哲乂；而多稌多黍，兆农庆于朔南也。于斯时也，淳厖懋洽，景福宏开，南陆舒迟，万汇蒙之而畅道；长嬴蕃育，百昌荷此而滋培。(《同馆赋钞》卷一) 这就是所谓的“宵旰忧勤民事”之言，仍是颂圣的陈套。将“纳凉”之题升华到此等“高度”，确实需要费一番苦心。所以当其他应试翰林绞尽脑汁铺排宫殿苑囿时，汪廷玙此赋在如何将“纳凉”这带有山林气息的题旨上升至典丽堂皇的朝庙主题上别出心裁，阅卷官看中的正在于此。一篇颂圣之赋改变了一个七品翰林编修的命运，等待着他的是种种头衔的接踵而至。此次大考一等二名的窦光鼐之赋“神韵悠扬，如奏相如《大人赋》，飘飘有凌云气”(朱一飞：《律赋拣金录》)，如果说司马相如《大人赋》产生飘飘有凌云之气是汉武帝“误读”之结果的话，那么窦光鼐《纳凉赋》却是有意造成这种效果。因为这篇赋作，他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成功的经验自然为后辈反复揣摩，如何将题目与歌颂的主题连接，便为翰林院赋创作的要点。 颂圣之风的昌炽，也与清代词臣性质的变化有关。翰林“为天子侍从之臣，拾遗补阙，其常任也。……翰林居天子左右为近臣，则谏其失也，宜先于众人”(6)。汉代文学侍从位同弄臣，然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的赋作均含有讽喻意识。唐代翰林官非专设，一般以他官兼充之，拾遗、补阙常任其选，这更增加了其创作的讽谏色彩，所以吕向“待诏翰林，频上赋颂，皆主讽谏”(窦臮：《述书赋》自注)。宋程颐为经筵讲官时，“色甚庄，言多讽谏”(《宋史全文》卷十三上)；刘敞为翰林侍读学士，“侍英宗讲读，每指事据经，因以讽谏”(《宋史》卷三百十九)。明代词臣以谏诤著声誉者不胜枚举，姚鼐赞叹道：“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诤之人接踵，谏诤之辞连策而时书。”而清代词臣谏诤意识大为淡泊，即使有一二敢言直谏者，往往“议其言为出位”(6)。翰林院检讨唐梦赉拜疏争论顺治政治之暇旁及百氏的危害，卒为枋事者中伤，罢官而去。“当时之议，必谓翰林非谏官，不宜越职言事。”(惠周惕：《志壑堂集序》)可见，词臣的讽谏性质至清代逐渐消失，体现在赋中，就只剩下“宣上德而尽忠孝”的颂圣之风。 (三)赋风：清秀，“此近时风尚” 余丙照在《赋学指南》中将赋分为四品，即清秀、洒脱、庄雅、古致。并认为清秀品乃“近时风尚”(卷六)。考《赋学指南》最早刊刻于道光七年，则其所谓“近时”，应指嘉庆的二十五年乃至以前不远的一段时间，与《同馆赋钞》所收作品年代大致重合，因此也可以用“清秀”来概括其中赋作的主要风格。 何谓“清秀”?据余丙照的解释，“清”即“清音嫋嫋”，“辞气清新”；“秀”即“秀骨珊珊”，“风骨秀逸”。清秀的基础在于不博施典故，不以辞藻艳丽见长，乃至以白描手法来抒写。赋家不在意汉大赋那种磅礴的气势和雄壮的意象，而是用细腻的笔触描绘清新秀逸的境界： 纵辔于清明之域，税驾于广大之区，周还于八极之表，雍容于四达之衢。云濩韶英，仿佛属车之应节；皇旄帗羽，依稀执辔之如濡。五帝不沿而分道扬镳，无事伶鸠之审察；百王可等而徐行稳步，岂藉良药以驰驱。(卷六邵嗣宗：《以乐为御赋》) 沈德潜《国朝赋楷》评此赋曰：“锦盘采错，骨秀神清，洒绀雪于朱歊，翔玄禽于清角。”(卷五)齐召南《竹泉春雨赋》给人以“霏珠洒玉”(《国朝赋楷》卷二)般的感觉，通篇可谓无一字不清，无一语不秀，作者以丰富的想象和秀丽的文笔将“清秀”风格发挥到极致： 时则令秉青阳，人歌渌水，瞻彼菁菁，环临瀰瀰。欣膏雨之霏微，洗春山之尘滓。碧藓含润，既垂露以珠联；玉笋排头，更惊雷而雪起。似七贤之沉醉，把臂相扶；如六逸之初醒，哦诗徙倚。谁写枝枝叶叶，共说萧郎?能兼雨雨风风，无如苏子。则见层峦上下，曲岸东西，新篁掩冉，密雾迷蒙。蟠锦虹于岩际，飏帗霂于晴空。岚既浓而欲滴，雨将霁而犹霡。一片秀色寒声，讵宗测窗摹筛影；千林抽梢解箨，异懒民墨扫孤丛。(卷一) 在清代律赋风格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至关重要，一是唐代律赋的影响，一是本朝的文化政策。唐代赋家如李程、王起、蒋防、谢观等人，“大都以清新典雅为宗”(汤稼堂：《律赋衡裁例言》)，“裴(度)、白(居易)、王(起)、黄(滔)，宛转清切，为律赋正宗”(万青藜：《选注六朝唐赋序》)，唐赋正宗就在于清的品格。清赋宗唐：“今功令以诗赋试士，馆阁尤重之。试赋除拟古外，率以清醒流利、轻灵典切为宗，正合唐人律体。”(李元度：《赋学正鹄序目》)由此可见清代律赋“清音嫋嫋”、“辞气清新”之类的风格，正是来自唐代律赋的典范性启示。 影响清代律赋风格的另一因素是清廷厘正文体的文化政策。雍正十年，“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素尔讷等编：《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嗣后，“清真雅正”就成为考官的衡文标准。清代赋家将衡量四书文的标准用来规范律赋写作，余丙照将赋分为清秀、洒脱、庄雅、古致四品，实受此影响。朱一飞《律赋拣金录》在分析律赋的作法时说：“(律赋)其品有四：曰清、真、雅、正。”“清，以气格言也。”将“清”从对四书文主题的要求转变为对律赋风格的描述。 清代馆阁律赋吸收了唐赋与四书文“清”之品格，同时又具自身特色。本来雅正也是唐代律赋特征之一，《文苑英华》所收，“固以雅正为宗也”(李调元：《赋话》卷二)，清代赋家将其连同本朝衡文标准中的“雅正”一面一并淡化，而以“清秀”为风尚。这种赋风的变化，原因在于清代翰林院考赋命题的新特点。唐赋之所以雅正，与其命题的“冠冕正大”即以经史命题密不可分。以经史命题，士子在作赋时或以经典中成语入文，或融化经典中语言，或套用经典中句式，形成唐代律赋语言的雅正风格[5]。清代科举乡会试八股文考经义，律赋用作翰林院考试文体，从而摆脱了唐以来进士科试诗赋与经义之争，命题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经史，描写景物为重点的赋题增多，如《竹泉春雨赋》、《芍药翻阶赋》等。如果说“经制题宜宏整”，那么“情景题宜幽秀”(汪廷珍：《作赋例言》)。此类题目可以较自由地抒发赋家的情思，不须只从儒家经典中讨生活，文学性较高，从而形成“其清在神，其秀在骨，如藐姑射神人遗世独立”(冯圻：《蒙香室赋录跋》)的清秀风格。 三、翰林院考赋与清代律赋的兴盛 清代科举考试律赋，始于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这一策略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7)。大一统局面既经奠定，翰林院考赋则与其职能有关。首先，翰林官是文学侍从之臣，“润色鸿业”的功能需要考赋。赋自汉代即与帝国宗教祀典相联系，献赋者多为帝王身边的文学侍从“郎官”一署[6]。清代词臣集中在翰林院，自然担负起逢大典而献赋的传统。赋家也有意识地凸显其献赋行为，同馆赋中押“赋”韵时，往往以此意作结，如“还应寿宇赓飏，更上大年之赋”(《同馆赋钞》卷十六，五泰：《请试他题赋》)之类，可见献赋是其职业的需要。为了选拔赋家进入翰林院，便形成以赋试士的局面。其次，翰林官有“备顾问”之用，这要求他们具备广博的知识。而要通过考试选拔这类人才，赋是最合适的文体。古人认为“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赋在铺陈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知识、典故，需要赋家博闻广识。因此，通过考赋选拔“备顾问”的词臣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第三，清代翰林院是官场后备力量的蓄水池，不仅注重文学才华，还要考察其政治才能。而康熙发现唐宋时“名臣伟人”多是通过律赋考试选拔出来的(康熙：《历代赋汇序》)，这促使有清一代翰林院考试稍异于前朝。宋人孙何《论诗赋取士》分析道：“唯诗赋之制，……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深浅；即其构思，可以觇器业之大小。”清人潘世恩《曹相国赋序》说：“宋王文正(曾)之赋有物混成也，识者谓宰相择任群才，使大小各得其所，而已见于此；范文正(仲淹)之赋金在镕也，识者谓公负将相器业，文武全才，亦见于此。”这也许就是试赋能够选拔人才的结穴。 清代于位居清华的翰苑中考试律赋，为其在全社会的推广奠定了基础。继唐宋之后，律赋在清代掀起了又一阵高潮，赋集的大量编纂，专业赋话著作的出现以及赋学理论的繁荣，都说明律赋在清代获得全面的兴盛。从赋集的编纂来看，唐人编纂的专门赋集不足百卷，宋人辑选辞赋亦仅五百余卷，元代试赋“变律为古”，然编纂的古体赋集种类不多，明代科举不试诗赋，编纂赋集的风气不浓，而清代赋集数量之多是难以统计的。就中又以与翰林院考试相关的同馆赋集、律赋集为突出。清代以馆阁命名的赋集就有二十种之多，代表者如《本朝馆阁赋》(叶方宣、程奂若)、《同馆赋钞》(王家相)、《同馆律赋精萃》(蒋攸銛)、《近九科同馆赋钞》(孙钦昂)等。就编者身份来说，虽大多为翰林出身，但也有少数未曾进入词垣，《本朝馆阁赋》、《本朝馆阁赋后集》的编者叶方宣、程奂若、周日琏等人就是如此。他们之所以编纂馆阁中人赋集，在于翰苑对普通士人的吸引力，正如阮学濬在《本朝馆阁赋后集序》所说，“异日致身清华，承明著作，即於兹选预卜之”，揭示了编纂馆阁赋的深层心理动机。正因馆阁内外对词臣赋作极为关心，所以馆阁赋集一经刊刻，就会产生“风行寰宇，人编摩而户弦诵”的轰动效应。 在馆阁赋纷纷涌现的同时，律赋选本也大量产生。清代编撰的律赋选集至今尚未能够作出精确的统计，举其要者如《律赋正宗》(潘世恩)、《律赋必以集》(顾莼)、《律赋选青》(任聘三)、《律赋经畲集》(阮亨)、《唐律赋钞》(杨泗孙)、《律赋拣金录》(朱一飞)等，此外尚有众多律赋选集并未在书名上标示，如李元度《赋学正鹄》、张维城《赋学鸡跖集》等著名的律赋选本即是如此。清代律赋选集出自翰苑词臣之手的虽不多，但也显示了馆阁赋在社会上的影响。许多律赋选本都将馆阁巨公之作纳入，以博得读者的关注。如《律赋锦标集》所选“大半馆阁巨公之制”(朱履中序)，《律赋莩新》“汇馆课考卷房稿，择其新颖者，得若干首，为初学津逮”(顾鹓叙)。这些选本的编者萧应蘖、郑伯壎、顾鹓诸人均非翰林出身，而馆阁赋作是其首选。此外，一些律赋选本还请翰苑词臣作序，以抬高身价。如齐召南(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为《本朝馆阁赋》、阮学濬(雍正十一年庶吉士)为《本朝馆阁赋后集》、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庶吉士)为《瀛奎玉律赋钞》、万青藜(道光二十年庶吉士)为《选注六朝唐赋》作序等。翰苑中人也愿意为这些选本推扬出力，并非翰林出身的马传庚之《选注六朝唐赋》成书后，“同馆诸君精楷分书之，都下传为善本”(万青藜：《选注六朝唐赋序》)。正是翰苑内外的共同努力，“如在天上”的玉堂赋作才能为广大士子接受。 由于清廷重赋，围绕取士试赋，产生了一批专门指导士子作赋的赋话，其中以翰林出身的学政所编赋话最为显著。李调元《雨村赋话序》曰：“予视学粤东，……凡岁试、月课之余，有兼工赋者，莫不击节叹赏，引而启迪之。”可见这部赋话是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他在广东学政任上指导诸生作赋时所著。张之洞《赋语》据其序末“光绪元年提督四川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之语，可知这也是在学政任上为指导士子应试而作。而从林联桂《见星庐赋话》中则可看出馆阁赋的创作对士人赋作的影响，其行文中经常出现诸如“赋用卦名对偶，近来馆阁喜用之”(卷三)、“近来馆阁喜用干支巧对”(卷七)之类的语句，显示出清代翰林院赋创作开风气之先的领袖作用。 注释： [1]除这三者外，学政试生员、书院课赋亦与翰林院相关。学政观风考赋，目的在于“拔录生童，预储馆阁之选”(余丙照：《赋学指南序》)；书院考赋，也是“为馆阁储材起见”(屠倬：《紫阳书院课余选序》，《紫阳书院课余选》卷首)。 [2]法式善《同馆赋钞》有嘉庆本、光绪本，本文所用为清光绪十六年(1890)所刻三十二卷本。 [3]梅曾亮：《王艺斋家传》(《柏枧山房文集》卷九)作“嘉庆四年”，此据《清代进士题名碑录》以及《江苏通志稿》卷六《选举志》。 [4]如万历丁未科翰林馆课中赋只有《瀛洲亭赋》一题五篇，而癸丑科翰林馆课则无赋作。见《重订丁未科馆课》及《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故宫珍本丛刊》本。 [5]参见赵俊波：《窥陈编以盗窃——论唐代律赋语言雅正特点的形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6]参见许结：《汉赋祀典与帝国宗教》，《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4)戴震.六书音韵表序//戴震全书.合肥：黄山书社，1995. (5)钱大昕.工部侍郎汪公墓志铭//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姚鼐.翰林论//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7)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潘务正，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