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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江南昆山叶奕苞（1629—1686），字九来，一字凤雏，号二泉，别署群玉山樵。出身名门，自幼师事明遗民葛云芝、叶宏儒、柴永清，学有根柢，史志、金石、诗文、词曲皆擅，所著今存者，除了杂剧《老客行》、《长门宫》、《燕子楼》、《奇男子》四种之外，尚撰有方志、金石题跋、诗词文集等著述，可谓清初江南的重要文学家和文化人。 一 叶奕苞的师友交游 邓长风先生在其先后三篇文章中，介绍了叶奕苞的亲属族人，如父亲国华、胞兄奕荃、叔父重华、堂兄方蔼及族兄叶燮，友人袁于令、李良年、陈维崧等，并从良年曾孙李集《鹤征录》、叶燮《己畦诗集》、李良年《秋锦山房集》、陈维崧《迦陵文集》中钩稽出有关叶奕苞的传记、唱和诗及诗集序等稀见史料，颇显其不凡的考据功力。但是文献发掘和史实考证之于明清文学而言，可以说是难以穷尽的。今就知见所及，择其重要者予以补充。 邓先生所引《迦陵文集》卷一《叶九来诗集序》，虽不见于今存《经锄堂诗集》卷首，但对后世影响颇大。序中所谓“为人磊砢善使气，目光闪闪，若岩下电，酒间谭说，声如洪钟”，为《清史列传》一字不差地照抄［3］；在讲到叶奕苞师承时，陈序有“叶九来者，集勋、瑞五之高弟也”之语。引者只以“活画出一位贵胄子弟的裘马轻狂形象”来概括这篇序文的价值［4］，而未及奕苞师长为何人。关于九来之师，方志还有另外的记载：“少师事卧龙山人葛芝及默斋叶宏儒，学有根柢。”［5］这段文字经今人征引后，竟被标点、臆改成“少师事卧龙山人葛芝及默斋叶弘。儒林有根柢”［6］。今人所撰有关权威工具书，沿其“叶弘”之误，只是将明显不通的“儒林有根柢”改为“务为根抵之学”［7］。其实，诗序和方志讲的“集勋、瑞五”和“卧龙山人葛芝及默斋叶宏儒”只是三个人，都是昆山当地人士，以下分别略考。 “集勋”姓柴名永清（约1620—约1658）［8］，“少补诸生，读书常至达曙；为文高朗英博，  千言，与太仓张采、同里朱集璜、葛芝最厚善。名籍甚，长吏皆折节引重，遇公事，言无不尽。鼎革后数年卒，年三十九”［9］；“少精敏好学，镞厉备至，篝灯夜读，鸡晨鸣不已……为举子业，纵横浩渺，端倪莫测。既而悔之，沉潜于唐应德、归震川“瑞五”和“卧龙山人”分别是葛芝（1618—？）的字和号，葛芝原名云芝，明代河南按察使葛锡璠次子鼐之子，复社党魁张溥女婿。早年入复社，入清隐居。所著今存《容膝居集杂录》六卷、《卧龙山人集》十四卷。传见徐枋《居易堂集》卷一二、佚名《皇明遗民传》卷六、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二八《隐逸》。 叶宏儒（1619—1675）［12］“字岳心，号默斋……未冠补诸生，既抗节为人师，与朱集璜、陶琰、顾天逵辈友善，先道义后文章，风义凛然，里中人皆严惮焉。乙酉后弃诸生，遁迹安亭旧居。久之，故人子弟邀致入城，承其教者率成令器……卒年五十七”［13］。所著《默斋遗集》，今未见。葛芝和宏儒皆是奕苞长兄奕荃（1608—1645）［14］的挚友，前者与奕荃为儿女亲家（奕荃次子娶葛芝女），后者与奕荃为同学友人；两人曾为早逝的叶奕荃分别撰写过《南阳伯子传》和《水修府君传略》［15］。 除了师长、昆季之外，叶奕苞友人甚夥，与之感情较深的一位便是明遗民朱用纯（1627—1698）。朱用纯以《朱子治家格言》而著称于世，与叶氏为中表亲戚，奕苞独子汝济为其弟子，两人友情甚密。在朱氏文集中，专为奕苞撰写的文章便有四篇，一为《〈听松图〉后记》［16］，对考其卒年至关重要［17］；一为《叶九来诗余序》［18］，亦见《经锄堂诗余》卷首，此不赘；一为《题叶九来小照》，文短具录于下： 文章足以待诏金马之门，才略足以高议云台之上；湛深之学足以校论天禄石渠，迈往之气足以傲睨王侯将相。而图为形容，烟霞放旷；既薜荔以成帷，亦岩峦而作障。岂见夫古之伟人，建立非常，其所得多在宽闲之野、幽遐之壤耶？［19］ 最后一篇便是《祭叶二泉文》，篇幅甚长，记述了朱用纯在挚友去世后“不二十日三临君丧，哭之辄恸”的心情和原由——其“所独哀者”有四，讲其两人独有之情谊（略）；“人所同哀者”有六，分别是： 君文章峭厉，诗词赡雅；挥洒毫素，龙蛇飞走。古人畏其凌轹，当代奉为宗工。自君没而文采风流倏与俱往焉，可哀也。往昔金石之刻、秘异之书、珍奇之玩，睹闻苟接，不惮重购远搜，期于必致。自君没而博物好古罕其俦焉，可哀也。意气倜傥，与世之贤豪冠盖争相投分，履倒辖投，殆无旷日。自君没而缟纻定交者徒徙倚而寥落焉，良可哀也。周急济乏，类为族属倡，而穷交故好辄复经纪其敛葬，婚娶其子弟。自君没而亲朋依庇待泽者皆望闾而返焉，又可哀也。邑里备荒赈饥之役，水利财赋之事，靡不悉心筹画，忘劳任怨。自君没而桑梓绸缪之交谁与共焉，更可哀也。君又少腾才誉，数踏闱门不利，及登荐剡、膺征命，又卒报罢。方慨有文憎命达，而复赍志不禄。即达士大观，要亦深可哀也。［20］ 通过这六“可哀”，歌颂了友人和故人的文章才华、金石造诣［21］、处世为人、道德风范。一像赞、一祭文，使我们对这位清初戏曲家、文学家，在“贵胄子弟的裘马轻狂”之外，有了更加清晰和丰富的认识。或许，这就是所谓盖棺之论吧。 二 叶奕苞的戏剧活动 邓长风先生所撰有关叶奕苞的三则考证文字，多侧重其基本生平，而未暇或略于其戏剧活动的考述。以下仅就所见资料稍加介绍。 葛芝所撰七言古诗《叶九来携伎过从吾馆奏乐歌》，对研究其弟子的戏曲创作和活动颇有裨益：“……叶生喜我归，携得梨园部。命我高关开，为奏新乐府。我怪叶生运意奇，颠倒阴阳乃尔为。狂态直比渔阳鼓，骂座如闻膝席辞。我爱梨园风格好，腰支一一将人恼。就中小者才数龄，满树黄鹂吐音早。因向叶生三太息，忆昔相见城南陌。生发垂垂我壮年，一言快意深相得。生今强仕我衰老，倏忽流光真可惜。梨园前队谁最名，子弟三班旧教成。娄上典型闻乐老，吴门少俊说王生。此日西风悲黄叶，盛年那得常相倾。感此便欲常相见，莫学参差西飞燕。大云堂侧牡丹开，奏生新著重开宴……”［22］从“生今强仕”一句中，可知此诗约写于康熙五年（1666）奕苞四十岁左右（《礼记·曲礼上》“四十曰强，而仕”）。诗题中“从吾馆”，是葛芝父亲的别墅［23］；诗句中“大云堂”，为茧园名胜之一［24］。 此诗的史料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叶氏有其自己的家庭戏班，可称其为大云堂家班，蓄养家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娱亲奉老；并注意聘请名师（苏州王生当为王紫稼、王子嘉，太仓乐某待考）培养幼伶，因而风格隽雅，舞姿超群，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由于王紫稼被杀于顺治十一年（1654）［25］，其家班组建时间必在此之前。诗中“就中小者才数龄”一句，可补历来家班史料之缺。过去人们所熟知的记载家庭女伶年龄最具体的咏剧诗，是钱谦益《冬夜观剧歌》“十三不足十一零，金花绣领簇队行”［26］；而叶氏家班的这位数岁的幼伶，已经歌喉清亮、悦耳动人了。二、诗句“为奏新乐府”和“奏生新著重开宴”等，说明叶氏在康熙五年（1666）四十岁时，已经从事戏曲创作多年，此次演出的是其新创作的剧本；由此推测，奕苞或于顺治后期即已开始创作戏曲。三、叶氏戏曲创作的特点是运意新奇，出人意表；剧作意蕴，愤世放诞。这一概括，令人自然想起长洲尤侗（1618—1704）为撰《叶九来乐府序》，在以“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开篇之后，所云：“予生世不谐，索居多恨，灌园余暇，间作弹词……然当酒酣耳热，仰天呜呜、旁若无人者，其类放言自废者与？若吾友叶子九来，门地人材，并居最胜，方以文笔掉鞅名场，夫何不乐而潦倒于商黄丝竹之间，或者游戏及之耳。虽然，以叶子之才，荏苒中年，风尘未偶，岂无邑邑于中者。忽然感触，或借此为陶写之具，未可知也，是则予所引为同调者也。”［27］两者同样揭示了叶奕苞剧作“嘻笑怒骂、纵衡肆出、淋漓尽致而后已” （《叶九来乐府序》） 的激愤情怀。 叶奕苞《经锄堂诗稿》亦有多首反映了他的戏曲交游和活动，邓长风先生已经征引了写到袁于令的几篇［28］，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而忽视了与宜兴徐暎薇及其友人观戏咏剧的作品。如卷四“七言律诗”有《集邻园观剧，戏题长句呈徐暎薇先生》和《过阳羡访徐暎薇先生留饮乐孺堂观剧》，卷八“七言绝句”有《阳羡徐暎薇先生携女乐湘月辈数人过昆，侍家大人观剧，次韵四首》、《前题次盈水韵六首》［29］，《经锄堂集唐人句》有《赠徐氏歌姬六首》。诸诗对研究江南文人戏剧活动和家班组织，均提供了有用的史料［30］。由康熙二十八年患立堂刻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四《感旧绝句》之三《徐太守暎薇》自注：“太守讳懋曙，崇祯辛未进士，官至江西吉安府知府。性晓音律，喜宾客，家居蓄女伎一部，姿首明丽。正末湘月，旦泥凝香、花想，色艺尤为动人。……无何，太守既亡，歌姬亦散，闻湘月已黄帔入道矣。”［31］可知此人简历。 徐暎薇所蓄家庭戏班，演员众多，技艺超群，知名者便有十位；角色齐全，生、旦、外、末、净、丑，完全是按照“梨园色目”来配置女伶。奕苞《赠徐氏歌姬六首》诗序曰： 宜兴徐太守暎薇，蓄歌姬如梨园色目，无不辈列，皆妙龄雅技也。……姬之演生者曰湘月，旦曰凝香，小旦曰花想，若贞玉、寻秋、云菰、来红、慧兰、润玉、拾缘，则杂色也。［32］ 此以“杂色”代称其脚色分工的另七位，其实并不准确，她们的具体分工是老旦贞玉，末寻秋，外云菰，大净来红，中净慧兰，小丑润玉，补色拾缘。昆剧演出，一般以“十行角色”为主体［33］，足见其家班水平的非同一般。其《赠徐氏歌姬六首》诗后并附录“暎翁诗五绝”，末有奕苞跋语：“暎翁集唐诗，落韵自然，寓巧于雅……细读全什，  金来马上，飞扬跋扈为谁雄。（刘长卿、杜甫）’皆系改妆，觉其谑之非虐也。凤雏跋。”这一序一跋，对于研究清初宜兴徐氏家班的规模和角色构成，颇有价值。另《经锄堂集唐人句》尚有《题朱珩璧云津堂》，诗题注曰：“堂中蓄歌姬十余辈，近皆散遣。”亦涉及一家私乐戏班。《归庄集》卷三有《朱珩璧六十寿序》，自注：“代吴梅村司成。”故此序是以吴伟业口吻行文：“吾闻朱君居莫厘之麓，有园亭花木之胜，特建高楼，名之曰缥缈，以望西山。崇祯末，以才人举，尝登金门、上玉堂；顷之，以时方多难，遂遁迹山中。于是拥东山之姬侍，罗后堂之丝竹，曼睩 盛鬋，沓进于前；激楚阳阿，不绝于耳。”［34］朱珩璧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35］，为苏州洞庭东山人，明崇祯十三年八月至十四年六月，吴伟业官南京国子监司业［36］，时珩璧为“太学上舍”即国子监生。 朱珩璧，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和冯、叶两先生《吴梅村年谱》均未详其人。今从乾隆初年东山人氏吴定璋（1679—1750）所辑《七十二峰足征集》中，查得其名及事迹简况。该书《东山朱氏合编》朱必振传云：“字仲玉，恂恂儒雅，出言有章……伊弟必抡，字珩璧，性豪华，喜声色。其居傍湖，迎笠泽之洪涛，面西山之缥缈，有楼矗然在苍翠间，曰缥缈楼。尝妙选名姝，歌舞其中。花晨月夕，亦与诸名士张乐游观，出家姬佐酒，如西园雅集故事。既病，犹令人掖以登楼，四望云山，潸焉出涕，酹酒丈人峰石，揖而别之。后吴梅村先生过其地，为诗以吊焉。盖仲玉、珩璧之好尚虽殊，而风流自命，依然伯仲，未可以诗阙而不为之传也。”［37］《足征集》选朱必振诗作五首，其三为《家园歌女演剧诸公赠诗屏障答和》，足见其兄弟的确“风流自命，依然伯仲”。 查吴伟业诗歌，有《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五律，诗序曰：“东洞庭以山后为尤胜，有碧山里，朱君筑楼教其家姬歌舞。君每归自湖中，不半里，令从者据船屋作铁笛数弄，家人闻之皆出。楼西有赤栏杆累丈余，诸姬十二人，艳妆凝睇，指点归舟于烟波杳霭间。既至，即洞箫钿鼓，谐笑并作，见者初不类人世也。君以布衣畜伎，晚而有指索其所爱者，以是不乐，遣去，无何竟卒。余偶以春日过其里……客为余言，君生平爱花，病困，犹扶而沥酒，再拜致别。诸伎中有紫云者，为感其意，至今守志不嫁。嗟乎！由此足以得君之为人矣。”［38］研究明清家乐戏班的学者，是陆萼庭先生最先注意过此诗序，他将之视为“明末”有代表性的女乐之一，只是未详其人，仅以“洞庭东山朱氏女乐”代称［39］。但是，当我们将《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与上引叶诗、寿序、小传等有关史料对读时，一切便豁然明朗了：东山朱氏即朱必抡［40］，画楼即缥缈楼［41］，吴诗写于康熙六年（1667）三月［42］，则属清初家班甚明。此诗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朱氏家班：其一，其家班演员为十二人［43］，朱必抡自为教师；其二，朱家艺伶生活优裕，颇得善待，故必抡死后尚受其爱戴；其三，由其诗尾联“伤心关盼盼，又是一年春”推论，朱氏可能就死于康熙五年（1666）春，享年约六十七岁。奕苞既云“云津堂”家伶“近皆散遣”而又未及堂主去世之事，故叶诗当写于康熙三、四年之间。 考述叶奕苞观戏赏姬之事，既有助于了解他作为戏曲家的行为活动，亦反映出清初文人的生活状态。这令人想起其师葛芝《纪年前录序》中所说的一段话： 自余作此录毕而喟然曰：呜呼！此四十年之间，天下之兴废、一身之盛衰系之矣。方余五六岁时，家门显盛，群从赫奕，相与为竹马蜡凤之戏，甚乐也。是时天下太平，万里之内不见兵革，穷谷之老抱子弄孙以自娱，抑何休与？迨余十五六岁时，东西屡用兵矣，然中原幅员尚完，赤眉铜马之流尚未盛也。吾辈同学少年，溯南皮之游，仿金谷之集，选伎征歌、采兰赠芍以为乐，见者以为有承平公子之风焉。至二十以后，四海之内，烽烟极目；即大江以南，民几荷担而立。吾辈虽时时赋诗饮酒，不胜感时溅泪之悲矣。呜呼，若壮年以来，天下事尚忍言哉！至于今一纪，碧鸡金马，渺尔徒闻；白鹘青鹰，翻然满望。一二衣冠遗族，坐卧一车之中，或时为阮籍之叹、唐衢之哭而已，不亦悲乎！［44］ 《纪年前录》是葛芝在四十岁时自撰年谱，约写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今已不存；但是他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明季士人颓风陋习的沉痛反思，却连自己的弟子都未被触动；即便是衣冠遗族，在所谓阮籍叹、唐衢哭越来越微弱的同时，选伎征歌、采兰赠芍以为乐却始终没有衰歇。当然，这其中既有娱亲遣兴或醉生梦死的一面，亦有寄寓沧桑和感慨兴亡的一面，只是比例、成分的不同会因人而异。奕苞《集邻园观剧，戏题长句呈 三 《经锄堂集》禁毁及其他 叶奕苞传世著述甚富，仅集部书便有《经锄堂诗稿》八卷，《诗余》、《集唐人句》、《杂著》各一卷，《文稿》六卷，《乐府》四卷（即杂剧四种），《倡和诗》、《花信诗》、《北上录》各一卷（《花信诗》、《北上录》亦为唱和之作）［46］。但是有关作品流传极稀，其主要原因何在呢？ 其实，在篇幅不算大的《经锄堂集》中，触忌犯禁之处真不在少数。如卷三《崇祯皇帝挽歌词（甲申五月）》，主旨在缅怀先帝圣德、抨击庸臣误国；同卷《寓萧山韩氏》，后四句为“故国春风恨，他乡夜雨愁。最怜逢驿使，烽火逼苏州”，当写于清军下苏州前夕（其后是《哭长兄水修》，因有“吾父远仍阻，家书久不传”之句，可知约写于顺治二年春夏之际），表达了对舆图换稿的愤懑忧伤。卷二《文果十笏庵拜观崇祯皇帝御书》，记崇祯帝为文震亨（1585—1645）手书诗联，文氏“擎归邸舍宾朋羡，挂向山堂魑魅惊”。鼎革时震亨自尽，其子文果（1631—？）负之逃亡：“一自苏台走麋鹿，十口伶仃身窜逐。可怜车厩废平津，何有牙签与玉轴。蒙恩感激负之趋，百死一生少坦途。与君拜观疑在梦，摩挲双眼泪俱枯。”对清军陷苏导致世家毁灭的忧愤感伤，对先朝君恩的深情缅怀，都是不难感受到的。同卷《秋夜雨》分四节，各以“秋夜雨”叠句起兴，第一节似指抗清义旅隐匿太湖：“阵云高结蔽东吴，杀气远缠亘南楚，芦中固有不羁士，天涯半属思归旅”；后三节是描述兵燹战乱和苛税重赋对人民的伤害：“白田浩淼秧未齐，朱笔纵横便输赋，可怜十室九室空，荒凉新被兵过处”，“大江此日血漂卤……升米涌腾五十五”。凡此，流露了对抗清义士的同情和揭露了新朝统治的严酷。由前二首《白彧如弹琵琶》写于“戊戌五月十二日”，即顺治十五年（1658）夏，可以推知《秋夜雨》当作于顺治末年“奏销”案发生前。 最为触目的是卷二“七言古诗”《悲哉行》。据诗序，其创作起因是：顺治十二年“乙未 北望号呼烈帝魂，南归愿睹中兴瑞。谁知阮马复登垄，江左不得如晋季。呜呼灵武即位古何人，南渡临安岂百二？犹然河北有贤豪，何况金瓯尚完备。祯皇求治本圣明，心膂股肱半携贰。天乎不祚又何尤？玉兔金乌走如驶。庭中草已十回青，白发𩮅𩮅亦可畏。不觉添灯话自长，樽前空落兴亡泪。 结尾诸句，虽然假借陈璧口吻为辞，但亦强烈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黍离之悲、沧桑之感。陈璧诗作，今存有古风《饮叶工部白泉茧园，谭及甲申事，白泉公子九来即席作长歌以记其事，聊赋短句答之》，结尾四句为：“呜呼野老空悲伤，得君诗史垂岳渎。天壤倘有采诗人，请献君诗作实录。”学者或认为作于顺治十三年初春［50］，然将陈诗首句“江头十载吞声哭”与叶诗“庭中草已十回青”对读，似当撰于顺治十一年；而《经锄堂诗集》所收此诗小序则明确指出写于“乙未 叶奕苞《悲哉行》在当时就影响颇大，于顺治十五年（1658）已收入明遗民太仓陈瑚（1613—1675）所辑《离忧集》（今存《峭帆楼丛书》本）［51］。值得注意的是，两者文字颇有出入。《离忧集》本不仅在“何况金瓯尚完备”后多出“未尝一日愁土崩，忽焉瓦解天如醉”两句，而且凡是《经锄堂集》本三处“怀宗”、一处“祯皇”，均为“先帝”和“先皇”，由此可见《悲哉行》原貌和作者收入别集时的修改。但是这些对崇祯皇帝称谓上的改动和对惋惜先朝覆亡诗句的删节，丝毫不能掩抑眷念故国、期冀恢复的情感倾向。所以陈璧“九来即席作长歌以记其事”诗中，有“感君同是岁寒人，把酒相看泪相续。我归肠断不成声，君自悲歌夜击筑。庙谟颠倒天地荒，发竖目眦挥颖秃”等句，既描写出叶奕苞当时奋笔赋诗之时愤激的心态和神态，亦表现了陈璧这位坚贞遗民将叶奕苞引为“岁寒”同调的明确态度。 上述诸诗，诗、史结合，是记载清初史实的极好作品。但由于本集的罕见流传，故现当代学者所撰《清诗纪事初编》、《清诗纪事》和《清人诗集叙录》等书皆未见征引。拙文之所以不惮其冗地详加过录，不仅是想说明它们被清朝统治者视为“荒诞悖逆，语多狂吠”应属当之无愧的评价，而且试图借此提供一个理解其戏剧创作的个人思想背景，因为他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活动可能就是开始于顺治末年的。此外，结合这些诗作和其他资料，探求叶奕苞的遗民倾向是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的思想轨迹，对于研究清初文学也应当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学术努力。 叶奕苞这种无意新朝、澹泊功名的处世态度，一直持续到康熙初年。葛芝《经锄堂诗集序》云：“九来……十余年来，以试事三至金陵。同行诸生简练揣摩，期得一当，九来视之若无有也。方上雨花台，问桃叶渡，吊晋代之衣冠，悲故宫之花草。”［52］此序约撰于康熙二年（1663）［53］，可见此前叶奕苞虽然三赴南京应乡试，却功名之心非殷，而于吊挽明代遗迹、缅怀故国胜地则用力甚勤。作为“富贵吾所自有”的“游闲公子”［54］，奕苞不汲汲于新朝的科举，除了对于功名富贵生性就较为澹泊之外，与其具有一定的遗民意识亦不无关系，毕竟其父受明禄而为遗民，毕竟其兄因鼎革而死战乱。但是到了康熙十五年（1676），在他为友人朱用纯五十初度撰［水龙吟］词相贺时，思想已经有所变化： 算来三十余年，惟君闲却持螯手。几回俯仰，石言星陨［55］，乾坤如旧。衮衮轻肥，少年同学，舒眉伸首。独栖迟不改，箪瓢陋巷，人堪得，其忧否。 姓氏高于南斗。论年华，日之方昼。屈伸至理，他时得意，风云驰走。且共偷闲，良朋高弟，劝酬春酒。又何须执着，是非今昨，固辞称寿。（《经锄堂诗余》） 词中固然对朱用纯入清以来能固穷守节、坚贞无悔十分钦佩，但是面对烈士死难（如用纯之父集璜）却无法左右新朝定鼎，识时务者大多飞黄腾达的社会现实，奕苞由衷地希望好友能看淡是非、随顺时世、一展才华、人生得意。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奕苞后来出应宏博之试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其于赴试十分勉强，其对落选亦十分坦然［56］。但与朱用纯闻听奕苞堂兄叶方恒（1615—1682）要荐举自己参试宏博，立刻托人严词拒绝，甚有以死自誓之意相比［57］，两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叶奕苞康熙十八年举宏博见摈，李集《鹤征录》卷七云是为其堂兄叶方蔼（1629—1682）“所忌，并试卷匿之”。现当代学者叶德辉、邓长风均力辩其非［58］，但是权威史书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却未见征引： 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试毕，阁臣以卷进呈。上顾杜立德、冯溥、叶方蔼等曰：“此外岂无漏珊瑚之网者乎？”于是冯溥以吴农祥、徐林鸿、徐咸清、王嗣槐对，杜立德以白梦鼐、施清、高向台对；叶方蔼以奕苞对，且曰：“渠，臣从弟也。”上不怿，乃俱放归。［59］ 看来，时任翰林院掌院、会试副主考的叶方蔼，不仅没有匿卷不呈之举，似乎还想事后乘机提名增补。不料因为一言不当，惹得龙颜不悦，使得补漏不成，并一齐打发回家。只是在现存奕苞诗作中，没有一首与方蔼诗是写于此际前后的，两兄弟之间似乎已有什么过节，作为外人和后人已经很难弄清究竟了。尤其是奕苞分别撰于康熙十八年（1679）三月“怀归颇切”的《忆鹤》和四月“时将南还”的《后忆鹤》（合之为《北上录》），共收入在京友朋四十六人的唱和诗，却未见其堂兄叶方蔼的大名；而且在方蔼《读书斋偶存稿》四卷中，亦无一首与“九来弟”赠别怀感唱和之作，实在都是意味深长的事情。 注释： ［1］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3—287页。 ［2］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7、277页。 ［3］《清史列传》第1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96页。 ［4］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277页。 ［5］［13］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二七《文苑》。 ［6］赵景深、张增元《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5页。 ［7］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1页。 ［8］葛芝《卧龙山人集》卷一四《题朱昭芑手评世法录后》：“余年二十一岁时， ［9］道光《昆新两县志》卷二五《孝友》。 ［10］［11］［清］葛芝《柴集勋墓志铭》，《卧龙山人集》卷一〇，康熙九年（1670）从吾馆自刻本。 ［12］葛芝《卧龙山人集》卷一三《祭叶母曹硕人》：“岳心少好学……无何，天崩地坼，中原沦丧，岳心于是入告于母，裂儒冠而弃之。当此之时，年才二十有七耳。”顺治二年（1645）二十七岁，则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享年五十七，故死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 ［14］葛芝《卧龙山人集》卷八《经锄堂诗集序》：“吾子之辱交于余也，子之兄水修实先之……子之兄视余十年以长，吾子则少余十余年也。”奕荃字水修，顺治二年（1645）为乱兵所杀；葛芝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故奕荃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对其生年，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只做出了“当不迟于1610年”的推测（第284页）。 ［15］［清］叶长馥《吴中叶氏族谱》续庚集，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 ［16］［清］朱用纯《柏庐外集》卷三，光绪八年（1882）刻本。 ［17］陆林《金圣叹所作“元晖”诗本事考———兼论清初戏曲家叶奕苞的生卒》，《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5期。 ［18］［清］朱用纯《愧讷集》卷三，1929年木活字排印本。 ［19］［清］朱用纯《愧讷集》卷七。 ［20］［清］朱用纯《愧讷集》卷八。 ［21］所著《金石录补》二十七卷《续跋》七卷，为金石学重要著述，已被今人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其学识远出宋代赵明诚之上；近代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之列入“金石学家列传”中。 ［22］［清］葛芝《卧龙山人集》卷三。 ［23］［清］葛芝《从吾馆记》，《卧龙山人集》卷一〇。 ［24］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一三《第宅园亭》。 ［25］孟森《王紫稼考》，《心史丛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7页。 ［26］［清］钱谦益《初学集》卷一六，明崇祯十六年（1643）刻本。 ［27］［清］尤侗《西堂杂俎》二集卷三，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 ［28］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114、277页。 ［29］“盈水”，当即《经锄堂诗稿》卷二《劝酒寄张盈水兼示顾五一》之张盈水，一作张莺水，见《集唐人句·赠徐氏歌姬》诗序。《经锄堂花信诗》有“张对扬（莺水）”唱和诗两首，可知其名对扬。昆山人，朱用纯《愧讷集》卷八有《祭张盈水文》。 ［30］陆林《清初戏曲家徐懋曙事迹考略》，《艺术百家》2006年第6期。 ［31］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32］［清］叶奕苞《经锄堂诗稿·集唐人句》，康熙刻本。 ［33］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34］［清］归庄《归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46—247页。 ［35］《朱珩璧六十寿序》：“洞庭朱君珩璧，以上章困敦之岁，年登六十，人日为其揽揆之辰。”上章困敦指庚子，即顺治十七年（1660）。 ［36］冯其庸、 ［37］［清］吴定璋《七十二峰足征集》卷二六，乾隆十年（1745）依绿园刻本。 ［38］［清］吴伟业《吴梅村全集》卷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87—388页。 ［39］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第162—163页。 ［40］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第194页）在论述“明末”家班时，也提及“洞庭东山朱必抡家女乐”。惟其仅举吴伟业《过东山朱氏画楼有感》为例，实不知其考证过程。 ［41］旧址在东山朱巷，乾隆时为王金增所购，扩充为壑舟园，今已废。参《太湖备考》卷六、《苏州词典》第719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2］吴伟业在顺治、康熙之际，仅两游苏州太湖洞庭东、西山，一在顺治十六年（1659），一在康熙六年（1667），两者皆为春季，参《吴梅村年谱》第378、467页。但由归庄代撰《朱珩璧六十寿序》说明朱氏在顺治十七年尚存，足证此诗写作时间。 ［43］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第163页）认为吴伟业云朱氏家姬十二人“似取古来十二金钗之说”，所解略嫌其深。其实此数极可能如实反映了其家班的角色组织。晚明王骥德《曲律》卷三《论部色》：“今之南戏，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小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共十二人，或十一人。”可参。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第194页）便是以此为例来证明“一部有比较完备组织的家班女乐，一般由十二人左右组成”。 ［44］［清］葛芝《卧龙山人集》卷九。 ［45］［清］叶奕苞《经锄堂诗稿》卷四，康熙刻本。 ［46］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 ［47］［清］姚觐元辑《清代禁毁书目》，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24—325页。 ［48］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49］黄裳《黄裳文集》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1页。 ［50］江村、瞿冕良《陈璧诗文残稿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51］江村、瞿冕良《陈璧诗文残稿笺证》，第200页。 ［52］［清］葛芝《卧龙山人集》卷八。 ［53］序中云“子之兄捐骨中野者几二十年”，奕苞兄奕荃卒于顺治二年（1645）。 ［54］［清］陈维崧《叶九来诗集序》，《湖海楼全集·文集》卷二，乾隆刻本。 ［55］“石言星陨”或应为“石坼星陨”，古人常将石坼、星陨两者连用，以喻贤哲名儒去世。石言指神灵凭附石头说话，于此难解。 ［56］施闰章《春及轩记》：“去年夏秋间，以博学宏词征，有司敦迫切峻，单车诣阙，逾冬涉春，逡巡待明诏，（九来）乃南望叹曰：‘春已过半，逐逐无所底，安能舍吾轩、芜吾田而尘 处乎？旦暮不归，吾病矣！'”《施愚山集·文集》卷一二，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246页。 ［57］［清］朱用纯《与陶康令》，《柏庐外集》卷一，光绪八年（1882）刻本。 ［58］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第285页、《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115—116页。 ［59］《清史列传》第18册，第5795—5796页。 ［60］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第116页。 ［作者简介］陆林，1957年生。198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审。发表过专著《元代戏剧学研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