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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学者对汉赋源起的解说甚多，影响较大者至少有以下几种观点： 源于《诗经》。此说中又有不同，或认为源于《诗经》之讽谏精神，如班固《两都赋序》；或认为源于《诗经》“六义”之“赋”，如左思《三都赋序》；或认为源于《诗经》“直陈”表现方法之“赋”[1]；或认为赋自《诗》出，赋、比、兴为三种表现方法，《诗经》中已有“赋体诗”，汉赋即源于《诗经》中的“赋体诗”[2]。 源于“诵读”（与诗六义之“铺陈”无关）说。班固《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此说本刘向，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亦从此说[3]。 兼取铺陈与诵读二义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赋史大要》、曹明纲《赋学概论》等即持这种观点。 源于《楚辞》说。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离骚》“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另外，元祝尧《古赋辨体》、清程廷祚《骚赋论》、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等，皆主是说。 成于荀子《赋篇》说。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源于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辞”当指“辞令”而言。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将《战国策》中的《楚人以弋说顷襄王》、《庄辛说襄王》等收入“辞赋类”。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刘师培《论文杂记》并持此说。 多源说。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 异体异源说。马积高《赋史》把赋分为“骚体”、“文体”、“诗体”三类，然后分别去探寻它们各自的来源。万光治《汉赋通论》也分汉赋为四言赋、骚体赋、散体赋三种，并分溯其源。 源于俳词说。 此外，还有“廋语说”、“隐语说”等等。 从横向上说，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任何文体的源起，任何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政治、文学传统、创作主体及读者接受的影响，汉赋的源起也如此，我们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探寻汉赋的发生与发展问题。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往往交融一处，难以截然分开。从纵向上说，汉赋发展有源流主次之分，故我们以时间为序将汉赋的发生分作历史根源、时代助因两个部分论述。在历史根源中主要探寻汉赋发生的最初源头；在时代助因中主要探讨汉代促成汉赋发生的助因。 一汉赋源于“六诗”之赋 就历时性而言，汉赋源于《周礼》“六诗”之赋，其后历经战国游士“设辞”、楚辞、荀卿之赋、俳优之辞而至汉赋，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就共时性而言，至少应从汉赋的文体名称、“铺采摛文”的表现形式、“体物写志”的讽谏精神等文体特征方面加以剖析。 首先，溯汉赋文体名称之源。荀子首先以赋名篇，汉赋文体名称即源于荀卿之赋，荀卿之赋则源于《周礼》“六诗”之赋。《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人称此为《周礼》“六诗”。《周礼》所载大师教国子、瞽矇“六诗”的目的并不是分析、总结、模仿《诗经》的表现方法，而是传授用诗的方法。“六诗”之赋与比、兴本义，是对从感发志意、比较类推到敷布其义的赋诗言志用诗方法及用诗全过程的总结概括。赋为“赋诗言志”之赋，是用诗的表达方式[5]。赋诗言志之赋当时兼有二义：一从赋诗言志的目的、功能言，即刘熙《释名》所言“：敷布其义谓之赋。”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引刘熙《释名》的解释之后说：“赋、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赋的本义，《说文》曰：“赋，敛也。”由于赋、布、敷、铺发音相近，在当时可以假借，于是赋便有了“敷布其义”的含义。如《诗经·大雅·烝民》二章：“天子是若，明命使赋。”《毛传》：“赋，布也。”《尚书·虞书·益稷》“敷纳以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引作“赋纳以言”。《楚辞·九章·悲回风》：“窃赋诗之所明。”王逸《注》曰：“赋，铺也。”《广雅·释诂二》：“铺，陈也。”“敷布其义”即铺陈其义，即布陈心志、表达情感之义。铺陈并不等于直陈。二从“敷布其义”的具体方式言，即《周礼·大司乐》所载“以乐语教国子：兴、道（导）、讽、诵、言、语”之“讽、诵、言、语”，故班固《汉书·艺文志》曰：“不歌而诵谓之赋。”“不歌而诵”是用诗“敷布其义”的重要方式。二义并不矛盾，只是解释的角度不同而已。“六诗”之赋本义为用“讽、诵、言、语”《诗经》的方式“敷陈其义”。 在“不歌而诵”、“敷布其义”二义的基础上，赋又衍出第三义：创作、制作。因为赋诗言志可赋他人之诗，“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6]。也可赋自己的作品，如：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即《卫风·硕人》）也。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左传·闵公二年》） 当赋自己的作品言志时，此赋之“敷布其义”之中已包含着“创作”之义。古人所谓献诗陈志也同样是可献他人之诗陈志，也可献己作陈志。当献己作陈志时也同样包含着“创作”之义。赋诗言志与献诗陈志只是表述的角度与应用范围不同，献诗是从天子听政、公卿献诗陈志的体制与方式统言之，赋诗是从献诗时“讽、诵、言、语”的具体方式而言，应用范围更加广泛。二者之间是种属关系，献诗言志是赋诗言志中的一种，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宗法等级制的产物，方式都是借诗委婉言志，目的都是“敷布其义”补察时政，而且都涉及到诗的创作与运用。上举诸例既可称之为献诗陈志，又可称之为赋诗言志。 赋在此三义的基础上，又衍出第四义：赋由动词衍为名词，如《战国策·楚策四》载：“孙子……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袆布与丝，不知异兮。……’”鲍彪注曰“：‘赋曰’以下，即《佹诗》，文小异……赋即《佹诗》末章。”此“赋”已由动词衍为名词，之后再衍为文体名称。这种词性的衍变在当时是常见的现象，赋同歌、诵、言、语、铭、誓、诔、论一样，都是由“敷布其义”的方式（动词）衍为名词的，如“家父作诵”（《诗经·小雅·节南山》）之诵、《国语》之语等。 荀卿之赋与汉赋之赋就是在兼取“不歌而诵”、“敷布其义”、“制作”三义的基础上而将赋诗言志之赋衍为文体名称，将己作“不歌而诵”、“敷布其义”的文雅之辞称为赋。故曰荀卿赋之得名源于《周礼》“六诗”之赋。《诗序》“六义”源于《周礼》“六诗”，故古人说汉赋源于《诗》之“六义”并不为过。当然，这是从“六诗”最初提出时的用《诗》赋诗言志的本义言，而非谓源于“直陈”这种表现方法。所谓“直陈”乃后起之义，是东汉末年郑玄为了使赋与比、兴相区别才首次提出的。荀卿之赋也不可能含有“直陈”这种尚未出现的意义。 其次，溯汉赋“铺采摛文”的表现形式之源。赋诗言志“敷布其义”的方式（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可歌，也可“讽、诵、言、语”。《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孙蒯入使，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泛言之，歌与“讽、诵、言、语”皆为赋；细言之，歌与赋则有别。对于乐官而言，“歌”是本职工作，对于国子而言，也要学“歌”的技能，但更侧重于学习“不歌而诵”的方法。《汉书·艺文志》所言“不歌而诵谓之赋”是“举重而言”国子用诗的主要方式。这里要注意的是，用诗“敷布其义”不同于“直陈”，二者是种属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敷布其义”可以“直陈”，也可以用《诗》引譬连类委婉“敷布其义”，《周礼》“六诗”之赋本指后者。至于赋字“直陈”的含义，那是东汉郑玄个人对赋的解释。郑玄之前，“赋”无“直陈”之义，“六诗”之“赋”本义不是“直陈”的表现方法，而是用诗“敷布其义”的用诗方法，取与己意相似、相关之《诗》“敷陈”己意。兴即用诗感发志意，比即用诗比较类推，赋即用“讽、诵、言、语”的方式“敷陈”己之比、兴之意。也就是说，古人赋诗言志中就已经包含着比、兴，从诗与己意相似、相关处言，是比、兴；从用“讽、诵、言、语”的方式“敷陈其义”言，则是赋。在赋诗言志的用诗方法中，赋、比、兴三种方法是紧密结合、交融运用的，只不过是比、兴侧重于意义的感发、联想、类比，赋是指“讽、诵、言、语”“敷陈其义”的方式。赋本是赋诗言志的用诗方法，古《诗》与今“志”之间原本就是引譬连类、托物言志的比、兴关系，这也就是荀卿赋、屈原辞、汉赋多用托物言志之法（即后世所谓比、兴表现方法）而非“直陈”的根本原因。以后起之义“直陈”解释“六诗”或“六义”之赋，皆误矣。以“直陈”作为赋体之源，更误矣。对此，范文澜早已有所察觉，他说：“窃谓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蔿所作，有狐裘尨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7]若知“六诗”、“六义”的本义并非“直陈”，一切疑难皆可冰释。“六诗”之赋用古《诗》言志，荀卿之赋以礼、知、云、蚕、针说理，汉赋借沉疴、田猎、宫苑讽谏，皆以比、兴“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敷布其义”，与用诗感发志意之兴、用诗譬喻类推之比与托物言志、引譬连类之表现方法在思维方式上是完全相同的，此即赋、比、兴从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方法的根本原因。 从表现形式言，“六诗”之赋用“不歌而诵”文雅之辞（《诗经》）的方式“敷布其义”，其表达形式的特点即为“铺采摛文”。“六诗”之赋（赋诗言志）奠定了汉赋文体艺术表现形式的主体特征，战国游士“设辞”、楚辞、荀卿之赋、俳优之辞而至汉赋之“不歌而诵”、“铺采摛文”者皆源于此。“主客问答”是汉赋的文体特征之一，其实在古人以文雅之辞“敷布其义”中早已有“主客问答”的形式。自作诗“敷布其义”中已有之，如《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郑风·溱洧》：“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用古《诗》“敷布其义”中也已有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曰：‘七子 再次，溯汉赋“敷布其义”的目的（讽谏精神）之源。在宗法等级制的政治体制中，君主主掌生杀大权，臣子既要保命，又要尽职，不能也不敢直言君主过失，只能借诗或其他物、事委婉讽谏。加之周天子以礼乐治国，诸侯间以兄弟相称，于是献诗陈志、赋诗言志兴矣。赋诗言志与献诗陈志的目的都是为了“敷布其义”，都是用诗委婉讽谏。“讽、诵、言、语”的表达方式也相同。虽然《周礼》大师所教“六诗”指的是运用已基本编集成册的《诗经》，但在古人那里对赋诗言志与献诗陈志并没有严格区分，在《诗经》编集成册之前就已在进行着的献诗、作诗，古人也称作赋诗，如《左传·闵公二年》载“： 二汉赋的政治与文学传统 从政治体制或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期仅可献诗陈志，规讽政治，也可献具有教谕意义的“书”和“语”，补察时政。如上文已引《国语·周语》载邵公谏厉王语，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赋诗言志正是这种“主文谲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体现。从所赋之载体形式言，当时不仅可赋诗，也可用语言精炼、富有文采、带有辞赋性质的雅辞、箴言、隐语“敷布其义”，如：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左传·隐公元年》） （士蔿）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杜预《注》：“士蔿自作诗也。”） 从内容、目的言，所“敷布”之义极为宽泛，可设辞委婉规劝，如荀林父“赋《板》之三章”婉劝先蔑不要离开晋国（《左传·文公七年》）；可赋诗抒发一己之情，如“ “主文谲谏”传统涵括了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形式上，要委婉文雅，寓谏于乐，借古讽今，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即孔子所言：“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即严羽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内容上，要“陈志”、“言志”、“载道”，美刺政教；效果上，追求含蓄，令人思而得之，以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即传统美学所追求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里反复将“主文谲谏”政教传统称之为文化传统，并与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传统美学观联系起来，意在指出中国古代政教与文学、美学之间的关系；意在指出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以及历史、哲学著作可以当作文学作品讲的重要原因，文、史、哲都要为政教服务，历史、哲学要用文学的方法写作，要有文采，要委婉含蓄，文学、历史、哲学作品同样追求表现形式的委婉文雅、内容目的的“言志”“载道”美刺政教、效果风格的含蓄；意在指出中国古代政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文学、美学观念的形成；意在指出汉赋等文学现象发生的历史政治渊源。 同时，从创作与运用诗文“敷陈其义”“主文谲谏”的公卿大夫主体而言，要想获取功名利禄，就必须具备“主文谲谏”之才智；要想做到“主文谲谏”，就必须学习文采与义理交融之言，创作文采与义理交融之言，运用文采与义理交融之言“敷布其义”，要具有“主文谲谏”的才智。因《诗》兼文采与义理，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当时大师、孔子教《诗》，国子瞽矇学《诗》的目的都是为了应用，应用于典礼讽谏、修身养性、经邦治国。因“出使专对”、“升高能赋”是“主文谲谏”的重要方式，故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又《毛传·鄘风·定之方中》在“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下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所言“君子九能”皆为“为大夫”从政之文才，“升高能赋”也当侧重指“为大夫”从政之文才。“升高能赋”是赋诗言志传统的体现，主要是指升高堂、高位能赋诗文言志“主文谲谏”。“升高能赋”的内容目的原本就是非常宽泛的，只是主次有所区别而已。没有文才，不懂《诗》《书》，“歌诗不类”还可能招来羞辱与灾难，如齐庆封被鲁叔孙赋《相鼠》嘲骂“不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而齐高厚赋诗“不类”，惹得晋侯大怒，要会盟诸侯“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当礼崩乐坏、周天子大权旁落、“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之后，赋诗言志、委婉言志、“主文谲谏”的文化传统还在，“敷布其义”、抒情言志、补察时政的使命还在，以文才取士的标准还在，于是赋便逐渐从用《诗》“敷布其义”向用己作雅辞“敷布其义”的方向发展，于是战国纵横家之说辞、屈原之楚辞、荀卿之赋、俳优之俳词作。从创作与运用诗文“主文谲谏”的公卿大夫主体而言，汉赋源于“出使专对”、“升高能赋”等之从政文才。 另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汉帝国空前强盛，此前之诗多为抒情，散文多为叙事或说理，对于全面铺陈、夸饰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当时人们观念中的诗与散文难承此任，故当时客观上需要一种新文体来承担此任。另一方面，大汉帝国空前强盛的具体内容也必然会反映在汉赋创作之中：帝王功业的显赫、京都宫殿的富丽堂皇、统治集团宴饮朝会声色狗马田猎驰逐的争豪竞侈，成为汉赋铺陈夸饰的对象；空前强盛为赋家提供了宣扬大汉声威的主题；特别是为赋家提供了发扬蹈厉的精神与气魄。《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尝问他作赋的秘诀。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相如所言“赋家之心”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才力，而更重要的是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大大增强了整个社会的信心与气魄，也大大开拓了赋家的胸襟与眼界，使汉代赋家有可能在创作中表现出大汉帝国的精神气象。后世赋家气魄不如汉代赋家，原因不在个人才力，而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使之然。 读者的接受与评价，代表着精神消费指数的起伏，直接影响着精神产品创作的发展与消沉。汉赋的特定读者首先是帝王，帝王的接受理解与好恶评价对汉赋创作的影响就更直接与强烈。内容与形式、赋家主观创作意图与读者接受之间存在矛盾，如《汉书·扬雄传》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所谓“劝百讽一”的客观效果是由特定的读者决定的，那并不是作者的初衷。作者不能决定读者的接受，但帝王的喜好却可推动赋体创作的繁荣。 总之，研讨汉赋的源起，可从时代、作者、作品、读者四要素中寻找原因。先秦时期赋诗言志的传统，是赋体产生的直接原因；汉代宣扬国威的需要，是汉赋发展的时代助因；“出使专对”、“升高能赋”是赋体产生的主体因素；就汉赋本身而言，当从汉赋之得名、表现形式、创作目的等几个方面来分析。因此，赋体之名，应当源于《周礼》“六诗”之赋，与赋诗言志、用诗之法关系密切；“赋”是“主文谲谏”政教传统的产物，而汉赋则在“主文”的形式上、“谲谏”的目的上兼而取之。当时的特殊读者群体如帝王、藩 注释： [1]祖保泉《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2]陈元胜《诗经辨读——国风小赋》，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390页。 [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7页。汉赋源于《周礼》“六诗”之赋考 [4]冯沅君《古优解·附记》，《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5]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6]劳效舆《春秋诗话》，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137页。 ［作者简介］鲁洪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著有《诗经学概论》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