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閔福德 李晶 譯 題記： 喬利節譯的《紅樓夢》初版分兩卷，首印於1892年。近年來屢經重印，Tuttle Publishing公司將兩卷合為一卷，重新裝幀推出，2010年9月出版。此版屬Tuttle Classics叢書之一，是各版本中學術性較高的一種，此文即為該版前言，為其他各版所無。 閔福德（John Minford）是霍譯《紅樓夢》第四、第五兩卷的譯者，多年來致力於對中國古典小說的翻譯與研究，於《紅樓夢》、《聊齋志異》更為專注，熟悉中國古典文學史，尤其是古典小說的英譯史。本文即為《紅樓夢》英譯早期歷史情形的一份較為詳盡的梳理，尤為難得的是，其中全文照錄了包臘節譯本《紅樓夢》的“引言”，文中平行比較了“小說”在中英兩國的發展情形，立論平和，涉筆成趣，是一份難得的史料。正文及文獻中所有譯文除特殊說明外，均為譯者自譯。注釋中的絕大多數內容為原文注；少數為譯者所加，凡此均已隨文說明。 ——譯者 《石頭記》，又稱《紅樓夢》，是中國傳統小說中最偉大的一部。明朝時期（1368-1644）湧現出形形色色的說書人，《紅樓夢》繼承了他們孕育出的白話小說的驕傲傳統——譬如橫空出世的冒險英雄故事《水滸傳》、《三國演義》，或是對猴王在取經路上的艱險娓娓道來、充滿諷喻與奇幻想象的《西遊記》。最重要的一個傳承來自晚明的風俗人情小說《金瓶梅》，一部中文版的《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故事活靈活現地描述了一個富家浪蕩子的日常生活，以此為底色，大量描寫了黑暗而常帶滑稽色彩的人性的衝動，以及詳加描述的性遊戲。《紅樓夢》建築在這一豐厚的講故事的傳統上，但又為這一傳統拓展出一個全新的方向。它首次將中國的主流小說改造成一種流暢動人、精雕細琢的工具，用來傳達自省式的自傳、心理學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以及作者的回憶和反思。與此同時，小說致力於對“道”（人類經驗的意義）之所在的一種詩意的、解謎般的詢問，將讀者引入禪宗啟悟之途上的一次妙趣橫生的遠足，同時舉起一面探照鏡，照見俗世“真”、“假”之間的矛盾之境。小說寫作技藝高超，篇幅極長，全書超過百萬字，涵括了來自各個生活階層中三百多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 小說最初撰寫於18世紀中葉，作者曹雪芹（1715?-1763），曹寅（1658-1712）之孫。曹寅是滿清王朝（大致是路易十四統治時期）第二大帝康熙（1654-1723）的富貴寵臣，不過曹雪芹長大時，已經家貧。曹氏家族曾經烜赫一時，飽嘗財富與特權的滋味，是滿族正白旗包衣，皇家近侍。這個“榮譽滿族”家族後來編入漢軍旗：專為投身于入侵中原的滿族的漢族家庭設立的形制。康熙的繼位者雍正統治期間（1723-1736），曹氏家族被貶斥、摧毀，曹雪芹在北京西郊度過了一生的絕大部分時光，一貧如洗中追憶年少時的“黃金時代”，並以小說的形式記述下來，重塑了他的“夢”，深情切切地細細描述了少年時期身邊那些貴族翩翩少年。這部小說的計畫相當宏偉，他未能完成就已辭世。未完成的《紅樓夢》以手抄和評批本的形式流傳了數十年，後來由另一位漢族旗人高鶚（?1740-1815）編輯完工。高鶚為曹雪芹留下的八十回故事添加了四十回的結尾，這些內容極有可能是根據曹雪芹遺留的殘稿補綴而來的[1]。這部一百二十回的小說於1792年年初首次印刷出版，書中附有一套精美的木版插圖。這個版本迅速成為《紅樓夢》的標準版，一再加印，引發的評論也與日俱增。至19世紀，《紅樓夢》已經成為中國上流階層家喻戶曉的作品，影響深遠。正如俗諺所雲：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是枉然。書中生動地描繪了盡態極妍的人物形象、感覺分明的旗人氣息、一個偉大文化最後一段鼎盛時期的百科全書式的景觀（此書讀來既令人享受，也令人疲憊，是一部小說式的中國文化手冊，涵括詩詞、繪畫、醫藥、器具、食物、茶飲、造園等方方面面），語言也非常精彩，採用地道的18世紀北京口語，輔以精心提煉鍛造的文學語言，因而備受喜愛。 這部小說超越了其他任何傳統中國文學作品，捕捉到了中國文化由古至今的精髓：何謂中國人，何謂中國生活，何謂中國感覺。小說的寫作者和編訂者都是旗人（嚴格來講，是“外人”），但頗為諷刺的是，這一事實反而使書裡中國文化的景觀更為醒目。古往今來，這部作品都有人一讀再讀，許多在中國公眾生活裡舉足輕重的人物都曾醉心其中，甚至是沉迷不已，包括毛主席和他最後一任妻子江青，都是如此。北京一位年輕讀者告訴我說，她讀《紅樓夢》，冬天讀來取暖，夏天讀來祛暑。《紅樓夢》自從問世以來，已經在中國文化生活中佔據了一個中心的——並且一直是爭議重重的——空間，幾乎成了一種民族性的癖好。許多著名學者為了著作權這一複雜問題的細枝末節而抗辯不休，越來越深入地探究無窮無盡的編校歧異。小說歷經重寫、刪節、數不勝數地續作，改繪成連環畫，無數次地改編搬上舞臺和螢屏，變成芭蕾、大型戲曲、唱段，現在又正在製作成另一部規模極大（形式極為鋪張）的長篇電視連續劇（此前的一版連續劇製作於20世紀80年代，二十年來已經成為觀眾的摯愛）[2]。 小說還被翻譯成了許多語言：蒙語、俄語、越南語、日語、朝鮮語、法語、德語。曾經數十年間，英文世界的讀者不得不將就著閱讀兩種節譯本，一個由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者王際真（1899-1990）翻譯，另一個由德國學者庫恩（Franz Kuhn, 1884-1961）的德譯本轉譯而來[3]。20世紀70-80年代，終於出現了兩種英文的全譯本，一種是北京的三卷本《紅樓夢》（A Dream of Red Mansions），由中國的國有出版社外文社出版，譯者是傳奇人士楊憲益、戴乃迭伉儷。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被逮捕、單獨監禁，獲釋之後，這份工作是他們贖罪苦差的一部分[4]。另一種全譯本是倫敦出版的五卷本《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企鵝古典叢書之一，翻譯由霍克思和我完成[5]。也許是因為這部小說原著的獨特性，以及它在中國魅力無窮的地位，這兩種譯本也都成了廣為爭辯的對象，中國國內已經召開了至少一次大型會議，專門針對這部小說的翻譯，討論、比較兩個譯本各自採用的翻譯方法、翻譯中面對的問題與挑戰等等[6]。2009年，新任駐英大使傅瑩女士，向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贈送了一套企鵝版的五卷本英譯《紅樓夢》。不但就《紅樓夢》原著而言，而且就此書的翻譯而言，這都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選擇。按計劃，2010年，上海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將推出一種以企鵝英文版為基礎的編校精良的雙語版《紅樓夢》。[7] 在這樣的背景下，《紅樓夢》英譯的早期情形逐漸吸引一些關注，就不足為奇了。近來，香港一位博士生Amey Ko女士，正在研究英國諾森伯蘭郡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1-1834）的事業，發現了一份寫於西元1812年、迄今沒有公開發表過的信件，其中附頁上的內容英國是《紅樓夢》最早的片段譯文。馬禮遜的英文風格優雅（他是簡•奧斯丁的同時期人士），他對中文的把握也非常全面：他當時正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編纂規模宏大的中英字典，贊助者是殷實的東印度公司，同時還在將《聖經》譯成中文。馬禮遜性情堅毅，不是那種會讓宏偉計畫嚇退的人。他翻譯的原文出自《紅樓夢》第四回（講述遭到拐騙的小英蓮怎樣被賣掉、年輕的買主怎樣被打死、營私舞弊的官員賈雨村的滑稽行為，還縱容了花花公子薛蟠逍遙法外），譯文準確流暢。他把這份譯文交給倫敦的出版商，作為一份“或許能博君一粲”的文字，希望能收入自己選編的文集《中國時光》（Horae Sinicae）的第二卷。馬禮遜是傳教士，比起小說的文學特質，更關注的是書中提到的中國的社會弊端。他在譯文所附的信中寫道：譯文片段提供了“一幅中國社會狀況的令人悲歎的現實圖景。社會壓迫幾乎不受任何制約。一切都可以花錢買到——甚至任何犯罪行為都能不受懲罰，只要肇事者有錢擺平。”但他這篇譯文始終未能發表，無人得見。 三十餘年後，格拉斯哥人士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將《紅樓夢》的更多片段譯成了英文。他於1844年派駐通商口岸寧波，擔任英國駐華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又過了二十多年，包臘（Edward Bowra, 1841-1874）提供了另一份內容更為可觀的節譯。包臘出身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的一家望族，是影響卓著的駐華帝國海關的官員[8]。 羅伯聃的簡短節譯，內容選自《紅樓夢》原著第六回，詳細描述了劉姥姥進賈府的情形。羅譯中稱劉姥姥為Dame Lew，有時也稱goody Lew，企鵝全譯本中則稱她為Grannie Liu。這段節譯收入了羅伯聃編著的 “中文入門”《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 or extracts from works written in the Mandarin Language as spoken at Peking, compil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這部書由羅馬化的拼讀寫成，輔以相應的中文文本，1846年在寧波的美華書館出版。羅伯聃此前曾經出版過一部中英詞彙表。他本人在駐華領事圈中是聞人，以精通（或許過於精通）中文、同當地中國人士互相理解、關係融洽（或許過於融洽）而著稱（同樣也頗受批評）。他的中文入門小書匆匆編就，倉促付梓，當時他已經深受病痛之苦，“纏綿沉屙，形銷骨立。”他本來計畫倘若如願回到英國之後，“萬能的上帝為他重塑健康，再聚力量”，要再出一本續編；但是正如他本人在“致讀者”中所言，“Man saying, thus and thus; Heaven answers, not so! not so!”。他甚至自行給出了這句英文的中文原文：“人說如此如此，天說未然未然”，令人惻然。英國外交部的案卷中保存著他的病歷，載錄了他的病情：高燒、腹瀉、水腫、虛弱、消瘦。可憐他始終未能支撐回國，當年就辭世了，年僅39歲，身後留下一位中國太太和一兒一女。此後多年，英國駐華領事館的新任官員都還在使用他編著的《正音撮要》[9]。 包臘的節譯篇幅更長，也更有志向，包括從小說開篇到第八回的全部內容[10]。他是在英國駐寧波海關任職第一書記員的時候翻譯的，在第六回結尾處申明了對羅伯聃的感謝： 將“姥姥”的翻譯處理為Goody，最初是由羅伯聃先生提出的。他曾經翻譯過本回內容的一部分，譯文收入《正音撮要》一書，多年前就已出版。 包臘曾經在廣州師從早期漢學家梅輝立（W. F. Mayers, 1839-1878）。梅輝立也曾發表過《紅樓夢》的片段譯文，包臘在第五回的註腳裡也向梅輝立致謝： 譯者此處呈上的詩句譯文並非自譯，但是對於《中國雜誌》的讀者並無歉意，因為替代的譯文出自梅輝立先生筆下（《中日釋疑》，1867年12月號）。梅先生的譯文準確優雅，表達有力，任何想要超越他的新嘗試恐怕都是自以為是，註定失敗[11]。 包臘的節譯書名為《紅樓夢：一部忠實翻譯的中文小說》（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Hung Low Meng): A Chinese novel literally translated）。譯文於1868年至1870年間，分期發表在《中國雜誌》（China Magazine）上，由香港羅朗也父子印書館出版。他的譯文中包括多處韻文，這些文字的詩體譯文展示了他高超的翻譯技巧。他還高度敏銳地捕捉到其他譯者未能察覺到的許多言外之意。有一則佳例是第五回結尾處，警幻仙姑向寶玉解釋面前“黑溪”的特質時： 仙姑道：“此乃迷津是也。深有萬丈，遙亙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 [12] 包臘添加了一則深具啟發性的注解： 迷津的渡船人木居士、灰侍者，指的都是拋卻享樂，認識到俗世之虛幻，棄絕情感，虔心向佛的代表。“迷津”（The Ford of Bewilderment, 譯者仍在尋找一個更好的譯名）正如班揚的《天路歷程》中的“失望泥沼（The Slough of Despond）”等專有名詞一樣，是一種寓言式的名稱，在這裡指稱的是感官的種種享樂，也即佛教教義要求世人拋卻的東西。除非心如朽木死灰，對一切情感一概無知無聞，否則就會像寶玉面臨的情境一樣，抵擋不住現世的種種誘惑，最終會萬劫不復。 小說第七回中的著名片段，醉僕焦大痛駡賈府的種種事端（尤其是賈珍與兒媳秦可卿之間的不倫之事），包臘下筆處理這部分的譯文和注解時毫無保留，闡釋得原原本本。 “哪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 他的注解這樣寫道： “爬灰”指的是這樣一個故事（有可能取自類似Joe Miller的中國故事集），一個男人和兒媳私通，兒子突然歸來，為防洩露，他藏身到爐膛下的灰盤中。被發現之後，別人問他為何在那裡，在做什麼，他回答說他在“爬灰”。雖然顯然只是口口相傳，這個故事仍然廣為人知，即便是在奴僕口中，不得不提到此類事件時，這一委婉語也代替了直白的表述，成了普遍接受的一種說法[13]。 包臘譯本的《引言》（要麼是包臘本人所寫，抑或是雜誌主編C. Langon Davis所寫）使我們直接瞭解到，包臘是第一位首先將這部小說視為文學作品的譯者，而不是僅僅視之為寄託傳教熱忱或義憤的物件，或是作為語言學習的工具。此文值得全文照錄，作為歐洲對中國小說的觀念開放、觀察敏銳而又不乏幽默的文學評論的一份早期例證。 太陽底下無新事，甚至小說中也沒什麼新鮮的。鑒於小說在我國是這樣晚近才發展起來的一樣事物，讀者如果瞭解到中國人已然世代以來享受過小說帶來的樂趣，或許會驚訝。瞭解到中國人這樣一個按部就班、講求實際的民族早已——譬如說，早在諾曼登陸時期——開始召集同好，在家裡隨意譴責“有害的廢物”，藉以自我慰藉，這真是令人耳目一新。早在《克萊麗莎•哈婁》（Clarissa Harlowe）和《查理斯•格蘭迪森爵士》（Sir Charles Grandison）之前，早在《湯姆•鐘斯》（Tome Jones）鬧哄哄的歷險記之前，早在艾迪森（Addison）寫作散文和戈登斯密（Goldsmith）寫作隨筆之前，早在約翰•福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在“環球”劇院的舞臺上戰鬥、戀愛之前，早在《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寫作之前，或者是威斯敏斯特寺的卡克斯頓鉛字（Caxton’s types）印刷出現之前，中國人已經在寫小說、讀小說——據我們所知，並且向業務發達的流動圖書館訂閱了。這樣的圖書館存在於大城市中，延續至今，甚至正如穆迪（Mr. Mudie）先生最新近的方式一樣，將書送到讀者門上，次周再去登門。 《雜誌》的讀者將會讀到這樣一部小說的忠實譯文：這大概是中國傳奇故事中地位最高的一部。有一支健筆已經這樣描述了：“如果能夠依法公開宣示我們對於任何一種中國產品的狂熱，《紅樓夢》將無可挑剔地成為最能對之傾訴真誠仰慕之情的作品。英國文學中，薩克雷（Thackeray）和布爾沃（Bulwer）之前的作品和他們的著作相比，顯得乏味而笨拙；《紅樓夢》之前的小說和它相比，也是如此。人性中繁複多樣的層面、家庭關係的錯綜複雜、情感的力量、愛而不可得的失望與折磨，都在小說中一一展示。小說技巧高超，知識豐富，與英國浪漫文學中的這兩大主體精神極為相近。另一方面，也和大自然敷演出的生存戲劇非常相似，暴風雨和豔陽天的緊密相聯、輪番登場，稍微輕快一些的喜劇線索與黯淡沉重的故事主線並肩同行，故事的開篇即是悲傷的徵兆，結局又是含淚的收梢。如果與此同時，有那麼一絲——極其微弱的一絲絲——迷信的痕跡，能夠顯示在故事的觀念裡，這完全是為了滿足小說目標讀者的願望，另外也是為了不那麼咄咄逼人，相比之下，我們不止一部的小說名著中，激烈的矛盾衝突因素已然是普遍情形了。” 讀者將會理解，如果譯文，特別是說明部分，偶爾會有些晦澀，那是因為原文如此。如果我們是閱讀風水的或神秘學形式的中文長篇大論，那麼幾乎會難以抑制地認為：作者本人大概也不知所云。童子與孔夫子談到“九九八十一，天地萬物皆可據此解釋”，然後繼續談論龍和其他可理解的事物時，“夫子”大為尷尬。他們二人或許理解所談何事，可我寧可相信事實上他們也都不甚清楚。 不要因為一部小說是中文寫就，就認為它一定是怪異而笨拙的。卡萊爾（Carlyle）曾經不知從哪裡得到一部《玉嬌梨》的譯作，他承認，“作者是真正的天才，不過沿用了龍故事的模式。”但《玉嬌梨》對龍故事模式（Dragon pattern）的沿用遠不如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對於古英格蘭傳統中不忠之徒模式的沿用之多。《玉嬌梨》中有一幕戲，其細膩與甜蜜，據我所知，除了莎劇《皆大歡喜》中奧蘭多與羅塞琳在奧登森林中的場景之外，沒有任何作品可與之匹敵。故事描寫了一個無親無故的孤女，男扮女裝，從一個唯利是圖的主子那裡搭救出做苦力的意中人，還給了他自己的金釵手釧，讓他赴京趕考，求取功名，還以朋友的身份，捏造出一個妹妹，許婚給他，最後兩人成親。當然，所有這些場景，以及您接下來將會讀到的一些歷險記，都是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哪怕是在英語世界中，我們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浪漫劇。愛情——即使是追隨龍故事模式的愛情——將是一切之主。最後，請注意，平常人尊崇三樣事物——權威、學問、高齡——沒有第四樣了。中國傳奇故事中，有錢人的昏聵是屢見不鮮的靶子，而美女總是會跟窮書生跑掉。在一個拜金時代，這種故事是清新宜人的[14]。 總體而言，包臘的譯文在當時是令人驚異地優秀。譯文優雅，流暢，詼諧，並且不畏懼文本中存在的內在困難。僅舉一例，即可說明他在詩律方面的才華。下面這首詩出自小說第五回，是警幻仙姑用以警示賈寶玉的歌舞表演的開場曲。 Guide to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紅樓夢引】 When forth from out the formless void Creation first gave shape to earth, Who was it gave to passion’s seeds Their direful origin and birth. The wooing breeze, the glowing moon, Their influence in one combined, Propitious moments made, and there, Intensest passion’s source we find. Of hopes, resources, all bereft, In days of grief and sad distress, In hours of silent solitude My simple thoughts I’d fain express; And therefore now I would rehearse This song of the Red Chamber’s Dream, Where mourning gold, despairing jade, Provide me with a fitting theme. 【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 包臘對於原著的精神高度認同。如果全書翻譯能夠完成，他的“中國小說”應該能夠為廣大英文讀者打開視野，以另一種方式説明他們瞭解“真正的”中國，與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此前在香港完成的卷帙浩繁的儒家經典相輔相成。悲哀的是，未過數年，包臘就因主動脈動脈瘤於1874年病逝，年僅三十二歲，當時正在英國休假。他的粹然離世造成事業上一個令人浩歎的未竟之局，若非如此，他的譯作本應成為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對於中國的理解方面一項極為顯著的成就。 喬利（Henry Bencraft Joly）的五十六回節譯本這次重新發行，換了雅致的新裝幀。喬利1857年生於士麥那（Smyrna）（今天的伊茲密爾，位於愛奧尼亞海岸，當時奧特曼帝國的首要城市之一），他父親斯蒂芬•喬利（Stephen Bencraft Joly, 1832-1886）當時在該地任英國副領事。喬利家族歷史悠久，是一門望族。喬利本人於1886年在士麥那與克雷爾•艾格尼絲•威爾金斯（Clare Agnes Wilkins）成婚，而後匆匆加入駐華使館。他先到北京短期培訓，其間用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Wade）的中文入門書《自邇集》（Tzu-erh chi）學習過中文，之後被派駐澳門，任職副領事。正是在澳門期間，他完成了《紅樓夢》前五十六回的翻譯，並于1891年出版。我收藏的他這一譯本的第一卷上，此前的藏書者手抄了《中國學報》（China Journal）上的一段摘要： 喬利的主要目的，在我看來，是儘快翻譯這部長篇小說，能夠完成多少就完成多少，因為當時他早已為肺結核所苦，知道自己時日無多[15]。 喬利從澳門離職後被派駐韓國濟物浦（Chemulpo），任副領事，1898年在當地辭世。 他在濟物浦的臥室沒有暖氣，著涼病逝……身後留下夫人和三個年幼的孩子，幾乎無依無靠[16]。 喬利的墳墓，一塊高高的墓碑，上有銘文，至今還可以在楊花津公墓看到[17]。他去世時年僅41歲，勉強比羅伯聃約五十年前在寧波去世時年長一些，和包臘1874年去世時相比，也只差強幾歲。總之，這是一個令人傷懷的故事：19世紀，三度有人嘗試將《紅樓夢》譯成英文，而這三位譯者都未能逃過英年早逝的命運。 喬利是“中國口岸”領事群體的一員，也許認識過翟理斯（Herbert Giles, 1845-1935）。翟理斯任駐華領事的時間段是1867至1893年之間。翟理斯在回憶錄的1868年間的內容裡寫到，他為了學習中文而廣泛閱讀中國文學： 我努力讀完了優秀的小說名著《紅樓夢》，該書的書名更為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有紅色閣樓的大廈中生活的一場夢”，也即“一場富貴夢”。要瞭解我此前提到的幾次失敗閱讀和最終的成功，參見1885年內容。 1885年間的內容裡，他這樣寫到： 本年三月，我當選為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會長（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開年第一件事，是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後來我在自己編著的《中國文學史》中“重印”了這部小說，不過只是概述，不是整個故事。原著長達二十四卷。不過，概述中已經涵括了原著中的愛情主線，也是這部傑出小說的整個基礎。正如我在1868年的回憶中過早言道，曾經三次嘗試讀畢全書，但事實上雖然每次都能多讀一些，但直到1884年11月，在病房值夜班的時候，我才真正完成了全文通讀。 翟理斯的《紅樓夢》論文寫得很精彩，現在仍然可以推薦給小說的讀者來閱讀[18]。我本人一直深信，如果不是得知喬利正在翻譯《紅樓夢》，翟理斯在19世紀80年代晚期，至少會嘗試選譯一部分內容。顯然，翟理斯編著的大部頭中英字典中，存在著這部小說的許多蛛絲馬跡。 喬利未完成的這個譯本有一項優點，那就是譯文相當直白。他在“前言”中不無謙卑地寫到，自己翻譯這部小說，“毫無想要儕身于漢學家之列的妄念，而是為了解決我在北京求學時期經歷的那些迷惑與困難。”他承認，讀者將會發現譯文中的“缺點”，“既包括在散文，也包括那些拙劣不文的韻文中，而韻文的翻譯首先照顧內容，韻律就在其次了。” 喬利的譯文的的確確是極為直白的翻譯。第五回中的那首詩，包臘翻譯得那樣圓轉靈活，到了喬利筆下，成了一篇生硬笨拙的散體文： When the Heavens were opened and earth was laid out, chaos prevailed. What as the germ of love? It arises entirely from the strength of licentious love. 【天地開闢的時候，遍是混沌。愛情由何發端？它純粹是從肆意愛戀的力量中升騰起的。】 What day, by the will of heaven, I felt wounded at heart, and what time I was at leisure, I made an attempt to disburden my sad heart; and with this object in view I indited thi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on the subject of a disconsolate gold trinket and an unfortunate piece of jade. 【承天之意，傷心之日，閒散之時，我試圖卸掉悲傷心靈的重擔；心懷此念，我撰寫了這支《紅樓夢》，主題是一枚抑鬱的金飾和一塊不幸的玉石。】 喬利回避了小說中略涉情色的內容，讀者對此不應苛責。雖然包臘是個例外，喬利的同時期人士翟理斯翻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時，也有所刪節。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19]。 儘管存在一些缺點，喬利這部節譯本仍然值得更多人來閱讀。畢竟它算得上是向《紅樓夢》這部經典的週邊壁壘發起的一場早期的英勇征戰。而對於日益壯大的翻譯研究者群體來講，喬利譯本的再次發行，無疑是提供了一份豐饒的原始材料，令人興奮[20]。 注释： [1]這是一個爭議性的問題，不過近年來的證據越來越證實高鶚的工作很有可能是在一個未完成的結局的基礎上進行的，並且他是一位嚴謹認真的編輯，不是什麼肆無忌憚的造假者。 [2]本文寫於2009年，此處指的應是2008年5月正式開機的新《紅樓夢》電視連續劇。該劇於2010年首播。括弧中提到的當為1987版《紅樓夢》電視連續劇。——本文譯者注。 [3]王際真的節譯本先後於1929、1958年出版兩個版本，譯名均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後者在前者基礎上增補、重譯，篇幅增加不少。由庫恩譯本轉譯而來的是麥克休姐妹（Florence and Isabel McHugh）的譯本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58年於倫敦出版。——本文譯者注。 [4]此處作者所述與事實略有出入。楊憲益、戴乃迭1968年先後入獄，1972年相繼獲釋。《紅樓夢》的翻譯于1963年前後已開始，是單位指定的工作任務，入獄前已完成將近百回翻譯的初稿。出獄後繼續這項譯事，是正常工作內容。三卷本於1978至1980年陸續出齊。參見《外部環境對楊譯〈紅樓夢〉底本選擇的影響》，紅樓夢學刊，2012年第6輯。——本文譯者注。 [5]2009年一年間，楊憲益和霍克思先後辭世，令人歎惋。我寫了一篇文章詳述霍譯本的源起，收入即將出版的《讀者指南》（Reader’s Guide）一書。該書由Tina Lu和Andrew Schoenbaum編輯，2010年將由美國現代語言學會（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出版【書名實際為《〈紅樓夢〉教學法》：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e Story of the Ston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出版時間為2012年。——本文譯者注】。有趣的是，霍克思和19世紀的早期譯者一樣，最初閱讀《紅樓夢》是在北平，1948年。他當時還是一名大學生，在一位退休的滿族官員的幫助下，勉力讀完了全書。 [6]這次會議於2003年在天津南開大學召開。與會材料後來整理成書，劉士聰編輯，《紅樓譯評：〈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7]應為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於2012年7月出版的五卷本漢英對照版《紅樓夢》。——本文譯者注。 [8]莫里斯•包臘爵士（Sir Maurice Bowra），詩人，文學評論家，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Wadham College）院長，是包臘的直系後人。 [9]如果要進一步瞭解羅伯聃，請參見寇茨（P. D. Coates）的《中國領事》（The China Consuls，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一書，pp. 20-25。香港小說家毛翔青（Timothy Mo）的精彩小說《島之佔有》（An Insular Possession），其中的主要人物一定程度上就是以羅伯聃的故事為基礎。 [10]包臘的故事在查理斯•德雷格（Charles Drage）的傳記《龍王的僕人》（Servants of the Dragon Throne，倫敦：Peter Dawnay, 1966）中記述甚詳。 [11]包臘移居寧波之前曾經任職廣州，傑出的中文語言學家梅輝立曾在當地擔任領事譯員。梅輝立編著的學習者不可或缺的手冊《中國詞彙》（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於1874年首印，迄今仍有人使用。據包臘傳記所述，他曾經參與過梅輝立的這一工作。 [12]霍譯本中，此處內容在p. 147，將兩位渡船人譯為Numb和Dumb。 [13]《喬•米勒的玩笑》（Joe Miller’s Jests, or the Wits’ Vade-Mecum, 1739）是一部古今粗俗妙語錄。後來的版本一般稱為《喬•米勒的玩笑書》，時光流轉，一些年深日久的笑話也直接稱為“喬•米勒”了。 [14]包臘節譯本的第一章和《引言》的一部分內容，可以在如下網址閱讀：http://etext.lib.virginia.edu/chinese。 [15]China Journal，VI, 4, p.175。 [16]寇茨，p. 300，其中引用了英國外交部文獻。他的遺孀後來找到工作，為韓國王儲擔任教師，兩個兒子後來也到了英國駐華海關工作。 [17]這方面的圖片和文字描述可以在多家韓國網站上找到。譬如：http://www.korea.net/news/news/NewsView.asp?serial_no=20090904004&part=114。“不同尋常的墳墓標誌之一是英國駐韓大使喬利（1898年逝世）的墓碑。一面刻有全中文的銘文，另一面原本是羅馬文字，後來脫落莫辨，使得辨認銘文中的名字極為困難。墓碑本身就極具裝飾性，碑頂似乎是一個骨灰盒形狀，不過從背後看過去會被誤認為一隻貓頭鷹。” [18]要瞭解翟理斯的論文，參見： http://www.wsu.edu/~dee/WORLD.HTM。原文如翟理斯所述，發表于《皇家亞洲學會北華支會會報》，新系列20，上海，1885。該文章後來又有擴充，收入他編著的《中國文學史》（London: Heinemann, 1901）中。要瞭解完整的翟理斯《回憶錄》，參見Charles Aylmer編輯的《翟理斯回憶錄》（The Memoirs of H. A. Giles），《東亞歷史》（East Asian History 13/14, June/December 1997）。 [19]如果要瞭解關於翟理斯及其刪節版《聊齋志異》英譯本，請參見Tong Man和閔福德合著文章《誰的志異？蒲松齡與翟理斯》（Whose Strange Stories? Pu Songling and Herbert Giles），《東亞歷史》（East Asian History，17/18, 1999, pp.1-48）。 [20]關於企鵝版《紅樓夢》之前的英譯先驅（羅伯聃，包臘，喬利，王際真，庫恩，邦斯爾等等）的簡要梳理，參見閔福德《中國開出的慢船：“石頭”西遊記》（The Slow Boat From China: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Elberfeld等編，《比較哲學：東西方思維方式的相逢》（Komparative Philosophie: Begegnungen zwischen ostlichen und westlichen Denkwegen），Mu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1998, pp. 171-180。也可參見Connie Chan oi-sum的詳細描述：《“石頭記”西遊記：中文英譯史研究》（The Story of the Stone’s Journey to the West: a study in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香港理工大學，碩士論文，2001。衛斯理衛理公會（Wesleyan Methodist）傳教士邦斯爾於1911至1926年間在華傳教，於20世紀50年代完成了《紅樓夢》的全文翻譯。紐約的亞洲學會本來接受了這個譯本的出版，不過企鵝宣佈了霍譯本的出版計畫之後，亞洲學會放棄了這一計畫。邦斯爾譯本的打字稿收藏在香港大學圖書館，內容可以在如下網址讀到： http://lib.hku.hk/bonsall/hongloumeng/index/.html。 原载《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总第十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