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赛 2016年是我国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汤显祖逝世400周年。1月4日，由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的“纪念汤显祖逝世4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汤显祖集全编》《汤显祖研究丛刊》新书发布会”开幕，正式拉开了这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 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汤显祖集全编》（下或简称《全编》），凡6册，近170万字。主体分为两部分：首为诗文卷，包括《红泉逸草》、《问棘邮草》两种诗集，《玉茗堂全集》中的诗、赋、文、尺牍，《汤海若先生制艺》中的时文，徐朔方先生生前所编的诗文补遗一卷，以及此次由出版方邀请相关专家辑补四十余篇诗文而成的续补遗一卷，凡52卷；次戏曲卷，共收汤显祖传世戏曲5种，即《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书末有附录，收汤显祖相关“作品序跋”“传记文献”“诸家评论”和徐朔方先生所撰“汤显祖年表”。《全编》是截至目前收录汤显祖存世诗文、戏曲作品最为齐全的深度整理之作，为汤显祖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加全面、更为可靠的文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事汤显祖相关研究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汤显祖诗文、戏曲作品的整理出版历程中，先后存在着三种全集性质的汤显祖作品集，分别为1962年出版的《汤显祖集》、1999年出版的《汤显祖全集》和刚刚出版的《汤显祖集全编》。身为《全编》的责任编辑，有幸与学界与社内的前辈交流，爬梳相关档案资料，大致厘清了20世纪60年代以迄当前汤显祖作品整理与出版的背景，深感学者从事古籍整理、编辑坚守专业出版之艰幸，今略作梳理，向大家介绍这段学术研究与专业出版合作共进的历史。 1962年“中华上编”时期徐、钱二氏合编的《汤显祖集》 1962年8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下简称“中华上编”）出版了《汤显祖集》，这是迄今最早的一部汤显祖的作品合集，收入当时已知存世的汤显祖的全部诗、文、戏曲等作品。这套书的诗文部分由徐朔方先生笺校，戏曲部分由钱南扬先生校点。 出版社之所以会邀约钱、徐二位，主要是看重他们在汤显祖研究领域业已取得的成绩。钱南扬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以《宋元南戏百一录》蜚声学界，徐朔方先生则以1958年在“中华上编”出版的《汤显祖年谱》确立了他在汤显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建国之初的十余年里，有关汤显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徐朔方先生的研究可以说是最具分量的。虽然同时期有黄芝冈撰《汤显祖年谱》连载于《戏曲研究》1957年第2、3、4期，但徐朔方先生的《汤显祖年谱》影响显然更大：1960年6月5日《光明日报》就该年谱发表了署名丹溪的评论文章—《不应该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来编写年谱—评徐朔方编著的〈汤显祖年谱〉》，徐朔方先生随之于1960年7月10日和1961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先后发表回复商榷文章。《光明日报》的讨论与争鸣客观上将汤显祖的研究推向了深入。 自1956年创社以来的五六年中，以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名义出版的古典诗文别集有二十种左右，既有古本旧注的标校，也有约请学者笺注的新著，如《人境庐诗草笺注》（1957年9月）、《稼轩词编年笺注》（1957年11月）、《韩昌黎文集校注》（1957年12月）、《鲍参军集注》（1958年2月）、《姜白石词编年笺校》（1958年7月）等，当时出版社约请的整理者不乏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名家，如夏承焘、钱仲联、马茂元、萧涤非、邓广铭等。1961年“中华上编”继《汤显祖年谱》之后计划推出《汤显祖集》，显然是注意到学界对于汤显祖的关注，同时兼顾到本社在古典文学出版方面的整体布局。 当年徐朔方、钱南扬二位先生对汤显祖诗文、戏曲各集的整理，可谓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汤显祖集》原计划1961年当年内出版，“中华上编”特地为此召开座谈会，邀请钱、徐二位赴沪讨论相关事宜，由于是计划任务，时间相当紧急。汤显祖诗文的整理工作难度相当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作品数量多，汤显祖所存作品单诗歌一体当时所见已逾二千首，还不包括其他文章。二是徐朔方先生立志对诗文编年，而编年的工作费时费力，比单纯的校点要增出很多工作。三是“汤显祖的人际关系千头万绪”（《全编·编集缘起》），徐朔方先生不仅对诗作编年，还要对所有诗文作笺释，以解决作品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这样的工作要求就需要徐朔方先生对汤显祖的生平作大量深入细致的考辨，若非有《汤显祖年谱》前期研究工作的积累，要在一年内完成编年笺释工作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年谱的成果在先，为诗文的编年笺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戏曲部分，钱南扬先生择取当时所能见到的善本，予以校点。其难度在于所涉版本众多，在当时交通、通讯状况不够发达的年代，借阅善本均需通过出版社调动多方力量，殊为不易。 整理者与出版社的编辑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汤显祖集》最终于1962年8月出版。戏曲所收五种自不待言，其中诗文部分内容庞杂，编排原则如下：从潘次耕编顾亭林集体例，诗编年，文分体；所收诗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和诗文集《玉茗堂全集》按编印先后为序；各集所收诗作，次序按年重编。其中《玉茗堂全集》中的诗作数量较多，由于原集所收诗作已重新编年，为方便读者查阅原书，于目录所列诗题下括注诗作所处原集卷数及排位数。另有徐朔方先生所作集外补遗和附录，收入相关传记材料、序跋题词、历代评论和汤显祖年表。上述诗文部分的编排原则及主体内容均为后起的《汤显祖全集》和《汤显祖集全编》所继承。 “文革”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华上编”等的基础上成立，于1982年将《汤显祖集》一分为二，徐、钱合编不再出版，自此徐朔方先生整理的《汤显祖诗文集》和钱南扬先生整理的《汤显祖戏曲集》分别印行，均收入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嘉惠学林多年。 20世纪90年代徐氏独力编成《全集》 自《汤显祖集》出版三十余年后，徐朔方先生决心重编汤显祖的全集。首先是因为1962年版《汤显祖集》在汤显祖诗文原本方面尚存遗憾：版本方面有待进一步选择辨别，原集在制艺文方面有所遗缺。其次，除了与钱南扬先生在汤显祖戏曲研究方面观点有所不同外，三十余年里学界对于汤显祖生平也积累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徐朔方先生深感有必要对汤显祖的诗文编年加以修订。 1999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朔方先生独力编成的《汤显祖全集》。《全集》的诗文部分虽然在主体编排结构和原则上没有大的更改，基本上继承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汤显祖集》和《汤显祖诗文集》，但在编年笺释、诗文辑佚方面还是有着较大幅度的增订。增订工作主要在对部分编年笺释加以补证，另除增辑佚文外，还对部分佚文的真伪加以考辨，予以增删。 徐朔方先生在阐述其编集的缘起时曾说：“经过三十多年的继续研究，原来不能编年的诗中，其中一百多首的创作年代已经查清，原来弄错的将予以纠正。”诗歌篇目之编年一旦有所调整，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可见较之原《汤显祖集》及后来单出的《汤显祖诗文集》，1999年出版的《全集》在诗文编年方面作了不小的调整。同时《全集》特别增出“制艺”一卷，又另立“补遗”一卷，以汇辑除制艺之外的集外诗文。吴书荫先生在回顾、总结《全集》的成就时认为：徐朔方先生编校的《全集》，对戏曲史上的“汤沈之争”、汤显祖剧作演出的声腔等重大的学术争论问题，都能正本清源，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汤显祖集全编》最见笺注者识见功力、最具有学术价值的地方。 《全集》的戏曲部分经过徐朔方先生本人重加整理校笺，在底本的选择方面同钱南扬先生有所不同，另外与钱南扬先生恪守版本、谨慎出校相比，徐朔方先生在校记中偶尔会旁引经史等其他文献，对戏文中的个别字词加以校释，不乏洞见。二人整理的戏曲集实可并行，各为一家。 《全编》是对徐氏《全集》的增订 《全集》出版十余年后，学界研究又有发现，《全编》正是对《全集》的全面增订。 由于徐朔方先生已于2007年辞世，增订工作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限制：首先对于徐朔方先生生前确定的诗文编年及学术争鸣，出版单位自然没有权力自作主张对其原有内容加以大幅修改，我们只能在《全集》的基础上作力所能及的增订工作，这既是出于对整理者著作权的考量，也是出于对前贤的尊重。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11年与徐朔方先生的二位公子取得联系，往复多次，诚恳沟通，终获授权，并于2013年签订出版合约。 为了使此次增订工作充分吸收当前学界有关汤显祖研究的成果，我们请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牵头，成立了“《汤显祖集全编》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江巨荣先生、汤显祖研究与辑佚专家龚重谟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郑志良先生共同担纲汤显祖作品的续补遗工作，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续补遗部分的编次和全书笺校内容的修订。叶长海教授前期与各方反复沟通交流，部署合作与分工，出力甚多。2015年4月22日“《汤显祖集全编》编辑工作委员会”各方成员会聚一室，讨论商定编辑出版方案。 增订工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修订原《汤显祖集》存在的明显疏误。《汤显祖全集》于1999年出版后，徐朔方先生曾手自整理过一份勘误，指出该书数十处有待修订，这些问题有的是徐朔方先生本人失考，有的则是编校疏误。部分问题在《全集》在重印时曾得以挖改，其余部分由于无法通过挖版处理，只能一仍其旧。此次《全编》得以全部吸收徐朔方先生生前亲自审定的勘误，这是比较幸运的事情。 除了吸收上述徐朔方生前所做勘误外，此次还尽量消除原集标点、文字、体例等方面的疏误。如文字方面，第三十四卷《宣城令姜公去思记》“然陈自强以仉胄流窜”句，其中“仉胄”二字殊不可解，查此处用南宋陈自强与韩侂胄事，“仉”实为“侂”字形讹。如体例方面，全书繁体竖排，而此前《全集》中的缘起与凡例竟未加专名线，大违全书体例，今全部予以补加。戏曲卷方面，我们在审稿过程中发现原《全集》之凡例所述与实际用所底本前后矛盾，今一一核实，知其凡例对所用戏曲版本的表述存在严重错误，应以书中各记所述版本为准。其他如笺校及行文之体例前后不一，专名线漏标误标诸如此类的疏误不复赘举，均为必须加以处理改正的。 其二，《汤显祖全集》较《汤显祖集》，虽然在诗文辑佚方面已增出一卷，成果颇丰，但自1999年《全集》出版以来的十余年中，学界对于汤显祖佚文递有发现，有待搜集入编。这些佚文有的已公开发表，尚属易得；有的则需从他处征求。比如原载浙江遂昌郑氏族谱的《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一文，最初仅有系以笔名“遂文”的简介文字刊登在2002年第4期的《戏文》上。我们辗转各方，最终与遂昌汤显祖纪念馆谢文君馆长取得联系，找到最初发现这篇碑文的罗兆荣先生，方才获得授权。 此次增订我们从各方汇拢佚文四十余篇，在编排次序之后依全书体例加划专名线，订正文字标点方面的明显错讹。部分佚文的整理工作量较大，如上述《太中大夫苍濂郑公神道碑》一文2000余字，由于原稿系影印复件，今编次之后重为标点，并加划专名线。 其三，撰写编者按语及出版说明，新撰凡例。由于徐朔方先生已去世多年，原集存在的若干问题无人能代替立言修改，我们只能在徐朔方先生笺校内容不便径改之处均附编按，既为尊重前贤，又出于实事求是。此书之编集实可上溯至20世纪60年代，而徐朔方先生所撰前言、编集缘起、凡例均在20世纪90年代，若不向读者说明编辑出版经过，易致混淆，故于书前增补出版说明，向读者交代说明相关情况。又鉴于原书凡例所提戏曲底本存在舛误，又有新增内容，故针对本书实际情况，重新撰写了凡例。 就《全编》的编辑与出版来说，此书于2015年12月出版，新年伊始正式推出，但出版的计划却早在2011年就已确定。如果回顾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汤显祖诗文、戏曲作品的历程，更可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管是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汤显祖集》，还是此后的《全集》和刚刚推出的《全编》，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汤显祖研究领域无可替代的出版物。 尽管此前先后出版了三种合集性质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汤显祖作品的整理与出版就此划上句点，汤显祖作品的深度整理仍是未竟的事业。 与汤显祖的成就与地位不相适应的是，当前社会大众对于汤显祖的认知基本上仍停留在“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这一层面。在某种程度上，其在诗文创作方面的艺术光辉与其作品所具有历史文化容量被后世人为地遮蔽。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得寄望学界对于汤显祖的系列研究有所突破，而相关研究的基础仍然是汤显祖作品的进一步深度整理。笔者在与吴书荫、江巨荣、叶长海、郑志良等学者的交流中了解到，就汤显祖作品的整理而言，既往所出的三种合集，虽然成绩突出，贡献卓著，且历经修订，造福学界，但并非已臻完善。比如在新版本的发现、底本的选择、作品的编年笺释、佚文的真伪考辨等方面，还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总之，汤显祖作品的研究与整理、出版，在前辈成果的基础上尚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徐朔方、钱南扬二位先生对于汤显祖作品的整理具有拓荒性质，厥功至伟；上海古籍出版社在特殊年代在专业出版方面的眼光与长期以来对古籍整理事业的坚守，才有《全编》出版的水到渠成。相信随着汤显祖及明代文献相关研究的推进，将有更加完善的汤显祖作品的深度整理之作出现。值此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创立60周年之际，我们在盘点既往出版成绩的同时，也约请到相关学者，对汤显祖的作品作进一步的深度整理作了长远规划。在汤显祖作品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学术研究与专业出版的合作共进仍将传承、延续，希望通过学界与出版界共同努力，将汤显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原载《古籍新书报》2016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