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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0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浮生六记》的新增补本（以下简称“新增补本”）。其出版说明云：“最近有收藏者发现了沈复同时代人、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钱泳的《记事珠》手稿，其中有关于沈复和《浮生六记》的重要文献。特别是《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更被多位学者认定为抄录自已经失传的《海国记》（《中山记历》的初稿本）……我社与收藏者商议，决定将新发现的《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与《浮生六记》前四记一起整理出版。希望此书的出版，能对《浮生六记》研究有所助益。” 笔者最近仔细阅读了这个新发现的文本，并搜集了有关嘉庆十三年（1808）赴琉球册封使团活动的一些材料，加以比较、对勘、研究，不辞谫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供《浮生六记》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参考。 我仔细审视新增补本前面所刊载的钱泳抄稿的照片，发现他所抄录的文字出自《琉球国记略》。按，《记事珠》中各标题均低两格，单独标出。此处之“册封”二字乃顶格书写，与其体例不合，显系后加。而“册”字系涂改，原字模糊不清。二字较原有标题之字迹小，与钱泳本人笔迹不符。改动后的标题亦欠通，盖此行为册封琉球国现在位之国王并追封已故之国王。琉球国自明代洪武年间起即已奉中华正朔，自居为藩属之国，历代国王均受中国册封，作为国家，固无待于直至嘉庆十三年始册封也。“册封”二字当为后人妄改，我们首先必须予以正名。 明乎此，则其中记载了册封典礼之活动以及琉球一些风土人情，均属题中应有之义，方不显得突兀，两部分能合成为一整体，不致使人误认为系一篇文字与其他杂记的拼凑。 令人顿生疑惑的是抄录者钱泳既已知《浮生六记》初稿中有《海国记》一篇，何不迳题为《海国记》呢？此文绝口不提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不抒情，亦无“春云偶住留痕室，夜半涛声听煮茶”（管贻葄《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之第五首）等等的文人雅事。是否可能这《琉球国记略》并非沈复之《海国记》，而作者另有其人。此人在《琉球国记略》开首所说的“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只不过是对客观事实的叙述。盖沈复此时的幕主是赴琉球使团的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三白是经其好友、“总角之交”的石韫玉推荐来的。石韫玉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状元，出任过重庆府知府与山东按察使，此时亦在翰林院任编修，与齐鲲为同侪。沈复在众从客中占有优越地位，相当于后世之首席秘书，故予特别标出。说钱泳所抄录的原文本作“余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而钱泳擅自加以改动，纯属猜测，未必合乎事实。这有昔日“增字解经”的诠释方法之嫌，似不可取。 二 无独有偶。与《琉球国记略》书名极相类似，有一部官书名《续琉球国志略》[1]。此书为嘉庆十三年赴琉球册封使团之正使齐鲲（翰林院编修）和副使费锡章（工科给事中）所编纂，其中收录了有关使团此行的文书以及所调查了解的琉球各方面情况，是他们归国后向皇帝呈送的报告。现存有清嘉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全书共五卷，前面还有“首卷”。其总目标示如下：首卷系“御书，诏敕，谕祭文”；卷一为“表奏，国统”；卷二为“封贡，典礼，学校，政刑，官制，府署”；卷三为“祠庙，风俗，人物，物产，针路，灵迹”；卷四为“艺文上”；卷五为“艺文下，志余”。 由于这是一部官书，内容详实可靠，正好可和《琉球国记略》相对照。此书虽是齐、费两人署名，而实际的撰述者应是专为正使齐鲲“司笔砚”的从客沈复。 两书相对照，其事大体相合，但所取的角度不同，文字亦异。其记载举行追封、谕祭及正式册封诸典礼之进行步骤与场面安排，与官书卷二《典礼》全部相符，此亦不足怪，因有所谓《仪制》单在。《琉球国记略》云：“先一日，通事官呈《仪制》，备轿马，请从官至先王庙演礼”（85页）而且还有事先的排练。其作者显然参加了这种排练演习，正式场合也都在场。其所述琉球之行的见闻，皆亲历目睹，绝非向壁虚造，亦非剿袭拼凑。 但两者的记载也有惊人的差异之处。 一是嘉庆十三年赴琉球使团何时到达琉球，二者有异。 《琉球国记略》云：“（闰五月）十五日午刻，遥见远山一带，如虬形，古名流虬，以形似也。相距约三四十里，舟中升炮三声，俄见小艇如蚁，约数百号，随风逐浪而来。先有一船，投帖送礼，有旗，旗上书‘接封’二字。其头接官为紫金大夫……未几，又有鸣锣而来者，为二接之法司官，投衔帖请安，三接官为国舅……至其口，曰那霸港……封舟身重不能抵岸，乃横小船，架板作浮桥，以达封舟。岸上有屋三楹，额曰‘却金亭’，国王迎候于此……至中途，有迎恩亭，国王设香案，率其众官，行三跪九叩首接诏礼。礼毕，王前导，至天使馆……十六日，迎天后进天后宫。天使出馆，各庙拈香，答拜国王。”（83页至84页） 这里明确表明是 可是《续琉球国志略》卷一《表奏》所载嘉庆 此文亦见于琉球之《历代宝案》。 相差了两天。如果十七日才登岸，国王亲自迎候，并引导住进天使馆，则十六日天使怎能出馆至各庙拈香并答谢国王呢？ 二是何时举行追封及御祭典礼，二者亦有异。 《琉球国记略》云： “至七月朔日，将举行追封御祭礼仪。从官四人，一为捧诏官，一为捧节官，一为宣诏官，一为捧帛官。先一日，通事官呈《仪制》，备轿马，请从官至先王庙演礼……至次日辰刻，天使出馆，诣各庙拈香。返，三法司及众夷官备龙亭、彩亭、金鼓仪仗，集馆门外。候启门，奏乐，参谒毕，迎龙亭、彩亭入。正使捧节，副使捧诏，皆朝服……升炮，夷官前导，排全副仪仗，皆中国兵丁为之，着号衣骑马者，约百余对……追封礼毕……御祭礼毕。”（85页至86页） 此文指明是“七月朔日”，即 可是，《续琉球国志略》所载嘉庆 “择吉于 又《续琉球国志略》首卷《诏敕》载有《追封故世子尚成制》，末署“嘉庆 又首卷《谕祭文》载有《嘉庆十三年谕祭故王尚温文》，开首即云：“维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六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酉，皇帝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谕祭故琉球中山王尚温之灵曰……” 又《谕祭文》有《谕祭故世子追封国王尚成文》云：“维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六月乙未朔，越十有五日己酉，皇帝遣正使翰林院编修齐鲲、副使工科给事中费锡章，谕祭琉球国故世子、追封国王尚成之灵曰……” 官书所载之文书均写明为“ 三是何时正式举行现任琉球国王的典礼，两者亦不同。 《琉球国记略》云： 至 官书《续琉球国志略》卷一《表奏》所载嘉庆 又，此书首卷《诏敕》载有《嘉庆十三年封王尚灏诏》，末署“嘉庆 琉球国自明代洪武年间起即奉行中华正朔，所以琉球与中华不可能有日期上的差异，这里不存在所谓“换算”的问题。 《琉球国记略》所记的三个关键日期皆不确。沈复身为正使齐鲲身边专“司笔砚”的重要幕僚，他过去富有作幕的经验，此行又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些文字若是出于他的笔下，岂非咄咄怪事？须知他是官书《续琉球国志略》的主要撰述者，明明白白记载了此行三大关目的正确日期，已向皇帝呈报，如果他又是《琉球国记略》的作者，而又如此写法，岂不自相矛盾，自打自嘴。此行所为何事？不就是为了举行追封、谕祭及册封大典吗？作为使团的首席秘书，岂能一错再错？足见《琉球国记略》的作者并非沈复，而另有其人。《琉球国记略》并非《海国记》，也不是《浮生六记》中第五记《中山记历》的初稿。 三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从对“红衣人”的描述，可证沈复曾光顾过这种“娼寮”，才能写出这等文字。事实未必如此。沈复今非昔比，受好友翰林院编修石韫玉之推荐，作为使团的重要幕僚，观瞻所系，未必敢干犯禁令，致干物议。何况此一时期的沈复，并非独身，他有家眷，即石韫玉赠送的姬人，称为“华萼女史”。先师俞平伯1928年曾写有《为陈乃乾题沈三白印章》七律一首，其中有“故黛芸香总消歇，新枝华萼可重芬”之句，并自注云：“有其姬人‘华萼女史’小印。”[2] 当然，使团从客之中，鱼龙混杂，也难保没有个别人偷偷摸摸做出这种事体。 齐鲲与费锡章此行所带的从客原不止沈复一人。 据《续琉球国志略》卷五所载齐鲲与费锡章呈交皇帝的报告云：“正副使奉命册封，例许带从客医士等，正使跟丁二十名，副使跟丁十五名，经礼部奏定有案。臣等查前使张崇礼从客陈翼授王世子、王婿辈琴操，医士吴燕授国人医理。徐葆光从客陈利川授那霸官毛光弼琴法。但琉球人质朴好文，使臣将命后，求诗求字，日不暇给。从客长于笔墨者自不可少，其他不必求备。至仆从人等，不过以此壮观瞻而已。臣等此次各带跟丁十名，已可敷用。” 这里明确表示，跟丁可以少带，但从客长于笔墨者万不可少，其中还包括通晓音律者。 也有前例可循。上一次，嘉庆五年（1800）赵文楷率册封使团赴琉球，据其副使李鼎元在《使琉球记》中的记载，从北京出发时，赵文楷有从客三人，即王文诰、秦元钧与缪颂，他有从客一人，即杨华才。到福州后，以福州将军庆霖举荐，又增加了一位从客，即寄尘。此人是个和尚，俗姓范，书画俱佳，其事迹见于同时人俞蛟《梦庵杂著》卷七《读画闲评》。他们带的从客一共有五人。这些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能，为的是能进行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工作。 嘉庆十三年赴琉球使团中的从客也不会少于五人。如今可考出姓名者有三人。一即沈复，善书画篆刻，为太史齐鲲司笔砚。一为费锡辂，副使费锡章之弟，亦工画，其兄《一品集》中有《题家弟锡辂〈乘风破浪〉图》诗，又有海行诗云：“正是重洋起暴期，文武仓惶齐吐舌。水声人声诵佛声，但觉智尽能亦竭。余时倚枕念生平，我弟无言手暗捏。指点空中已渐遥，似将直逼忽一折。”“我弟”即称锡辂。又一人为黄本中，号觉庵，是一位贡生，擅工笔画。《一品集》有《舟中无事，黄明经本中出示悬弧小照，辄题四韵》诗，又有《停云楼即事》诗云：“吾友黄觉庵，写图更精致。”其他人已不可考。 然而，从《琉球国记略》的文字中也可看出作者的真正身份，不乏蛛丝马迹可寻。 请看使团封舟到达那霸港口的描写：“及进口，始见乐人排班，分左右行。前列红边黄旗两面，大书‘金鼓’二字，后列号筒二人，喇叭二人，鼓四人，锣四人。但闻音韵悠扬中杂以鼓角咚咚而已。”（83页） 如此精确描写，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甚至对欢迎使团到来的“金鼓”乐队，其组合成分也密切注意，而不忽略过去，足见此人具有专业眼光，非同一般之目击者。 再看《琉球国演戏》亦被专列一节，不嫌词费，一一描述。此节有标题，不知何故，整理者加以删除，试观新增补本卷首之“图八”可知。 此节专门描写琉球戏班在天使馆的大规模演出，自开场至闭幕，记述甚详。如此繁缛的描摹，在沈复《浮生六记》前四记的任何地方都未见到。试想这样的肯花篇幅、不惜笔墨，岂是《中山记历》所能容纳得下？无论如何，《中山记历》之篇幅总不能和前四记相差太远，这是可以断言的。 《琉球国记略》的真正作者对琉球演戏如此重视，于其特异之处，与中国传统戏曲相比较，一一加以指点。这也表明他对戏剧也具有专业的兴趣。 还有一个现象，即他很注意演出的音乐伴奏和演员的装扮。他是这样写的：“其开场无锣鼓，但闻场后连打竹板声，即见一老人戴荷叶巾……率男子八人，头梳高髻，身披白花红地衫，腰束皂色带，各执花绕场而舞，如堆花状。又有童子摇鼓穿绕其间，歌声从后场而出，不吹笙笛，用弦索和之。场上启，做关目说白而已。”（92页）又如：“又闻竹板再响，四小旦扮四女，装如天女而无风带，头顶五彩笠子，曼声弦歌而上。”（93页） 此人呼之欲出。笔者认为他很可能就是使团从客中之通晓音律者，对音乐和戏剧有一种专业的爱好。惜乎今日已文献无征，其确实名姓不可考，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有人说，《琉球国记略》的文字风格非沈复莫属，斯亦太过。这种小品文，自明末以来就很风行，擅长这种文体者，代不乏人。如徐宏祖之《徐霞客游记》，袁中道之《游居杮录》，叶绍袁之《甲行日注》，张岱之《西湖梦寻》与《陶庵梦忆》，清代初期康熙年间冒襄之《影梅庵忆语》，李渔之《闲情偶寄》。时期更为接近者也有李斗之《扬州画舫录》与李鼎元之《使琉球记》等。 实际上，沈复的文字风格与《琉球国记略》仍有大的差异，不容忽视。沈复文风简洁，概括力强，寥寥数语，颇中鹄的，又往往蕴有深情，感人甚深，这是《琉球国记略》所无法企及的。 总起来说，笔者认为《琉球国记略》不是《海国记》（《浮生六记》已亡佚的《中山记历》的初稿），不能断为沈复的作品。其作者虽非沈复，也是嘉庆十三年赴琉球册封使团中的一名从客，他纪录其亲历之见闻，并非向壁虚造或剿袭拼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琉球此行的一些活动及当时琉球的风土人情，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但他关于此行三个重要日期的记载皆失实，须予订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浮生六记》新增补本，对《琉球国记略》文本的整理仍有疏漏。兹举于下。 “其头接官为紫巾大夫”（83页），查琉球国王之诏书及清廷之文书，多处均作“紫金大夫”，可见此是正式官衔，紫巾是其服饰，须统一作“紫金大夫”为宜。 “王率众官请圣安礼，然后与天使行宾主之礼，就坐三献茶，即辞去。”（84页）“就坐”与“三献茶”为此种仪式所进行的两个步骤。“就坐”为一句，其下宜加逗号。 “十六日……天使出馆，各庙拈香答谢国王。”（84页）“各庙拈香”与“答谢国王”亦是两件大事，不宜混为一谈，应用逗号断开。 “捧招官授诏与副使。”（86页）“捧招官”为“捧诏官”之误。 “其舍宇四面卸水者居多。”（90页）“卸水”不词，当作“御水”，“御”通“禦”。此文前段言“北筑石隄如长虹，以御潮水”（83页）可为佐证。 “自称按司，名八重濑按司者，似乎彼国之诸侯也。”（94页）“按司者”三字属下句。“名八重濑”实为一句。 “平安大主有家将，名吉由，假缚龟寿为玉村之子，授献八重濑……吉由假降帐下。”（94页）两处“吉由”皆为“吉田”之误。查《续琉球国志略》卷三《人物》亦载有此事，正作“吉田”。 注释： [1] 按乾隆二十一年册封使团之副使周煌，编纂有《琉球国志略》十六卷。故此书称为“续编”。 [2] 可参看陈毓罴《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作者简介：陈毓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过专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等。 (责任编辑：admin) |